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战国末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所编写的一部政论文汇编。又名《吕览》。约成书于秦王政六年。原书分“十二纪”六十篇，“六论”三十六篇，“八览”六十四篇，加“序意”一篇，计有一百六十一篇。但因“八览”亡一篇，故现存一百六十篇，合为二十六卷。《吕氏春秋》一向被视为先秦杂家的著作，但这是综合各家思想之所长，具有基本统一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的著作，而不是各种思想学说的机械拼凑。本书以道家为主，儒家为辅，兼采墨、法、名、农各学派学说，集先秦诸子之大成，可以说是杂家的代表作品。书中保存了先秦各学派的许多资料，汇集了先秦各派比较进步的思想，如道家的“贵生”、墨家的“薄葬”、法家的“察今”、农家的“上农”等，惟于鬼神迷信所不取。此外，还保存了不少古史旧闻，以及天文、历数、农医、音律等方面的知识。所以，这是一部有多方面价值的古代文献。《吕氏春秋》是从先秦向西汉过渡时期的产物，要了解先秦和秦汉的哲学史、思想史，都不能离开《吕氏春秋》。它的许多珍贵的思维经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东汉高诱曾为此书作注，对本书的整理和保存作出过重大贡献。近人许维遹(yu)根据七十九家校注作的《吕氏春秋集释》考证比较详，颇利于阅读。

西汉著作，桓宽编著，共10卷60篇。内容主要是记述了西汉始元6年(前81年)，汉昭帝召集郡贤良、文学60余人，同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辩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的情况。史称这次辩论为“盐铁会议”。会议中，各地推举的贤良文学提出“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桑弘羊则认为盐铁官营政策是“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内容还涉及到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从伦理思想方面看，贤良文学发挥先秦儒家的“德治”“仁政”思想，“夫礼让为国者，若江海流，弥久不竭，其本美也”(《诛秦》);御史大夫桑弘羊则颂扬秦国的法制强力，“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矣”(同上)。《汉书·艺文志》和隋唐《经籍志》均有收录，并有《四库备要》和《诸子集成》本。

又名《孙卿子》、《荀卿子》。战国时荀况所撰的先秦理论散文作品。战国末期儒家重要著作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为33篇，但西汉刘向《荀卿新书叙录》中载其整理后得32篇。今传本是唐杨倞的译本，以文字繁多，分为二十卷，称《荀卿子》;宋以后通称《荀子》。其中《大略》、《法行》等七篇，或系其门人所记。全书体系严整，贯彻了作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如在天道观上，把“天”解释为自然界，认为“天行有常”，人定胜“天”。在认识论上，提出唯物主义的世界可知论，强调“物理可知”，主客观接触才能构成认识。还提出了正名论的逻辑思想，强调名实必须相符。在人性论上，宣扬“性恶”说：此说虽属唯心主义，但他所揭示的教育作用，却有其合理之处。此外，在社会政治思想、军事理论等方面，也都有一些值得令人重视的见解。本书不但是研究荀子思想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有助于研究先秦时期的社会历史。本书后人注释甚多，主要有杨倞《荀子注》、清王先谦《荀子集解》等。

墨家经典的总汇。先秦理论散文著作之一。旧题战国鲁墨翟撰。《汉书·艺文志》著作七十一篇，宋时亡去十八篇，今存五十三篇。大部分是墨子弟子或再传弟子论述的墨子言行录。其中《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葬》、《节用》等篇，代表墨子的主要思想。《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六篇为后期墨家著作。后人称为《墨经》，基本概括了墨家学说和主张。主要有唯物主义认识论、逻辑思想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研究成果。《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全讲机械制造和守城之术，是墨子及其弟子的军事思想史料。有人认为是汉人编撰。此外，《亲士》、《修身》等篇杂有道家和儒家思想。本书对研究先秦政治史、哲学史、思想史、科学史、军事史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清代学者对《墨子》做了一些疏证工作。孙诒让的《墨子闲诂》是比较完善的注本，疏证文字，颇为精详。近人吴毓江《墨子校注》，亦便于阅读。谭戒甫的《墨经分类译注》更是文义浅近，易于学习。

