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三国魏何晏集解，唐陆德明音义，宋邢昺疏。二十卷。汉代传《论语》者有三家： 《鲁论语》，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齐论语》，齐人所传，别有《问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语》，汉景帝时出自孔氏壁中，又分今《尧曰篇》子张问从政以下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亦不与《鲁论》、《齐论》同，文字异者四百有奇。孔安国为传，马融亦注之。汉成帝时，有安昌侯张禹受《鲁论》兼讲《齐》说，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后有包咸、周氏又为之《章句》。东汉末年，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作《论语注》。魏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盛行于世。据《晋书·郑冲传》，原作郑冲、孙邕、曹羲、荀顗、何晏等人共集。晏以亲贵总领其事，故今本乃独称《何晏集解》。旧本无音义，唐陆德明为之作《音义》。《音义》除以反切注音外，还提示篇旨大义。如《学而第一音义》“以学为首者，明人必须学也”。由于唐人只为《五经》作疏，《孝经》、《论语》等均无疏。何晏等所采孔安国以下皆古训，邢昺复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为之疏。虽纯杂相参，文字有所异同，如以包氏为苞氏，以陈恒为陈桓之类不可据，然自汉以后，注《论语》者数十家，要其荟萃群言，创通大义，则首推此书。于章句训诂名器事物等疏解更为详尽。朱熹《论语集注》亦始基于此。除《四库全书提要》外，前有乾隆帝《御制读论语》、《御制无倦斋绎论语义》，陆德明《论语注解传述人》，何晏等《论语集解序》，末附吕炽等人有关《论语注疏考证》的跋语，对理解注疏均有帮助。《四库全书》本载有陆德明《音义》和吕炽等人《考证》，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元校勘本在每篇后附有校勘记，但仍因旧本，未载陆德明《音义》和吕炽等人《考证》。

诗文注。相传为周公所作，孔子及其弟子增益。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十一卷。璞(276—324)有《山海经》已著录。昺有《孝经正义》已著录。《尔雅》为中国最早以释义为主专门用以解释经传文字的著作。汉代立有《尔雅》博士，唐代写为“十三经”之一。“尔，近也;雅，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故名《尔雅》。(汉刘熙《释名》)取义于对经传文字之训诂，宜近于雅正，以合原义。秦代焚书，而汉代尚经学，训诂之学遂兴。《尔雅》训诂多与《毛诗训诂传》相通，但无毛诗精确，所论制度又多为周制，故推知可能去古未远，写在《毛传》之前，当成书于战国，又经汉儒补益。书按辞条义类分为十九篇。对当时解经(特别是诗经)及后世训诂学影响极大。邢昺《尔雅疏叙》谓“东晋郭景纯用心凡二十年，注解方毕。甚得六经之旨，颇详百物之形，学者祖焉，最为称首。其为义疏者，则俗间有孙炎、高琏，皆浅近俗儒，不经师匠”，而他自作义疏“考察其事，必以经籍为宗;理义所诠，则以景纯为主。”并经集体讨论而定稿。撰疏比较审慎，其书流传亦广，对了解古代文化、文学、文字学，皆有文献价值。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又名《孝经正义》。宋邢昺疏。咸平二年(999)奉敕编撰、校定。唐玄宗曾于开元十年(722)取韦昭、王肃、虞翻、刘劭、刘炫、陆澄六家说及五经旨趣，注今文《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743)重注，亦颁天下。又诏元行冲(名澹)著《御注孝经疏》。邢疏即以行冲书为蓝本。三卷，一作九卷。每篇小目下疏明章旨，后则先释经文，次疏注文。《四库提要》云：《孝经》“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诏邢昺等修此疏始”。学者舍此，无由窥《孝经》门径。后采入《十三经注疏》。清阮元、严杰有《校勘记》。

注释书。旧题谷梁赤传，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20卷。《谷梁传》初为谷梁赤传述，后由传其学者录为书。其传重在释《春秋》义例。传义之精，为公羊所弗及。魏晋以来，注《谷梁传》有尹更始、唐固、孔演等10家。自范宁作《集解》后，诸解皆废。范宁注本因兼载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记其姓名，故称《集解》。宁注矜慎，较何休《公羊解诂》严密。至杨士勋疏，与徐彦疏《公羊》不相上下。《公羊传》与《春秋》经初亦单行，以传附经，疑在范宁作《集解》时。今有《十三经注疏》本传世。

