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黄仲元 撰
诗二南
《诗》与他经不类，皆隶于声。南，古乐名。季札观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及见舞象箾、南籥者，南籥与武、濩、夏、韶等。《周南》《召南》皆依其本国歌所常用声，南籥自是文王乐，《周南》《召南》自是《周南》《召南》之声。《鼓钟》诗以雅以南，刘氏释曰：“南如《周南》之南，则南与雅对，正合诗中乐诗之名。”
曷谓《周南》《召南》？周、召，古地名。郑氏谱：周、召，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是也。岐地，江汉、汝水皆在其南。自周以南，近于东，故江汉为《周南》诸国之地；召南近西，有江、沱，无汉、汝，故江、沱为召南之地。二《南》之诗，非出于一国，或得于《周南》诸国，则总曰《周南》；或得于《召南》诸国，则总曰《召南》。而其诗各从二《南》之声，故乐章以南名之，非徒诗也。《乐记》曰：“武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 则周、召之地为二公采邑，而非因二公名也。牵于二公之说者，误矣。
仪礼乡饮酒、乡射、燕礼，工歌、间歌、笙终皆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燕礼又有房中乐，郑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周礼・乐师》：“凡射，王以《驺虞》为节，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皆视乐奏而为作止。” 泥于风雅颂之名者，亦误矣。
大抵二《南》、雅、颂三者，皆声。古人歌诗以声为本，以声歌诗，则亦以声类诗。二《南》之诗，作者固不止一人，而累累乎贯珠，若出一手。自《麟趾》以上，应于《关雎》，凡十一诗，皆《周南》声；自《驺虞》以上，应于《鹊巢》，凡十四诗，皆《召南》声。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为与不图，为乐之至于斯。” 之为字同有作之义，则翕纯皦绎，有器与声，非但歌咏而已。曰：“《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盖言乐之声，未尝言诗之文义。古乐不存，讽诗者少，诗非章句胶之也，有汲新之法焉。其声一，吾以正通之，《周南》自《周南》，《召南》自《召南》；其声别，吾以曲通之。二《南》又就合乐看，二《南》诸诗，概出于小夫贱隶、妇人之言，明白易见。大率三章、四章、一章，大率四句，辞俱重复相类，流之、采之、芼之，与居之、方之、盈之，此直换韵耳。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与百两御之、将之、成之，诗人所言止此，必有言外之意。《麟趾》三言 “于嗟”，《驺虞》两言 “于嗟”，“于嗟乎驺虞” 与 “于嗟麟兮”，句法微别。《麟趾》三章，首尾皆以麟形容之，意味又最深远，其音韵尚可求也。
每谓读《周南・关雎》诗，未作后妃看，且按诗文作窈窕淑女看，看到《麟趾》诗说公子，却作公子看，又未作王者之瑞看。读《召南・鹊巢》诗，未作夫人看，且按诗文作之子于归看，看到《驺虞》诗，却就 “于嗟乎驺虞” 一句看，又未作文王之囿看。盖二《南》之诗，必古诸国之诗，非特出于文王之世，又不可以后妃、夫人为拘，尽撤诸序，专读本文，到自家不知手舞足蹈处，方为有得。若泥于文王，何彼秾矣一诗当作何解？若拘于后妃，《卷耳》怀人、《樛木》君子又作何训？细把二《南》篇篇看过，又看《关雎》《鹊巢》夫妇人伦之始，二诗夫妇之始，《关雎》不言后妃而为后妃之德宜如《关雎》，《鹊巢》不言夫人而为夫人之德宜如《鹊巢》，斯兴于诗者也。看了二诗，只看《关雎》，衽席至微也，亦至显也。毋谓言不足忌，有耳属于垣者；毋谓屋漏不足愧，有相在尔室者。此诗又为国风之始，二雅之始，颂之始。然观诗不必拘泥，《大学》《中庸》引诗，触类借用，岂必与诗意尽合？苟有会心之意，自然感发。读《关雎》，只作《关雎》解诗，岂善读诗者？仆每谓至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掩卷再四，深省我辈领此意否。
《淇奥》 《宾之初筵》 《抑》
学欲切，思欲近，六经皆然，《诗》较切近。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诗》皆道其常而伤其变。学者不于此感发良心善性，而思以尽天伦之重，所谓切近，果何等事？虽然，切莫切于身，近亦莫近于身。君子所贵乎道者，动容貌也，正颜色也，出辞气也，三者不谨，其何以行此五者哉？
