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墨子及其后学著作总集。成书于战国末。《汉书·艺文志》著录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另八篇仅存篇名。主张兼爱尚贤、节葬节用,否定天命,强调人为,批评儒家“天命”、“亲亲”、“正名”等观点,提倡“取实予名”,提出中国最早的若干逻辑范畴。其中《亲士》至《三辩》七篇年代较晚,有人认为是伪书。《尚贤》至《非儒》二十四篇,反映前期墨家基本思想。每篇均分上、中、下。《墨子閒诂·俞樾序》:“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为后期墨家哲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称《墨经》,又名《墨辩》。《耕柱》至《公输》五篇,记墨子言行,多涉及其政治主张,可作为墨子生平史料。《备城门》至《杂守》十一篇,亦后期墨家著作,主要讲防御战术与守城工具。一说《备城门》以下各篇有汉代官名,为汉人所著。有晋鲁胜注,早佚。宋代乐台注《墨子》,仅有《亲士》至《尚同》十三篇,已佚。现存注本有清毕沅校注《墨子》、孙诒让《墨子閒诂》等。

十八章。作者各说不一。《汉书·艺文志》:“《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宋王应麟疑其为后人依托孔子、曾子而作。清纪昀以为是孔门后学七十子之徒所作。《孝经》有今文、古文之分。《古文孝经》有二十二章,《今文孝经》有十八章。《新论》说《古文孝经》有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文经相异者有四百多字。唐代玄宗注《孝经》用今文本,邢昺疏亦用今文本,成为《十三经注疏》之一。宋朱熹《孝经刊误》又用古文本。删二百二十二字,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清吴澄《孝经定本》,又改用今文本,分经一章,传十二章。主旨宣扬封建孝道。以孝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主张不亏体、不辱身、养志重于养体;并细分为庶人之孝、士之孝、卿大夫之孝、诸侯之孝、天子之孝等。是研究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参考书。

唐君毅著。上下册。凡三十 二章及自序、导论、附录、后序。八十二万言。1977年台 湾学生书局初版。收入《唐君毅全集》。为作者一生学问 与思想的结晶。本书从人的生命存在出发,把人的心灵 活动分为九种境界:(1)万物散殊境,为心灵相应于客 观事物的体所成的境;(2)依类成化境,为心灵相应于 客观事物的相所成的境;(3)功能序运境,为心灵相应 于客观事物的用所成的境;(4)感觉互摄境,为心灵自 己反省主观的感觉活动所成的境;(5)观照凌虚境,为 心灵自己反省主观之相的呈现所成的境;(6)道德实践 境,为心灵反省主观之用的活动所成的境;(7)归向一 神境,为心灵超主客观的有关体的响往所成的境;(8) 我法二空境,为心灵超主客观的有关相的活动所成的 境;(9)天德流行境,为心灵超主客观的有关用的响往 所成的境。前三境为客观境,中三境为主观境,后三境 为超主客观境。作者认为,这九境无高下差别,都是人 的心灵本身所具有的,都有不可移易的意义。作者从心 灵的这九种境界出发考察了中国、西方、印度已有的思 想成就,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德性是人的生命存在的 整个表现,儒家的成德之教是人“安身立命”的归极。作 者的最终旨趣在于建立和论证现代新儒学的心性论。 此书在海外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

中国唐君毅著。分《导论》、《原性》、《原道》、《原教》4篇6卷。1966年至1975年间陆续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1978年台湾学生书局汇总再版。《自序》称:为从学术观点上考论中国传统的哲学问题,特提出“即哲学史以为哲学之态度”,强调“要在兼本吾人之仁义礼智之心,以论述昔贤之学”。其“导论篇”曾以《中国哲学原论》专名由人生出版社1966年出版,后因《原性》独立成篇而改称《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该篇先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次论“心”,又论“名”与“辩”,皆根据史料原文的考订训释,再就义理上加以引申。《原性篇》则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就整个中国思想而言”,专论人性问题。申明已改变前期思想中仅以道德自我(道德理性)为哲学体系之基石的观点,主张“即心灵与生命之一整体”,“就人之面对天地万物而有其人生理想处以言性”,作为“中国言性思想之大方向” 《原道篇》在全书中分量最重,于考释各家诸说及流变后指出:“道”虽及于天道、物道、出世超世道,但根本上“则在人之生命心灵之活动所共行之道”,由此断定:道“实为人生、人性或人的心灵活动的诸方式”。《原教篇》则是《原道》的续篇,专就宋明儒学而言。详细论述了宋明儒各派各家的主要观念、义理差异及其流变,认为其学术方向及共同价值均在“申述心性天人的涵义,重视人生、人道、人文教化与天人合一的意义”,强调这一思想影响的存在,是今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所在,并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衔接所必须注意的遗产。

