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大臣勉言以宅中图治，无非所以为天人计也。盖王者天人之主，所以继天而出治者也。故召公告成王以绍上帝服土中为居洛之先务也，而中举周公之言以实之，末以其效期之，其丁宁反复之意，至深切矣。夫绍上帝，所以承乎天，服土中，所以治乎人。洛邑、初政，二者而已。周公营洛之初，尝谓作此大邑，自是可以配天毖祀，自是可以宅中治民。其素定之谋，固已如此。王能如是，则岂惟无负周公之所属望，亦且上可以保天命，而下可以福斯民，其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召告之书云云。天生民而不能自治，立之君以治之。君也者，所以继天立极，而代天理物者也。故建邦设都以乱民者，所以奉天道；克相上帝者，在于绥四方。不如是，则俯有愧于民，而仰有负于天矣，其何以居天人之间哉？洛邑告成，成王始武于天下，元子于四方为新辟。天秩天叙，自我而惇庸，天命天讨，自我而刑赏，任大责重，有不可诿之于他人者。是意也，岂惟召公言之于宅洛之日，在周公已言之于作洛之先矣。盖作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实先经理之。君臣之间，其所以深谋远虑者，果何如也？盖洛者，天地之中，风雨所会，阴阳所和，四方朝聘贡赋之道均，而远近劳逸之费等。今王远在镐京而即宗周，去西土而即宅东土，南望三途，北望岳鄙，顾瞻两河，粤瞻洛伊，岂徒曰据要会以观方来，都形势以制六合？所以定鼎郏鄏而卜世卜年者，正惟畏天命而悲人穷，殆将以是惟称秩元祀，发政施仁之本也。故自是而「对越上帝，享答神祗」，则齐明盛服，以承祭祀，可以达此精诚之德而无愧。自是而宅中图治，则惇典庸礼，命德讨罪，而惟新之政，可以放诸四海而无不准。盖其「配天毖祀」，即所谓「绍上帝」；「自时中乂」，即所谓「服土中」。召公今日之所言，即周公前日之所告者也。虽然，此特言其事之当然者耳，未及其效也。夫能「绍上帝」，则天命之在我者，一成而不变，而上可以得乎天，是即配天毖祀之效也。能自服土中，则能咸和小民，以为今日之休，而下可以安乎民，是即「自时中乂」之效也。克绥先王之禄，而永底烝民之生，其皆在于此乎？周公之诰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又曰：「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其言非不深切著明，而召公之诰，又且反复而恳至，惧其信之不笃，又且申以同列之言，虑其行之不力，而期以必然之效。一篇之中，于天命民心，屡致意焉。而究其终，以𫍯小民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为𫍯小民之本。大臣之于国家，长谋远虑盖如此。以成王之贤，而又有周、召为之左右，此其所以能为成周建无穷之基也欤！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相观而善者，君之所以善其臣；修己以敬者，君之所以敬其身。盖君者臣之主，始而以臣率臣者，君也；终而敬身以率臣者，亦君也。岂有敬身之不至，而足以善其臣者哉？是故召公告成王以服御士，不徒曰周御士节性而已，而首曰「王」者，盖欲成王以善臣为己责也。不徒曰「敬作所以敬德」而已，而复曰「王敬作所」，盖欲成王以为己任也。无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是之谓乎！洛诰：
「伻来毖殷，乃命宁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则禋于文王、武王。」贤君因顽民之戒，而尽其敬于大臣；大臣举明禋之赐，而伸其敬于前圣。不以常人之礼，而待夫圣臣，贤王之敬其臣者然也。不敢受非常之礼，而必以致之前圣，圣臣之敬其君者然也。使圣人而遽以神明之礼自居，则非所以为圣人矣。周公治洛功成，成王使人至洛，教戒庶殷，就致绥宁之命。而其为礼也，有秬鬯二卣焉，曰「明禋」，曰「拜手稽首休享」，则其所以待周公者，不以君臣之分，而以神明之礼矣。而周公不敢偃然受其礼也，则禋于文王，则禋于武王，举成王之赐，而伸其敬于前圣，则君臣两尽其道矣。