宋 黄仲元 撰
《春秋发题》
孔子曰：“文不在兹乎？”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此夫子述六经之本义。然自陈卫归鲁时年六十八矣，而《春秋》之修独后诸经。他经令弟子编集而后圣人为之裁正，《春秋》决圣人亲笔削，故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之名，非夫子名之，亦非鲁史名之。古者事为春秋，意上古以来皆然，特其书不传尔。韩宣子所见周《春秋》也，以鲁公纪元鲁《春秋》也，夫子所修者是已，不然，则宣子所见平王以前之《春秋》，东迁以来鲁无有矣。总一岁上下而谓春秋，此亦天地间自然名字，当如此。但既经圣人手，平心直记，言约事实，善恶自见，无非天理之自然。
说《春秋》者，于千百载之下，而欲逆推千百载圣人之心，又恐夫子当时之意或不如此，不若以夫子之言断《春秋》，只把《论语》一书便自好看。《尧曰》历叙尧舜禹汤武之传，自谨权量而下，皆是王道绳墨，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是《春秋》张本。《八佾》一篇多寓微意，而“不如诸夏之亡”一句，使人凛然。齐晋谲正二字，与夫“如其仁，如其仁”之称，“微管吾其”之叹，断尽伯者功过。至谓“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盖三世希不失矣”，而《春秋》始中终备矣。故有隐桓庄闵僖之《春秋》，有文宣成襄之《春秋》，有昭定哀之《春秋》。自隐之元至僖之末，凡九十六年，而天下成乎伯主；自文之元至襄之末，凡八十五年，而天下成乎大夫；自昭之元至哀之末，凡六十一年，而天下成乎裔夷。世道三变，《春秋》于是终焉。
大抵《春秋》一经，开卷纯是乱世时事，王室之盛衰，诸侯之离合，裔夷之更代在焉；世家之始终，制度之沿革，礼乐之变更在焉；天人之应验，气数之转移在焉。此皆关于世变之大，《春秋》伤之。窃尝以天意观《春秋》时，正如开赌场相似，齐并国多少，晋又并国多少，楚又并国多少，如鲁、如郑、如宋各有所并，恰如赌场中得大小采，到得卷尽时，并更未了，在这世界安得不乱？但当时小国介于大国，奔命不暇，犹足自维持数百年，此势又如稻塍，各有界分约束，卒不能坏，不比后世如万顷陂，要起卒起不得，一起遂汹涌，更没奈何。自周之东，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王室之乱凡四，犹绵延二十四君不绝如线，盖自平王而下，皆庸君也，虽非大恶，而天下之为恶者皆得以肆其恶，故中间有许多争夺。周之亡虽缓，而当时民生之害亦深。
又尝以地气观《春秋》时，齐强而伯，其气兆于山东，逮河则晋伯，宋暂一哄，又逾而西，穆公盛矣，而楚在荆湖南北之间，崛强久矣，而碍于齐晋，晋衰而楚伸矣，吴兴于东南，吴兴而齐楚二方有难，越继起而吴歇，此亦非偶然者。
又尝以人事观《春秋》时，何异一傀儡棚，入《春秋》初，诸侯争哄，更无统属，及伯者兴，方有畏惮，齐桓与楚争一哄而散，晋文又与楚争，齐楚之争不久，晋楚之争甚长，然终至于和而后已，晋楚方已，吴又兴矣，吴楚既一哄而散，越又一哄，鲁于隐之世犹能令，齐桓之世始与齐抗，庄闵僖之世常事齐，僖之末至文宣常事晋，成襄昭兼事楚，定哀事吴，哀事越，哄则与之俱哄，和又与之俱和，可付一笑。夫天运于上，先春后秋，未尝一年错缪，而地气回转，东趋而西，西趋而南，北之间又趋而东南矣，人又陆梁叫号其间，纷纷扰扰，靡所宁止，谓之何哉？故二百四十二年间，纯乎剥者也，阴愈进，乱愈甚。或犹曰：“《春秋》之极而有麟焉，可以观性与天道矣。”吁，缅哉！邈乎！邈乎！缅哉！
