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三卷。曹元弼撰。与《孝经学》的略释大义不同，《孝经郑氏注笺释》极尽精详。在该书中，作者重构了《孝经》与六经的关系，并且以《孝经》学的“爱敬”之理贯穿、统摄六经，建构了一个新的经学体系。简言之，就是以《孝经》会通六艺。曹元弼的种种努力，是为了重建在近代变革中被冲击和瓦解的经学。今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刊本整理。

七卷。曹元弼撰。是书分七卷:一,明例;二,要旨;三,图表; 四. 会通;五.解纷;六.缺疑;七. 流别。明例卷又分三目:一、孝经脉络次第说;二、孝经微言大义略例;三、陈氏澧说孝经要略。要旨卷述《中庸》、《史记》、《汉书·艺文志》、郑玄《六艺论》以及陶渊明、黄道周、阮元诸家孝经说,另就书中某句某节加以阐释。图表卷分今文各本表、古文各本表,认为日本所传郑注孔传为伪本。会通卷以群经证本经,而见其相通。解纷卷为孝经述典礼部分,认为阮元据《周诰》说《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一事间有语病,由陈澧删节而成。缺疑卷、流别卷只是虚立其目。关于孝经注、解、传、述人考正,认为“闺门”一章出自刘炫伪本,此说难以成立。证郑注确为郑玄所作,最为详尽,可息群疑。述孝经各家撰述所举过于简略,唐玄宗注疏后,仅举阮福《孝经义疏补》。是书体例较为完备。现存光绪三十四年(1908) 江苏存古学堂刊本。

明清之际王夫之撰。成书于清康熙八年(1669)。上下两卷。系续南宋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而作。论成公二年“辟司徒之妻”至哀公十一年“冉有访田赋于仲尼”共50则事,持论平允,论史有识,但亦有立论欠周,考之不审者。就《左传》所记历史事件来发挥作者的政治、哲学观点。提出“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之为道”的思想。认为“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指出人如果“任天而无能为”,不发挥“竭天”的能动性,则“无以为人”(卷下)。收入《船山遗书》,有金陵本和太平洋本。

五卷。清王夫之撰。该书对春秋时期合离之势、盛衰之迹进行评论,总结历史经验,往往有感而发。作者自序称该书“本王道之通塞,堙邪说之利害,旁引兵略,画地形,订国是”,实际上是借春秋史事,抒发自己对明朝覆亡的感慨。作者还有《读通鉴论》及《宋论》,该书与这两种书的性质大体相同,体例在经义与史评之间,但扫除了以名字日月褒贬说经的旧习,立论较高,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该书收入《船山遗书》,有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新化邓显鹤长沙刊本、同治四年 (1865)湘乡曾国荃金陵刊本、民国二十二年(1923)上海太平洋书店排印本。

三卷。清王夫之撰。据作者自序,其父王朝聘 (1568—1647,明万历乙卯、天启辛酉两中副榜)研治《春秋》多年,甚有心得,然老病侵寻,未及著书而殁;此书即取材于朝聘之说,故以“家说”为名。《春秋家说》针对宋胡安国《春秋传》一书的缺失加以攻驳,多能中其肯綮。同时,作者又往往针对历史及现实借题发挥,其议论常有超出《春秋》之外者,因此,《四库提要》讥为“好为高论、不顾其安”,“连篇累牍、横生枝节”,“其弊乃与胡《传》等”;其实,这正是船山学术立足于通经致用的体现。此书最初版本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衡阳王世佺辑刻之《船山遗书》本。道光二十二年 (1842)兴化邓显鹤刻《船山遗书》本。同治四年 (1865)湘乡曾国藩江宁节署重刻《船山遗书》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印《船山遗书》本。近年湖南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

一卷。元朱申 (生卒年不详)撰。该书注释极其浅陋,如“子曰”释“孔子言曰”。当为乡塾课蒙之本,不足以说是“诂经”之书。卷首题《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经句解》。而书中以今文章次标列其间,其字句亦不据从朱熹《孝经刊误》本,糅杂无绪。注释浅肤,完全是乡塾启蒙讲章一类。如“曾子侍”下注:“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舆。侍孔子坐。”由此可见其一斑。有 《通志堂经解》本。