吁！此其所以为周公也欤！云云。尝谓君之所以待臣，臣之所以事君，各尽其敬而已。不以非常之礼，待非常之功，非所以敬大臣也。自居以非常之功，而安受非常之礼，非所以敬其君也。成王之于周公，不敢轻其礼，而待之以神明；周公之于成王，不敢受其礼，而致之于文、武，其此之谓乎！周公之意若曰：甚哉！王之待我其敬也。惟彼殷民，密迩王室，而恐其犹未式厥训者焉；席宠惟旧，而虑其无不骄淫矜夸者焉。因使者之来，致戒饬之命，因以绥宁于我，而有秬鬯二卣之赐。秬者何？一稃二米，和气之所生也。鬯者何？郁金香草，合秬黍以为酒也。盛之以二中尊焉。岂非宗庙之祭，而用之以祼者乎？礼莫重于祼，而其致之之辞则曰：「此明洁而禋祭之酒。」今王拜手稽首，致其休美以享公，则其待我也，盖待以神明之礼，而不复拘拘以君臣之分矣。虽然，待我以非常之礼者，人君之道也，而非我之所敢当也。虽曰朝廷之制，有大宾客以享之之礼，而莫异于祭，然我之自视犹常人也。秬鬯二卣以致其明禋，拜手稽首以言其休享，果何为而施于我耶？祭有三宿之礼，谓进爵于神也，而在我则有所不敢当者矣。却人君之赐，则为不恭，受神明之礼，则为有歉，于此无以处之。思昔穆考文王，于昭于天，固洋洋乎其如在也。越乃昭考武王，以孝以享，在我后人之所不敢忘也。以王之禋我者，而禋于文王、武王，则于义安而于理当矣。非惟无愧于今王，亦庶几其无愧于前圣矣。非周公其能处之得宜如是耶？尝观周公之宅洛也，以天事言，则洛者天地之中，阴阳之所会，风雨之所交；以人事言，则四方朝聘贡赋，道理均焉，欲其君绍上帝而服土中也。又不但如是而已，以距妹邦为近，惩三监之难，迁殷顽民，于是作王都以镇服奸雄之心，则周公之功，宗庙万世之功也。有非常之功，则宜有非常之礼。今而因有毖殷之使，则其受明禋休享非过也。有大美而不居，周公之圣，何可及耶？抑周公之禋于文王、武王，非有他也，期成王以惠，笃叙万年，厌于乃德而已。公之心果有顷刻而忘其忠爱者乎？
其大惇典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
厚文献以为化今传后之本，则可宅中土，而致治定功成之效矣。此周公之告成王，不惟勉之以为治之要，而且期之以致治之效也。昔者成王迁洛邑，周公欲其大厚于典章及殷之贤者，使治为新辟，足以观视于四方，作周恭先，足以垂宪于后世，则欲为化今传后之计者，将不在于大厚其文献乎？且凡若此者，非有他也，亦曰其自是宅中以图治，使万邦咸底于休美，而王遂有其成功，则功成治定之效，岂不在于宅中图治之初乎？勉之期之，周公之忠爱至矣。夫人君之为治，要不可以自用也。所以出治，必有其德；所以辅治，必有其人。废而自用，则其治为无足劝；弃贤人而不亲，则其恭为无足法。夫如是，则一乡且不治，况能有以及天下乎？「率由旧章」，固致治之所先，而以贵下贱，亦为治之所急。且成王之治洛，非独以化殷民也，将以化天下也。然殷民叛服，乃天下治乱之所关，而治定功成之所由系。使治不有其道，则万邦安得以蒙其休，而王亦安能以有其绩？宅中图治之功，不谨之于初，不可也。且圣谟洋洋，嘉言孔彰，凡典籍所纪，何莫非王道也。殷士肤敏，侯服于周，凡献臣百宗工，何莫非贤？况三代以来，礼乐文物，至周大备，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成王其可不大厚其典章乎？殷之贤者，殷民素所取信，而视为趋向者也。迪简在庭，有服在大僚，则殷治而天下亦治矣，成王其可不大厚殷之贤人乎？诚如是也，则发号施令，罔有不臧，有以耸动四方之观听，而为新辟；尊贤使能，用上敬下，有以为后世之所取法，而作恭先焉。夫治为新辟，而必使天下无可议；作周恭先，而必使后世莫能加。周公岂过望于成王哉？盖知其任大责重，而将以无穷期之也。夫岂定鼎于洛，岂独以承天地冲和之气，盖将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苟知文献二者为致治之大要，有以为新辟而作恭先，则自是以宅中图。万民虽广，必使化行俗美，无一夫不被其泽而后已焉。成功虽难，必思长治久安，无一事不底其成效而后止焉。然而博施济众，圣人所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巍巍其有成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自非渐仁摩义，使德教沦肌而浃髓，夙兴夜寐，使政治纲举而目张，又奚足以及此哉？