亦称《淮南鸿烈》。据东汉高诱注序:“鸿, 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内篇二十一,外篇三十三。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只流传内篇二十一。书中以道家思想为主,以道家自然天道观为中心,认为“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析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故“达于道者,反于清静, 究于物者, 终于无为”。主张“得在时, 不在争;治在道, 不在圣”。但另外又主张“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 不必循旧。”和《商君书》主张相同;而《时则训》、《天文训》里又推崇阴阳五行之说,以是《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于杂家。东汉许慎、高诱为之注,近人刘文典有《淮南鸿烈集解》,其中《天文训》全用清人钱塘之注,保存了不少自然科学史资料。《神仙传》以刘安列于神仙。收入《道藏》第863—867册。

唐君毅著,1961年3月由孟氏教育基金会初版,1965年3月再版,1974年台北学生书局与友联出版社分别在台湾、香港出第三版,1988年经唐君毅全集编辑委员会校订后出版校订版,列入唐君毅全集卷二十一、二十二,80余万字。 《哲学概论》上册包括哲学论和知识论两部。第一部分为十一章,第二部分为十九章。下册包括形上学和价值论两部,每部设若干章节。在第一部分导论中,作者对哲学定义的规定,以贯通知行之学为言,直接继承中国先哲之说。哲学内容包括逻辑、知识论、形上学、人道论、价值论和文化哲学,作者在论述中,对中西印哲学发展皆有所涉及。在总论中,作者还谈到了哲学方法论问题,在论述各种方法之后,归于超越的反省法。论哲学之价值一章,最后归于哲学之表现价值,赖于哲学者的道德修养。第二部知识论,重在问题的分析。作者在分析了知识的性质、知识与语言关系、知识分类、普遍者在知识中的地位、知识的起源、能知与所知的关系等一般问题之后,其论归纳原则与因果原则两章为经验科学的根据问题。第十三、十四、十五章,论数学逻辑知识之性质及先验知识问题,为纯理科学的根据问题,这三章比较专门,难读一些。第十六至十九章,作者对知识的确定性、真理的意义与标准及知识的价值的论述,皆是就知识的成果上说的。本部中论知识的分类第一节“中国书籍之分类与知识之分类”及“应用科学知识”、“哲学知识”等节,与知识起源一章中对直觉之知的分析及闻知意义的说明,都是作者个人的主张,值得一读。其余论知识与语言的关系,及普遍者在知识中的地位,能所关系等问题,除对流行于西方现代若干理论加以介绍外,还重申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涵义。论知识价值的限度,则依中国先儒知识观为说,以上都是第二部要点。

唐君毅著。上下两册,上册四章,下册六章。1958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初版。1975年台湾学生书局再版。收入唐君毅全集。第一章泛论人类创造文化之精神的自主自动性或自决性。第二章至第九章分论家庭、生产技术、社会经济、政治、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体育、军事、法律、教育等各种文化活动所赖以形成的文化意识,论各种文化意识、文化活动、文化理想形成时其中所实现的道德价值或所表现的道德理性。末章总论人的文化的弊害之所以产生之故及自救之道,论人的精神与自然世界万物的理则及自然进化事实的关系。作者认为人类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存在,都依存于道德自我,一切文化活动都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道德价值,都统属于道德自我、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的表现。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涵摄一切文化理想;文化活动是“多”是“末”,被统摄受主宰于道德自我而成就文明的现实。认为道德理性是一切文化理想实现的、文化活动的必然基础。由此,彻底否定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的文化观,提出道德理性或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哲学体系。此书是阐述文化哲学的重要著作,对于研究当代文化哲学有一定学术价值。

