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
莫善于尧舜官人之法，莫大于尧舜安民之功。夫官人之法，非尧、舜所自为也，上考于古人，而官得其要；安民之功，非尧、舜所自能也，下总于大臣，而民得其安。盖能官人、能安民者，尧、舜之仁。合之与仁，而后可论唐、虞之治。夫尧、舜之知，以其不自用而取法诸人也；尧、舜之仁，不徧爱人、急亲贤也。不自用而取法诸人，是以官百之建，必稽于古；不徧爱人而急亲贤，是以内外之治，必总于大臣。盖不稽于古，则不能以简而御烦；不总于人，则不能自近而及远。一则知人之哲也，一则安民之惠也，非尧、舜其孰能之？或者谓古之时，官以云纪，而未尝有百揆四岳也；官以鸟纪，而未尝有州牧侯伯也。则是曰「揆」、曰岳、曰牧、曰侯，此唐、虞之制，而非古之制也，则未可以为稽古也。抑孰知稽古？稽其实不狥其名，求其心不泥其迹。吾想古之时，太朴未散，风气未漓，其建官有甚简，而政治有甚隆者，此后世所不能知，尧舜所独知。是以天下虽广，而建之官惟止于百。是唐虞之稽古，非若后世之泥于古也。尧舜以一心之微，而莅乎百官之众，安得人人而总之？内焉而总治有百揆四岳也，而尧舜无与焉；外焉而总治有州牧侯伯也，而尧舜无与焉。所谓有者，非徒有也，是人有才足以胜位也，而非虚位也；非徒有是名也，其德足以称职而无旷官也。尧舜所建之官，虽极于百，而内外总治之职，咸有其人。此非所谓能官人者欤？于是曰百揆者亮采惠畴，而天下无废事；曰四岳者「宾于四门」，而天下无凶人。州牧则曰「食哉惟时」，而十二州之民各得其养。侯伯则曰「各迪有功」，而五服之诸侯各敬其事。内外相承，而体统不
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以言庶政，则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而庶政和矣。以言万国，则五服四朝，黎民于变，而万国宁矣。此非所谓能安民者欤？世未有能官人而无安民之惠者，亦未有能安民而非知人之哲者欤？能哲而惠，吾于尧舜见之。尧舜之能哲而惠，是必于古人得之。故方其建官也，都俞吁咈，不使一职旷，尧舜之心，惟恐其不如古。及其至也，垂衣拱手，无为而天下化，唐虞之治，复何愧于古哉！降自夏殷，而官数加倍，是未能如唐虞之简矣。论其治功，则曰「亦克用乂」，是未能如唐虞之盛矣。成周之制，建官三百六十，而其职愈多；世变事繁，而其职愈重。然则三代之制，非不欲稽古也，不幸而居唐虞之后；三代之治，非不欲如唐虞也，不幸而去古之远。世道之降，帝王之分，呜呼甚哉！「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建大臣以任其参赞之职者，其选严；命大臣以佐其参赞之职者，其责备。盖明王之设官分职，无非欲其参赞天地之化育，大臣之参赞，又乌可无其贰哉！故其弼成于后者，正将以助大臣之有所不及耳。昔者周家建立三公之官，以讲明阴阳之道，经理邦国之大，而尽其燮理之职，其任至不轻也。苟非其材，则岂足以任此职乎？故不必其官之备，而惟其人之贤。则夫贰三公以范围天地之化而张大之者，以其有三孤在焉耳。自三孤之特建也，以之寅亮乎天，而仰不愧焉，以之寅亮乎地，而俯不怍焉。则其弼一人之道，亦无间于三公矣。吁！三公论道，而既重其职于前，三孤弘化，而复备其责于后。古之人所以能与天地参者，其以此欤。云云。见于周官之书，其意以此。尝谓阴阳之道，非人则不能以任其经纶之责；天地之化，非
