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儒家的教育观点，似乎认为教育系为“士”（上等社会之知识分子）而设，以便日后为君主治理国家，或辅佐帝王以济世为政，因此在讨论教育时，始终皆以治国为宗旨。《大学》一书似乎是专为教育王子贵人而作，所以书名称为《大学》，而大学即王子贵人受教育之所。
《大学》原为《礼记》之一章，今列为《四书》之一部。因为列为《四书》中之一部，以前中国学童读《四书》时，皆自《大学》一书开始。《大学》与《中庸》背后的哲学意义，对学童并不重要，自然非七八岁的学童所能了解；然此书必须精读熟记，以备将来之用。关于本书之重要性，宋儒理学家程伊川曾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一词，理雅格（James Legge）氏英译为The Great Learning；辜鸿铭译为The Higher Education，意为“高等教育”，更为正确。以前中国适于读“大学”的年龄，似乎相当于读美国的“专科学校”（Junior College）。《礼记》一书有一章把古时王子贵族的学制叙述得很明白，即本书中第九章。《礼记》之第八及第十二两章对古时教育制度犹有进一步的说明，本书并未选入。整个儒家的教育观点，似乎认为教育系为“士”（上等社会之知识分子）而设，以便日后为君主治理国家，或辅佐帝王以济世为政，因此在讨论教育时，始终皆以治国为宗旨。《大学》一书似乎是专为教育王子贵人而作，所以书名称为《大学》，而大学即王子贵人受教育之所。“君子”一词在大学中当然甚为通用，照字面看，“君子”者，“君王之子”也，亦即“王子”，后来渐渐为“士绅”（Gentleman）之称。此书内容所论，实际上，是以个人生活的修养（修身）与治国平天下为中心，也可以说以伦理与政治为主旨。
本书曾由宋儒朱熹改编，将一整节文字提到前面，使全文含义更为清楚。原来段落前后错乱，是早年将竹简误排之故，因以前竹简是用皮条穿入竹简洞口而成捆收存的。我认为朱熹的改编令人敬佩，故本书采用朱本。但他似乎不曾注意到原来错乱的缘故，以致在他调动顺序的一部分，转折之处遂显得不够自然，也因而有两行完全相同。那就是“此谓知本”这一句。此句之后，后来又有同样一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朱熹是把第二句“此谓知本”与随后的“此谓知之至也”看做是一段遗失文字的结语，于是他随即擅自代为补上那一段，借此机会把宋儒以冥想为格物致知的道理插入书中一些。也因此完全改变了格物致知的方法与对象，这也引起无尽无休的争辩与臆测。我曾将汉朝郑玄的《大学》原文与朱熹的版本比较，所得到的结论是，错误的由来是那相同的两句“此谓知本”，原来在那段文字里是分开的。但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那些幸未罹难得以硕果仅存的老儒生，是全凭心中记诵记录下来，因而联系错误，这也自然难免。就犹如现今排字房犯这类错误一样。由郑玄的版本中原有的错误推论起来，根本没有什么“阙文”，只是因文句错乱而起，在句中所讨论的“格物致知”只是限于人性与人心的活动，并未涉及物质界的宇宙。这一层由随后我改编的《大学》正文中即可一目了然。朱熹将全章予以前后调动，我仍保持其原来顺序，未予更动；只是把原来承上启下的那个雷同的句子，改放在我认为适当的所在而已。
原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
语译
高等教育的目标在于保存人高尚的品格，在于赋予人民新的生命，在于止于完美之境。知道止于完美的境界之后，对人生才有固定的宗旨。对人生有了固定的宗旨，才能得到心境的宁静。得到心境的宁静之后，才能安然自处。能安然自处，才能用心思考；能思考才能有所知。物体之组织是由基础及高层所构成，而每件事务之演变上也是有其开始，有其终结的。因此了解事物之正常关联的顺序，乃是智慧之始。
