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光绪二十五年，1899）：“汇集尊经、九峰、艺风、家塾诸题，编为《经课题目》二卷。……先生在尊经时，以题目多，难于钞录，每预刊印发，一人不能作多题，得此一目，或余日补考，或据目与同经别题相商，或又据目与别经研考交通之条。” 又廖师政《四译馆经学穿凿记·跋》云：“（四译）襄校尊经，当时应课者常二三百人，分经立课，用志不分，每课题目由数十道以至百余道，率皆大例巨疑，经众研究坚确不移者，乃据为定说，否则数变或数十变而不止。” 又《光绪井研县志》卷一二《艺文二·经部二》：“平昔年分校尊经，每试题目，刊给学者。近辑所刊《经学目录》为上卷，再以九峰、艺风、家塾诸题编为下卷。考平经学数变，遇有疑义，即标题以相考核，成书多而且速，实由于此。群经宏纲巨例，领悟为难，此篇举要示目，蹊径易循，初学依目程功，最为切用。” 而此本为《尊经书院日课题目》，并不分卷，多为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堂课题目。为民国二十四年井研廖氏刻本。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廖平先后任教于成都补习学堂、成都选科师范、成都高等学堂、成都府中学堂、成都客籍学堂、成都县中学堂。《群经总义讲义》是其经学讲义。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群经总义讲义》共二册，其中第一册十六课：《雅言翻古》、《论作述》、《先野后文》、《世界进化退化分经表》、《大小六艺》、《教育史》、《开士智》、《忠敬文三代循环爲三等政体》、《礼失求野》、《神权驳》、《宗法非世族政治》、《中外古今人表》、《谶纬》、《阙疑》、《中国一人》、《墨学道学均出孔子辨》。第二册共六评：《尊孔》、《世界先野后文》（附《世界进化退化简明表》）、《教化由小而大》（附《孔子前后皇帝王伯不同表》）、《论知行之分》、《立德立功与立言之分》、《俟后新经》（附《专经统各科学表》）。后附《左氏春秋十二要》、《左氏春秋十论》、《左丘明考》。各课的写作有先后，又其目有与三十一年所拟《群经大义补题》相同者，当係本就《补题》撰録而别有增补。由于廖平在这几年读到不少西学译籍，故其书多以中学与西学互证，而对西人政治、学术、风俗多持批评态度。可惜其书今仅觅得第一册（蒙文通先生收藏，蒙默教授提供），已非完璧。不过下册及附録各题，多已刊于《国学荟编》等杂志，皆已收入本《全集》，基本上可见其全貌。今据光绪三十三年刻本整理。

《象山语录》在言谈之间涉及到广泛的内容，除了心学体系自身的概念、方法外，还包括为学的渊源、任务等，既是心学建构的体现，也是心学观点的运用。《象山语录》为陆九渊的多名弟子所记汇编而成。《语录上》为傅子云和严松所记，《语录下》为周清叟、李伯敏、包扬、詹阜民和黄元吉所记。由于是多人记录而成，风格不一，又由夹杂了许多方言口语，以及一些没有头柄的话，使人读来不免有摸不头脑的感觉，所以《象山语录》中许多关于陆九渊思想的材料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这次注释的《象山语录》，以中华书局1980年点校本为临本，其中个别歧误处依据文义和陆九渊的思想酌情加以改动，以使陆九渊思想能够更好地彰显出来。

经学著作。清廖平著。作者把诸经大义熔为一炉成此简要读本。共二册。作者认为经学有微言大义,章句繁多,博而寡要。如,说“尧典”二字竟至三万言。一个人从青年学起,至白头也不能通一经。为求简约,以利于读书,故以《白虎通德论》为蓝本,撰《群经大义》。将儒学典章制度,基本常识及《易》、《乐》、《诗》、《论语》、《尚书》、《周礼》、《春秋三传》等合为一学,不再分别宗派,并略加浅注,使入学者无章句之繁劳,可以一篇而知本,确是事半功倍。有1917年四川成都存古书局《六译馆丛书》。