老臣之辅幼主，所以不徒勉其作兴于一时，必要其成功于悠久也。抑周公固能辅其君矣，而成王实能懋昭周公之训也。周官一篇，一则曰「学古入官」，二则曰「其尔典常作之师」，则厚于典章可以知。微子象贤，而封之于宋，则厚于贤者可见矣。卒至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则万邦之咸休可知。凫鹥、既醉之盛，刑措不用之风，见颂于当时，垂辉于后世，其有成绩也又可见。成王可谓能无负周公之训矣。周公贤臣，成王贤君，盖两得之。多士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
前代圣贤之相继也，既修已以敬乎神，尤体天而恤乎民。盖君臣者，天之所命，以为神民之主者也。在昔有殷，自成汤以至于帝乙，莫不明其德而无所昧，敬乎神而不敢慢，修己事神，亦既至矣。故天大建殷国而保乂之。殷之先王，亦体上天建立之心，罔敢失帝之则，无不配天以泽民焉。然则有商之盛，非圣贤之相继者能之乎？云云。尝读伊尹书，而至于「天位艰哉」之语，而后知君之所以为君也。幽则有神也，明则有人也，上则有天也。自非至诚之感神，代天而理物者，其何能膺天眷之隆，而安天位之尊哉？是故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此天之所以与舜也。弗克奋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此天之所以弃桀也。夫天命之无常如此，则人君受天之命，而为神民之主，宜若之何哉？亦曰明吾之德焉而已耳。商之兴也，岂偶然之故哉？其自成汤至于太戊，世虽不同也，而所以明其德者，则不以先后而有殊。由祖乙至于帝乙，时虽有异也，而所以恤祀者，则不以圣贤而有间。德而谓之明，则必能去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正也。祀而谓之恤，则必能「有孚颙若」，而必不敢度思，而矧敢射思也。殷王之明德恤士也如此，亦惟上天仁爱有殷之君，扶持而全安之，不容释于殷焉。殷之先王所以受天命也如此，其何不以上天之心为心，而负其所托哉？是故惇五典，庸五礼，则一本于天理之公；章五服，用五刑，则一循乎天理之正。惟知顺天之心而已，宁复有倒行逆施之事乎？惟知顺帝之则而已，宁复有反道背德之事乎？是宜膏泽之下于民庶者，不啻若雨露之沾濡，而疲癃残疾者皆得以安其生也；恩爱之加乎四海者，不啻若日月之照临，而鳏寡孤独者各得以遂其养也。然则有殷之所以长治久安者，非贤圣之君六七作，其能如是乎？尝因是而论之。武王之告康叔也，既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矣。周公之告多士也，亦曰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矣。公之告多士也，又曰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焉。则夫有商盛时，其德业之盛，而明君之多也，固可知；其固天命而结民心也，又可见。奈何后王不明于德，弗敬上天，以至遗厥先宗庙弗祀，而商业遂以不继。呜呼！以六七圣贤之君维持之而不足，以一独夫之嗣覆亡之而有余。人有常言，创业难，守成亦不易。诚哉是言也。君奭：
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圣贤之辅君，各因其德而极其功也。盖治功之成，不惟人臣之德有浅深之不同，亦不惟人君之德有圣贤之或异也。昔者伊尹之辅成汤，以圣辅圣也；其辅太甲，以圣辅贤也。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贤辅贤。以圣臣而辅圣君，则其治化与天无间，故曰「格于皇天」。以贤臣而辅贤君，则其治化克厌天心，故曰「格于上帝」。于汤言受命者，创业之主也；于太甲言保衡者，所以慰安天下于治平也。云云，见于君奭之书。自其徧覆者而言谓之天；自其主宰而言者，谓之帝。然天不可以形体求也，君德而能徧覆四海，则可以格于天矣。帝不可以影响求也，君心而能主宰万物，则可以格于帝矣。