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五卷。王夫之撰。王夫之对《诗经》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大量研究。他曾经遍注群经,除是书外,尚有《诗经稗疏》、《诗经考异》、《诗经叶韵辨》、《诗绎》等。或辨证名物训诂、或辨析异体、或考辨字音、或研究艺术形式、或阐发义蕴,多精深独到、异于凡说。是书乃王夫之阅读《诗经》的杂感集,依次议论二《南》、十三 《国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和《商颂》。共五卷二百三十七篇。是书以随笔杂记之形式,对《诗经》内容推求阐发,故不全载经文,遇有疑义,乃为考辨。于涵泳文句之时,往往借题引申发挥,得美刺之旨,宣传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及文字观点,发表社会改良的思想主张:如读《国风·陈风》各诗,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主张“君子敬天地之产而秩以其分,重饮食男女之辨而协以其安”。认为“欲”为人们的生存要求,乃公理,应该满足,从而反驳程、朱理学“灭人欲存天理”之说。是书似一本政治论文集,其社会改良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和时代局限,论诗也多有臆测之处。然其诠释,往往能得 “兴、观、群、怨”之旨,较之前代经师的诗说有较大进步,且开启了《诗经》研究的重大革新,对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龚自珍、魏源有深刻影响。魏源称赞此书“精义卓识”,所著《诗古微》一书全取其说,且在下编全文收录此书。《诗广传》之版本凡七,钞本有船山五世从孙嘉恺之钞本和衡阳刘氏藏旧钞本两种。印本有湘潭王氏所刻《船山遗书》本,金陵节署所刻之《船山遗书》本,太平洋书店铅排之《船山遗书》本,1964年中华书局排印之繁体字标点本,1992年岳鹿书社出版之《船山全书》本为最新版本。

六卷。清王夫之撰。夫之有《书经稗疏》,其诠释经文.多出新意。而《尚书引义》一书则进一步推衍其说。该书共分五十篇。其注多不拘于经文字句,而常常阐发其意旨,并取后代时事为之纠正。如论《尧典》“钦明”,则斥王守仁良知说;论《舜典》“玄德”,则斥老子玄旨。诸如此类,皆议论驰骋,颇根理要。夫之治经,往往借评论与引申其中的某些观点,来表明自己的主张,抨击现实的政治及某些错误的思想观点等。《尚书引义》一书,在阐发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在“知行说”方面,有所贡献。对宋明理学与唯心主义的批判尤为有力。《尚书引义》一书,对先儒旧说不墨守,大胆提出己见,大多皆有所依据。当然,勿庸讳言,书中某些臆度、失误也是难免的。有清康熙二年 (1663)、二十八年 (1689)重订王嘉恺抄本,不分卷,今存湖南省博物馆;另有清抄本藏山西运城市图书馆;此外尚有《船山遗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王孝鱼点校本。

四卷。清王夫之撰。此书说解《尚书》,颇多精当见解,如谓《尚书》之“禋”非《周礼》之 “禋”,“类”非《周礼》之“类,五服、五章亦不以周制解虞制; 因《周礼》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蠙珠非蚌珠, 斥蔡沈不明古字通假; 引《左传》证奄与、淮夷为二; 引 《说文》“羑”字之说解以解“羑若”,驳苏轼、蔡沈之误,等等,其说确有根据,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书中穿凿、武断之处,偶亦有之,此其缺憾。现存版本有清王嘉恺抄本,作二卷,藏湖南省博物馆。此外尚有 《船山遗书》本。

明哲学家顾宪成著。顾宪成提出用“小心”工夫反对王学末流,并将自己书斋取名为“小心斋”,札记故名。书中认为程朱所说的“性即理”一语“极说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颠朴不破”(卷十一)。“性,太极也”,“性,天道也。”(卷四)批辟佛老,反对将儒佛合一。“无声无臭,吾儒之所谓空也。无善无恶,(佛、老)二氏之所谓空也。名似而实远矣。”(同上)提出“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卷十八)。用“性善本体论”反对周汝登等人的“无善无恶”论。认为“点出‘善’字,正示性有定体,不可以歧见淆也”;提出“‘性’字,正示善有大原,不可以局见窥也”(卷二)。倡导“以诚敬存之,是收摄保住工夫,以义理栽培,是维持助发工夫”(卷一)。而工夫只在“小心”,“小心只是个敬”(卷十二),“敬”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身心收敛,如有所畏”(卷二)。书中还反对“见成良知”,强调学习践履。“世间那有见成良知,犹言世间那有见成圣人。”(卷十一)要求人们“立志”作“圣贤”,否则“浮生浪死,虚担一个人名而已”(卷一)。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蔡献臣始为刻版,止十二卷。后宪成子与淳刻本为十六卷。清康熙年间,其曾孙贞观刻《顾端文公遗书》三十七卷,内收《小心斋札记》为十八卷。