二卷。清纪昀撰。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年自号石云,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官至协内大学士加太子少保,为《四库全书》总纂官,笔削考核一手删定《全书总目》,识力超拔,堪称大手笔。与休宁戴震极友善,往来二十余年。卒于嘉庆乙丑(1805年),寿八十二。谥文达。尚著《审定风雅遗音》、《四库全书表文笺释》等。案《隋书·经籍志》载沈约《四声谱》一卷,书已亡佚。昀以约既执声病绳人,则约之文章必不自乱其例,因取其有韵之文考之,得平声四十一部、仄声七十五部,以《广韵》部目为序,顺序排列之。又谓陆法言《切韵》实窃据沈约而作者,前后序言之甚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沈书只明四声,不重韵部。……沈氏诗文用韵实据当时韵书,不过严辨四声而已”。又谓“隋时四声之说渐次严密,而沈亦未明韵部,陆法言《切韵序》不引沈书,理所宜然。即如昀所言陆窃沈书,讳所自来,萧该、颜之推、魏渊诸人亦皆窃沈书乎!……是陆氏集诸家之大成,本不限于一说,安得如纪氏之所考乎!”“昀若专考沈氏四声本无不可,即推证其用韵之法,以表率当时之韵部……亦无不可,何必创为异说,自炫神奇,以自毁其书也。”《沈氏四声考》收入《镜烟堂十种》、《畿辅丛书》、《丛书集成》 (初编语文学类)。

二卷。清史荣(生卒年不详)撰,清纪昀 (1724—1805)审定。荣一名阙文,字汉桓,又字雪汀,自号雪汀老人。鄞县 (今浙江宁波市)人。诸生。工诗,善书法。喜读注疏,精于小学。治学不阿附前人之说。著有《风雅遗音》、《李长吉诗注》等书。此书据孙鉴著《诗传补遗后续》定《朱子集传》原本有音未备,其音多后人妄加,故据集传与音互相考证,细加分辨,分为十五类:集传用旧训义而无音、集传有异义而不别为之音、音与传义相背、古今未有之音、声误、韵误、音误、误音为叶、误叶为音、四声误读、泛去四声之误、邶风注与某同之误、补音、叶音缺误及叶音志略。又附有经文误字、经文疑义、京本音切考异、释文叶韵纪原、吴棫韵补考异、集传相沿之讹、俗书相沿之讹、集传偶考、俗音订误,共计二十四类。其中,音与传义背,用旧训义而无音、集传有异义而不别为之音三类,辨论精审;误音、误叶、补音、俗音订误四类,亦多可取。其他则或分目太繁,或吹毛求疵,令人颇有眼花缭乱、未为平允之感。尤其于古音知之甚少,谬误颇多。且自为考异,以为舛误处,则动辄谩骂,既不客观,亦不冷静,非为治学之道。此书经纪昀审定。有畿辅丛书本、乾隆二十五年 (1760) 刊本、光绪五年 (1879)谦德堂刊本。

五卷。王夫之撰。王夫之对《诗经》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大量研究。他曾经遍注群经,除是书外,尚有《诗经稗疏》、《诗经考异》、《诗经叶韵辨》、《诗绎》等。或辨证名物训诂、或辨析异体、或考辨字音、或研究艺术形式、或阐发义蕴,多精深独到、异于凡说。是书乃王夫之阅读《诗经》的杂感集,依次议论二《南》、十三 《国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和《商颂》。共五卷二百三十七篇。是书以随笔杂记之形式,对《诗经》内容推求阐发,故不全载经文,遇有疑义,乃为考辨。于涵泳文句之时,往往借题引申发挥,得美刺之旨,宣传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及文字观点,发表社会改良的思想主张:如读《国风·陈风》各诗,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主张“君子敬天地之产而秩以其分,重饮食男女之辨而协以其安”。认为“欲”为人们的生存要求,乃公理,应该满足,从而反驳程、朱理学“灭人欲存天理”之说。是书似一本政治论文集,其社会改良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和时代局限,论诗也多有臆测之处。然其诠释,往往能得 “兴、观、群、怨”之旨,较之前代经师的诗说有较大进步,且开启了《诗经》研究的重大革新,对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龚自珍、魏源有深刻影响。魏源称赞此书“精义卓识”,所著《诗古微》一书全取其说,且在下编全文收录此书。《诗广传》之版本凡七,钞本有船山五世从孙嘉恺之钞本和衡阳刘氏藏旧钞本两种。印本有湘潭王氏所刻《船山遗书》本,金陵节署所刻之《船山遗书》本,太平洋书店铅排之《船山遗书》本,1964年中华书局排印之繁体字标点本,1992年岳鹿书社出版之《船山全书》本为最新版本。