天之所以为天，帝之所以为帝，其参赞之者在乎君；广大足以配天，威福足以叶帝，其辅相之者在乎臣。以圣君而遇圣臣，其治化固不可及矣；以贤君而遇圣贤之臣，则亦可以无愧也。此申命用休所以必本于辅弼之直，而𠡠天时几者，必需于股肱之善。以是知天也、帝也，举不外乎君；圣也、贤也，举不外乎臣。人君之任固重，而人臣之职亦不可以易视也。夫受天命命，成汤所以圣也，而当是时，则有伊尹以相之。允德叶于下，太甲所以贤也，而当是时，则有阿衡以佐之。循政明理，太戊所以为贤君也，而当是时，则有伊陟、臣扈以辅之。君之与臣，咸有一德，则包含编覆，无不周遍，所以能格于皇天也。臣之与君，或桐宫而终德，或桑榖而弭祥，则阳舒阴惨，无不适定，所以能格于上帝也。格于皇天，所以配天德而无间；格于上帝，所以合天心而弗违。谓之「无间」，则以己之德契天之德，而体用一原，显微一致，凡日月星辰、风霆霜露，皆至教之攸寓。谓之「弗违」，则以己之心奉天之心，而动静无违，表里交正，凡寒暑晦明、生杀荣悴，皆至化之所行。此君之格于天帝之道，不能无浅深之异，而臣之辅其贤圣之君，不能无轻重之分也。是故天之感通而有浅深之异者，非天有私于汤也，伊陟、臣扈固不若伊尹也。伊尹辅君而有轻重之分者，非伊尹之治化不若前也，太甲固不若汤之圣故也。论至于此，则天之所以昭格，臣之所以辅相，一视其君之圣贤而已。抑尝论之，伊尹、保衡一人而异称者，称名于成汤之时者，理之本然也。举官于太甲之时，固以先代之遗臣，亦以互文而并见，且深欲见保天下于长治久安也。伊陟之贤虽无可考，然既为伊尹之子，则其德之出于家学者可知矣。臣扈之贤，虽不可闻，然观其与伊陟而并称，则其德之同于伊陟者可知矣。古之人臣，其辅君之绩如此。周公之告召公，而以「我闻在昔」发之，其所以责任之者，岂不明以征乎？昔武王之命康叔，亦曰：「汝丕远惟商耇成人。」而文王之诗亦曰「仪监于殷」，皆此意也。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称，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职列于内外，而德之同者无所间；诚叶于上下，而事之举者无所疑。夫内外大小之臣，交相用德，以维持天下，则贯通浃洽之既久，而民罔不信，宜也。是以内之百姓，与夫王臣之微者，莫不秉持而用乂其君焉。曰「罔不」，曰「咸」，则人臣莫不用德，固已洋溢浃洽于天下矣。一人有事于四方，又岂不如龟蓍之卜筮，而相与敬信之乎？无他，有翕然用德之效，则有隐然孚契之心，殷之盛时然也。云云。尝谓天下之所以敬信其上者，固在于有事之时，而实在于无事之日。于有事之时，惟有以验其诚敬之心；于无事之时，必有以尽其维持固然之道。惟夫内外无间，大小如一，浑浑乎相与于道德之中，而后维持固然有可言者。然分职受任，不为不多，建侯树屏，亦为不少。苟有一人之非德焉，则其所施于天下者，必不能纯全而无间矣。一旦有事之际，天安有潜孚默契之妙哉？夫百官之著姓，王臣之卑微，此皆在内之官，而职有大小之异者也。秉持其德而操守不失，虑恤以德而谋虑之不遗，合大小罔不然也。小臣之布列，侯甸之分职任，此皆在外之官，而职有大小之要者也。奔走服役，莫敢不遑，惟德是称，治其君事，谓咸莫不然也。内之用德者既如此，外之用德者又如彼，自大及小，罔不如此而相承，以此而相应，道德之泽，薰蒸融溢，其渐涵浸渍之久，非一日矣。惟动丕应徯志，理势之必然
也。故若征伐，若会同，凡有事于四方，而四方
之民，如龟之卜，如蓍之筮，敬之而无忽，信之
而不疑矣。孚者，诚之在中者也。天下之敬信，
非其事，信其德耳。抑尝考之，周公此言，盖承
上章言殷之大臣，能辅道其君，有格天致治
之效，遂言内外贤人之多，皆伊尹以下诸大
臣号召而倡率之也。有周之兴，既有虢叔、闳夭之徒，而文王之德，降于国人。四方尚迪有德，而武王之德冒天下。凡内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外内大都小伯，以至百司、太史、尹伯，凡官使于文、武之世者，无非常德之吉士，亦岂非倡于上者有其人乎？今日之「明我俊民」，周公、召公之责也，恳切而累言之矣。为召公者，亦宜有动于斯言矣。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天休滋至，惟时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