《春秋》学著作。又名《公羊注疏》。东汉何休注，唐徐彦疏，陆德明音义。二十八卷。何休注本名《春秋公羊解诂》。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官至谏议大夫。东汉经学家，精研今文诸经，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文谥例》等，均佚。此书费时十七载。何休认为孔子修《春秋》有所谓“三科九旨”、“五始六辅”等“义例”。因持“义例”以释《公羊传》，系统阐发《春秋》之“微言大义”。较《左传》杜预注、《榖梁》范宁注为详。但说义理多过于深僻，遂至迂远甚或妄诞。训名物典制亦未可足信。但其说常成为后世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徐彦，生平不详，约生活于中、晚唐之际。其疏或采前人旧说，或征经稽传，或用日、月之例等以解何休之注及经文，皆有所发明。但牵合附会、鄙陋谬误者不少。行文多喜自设问答，文繁语复。此书音义部分，取自陆德明《经典释文》，以注音为主，时或释义与校正文字。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等。

诗文注。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六十卷。丘明，鲁国太史。杜预(222—284)西晋政治家，儒学家。字元凯，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历任尚书郎、相府参军等职，著有《左传集解》等。《左氏春秋》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班固注作者“左丘明，鲁太史”。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左丘明。后人争议颇多，《四库全书总目》定为左丘明作，概亦有战国时人附益。左氏鲁史用夏历，按鲁君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十二世次第记事。取材于诸国史籍、简册、旧文，所记各国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及其人物均翔实而生动。原春秋经文与左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杜氏专修左传，认为前儒大抵转相祖述，未尽通左氏学，尝杂引《公羊》、《榖梁》以释传，且自乱体系，于是杜氏合经传于一编，“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采刘歆、贾逵、许淑、颍客诸说之长以解经传、排斥服虔等人旧说，条分缕析，剖析精微，使《左传》旨义畅达。故孔疏采杜预注，认为《左传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勿合，其可离乎?今校先儒优劣，杜为甲矣。”(孔颖达《序》)“然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刘炫曾驳杜解，凡所驳正，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故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于《春秋》也，(四库全书总目》)后世尊为文史名著。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所用《礼记》为《小戴记》，四十九篇。《隋书·经籍志》谓《小戴记》四十六篇，后马融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才有四十九篇，前人已辨其为误说。东汉时，郑玄据《小戴记》为之作注，元延祐中科试定《礼记》用郑玄注。郑玄之后，亦有多人注解。唐初存皇侃、熊安生二家。贞观中，孔颖达等奉诏著《五经正义》，作《礼记正义》就以皇侃本为据，以熊安生本补其所未备，但《礼记正义序》谓：“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愈而去愈远矣。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征稍繁广，又既违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两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疏务申郑玄之注，未免有附会之说。其书本为七十卷，后清钦定为六十三卷本，阮元校刻因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甚高：“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矣，陈澔之流益如莛与楹也。”今存《十三经注疏》。

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玄与公彦有《周礼注疏》已著录。此书为记载周至战国时期儒家传习礼仪的最早著作。自西汉高堂生所传《士礼》今文本，数传而有大戴(戴德)本、小戴(戴圣)本及刘向《别录》本。郑注兼取今文本及古文本十七篇(出自孔子壁之《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今文经大体相同)，“其从今文而不从古文者，则今文大书，古文附注”;“从古文而不从今文者，则古文大书，今文附注。”其所以不采大、小戴本，因为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故郑用之，二戴尊卑吉凶杂乱，故郑不从之也。”(《四库全书总目》)，贾公彦据郑注而又依齐黄庆、隋李孟悊之疏而益之，定为今本。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误殊甚，顾炎武《日知录》及阮元校勘记曾指出多处，可供读时参考。此编十七卷次第为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此目排列顺序先人事，后鬼神，较之二戴本为合理。自“丧服第十一”以下都属丧葬祭祀的仪礼，且繁文缛节，不胜其扰。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儒家经典注疏。四十二卷。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宋人合刻附唐陆德明音义。玄有《周易注》注已著录。公彦洺州永年(今属河北省)人，永徽中官至太学博士。事迹具《旧唐书·儒学传》。《周礼》又名《周官》叙六官之事。西汉不传，东汉有郑众、贾逵(二人从杜子春学礼)、郑兴、马融诸家注说。郑玄融汇众说，集成《周礼注》，简明扼要，使之大行。郑玄肯定此书为周公所作。贾疏在北周沈重《周礼义疏》基础上，集魏晋六朝诸家之说，阐释郑注，于礼乐军赋诸方面引证详赡，说理透彻，为后世所肯定。《四库全书总目》引《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又云“元(玄)于三礼之学本为专门，故所释特精，惟好引纬书，是其一短，……然纬书不尽可据，亦非尽不可据，在审别其是非而已，不必窜易古书也。又好改经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日当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后连篇累牍，动辄错简，则亦不必苛责于元(玄)矣。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按、郑、贾两人为汉唐著名礼学大师，此为早期带有总结性的礼学著作。为研究古制礼俗之重要参考书。此书“隋志”作十二卷，贾疏文繁析为五十卷，新旧唐志并同，今本作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并。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可参考一九七二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林尹注译《周礼今注今译》一书。一九八五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有此书复印本。