尝诵其诗，尚友古之人，于卫武公三诗而有得焉。看三诗当作三节看，《宾之初筵》是武公悔过时节，《抑》诗是武公修德时节，《淇奥》是武公成德时节。《宾筵》是武公自悔之诗，《抑》是武公自戒之诗，克治之功愈精而愈深，存养之学愈敬而愈严。其所以克治者，只在威仪言语上；其所以存养者，只在谨独上。《淇奥》是卫人美武公之诗，所以形容其威仪之可则，言语之可法，而深叹其盛德之至，自克己存养中来也。
细看《宾筵》五章，即是两节，上两章言古者饮酒惟射与祭祀始如此，终亦如此；下三章言饮而失德，威仪于是乎愆，言语于是乎妄。《抑》诗十二章，初言修身谨言之方，中言谨独修德之事，末言听谏之切，一节紧似一节。盖人有循规蹈矩而或至于失色失足者，酒困之也；人有讷若不能言而或至于失口者，酒乱之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此射时饮酌；彼康爵，以奏尔时，此祭时饮，使专若斯时也，何害于饮？今未醉止，反反抑抑，迨既醉止，幡幡怭怭，盖已失其常度矣。弁俄而侧，舞僛而傞，载号载呶，匪言而言，谓之何哉？此《宾筵》所以因饮酒而悔也。饮酒孔嘉，维其令仪，将之以其德，庶乎非礼勿动，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恐之以必无，庶乎非礼勿言，此诗醉者之状形容尽矣。武公饮酒宁至斯极，自悔之辞乃至于此，亦谓人之为人，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也，少或颠倒谬误，不狂则妄，尚得谓之人与？想武公是一个朴讷底人，亦是一个明决底人，未至齐圣温克地位，饮酒不无小愆，才觉便改观，三爵不识，矧敢多？又两句，则知武公非湎于酒而能刚制乎酒矣。武公之不敢过于酒者，正欲其修德也，德内也，威仪言语外也，制乎外所以养其中，《抑》之戒又严矣。一章曰：“敬慎威仪，维民之则。” 盖诚足以感人者，言动之毋自欺也。三章曰：“颠覆厥德，荒湛于酒。” 盖荒湛于酒，则屡舞矣，醉言矣，于德乎何有？四章曰：“洒扫庭内，维民之章，衽席之上，苟有惭德，闺门之邃，苟有戏言，皆非洒扫庭内者也，用戒戎作，则又干戈省厥躬也。至五章曰：“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六章曰：“无易由言，无曰苟矣，言之不可不谨又如此。虽然，威仪如之何而敬，出话如之何而谨？其道自谨独始，视尔友君子，辑柔尔颜，不遐有愆，此犹畏谨于手目指视之时也；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曰不显，莫予云觏，读至此章，此《大学》正心诚意之极功，《中庸》戒惧不睹闻之地，而武公能之，则亦圣贤之徒矣。言之不足，又屡言之，辟尔为德，俾臧俾嘉，淑慎尔止，不愆于仪，臧也，嘉也，皆善也，止止其所也，不愆不逾则也，《大学》所谓止至善者也，德之所以止至善者，温恭其本也，故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 武公之德有自来矣，末三章犹拳拳纳诲，不以老耄而已，于学何哉？盖德之不修，武公之忧，过之不闻，亦武公之忧，靡哲不愚，圣狂之分甚可畏也。反覆一诗曰：“昊天孔昭，公之心与天，出王衍也；” 曰：“神之格思，公之心与神，洋洋左右也；” 曰：“敷求先王；” 曰：“质尔人民；” 曰：“谨尔侯度。” 公之心又惟恐不合乎古人而无以为四方训也。一边作克治工夫，一边作存养工夫，俛焉孳孳，不知老之将至，公之德所以月异而岁不同，进进而至于《淇奥》之盛也。
《淇奥》緑竹，此只是兴起，不必把《淇奥》作涵养浸润形容美武公之德，亦不必把緑竹形容武公文章之焕于外，亦不必以竹始生而兴学问自修之益，以竹坚茂而兴服饰之盛与其德之称，以竹至盛而兴其德之成。有斐君子，一句止是说和顺积中英华发外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武公说，《宾筵》诗全是克治工夫，《抑》诗全是内外交养工夫，切之而复磋之，琢之而复磨之，愈精愈密，直到至善地位，切磋是始事，琢磨是终事，一生受用皆学问自修之功，工夫如此其至，故矜庄严毅，恂栗之有诸中，光明宣着，威仪之形诸外，瑟僴谓戒谨其所不睹，恐惧其所不闻，赫咺谓睟面盎背而施于四体，终不可喧兮，谓德极其盛，善极其至，故孚诚所感，辉光所被，其洽民也深，人自爱之而不能忘也，便是《抑》诗所谓 “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二章言其威仪服饰之盛，则以充耳琇莹，弁如星美之；三章言其德器之成，则以如金如锡，如圭如璧美之，琢磨犹有待于用力，金锡圭璧则混成矣，瑟僴犹有待于矜持，今则宽绰而有敛束不迫之意，戏谑而有庄厉难犯之色，非盛德之至乎？