六卷。清王夫之撰。夫之有《书经稗疏》,其诠释经文.多出新意。而《尚书引义》一书则进一步推衍其说。该书共分五十篇。其注多不拘于经文字句,而常常阐发其意旨,并取后代时事为之纠正。如论《尧典》“钦明”,则斥王守仁良知说;论《舜典》“玄德”,则斥老子玄旨。诸如此类,皆议论驰骋,颇根理要。夫之治经,往往借评论与引申其中的某些观点,来表明自己的主张,抨击现实的政治及某些错误的思想观点等。《尚书引义》一书,在阐发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在“知行说”方面,有所贡献。对宋明理学与唯心主义的批判尤为有力。《尚书引义》一书,对先儒旧说不墨守,大胆提出己见,大多皆有所依据。当然,勿庸讳言,书中某些臆度、失误也是难免的。有清康熙二年 (1663)、二十八年 (1689)重订王嘉恺抄本,不分卷,今存湖南省博物馆;另有清抄本藏山西运城市图书馆;此外尚有《船山遗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王孝鱼点校本。

四卷。清王夫之撰。此书说解《尚书》,颇多精当见解,如谓《尚书》之“禋”非《周礼》之 “禋”,“类”非《周礼》之“类,五服、五章亦不以周制解虞制; 因《周礼》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蠙珠非蚌珠, 斥蔡沈不明古字通假; 引《左传》证奄与、淮夷为二; 引 《说文》“羑”字之说解以解“羑若”,驳苏轼、蔡沈之误,等等,其说确有根据,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书中穿凿、武断之处,偶亦有之,此其缺憾。现存版本有清王嘉恺抄本,作二卷,藏湖南省博物馆。此外尚有 《船山遗书》本。

明哲学家顾宪成著。顾宪成提出用“小心”工夫反对王学末流,并将自己书斋取名为“小心斋”,札记故名。书中认为程朱所说的“性即理”一语“极说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颠朴不破”(卷十一)。“性,太极也”,“性,天道也。”(卷四)批辟佛老,反对将儒佛合一。“无声无臭,吾儒之所谓空也。无善无恶,(佛、老)二氏之所谓空也。名似而实远矣。”(同上)提出“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卷十八)。用“性善本体论”反对周汝登等人的“无善无恶”论。认为“点出‘善’字,正示性有定体,不可以歧见淆也”;提出“‘性’字,正示善有大原,不可以局见窥也”(卷二)。倡导“以诚敬存之,是收摄保住工夫,以义理栽培,是维持助发工夫”(卷一)。而工夫只在“小心”,“小心只是个敬”(卷十二),“敬”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身心收敛,如有所畏”(卷二)。书中还反对“见成良知”,强调学习践履。“世间那有见成良知,犹言世间那有见成圣人。”(卷十一)要求人们“立志”作“圣贤”,否则“浮生浪死,虚担一个人名而已”(卷一)。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蔡献臣始为刻版,止十二卷。后宪成子与淳刻本为十六卷。清康熙年间,其曾孙贞观刻《顾端文公遗书》三十七卷,内收《小心斋札记》为十八卷。

又题《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重刻内府原板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指南》《经筵四书直解指南》《四书集注阐微直解》等，署“中极殿大学士泰岳张居正辑著”，或“太岳张居正著”。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连同翰林院讲官等人专门写给当时的小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一人读的。该书曾在明朝年间得到刻印，根据记载，“1651年张居正所注《四书》再次付梓，题《张阁老直解》。吴伟业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中谈到张居正给孩提时的万历皇帝当老师时。充满羡慕之情，”康熙年间，内阁学士徐乾学又将此书翻刻。该刻本至今在民间依旧有流传，可见该书当时影响之大。 徐乾学评道：“盖朱注以翼四书，直解有所以翼注。” 康熙帝在读此书后如此说道：“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可为法也。”