人则不能以致其张大之功。上而一人，次而三公，其事皆所当任者也。然一人不可以无弼，三公不可以无贰，特建夫三孤之职，实所以上弼一人，而下贰乎三公者也。苟惟三孤之名不定，而使之属于三公，则其将助三公所为之不暇，又何以事其己职之所为乎？吾由是而知建官之制，至于成周而无弊也。今夫三公之位而谓之立者，何也？盖始辞也。三公虽非始于此时，而立为周家之定制，则始于此时也。师道之教训，傅之德义，保之于身体，名虽不同，而其人皆未易得也。是故三公之于斯道，既讲明之，复经纶之，而必尽其燮理之妙焉。盖阴阳以气言，而道者阴阳之理，恒而不变者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者是也。然经纶之用，藏于无迹，和调之妙，间不容发，又何待于论耶？盖论之云者，拟议以成其变化，讲明启沃而精一之也。苟非经纶天下之大经，参天地之化育者，其孰能与于此？故曰：「官不必备，惟其人。」盖古者建官惟贤，况以三公之尊位，而不在于得其人乎？位事惟能，况以三公之重任，而不求其人以称其职乎？与其苟且是官以充员，孰若阙其职以待其人之为愈也。苟惟其人，则官固无害于备，亦无害其为不备也。三公之官，夫既不求其备矣，则夫贰三公而谓之少师、少傅、少保者，容可不特建其职而定其名乎？夫谓之三少者，特其名数少贬，而非辽绝于三公者也。谓之曰三孤者，以其名位特立，而非统摄于三公者也。一则经纶于前，而一则弼成于后，此公孤之职所由分也。夫天地以形言，而化者天地之用，运而无迹者也。易曰「范围天地之化」者是也。弘者，张而大之之谓；寅亮者，敬而明之之谓。三孤之于天地之用既张而大之，于天地之形复敬而明之，则其弼一人而能尽其道矣。苟职之不专，名之不立，责之不重，则何以成其弘大之功，而致其寅亮之实也哉？抑尝考之，三公之设，其法已久，至成王而始参定，以为一代之定制耳。夫苟立之为定制，宜其有定人矣。而周公为师，召公为保，仅见于载籍之传，而傅无闻焉。其后周公既没，则以召公为保而已，而师亦无闻焉。何哉？盖非常之任，所以待非常之人，惟其非常之人，而后可以当非常之任。三公之不必备者，所以难其人也。于是而三孤立焉，所以贰三公而必重其责也。故太仪所掌，有孤伎焉，朝士所掌，有孤位焉，正之必有其贰，三公既难其任，而三孤则能分其任矣。成王训迪之际，既尊三公之至，而欲不敢以身烦之者，「弼予一人」之语，成王不与三孤言之，而谁言之耶？虽然，周官一书与周礼正相为表里。周官所载，自公而孤，自孤而卿，而于公特言其不必备矣，未始无常职也。而周礼所载，惟止于师，孤亦不言，是必有其说也。盖公、孤无职，卿则分职。公、孤命道，而卿则行其道也。公、孤是未定之佐，卿乃不易之官。或以卿而兼公、孤之任，亦不害其为官之不备矣。噫！论至于此，则周人立官之深意，岂不复明于千载之上也哉？
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内外之体统不紊，则远近之治效无间，此唐虞之盛所以为不可及也。夫朝廷之上，莫先于百揆，百揆既宅，而又承之以四岳，则内足以统夫外矣。九州之内，莫重于州牧，州牧既置，而又参之以侯伯，则外有以承乎内矣。内外之体统既立，由是而施之政事，则政虽不一而无不和。由是而推之天下，则邦虽有万而无不安。凡其庶绩咸熙，而黎民于变者，皆由其内外之相承，体统之不紊也。成王训迪厥官，而有及于此，其亦知所慕者欤？故曰云云。嗟乎！天下之大，人君以一身而加于亿兆之上，天地赖其位，万物赖其育，三纲五常，五礼六乐，无一事之非吾责也。唐虞之时，徒见庶绩凝而万邦宁，遂以为圣人垂拱无为之所致。呜呼！是岂知圣人维持当世，而措天下于平治之故哉？天下之理，变而后通，作而后应，未有不勇于有为，而后能安于无为者也。不然，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凡其孜孜焉命九官者，果何为耶？自今而观，「越在内服，百揆既叙」，则自天子而下，凡天下之事，无不在所揆度矣。四岳既布，则自百揆而下，凡州牧之官，无不在所统率矣。先之以百揆，次之以四岳，其内外体统为何如？越在外服，既领之以州牧，又分之以侯伯者，盖天下之州有九，州立之牧，则侯伯有所属矣。天下之爵有五命侯及伯，则州牧有所托矣。夫既先之以州牧，而又次之以侯伯，其内外体统为何如？夫惟内有以统乎外，则上之临下，犹身之使臂；外有以承乎内，则下之事上，犹网之在纲。夫如是，政事虽多，其有不和者乎？万邦虽广，其有不宁者乎？且见于设施者谓之政，布于天下者谓之邦。