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王充耘撰夏书禹贡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
表纪州而不言域，以示京畿之尊；论治水而先导河，又详其施功之序。此禹之受命治水，必始于帝都也，而况河水之患，在所当先治者乎？则因其势而顺治之者，亦各有其序矣。冀州三面距河，而此不言疆界者，所以尊京师也，所以示王者之无外也。禹之受命治水，固必始于此矣。「既载壶口」以疏河势，「治梁及岐」，以开河道，则导河之功，是所当先也。「太原」则既修矣，而「至于岳阳」焉。「覃怀」则底绩矣，而「至于衡漳」焉。则汾、漳皆入于河也。是非因其势而顺治之乎？然则表京畿之域，不得不异于余州，纪治水所当先，因有以明施功之序。观史臣序述之法，而可见禹之功矣。云云。尝谓禹之别州，若兖之济、河，则以二水别之也；青之海、岱，则以山水别之也。若荆及衡阳为荆州，则又专以山别之矣。余州所至，或以山，或以水，太抵皆有所限也。至于冀州，独不以限言者，岂京畿之地，非他州所可例乎？禹之治水也，当其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非止冀州而已也。而受命治水之始于此，岂不以三面距河，而当在所先乎？然人徒知其不以限言者，帝都之无外，而不知自余州所至而观之，则帝都之疆境以明。人徒知先于帝都者，受命之始，而不知九州之水莫甚于河患，则其施功固有序。读禹贡之书，求禹贡之序，宜亦详于冀州之域矣。而禹别冀州，乃独不以疆域言也。若周礼职方，河内曰冀州，亦可矣。禹别九州，乃以疆域论也，亦岂无其故哉？盖曰八州之域，皆以疆界言矣，则冀州之不言者，岂不可以余州所至而见乎？况京师为四海之朝宗，则又岂可以疆域言而同于他州也哉？王者以天下为一家，则又岂可必以疆域限而外于他州哉？禹之受命治水，必于是焉始，而河之为患，盖在于是焉。壶口为冀州之山，而当河水之下流也。梁、岐亦冀州之山，而亦河水之所经也。谓之「既载」，则经始治之，而有以疏杀河势也。曰「治」曰「及」，又以见其既事壶口，乃即治梁及岐也。昔也河流激荡，震动天地，今则治之及之，而有以开其河道矣。河势既杀，河道既开，则导河之功，非所当先者乎？太原乃广平之地，而岳阳又冀州之山镇，一则曰「既修」，非因鲧之功而修之乎？汾水出于太原者，必经于太岳，乃东入于海，则必至于岳阳，而后汾水得以入河也。覃乃河内之平地，衡漳又清浊之异流，一则曰底绩，非以平地致功为尤难乎？然漳水东北至于阜城，乃入于北河，则必至于衡漳，而后漳水入于河也。然则𨗳汾、漳以入河者，又何莫非因其势而顺治之哉？于是而冀州之域始定。冀州之水皆治，施之天下，皆以为准矣。故自冀而东，兖则疏河之下流也，青则疏济之下流也，徐则淮之下流也，扬又江、汉之下流也。由冀而西，则雍为河之上流，梁为江、汉之上流。下流则杀其汗漫之势，上流凿其龃龉之冲，岂非皆视冀州以为之准，而天下之水无不可治者矣。嗟夫！帝王之京畿，虽不皆在冀州之境，而后之建都，无不赖禹之功。故「洪水茫茫，而敷下土方」者，商人之颂其先王也。「沣水东注，维禹之绩」，周人之咏其先王也。夫追称其先王，而必述夫禹，则天下之可为京畿者，孰不赖禹之功哉？则当时东渐西被，固可以见王者无外之意。而四海会同之后，则小水之入河，河流之入海，而天下宁有不治之水哉？呜呼！盛矣！
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
地势极于卑，故上之取于民者轻。地利极于美，故下之奉其君者重。盖地之所出有定等，不可强取其所无；地之所产有定名，不可不供其所有。九州之域，扬州最为多水，其土之性，则涂泥也，其田之等，则下下也。是论乎地势，则极于卑，故其赋之所出，止于下上上错，则其所取者轻矣。论夫地利，则极于美，故其贡之所入，金而三品，则其所供之重可知矣。则壤成赋，因其轻而轻；任土作贡，因其重而重。此圣人之意也，亦自然之理也。禹贡扬州云云。尝谓赋出于田，贡出于土。出于田者，因人力之所为；出于土者，皆天地自然之气凝会蕴结之所钟，非人力之所及也。作于人力者不可常，生于天地者不可变。惟其作于人力而不可常，故上之所取者，度其所有，恤其所无，而不可过。惟其生于天地而不可变，故下之所供者，虽至美而不敢不因所有也。何也？扬州之盛，极于东南。语其境，则淮海也；语其浸，则江汉也；语其水之所潴，则震泽、彭蠡也。怀襄甫定，其土则沮洳而涂泥；耕作方兴，其田则渗漏而下下。特以人力之胜，致地力之优，故其岁入之赋稍升于田。然人力有不齐，地力有不一，或而下上，或而中下，又不可较数岁以为常。