夫声色之化民，末也，今一言一动之微，而能使人敬慕如此，武公何以能若是哉？不有《宾筵》诗，何以善谑不为虐？不有《抑》诗，何以赫咺而有斐？故观诗人之美《淇奥》，当先自二诗观之，看《淇奥》与看《抑》诗别，看《抑》诗与看《宾筵》诗别，武公一人也。初看《宾筵》诗，如小儿学步，动足未免蹶踬；及看《抑》诗，如三日新妇学作举止；到看《淇奥》诗，如端人正士应规入矩。但看《宾筵》说醉乱气象为何如，《抑》诗说敬谨气象为何如，到《淇奥》诗便说君子气象又何如？甚矣，威仪之不可忽也，言语之不可易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则，貌言物也，有则存焉。赵孟语偷，穆叔知其必亡；晋侯受玉惰，内史过知其无后。春秋时每每以此观人，成子受脤不敬，刘康公曰：“吾闻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礼义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 春秋时犹有识此等道理，白圭之玷，南容三复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贡言之，曾子又言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子思言之，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子思又言之，学诗如容如赐如参如伋，可也，否则，诗有美刺，古人之臧否也，于我何预，奚其切，奚其近？虽然，学未至于《淇奥》，毋戏戏，害德之端；饮遇乎《宾筵》，毋醉醉，伐德之贼。《抑》之作，武公逾九望百之年也，以武公进德之心，严于既髦，学者年少气锐，修身谨行，迁善改过，当若何而可？慎尔出话，敬尔威仪，若易也，实难也，而谨独之学尤难，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此大小人事，当于至切至近处求之。若夫诲谆谆，听藐藐，武公之所惧，亦吾党之所惧，敢与同志勉之。
《书发题》
《书》有古今，不胜其多变矣，中更残缺，诸儒勤而缉之。有上古帝王之书，则典谟训诰誓命之外，有三坟等书及刘向所录周书七十一篇是也；有夫子笔定之书，则昔之百篇为科斗文是也。自百篇已定之余，旋经秦火，复出汉壁，而百篇又非夫子之旧矣。故有伏生口授之书，而晁错以意属读之者是其一也；有孔壁复出之书，而孔安国变科斗为隶，古谓之隶存古，是其二也。二者所传，或三十三篇，或五十八篇，则百篇既损而又损矣。
然伏生齐人也，齐人语异，口相传授，必有遗失，自晁错己病其不可尽知矣。幸而继出于屋壁之藏，而汉人已无识科斗书者，孔安国始以所闻伏生之书，因义考文，定其可知者，更以竹简写之。方伏生口授之书已失其本经，所闻者既非真，而古文又非后人之所易晓，则更定之间，岂无有差失者乎？伏生之授如彼，科斗之传又如此，沿流求源，得一书而读之，亦云勤矣。奈何巫蛊之祸方兴，是书之传，天其秘诸天下后世，又安知有张霸伪书乘漏抵欺，而得以惑世乎？
大抵汉晋儒者，犹未见古文。若《大禹谟》，孔壁续书之首篇也，地平天成，而杜预谓其逸；载见瞽瞍，而赵歧谓其逸；关石和钧，载于《五子之歌》，而韦昭谓其逸；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见于商书，而郑康成谓其逸。若是者，皆未见孔壁续出之书也。
《费誓》三篇，虽非伏生所传之旧，而古文犹有存者，“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苌弘能道之，杜预以为今《费誓》无此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单襄公能记之，韦昭以为今《费誓》无此语。若是者，皆未尝见古文《费誓》也。
贾逵《尚书》之疏，以火流为乌，为周之瑞，服虔释《左传》之文，以乱其纪纲，为桀时，其伪妄有如此者。刘歆作《三统历》，引《武成》而有 “五日甲子，咸刘商王受” 之语；郑康成注《禹贡》，引《胤征》而有 “厥篚玄黄，昭我周王” 之词，其乖牾有如此者。若是者，皆未尝见孔传也。是则两汉以来，能及见古文者，什一以伪传伪者是也。