一事之乖其礼，非和也；一物之失其性，非宁也。今也不惟一政之和，而无一事之不和；不惟一邦之宁，而无邦之不宁。其治效之无间者如此。推原其故，盖有在矣。曾谓不能正内外之体统，而能致其治效之如此乎？其唐虞之际，于此为盛，而成王言之以训迪厥官，盖知所慕矣。且成王以幼冲之资，持盈宁之运，以言其内，则冢宰之统百官者，既无异于百揆；以言其次，则六卿之分职以率其属者，又无异于牧伯。彼其时异事殊，虽其官三百六十者，若繁于建官之惟百，然其制礼作乐而天下太平者，乃与庶政之惟和者无间也。既奏太平，而皆有士君子之行者，与万邦之咸宁者无愧也。后之论者，谓太和在虞、周，岂无谓也哉？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人君致治之要，不以备官为贵，惟以得贤为先。盖设官所以任庶政，苟非其人，则不足以胜其任也。是以成王训迪百官，谓夫古之明王，有以立天下之事也，非以其官之多，以其得人而已耳。夫苟得其人以任众职，则天下岂有不立之事者哉？然则人君之建官，亦惟取法于明王立政斯可矣。圣人知天下之事，非一心两目之聪明能辨，故设官分职以共治之。然事几之来无穷，任使之设有限，苟一官之不备，则一事为之不修，未有厌其繁而求简者也。岂知亿兆夷人，不足以救商之亡，而乱臣十人，反足以致周之盛。审如是，则建官者将以多为贵乎？抑亦得人为重乎？盖世有非常之事，必有待于非常之人。得其人，则一人任之而有余，非其人，则虽众人任之亦不足。古之明王，能使上无废事者，本于下无遗材，初非有他道也。是故纲纪法度之昭明，礼乐刑政之修举，朝无废坠之典，外无失职之民。人孰不曰此明王之能立政也。殊不知人君高拱南面而深居九重，所赖以燮理阴阳而整齐庶务者，在朝之三公九卿也。所借以宣明教化而惠安黎元者，在外之州牧侯伯也。圣人惟责成于庶官，未尝以君行臣职也。然而三公九卿非取其充位而已，必其德之足以胜此职而无慊也；州牧侯伯非徒取其备员而已，必其才之足以称此任而无愧也。夫然后内焉得人，而在内之职无不修；外焉得人，而在外之职无不举。唐、虞官百而庶政惟和，夏、商官倍而亦克乂用，皆以得人之故也，岂徒备官而已哉！盖尝因是而论之，懦夫不足以举千钧，必乌获而后可；驽马不足以致千里，必骐骥而后可；常人不能以立政，必贤能而后可。是以伊尹之训太甲，必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傅说之告高宗，亦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武王胜商而致垂拱无为之治，亦本于建官惟贤，位事惟能而已。然则惟官择人，诚立政之要务，古之明王率用此道也。宜成王训迪百官，而首明乎此，且于三公之下，复拳拳于「官不必备，惟其人」之语焉，其丁宁之意至深切矣。后之人君，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人君命臣以敷教，其要在于明人心固有之天，以化天下不顺之民而已。夫教化大行，而风俗丕变，此人君之所欲也。然非有臣以掌之，其可哉？是以训迪百官于冢宰之后，即继之以司徒之官。司徒之官，以司教为职者也。其要岂有他哉？五典者，人心之所固有，敷而明之，则教化为之大行；兆民之有不顺者，则扰而驯之，则风俗为之丕变。如是而后能称厥职也。此一人设官之意，故于此别白言之，而古人委任责成之道，于此亦可见矣。云云。古之圣人，能使化行俗美，举一世之大，皆纳之太和雍熙之治，而群黎百姓皆同为和顺辑睦之归者，岂有他哉？其要在于施教之有其人而已。盖人之气习固有不同，而其天性本无不善，顺其性而导之则易为力，逆其天而强之则难为功。吾惟迪其固有之天，以变其不化之习，则人无不顺者矣。此司徒之职所以为教也。夫六卿分职，各有攸司，司徒掌邦之教令，治化盛衰之所关，民俗淳漓之所系也。其所任不亦专乎？所职不亦重乎？然而孩提之童，孰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孰不知敬其兄？