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了什么？胡适先生在本书中给出了解答，人生的意义全由各人寻出来、造出来的，高尚抑或卑劣、清贵抑或污浊、有用抑或无用，全靠自己的作为。活一日便有一日的意义，做一事便添一事的意义，活着，便要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书中包括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如《人生有何意义》《青年人的苦闷》《信心与反省》等。在书中，胡适先生提出了对于青年人的诸多建议，探讨了诸如“青年人的苦闷”“我们能做什么”“科学的人生观”等问题，对当代中国青年具有借鉴意义。

不分卷。廖平撰。此书为廖平早期著作,共十八个编目。篇首是《王制义证凡例》,体现了廖平治经的根本指导思想。据廖平之孙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载,廖平35岁时,经尊经同人撰《王制义征》,“以《王制》为经,取《戴记》九篇外,《公》、《榖》传、《孟》、《荀》、《墨》、《韩》、《司马》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纬候》,今学各经旧注,并及两汉经学先师旧说,务使详备,足以统帅今学诸经。”可见《王制》在其治经中的地位。《王制义证凡例》皆述素王(孔子)改制事,廖平以《王制》说《春秋》,因此全与《春秋》名物制度相吻合。《今文诗经古义疏证凡例》以诗本托兴,专主孔子,以“三颂”(《周颂》《鲁颂》《商颂)为三统循环,全诗比属凡例直同《春秋》。《今文尚书要义凡例》强调今古学之分在礼制,不在文字义理。《公羊春秋补证凡例》是廖平极为注重的一篇,自光绪十三年始治《公羊》,尔后数十年补证考订,可谓是其得意之作,因此最为可取。《榖梁春秋经传古义凡例》不用东晋范宁的注解,虽仍以《王制》为准,但通用先师旧说,时而间下己意,或对旧注不完整的地方又加以详细注解。总之,廖氏在治此经时态度十分审慎严谨。《春秋古经左氏说后义补证凡例》,西汉经学博士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清末今文经学家认为《春秋左氏传》为刘歆增益,刘逢禄撰《左氏春秋考证》,排斥《左传》,廖平作《古学考》,也认为《左传》一书出于天汉(汉武帝年号)以后。但后因张之洞笃信《左传》,张在广东督任时致意廖平纂《左传长编》,后在《左丘明考》中竟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因此也招来了世人的白眼,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以廖平《三传》同出于子夏之说,为穿凿附会,令各学堂毋得聘请廖平讲学。《礼记凡例》及《两戴记凡例》,除归本《王制》外,别无新意。《周官考证凡例》谓《汉书·艺文志》有《周礼说》四篇,今其书不传,大概已附入经文之中去了。《易经新义疏证凡例》说六爻分配六经,八卦配九州,四爻配帝王周孔,六十四卦分配八佰五十六卒正,可见其穿凿之至。《论语汇解凡例》,认为《论语》所记,都是弟子后来追录的,虽不是传经的重要依据,但以圣人广大无所不包的“微言大义”,来确立孔子晚年改制的思想,却是廖平治经的根本出发点。也与他后来在《孔经哲学发微》一书里体现的思想是一致的。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刻版、《六译馆丛书》本。

一卷。廖平、吴之英同撰。之英四川名山县人。光绪优贡,任灌县训导,又主讲成都尊经书院。吴之英于经史历算无所不通,也是清末蜀中通儒,吴之英读书时就以经术名世,均能独索精研,别辟蹊径,与廖平同为湘潭王闿运主尊经书院时杰才。《经学初程》是一部论治学心得的专著,引导学生治学的教科书,堪称当时国学入门的津梁。此书概论为学之道,可见其教人治学之法,有许多精到之论。在读经的次序安排上,尤多名言。如:“治经岁月略以二十为断,二十以前纵为颖悟,未可便教以经学,略读小学书可也。二十以后颖性开,则记性短,不可求急助长,当知各用所长。”“读书要疑要信,然信在疑先,……笃信专守,到精熟,后其疑将汩汩而启,……若始即多疑,则徬徨道途,终难入境。”廖、吴强调,治《尚书》须知今古文之异,不宜笃守伪孔之学。《经学初程》集中地体现了廖平、吴之英的治经思想,在其议论中不乏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堪称一部经学概论,是立志经学者的必读之书。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版(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科院收藏),另见《六译馆丛书》本。