又题《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重刻内府原板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指南》《经筵四书直解指南》《四书集注阐微直解》等，署“中极殿大学士泰岳张居正辑著”，或“太岳张居正著”。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连同翰林院讲官等人专门写给当时的小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一人读的。该书曾在明朝年间得到刻印，根据记载，“1651年张居正所注《四书》再次付梓，题《张阁老直解》。吴伟业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中谈到张居正给孩提时的万历皇帝当老师时。充满羡慕之情，”康熙年间，内阁学士徐乾学又将此书翻刻。该刻本至今在民间依旧有流传，可见该书当时影响之大。 徐乾学评道：“盖朱注以翼四书，直解有所以翼注。” 康熙帝在读此书后如此说道：“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可为法也。”

万历六年，神宗大婚，慈圣李太后命张居正为东汉班昭《女诫》一书做直白注解，以供新册封的王皇后阅读。张居正以内阁首辅身份作此注解，以及为某一皇后阅读而作专书，皆称引人注目。李太后命张居正撰写此书，与张居正多年承担辅导万历皇帝的职责有直接关联，亦显示出女训书籍在后宫女子教育，尤其是皇后教育中的重要意义。此举在神宗大婚，太后从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后发生，体现了李太后高度倚重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的姿态，具有明显的政治信托象征意义。该书收录于明万历刻本《张太岳文集》卷11，以及清光绪年间重刻《张文忠公全集》中。万历刻本收录该书时并未与之命名，只在卷11中首先说明“上大婚礼成，蒙圣母慈圣皇太后命臣居正直解汉班昭《女诫》，以教宫闱”，然后收录进呈以后万历皇帝所做序言及直解内容。光绪重刻本收录该书时指出，“《女诫直解》，本自为书，不必搀入文集也”，故附于全集最后一册，并单独命名为《女诫直解》，本文所用即为此本。

一卷。旧本题明薛瑄 撰。此书内容,全自 《读书录》中摘出,系为他人所辑,别立书名,以炫俗听。此书反映了明末诡诞之习,凡属古书,多改易其面目以求售,《读书录》虽为习见之书,亦不能免。系薛瑄关于理学思想的零散论述之集录。所言皆为理学之“性”、“理”、“气”、“体要”等核心问题,诸如“天地万物,惟性之一字括尽”、“太极而无极”之类。只是只言片语,未成体系,又且不少言辞与《读书录》重复或相近。为将其与《读书录》等比照,更可见其对理学思想的阐发和严格尊行。该书有《百陵学山》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景印元明善本丛书》 十种本等。

本书是作者在八十六岁时患眼疾以致“目盲不能视人、罔论读写”的情况下，自己口述，夫人笔记，然后口诵耳听一字一句修改订定。终迄时已九十二岁高龄，故题曰“晚学盲言”。全书共三部分，分别为“宇宙天地自然之部”、“政治社会人文之部”、“德性行为修养之部”。九十篇专题虽篇各一义，却相贯相承。每篇都是两个命题的对举，如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常与变、道与器、权与能、礼与法、雅与俗等等，均博而返约，致广大而尽精微，可谓是作者晚年对中国文化核心要义与中西文化异同的一次总结性的盖棺论定。上篇是宇宙天地自然之部，阐述了严正肃穆中的宇宙法则中隐含的文化意义与精神内涵。中篇是政治社会人文之部，阐述了文化这一思想精髓对政治和社会产生的关键性影响。下篇是德性行为修养之部。德性修养是作者对法学生命意义的超越性思考，让我们跨越了思想的狭隘与局限，获得了一种超凡的思想境界。