至晋齐之间，是书渐出，而《舜典》犹失，至开皇始大备。自汉巫蛊事起，至隋开皇二年，凡六百七十余年，向之五十八篇，乃始克传于世。至天宝，复废古文，以今文代之，而颇改其词【如王道无颇，改为无陂】，古文由此遂绝，则今之所传者，又复非安国之全书矣。嗟夫！安国定古文，已非孔壁之全；天宝易今文，又非安国之全。使千载而下，博观载籍，引经考古，孰从而定之哉？
《武成》 《洪范》
六经俱非全书，《尚书》一经，越自难看，难看中却有好看处，好看处须从大关涉处说来。且把《武成》《洪范》二篇看，武才告成，便访《洪范》，这处书之次序尽好。
《武成》篇简册，或有错乱，经文或有缺逸，或从本经次序，或从刘氏、王氏、程子、蔡氏改正，皆可以通，但须晓得《武成》大意的在何处。
《洪范》篇九畴之文，龟背所负，自洛而出，或以为六十五字，或以为三十八字，或以为二十七字，俱不必泥，但须晓得《洪范》大纲的在何句。
盖《武成》是武功之已成也，此书是定天下大大底规模。武王伐商才了，便偃武修文，此一着是武王智识高远，盖以示天下不得已而用之之意。次祀庙，次柴望，次百工受命，次反商政，次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次散财发粟，次封建诸侯，位序官联，次具民教，次尊用贤德，详悉周密，甚么次第，有大经略，有大智虑，方能如此立经陈纪，洪大也；范法也，此书是治天下大大底典法。武王整顿人事才定，便访问彝伦，此一着武王的知道统在己而不在人，在天而又不在己，极之不建，则彝伦斁；极之建，则彝伦叙。禹传之汤，汤传六百余年，亦惟箕子得之。故道不可以不任，范不可以不访，天下亦不可舍此以为治。箕子亦谓道不可以不传，畴不可以不演，天之理，人之用，今不可以不明天之所畀者，数也，而理也在其间。禹之所叙者，彝伦也；箕子之为武王陈范者，又彝伦之义疏也，句句是用，亦句句是理。
自初一曰以下至六极，九畴之纲；自一五行以下至终篇，九畴之目。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行参五事，而后天人合。八政，则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纪，则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极者，君之所以建极；三德者，治之所以应变；稽疑又以人而听于天；庶征又推天而征于人；福极又人感而天应。五事曰敬，所以诚身；八政曰农，所以厚生；五纪曰协，所以合天；皇极曰建，所以立极；三德曰乂，所以治民；稽疑曰明，所以辨惑；庶征曰念，所以省验；五福曰向，所以劝；六极曰威，所以惩。五行不言用，无适而非用；皇极不言数，非可以数明。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协之以五纪，皇极之所以建；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验之以庶征，劝惩之以福极，皇极之所以行也。
天地开辟，帝兴王起，孰能加此？故武王之问，为道也，为天下也，为后世也；箕子之陈，亦为道也，为天下也，为后世也。甚矣，天之未丧斯文也！修文二字，岂但如孔传所谓行礼射设庠序而止，《洪范》彝伦，正斯文之所在，重民五教，又彝伦之所在，此《武成》之后所以继之《洪范》，而《洪范》所以为道统之书，武王所以为皇极之主也。
夫图之出河，书之呈洛，当时必粗有八卦、九畴之象数，以发伏羲、神禹之智，故羲因之而画八卦，禹因之而作九畴。千余年后，有文王而得伏羲之妙，有箕子而得大禹之深意。文王事商为三公之日，与箕子为僚友，议论尝及此矣。文武父子之间，又安得不以此为言哉？故《武成》克商，未及一事，首释箕子囚，武王正□访范地也。箕子遇武王而不传，又谁传哉？此《武成》之后所以继之《洪范》，而《洪范》所以为道统之书，武王所以为皇极之主也。
吁！世有古今，道无绝续。殷之末，周之兴，文王传易，武王传范，一圣人各了一件大大事，固天意也。然必武王访箕子而后九畴之书出，设箕子后世亦无以见洛书之遗文，则箕子亦道统中之嫡传也。孟子《尽心》篇末，历叙群圣与见知闻知之妙，乃上及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箕子，何哉？岂《洪范》一篇，王访于箕子，箕子乃言曰：“夫子已叙于《武成》之后，照耀方册，千古不刊，正不待孟子之言而后传邪？” 道在箕子，箕子得传于武王，而为万世之治法；道在夫子，夫子不及行于当时，而仅托万世之空言。虽然，夫子之经不传，箕子之范乌乎传？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吾夫子之功大矣，猗欤盛哉！
《周礼》