先贤凡是要保存普天下人那清新的品德的，必要先把本国人民的生活纳入正轨。要想把本国人民的生活纳入正轨，必须先把家庭生活整顿好。要想把家庭生活整顿好，就须要先修养个人的生活。要修养个人的生活，必须先把心安放端正。要把自己的心安放端正，必须使自己的本意发乎真诚。要使自己的本意发乎真诚，必须获取真知；而真知在于研究万事万物。将万事万物研究之后，便有了真知；有了真知，其本意便能发乎真诚；本意能发乎真诚，内心便能放得端正；内心放得端正，个人的生活便可有了修养，个人的生活修养好，而后家庭生活才能整顿好；家庭生活整顿好之后，国民的生活才能上轨道；国民生活上了轨道，整个天下才能太平。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必须把个人生活的修养看做一切的基本。基本不好，其上层好者，是绝不可能的。树的主干瘦弱，而其上面枝叶茂密者，天下也绝无此事。这就叫做知道根本。
原文
《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语译
什么是修养个人的生活？《尚书·康诰》说：“唯我文王能使自己的品德清新。”《尚书·太甲》说：“唯我先王成汤，常常顾念着上天的明命。”《尚书·尧典》说：“唯我帝弟能使自己的崇高品德清新。”这些都是讲古代的帝王是从自明其德行开始的。
成汤的《盘铭》说：“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康诰》说：“使周人变成新民族。”《诗经·文王》说：“周虽然是个旧国家，接受的天命是新的。”所以君子在所有时间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什么是达到完美的境界？《诗经·玄鸟》说：“王者的都城地方千里，百姓都居住在这里。”《诗经·缗蛮》说：“嘤嘤鸣叫的黄鸟，都栖息在树多的小阜上。”孔子说：“对于栖息，鸟都知道该栖息在什么地方，难道人可以不如鸟吗？”《诗经·文王》说：“穆穆然深远的文王，他的德行总是光明，事事小心恭敬。”文王为人民的君王，保持着仁爱之心；为君王的臣，尽心奉职不敢疏忽；在家里是儿子，侍奉父母一片孝心；当父亲的时候，教诲儿子非常慈爱；与别人交往的时候，言语句句诚实。
《诗经·淇澳》说：“看那淇水弯曲之处，青绿色的竹子多么美丽茂盛！我们那文采斐然的君子，学问何等精细，切削过似的，打磨过似的，严密刚强，威严光辉啊！文采斐然的君子，百姓终身不能忘记呀！”这如切如磋，说的是学习的道理；这如琢如磨，说的是自修的道理；瑟兮僩兮，是说战战兢兢，一刻不敢马虎；赫兮喧兮，是说恭敬之心在内，威仪表现于外；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是说道德完善到了最高境界，百姓终身不能忘记。
《诗经·烈文》说：“伟大啊！从前的文王和武王，虽然逝去久远了，后世人永远思念不忘！”后世君王尊敬前代贤明的模范，敬爱他们的亲人；后世人民享受太平的幸福，享受遗留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后世追思不已的缘故。
原文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语译
什么是达到真知？孔子说：“听断诉讼，我也和别人一样不算难事。我们的目的是要完全没有诉讼。于是那些犯了错误的人就会羞于为自己辩护，人民就怀着敬畏之心。”这就叫做知道事物的根本。这就叫做达到真知。
原文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语译
所谓使自己的心意诚实，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如同厌恶恶劣像厌恶臭味一样，喜爱善良如同喜爱美人一样。这就叫做满足自己的心意。所以君子必然非常谨慎地对待他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普通的人在平时无人而独处时做坏事，可以无恶不作；看见诚实的君子就会内心不安，尽量掩饰，假装在做好事。其实别人看他，就像看清他的肝脏和肺脏一样，一目了然，这种欺骗有什么用呢！这就叫做内心是什么样的，表现出来的也会是那样，所以君子必然十分谨慎地对待他一人独处的时候。曾子说：“不要说无人看见，十只眼睛看着呢；不要说没人指出，十只手指着呢。多么严格呀！”财富可以使屋子华美，德行可以使人身体充实，心地宽广。所以君子必然要使自己的心意出于至诚。