宋欧阳修撰。十六卷。前十二卷为说一百十四篇,每条以《诗经》题为目,下分“论曰”、“本义曰”两部分。卷十三为“一义解”、“取舍义”,卷十四为“时世论”、“本末论”、“豳问”、“鲁问”、“序问”,卷十五为“通解”,有“诗统解序”、“二南为正风解”、“周召分圣贤解”、“王国风解”、“十五国次解”、“定风雅颂解”、“十月之交解”、“鲁颂解”、“商颂解”,末卷附“诗图总序”、“郑氏诗谱”。其书志在补正毛传疏略、郑笺妄说,《四库提要》谓“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宋代研习《诗经》,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实发于欧阳修。

一卷。明李梦阳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此书,题“无撰者名氏”。《四库》馆臣认为此书并非李梦阳所作,而是他人节取李梦阳 《空同子》 内容的十分之二三而刊刻售卖,欺蒙世人以获利。但《中国丛书综录》及《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均著录此书为明李梦阳撰。全书只一卷,不分类,采用问答的形式讨论问题,篇幅较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山川、雷电、风雨、气体等自然现象及一些社会问题等。阐释较为清楚,只是内容上基本同于《空同子》。有明刻本、《百陵学山》本、《学海类编》本、《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 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据《百陵学山》 本影印出版 《丛书集成初编》 单行本。

旧题汉伏胜著。《史记》、《汉书》只称伏生,有人疑伏胜为后人妄加。而《晋书·伏滔传》称,远祖伏胜,则相传有据。《汉书·艺文志》载《书》类,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无伏胜名。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鸣盛说、顾实《汉志讲疏》皆以传四十一篇,即为伏生《尚书大传》。《隋书·经籍志》载《尚书》三卷,郑玄注,也无伏胜字。陆德明《经典释文》始著《尚书大传》三卷,伏胜作。《中兴馆阁书目》引郑玄《尚书大传序》,以为其书源出伏胜,但成于弟子张生、欧阳生或其后的人。《唐书·艺文志》亦载其书为三卷,《书录解题》则作四卷。清代有两本,一为杭州三卷本,其卷数与《隋书》、《唐书》合,但实为杂采类书所引,抄撮成编;一为扬州四卷本,卷数与《书录解题》合,并有郑玄注,其注又与宋仁宗《洪范政鉴》所引郑注一一相合。其中唯第三卷《洪范五行传》,首尾完备,余皆存佚文。末附《补遗》一卷,不全解《尚书》,但往往有古训旧典出其中。书中所传除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外,尚有《泰誓》、《九共》、《帝告》、《归禾》、《揜诰》诸篇。内容多五行阴阳灾变之说,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归于纬书一类。清陈寿祺有辑本,四卷,补遗一卷,皮锡瑞有《尚书大传疏证》七卷。收入《清经解》。

汉魏时北地泥阳(今甘肃宁县)人傅玄著。《晋书》记载,《傅子》有内外中篇、四部六录140篇,数十万言。至宋已亡佚117篇,仅有23篇。清人严可均从有关典籍中辑录部分傅玄文, 并将 《傅子》扩为2卷; 后严民又从诸典籍中辑录傅文数百条, 编成 《傅子补遗》2卷, 与前2卷并行於世。《傅子》历来受到学者和政界的重视。与傅玄同时代、声望很高的司空王沈读了 《傅子》内篇说: “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齐,经论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盾,齐孙、孟之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乃今不及’。信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傅子》一书予以较高评价:“……独玄此书,所论皆关切治道,阐启儒风。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观《论衡》、《昌言》,皆当逊之。”唐魏征等撰集的《群书治要》,选录于《傅子》的达24篇。《傅子》的哲学思想,继承了汉晋王充、王符等人的“元气”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政治上, 则主张 “仁政”、“廉吏”和运用好 “赏”、“罚”二柄。

本书是梁漱溟先生对山东乡村建设研究历届（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研究部同学，在朝会时讲话的笔录所集成。但只是笔录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本书非系统的学术讲演，而只是对同学之日常生活有所诏示启发，或自同学提出之问题，予以当下指点。故其内容包括有治学、修养及人生、社会、文化各方面之问题。多由阅历得来，语重心长，亲切隽永，足以发人深省，其有裨于青年者，至为深钜。兹不忍令其零佚，爰特编印成册，以供同好。 本书各篇之题目是后加的，朝话原无题目也。各篇先后之序，原宜以其年月日为准，唯已不易查明，今只有以其内容意义相连类者，而编次之，不复问其年月日先后。 本书内有一部分先曾陆续发表于《乡村建设》半月刊；其大部分则为黄省敏同学整理誊抄者。至某篇为某人所记，中因互相传抄，已无由记证。本书印行时，以先生事繁，复未经核阅。其有与先生愿意不符或小有出入者，当由笔记者与辑校者负责。