二卷。廖平撰。《经话》一书是廖平研治经学的杂记,大抵泛论诸经,逐一订证各家得失。廖平把治儒家经学比作释家道家之入门,皆有戒律。指出习儒之士,解经恣意发挥,使后学者无所信守。要探索儒经精深微妙之旨,须先立章教;首戒不得本源,专门沿袭支派;二戒以古乱今,不分家法;三戒自恃才辨,以敏捷的口才强词夺理;四戒支杂衍说,游荡无根。以上四个方面,就是才能高超、学识广博的人,也是十分忌讳的。那么中贤以下的人,其弊可陈:不守古训,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如何邵公(休)之误用董(仲舒)说,刘申受(逢禄)又抄袭何注;或不识深奥的义理,却依傍门户;或违背传注,好作新解,株守陈言,牵强附会;或不通音训,罔识古义。廖平对世所袭用的流弊略加敷陈,并以此为依据穷源究委,凡各经篇目的真伪,注疏得失,及其微言大义,训诂典制,一一加以考证。上溯孔子订六经之真伪,下论历代儒者说经之是非,可谓博大精深,融会贯通。体现了廖平研治经学的创造精神。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刻本、《六译馆丛书》本。

不分卷。廖平撰。《古学考》是作者将十四年所成的《辟刘编》改订而成的。卷首有廖平的《自记》。《自记》曰:“丙戌刊《今古学考》,求正师友。当时谨守汉法,中分二派。八年以来,历经通人指摘,不能自坚前说,谨次所闻,录为此册。以古学为目者,既明古学之伪,则今学大同,无待详说。今考所更易者,如旧以《仪礼经》为古学,《记》为今学,兹则以为皆今学。旧以《孝经》为古学,《论语》为今古皆有,兹则定《孝经》《论语》同为今学。旧以《诗》三家鲁为今学,齐、韩皆参用古学,兹则以其时尚无古学,何缘参之,盖多互文见义。《公羊》之于《榖梁》亦同此列。 又称“经”为孔子所传,凡“经”皆今学。《周礼》本为传记,今蒙“经”名,然其原本经学,不过刘歆所改数条,乃为异尔。”在《古学考》中,廖平对刘歆的攻击比先前更为激烈,认为古学至东汉始成,经学真传由刘歆一人所断。所存《左传》《周礼》,由于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使经文面目全非。东汉以来,治经学者无不受到刘歆传文的影响。《古学考》甚至认为《周礼》是刘歆为了讨好迎合王莽而作,是“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时,《周礼》始出。为了正本清源,廖平在《古学考》中认为,自西汉以后,六经分裂,不能相通,《经》《礼》纠纷,众说纷云,莫衷一是。今欲证千余年谬误,不能不首重巨魁,胪其罪状,与天下后世共证之。廖平极力提倡今文经学,而将《周礼》斥之为伪学,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硬把《周礼》说成是刘歆为迎合王莽而作也是于情理不符的。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刻本(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科院收藏),另见《六译馆丛书》本。

清王夫之撰。全书一卷,凡87条,考析四书中名物和字词语义。如譬如北辰、不逾矩、人焉廋焉、吾不复梦见周公、诲人不倦、斗筲之人、孔子辞以疾等,书名注为“许慎所引古文九经字义不同者”。有益于研究四书原文古义。有清光绪年间刻本,后收入《船山全书》。

本书为钱穆先生探讨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的重要论著，是一部中国思想文化的养成史略。 先生对中国古圣先贤的思想精华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发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深奥朦胧的难点，特别是对儒家、道家的思想演变历程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与梳理，全面展现了一代国学宗师对于“灵魂与心”这一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 在历史的思想路径中破解中华民族的信仰密码，本书将引领读者跟随钱穆先生一道，去追寻中国人真正的精神出处。