本书是文化大师胡适经典随笔集，完整收录胡适34篇传世杰作，完美展现了胡适的人生哲学，篇目总计五类：有意思的生活方式观察、容忍与自由的价值取向、对迷茫青年的人生解惑、反思反省的留学生涯、在路上的感悟心得…… 全书洋溢着自由温和的乐观气息，有助迷茫中的年轻人走出逆境，获得精神成长，找到真正的自己。

亦称《商子》或《商君》。中国古代政治学著作。商鞅及其后学著作和言论的汇编。编定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著录29篇,现存24篇。《商君书》的古本有元刻本、明范钦本(即天一阁本)、清四库本等。通行的注释本为清代严万里的《商君书校》和当代高亨的《商君书注译》。商鞅(?—前338),战国中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姓公孙,名鞅,亦称卫鞅。由魏入秦,任左庶长、大良造(相当于宰相),执掌军政大权。两次变法,使秦由弱变强,封于商,因称商鞅。后被诬害,车裂而死。本书大部分篇章并非商鞅所作。“垦令”、“内外”、“靳令”、“开塞”、“耕战”等篇出自商鞅之手,“更法”等篇记述了商鞅的言论,其他为商鞅后学所著。但《商君书》各篇在内容和体例上首尾一贯,与商鞅变法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基本相符。其主要内容有:1.“更法”等篇记述了商鞅“不法古,不修(循)今”的历史进化观以及利益说和力的原则。2.“画策”等篇论述了“不贵义而贵法”,以法治国、反对儒术的思想。3.“农战”等篇提出了兴国以农战、奖励农耕与兵战的法家主张。4.“赏刑”等篇提出了法不阿贵、厚赏重罚、“以刑去刑”的主张。5.“弱民”等篇提出了“民弱国强”,使人民俯首听命、无力反抗的“弱民”观点。本书所提出的思想和主张,为后期法家韩非等人所继承,也为后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

又名《玄微子》,一卷。旧本题鬼谷子(生卒年不详)撰。鬼谷子姓名、里居不详,战国时隐颍川阳城之鬼谷,故以为号。《史记·苏秦传》云:“苏秦东师事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刘向、班固整理古籍,并未著录《鬼谷子》一书,可见该书在汉以前就已佚失。《隋书·经籍志》在纵横家类有《鬼谷子》三卷,宋王应麟《玉海》沿袭其说:“周时高士,无乡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隐,自号鬼谷先生,苏秦、张仪事之,授以捭阖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转丸本经、持枢中枢等篇。”近年来,随着《战国纵横家书》的发现,苏秦、张仪非同一时期人已经确定,《鬼谷子》一书系伪书昭然若揭。清人在修《四库全书》时,亦认为《隋志》有苏秦三十一篇,张仪十篇,“必东汉人本二书之言,荟粹为此,托于鬼谷,若子虚亡是之属。”《鬼谷子》虽系伪书,由于《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则其成书年代当在东汉以后,隋朝以前。关于《鬼谷子》一书的思想内容,十分落后,有人认为“其术不足道”,但其文奇变诡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现存鬼谷子的主要版本有:子汇本,十二子本,绵眇阁本,明崇德书院本,钱遵王手抄本,守山阁本,卢抱经以述古旧钞补道藏本,乾隆五十四年江都秦氏刊本,三卷。嘉庆十年江都秦氏重刊本,三卷,陶弘景注。明临安高氏刻高金体评本,子书百种本,鲍以文校本,湖北先正遗书本,《四部丛刊》本,《古书丛刊》本、以及《四库全书》本等。

沈从文著，沈从文先生关于“生活哲学”的思考历程的缓缓呈现，是沈从文先生对其始终如一的人生态度的坚定而温柔的刻画。文中选取了31篇能表现沈从文先生对于人生的富含哲学思考的篇目，汇编成一本《沈从文哲思录》，字里行间是沈老哲学观念下的发人深省的深刻的哲言，充满了人生的睿智与哲人的洞见，寄托着对现实的人文关怀。