大臣之勉同列，不以一身之谋，而易其天下国家之计，此所以深有期于同列也。盖满盈之戒，虽大臣之所当知，而王业之重，尤大臣之所当虑也。昔者周公之留，召公谓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是王业之重，在予二人也。」虽天休之滋至为可畏，而二人岂可以弗戡而求去哉？惟当敬德而益加谨也，明扬俊民，而使之在位也。夫如是，则可以尽大臣之美，可以答上天之休，而在让后人于丕大之时，则始可超然而退矣。大臣知其所当戒，而尤虑其所
当重，终阙而易其天下国家无穷之计也。呜呼，仁哉！周公阙，公能从之。昔者洛邑之成，周公尝阙去矣，公以阙而不终去。今日召
公之去，亦周公前日之心，阙之留而亦不至于决然焉。盖权势之隆，虽中人犹知为退避之计，况于圣贤能识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乎？然而召公今日求去之决，而他日至辅成王之初政，其故何哉？大抵天下惟不溺于权势者，然后可以任重而致远。是以功加四海，而天下不以为多；威震九重，而人主不以为疑；弼亮四世，而天下不以为固。权一朝释位而去，而惠泽流于子孙而无穷。此非深明大臣出处之道，而无一毫系累之私者，能之乎？盖于是可以明召公之本心也。且文、武受命，而周公尝与其创业之政；成王继统，而周、召又与其守成之托。是王业之成，在我二人也，非予惟之言也。汝闻而有合哉？亦曰在时二人也。然上天之休命，益滋至而无穷，威福之浸明浸昌也，权势之愈隆愈盛也。天其以是而佑我乎？亦将有以儆我乎？此吾二人之所以弗戡也，而召公不得不决于去之时也。然圣贤以至公无我之心，而从容乎出处之际，夫岂无其道乎？是不可专为一身之谋矣。圣贤之心，固无不敬也，然又当敬德焉，益加寅敬而不敢怠也。圣人之心，固未尝蔽贤也，然又当明扬俊民焉，布列庶位而无旷职也。如是而后俯尽大臣之职业而无愧焉，仰答滋至之天休而无惧焉，贤才足以寄付托之重，而治道日臻夫盛大之时，而后可以言让矣。让固大臣之美德，然在今日则未可让，在他日则不敢不让也。超然远引于当让之时，而不使吾进退有毫发之遗憾，则所以为天下国家之计，岂不甚远乎？盖惟圣贤然后能权去就之义，而不失其轻重之宜，故不以一身之利害，而易其天下国家之计也。此所谓尽大臣之道，而天下后世无得而议焉者乎？尝反复君奭一书，远述有殷之六臣，近详文王之五臣，曰「若游大川，而暨汝奭其济」，曰「汝明勖偶王在袒乘兹大命，至襄我二人，笃榧二人」，拳拳言之，而不自知其辞之复也。周公广大公平之心，而为宗社无穷之计者，其虑深远矣。夫岂世之专权固位，而惟恐同列有简之者乎？嗟夫！惟大臣有至公之心，而后能尽待同列之道，然后能不止为一身之谋。彼世之所谓权势者，视之若浮云之无有，岂足一动其心哉？今之所以决于去，他日之所以果于留，曾有一毫系累之私乎？呜呼！此周、召所以为一代之宗臣欤？后之为大臣者，可以为鉴矣。
「笃榧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大臣协力以事人君，而致其已然之效，尤当勉力以绍前王，而成其未至之功。盖辅君以广前人之业者，非大臣一人之所能致也。苟不与同列而叶力，则不足以成其功。是以一人去之，而一人留之，其拳拳之情，自有不能已者。昔召公之告老而去也，而周公留之，谓能笃于辅君者，惟我与召公二人而已。今日之治，至于休盛，亦惟我二人用能有以致之也。然已然之效，既出于二人之协力，则其未至之功，又岂可不相与勉力以共成之哉！周公之业，始于文王，我与召公共成文王之功业，当相与勉力而不怠，必使天下之民，莫不归于覆冒，海隅日出之地，无不为之臣服，庶乎其可也。吁！叙其所以然，而勉其所未至，召公其不悦而从之乎云云。盖尝求周公、召公之所以为人臣者矣。成王以幼冲之资，嗣天子之位，而周公、召公同受武王顾命以佐右之，故周公为师，而召公为保，其任大责重，非若平时之为大臣者也。当成王未亲政之时，固不敢以乞身，一旦政柄有归，浩然去志，亦人情之常耳。然思前王功业之未成，念今嗣述之无助，则召公义未可去。况周公与召公乃同功一体之人，于其去也，得不反复告谕以留之邪？且周公未尝有其功，今乃以笃榧而自任，以今日休而自誉，诚以其留召公而言，不得不叙其已然之效。盖笃榧云者，同心协力以佐天子之谓。