礼书残缺，所存者三礼皆非全书也，而《周礼》之可疑者尤多。汉艺文志《周官经》六篇，未尝名曰《周礼》。河间献王传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儒林传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亦未尝言及《周礼》，不知《周礼》之名何始乎？《礼记》“经礼三百” 注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则康成名之也。古无《周礼》书，谁谓周公所作？三礼正义谓《周礼仪礼》并周公所记，又谓刘歆独识其书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考之歆传，无斯语也。疏家序《周礼》废兴，谓郑玄知《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临硕问难，则谓周公所定，亦始于康成也。
然是书之出始于何时？三礼正义谓汉武时有李氏获之上河间献王，独缺冬官，今传乃不载补考工记一事，岂所谓《周官》者是耶？艺文志谓孝文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大司乐章》，则文帝时是书已有传之者矣。真古书欤？否也。歆传哀帝初，王莽举歆复领五经，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又言歆欲立《左氏春秋》及《逸礼》皆列于学官，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或不肯置对，歆移书太常曰：“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藏于秘府，伏而未发，成帝发秘藏，校旧文，得此，或脱简，或间编，礼失求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 歆所谓逸礼，其《周官》乎？则又未立于学官也。王莽传莽奏立乐经，益博士员，征天下通一艺以上及有《逸礼》《周官》等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记说庭中将正乖谬，以一异说，则《周官》博士之置必始于莽时矣。疏家谓始于刘歆，成于初元，盖前此贾逵作《周官解》，故马融补《周官传》，不如康成之学行于世，则周、孔之学又盛于康成也。
读《周官》而不读郑注，非善读经者也。然郑之说经亦有五失：一引纬书，二引《司马法》，三引《春秋传》，四引《左氏国语》，五引汉儒《礼记》，贾公彦一疏又惟郑注是解，胥失之矣。姑舍是，读《周官》者多矣。是此书者，谓纲领尽见于序官之目，其所不可闻者，虽见于联事合治之间，其所不可紊者，亦定于分职率属之际，谓学者当以意会，毋徒从事于物仪事数之末，庶足以见成王、周公之心，谓有向上一截，然其中无所不有，方见古人开阔。非是书者，谓周制最大者莫若建都、封国、设官，今与《书洛诰》《召诰》《武成》《周官》皆不合，谓成王言六卿，何尝配天地四时，兵谓之夏，司空谓之冬，最为无理，谓男巫、女巫、方相氏，此何为者，谓天官却管甚宫壶，谓八法、九赋等事，无非以法、以利而已，又其甚者，谓莽之事、歆之文，以衰世之制为盛时之典，悖理伤教甚矣。
吁！礼非全书，出又最后，传者又最寡，此《周礼》之所以可疑。是之者或失之过，非之者尤失之过，此《周礼》之所以难讲。大抵此书不可不信，亦不可尽信，此书法令、政事所聚，如后来《百官志》相似，或出于政典，或出于九刑，或出于《司马法》，或出于《考工记》，有周公旧章者，有后来添续者，有春秋战国以来伪妄驳杂之书，与秦火之后掇拾于灰烬之余者，有出于汉儒私意欲用其师说者，有或利其购金而妄言者，后之作者纂其典章法度而成一代之书，故通谓之《周礼》。信者以为周公，非也；不信者以为歆，亦非也。读是书者，考其合于圣人者取之，不合于圣人者勿强为之说，而不可尽以为谬。此书今以进士举，列于学官，学者序为六籍，莫之少贬，随声窃响，一例诋訾，岂为尊经？开卷第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五句，便费解。说唐太宗与魏征问对，太宗如何断曰：“诚哉深乎！” 如何又语魏征：“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此五句上三句是一截，下二句是一截。建国二字，合天子与诸侯说，自王畿以至畿外大小之国，皆王者所建也。王者自治其千里，乃参日景而考极星，求地之中而辨方焉，乃右社稷而左宗庙，求朝之中而正位焉，于是有城郭、宫室之制，四面拱卫，莫不有体，谓之体国；于是有井牧、沟洫之制，纵横曲直，莫不有经，谓之经野。