梁启超著，《孔子》写于1920年，不仅论述了孔子的事迹、孔子提纲，还谈了孔学与《易》、《春秋》的关系，可谓对孔子学说做了明晰的阐释，将我们引入孔子思想的殿堂。《儒家哲学》收录了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关于儒学的深入浅出的讲演稿。他围绕学术界及读者所关注的重点问题，讲述了儒家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他注重哲学与经学的结合，关注哲学与人生的联系，讲述中常洋溢着充沛的感情，因而极具感染力。他出入于学问与社会之问，讲述简洁明了，观点明确新颖，常有发前人所未发之见。对于儒家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儒家哲学、儒家政治哲学和儒教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儒家哲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李石岑著。1935年2月世界书局初版。该书是作者于1932年在福建教育厅暑期讲学会上的讲演稿。书中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探讨了中国哲学各主要流派的思想特点,认为儒家的哲学思想偏重于伦理,孔子实际上是个伦理学家,孟子、荀子都绍述孔子的伦理思想;认为墨家的主要思想是其尚同说及其实践精神,墨家把一切都看成是平等的、划一的,这种思想博得后世的好评;认为中国哲学只有道家的体系最完备,它的认识论、宇宙观、人生观都是从一个体系中演绎出来的,自然主义与辩证法是道家哲学的神髓;认为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注重概念,把概念的能动性故意夸大,使之和事实分离,专在概念上维持其思想体系,专为他们观念上的“一”辩护。作者说《中庸》是儒家哲学思想的基础,其主要思想是论“诚”与论“中和”,二者是一贯的。“诚”充满在天地间,全靠人生去表现出来,表现得最圆满的就和“诚”合而为一了,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认为朱熹的思想是融合儒、道、释三家思想而成的,又为周、张、二程诸人思想之集大成者,在中国思想界确实是个有数的人物。指出王夫之哲学是体用一源论,“体”是指的大自然的本体而言,在本体的大自然当中,一切事物之所以能够产生的原因,完全是由于“用”的关系,“用”离开了“体”就无从发生,“体”若没有“用”也就不能显其存在,体和用实际上是一种东西。指出戴震的“生的哲学”颇受王船山、颜元的影响,而为反对宋明理学最有力的一员,“因气化而有生生,因生生而有品物”,是戴震全部思想的缩影。

全称《牟子理惑论》,亦称《理惑论》。东汉牟子著。佛教书名。为较早介绍中国早期佛教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收入南朝梁僧祐所编《弘明集》,刊列集首。最早见于南朝时宋明帝敕中书侍郎陆澄所撰《法论》一书中,以其详载汉明帝遣使求法传说,被著录在其书第十四帙《缘序集》中。书前有《序传》,介绍牟子生平和著作缘由,后有《跋》,仿佛教“三十七品”和《老氏道经》三十七篇体例,作本论三十七篇。全书取问答体裁。根据假设的北来儒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引证孔、老之言和佛教经典,分别予以答辩。表现了主张佛、道、儒三家一致,特别是佛家、道家一致的思想倾向。认为佛是“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牟子》二章)是人间至德的体现者和神圣世界的最高主宰;“人道法五常”(《牟子》四章),佛家的善恶标准与儒家的伦理规范是一致的;“怀善者应之以祚,挟恶者报之以殃”(《牟子》十七章),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与中国固有的传统伦理学说是一致的;沙门出家剃度修行合乎儒家的“至德要道”,不应形式地去看是否有违于身体发肤之义;佛家遇人无跪起之礼,只是不死守形式的德而已,因为上德不追求形式上的德,因此就是有德。书中对佛教的理解多有改造和发挥。反映了佛教传入初期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水平。

孔子研究著作。近人钱穆著,集有作者18篇孔学研究论文。其中有10篇探究《论语》,包括《论语》的读法和朱熹的注疏,另外数篇是研究孔子思想与现实文化的关系,认为“孔子思想之重点与价值,正在要替人类提出一个解决此种种问题之共同原则。”这一原则“只‘道’‘德’二字便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4年初版。 该书是钱穆阐述孔子学说,教读《论语》方法的结集。书中指出:儒家是 一种“人文的宗教”,孔子的教义具有“道地十足不折不扣的宗教精神”。 钱穆突出强调“情”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 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胜于其 着重理知的部分。我们只能说,由理知来完成性情,不能说由性情来完 成理知。情失于正,则流而为欲。中国儒家,极看中情欲之分异。人生 应以情为主,但不能以欲为主。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 欲。但绝不许人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