圣人定赋之等，宁以其轻者为正，而以浮出者为杂，不忍尽民之力故也。以三第之，亦终于下而已。是则上之所取，又曷尝强其所无而必取盈哉？上之所取者，信不可以强其所无，下之所供，又岂可专其所有而不以奉于上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虽以天下奉一人，不为过也。而况土地所生，天下之所极贵者，岂得不先于君乎？此扬州三品之金，不得不为首贡也。夫青州之铅亦金也，然非若扬州金之美者也。梁之铁银亦金也，然非有扬州金、银、铜三者之备也。荆之三品虽曰不殊，然九州之贡美者为先。扬州之贡莫先金，则又金之至美者也。悉供于上，不敢自有，固臣子之至情。于以见水土既平，声教四达。扬州去冀都为冣远，而其贡献不敢后于他州，圣化之所以无外也欤。嗟夫！田之有赋，出于人力之所成；土之有贡，出于天地之所生。人力之所成者不可常，而上之所取者亦不常，爱民之深也。天地之所生者不可变，而下所供者亦不可变，敬君之至也。虽然，轻于取民，固所以爱民，若地之所有，圣人未尝私其有。重于奉君者，固所以敬君，若地之所无，圣人未尝责其无。扬、豫之赋，以其等之轻于错者为正。冀、梁之赋，则以其等之轻于正者为错。雍州之田，以人力之废，而其赋之等极降。荆州之田，以人功之修，其赋之等极升。信矣，其作于人力者不可常也。西北之地常高，然兖、雍、梁、豫之贡，每不及于东南。东南之地常下，然青、徐、扬、荆之贡，每过于西北。信矣，其出于天地者，不可变也。以是知圣人之所以爱民者，不惟扬州为然，而民之敬君者，又岂惟扬州为然哉？此圣人之疆理天下，所以大一统而无私也。吾读禹贡之书，于其田之所赋，知圣人之所以因乎人；于其土之所贡，知圣人之所以因乎天。𨗳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谨按：此为禹贡导山之北条，大河北境之山也。盖诸山之势，原于西北，而导山之叙，亦先于西北也。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此记其自西北而东也；「壶口、雷首，至于太岳」，此记其自东折而南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此记其自南转而东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记其自北而归于东也。岍也、岐也、荆也，此雍州山也。壶口以下，皆冀州山也。昔者河水未平，怀山襄陵，大河北境诸山，其费疏凿之功不少矣。今而水患既平，崇山巨川皆可表识，则圣人安得不详记之？夫以山之经理，已各附于各州之下，于此又条列之，则山之经纬可见矣。是故「荆岐既旅」，二者，雍州已言之矣，而岍山则未之及也，于此则表而言之。既载壶口，则所以杀河势。「至于岳阳」，所以导汾水矣，而碣石所以记岛夷入贡之道。三者冀州已言之矣，而雷首、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则皆未之及也，于此则列而言之。盖禹之治水，随山刊木，各有条理，其见于各州者，乃表其疆域之限；其见于九州之后者，乃陈其经理之叙也。且治水之初，而必先于导山，何也？九州茫茫，而区域不辨，平地皆水，而可见惟山。禹于此时，未可遽施夫濬治之功，故必随山刊木，以通蔽障，以观形势，然后大者可以加濬凿之功，小者可以致疏决之力，使平地之水得以下流，而怀襄之势得以少杀。于是禹也，乃假四载之乘，不畏胼胝之苦，遂始于雍州，首从岍山，次导岐山，又从而至荆山。其数山之相距甚远也，岂无山川限隔而可以表之者哉？特取其山之高大可名者记之也。谓之「逾于河」者，逾于河而知诸山之势，皆可以导之于河矣。乃至冀州，自壶口、雷首而至于太岳，自底柱、析城而至于王屋，自太行、恒山而至于碣石。其诸山之相去非近也，岂无众山连亘而可以并录者哉？特取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广博可以奠民居者，谨而书之也。谓之「入于海」者，禹至碣石，而知诸山之水势，又可以悉入于海矣。夫「至于」者，禹迹之所至也；「逾于河」者，禹迹之所逾也；「入于海」者，小水合大水而入也。禹迹之所至者，其间濬凿疏决之功虽不言，而因其表记所至诸山之名，又不可以想见其施功之次第也。非其施功之有次第，安能致水之入于海乎？大抵天下之势，山水皆原于西北，故禹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东南，盖欲因山势之崇卑，而欲决乎水势之就下也。方其「随山刊木」，神禹导山之初也。「奠高山大川」，神禹导山之时也。愚想夫「暨益奏庶鲜食」者，必此时，使掌火烈山泽而焚之者，必此时，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者，又此时也。然后蔽障以通，道路以开，治水之功由是而施。其胼手胝足，八年于外，禹之成功甚劳矣。是以于此而表记其所至，详记其所经，而山之经纬了然在目。或者不察，乃谓导山之条为推寻其山脉，何其谬也！神禹治水之后，不过录其所至之诸山耳，岂暇推其脉赂之所自来，如今之葬法所言也哉。吁！