人均此生，则均此禀，受性之善，犹水必下，果安有不顺者哉？然而有不顺者，何也？气禀之偏，拘之于其前，物欲之蔽，汨之于其后，始有昧于其理而不相逊顺者。故立之司徒，使敷教焉。父子欲其有亲，君臣欲其有义，夫妇欲其有别，朋友长幼欲其有序有信。渐仁摩义，使凡不相亲者于是而相亲；道德齐礼，使凡不相睦者于是而相睦。如是则悍可使柔，戾可使和，而放僻邪侈者，可使之循规蹈矩，夫岂待刑驱而势迫也哉？盖薰陶渐染之既深，则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有不能已者矣。昔者唐虞之时，黎民于变，比屋可封，人皆知其治化之不可及也，而岂知夫劳来匡直，使自得之。「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尧、舜之所以拳拳于司徒者，为何也？成王训迪百官，而亦致谨于司徒之职，宜其太和之治，无愧于唐虞也欤！彼谓威刑足以操致一世，视教化为末务者，恶足以语此？
戒尔卿士，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贤君勉众臣必以功业，贵乎笃志力行以图其效，尤贵乎当几善断以虑其终。盖功业之成甚难，有能笃志力行，固可望其效，而当几不断，则其终正可虑也。是故成王之申戒卿士，以为成其功者存乎志，广其业者存乎勤。尔卿士惟志惟勤，二者兼尽，方有以广其业而崇其功焉。然犹未也，日用事为各有其几，惟能如此而果断，然后志与勤不为虚用，而无后艰之可虑矣。此无他，人臣之功业，无志而不勤，不足以为其事；无断而失几，又不足以底其成也。云云。尝谓有天下者之建官分职，固望其共图功业也。君于立乎本朝，亦岂不以功业自任哉？然天下之事，起于志，遂于勤，而成败之分，又在于审其几也。志之所向，非苟且而浅近，固可以建功而立业；勤之所务，非勉强于一时，固能以建功而立业。而事几之来者不决，则虽有志勤，终不能免后艰之患矣。果能笃志力行，而又当几善断，抑何功之不崇，何业之不广欤？又何后艰之足虑欤？一有不至，则君之望于臣者孤，而臣之所以自任者亦荒矣。此成王之训迪百官，分命于前，总戒于后，而又申戒于此，其致望于卿士者何如也？今夫周有六官，周之卿也；六官之属，周之士也。凡其治
教之所专，礼乐之兼务，兵制之并列，邦土之独任，皆卿士之职也，何莫非业，何莫非功也。今王之申戒卿士，岂不谓忠国匡君之功业，尔卿士之所当为？伊欲功崇业广，恶在他求，惟志惟勤而已。功者业之成，业者功之积，本非二道。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亦非二致。卿士职任虽有大小之殊，而朝廷功业，举无可废之典。其或未能奋庸熙帝之载，未能钦亮天工，志不立而勤不施，必也立志超卓，坚如金石，夙夜孜孜，克勤无怠，则为笃志力行，而积业成功之效可图矣。然尝求之，志定于中，勤施于外，固若业之成者易以崇，功之积者易以广，而要其终，犹有后艰，何哉？盖几者吉之先见，而断者人之明决。苟于事为之几，含疑犹豫，优柔而不断，则志虽高远，虚用其志，勤虽勉励，虚用其勤，功之积者难广，而业之成者难崇，非后艰之可虑乎？必也震厉决断之以心，使志与勤不为虚用，则为当几善断，而积功成业，终无后艰之可虑。呜呼！成王之于卿士，忧之深，故言之切；虑之远，故说之详。「蓄疑败谋，怠忽荒政」，上章既戒之矣，于此又反其辞而言之。惟志惟勤，所以救怠荒之失，而免荒政之罪；惟克果断，所以破蓄疑之害，而救败谋之愆。传者谓之申戒卿士，其意深矣。虽然，为卿士者，固当立志于勤，为君者尤不可无志而不勤。为卿士者，固当见几明断，为君者尤不可以不断。若徒诿其臣以忠国正君之功业，而昧乎反身修省之诚，则怠忽而蓄疑，上行而下傚，将有不胜其害矣。传曰：「功以志崇，业以仁广，断以勇克。」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岂特卿士为然？君陈：