原名《韩子》，战国末年韩非撰著的理论散文作品。作者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御臣方法)和列子的“势”(统治的权力)而提出了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统治方法，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被公认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强调的是帝王以权势和御下之术来保证独裁一切。他所说的“法”最要紧处是帝王赏罚有度，实际上是术的补充。由于韩非切于政治的实行不以理想代替现实，所以能客观地揭露现实封建政治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人际关系，有唯物论倾向。他又以道家学说为理论基础，故立论剖析，时有辩证法因素。《汉书·艺文志》著录此书共55篇，与今本相符。所收篇章大部分为韩非所作，仅《初见秦》、《解老》等数篇疑为后搀入。特别重要的篇章有《孤愤》、《难势》、《问辩》、《定法》、《五蠹》和《显学》等，提出一套“法”、“术”、“势”并用的法治主张。书中保存了有关韩非的思想及古代历史的许多珍贵资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严谨细密，语言锋芒犀利，善于辨析事理，逻辑性强，而且富有文采，对后代说理散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本书注本甚多，以清王先谦《韩非子集解》最为通行。近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资料搜集得比较完备，梁启维《韩子浅解》，注释比较详明，便于参考。

是一部颇富政治思想性而又比较接近历史小说的政论著作。旧题春秋时齐人晏婴撰，实系后人依托并采缀晏子言行而作——作者当是一个熟悉晏子生平言行和民间士大夫传说的人物。成书约在战国末期，书名始见于《史记·晏婴传》。《汉书·艺文志》只称《晏子》(无“春秋”二字”，是否即今传本，可疑)，列于儒家著作之内。全书八卷二百五十章，计分内外篇：内篇包括《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卷，多有崇尚节俭之说;外篇二卷，所记乃西汉刘向编校本书时所说的“又有复重文辞颇异”和“又有颇不含经术”之内容，其中《仲尼之齐欲封节》与《墨子·非儒》相同。全书所叙皆晏婴之遗事。本书以晏婴作为中心人物，写得生动形象，实乃先秦著作中罕见之作。书中对奴隶主的穷奢极欲，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丑恶，作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对劳动人民的籍(赋税)重狱多，拘者满围(牢狱)，怨者满朝等情况作了真实的反映。本书在认识论上，提倡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在社会观上，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之说;在学派关系上，《内篇》多孔子称许晏婴之语，《外篇》多晏婴抨击孔子之语。注本有今人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上下册。其书汇集了二十四个刻本和二十几家的校注，并把《晏子春秋》的资料，分为佚文、集语、事迹。有关晏子学说学派讨论、有关《晏子春秋》考辨、重言重意篇目表六类，辑附于后，颇便检阅。

战国时齐国稷(ji)下学者著作的总集。其中亦有汉代附益的部分，托名春秋时齐国管仲所著。大体成书于战国末期至汉初。共24卷，西汉刘向校定为86篇，今存76篇。该书内容庞杂，包含有儒、道、法、名、兵、农、纵横、阴阳各家思想及天文、舆地、历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但以管仲为代表的齐法家思想为主。书中提出了“水”和“气”是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天就是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提出“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的观点;认为掌握了自然界的规律，做事就会成功。同时强调法治的作用，把法看作最高准则;认为治民之本，在于治令，“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对井田制也进行了批判，提出实行实物地租和按地质量的好坏分等征税的主张;强调治国的任务是发展生产，提倡发展盐、铁、矿产、森林、商业、水利、土壤等经济事业。该书中的《轻重》等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阐述经济问题篇幅较多的著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和财政等问题均有所论述，价值尤大。有关《管子》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唐贺知章《管子注》、辽刘绩《管子补注》、俞樾《管子平议》、近人章炳麟《管子余义》等。