吕思勉著，十五篇。理学兴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清时代，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可以说是唐代以来儒学思想的主流，其影响覆盖整个东亚。理学与国人之思想关系甚深，故吕思勉在其上海沪江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综合理学家的重要学说，兼及其对社会风俗之影响，写作了这本《从宋明理学到阳明心学（一部简要的理学思想史）》。《从宋明理学到阳明心学（一部简要的理学思想史）》作为剪裁得宜的入门书，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是广大国学爱好者了解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思想发展的读本。

亦称《文中子》,十卷。隋王通 (584—618)撰。王通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任蜀郡司户书佐,曾上隋文帝《太平策》十二篇,为朝所疑忌,弃官归家,以讲学著书为业。仿《论语》作《中说》,由其子福郊、福时记述。门人私谥“文中子”,因以名书。《唐书·艺文志》录(文中子)《中说》五卷,《文献通考》及《玉海》则作十卷,与今本合。共十篇。末附《序文》一篇及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通子福时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一篇。卷末有阮逸《序》。又有福时贞观二十三年《序》。全书崇尚儒家思想,以为“千变万化,吾常守中”,又以仁义为教化之本。提倡“时异事变”,“通变之谓道”、“通其变天下无弊法”。从认识论上,主张“居近识远,处今知古”。反对 “执古御今”,强调 “知之者不如行之者”,但也有“行之者不知安之者”保守的一面。又主张“名实相生,利用相成,是非明,去就相安”,说明事物的相互依存关系。曾提出儒、释、道“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主张。宋阮逸作注。有 《四部备要》本

这是一本由德国哲学家、诺贝尓文学奖得主奥伊肯和中国儒学大家张君劢合著而成的小书，从通俗普及的角度介绍了中国与欧洲的思想起源及发展历程。其中欧洲部分由奥伊肯撰写，他从欧洲思想的发源地——古希腊开始，对中世纪和近代启蒙运动以及德、英、法等国的著名哲学家进行阐释，中国部分则由张君劢撰写，他用精炼的语言对先秦孔孟老庄、宋明理学和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思想进行介绍。全书短小精悍，两位作者均为世*级的一流学者，在不长的篇幅中浓缩了中西思想的精华。

本书以《诸子学略说》和《诸子略说》为主，汇集太炎先生论诸子之大部分文字，精心编辑点校而成。太炎先生治学，贯通经、史、子、集，其于先秦之儒、道、墨、法等家学说尤有深入研究，其论诸子之是非得失，每有独到之见解，而又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诸子学略说》一书为太炎先生治诸子学之毕生心血，实为先秦诸子思想入门之最佳读物。

哲学著作。金岳霖著。为作者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认识论著作,写于1937年。书中讨论了西方认识论提出的思想、事实、语言、知识、真理等问题,内容丰富,分析精细,技术性强。作者力图证明客观事物的独立存在和知识的客观性,认为“被知的不随知识的存在而存在”,“被知底性质不是知识所创造的”。作者论证了归纳赖以存在的归纳原则的永真,反驳了怀疑主义的论点。同时十分强调认识方法的重要性。认为如果不凭借一定的操作方法,不可能获得正确的概念。为此,作者提出了“手术论”。例如,“所谓圆是以一点为中心而用离此中心同一的距离的直线为一端占据此中心,另一端环绕此中心而得的平面图案。圆就是这一套手术。”(《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3页),手术论认为所有存在的事物其过程和性质,都可以在一组操作和实验中定义而被人们理解。手术论就是要提供有效的认识,科学家有许多治学方法,手术论是一种科学方法的理论。过去曾陆续单篇发表,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哲学著作。金岳霖著。为作者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本体论著作。除绪论外,分8章。书中所说的“道”,既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又不完全与之相同。如老子所说的道是“先天地生”的“万物之宗”,而金氏的道主要是指宇宙万事万物川流不息运动变化的根据、历程和规律。同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家休谟《人性论》混淆理与势、否定客观规律的教训,认为“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因而从本体论上解决了被休谟动摇了的科学理论基础问题。所以作者认为,他的“道”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作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三大文化区:希腊、印度和中国。“每个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同上书第16页)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中国思想与感情两方面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是道。作者以道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说明他要发扬和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书中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在旧中国亦开风气之先。本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987年重印。