这是建国井地一时都了。王者不能以独治其国也，必有贤智为之臣，久于其官而不去，于是设六官而分之以职，爵秩之崇卑，以事之缓急，职掌之详略，因事之轻重，其体统正，其名分严，凡若是者，为民故也，故结之曰：“以为民极”。极如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千里之畿，地狭民寡，治之者众，上而卿，次而大夫、士，下而庶人之在官者，自百而归之六，自六而归之一，所操者至简，大者与之为大，小者与之为小，所行者至易，习之于尊卑等级之中，而消其亡等冒上之心，使之趋向定而分守安，民极于是乎立矣。合看，建国是总说，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是说王畿，不辨方正位，不体国经野，如何能设官分职？中国之体既正，居官有舍，食禄有田，然后可以居百官而临万民，所以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分下截说。此所以不封建，不井田，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未论《周礼》是周公作，假使出于汉儒解说及此，亦是晓得古人井田、封建意思，此五句与书中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 相似，古人作书皆有纲领，看此五句，《周官》备矣。故善读《周礼》者，是者是之，非者非之，非者吾未敢议，吾辈相与求其是可矣。
《小戴礼乐记》
《周官大司乐》【至】《司干》二十官
乐，六经之一，其书今亡【无字】，求之《礼记》仅有《乐记》一篇。马融以此足小戴礼，有河间献王之记，有刘向校雠之记录，博士诸生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二十四卷，此河间记也；天禄校书得二十三篇，此刘向记也。今此记所传合十一篇【自 “凡音之起” 以下为《乐本》，自 “乐者为目” 以下为《乐论》，自 “王者功成作乐” 以下为《乐礼》，自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 以下为《乐施》，自 “夫民有血气心知” 以下为《乐言》，自 “凡奸声感人” 以下为《《乐象》，自 “乐者情不可变” 以下为《乐情》，自 “魏文侯问于子夏” 以下为《魏文侯》，自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 以下为《宾牟贾》，自 “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 以下为《乐化》，自 “子贡见师乙而问” 以下为《乐师》。司马史记《乐书》共十一篇，皆为褚先生升降乱之，不似记文次叙】，则向所校自奏乐以至窦公不入记矣。窦魏文侯时人，至汉文时年已百八十余，其乐章即今之《周官大司乐》也。
然《乐记》与《大司乐》俱不可谓乐之经。史记正义谓《乐记》公孙尼子次撰，胡明仲谓是子贡作，或又谓非孟子以下不能作。大抵此记有出于《家语》，出于《荀子》，出于《易大传》与《文言》，河间集博士诸生所作，王定传之【定一作度，当考】，王禹又传之，至向之所校，亦不外于河间所记。又有所谓 “圣人曰”“君子曰”“故曰” 者，岂多采前言以备著作与？中间格言极多，意思极好，前辈亦谓当为《大学》《中庸》之次，注疏尽自可观，在人辨别得出。
若《周官大司乐》以至《司干》凡二十官，皆属宗伯，礼乐非二事也。司乐谓乐之大者，乐师谓乐之小者，大则律同声音、六舞之合，足以默交隐显之间，非探索乐理之至者不能也；小则步武疾徐之微，皆足以致养和平之德，非研穷乐理之微者不能也。故以下大夫主之。彼大胥、小胥者，随事大小而致察焉，无复用力于广大精微之妙，然上下相承，有不容缺。自司乐至小胥所掌者既乐之事，则乐事或奏或歌，必有所属，故奏歌其乐者瞽蒙也，相蒙而奏歌者眡蒙也，以奏歌而教蒙者小师也，使蒙有所取正者大师也。彼四命之大夫爵已重矣，而蒙之众凡三百人，列以三等，其上者才四十人耳。夫以懵懵无见之人，倾耳奏歌之节，心志之专，念虑之壹，妙足以得天地之中声，次足以辨声之上下，又次足以致讽诵之谏，古之神瞽，繇此其选，则太师之职岂为卑哉？
自太师至眡了既掌奏歌之节，则因其声之所合，达其声之所寓，度数齐量，要必有托，故乐器之制系于六律，典同又掌律同之和，律同不可偏废，而官独曰典同者，乐以统同为贵，十有二律之相配，必分其六以为同，然后取阴阳之合，阴阳合则生生之理为不息，故典同掌其来。