宋育仁著。十八章，以《周官》封建井田、学校军礼之制解释《孝经》，附以详细的训诂、义理考辨，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富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孝经讲义》成书之时，正值清室危殆，神州激荡之际，故是书旨在托古改制，以孝治国。一方面，宋氏认为，由“孝”之情感而来的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可层层外推，用之以治家国、平天下；另一方面，中国地域广大，形势复杂，若非系统的制度设计，便不能挽回当时分崩离析的人心。在宋氏看来，《周礼》分封之制严密、详尽，仍是最适合当时中国的政教体系，其与《孝经》分章一一契合，可为立国之本。故而宋氏眼中的《孝经》，并非一本空言劝孝之书，而是与《周礼》互相发明，为经世政治之模板。

清初王夫之撰。3卷。为《船山遗书》中治小学之唯一专著。此书主旨在于阐明汉字之正确书写,反对古人及时人书法之弊。内容则根据许慎六书的准则,解说《说文》中各字的本义,再广释其引申、假借各义,故书名《说文广义》。在释义中,同时指出汉儒经师传授之讹及后世杜撰、生造之误,目的在于匡谬正俗,纳书法于正轨。本书虽为研究文字的专著,然亦贯串着船山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与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妙语精言,触处可见,成为全书的一大特色。此书原无目录,系据南宋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以《集韵》韵部为序。岳麓书社作为《船山全书》第九册整理出版时,重新编目,并注明大徐本《说文》部居,以便于读者查检。

一卷。清王夫之撰。是书《四库总目》不存。书中“壹是”一条,谓壹即专壹,壹是犹舍专此,对齐治平而言。“三年之丧”一条,谓三年之丧非即父母之丧,《春秋传》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谓后与世子。“悉灌”一条,谓《集注》误立灌地降神之文,而庆源辅氏盛为一说,唯不知裸为酌鬯初献之名,而灌乃裸字之假借。此并足补先儒之缺失。其驳诘众说,虽颇中肯綮,然欲“日折衷以事理之安,而参考之三礼以息群邪”,则似尚未能。该书有《船山遗书》本。

二卷。清皮锡瑞(1850—1908)撰。皮锡瑞字吉人,一字麓云,号鹿门,人称师伏先生,湖南善化 (今长沙)人。著述颇丰,有《经学通论》五卷、《孝经郑注义疏》二卷、《春秋讲义》二卷、《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尚书大传疏证》一卷、《左传浅说》、《礼记浅说》等。皮锡瑞治经专今文,颇攻郑氏。而是书则笃守郑氏之说,对于典礼尤为详尽,认为郑玄深于礼学,注易笺诗,必引礼为证,其注孝经亦援引古礼。郑所据孝经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说。该书引典礼对郑注加以疏通证明,遇诸家对郑注有驳难者,则解释其疑滞,大多引申、折衷至当。只有对“始于事亲”一节,刘炫对郑玄所驳不误,而锡瑞因守疏不破注之例,曲为辨护,终嫌勉强。“天子有争臣七人”一条,别据唐武后臣（车丸）匡谏章, 引孝经争作诤, 与 《白虎通论》、 《家语》所引同,为他辑本所无。该书版本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 刊本。

废名著，《阿赖耶识论》共10章，于1942年冬至1945年秋作于黄梅，脱稿则在三十四年秋。本书是一本宗教哲学论著。阿赖耶在梵文中的原意为：藏，能藏、集藏，阿赖耶识即是指能够集藏分段生死等有漏无漏法种的第八识如来藏。作者在本书里说"我选择阿赖耶识做题目，却是从我的友军儒家挑拨起来的。我欢喜赞叹于大乘佛教成立阿赖耶识的教义，觉得印度圣贤求真理的习惯与欧西学人一般是向外物出发，中国儒家则是向内，前者的方法是论理，后者的方法等于“诗言志”。究其极儒佛应是一致，所谓殊途而同归，欧西哲学无论唯心与唯物却始终是门外汉未能见真。”