自今日而观之，流言之祸已息，而无复震撼之势；成王之年已长，而足任守成之责。灿然而纪纲布，焕然而礼乐兴，其治功之休盛如此，孰非我二人笃榧之力，用能有以致之哉？召公之去也，岂不曰盛满之势，不可以久居，权要之位，不可以不避？而周公之意则不然。普天之下，有一民之不安，不足以成文王之功；率土之滨，有一国之不服，亦不足以成文王之功。今日之休盛，既以我二人笃榧，则其未至之功，亦当并力一心，相与尽赞辅之道，竭忠效职，不可有自怠之意。观其一则曰「我」，二则曰「我」，则其以天下为己任者为何如？诚以文王之时，大勋未集，今欲成其功，必也大覆冒斯民，使海隅出日之地，无不臣服，而后可以无愧于文王。日出云者，周都西土，去东为远，故以日出言。以日出之地而臣服，则治功之成也可知已。始之以笃榧，既有以致其已然之效，终之以不怠，又岂不足以成其未至之功？周公之言，恳切委曲如此，召公其可以去哉？厥后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犹未释其政，此盖有味于周公之言也夫。虽然，洛邑告成，周公亦尝有归老之志矣。而成王留之，有曰「四方迪乱」，此即叙其已然者也。又曰「迪将其后」，此即勉其所未至者也。然则周公之所以留召公者，其亦述成王之所以留已者而留之与？呜呼！君臣同列，更相举留，互相推美，周家太平气象，犹可慨想于千百载之下。多方
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
先王本于仁而谨诸身，既深足以勉其民；后王推是心而施于政，亦皆能以勉其民。盖仁者，人心之同好，而王者之所依也。为人君者，诚能即己之所依，以勉人之同好，而人焉有不从者哉？昔者成汤之化天下也，惟深谨于仁以劝勉之而已。于是天下之人，亦仪于汤而用以劝勉，是其仁民之心，能谨诸身，而深足以勉其民也。自汤而下，至于帝乙，虽世不同，然或明其德，或慎其罚，尚亦能用以劝勉也。于慎罚之际，或辟之以当其罪，或宥之以赦其过，尚亦能用以劝勉也。盖明德者，仁之本；慎罚者，仁之政。辟而当罪，仁者之能恶人也；宥而赦过，仁者之能好人也。其为事虽殊，而其为仁则一，故亦皆能用以劝勉也。然则人君所以勉天下者何必同？亦惟曰仁而已矣。尝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生之理也。君之与民，同有是心，同具是理，则亦同有是仁。但众人不无物欲之蔽，故虽有是仁，而不能勉之于己；圣贤则无物欲之累，故能推是仁以勉之于人。彼惟同有是仁，而吾所以劝勉之者，又无一事之非仁，则其翕然而从，同体而化，固有不期然而然者。当商之时，成汤所以劝勉其民者，岂有他哉？亦惟深谨于仁而已。汤之心岂不曰：「君之依于仁，犹木之依于土，鱼之依于水，不可须臾离也。」而岂容其不慎哉？是故昧爽丕显，戒谨于不睹不闻之时，无一念而违于仁；日新又新，持守于终食造次之顷，无一事而违于仁。汤之谨于仁者如此，岂所以独善其身哉？政欲率天下以归于仁，而勉天下以复其性也。于是在商邑而用「协于厥邑」，是商邑之民皆仪刑于汤而自劝也；在四方而用「丕式见德」，是四方之民皆效法乎汤而自劝也。汤之仁深足勉其民者既如此，然而不止乎汤。自汤而至于帝乙，凡能劝勉其民者，非止乎一君，凡其劝勉非一事，而斯民亦皆从之者，以其同出于仁故也。是故或恐惧修省以明其德，而仁之本以立；或哀矜恻怛以慎其罚，而仁之用以行。于是德无不明，而民爱慕之；罚无不慎，而民畏服之。爱慕则有畏起之心，畏服则有惩创之志。是我之明德慎罚，亦能用以劝勉之也。然德则明之而已，罚则有辟焉，有宥焉，焉往而不出于仁哉？何以言之？彼要囚者，罪之明，恶之著，情之所不矜，法之所不疑，苟惟宥之，是长恶而害于仁矣。于是殄之戮之，而天下之人皆知恶之不可为，而勉于不为，是辟之当罪者，尤足以劝勉之也。彼无辜者，或出于过误，或出于不幸，情之所可矜，法之所可疑，苟为戮之，是苛虐而伤于仁矣。于是开之、释之，而天下之人皆知善之可为，而勉于自为，是宥而赦过者，又足以劝勉之也。有商后王之仁，皆能以勉其民者又如此。盖尝论之，「慎厥丽乃劝」者，心与仁为一，而「厥民刑用劝」者，其功深；「明德慎罚」而或辟或宥者，事与仁为一，而「亦克用劝」者，其化浅。虽其功化有浅深之殊，然自勉而言，则未有劝之以仁而民不从之者也。当成周之时，商奄之民，屡臣屡叛，而反侧不安，原其所以，盖不知天命之归于有仁，而欲以不仁妄干天命也。周公于是以成王之命，作多方之书，推言成汤至于帝乙，能受天命而有天下者，以其勉天下以仁，而民从之也。至于商纣，弗克用尔多方享天之命者，以其率天下以不仁，而民亦从之也。虽然，斯言也，岂但足以释商民之心哉？凡惟斯民之君师，而欲勉斯民之为仁者，皆当以是为龟鉴。