昔周公师保万民，民怀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训，惟民其乂。
惟前人极教养之德，故没世而民不忘；后人尽继述之道，惟率乂而民亦治。盖前人之德，民之所仰慕者也。后人能因其所思以治之，宜其翕然听顺矣。成王之命君陈，以为昔者周公之治此东郊也，为之师以教之，为之保以安之，故周公虽没，而民方思慕其德而未已也。今君陈之往，但当慎其所司之职，循其典常之道，勉明周公之旧训，则民亦将自然而治矣。吁！周公之德，民之不能忘也若此，为君陈者，宁不思所以慰斯民之望乎云云。尝谓时有先后，而所以致其治者，无先后之分；民有近远，而所以得其心者，无近远之异。则治不可以先后论也，民不可以近远观也，惟在于继前人之志，述前人之事者如何耳。盖纪纲法度之施，礼乐教化之用，前人以之而服斯民之心者也。继前人而往者，宁不思所以推其德而不易其心，勉其训而不移其用，则前日之治，即吾今日之所以治者矣。而况东郊之地，顽民之所居也，周公惧其弗顺，而尽其教养之恩，斯民思周公之没，而怀其教养之德，此成王所以重其任，而有君陈之命焉。使君陈而能取法乎周公，则民之从君陈者，将不异于从周公矣。且成王之心何心哉？方殷顽民背叛之时，周公迁于洛邑，使密迩王室。当是之时，周公有师之尊，有保之亲，式化厥训，所以教之也；绥定厥家，所以安之也。周公之德，其及于民者若此。今周公没矣，则东郊之民，宁不戚然于心乎？动静食息，未尝不怀周公之德；出入起居，未尝不思周公之训，如饥者之欲食，渴者之欲饮，不啻大旱之望云霓，不啻赤子之慕父母。今君陈之往治此东郊也，将何以慰斯民之望乎？谨毖殷民，周公之心也，汝则慎之以为职；厥若彝及抚事，周公之志也，汝则率之以为常。殷民之所不能忘者，正在于周公之训。君陈苟能即其训而勉明光大之，则君陈之心，即周公之心，而今日之治，又岂异于前日之治乎？殆见东郊之民，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获饱，鼓舞群动，和柔委顺，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曰「怀」曰「德」者，所以明周公之得民心者在于德；曰「慎」曰「率」者，所以明继周公之治者在于君陈。由此观之，则知周公以斯民为心，故其没也，民以周公为心。君陈能推周公之心以为心，则民将移其所以怀周公者怀君陈矣。尝考之经，成王之望于君陈者，不特此也。下文既举周公精微之训以告之矣，尤必继之以「尔尚式时周公之猷训于其后也」，又重之以「尔惟弘周公丕训」，反复丁宁，其望于君陈者，无非在于周公之训。为君陈者，得不思所以继周公以复成王之命乎？厥后康王称「周公克慎厥始，君陈克和厥中」，则君陈之在东郊，果无愧于周公之治，其亦有味于成王之言也欤？抑又论之，成王之命君陈也，固在于周公之训，而康王之命毕公也，亦未尝不在于周公之训也。其曰「不由古训，于何其训」，则知君陈能弘周公之训，而毕公又当弘君陈之训矣。以故三后协心，而洛邑之治为不可及也。欲观成周之家法，舍是何以哉？
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尔其戒哉！尔惟风，下民惟草。
贤君勉大臣以由圣，既以常人之情为戒，复以德化之机为喻也。徒知慕圣人于未见之先，而不能由圣人于既见之后者，常人之情也。为大臣者以之为戒焉，则下民皆将兴起于德化之不暇矣。成王命君陈分正东郊，谓凡人之未见圣也，其心慊然若不能以见之，及其既见圣人也，则又往往不能由其道焉。君陈亲见周公，当深以为戒也。以不克由圣为戒，而动必由夫圣焉，则感应之机如风行草偃之易，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尔君陈能由周公之训，则彼下民者其有不从君陈之训乎？深致其戒于前，曲致其喻于后，策命之词可谓深切著明矣。甚矣，由圣之难而从化之易也。均是人也，难于由圣而易于从化者，何哉？圣而后能希天，贤而后能希圣。