原文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语译
为什么说修养个人的生活在于把自己的心安放端正呢？心里有愤怒，心就不能安放端正；心里有恐惧，心就不能安放端正；心里受着喜好的牵系，心就不能安放端正；心里有忧患，心就不能安放端正。端正虚静的心已经不在了，就会看事物视而不见，听声音听而不闻，吃东西也不知道它的味道。这就是为什么修养个人的生活在于把心安放端正的原因。
原文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语译
为什么说整顿好他的家庭在于修养个人的生活呢？人对于他所亲爱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认为低贱厌恶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敬畏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怜悯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姑息或骄纵的人会失之于偏颇。所以说，喜爱的而又知道其中有恶劣之处，讨厌的而又知道其中有美好之处，这样无偏颇的态度天下少见！所以谚语说：“人是没有知道自己的儿子的坏处的，是没有知道自己的庄稼茂盛的。”这就是说个人的生活没有修养好，是不可以整顿好他的家庭的。
原文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语译
为什么说治理国家的生活首先在于整顿好自己的家庭呢？他自己的家人都无法教育好，反而能教好别人的，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君子不一定走出自己的家庭，他的文化榜样延伸而感化一个国家。孝道是用来侍奉君主的，悌道是用以侍奉兄长的，慈爱是用来治理百姓的。《尚书·康诰》说：“就像母亲爱护初生的婴儿一样。”从来没有一个姑娘是先学会养孩子而后嫁人的。如果你的本能是健全的，即使不能完全达到目标，也不会离得太远。一个家庭学会了仁爱，一个国家就会学到仁爱；一个家庭学会了谦让，一个国家就会学到谦让；一个家庭贪婪和狠戾，一个国家就会不守法纪。事物的法则就是如此。这就是所谓“一句话可以破坏一件事，一个人可以使国家安定”。尧舜为天下做出了仁爱的表率，人民就会学习他们；桀纣给天下做出了残酷的样子，人民也会模仿他们。他们的命令如果和他们的行为相反，百姓就不会听从。所以，君子必须先要求自己然后要求别人，自己没有过恶然后才去责备别人的过恶。在他自己的身上不采用推己及人的恕道，反而能影响别人明白宽恕的道理，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所以治理一个国家的生活在于整顿好自己的家庭。《诗经·桃夭》说：“桃花那样的艳丽，桃叶婆娑多美盛！那个女儿嫁到了夫家，一家和睦真安宁。”做到了全家和睦安宁，然后有资格做一国的榜样教导别人。《诗经·蓼萧》说：“和睦的家庭敬爱兄长、爱护弟弟。”敬爱兄长、爱护弟弟，然后有资格做一国的榜样教导别人。《诗经·鸤鸠》说：“君主的礼仪丝毫不差，就能使一国井然有秩序。”君主的行为足够成为父亲、儿子、哥哥、弟弟的榜样，而后百姓自然会效法他。这就叫做治理一个国家的生活在于整顿好自己的家庭。
原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语译
为什么说恢复天下太平在于治理国家的生活呢？当权的人尊敬老人，普通的人也就知道当好儿孙；当权的人敬重长辈，普通的人也就会知道尊重和友爱；当权的人仁爱幼弱和无助的人，普通的人也就不会做出与之相反的事情。这就叫做君子有规范自己的行为的测度的标准。一个人憎恶来自上面的东西，就不要用来对付自己的下面；憎恶来自下面的，就不要用来服侍自己的上面；憎恶来自前面的，就不要放在后面的前面；憎恶来自后面的，就不要放在前面的后面；憎恶来自右面的，就不要用来对付左面；憎恶来自左面的，就不要用来对付右面。这就叫做絜矩之道。