《春秋》为麟而起，止乎？为臣子而作乎？夫子不幸生乎王法不行，乱贼横恣之世，笔削鲁史之志久矣，然犹冀列国之君有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仗讨贼之义，至于斋沐之请不从，然后知天理民彝将尽泯灭，于是不得已修鲁史，获麟之事适值其年，又当其会，而公羊指为夫子作经之证。汉儒假托谶纬，遂谓获麟之后，得血【阙】书端门之命，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而成，始于春，成于秋。杜氏亦承余窍，因谓所感而起，所以为止。然则当时若不获麟，《春秋》可无作乎？孔子修《春秋》，但书获麟，孟子正人心章明言臣子乱贼，孔子作《春秋》，后学不信孔孟而信汉儒，此邪说所以坏经也。昔胡氏《春秋传》成，朱晦庵曰：“直是夫子亲出来说，方敢尽信。”仆谓《春秋》为请讨陈恒而作，虽夫子再生，亦必曰然。若夫《春秋》之终，适值卫辄来奔，圣人特笔一事于其末，此正夫子正名之义【读《论语》二章自见】。左氏去孔子之世为近，故传《春秋》终于此，笔得其实也。杜学左氏者，不信左氏而信公羊，以为弟子采摭获麟后事以续夫子之经，孔门子夏一辞莫赞，他弟子必不若是谬妄，是则《春秋》之作止也，不可不辨。
《五伯》
五伯之称有三。杜预注左氏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赵岐释孟子曰：“齐桓、晋文、宋襄、秦穆、楚庄。”荀子《王伯篇》曰：“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按《史记》，《楚世家》昆吾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左氏传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杜注殷末豕韦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于杜，为杜伯。论三代时五伯，杜之说非远而无据，谓之伯者，天子命之以长诸侯，如齐桓、晋文亦是周王命之为伯。自霸之名立，则是以智力把持天下，争雄中国。宋襄图霸不成之君，盂之会楚人执之，释之如戏婴儿，是以不得志乎泓，何尝可谓之霸？荀卿生于战国，去五伯为甚近，其言似足信，考之于经，吴则黄池之会两书于越入吴，卿之言近矣，而未尽也。
论春秋五伯，当以《史记》为证。《史记》自东迁以前皆纪周事，东迁以后杂记诸侯，凡齐桓、晋文、秦穆、楚庄一一具载，所以见伯□与王室相为盛衰。迁之言曰：“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盖为书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张本，则宋襄之不列于五伯明矣。及《吴世家》却载夫差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则五霸合以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夫差为五【此有汉史可证，汉史注五伯有三表适成强于五伯，师古曰：伯读曰霸，五伯谓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诸侯王表衰则五伯扶其弱，师古曰：此五伯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地理志春秋时五伯迭兴，师古曰：此五伯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今以春秋始末考之，合以夫差与桓文穆庄为五】。