简称“孔疏”。诗文注。唐孔颖达撰。四十卷。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及祭酒。贞观十六年(642)奉唐太宗诏命与诸儒共撰《五经正义》，颖达为主编。此为其中之一种。原出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颖达总其成。其书乃是对《毛传》及《郑笺》的疏解。“笺”曰注，“正义”曰疏，合称《毛诗注疏》。“其书以列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四库全书总目》)盖以吸取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之成果，更以皇家组织编书队伍，披览宏富， 自能有所发现。如对《史记》孔子删诗说之质疑，则不拘于成说。训诂、注疏均持慎重态度，以“疏不破注”为原则。故亦难于超越《毛传》、《郑笺》范围，缺乏批判精神，而疏解亦尝流于烦琐。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尚书》学著作。唐代颁行的《五经正义》之一，二十卷。孔颖达等撰。唐贞观年间，“新定五经”颂布后，太宗又命撰《五经义疏》。由孔颖达领衔，王德韶、李子云等执笔，撰《尚书义疏》。该书以梅赜所献伪《孔传古文尚书》(《舜典》篇用姚方兴所献本)为底本，甄录南北朝以来各家旧有疏注，尤其是刘焯、刘炫的旧疏，“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尚书正义序》)，加以综合发挥而成。初稿撰成后，几经讨论修改，马嘉运驳正其失，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增损其辞，直到高宗永徽四年，始定稿刊行，定名为《尚书正义》。从此，《尚书》各种异文版本以及各家学说不再流行。由于该书抛弃和排斥马融、郑玄、王肃等注本，而肯定伪《孔传古文尚书》，不仅使人们对《尚书》真正版本的面目认识模糊，而且常常使自身的解说陷入矛盾之中，不能自圆。然而，此书保留了汉以来经学界研究《尚书》的一些成果，特别是使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得以流传下来，应该是一大功绩。有《十三经注疏》本。

易学著作。唐孔颖达撰。是一本诠释王弼《周易注》的著作。全书十卷。《序》称凡十有四卷，《旧唐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著录同;《新唐书·艺文志》称十六卷，乃讹“四”为“六”;《直斋书录题解》作十三卷，则略去卷首“八论”不计。原来只有单行本，宋人为阅读方便，乃合刻经、注、疏为一本，又依王注本合编为十卷。唐贞观年间，为统一南北学风以加强思想统治，诏儒官孔颖达等撰《五经义赞》，后来又诏改为《五经正义》。所谓“正义”，是就一家之经注作疏解，即六朝人所说的“义疏”或“疏”的著作，因其为国家颁行学校的讲义而称“正义”。南北朝时，王弼《周易注》与郑玄《周易注》并为世之显学：王注显于南朝，郑注显于北朝。孔颖达撰《周易正义》舍郑注而采王注为疏，在于唐初学风虽兼南北，而老、庄、《周易》则以南学为宗。《序》称南朝王注有《义疏》十余家，或“辞尚虚玄，义多浮诞”，或“义涉于释氏”，“背本”“违注”。《正义》便是就南朝十余家《义疏》整理删定写成，“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王弼)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序》)。主要版本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孝经》是儒家的一部经典，在汉代就被列入“七经”。它以论述封建孝道、孝治思想和宗法思想为主要内容。《汉书·艺文志》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它曾经有今文、古文两种传本。唐代开元七年(719)，玄宗召集学者对之作出鉴定，由玄宗亲自作注颁行。这一举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敦煌所出的《新集<孝经>皇帝孝感》十八章、《报慈母十恩德》十首、《父母恩重赞》十三首、《孝顺乐》十二首等众多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孝经》是在唐代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儒家书籍。此外还有一些佛教作品，也以“孝义”为讲说内容。唐代诗人方愚也有一首《读孝经》诗，诗云：“星彩满天朝北极，源流是处赴东溟。为臣为子不忠孝，辜负宣尼一卷经。”诗中明确把忠孝当作立身之本，这和《孝经》所说的“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思想一致。