万历六年，神宗大婚，慈圣李太后命张居正为东汉班昭《女诫》一书做直白注解，以供新册封的王皇后阅读。张居正以内阁首辅身份作此注解，以及为某一皇后阅读而作专书，皆称引人注目。李太后命张居正撰写此书，与张居正多年承担辅导万历皇帝的职责有直接关联，亦显示出女训书籍在后宫女子教育，尤其是皇后教育中的重要意义。此举在神宗大婚，太后从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后发生，体现了李太后高度倚重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的姿态，具有明显的政治信托象征意义。该书收录于明万历刻本《张太岳文集》卷11，以及清光绪年间重刻《张文忠公全集》中。万历刻本收录该书时并未与之命名，只在卷11中首先说明“上大婚礼成，蒙圣母慈圣皇太后命臣居正直解汉班昭《女诫》，以教宫闱”，然后收录进呈以后万历皇帝所做序言及直解内容。光绪重刻本收录该书时指出，“《女诫直解》，本自为书，不必搀入文集也”，故附于全集最后一册，并单独命名为《女诫直解》，本文所用即为此本。

一卷。旧本题明薛瑄 撰。此书内容,全自 《读书录》中摘出,系为他人所辑,别立书名,以炫俗听。此书反映了明末诡诞之习,凡属古书,多改易其面目以求售,《读书录》虽为习见之书,亦不能免。系薛瑄关于理学思想的零散论述之集录。所言皆为理学之“性”、“理”、“气”、“体要”等核心问题,诸如“天地万物,惟性之一字括尽”、“太极而无极”之类。只是只言片语,未成体系,又且不少言辞与《读书录》重复或相近。为将其与《读书录》等比照,更可见其对理学思想的阐发和严格尊行。该书有《百陵学山》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景印元明善本丛书》 十种本等。

本书是作者在八十六岁时患眼疾以致“目盲不能视人、罔论读写”的情况下，自己口述，夫人笔记，然后口诵耳听一字一句修改订定。终迄时已九十二岁高龄，故题曰“晚学盲言”。全书共三部分，分别为“宇宙天地自然之部”、“政治社会人文之部”、“德性行为修养之部”。九十篇专题虽篇各一义，却相贯相承。每篇都是两个命题的对举，如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常与变、道与器、权与能、礼与法、雅与俗等等，均博而返约，致广大而尽精微，可谓是作者晚年对中国文化核心要义与中西文化异同的一次总结性的盖棺论定。上篇是宇宙天地自然之部，阐述了严正肃穆中的宇宙法则中隐含的文化意义与精神内涵。中篇是政治社会人文之部，阐述了文化这一思想精髓对政治和社会产生的关键性影响。下篇是德性行为修养之部。德性修养是作者对法学生命意义的超越性思考，让我们跨越了思想的狭隘与局限，获得了一种超凡的思想境界。

宋欧阳修撰。十六卷。前十二卷为说一百十四篇,每条以《诗经》题为目,下分“论曰”、“本义曰”两部分。卷十三为“一义解”、“取舍义”,卷十四为“时世论”、“本末论”、“豳问”、“鲁问”、“序问”,卷十五为“通解”,有“诗统解序”、“二南为正风解”、“周召分圣贤解”、“王国风解”、“十五国次解”、“定风雅颂解”、“十月之交解”、“鲁颂解”、“商颂解”,末卷附“诗图总序”、“郑氏诗谱”。其书志在补正毛传疏略、郑笺妄说,《四库提要》谓“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宋代研习《诗经》,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实发于欧阳修。

一卷。明李梦阳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此书,题“无撰者名氏”。《四库》馆臣认为此书并非李梦阳所作,而是他人节取李梦阳 《空同子》 内容的十分之二三而刊刻售卖,欺蒙世人以获利。但《中国丛书综录》及《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均著录此书为明李梦阳撰。全书只一卷,不分类,采用问答的形式讨论问题,篇幅较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山川、雷电、风雨、气体等自然现象及一些社会问题等。阐释较为清楚,只是内容上基本同于《空同子》。有明刻本、《百陵学山》本、《学海类编》本、《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 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据《百陵学山》 本影印出版 《丛书集成初编》 单行本。