十四卷。东汉赵岐撰。赵岐字台卿,东汉经学家,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赵岐初名嘉,后为避难改名岐,字邠(豳)卿。岐、邠均是古都邑名,周族发祥地,分别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和郇邑西南,为赵氏世居之地。赵氏改名岐,字邠卿,以示不忘家乡。赵岐少时即以明经著称,富有才艺。他为人廉直,尤其疾恶宦官,与中常侍唐衡之兄唐玹宿有嫌隙。延熹元年(158),玹为京兆尹,欲加罪赵氏。岐避难四方,在北海卖饼为生时撰《孟子章句》十四卷。唐衡死后,赵岐遇赦复出,先后任并州刺史等职。后又遭党锢之祸十余年,党锢祸解,累官至太常。赵岐的著作,今有《孟子章句》与《三辅决录》传世。《孟子章句》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均以《孟子注》著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孟子章句》见录。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赵岐注则着力阐释义理。《孟子章句》将《孟子》分为七篇,每篇又分上下,共十四卷、二百六十一章。每章之末,用韵语概括义理,称为章指。《孟子》注者最早为东汉扬雄,东汉程曾、高诱、郑玄、刘熙等都有注本,但均已亡佚,赵注为现存最早的《孟子》注本。后宋孙奭作《孟子音义》、清焦循作《孟子正义》,均以赵注为依据。朱熹作《孟子或问》,对赵注也多有采纳。此书虽然不如后人注本精密,但筚路之功不可没。《十三经注疏》中的《孟子正义》,题为赵岐注、孙奭疏,实为南宋士人伪托,对赵注多有改窜,所以已不是赵注的原貌。传世的《孟子章句》有清初影宋抄本(存一至四卷,七至十四卷,北京馆藏)、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北京馆藏,附孙奭音义)、清乾隆间曲阜孔氏《微波榭丛书》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韩岱云刻本,均题为《孟子赵氏注》十四卷。另天一阁、上海馆藏有传抄本《孟子章指》十四卷。孙奭《孟子音义》二卷,也可以与赵注参照。

简称《左传集解》,晋杜预为左氏《春秋》经传所作的注,原题《春秋经传集解》。凡30卷。西汉传左氏学者有张苍、贾谊、张敞、刘歆等人。东汉名师辈出,有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许淑、服虔,颖容等。魏有王肃,董遇。晋杜预酷好《左传》,认为前儒大抵转相祖述,未尽通左氏学,并杂引《公羊》《榖梁》 以释传,自乱体例。杜氏专修《左传》,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合经传于一编,比其义类,条理凡例,采刘歆、贾逵、许淑、颍容之说以解经传,排斥服虔等人说。大而天官地理,细而方物典故,靡不剖析微细,敷畅旨趣,居于前儒之上。杜氏条理《左传》凡例50,别例49,括成大旨为三体五事。三体,一曰发凡正例,二曰新意变例,三曰归趣非例。五事,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行,五曰惩恶而劝善。(《春秋经传集解序》) 杜氏崇周公而抑孔子,认为《左传》发凡五十,皆周公旧例,其称 “书”“不书” “先书” “故书” “不言”“不称” “书曰” 等,方为孔子新例,称 “变例” ,故杜注往往强经以就传,并对弑逆之臣,多所迴护,是其一短。盖杜预为魏臣而奉晋纂,事理之必然,多为后世儒者所讥。但杜氏勤力于《左传》,为之条理定例和集解,使之成为一部有价值的经学,又为后世传左氏学者所宗,称其为左丘明之功臣。

经学著作。南宋张九成撰。残存3卷。此书以禅学解释《中庸》,所论多援佛入儒,故堪称阳儒阴释之作,于研究宋代佛、儒融合颇有意义。《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作6卷。后世国内已失传本,唯日本西京东福寺藏宋刊残本卷一至卷三,张元济据照片影印,辑入《四部丛刊三编》和《续古逸丛书》。