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解释词义和名物的词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词典之一。成书于约公元前2世纪。由汉初学者缀辑周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今本共3卷，19篇。内容分为19类，以“释某”为标题，其中首3篇《释诂》、《释言》、《释训》解释一般词语，并将古书中与此有关的同义词分别归并成若干条目，用当时通行的词语作解释， 集中保存了古词和古义，成为后世训诂的重要依据，是研究上古词汇，阅读古籍和了解上古社会的重要资料。唐宋时为“十三经”之一。注释《尔雅》的专著有晋代郭璞《尔雅注》、清代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近人陈玉树《尔雅释例》等，这些注本大多取材广博，各有创见，为研究《尔雅》较有成就之著作。另外，仿照、补充、增广、辅佐《尔雅》的训诂书也应运而生，有汉代《小尔雅》、三国魏张辑《广雅》、宋代陆佃《埤雅》、罗愿《尔雅翼》、明代朱谋讳《骈雅》和方以智《通雅》等。今存善本为明景泰刻本。有1983年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影印)本。

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兼历史散文集。相传为孔子所编。记载周王朝、鲁国及其它各国大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行文简扼谨严，寓带褒贬，称“春秋笔法”，对后世历史著作和散文著作甚有影响。解释《春秋》者有“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左氏传》相传为鲁左丘明所撰，侧重释其史事。《公羊传》相传为齐公羊高所撰， 《穀梁传》相传为鲁穀梁赤所撰，侧重释其文字体例。《春秋》与三传本来单行，晋以后将其文字分载于各传有关内容之前，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著名注本有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晋范宁《春秋榖梁传集解》。有《十三经注疏》本。

《春秋》三传之一。又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在三传中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经学，重在探求《春秋》的大义。相传为鲁人谷梁赤所著，故名。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杨士勋疏以为《谷梁传》出于子夏，清末廖平以《谷梁传》同《公羊传》、《左传》皆出子夏，近人考证《谷梁传》出于《公羊传》之后。西汉才著为竹帛。西汉戾太子曾好《谷梁传》，宣帝时一度立于学官， 但除此外一直未被立于学官。汉代以后，研治《谷梁传》更少。历代比较重要的注释只有几种，如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清钟文烝《谷梁补注》、廖平《谷梁古义疏证》。

儒家经典之一。又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旧题战国公羊高撰。开始只是口耳相传，汉初成书，据称由汉景帝时公羊寿和胡母生(子都)写成文字。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着重阐释、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但大半逞胸臆，不合本旨，史事记载较略，历代今文经学家常用它作为议论时政的工具，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注本有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代徐彦《公羊传疏》、清代陈立《公羊义疏》等。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既是一部战略名著，又是一部史学名著。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东汉桓谭、班固皆认为此书为左丘明所撰,左丘明乃孔子弟子。魏晋诸儒对此均无异议。唐啖助、赵匡始提出 《左传》作者左丘明与《论语》中之左丘明为两人,《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战国时人,宋元诸儒多承其说。宋叶梦得据《左传》记事终于智伯,认为左氏是战国时人。清人对此多有辩驳。《四库全书》编辑者仍定为左丘明撰。

儒家经典之一。简称《易》，亦称《易经》。“易”有变易、简易、不易三义。相传周人所作，故名。一说“周”为周密、周遍、周流之义。内容包括《经》、《传》两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为占卜之用。旧传伏羲画卦，文王作辞，说法不一。其萌芽期可能早在殷周之际。《传》包括解释卦辞、爻辞的七种文辞：彖、象、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其中彖、象、系各分上、下。共十篇，统称“十翼”，旧传为孔子所作，实系战国或秦汉之际的儒家作品，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周易》以八卦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等富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对后世封建社会的哲学思想影响极大。《十三经注疏》中收入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儒家经典之一。亦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孔子七十弟子后学所记，汉戴圣传述。晋朝陈邵的《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大戴礼》的篇章多已佚失，流传下来的《礼记》是指《戴礼》，亦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其主要内容是，记载孔子弟子及再传、三传弟子，对古代仪礼所作的理论说明。虽然有不少理想化的成分，但也反映了古代的某些史料和思想资料。它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儒家学说和文物制度的重要参考书，其中有些篇章如《学记》、《大学》、《中庸》、《乐记》、《王制》、《文王世子》、《内则》、《表记》、《儒学》等篇，记载了秦汉以前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儒家学说和文物制度，包括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重要参考书。