圣非凡人之所能也，而下之从上，则有不疾而速之机矣。导之斯从，倡之斯应，此必然之理也。成王其知此矣，谓夫降衷秉彝，人皆有之，故当其未见圣人之先，谁独无愿见之心也？有愿见之心，而其自视则欿然，若不能以见夫圣人焉。岂不曰圣人首出庶物者也，以吾之愚，其能以见之乎？又岂不曰圣人卓冠群伦者也，以吾之不肖，其能以见之乎？此凡人未见圣人之情则然也。幸而仁义之睟盎者，既得而瞻望之矣；威仪之盛著者，既得而亲炙之矣。以其平日未见圣人之先，其慕之者若彼，则夫今日既见圣人之后，其由之者宜何如哉？然降衷虽若有恒性，而不能无气质之拘；秉彝虽同好懿德，而不能无物欲之累。虽既见之而不克由之，则亦为徒见而已。此君陈之所当深戒也。盖君陈非常人比也，尝亲见周公者也。亲见周公，其可以常人自待其身乎？周公之道，尔君陈分政东郊者之所当由也。狃于奸宄，败常乱俗，欲其有以化诲之；怙侈灭义，骄淫矜夸，欲其有以感悟之。非可以刑驱，非可以势迫，惟我君陈由周公之道以兴起其善端耳。由是言之，君子之德风也，尔君陈则惟风焉；小人之德草也，东郊之民则惟草焉。草上之风必偃，是在君陈而已。愚故曰：
贤君勉大臣以由圣，既以常人之情为戒，复以德化之机为喻，此之谓也。考之上文，其曰「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训」，欲其由圣也；其曰「式时周公之训」，欲其由圣也。一则欲其由圣，二则欲其由圣，非成王不能为斯言，非君陈不足以闻斯言也。异时道洽政治，泽润生民，东郊之任，视周公无愧焉，谓非由圣之效可乎？毕命：「资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
立教以保民生于既富之余，亦惟即理以稽诸古而已。盖斯民既富之日，正圣人立教之时也。昔者成王与康王之命，毕公以为殷民非难化也，惟能因其资富而后教之，则必不迁于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然后不可以外求，而天理即所以为教。惟德惟义，民性之所固有，而乃大训，古人之所共由，不由古以为训，将何以为训乎？毕公持是说以教殷，其必知所本矣。尝谓民生既富之后，果可以无教乎？曰：「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是不可以无教也。」谓：「即理以为教，果可以不稽诸古乎？」曰：「善无征则民不从，是不可以不稽古也。」吁！是固然矣。亦岂知寿固不可以贪而得，夭者不可以慎而免哉？今论永年之道，而本之德义之教，毋乃拘乎？盖圣人之所承命，非曰人人而至期颐也，亦曰得其正命而已矣。昔者康王闵富民之不知命也，故谓殷民旧丧之久，夭阏其生，其与岩墙之不免，而桎梏不能以自脱者，皆非正命也。为尔毕公合思所以永其年矣。然天下憔悴无聊，因无以为养生之具，而「匪彝滔淫」，尤有甚于饥寒之忧。既富而不尽其教之之方，于情欲日肆而无以全其生。今而当富足之日，而为之训迪，则衣食足而知荣辱矣，仓廪实而知礼节矣。永天年者有之，凶短折者无之矣。虽然，吾心之理无余理，是理之不无德义。德之与义，人心所同，自是理之外，皆不足以为训之大者也。「天之与我，先立乎其大。」毕公欲知训之所以大，舍德义安之乎？殷俗靡靡，利口惟贤，以薄陵德者有之，怙侈灭义者有之。德义不明，非一日也。尔毕公其将因其本然以训之乎？抑将外立条教以训之乎？训民之道，有所谓大焉者，公知之矣。况今人更三后，世历三纪，殷民虽顽，良心犹故，未有触之而不动者。尔毕公其慎德义之训耳。然德义之训，古人所同。今尔公居元老之尊，虽以大训为念，而不以古训为法，则处毕公之前者，其遗规余画，无非德义之所寓，一不加察，则于已然之迹为有所戾，而使斯民之无验，要不得为美化也。兹所以复严于「不由古训」、「于何其训」之语，以坚毕公之心欤？嗟夫！君陈之分政东郊，仝此殷民也，而成王命君陈之意，与康后同一道欤？观「惟民生厚，因物有迁」之语，则知欲君陈之敷教，以复民心之天也。观「尔克敬典」之语，则知欲君陈有德义之训。若夫懋昭周公之训，又岂非欲其由古训者乎？吁！君陈、毕公之所化无异民，而成王、康后之所命无异意。观周家累世之化，则知周公矣。君牙，