二十卷。魏何晏、孙邕、郑冲、曹羲、荀觊等五人共撰。何晏以亲贵总领其事,所以往往省称为何晏著。何晏(?—249)字平叔,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东汉外戚、大将军何进之孙,曹操的假子,娶魏公主。好修饰,耽情色,服五石散,聚浮华客,人称“傅粉何郎”,曹爽时累官至尚书,典选举。司马懿政变,何晏与曹爽等一同被诛。何晏少即颖慧,后与王弼、夏侯玄等同开玄学清谈风气,史称“正始之音”,是贵无派的创始人之一。何晏援老入儒,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有”恃“无”以生,“事”由“无”以成,把儒家名教与道家无为思想相揉合,提出名教本于自然,主张君主无为而治。现存著作有《论语集解》、《道论》、《无名论》的片断(保存在《列子张湛注》中)。孙邕字宗儒,乐青州人;郑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曹羲沛国谯人,魏宗室子弟;荀觊字景倩,荀彧之子。《集解》集西汉以来《鲁论》、《古论》、《张侯论》等诸家的《论语》校本及训解,考其得失,博采众长,间抒新意。该书以《老子》、《周易》阐发经义,援道入儒,并把《论语》中偶见的“天道性命”,改造为深不可测的绝对精神本体,由此提出“守一”、“虚心”、“圣人无喜怒哀乐”以及“无为而治”的观点。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均以《集解》为依据。何氏《集解》前之各家注本,均已亡佚,何注为现存最早的注本,孔安国、郑玄等人注本仅能借此略见一斑,殊为可贵。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叙》以为《论语》郑玄注为善,何氏集解于郑注却多所删佚,“伪孔、王肃之语反借以存”。现存藏本有日本正平间刻本五册,日本旧刻本二册等,通行的有《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

唐玄宗李隆基注。开元十年（722），玄宗训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载（743），重加修订，亦颁天下。天宝四载九月，以御注刻石于太学，谓之《石台孝经》。《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为1卷。天宝五载，元行冲奉诏作疏，增为2卷。宋至道三年（997），宋太宗诏命李沅、杜镐纂《孝经正义》又增1卷。咸平年间（998～1003），以邢昺续理其事。邢昺系据元行冲疏释校定敷衍，约而修之，而成后世通行之本。明万历监本、崇祯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校刊本、阮元校刊本皆作9卷。玄宗《孝经注》，会合韦昭、王肃、虞翻、刘劭、刘炫、陆澄六家之异同，芟去其烦乱，撮取其义理允当者而成。唐玄宗注意到，提倡孝道，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使“上下臣人（民）和睦无怨”（《孝经·开宗明义注》）。以事亲尽孝而移情于君，则可以尽忠，有利于巩固封建皇权的统治地位。故“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孝经注序》）。《孝经注》的内容，于此处可见一斑。

军事理论书。分上、中、下3卷。亦名《孙子注解》、《孙子集注》、《校定注释孙子十三篇》、《孙子十家注》、《十家会注》等。春秋孙武撰,三国魏曹操等注,宋吉天保辑。武有《孙子兵法》、操有《曹操集》,均已著录;吉天保生平无考。是书除照录《孙子兵法》原文外,所收注家有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晳、张预、贾林、梅尧臣、陈皥、孟氏、何氏等11家。一说“郑友贤撰——说三十则。盖本有十家注,友贤辑且补之,为十一家也。”余嘉锡《四库全书辩证》则谓:“自曹操至何氏,实十一家,郑友贤谓之十家者,盖注中引及杜佑,乃《通典》之说,佑本不注《孙子》,去佑不数,则十家耳。《书目》谓并友贤十一家者,误也。”《辩证》之说为是。是书本着“注不破经”的原则,对原文详加注解,且举出大量战例加以解说,亦有为注作注者,并多有阐发。如注“兵者,诡道也”句:曹云“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李云“军不厌诈”;梅云“非谲不可以行权,非权不可以制敌”;王云“诡者,所以求胜敌;御众必以信也”;张云“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故曳柴扬尘,栾枝之谲也:万弩齐发,孙膑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单之权也;囊沙壅水,淮阴之诈也。此皆用诡道而制胜也”。是书系各家军事思想的汇集,对研究古代军事思想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曾有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宋刻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铅印本。