旧题汉伏胜著。《史记》、《汉书》只称伏生,有人疑伏胜为后人妄加。而《晋书·伏滔传》称,远祖伏胜,则相传有据。《汉书·艺文志》载《书》类,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无伏胜名。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鸣盛说、顾实《汉志讲疏》皆以传四十一篇,即为伏生《尚书大传》。《隋书·经籍志》载《尚书》三卷,郑玄注,也无伏胜字。陆德明《经典释文》始著《尚书大传》三卷,伏胜作。《中兴馆阁书目》引郑玄《尚书大传序》,以为其书源出伏胜,但成于弟子张生、欧阳生或其后的人。《唐书·艺文志》亦载其书为三卷,《书录解题》则作四卷。清代有两本,一为杭州三卷本,其卷数与《隋书》、《唐书》合,但实为杂采类书所引,抄撮成编;一为扬州四卷本,卷数与《书录解题》合,并有郑玄注,其注又与宋仁宗《洪范政鉴》所引郑注一一相合。其中唯第三卷《洪范五行传》,首尾完备,余皆存佚文。末附《补遗》一卷,不全解《尚书》,但往往有古训旧典出其中。书中所传除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外,尚有《泰誓》、《九共》、《帝告》、《归禾》、《揜诰》诸篇。内容多五行阴阳灾变之说,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归于纬书一类。清陈寿祺有辑本,四卷,补遗一卷,皮锡瑞有《尚书大传疏证》七卷。收入《清经解》。

汉魏时北地泥阳(今甘肃宁县)人傅玄著。《晋书》记载,《傅子》有内外中篇、四部六录140篇,数十万言。至宋已亡佚117篇,仅有23篇。清人严可均从有关典籍中辑录部分傅玄文, 并将 《傅子》扩为2卷; 后严民又从诸典籍中辑录傅文数百条, 编成 《傅子补遗》2卷, 与前2卷并行於世。《傅子》历来受到学者和政界的重视。与傅玄同时代、声望很高的司空王沈读了 《傅子》内篇说: “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齐,经论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盾,齐孙、孟之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乃今不及’。信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傅子》一书予以较高评价:“……独玄此书,所论皆关切治道,阐启儒风。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观《论衡》、《昌言》,皆当逊之。”唐魏征等撰集的《群书治要》,选录于《傅子》的达24篇。《傅子》的哲学思想,继承了汉晋王充、王符等人的“元气”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政治上, 则主张 “仁政”、“廉吏”和运用好 “赏”、“罚”二柄。

本书是梁漱溟先生对山东乡村建设研究历届（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研究部同学，在朝会时讲话的笔录所集成。但只是笔录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本书非系统的学术讲演，而只是对同学之日常生活有所诏示启发，或自同学提出之问题，予以当下指点。故其内容包括有治学、修养及人生、社会、文化各方面之问题。多由阅历得来，语重心长，亲切隽永，足以发人深省，其有裨于青年者，至为深钜。兹不忍令其零佚，爰特编印成册，以供同好。 本书各篇之题目是后加的，朝话原无题目也。各篇先后之序，原宜以其年月日为准，唯已不易查明，今只有以其内容意义相连类者，而编次之，不复问其年月日先后。 本书内有一部分先曾陆续发表于《乡村建设》半月刊；其大部分则为黄省敏同学整理誊抄者。至某篇为某人所记，中因互相传抄，已无由记证。本书印行时，以先生事繁，复未经核阅。其有与先生愿意不符或小有出入者，当由笔记者与辑校者负责。

十四卷。东汉赵岐撰。赵岐字台卿,东汉经学家,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赵岐初名嘉,后为避难改名岐,字邠(豳)卿。岐、邠均是古都邑名,周族发祥地,分别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和郇邑西南,为赵氏世居之地。赵氏改名岐,字邠卿,以示不忘家乡。赵岐少时即以明经著称,富有才艺。他为人廉直,尤其疾恶宦官,与中常侍唐衡之兄唐玹宿有嫌隙。延熹元年(158),玹为京兆尹,欲加罪赵氏。岐避难四方,在北海卖饼为生时撰《孟子章句》十四卷。唐衡死后,赵岐遇赦复出,先后任并州刺史等职。后又遭党锢之祸十余年,党锢祸解,累官至太常。赵岐的著作,今有《孟子章句》与《三辅决录》传世。《孟子章句》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均以《孟子注》著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孟子章句》见录。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赵岐注则着力阐释义理。《孟子章句》将《孟子》分为七篇,每篇又分上下,共十四卷、二百六十一章。每章之末,用韵语概括义理,称为章指。《孟子》注者最早为东汉扬雄,东汉程曾、高诱、郑玄、刘熙等都有注本,但均已亡佚,赵注为现存最早的《孟子》注本。后宋孙奭作《孟子音义》、清焦循作《孟子正义》,均以赵注为依据。朱熹作《孟子或问》,对赵注也多有采纳。此书虽然不如后人注本精密,但筚路之功不可没。《十三经注疏》中的《孟子正义》,题为赵岐注、孙奭疏,实为南宋士人伪托,对赵注多有改窜,所以已不是赵注的原貌。传世的《孟子章句》有清初影宋抄本(存一至四卷,七至十四卷,北京馆藏)、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北京馆藏,附孙奭音义)、清乾隆间曲阜孔氏《微波榭丛书》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韩岱云刻本,均题为《孟子赵氏注》十四卷。另天一阁、上海馆藏有传抄本《孟子章指》十四卷。孙奭《孟子音义》二卷,也可以与赵注参照。