自司乐至小胥所掌者既乐之事，则乐事或奏或歌，必有所属，故奏歌其乐者瞽蒙也，相蒙而奏歌者眡蒙也，以奏歌而教蒙者小师也，使蒙有所取正者大师也。彼四命之大夫爵已重矣，而蒙之众凡三百人，列以三等，其上者才四十人耳。夫以懵懵无见之人，倾耳奏歌之节，心志之专，念虑之壹，妙足以得天地之中声，次足以辨声之上下，又次足以致讽诵之谏，古之神瞽，繇此其选，则太师之职岂为卑哉？
自太师至眡了既掌奏歌之节，则因其声之所合，达其声之所寓，度数齐量，要必有托，故乐器之制系于六律，典同又掌律同之和，律同不可偏废，而官独曰典同者，乐以统同为贵，十有二律之相配，必分其六以为同，然后取阴阳之合，阴阳合的生生之理为不息，故典同掌其和以为乐器度数齐量定于此而后他器从之。笙磬递发于乐作之时，钟镈交鸣于乐作之后，所以为乐之成。
然乐不至于说远人，则不止，则纳蛮夷之乐于祭祀、燕享，其极功与。然韎师、旄人、鞮鞻氏皆教夷乐也，而旄人继以籥师、籥章，鞮鞻氏继以典庸器、司干者，盖远人之服由文德以来之，彼慕德而来者，莫不目见声歌舞蹈之节，籥执羽而吹，则文舞于是乎寓，击土鼓而和，则诗章于是乎诵，皆以象文德也。至鞮鞻氏合四夷之乐以歌，则德化益远矣，典庸器所以宝其功也。先王长虑却顾，安不忘危，文事必有武备，司干又教之以武舞与。然事其事者又无非知理道、审物情者为之，如诗所谓 “俣俣执籥者皆硕人，阳阳执簧者皆君子也”。
虽然，有有声之乐，有无声之乐，《乐记》多说无声之乐，《大司乐》以下多掌有声之乐。缘古人于乐器数一一洞晓，而或简其义，故《乐记》推原乐之所自生，就心性情上说来，《周官》又恐人忽器数之末而不知一物各寓一理，故多教之同律、歌舞。
《乐记》第一章说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人生而静” 章说性、说好恶、说天理人欲，“乐着大始” 章说阴阳、鬼神、说天地之间动静，“乐不可为伪” 章说和顺积中英华发外，“乐以治心” 章说久则天，天则神，多少微妙，岂但如魏文、宾牟贾、师乙之论乐云乎哉？
乐以律为本，故《大司乐》以律同声音、六舞大合乐，太师亦掌律同合阴阳之声，掌鼗鼓、柷敔、埙箎、萧管、弦歌者有人，掌击颂磬、笙磬、编钟者有人，掌教吹竽笙、篴管、春牍、应雅者又有人，掌庸器、笋簴者又有人，清浊、高下、大小、进退，无非求合阴阳之自然。诗存则乐存，故太师教六诗，钟师奏九夏，籥章吹豳雅、颂，大射节以驺虞、狸首、车行合于肆夏、采齐，皆诗也。乐不舞则不成，故以乐舞教国子，以弓矢舞诏诸侯，又教小舞，又诏皋舞，又有帗舞、羽舞、皇舞、人舞，皆所以均调其血气，条畅其精神，涵养其心术也。
乐于祭为大，故天地、神祇、四望、先祖之祭，或荐或降，各有其序，一祭而奏一律，歌一同而舞一乐，而阴阳之声有分有合，相继者天之道，故于天神用之；相生者地之功，故于地祇用之；相合者人之情，故于人鬼用之。其六变、八变、九变各以数起，而非有难易之别，其一变至六变所致，盖乐奏之有条理，特想其所致之神必有先后也。
乐之器以精而寓于粗，乐之工由窍而入于妙，度之长短，数之多少，齐之轻重量之广狭，又皆起于黄钟之累黍，未可以形器视之也。然中和者，礼乐之原，《乐记》以礼乐为中和之纪，《周官》亦何尝舍中和言礼乐哉？乐导和也，而兼中言之，所谓阴阳刚柔、仁义靡不相备，然后可谓之乐，如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岂不是和即中之用，中即和之体，何尝分作两项？大司徒曰：“防伪而教之中，防情而教之和。” 大宗伯曰：“阴德以中礼防之，阳德以和乐防之。” 即是此理。郑注以中为忠信之忠，便是不识中字体段。但《乐记》于礼乐多对说，开了，如《大司乐》说 “教” 字、“道” 字、“德” 字，而乐德以中和为六德之先，便晓得体用一贯处。
吁！乐经虽亡，幸有此尔。他经如《孝经》《语孟》《诗书》言乐处尚皆可考，唯吾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而所正者亦无传矣。惜夫惜夫！况夫子时，乐一僭于诸侯，再僭于大夫，三僭于陪臣，春秋安得而不修？春秋书乐只三事耳：一初献六羽，二壬午犹绎，三去乐卒事。圣人斟酌轻重如权衡然，讥之不可胜讥，因其失礼之甚者而讥之，有制作之意，无制作之时，岂不又为吾夫子惜哉惜哉！虽然，乐之原立乎易，他日更仆言之。
《投壶记 射义记》
投壶与射属宾礼，亦属嘉礼。射者，男子之事，故古者祈子带弓韣，生子县桑弧。其成童也，教以射；其贡之也，试以射，则射非君子所可忽也。然射有大射、有宾射、有燕射，士无大射而有燕射、宾射，庶人无宾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此谓礼射。大射之侯栖鹄，宾射之侯设正，燕射之侯画兽以象正鹄。鹄取名于鳱鹊，正取名于题肩，皆禽之捷黠难中者，故以中为隽。其义则鹄者，直也；正者，正也。直已正志，然后能中。主皮者，无侯张兽皮而射之，主于获也。