「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
圣德足以任两间之重，天命所以受一统之尊。夫圣人位于天人之间，下有以得民心，则上可以事天；上有以得天命，则下可以治民。然非圣人足以胜其任，则天亦未必轻授之也。昔周文、武，下则善承于众而得民心，其能胜用德之任可知矣，故可以典神天而无媿；上则「式教用休而得天命，其能膺简畀」之责可知矣，故可以「尹多方」而不惭。圣人之德，著于天民之两间，宜其奄有天下，而为一统之君也。「多方曰」云云，以此。夫天生圣人，而使之君天下者，上则以之事天，下则以之治民。圣人中立于两间，而能仰不愧、俯不怍者，以其有德也。下足以顺民，上足以配天，则天命归之矣。故传有之曰：「有大德者必受命。」夫德固得于天也，克堪其德，然后谓之有德。命固本于天也，能大其德，然后可以受命。是故谓之「灵承」，谓之「克堪」，此言人之德也；谓之「式教」，谓之「简畀」，此言在天之命也。有是德，则有是命矣。祀天而曰「典」，治民而曰「尹」，非天有私于圣人也，惟圣人之德足以当其任也。且夫天之生民，必立之君，君之治民，必有其德。然天下如彼其广也，生民如彼其众也，欲人人而被其德，非圣人则有不堪其任者矣。「惟我文考」，小民则有怀保之恩；「惟我宁王」，万姓则有悦服之意。故曰「灵承于旅」。谓之灵者，无一毫之不善也；谓之承者，无一事之不顺也；谓之旅，则溥天率土，无一夫之不获矣。昔也眷求民德，鲜克举也，故无有能顺民心者。今也勤用明德，文显于前王惟德用，武承于后，文武用德，克堪弗任。民之德君，固在此矣。神天之主，其不在兹乎？圣人之德，在兹民矣。神天之心，其不在兹民乎？圣人之德，能顺乎民，信可主乎神天矣。是故聪明齐圣，天纵之也；耿光大业，天诱之也。然天之所以教圣人者，非谆谆然命之也。其思也静与天俱，若或起之于其前；其行也动与天合，若或翼之于其后。圣德日新，左右逢原，故蕴于内也，有以极其美；畅于外也，有以极其盛。向为殷命，欲坠简阅而无以堪其任。天命有在，笃生圣人，付畀之责，有不得辞，故以之尹尔多方之众，非我有周之私也，天也。曰我曰尔，分殊而情亲。周公奉若王命，蔼然见于言意矣。嗟夫！承天之典，天非有意于圣人也，善承于兹，而民心归之。多方之尹，圣人非有心于天也，简畀殷命，而天命归之。天之于圣人，岂有一毫私意哉？因其克堪用德，故式教用休，不得不在圣人也。天命未归，圣人得以尽其灵承之心；殷命既革，圣人不得不任其尹尔之责。两间之重，圣德既有以任之；一统之尊，天命其得不授之乎？上而天命，下而人心，不惟有周而然。慢神虐民，有夏不能保天命也。眷求一德，俾作神主，不得不归之汤。多方之民，虽或不知文武之心，其不知成汤之心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公之言，恳切如此，四海之心，必有以詟服之矣。
「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夫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
王者之喻其民，既历举其获利之端，而后勉其得禄之本。盖禄者，人之所欲也。以其所欲者而开导之，其不归于美者鲜矣。在昔周之明王，因民之不服而训喻之，尔民之苟向于善也，则自时洛邑可以保其业而力畋尔田矣。不惟是也，天亦将矜怜于我矣，我有周亦将介赉于汝，启迪简拔而置之王朝矣。所以利益于汝者，既如此其至，在汝庶几勉尔之事，惟有服在大僚，盖益不难而至也。噫！诱掖于其前，而勉励于其后，化民之道，其至矣哉！尝谓化民之道，以逆心之言而训之，则民不服；以逊志之言而喻之，则民易从。在凡民且然，况于梗化者乎？观诸有殷可见矣。祖乙圮于耿，盘庚迁于殷，民之不服者，盖不胜其众也。盘庚喻以迁之为利，不迁之为害，慈祥恻怛，以口舌而代斧钺，然后当时之民，翕然而顺从，是逊志之言，固足以得民心之服也。继盘庚而后，吾于成王见之。