今考《春秋》，齐之霸以僖九年葵丘之会而盛，晋之霸以僖二十八年践土之盟而盛，秦之霸以文三年焚舟之役而盛，楚之霸以宣十二年邲之战而盛，吴之霸以哀十三年黄池之会而大。故庄僖而后，政出齐晋，圣人书法自是一变；文宣以来，权在秦楚，圣人书法自是再变；吴自成七年伐郯始见于经，自是而后，圣人书法又三变矣。盖至于黄池之会而极，《春秋》所以以是终焉。
虽然，《春秋》经于文三年第书“秦人伐晋”，何尝有一大盟会霸诸侯？谁谓《春秋》而与秦霸？邲之战，晋师大败，以夷狄而败中国之师，此《春秋》之所深痛，谁谓《春秋》而与楚霸诸侯？泯泯制命在吴，吴之会莫盛于黄池，而其亡也，亦自黄池之会，谁谓《春秋》而与吴霸？秦、楚、吴皆夷也。说《春秋》者，只当论齐、晋二伯，不当言五伯。宾媚人言四王之王，五霸之霸，孟子言五霸三王之罪人，是合三代时说。夫子曰：“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此二句固是二伯断案，然笔削之际，明示万世法戒，略不少假于二伯。葵丘、践土例书曰“盟”，则盟誓岂仲尼之所取？而其罪又在于致宰周公与召天王，当周不竞，所赖扶持王室者二伯也。小白不朝，重耳召狩，《春秋》又何望哉？谁谓《春秋》而与齐、晋？大抵《春秋》借事明义，有可以为人君之训者，有可以为人臣的训者，有为人父立法者，有为人子立法者，不明此义，区区计二伯之优劣，与谓《春秋》为五伯之刑书者，皆非深知《春秋》者也。
《易书诗春秋》
经者，载道之书，亦论世之书。读经者，不论其世，可乎？仪礼非完书，乐缺逸无传，六典或疑为莽之事、歆之文，礼记又杂出汉儒之采缀。且以易、书、诗、春秋言之。
子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此一句是易中总脑处。干、姤、坤、复、泰、否、既、未，阴阳回旋，民生与焉，这是世道大忧患。伏羲先天一图，勘破于倚伏之中，但未有文字写出。文王系彖辞，便思所以处天下之忧患，明夷又自处一身之忧患。周公系爻辞，有吉凶、有悔吝，又一爻有一爻之忧患。夫子十翼，观变玩占，又是教人处忧患。学者读易，反身修德，思忧防患，于干当恒易以知险，于坤当恒简以知阻，干之惕厉、亢悔，坤之坚冰、战野，一一是处忧患，六十四卦皆当如此看。尽观六画，默参人事，泰与既济，把做尧舜禹汤文武成康时看；否与未济，把做春秋战国时看；干之姤，把做晋与三十国与唐宋五代时看；坤之复，把做秦汉隋唐交接时看，方解得环中意。有天下者，善变之，则否为泰，未为既，姤为复，坤为干矣。
书于虞夏，浑浑；商，灏灏；周，噩噩，气象自是迥别，时世亦大不同。尧不能无水患，舜不能无征苗，甘之誓，逆境也；洛之畋，危机也；鸣条之师，又一亡一存，一废一兴矣。太甲桐居，前此所无；盘庚五迁，澒洞几不可掇；祖甲立而周文已生，微子遁而天命既错矣；武告成，箕陈范，前编后系，既有所属，三监、淮夷之畔，犹多外惧内忧，卜涧、卜瀍，方归奄，多士、多方，不作顽者犹未必格，忱者犹未必劝，锡晋圭瓒，虽存周旧，东迁于此乎始；二誓之录，非望鲁也，非喜秦也，伤周之不复兴也。试自尧典至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处兴亡盛衰之变，大抵有人则济，无人则否，皋夔、稷契、伊傅、周召辈，人天之生不数数也。
诗以变风继二南，家道之失常也；列卫而着邶鄘，吞并之始也；诸侯相并，则无周郑与王俱东，故王郑次之；周一东而齐晋迭伯，齐先晋后，晋衰秦伯，秦歇楚兴，灭陈而县，故齐、魏、唐、晋、陈又次之；诗亡而乱极，郐曹所以思治乱，极而治必有救乱者出，救乱而归之正，故豳为变之终、雅之始。文武忧勤者也；成王持守者也；六月诸诗，虽中兴之基，亦易衰之渐；节南山以下，由朝廷而四方，既先慢其经界，又并与礼乐刑政荡然弃之；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尚忍言哉；卷阿后，唯云汉、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略有兴复规模，以后稷、公刘数世积累之艰难，宣以前厉坏之，宣以后幽坏之，故幽之后无雅，成之后无颂。圣人序诗，盖专为西周设也。诗亡然后春秋作。