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罔缺。尔惟敬明乃训，用奉若于先王，对扬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前王重创业之勤，既有以垂法于其后；人臣任敷教之责，当有以无愧于其先。盖立法垂训，固莫盛于前王，而敬明乃训，在人臣不可不尽其美也。不如是，则何以对扬文、武之光命，而追配于前人哉？昔者穆王命君牙以为大司徒，谓夫文显于前，而有莫大之谟；武承于后，而有莫大之烈。所以启佑我后人者，不惟皆出于正而已，亦且致其周密而无或缺焉。其所以垂宪乃后者至矣。今尔君牙嗣守司徒之职，岂有他哉？亦惟取文、武之训，敬而明之，以尽施教之责焉。则上有以不失成、康对扬之意，下有以追配前人事君之心，而可以无愧于其先矣。君牙之书云云。古今天下之道有二焉，曰创业、守成而已矣。周自文武创业于其前，成康守法于其后，治定功成，礼备乐和，则后乎此者，将若何而继之耶？吁！世有前后，理无二致。文武创业之盛，固无以加矣。而成康所以守成者，别非一道也，不过敬明文武之遗训而已矣。然成康所以能对扬文武之光命者，岂成康自为之哉？有臣焉以任其责而已耳。君牙祖父笃忠贞以服劳王家，岂其有成绩以纪于太常？其辅君之功，施教之绩，昭乎其不可掩也。为君牙者，果能遵其道而不变，守其法而不渝，以无愧于乃祖乃父，则为君者，又果何愧于文武成康哉？自今观之，「光于四方」者，文谟之丕显也；「率惟敉功」者，武王之丕承也。文之显者以谟，即所以开武王之功；武之承者以烈，而皆本于文王之谋。父作子述，未有盛于此者。本大末茂，源深流长，垂于无穷，施之罔极，固其宜也。有典有则，遗厥子后，所以启我者，无一事之不出于正也。枢机周密，品式备具，所以启我后人者，果何事之或缺也哉？为司徒者，固无俟乎更张改作以为功，变乱刑政以为事。肇修人纪，经纶大经，文武固有功纲常。圣谟洋洋，嘉言孔彰，何莫非文武之大训，敬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诚使惇典敷教任于己者，恭谨而不敢渝，则旧章成宪本乎先王者，自昭著而不可掩。前王之所以对扬文武之命者如此，前人之所以左右乃辟者如此，君牙而能如是，则纲常之理为之大明，而文武之道赖以不坠。所以对扬光命者，质之前王而未始有违；所以左右乃辟者，方之前人而未始有愧矣。然则任司徒之责者，将不在于敬明乃训，与舜命契以「敬敷五教」，皋陶论典而归之寅恭，同一揆也。呜呼！观穆王之命君牙，追述文武创造之难，而拳拳求助于臣下，以庶几成康守成之丕绩，其亦有志于天下者矣。何至末年肆其侈心，巡游无度，几失天下文武、成康之遗绪，至此而不念厥绍，何哉？人心操舍之无常，观此则可鉴矣。吕刑：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法必谨所施，有以全治道之不及，则君民受其福，可必其效于无穷。夫王者之治，以德为化民之本，而必假刑以辅之，其有关于君民者为甚重也。故为臣者，能敬谨以为五刑之施，以成刚、明、正直之三德，则法之所加，盖无不当者矣。如是，则君庆于上，民赖于下，而安宁之休，可以永久而不替，其为国家之福，又岂有终穷也哉？世无刑罚，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以其为治道之所关也。然刑一也，唐虞用之，则足以致隆平，后世因之，或足以基乱，无他，敬与不敬而已矣。盖敬者，用刑成德之本也。德者，出治之基；刑者，辅世之具。道之以道而不足，然后用以防之，而非恃之以求逞也。是以古人慎之重之，盖知夫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一失其当，则民无所措手足矣。