夫成王当重熙累洽之运，而为持盈守成之君，蕞尔殷民，梗化不服，成王思其迫之以势力，则有所未宜；加之以刑罚，则有所不忍，则有丁宁反复而告谕之，可谓善于训民者矣。观其告谕之辞，若曰：「咨尔多士，如其释然而悟焉，则庶其子子孙孙安居乐业于此洛者，固必然之理也。如其幡然而悟焉，则庶几继继承承，而服田力穑于此洛者，必然之势也。所以利益于汝者，既如是矣，将见彼苍者天，亦将仁爱于汝，而坐享其安宁之福；皇皇上帝，亦将矜怜于汝，而无复有短折之患。天之所以与汝者，又如此其至，惟有我周，又可以背逆于天，而降割于汝哉？必也助汝以衣食，而使汝得以安其生；锡汝以土田，而使汝得以享其利。」旁求俊彦，以布于朝廷；敷求哲人，而列于左右。利益之端，如是其众，则尔之殷民，可不勉尔之事，而为受爵之地乎？必也克勤乃事，而无进锐退速之心；恪恭乃职，而无始勤终怠之志。其如是，则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尔民尝以是而责周。今也非独有夏为然，我有周亦复然矣；非特百僚，虽大僚亦不难至矣。由是以穷之所养，为达之所施，无所往而不可也。苟为不然，迪屡不静，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矣，尚何利禄之有哉？或者则曰：殷之顽民，渐摩于文王、武王之泽者，不为不深，涵育于周公、成王之化者，不为不久，而回心向慕之意，曾不少见，必待多士之书诰于前，多方之书继于后，然后服焉。其故何哉？盖不服周者，非有所恃而然也，以殷先王德泽之深也。其卒然服于周者，非有所畏而然也，慕周家忠厚之至也。论者曰：「三代有道之长，吾于此而尤信。」立政：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
圣人有知人之明，乃能得贤才之实。故圣人尽信任之道，惟谨其劝戒之心。盖惟其知之也深，故其信之也笃矣。昔者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而所用皆能俊有德之士矣。是以其于庶言庶狱、庶慎，惟贤才之是任。而文王无所兼焉，惟于有司牧夫，训𠡠用命及违命者而已。岂非圣人之心，能明于求贤之先，此其信任之心，自能逸于得贤之后，其知人而能官人也欤？尝谓知人难事也，而能官人者，尤难也。人君知之不明，则无以见贤才之心，而所举或非其人者有矣。信任之道不专，则下侵众职，而贤才不得以施其志者有矣。是以知人则哲，禹之所以为难也；任贤勿贰，益之所以为戒也。苟非尽知人之明，而欲求信任之逸，吾未之闻也。继禹、益而后，能两尽其道者，其惟文王乎？且文王于贤才之心，知之何其明，信之何其笃也耶？所谓「克厥宅心」者，不啻肝胆之相照也，不啻心腹之相孚也。盖文王之心，即厥宅之心，而贤才之心，亦何异于文王之心哉？然文王既能知之，得不用之乎？于是在内则立之以常事之职，所以宅其事；在外则设为司牧之官，所以长其民。自上而达乎下，以卑而承乎尊，无非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凡有德之人，皆在官使，而文王于此，自可以无所事事矣。盖文王既能得贤才之实，则位必得其人，人必称其职，而文王得不尽其信任之道乎？是以号令虽出于君，而奉行者有司牧夫之任，文王无所兼焉。典法虽受乎上，而断狱者有司牧夫之职，文王何所与焉？夫禁戒之令，储备之需，又承流宣化者之所当先，而文王又何所容心于其间哉？然而设官分职者，虽贵于得贤才之实，而或作或辍者，尤不可无劝戒之心。此文王于黜陟之间，考核之际，惟知训之以休，使用命者有所劝；董之以威，使违命者有所惩，而后文王之心得以自尽，而贤才之心亦得以自尽焉耳。吁！君臣同心而异体，上下同心而异用。文王能以贤才之心为心，则贤才得不以文王之心为心乎？由此观之，则知人者，得贤之本；而劝戒者，又岂非用贤之本乎？尝考立政一书，周公告戒成王用人之道也。然原其意，则莫重于三宅之选，又皆以心言者，何也？盖人君之所以能求贤者以心；而贤者之所以能效职者，又未必不在于心也。虽然，上言「三宅」，而此不及「准人」者，岂非因上文方论文王用人之道，而此特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说，故略之欤？呜呼！微矣！
书义矜式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