四十九卷。清王夫之撰。此书对《礼记》经文,逐句逐章,详作笺释,颇有发明。寻其意旨,盖将合《大学》、《中庸》章句为一书,以还《戴记》旧貌。唯在每篇之首,列其篇旨,大柢短长互见。如谓“《王制》为汉文帝时,令博士诸生作”,本《正义》引卢植说。然考卢说,出自《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有“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 《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检校今《王制》,无一语言及封禅巡守事。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 “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绝不相合。此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中 《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 《礼记》之《王制》。又谓“《月令》之作,为战国时,八家之儒与杂流之士,依傍先王之礼法,杂纂而附益之。而吕不韦以武力袭取,掩为己有。戴氏知其所自来,故采之于 《记》,以备三代之遗法焉”。考《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公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 曰: “《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曰《月令》吕不韦作,或曰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弘传》: “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 月令》非吕不韦著审定矣。《史记·文信侯列传》,“《吕览》实不韦宾客所集,不能因此附会其说,而谓《月令》亦其客所作也”。《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别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论”。书中又怎会有秦汉之文混杂其中呢?此皆抄袭前言,未加深考之故。然如论《明堂位》,力破吕不韦、蔡邕之说,谓“天子朝诸侯于太庙户牖之间,其庙之堂坫,即所谓明堂也”。此与《论语》《管子》亦有“反坫”之说,可相互证。论《乐记》谓“此篇之说,传说杂驳,其论性情文质之际,多淫于荀卿氏之说,而背于圣人之旨”。此则为前人所未及。其《衍中庸》一篇,所得经义为多,尤为详晰。在近代注《礼》之家中,犹可谓瑜瑕互见者。此本有《船山遗书》本。

三卷。曹元弼撰。与《孝经学》的略释大义不同，《孝经郑氏注笺释》极尽精详。在该书中，作者重构了《孝经》与六经的关系，并且以《孝经》学的“爱敬”之理贯穿、统摄六经，建构了一个新的经学体系。简言之，就是以《孝经》会通六艺。曹元弼的种种努力，是为了重建在近代变革中被冲击和瓦解的经学。今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刊本整理。

七卷。曹元弼撰。是书分七卷:一,明例;二,要旨;三,图表; 四. 会通;五.解纷;六.缺疑;七. 流别。明例卷又分三目:一、孝经脉络次第说;二、孝经微言大义略例;三、陈氏澧说孝经要略。要旨卷述《中庸》、《史记》、《汉书·艺文志》、郑玄《六艺论》以及陶渊明、黄道周、阮元诸家孝经说,另就书中某句某节加以阐释。图表卷分今文各本表、古文各本表,认为日本所传郑注孔传为伪本。会通卷以群经证本经,而见其相通。解纷卷为孝经述典礼部分,认为阮元据《周诰》说《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一事间有语病,由陈澧删节而成。缺疑卷、流别卷只是虚立其目。关于孝经注、解、传、述人考正,认为“闺门”一章出自刘炫伪本,此说难以成立。证郑注确为郑玄所作,最为详尽,可息群疑。述孝经各家撰述所举过于简略,唐玄宗注疏后,仅举阮福《孝经义疏补》。是书体例较为完备。现存光绪三十四年(1908) 江苏存古学堂刊本。

明清之际王夫之撰。成书于清康熙八年(1669)。上下两卷。系续南宋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而作。论成公二年“辟司徒之妻”至哀公十一年“冉有访田赋于仲尼”共50则事,持论平允,论史有识,但亦有立论欠周,考之不审者。就《左传》所记历史事件来发挥作者的政治、哲学观点。提出“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之为道”的思想。认为“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指出人如果“任天而无能为”,不发挥“竭天”的能动性,则“无以为人”(卷下)。收入《船山遗书》,有金陵本和太平洋本。

五卷。清王夫之撰。该书对春秋时期合离之势、盛衰之迹进行评论,总结历史经验,往往有感而发。作者自序称该书“本王道之通塞,堙邪说之利害,旁引兵略,画地形,订国是”,实际上是借春秋史事,抒发自己对明朝覆亡的感慨。作者还有《读通鉴论》及《宋论》,该书与这两种书的性质大体相同,体例在经义与史评之间,但扫除了以名字日月褒贬说经的旧习,立论较高,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该书收入《船山遗书》,有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新化邓显鹤长沙刊本、同治四年 (1865)湘乡曾国荃金陵刊本、民国二十二年(1923)上海太平洋书店排印本。