《诗经·南山有台》说：“人民悦乐的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普通人喜欢的君主就喜欢，普通人憎恶的君主就憎恶。这就叫做人民的父母。
《诗经·节南山》说：“庄严的南山啊，岩石莽莽。威严的师尹，人民瞻仰！”执掌国家的当权者万万不能不小心谨慎；一旦偏颇，就引起天下人的抨击。
《诗经·文王》说：“殷朝还没有丧失人民的时候，能够配对上帝。应该吸取殷朝的教训，保持天命不容易。”这说的是得到人民的，就得到国家；丧失人民的，就会丧失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君子首先注重自己的德行。如果他有德行，就会有人民；如果有人民，就会有土地的权力；如果有土地的权力，就会有财富；有财富，就能有用度。德行是根本，财富是结果。如果君主忽视根本，而企求额外的财富，就会导致人民互相争夺和竞争利益。所以君主积累自己的财富，就会失去人民；君主分散个人的财富，就能获得人民。如果一个人言辞狡诈和欺骗，就会得到言辞狡诈和欺骗的回答；如果他的财富是欺骗得来的，也会由欺骗的方法而失去。
《尚书·康诰》说：“天命不是固定不可改变的。”好的君主就能得到天命，不好的君主就会失去天命。《楚书》说：“楚国没有财宝，做好事才是我们楚国的财宝。”逃亡的晋国公子的舅舅狐偃说：“我们逃亡的公子没有财宝，只有对同宗人的感情联系是他的财宝。”
《尚书·秦誓》秦穆公说：“我假若有那么一个大臣，朴实真纯，不假装有别的本领，心性淡然寡欲，豁达大度能包容一切。看见别人有才能，就像他自己有那种才能一般，看见别人英俊聪明，心里喜爱，不但能像从他的口里称赞的一样，而且确实能够容纳贤才，就将是一个能辅佐国家的人，他会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百姓。假若这个大臣，别人有才能，就妒忌和憎恨他，别人俊美聪明，就设法压抑他使他不能发达，实在不能容纳人，他就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百姓，这样的人对国家是很危险的。”只有仁德的君主才能驱逐那等邪恶的大臣，把他赶到四方夷狄地方，不让他和我们同住在中国。这就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爱别人，也才能恨别人。看到贤德的人君主不能任用，即使任用又不是尽早任用，就是怠慢或没有尽到君主的责任。看见坏人而不能退黜，退黜了又不能驱逐到远方，就是软弱。喜爱别人厌恶的，厌恶别人喜爱的，就叫做违反人的自然本性，灾难必然落在他的身上。于是我们看到做君主的基本原则：必定是忠实和诚信才能保持他的统治，骄傲而又生活放纵就会失去他的统治。
积累财富有其基本原则，即如果有很多财富的生产者，只有很少的消费者，如果人很快地挣钱，而花费缓慢，那么财富就总会是充足的。仁义的人用他的财富发展其人品，不仁义的人则发展财富用于他个人的消耗。从来不曾有过君主好仁德，而他的目标会失败于好义的臣民；从来不曾有过人民好义，而国家事务不能贯彻完成的；也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国家财富集聚在国库里，君主不能继续占有的。
孟献子说：“士人一变成大夫已经保有马匹和车辆，就不再照看鸡和猪了；丧祭用冰的卿大夫之家，就不再养牛和羊了；拥有百辆车子的贵族之家，在他的家里就不应该保有强夺收税的家臣。宁可有一个偷盗他的财货的管家人，也比有一个强夺收税的家臣为好。”这就是说的国家的物质兴旺不在于物质的兴旺，而在于正义的兴旺。
掌握政府的首脑依赖聚敛财富的，是因为任用小人而造成的。他想要做好，但是小人管理着国家，带来了国家的灾难，所有的善意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就是说国家的物质兴旺不在于物质的兴旺，而在于正义的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