冯友兰著,商务印书馆1933年12月初版,1945年11月第二版。 该书主要分析和阐释了孔子、墨子、孟子、老子、惠施、公孙龙、庄子、荀子、周濂溪、张横渠、二程、朱子、陆象山、王阳明等的哲学思想。 关于朱熹,冯友兰认为,朱子之学乃是以周濂溪之太极图说为骨干,而以康节所讲之数、横渠所说之气,及程氏兄弟所说形上形下及理气之分融合之。在朱子看来,凡有形有象者,即是器;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是道。所谓道,即是指抽象的原理或概念;所谓器,即是指具体的事物。天下之物,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皆有其所以然之理;其理并且是在其物之先。一事物之理,即是该事物最完全的形式,也是该事物的最高的标准,这也就是极,是一事一物之极。而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它是天地万物的最高标准。

本书选取冯友兰作品中三十五篇经典哲学随笔，包括“人生之真相”“理想与行为”“合理的幸福”“爱之中道”“我的读书经验”等篇目，讲述作者对于善恶、生死、命运、自由、爱欲、思辨等人生诸多领域的思考，对诸多人生问题的剖析，处处反射出丰富的智慧与深刻的洞见。书中许多思想深入浅出，字字珠玑，发人深省，对当代人的行为发挥着重要而深远的指引作用。

贺麟著。1942年6月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为作者1932—1942年间所发表的论文合集,包括《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近代唯心论简述》、《时空与超时空》、《辩证法与辩证观》、《宋儒的思想方法》、《知行合一新论》等论文。作者明确宣称该书是以唯心论观点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各派“特点要义和异同,作提要式的简略叙述”。充分反映了作者力图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宋明理学中陆王心学结合起来,创造一个主观唯心主义“新心学”思想体系的努力和探索。作者认为“所谓物者非他,即此心之用具,精神之表现”。把“心”看作物的主宰和物的本质。用陆王心学融会康德的时空学说,提出“时空是自然知识和自然行为所以可能的心中之理或标准”。用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观点,引申和发展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否认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地位,而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当作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全部历史。对直觉方法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与矛盾思辩法、形式分析和推论等方法同是任何哲学思考所不可缺少的方法。并且声称他自己的责任是“把直觉从狂诞的简捷的反理性主义救治过来,恢复其正当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作者认为研究哲学史应该坚持融合贯通中西哲学的方向,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失根本,以复兴中国文化,发扬中国哲学,“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规范和准则”。

明清之际哲学家黄宗羲所著之启蒙思想名著。凡一卷二十章。“明夷”是《周易》卦名。卦象为䷣,离下坤上,离代表火,坤代表地,火入地中,明伤而昏暗。该卦六五爻有“箕子之明夷”句,《周易正义》释为,“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智。”黄宗羲以此为书名,意在自况箕子身处艰难,立志藏晦其明而守正志,著书留待未来圣王,希望明智虽被压抑但不久光明终将冲破黑暗。该书首先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揭露,认为君主的设立,本应是为天下兴利除弊,而今君主已成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君与天下的关系被颠倒了,应该回复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从关系。官吏的设置是与君主分工合作,共同治理天下,官吏应“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君臣应是如曳大木者前唱后和的协作关系,如今相反,官吏为君主服务如同奴隶,不为天下万民谋利益。法制本该是“天下之法”,如今却只有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其次提出了一套改革主张:恢复宰相制度以限制君权;使学校成为议政机关,有监督弹劾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吏的权力,改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为以学校之是非为是非,提出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要求;经济上主张平均授田,减轻赋税,改革币制,促进流通,提出了“工商皆本”,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和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萌芽。该书对清末的民主革命影响深远。该书于清康熙二年(1663)写成,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到100年后的嘉庆年间才有浙江慈溪二老阁初刻本,已佚。现存版本有道光咸丰年间番禺氏刻、光绪中补刻《海山仙馆丛书》本,同治十三年(1847)虞山顾氏刻《小石山房丛书》本,1915年上海时中书局薛凤昌《黎洲遗著汇刊》本,1955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1年中华书局又以初刻本浙江慈溪二老阁本重校,刊行新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