春秋始周郑，中齐晋，终楚吴越。入春秋，鲁最强大，犹能令，齐桓而下，齐鲁始抗，庄闵僖之世，鲁常事齐，僖之末至文宣，鲁常事晋，成襄昭兼事楚，定事吴，哀事越；郑介于齐晋楚之间，齐始伯，晋次伯，郑奔命二伯国与楚之不暇，齐晋与楚为敌者，齐晋衰而楚强，楚微则吴盛，吴弱则越大。晋之伯异齐远甚，桓之正尊王室，文之谲微王室，无桓周灭，有周桓贼桓，卒伯衰，周之不幸，以桓之不幸也；桓之不幸，以管仲之不幸也。虽然，隐桓庄闵僖之春秋，此一时也，天下成乎伯主者，九十六年；文宣成襄之春秋，又一时也，天下成乎大夫者，八十五年；昭定哀之春秋，又一时也，六十一年间，世道大变，而春秋亦异论。而至此，易不必说九六，说蓍衍，说象数，须晓得世运未有纯阳而无阴之时，亦未有纯阴而无阳之时，气化相禅，岂人能测；书不必说制度，说礼乐，说政刑，须晓得商革夏，周革商，是一大盛衰，三代中间凡几变故，又是小小盛衰，此几至可畏也；诗未便说比赋兴，说鸟兽草木，且看如何是二南时诗，如何是变风时诗，如何是幽厉时诗，毕竟有个大关节处；春秋未便说夏时周月，说名氏地理，且看春秋有齐晋时如何，毕竟是一犬断案。合而观之，天地中间，治日常少，乱日常多，人事得失，趋乱常易，趋治常难。书之秦誓，即易之未济也；诗之王风，即书之文侯也；春秋之鲁隐，又诗之自幽王以后也。天时迭为消长，圣经更为污隆，时之既往，亿千万年，时之未来，亿千万年，圣经无一日而不在天地间，各有生长收藏，使有通乎四经者，古今之在天地间，只一旦，莫天地终乎终，安知天地不始乎始，亦可因斯文而观世变矣。
《经史》
夫子未生之前，易、诗、书、礼乐有之矣，春秋则鲁史之旧也。夫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初自齐反鲁时年四十三，自卫归鲁时年六十八矣。乃叙书传，礼删诗，正乐，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及庚申西狩，始修春秋，则夫子经成于暮年，易最后，春秋又其晚笔。然圣人述作之意，尽在鲁论二十篇。作者七人，所以推原前圣创始之由，述而不作，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附昔贤之列。吾不试，故艺，言道不见用于当时，故修六艺以诏来世。小子成章，不知所裁，此为著述而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此欲定四经时语；语太师，乐雅颂得所，关雎之乱，不淫不伤，三百一言，曰思无邪，此正删诗时语；泰伯篇末，尧曰首章，历历叙尧舜禹汤文武之盛，此盖定书时语；杞宋文献足，则能征，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在齐闻韶，武未尽善，明礼正乐于此乎见；加我数年，五十学易，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文王既没，文不在兹，赞易十翼，于此乎始；告公与二三子，适值获麟之岁，于是志在春秋矣；礼乐征伐，自诸侯而大夫而陪臣，三桓之子孙微，齐晋之正谲，此又修鲁史时语，而时辂冕舞，又损益以为百王大法，夫子之深谋远虑乎哉！惜也，年运既往，生不留今，秦之焚民间书耳，项之炬博士所藏烬矣。诗则后儒以圣人之所删者杂之书百篇，而亡其半；礼逸而以小戴书官待世；乐咸无焉；易有坠简，有脱字；春秋经文残缺可疑，于是六经遂为不完之书。然礼乐与易经也，而诗、书、春秋史而经也，阙其疑而守其信，是在善学者之自得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