记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 乡饮酒亦燕也，燕以娱宾，故饰之以礼乐，于是有乡射之礼，且以习容，且以观艺。礼不可无义，故明长幼之义焉。
投壶又射礼之细也，壶，饮器，亦所以乐宾，类于燕礼，以所饮之壶寓所投之矢，而制礼者因为之节文也。庭之修广，或不足以张侯置鹄；宾客之众，或不足以备官比耦，然其容体比于礼，其节奏比于乐，志正体直，审固求中，所以观德者，犹在此，古人所以不废也。
投壶之筹曰矢，胜算则马，赞其礼则以司射，实其算则以射中，弦其诗则以射节之《貍首》，鼓其节则以射鼓之半，而释算、数算、胜饮不胜，皆与射礼相类。其用鹿中者，投壶轻于射，故用中之下礼耳。
吾夫子射于矍相之圃，盖先行乡饮而后射也，观者如堵墙，则尚有在门外者矣。至于将射，则以司正为司马，司正以治礼名，司马以治兵名，燕礼事也；射，兵事也。未旅，士犹可入而与射，故子路执弓延射【此为司射】，有入不入及去者，入者之词，卒射，司马反为司正，然后旅酬。古者于旅也语，将旅，使二人举觯于宾与大夫，射事毕，则众宾皆在宾位，故公罔裘、序点举觯，有去者、处者、存者之辞。宾在门外，则司马誓之，使恶者不入；宾在位，则举觯而语者不复斥恶，但使善者处耳。
贲军亡国，则不知君臣之义；与为人后，则不知父子之恩。不知君臣之义，则不足以为君臣之鹄；不知父子之恩，则不足以为父子之鹄。夫射者，各绎已之志以为之鹄者也，不能是者，固不足使之观射矣。
幼壮者，自十年至于三十也；耆耋者，六十、七十也；旄期者，八十、九十至于百年也。幼壮者孝弟，耆耋者好礼不从不流俗，修身以俟者，德有立矣；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德有成矣。盖士之立于世，无恶者寡，无恶者有之，有立者又寡，有立者有之，成德者又寡矣。者，不疑词也，众之所辨，简别贤不肖，人之所难言也，故以疑词示之。其去者、处者、尚有存者，盖亦疑词也。射艺也，而可以分贤不肖者以此，故先王养人于无所事之时，使其习之而不惮烦，则不孙之行无自而作，而其用心也专，不之乎此，又之乎彼，久而安之，无往非礼，其不成德也乎？
投壶之礼虽杀于射，而主人奉矢三请，宾三辞而后许，拜受，拜送，般还以辟，有加于射者，不敢以礼杀而纾吾敬，此德所以修，交所以久也。投壶用射之中，中以所志为中，故亦以中为善。矢有本末，顺投为入，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宾主之义答矣；胜饮不胜，所以养不能也；多马有庆，所以尚有艺也【执之谓算，以计多少为义；胜之谓马，以胜敌为义】。其取一胜者，不用之马，而补胜党未足之算，又所以成人之美，而无欲多上人之心，可见矣。
鲁、薛之令，为年稚者戒也。幠敖、偝立、逾言，恐怠慢而不恭，常爵与浮，皆罚爵也。饮燕之间，易狎童子之心，易流，令之所以饰其敬，不令而责之敬，则近于暴，故令之而后罚。宾党为上，主党为下【射礼亦然】，主党在所投，宾党在所敬也。主人以仁接宾，则乐人、乐宾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属主党；司射，作人者也；庭长，正人者也；冠士，行礼者也；立者，观礼者也，故属宾党；壶以授矢，致乐者也，故主党执之；中以盛算，取胜者也，故宾党奉之。贵贱、少长之别，使人乐而不淫，敬而不衰，谁谓投壶特末技与？合二章而观，鲁、薛之令，所以教小学也；裘、点之语，所以进大学也。鲁、薛之词，详略虽异，而皆欲其礼之谨；裘、点之誓，疏密虽异，而皆欲其德之成，又使反而求之，皆不怨胜己者，归诸仁而已矣。艺云乎哉？世下俗偷，执射者或以为笑，投壶者反以为戏，此岂善习于礼者？古人一物各有精义，习礼不首其义，未知可乎？不也。
按大戴礼有《投壶篇》，小戴掇而用之，有些异同。如哨壶，大戴作峭字，是。大戴无薛令弟子之词及鼓节，却载《貍首》诗，与《射义》所载诗八句外，更有数句。射礼，天子奏《驺虞》，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苹》，士奏《采蘩》，而投壶特奏《貍首》者，盖取其乐会时也。大戴之言投壶，则曰：“嗟尔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饮强食，贻尔曾孙诸侯百福。” 其言与诸侯射礼相类，则小戴所记特大夫士之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