「九州攸同，四墺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
观天下之水土无不平，则知圣人之成功为甚大。盖当水土平治之初，正圣人治定功成之日也。苟一土之未平，一水之未治，又何足以为圣人之功哉？昔者禹之治水也，行其所无事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岂私意小智之可为哉？其施功于九州，虽有次第，而及其成功则一。其所谓「攸同」者，盖言其所同如此也。四海之墺，水涯之地，已可奠居，而既无彼此之间矣。九州之山，拔木通道，已可祭告，而亦无远近之殊焉。九州之川，濬涤泉源，而俱无壅遏之害。九州之泽，已有陂障，而悉无决潢之患。四海之水，无不会同，而各有所归。此所以为圣人之极功也欤！禹贡之书曰云云，其意以为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浩浩滔天，下民昏垫，无所安息。鲧湮洪水，而五行因之以汨乱。及禹嗣兴，惟能顺水之性，而尽力乎沟洫。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是以帝舜惟美其功曰：「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又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由是观之，禹平水土之功，盖与天地相为无穷者也，岂特九州之攸同，而见于一时之盛哉？禹无吾间然矣。夫以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九州之所谓攸同者，禹之功盖可见也。天下之山水，载于禹贡者多矣，而九水为大，九山为高。大者既道，则小者无不顺矣；高者既治，则卑者无不平矣。传曰：「芒芒禹迹，奄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此之谓也。是故以言其四海之墺，则水涯之地，悉为耕食之塲矣，涂泥之乡，已为奠居之所矣。以言夫九州之山，随山刊木，而险阻既可逾矣；祷尔神祗，而道路既可通矣。以言其九州之川，则决九川而距海，濬畎浍以距川，导涤之功既至，而壅遏之患悉平矣。以言九州之泽，则既潴而有陂障以为之防，底定而无决溃以为之害矣。夫水于天地间为物最大，而况于海之尤大者乎？四海之水，至于「无不会同」，而各得其所归之顺，则际天所覆，极地所载，水土之无不平治，盖可知矣。始言九州之攸同，终言四海之会同者，岂有他哉？盖言此以总结上文之意耳。考之上文，各州惟举一隅，至此总结之，以见九州之所同也。如「宅土既宅」，惟见于兖、雍，故此以墺既宅总之。「既旅旅平」，惟见于梁、雍，故此以「九山刊旅」总之。各州所载川泽虽多，然九州川泽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泽之涤陂总之。上文虽各载达河之道，而四方水之所趋不止是也，故以「四海会同」总之。然下文之言「六府孔修」，则非特水土之治而已。圣人成功之大，又孰有加于此哉？然此亦其迹之粗者耳。至其「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之语，史臣方谨以继之，则禹之精神心术，终始以保其成功，俨然常在人耳目之间者，初不可以今昔异观也。噫！禹贡一书，地理、货殖之书耳，而其纪载之法乃如此。后世之山经、水志、货殖之书有矣，而于致治之纪要，曾谓有是哉！是虽史臣一时之言，实万世不刊之圣经也。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地介乎内外之间，故治亦有内外之异。夫圣人岂不欲内外之治如一，弛其武卫而专尚乎文教哉？顾其势有所不可也。势之所为，虽圣人亦无如之何也。昔在大禹，谓绥服五百里之广，内而侯伯，中国之地，外而要服，渐非中国之地矣。于是乎揆度文教于内三百焉，奋张武卫于外二百焉。