三卷。清王夫之撰。据作者自序,其父王朝聘 (1568—1647,明万历乙卯、天启辛酉两中副榜)研治《春秋》多年,甚有心得,然老病侵寻,未及著书而殁;此书即取材于朝聘之说,故以“家说”为名。《春秋家说》针对宋胡安国《春秋传》一书的缺失加以攻驳,多能中其肯綮。同时,作者又往往针对历史及现实借题发挥,其议论常有超出《春秋》之外者,因此,《四库提要》讥为“好为高论、不顾其安”,“连篇累牍、横生枝节”,“其弊乃与胡《传》等”;其实,这正是船山学术立足于通经致用的体现。此书最初版本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衡阳王世佺辑刻之《船山遗书》本。道光二十二年 (1842)兴化邓显鹤刻《船山遗书》本。同治四年 (1865)湘乡曾国藩江宁节署重刻《船山遗书》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印《船山遗书》本。近年湖南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

一卷。元朱申 (生卒年不详)撰。该书注释极其浅陋,如“子曰”释“孔子言曰”。当为乡塾课蒙之本,不足以说是“诂经”之书。卷首题《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经句解》。而书中以今文章次标列其间,其字句亦不据从朱熹《孝经刊误》本,糅杂无绪。注释浅肤,完全是乡塾启蒙讲章一类。如“曾子侍”下注:“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舆。侍孔子坐。”由此可见其一斑。有 《通志堂经解》本。

二卷。清纪昀撰。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年自号石云,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官至协内大学士加太子少保,为《四库全书》总纂官,笔削考核一手删定《全书总目》,识力超拔,堪称大手笔。与休宁戴震极友善,往来二十余年。卒于嘉庆乙丑(1805年),寿八十二。谥文达。尚著《审定风雅遗音》、《四库全书表文笺释》等。案《隋书·经籍志》载沈约《四声谱》一卷,书已亡佚。昀以约既执声病绳人,则约之文章必不自乱其例,因取其有韵之文考之,得平声四十一部、仄声七十五部,以《广韵》部目为序,顺序排列之。又谓陆法言《切韵》实窃据沈约而作者,前后序言之甚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沈书只明四声,不重韵部。……沈氏诗文用韵实据当时韵书,不过严辨四声而已”。又谓“隋时四声之说渐次严密,而沈亦未明韵部,陆法言《切韵序》不引沈书,理所宜然。即如昀所言陆窃沈书,讳所自来,萧该、颜之推、魏渊诸人亦皆窃沈书乎!……是陆氏集诸家之大成,本不限于一说,安得如纪氏之所考乎!”“昀若专考沈氏四声本无不可,即推证其用韵之法,以表率当时之韵部……亦无不可,何必创为异说,自炫神奇,以自毁其书也。”《沈氏四声考》收入《镜烟堂十种》、《畿辅丛书》、《丛书集成》 (初编语文学类)。

二卷。清史荣(生卒年不详)撰,清纪昀 (1724—1805)审定。荣一名阙文,字汉桓,又字雪汀,自号雪汀老人。鄞县 (今浙江宁波市)人。诸生。工诗,善书法。喜读注疏,精于小学。治学不阿附前人之说。著有《风雅遗音》、《李长吉诗注》等书。此书据孙鉴著《诗传补遗后续》定《朱子集传》原本有音未备,其音多后人妄加,故据集传与音互相考证,细加分辨,分为十五类:集传用旧训义而无音、集传有异义而不别为之音、音与传义相背、古今未有之音、声误、韵误、音误、误音为叶、误叶为音、四声误读、泛去四声之误、邶风注与某同之误、补音、叶音缺误及叶音志略。又附有经文误字、经文疑义、京本音切考异、释文叶韵纪原、吴棫韵补考异、集传相沿之讹、俗书相沿之讹、集传偶考、俗音订误,共计二十四类。其中,音与传义背,用旧训义而无音、集传有异义而不别为之音三类,辨论精审;误音、误叶、补音、俗音订误四类,亦多可取。其他则或分目太繁,或吹毛求疵,令人颇有眼花缭乱、未为平允之感。尤其于古音知之甚少,谬误颇多。且自为考异,以为舛误处,则动辄谩骂,既不客观,亦不冷静,非为治学之道。此书经纪昀审定。有畿辅丛书本、乾隆二十五年 (1760) 刊本、光绪五年 (1879)谦德堂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