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儒家经典之一。“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之书。它保存了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和一些追述古史的著作。在汉代，最早有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流行，后有传为汉武帝时在孔子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及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行世。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尚书》由《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几部分组成。《虞书》相传是记载尧、舜、禹等事迹的文献。其余三书分别为记载夏、商、周三代史事之书，而尤以《周书》为重要。《尚书》通行的注本有唐代孔颖达的《尚书正义》、清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

儒家经典之一。本称《诗》。编成于春秋时。共三百零五篇。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分“风”、“雅”、“颂”三大类： “风”包括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多为民间诗歌; “雅”分“大雅”、“小雅”，一百零五篇，多为贵族所作宴欢、赞颂之诗及周代史诗等; “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主要是天子、诸侯的祭祀用诗及其他礼仪用诗。相传为周王室采编，经孔子删定而成。诗篇的形式以四言为主、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对后世诗歌创作影响很大。汉代传《诗》者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为今文诗学，西汉时立有博士，魏晋后逐渐衰亡。《毛诗》为古文诗学，盛行于东汉以后。《十三经注疏》所收为西汉毛亨《毛诗诂训传》、东汉郑玄《毛诗笺》、唐孔颖达等《毛诗正义》。

文集。战国孟轲及其弟子撰。十四卷。轲字子舆，战国邹邑(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孔子后人子思门人。历游诸国，曾任齐宣王客卿。晚年退居讲学，与弟子著书。《孟子》所录内容包括孟子的政治活动、思想学说、个性修养。基本思想是继孔子，排杨、墨，主张力行仁政，恢复井田，省刑薄赋，停止攻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严君子小人之分、劳心劳力之别。从人性善出发，重视主观精神作用。多以对话形式论辩明理，由《论语》的语录体发展为长篇巨制。气势磅礴，感情奔放。常以排比句法增强逻辑推理色彩，雄辩有力。惯用比喻，形象鲜明。善设机关，引人人彀，步步紧逼，波澜壮阔。赵注释句，保存汉人旧说。疏解释赵注。朱熹以为疏为邵武士人作，《四库全书总目》亦疑非出孙爽之手，有《十三经注疏》本。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均可参考。

儒家著作。由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汇集孔子言行而成。共二十篇。内容多为孔子思想言行的记录，亦有弟子之间、弟子与再传弟子之间的谈话记载。本书汉代有余文《鲁论语》、《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三种，后两者已佚。今本《论语》系东汉郑玄以《鲁论语》为基础参考、混合各本遗存编集而成。注本以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宋邢昺《论语疏》见重于时，何“解”邢“疏”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今人杨伯峻有《论语译注》。孔子的思想完整地体现在《论语》一书中。其思想的核心是“仁”，表现形式是“礼”。“仁”即“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礼”是社会道德规范和个人行为的仪则，是孔子用以调整君臣、父子等人伦关系的工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主张“正名”，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该名副其实。他提倡“为政以德”，反对苛政。不相信鬼神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上，主张“有教无类”，学思结合，因材施教，倡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客观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勤学敬业的高尚精神。《论语》一书已有多种外文版本，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光灿夺目的珠玑。

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学、教育学著作，《礼记》中的一篇。郑玄考证为孔丘之孙子思所作。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作品。“中庸”一般认为是折中、调和、平庸、保守的意思。共33章。系统地论述了学习过程。1.把教、道、性联系在一起。“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2.提出5步骤学习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3.知行因人而异。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者;有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者，分别代表3种不同智力和身份的人。但目的相同，“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4.在论述5步骤之后，进一步引申出“弗能弗措”的求学精神，“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同样，如果有了“问之弗知”不止，“思之弗得”不止，“辩之弗明”不止，“行之弗笃”不止的精神，且作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进一步强调学习的作用。《中庸》的教育思想，概括、发展了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特别是其学习五步骤对后世影响极大。朱熹曾把《中庸》作为《四书》之一，并称之为“为学之序”，列为白鹿洞书院学规之一部分，作为一般学者的治学方法，起过相当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