为民上者，使民无所措其手足，则必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祗，灾异之来，虽有善者，亦将无如之何矣。呜呼！刑者，民命之所关，亦国命之所系，用之可不慎乎？夫刑有五，墨、劓、剕、宫、辟是也；德有三，刚、柔、正直是也。非三德不足以制天下，非五刑不足以成三德。用刑者如之何而不敬也？刑乱国用重典，所以成三德之刚也。然一有不敬，则或伤于苛暴，而不足以为刚。刑新国用轻典，所以成三德之柔也。一有不敬，则或失于姑息，而不足以为柔。刑平国用中典，所以成三德之正直也。一有不敬，则或失于枉滥，而不足以为正直。惟能审操纵之宜，权轻重之等，使辟以止辟，刑期无刑，则刑之所加，皆德之所寓矣。夫如是，吾见其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至和之气充塞天地，上则阴阳调而风雨时，下则群生和而万物理。一人垂拱于九重，而天下同跻于寿域矣。建丕基于不敝，有不啻泰山之安；保休命于无疆，有不啻四维之固。安宁之福，夫岂一朝一夕而已哉？吾今而后知明刑弼教非圣人之所可废，亦非圣人之所可恃。所可恃者，恃其有德而已矣。盖道之德教，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以法令，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昔周之初，纯任德教，而司寇之设必惟其人。有苏忿生以居之于前，有康叔封以承之于后。式敬由狱，长我王国，夫岂偶然？故成康之世，刑措四十余年而不用，而忠厚之泽迄于季世而不衰。穆王继当耄荒之年，而有吕刑之训，犹拳拳乎「有德惟刑，朕敬惟刑」，与夫「哲人惟刑，无疆之休」之语，其先德后刑之语，盖犹前日，兹三代所以为有道之长欤？传曰：「泰和在唐虞成周。」又曰「周过」。其历有由然者矣。秦誓：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大臣好善之心诚而无伪，则国家之福远而无穷。盖得贤固所以为邦家之基，况乎有诚于好善之人，其能基国家之福也必矣。宜古之贤侯所深思是人而用之，以为人有才技乃能好之而若出诸己，人之彦圣复心好之甚于所言，斯可谓能好人之善，而非出于勉强容受者矣。诚如是，则吾之子孙，吾之黎民莫不有以蒙其休而被其泽，其为利也岂浅浅哉！好善之效如此云云。大臣之一身，国家之安危所系，万民之休戚所寄，其所付托固重也。所贵乎为大臣者，不在于用一己之长，而贵乎有以来天下之善。好善优于天下，而况于一国乎？固可以建无穷之基，可以受无穷之庆矣。然则子孙基业不患其不固，民生不患其不安，所患者，不得其好善之大臣耳。「于此有人焉，人之有技」。技者，人之能也。在他人则媢疾之不暇，而其好之乃若己有，而无人己之分。彦圣者，人之德也，在他人则违之俾不通矣，而其心好之，乃有甚于口之所称，初无彼此之间。是人也，真可谓休休乐善之人，而非浅中狭量者比。今谓之能容，信乎其能容也。夫如是，吾见名一艺者无不容，而智者皆得以效其谋；占小善者率以录，而勇者皆得以效其力。上而朝廷，无一事之不止其所；下而黎庶，无一人之不遂其生。亦职有利，信乎其有利而无害也。穆公思贤若此，其诸异乎人之求贤也欤？抑是言也，吾闻之矣，又尝见其人焉，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傅说无欲而进贤也，故殷之流风善政至于易世而不衰。握发吐哺，以见贤士，此周公无欲而进贤也，故周之泰和盛治迨于东迁而不泯。穆公悔用新进而思老成，故拳拳及此，思得是人而用之，惜乎其志之不遂也。不然，擅秦之强，得一士焉，可以为政于天下矣，岂区区西戎之霸而已哉？君子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信乎！
书义矜式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