简称《左传集解》,晋杜预为左氏《春秋》经传所作的注,原题《春秋经传集解》。凡30卷。西汉传左氏学者有张苍、贾谊、张敞、刘歆等人。东汉名师辈出,有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许淑、服虔,颖容等。魏有王肃,董遇。晋杜预酷好《左传》,认为前儒大抵转相祖述,未尽通左氏学,并杂引《公羊》《榖梁》 以释传,自乱体例。杜氏专修《左传》,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合经传于一编,比其义类,条理凡例,采刘歆、贾逵、许淑、颍容之说以解经传,排斥服虔等人说。大而天官地理,细而方物典故,靡不剖析微细,敷畅旨趣,居于前儒之上。杜氏条理《左传》凡例50,别例49,括成大旨为三体五事。三体,一曰发凡正例,二曰新意变例,三曰归趣非例。五事,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行,五曰惩恶而劝善。(《春秋经传集解序》) 杜氏崇周公而抑孔子,认为《左传》发凡五十,皆周公旧例,其称 “书”“不书” “先书” “故书” “不言”“不称” “书曰” 等,方为孔子新例,称 “变例” ,故杜注往往强经以就传,并对弑逆之臣,多所迴护,是其一短。盖杜预为魏臣而奉晋纂,事理之必然,多为后世儒者所讥。但杜氏勤力于《左传》,为之条理定例和集解,使之成为一部有价值的经学,又为后世传左氏学者所宗,称其为左丘明之功臣。

经学著作。南宋张九成撰。残存3卷。此书以禅学解释《中庸》,所论多援佛入儒,故堪称阳儒阴释之作,于研究宋代佛、儒融合颇有意义。《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作6卷。后世国内已失传本,唯日本西京东福寺藏宋刊残本卷一至卷三,张元济据照片影印,辑入《四部丛刊三编》和《续古逸丛书》。

二十卷。魏何晏、孙邕、郑冲、曹羲、荀觊等五人共撰。何晏以亲贵总领其事,所以往往省称为何晏著。何晏(?—249)字平叔,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东汉外戚、大将军何进之孙,曹操的假子,娶魏公主。好修饰,耽情色,服五石散,聚浮华客,人称“傅粉何郎”,曹爽时累官至尚书,典选举。司马懿政变,何晏与曹爽等一同被诛。何晏少即颖慧,后与王弼、夏侯玄等同开玄学清谈风气,史称“正始之音”,是贵无派的创始人之一。何晏援老入儒,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有”恃“无”以生,“事”由“无”以成,把儒家名教与道家无为思想相揉合,提出名教本于自然,主张君主无为而治。现存著作有《论语集解》、《道论》、《无名论》的片断(保存在《列子张湛注》中)。孙邕字宗儒,乐青州人;郑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曹羲沛国谯人,魏宗室子弟;荀觊字景倩,荀彧之子。《集解》集西汉以来《鲁论》、《古论》、《张侯论》等诸家的《论语》校本及训解,考其得失,博采众长,间抒新意。该书以《老子》、《周易》阐发经义,援道入儒,并把《论语》中偶见的“天道性命”,改造为深不可测的绝对精神本体,由此提出“守一”、“虚心”、“圣人无喜怒哀乐”以及“无为而治”的观点。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均以《集解》为依据。何氏《集解》前之各家注本,均已亡佚,何注为现存最早的注本,孔安国、郑玄等人注本仅能借此略见一斑,殊为可贵。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叙》以为《论语》郑玄注为善,何氏集解于郑注却多所删佚,“伪孔、王肃之语反借以存”。现存藏本有日本正平间刻本五册,日本旧刻本二册等,通行的有《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