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岂非地介乎内外之间，而治亦有内外之异乎？云云。尝谓一视同仁，举天下之大，而纳之吾教化之中，此固圣人之心也。而有曰「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其所以不同者，何哉？呜呼！圣人之心未尝有内外之异也，其势则然耳。譬犹天无不复帱也，地无不持载也，然而温厚之气常盛于东南，严凝之气常盛于西北，岂天地覆载生成之有偏哉？亦天下之地势然也。圣人之治亦由是已。夫绥服者，渐远王畿之地，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谓之绥者，不过抚安之而已。内取王城千里，外取方服千里，非其地之介于内外之间者乎？纯以甸侯之法治之固不可也，纯以要荒之法治之又不可也。纯以甸侯之法治之，则一乎文教而无事乎武卫矣，得无意外之患乎？纯以要荒之法治之，则不惟略乎文教，而并亦不复致详于武卫矣，彼独非吾民乎？圣人严华夏之辨，于是定为治内治外之制焉。内三百里则为之揆文教，诗书礼乐、冠带俎豆之风，未尝一日而不举也；外二百里则为之奋武卫，旌旗车马、弓矢戈兵之备，未尝一日而不张也。文教以善其生，武卫以护其生，民斯安也。虽然，圣人岂不欲三百里之外，亦揆之以文教，而无事乎武卫哉？地近要荒，其势不容于不然也。吾故曰：势之所为，虽圣人亦无如之何者，此也。然尝论之，二百里之武卫，虽不能如三百里之文教，然武卫而曰奋，亦不过激振厉，使之无致于废弛矣。圣人不忘武焉，未尝黩武也。东渐西被，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岂以绥服三百里之外，而文教遽不及乎？特地势之所为，有不容不以武卫为之主耳。然乎？否乎？「甘誓胤征，
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君能修省，而臣又皆效其职焉，则君德益以昭著矣。」夫君德之昭明，贵乎有内外交修之道，苟有是君而无是臣，又安能使其德之昭著乎？昔者夏之先王，既能谨天戒而尽修省之实矣，为人臣者，又能守常宪而能尽谏诤之益焉。下至百官，亦莫不修其职以辅其君，此所以内无失德，而外无失政，君德明而又明，为不可及也。然则人臣者，所以辅君者也。为羲和而昏迷于天道，是失为臣之职矣。征讨之加，果可以免乎？尝谓有天下者，孰不欲为明明之君？然而天变之来，乃或玩之以为常；灾异之见，乃或忽之而不戒，则为之君者，怠荒安肆，将无所不至矣。法令非不严也，乃废格而不由；宪章非不具也，力怠弃而不钦。则为臣者逾礼越法，亦将相帅以成风，逢迎容悦以为常，尸位素餐以自便。如是而欲政治修明，纪纲振举，君之德有以显闻于天下，不可得矣。先王惟知乎此也，故君则畏天，臣则畏法，其警戒之意无往而不存，故其治教之休明，为不可及也。仲康征羲和而拳拳及此，亦可谓知戒者矣。且夫天心仁爱人君非大无道，未尝不欲全安而扶持之。故夫日月之薄蚀，风雨之不时，皆天所以警戒夫人君者也。然庸君世主，往往忽之而不顾，克谨之者，其惟有夏之先王乎？先王之心，宁不思谪见于天，由于德政之不修，而转祸为祥，在于侧身以修行。是以戒慎恐惧，图以消其变；战兢惕厉，思以弭其灾。先王之克谨天戒如此。为之臣者，竭忠宣力，无敢怠惰，以速官刑；奉法守职，无敢昏迷，以千国纪，亦可谓「克有常宪」矣。彼百官之众，其位虽有尊卑，至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则不以尊卑而有殊；其职虽有大小，至于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则不以大小而有间。百官之修辅若此，则为之君者，当如何哉？吾见其出入起居之无有不钦也，发号施令之罔有不臧也，显显令德，灼于四方，主宰乎万民之上，而仰之如神明，君临乎天下之广，而爱之如父母者，非幸也，宜也。噫！先王因天戒而益明其德，固有赖于人臣之效职；后王亦以天戒而修省，独不赖于人臣之效职乎？今也有「辰弗集于房」之戒，啬夫庶人且奔走之不暇。羲和世守历数之官，当日蚀之变，顾乃昏迷天象，若罔闻知，是废国家之常宪甚矣！宁不干先王后时之诛乎？胤侯之征，固有所不容贷也。尝因是论之，「洚水警予」，此舜所以谨天戒。当是时也，有禹以尽力沟洫，有稷、契以佐其成功，其所以克谨常宪，其所以修职辅君，盖无所不至也。此所以地平天成，而当世赖其赐，后世仰其明，而帝舜之功，卓乎其不可及也。证以有虞之事，岂不信而有征哉！
书义矜式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