唐魏徵(580—643)撰。五十卷。魏徵字玄成,唐代杰出政治家、史学家。曾任谏议大夫、秘书监等职,以善谏著称。曾主持编写多种史书和类书。《群书治要》原本五十卷,成书于唐太宗贞观五年。辑录了经、史、诸子中有关治乱兴衰的文字。起于上古,终于晋代,凡采用经书十二种十卷,史书八种二十卷,子书七种二十卷。多为唐初善本,有极高的校勘价值。如所收《晋书》二种,为唐修《晋书》以前十八家《晋书》遗文。桓谭、崔寔、仲长统、袁准、蒋济、桓范等人的政论,也赖此以存梗概。由于该书有保存文献之功,成为清人辑佚之渊薮。原书佚于北宋,今本系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缺第四、十三、二十共三卷。版本主要有《宛委别藏》本、《连筠簃丛书》本、《粤雅堂丛书三编》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北齐颜之推著。二卷二十篇。作者痛心于魏晋以来“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的社会风气,以《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为据,从整饬家庭关系入手,企图扭转时弊。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及维系此规范的家教、家法,宣称“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认为“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重视家庭的经济职能。提倡“应世经务”,反对“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对教子学鲜卑语及弹琵琶以服事公卿的风气,尤深恶痛绝。对魏晋玄学各派人物,均有评论。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潮的重要著作之一。此为《颜氏家训》译文注释以及评析。

聂云台著，近代民族资本家。名其杰,湖南长沙人。少随父往上海。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秀才,并随外国人熟习英语。曾国藩的外孙。全文共分为上、中、下三篇,共计13000多字。写于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是中国佛教哲学史上一部重要学术著作。书中阐明经商、从政与道德伦理的辩证关系,融合了儒、释、道诸家之长,形成了涉及政治、经济、哲学、道德等方面辩证思维特色的致富、保富理论体系。作为近现代的一部佛教哲学著作,它承前启后,开拓创新,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聂先生编写此书，可说是用心良苦；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融合历史的经验教训，编成这本震撼人心的好书，目的在提醒世人‘如何才能真正的保有财富 ’；避免重蹈贪财者的覆辙。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人讲：‘富不过三代’；现在的人甭说是三代了，两代、一代都过不了，父子兄弟为钱反目成仇的新闻，不胜枚举；还不知有多少人在为钱身败名裂，或移送法办，实在是愚昧可怜啊！所以想要长久保住财富的朋友，希望您能认真的照著本书所说的方法去做，则必有惊人的效验。

朱得之字本思,号近斋,直隶靖江(今属河北)人。贡为江西新城丞,邑人多称之。从学于王阳明、著有《参玄三语》,学近老氏,倡治学贵自得为宗。从小读书不拘泥于文字，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读《中庸章句》有疑，不能自解，嘉靖四年八月，偶然读到《传习录》，连夜阅罢，即奔越师阳明。朱得之随侍阳明约一年半，其《稽山承语》记录了这段时间在阳明身边的所见所闻。

蒙学，一卷，清陈宏谋撰。宋儒论蒙养道理，俱从源头说来，彻内外，贯始终，多不胜录。兹录其切近时弊者，以补前编所未备焉。鲁斋先生于元代以教化为己任，一时蒙古诸生多所成就。今观用人于其所长，教人于其所短，因其所明，开其所蔽数语，已括设教之大端矣。夫教法具在，行之惟人。小子何知，父兄师长之责也。林致之谕父师，其旨深矣，因并录之。

《挺经》从曾国藩为我们留下来的为官经验和处世智慧入手，讲述一代名臣的人生哲学。并运用大量的曾国藩自身的实例，解读其人其事。书中还从阐述曾国藩《挺经》原文入手，解剖和展示曾国藩的内心世界，阐述曾国藩的思想和智慧，展示他的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对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总结出的心法，尤其是对其从自身的成败得失中总结出的一套独到的为人为官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进行了透析。现在出版的《挺经》，是后人从《经史百家杂钞》《湘乡曾氏文献》《曾国藩年谱》《曾国藩全集》，以及曾国藩的僚属或弟子的文集、笔记等120余种典籍中整理出来的，共有1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