宋朱熹撰。全书7卷。此书属《四书集注》一种。书中采录古注，融会诸儒之说;阐发义理，重视名物词义训解，颇有精到之处。孟子集注考证 注释书。宋末元初金履祥撰。成书年代不详，据金氏年谱考，当不迟于至元十七年(1280)。7卷。本书名为考证实为疏，因朱熹《孟子集注》多因门人之问而更定，其问所不及者则未加修改，部分史实、名物也略而不注，故本书对《集注》中文义详明者不复赘述，而摘部分章句作补充疏解。引证前代训诂成说，前人评注，且加作者疏语。有对文字形、音的校正，多音字、方言的辨析，又有对古书训诂条例的阐发，章指或有可言者亦抒发己见。有金氏祠塾刊本。

南宋朱熹撰。十卷。此书大略本程氏学，通取注疏古今诸儒之说，间断以己见。其编著历四十多年。早在当朱熹年三十四岁时，就编成《论语要义》，其本不传。至四十三岁，复取二程、张载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说，荟萃条疏，名曰《论孟精义》。其后，又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之意为《或问》。时年朱熹四十八岁。《论语集注》之最后定稿，虽征引诸家，自汉以下，凡三十余人，但其自出心裁，无所羁牵，于二程门下诸人，多所摒弃。而所引诸家，亦或因其说有病，而于增损改易。《集注》之作，考据与义理并重;固然重义理发挥，但也注意文字训诂，而不拘泥于名物训诂。后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注》合刊，名为《四书集注》。在历史上影响很大。

《中庸章句》出自《四书集注》。《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

儒家修身思想是由孔子提出,并把修己与安百姓联系起来,是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其修身思想集中地展现在古本《大学》之中。朱熹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的修身思想,并运用理学思想对古本《大学》加以诠释与补充,著《大学章句》,称此书为"初学入德之门",并使古本《大学》"亲民"的思想发生转向,把《大学》是一种"帝王之学"转变为人人皆能成为圣贤的"大众之学",具有时代意义和实践意义。《大学章句》的修身思想强调修己、治人,并且要实现"止于至善"的社会理想,可以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消除道德危机提供借鉴。对《大学章句》修身思想的研究,从整体上把握其修己、治人、止于至善的精神内涵,发掘其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容,为今所用。

一卷，旧题汉孔鲋著。《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小尔雅》一篇，无作者名姓。《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都载有李轨注《小尔雅》一卷，其书早佚。今传《小尔雅》系《孔丛子》第十一篇钞出别行，分《广诂》、《广言》、《广训》、《广义》、《广名》、《广服》、《广器》、《广物》、《广鸟》、《广兽》，再益以度、量、衡，为十三章。其中的有些内容，是杜预注《左传》时才征引，故此书当是汉末晚出之书，晋时才通行的，非《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尔雅》。宋《馆阁书目》始题孔鲋著，后人因以为说。经清戴震等考证，才知其误。清宋翔风有《小尔雅训纂》五卷;葛其仁有《小尔雅疏证》四卷，附王宝仁《辑佚》一卷，最详备。收入清《四库全书》中。

又名《白虎通》、《白虎通德论》，中国东汉时代讲论五经同异的哲学著作。班固根据东汉建初四年(79)在洛阳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会议材料编写而成。唐、宋时期被刻印成书，后有元大德九年(1035)本、《四部丛刊》本、《抱经堂丛书》本等。班固(32—92)，字孟坚，中国东汉历史学家。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青年时代博览群书，曾继续完成其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历经20余年修成《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主要著作还有《两都赋》等，后人辑成《班兰台集》。《白虎通义》的卷集、篇目各史记载不同。今传元大德九年本称其10卷，凡44篇。本书涉及内容很多，主要继承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将经学与谶纬神学捏合在一起，使经学进一步神学化。主张天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天神的意志通过五行行使的阴阳二气的盛衰和五行的相生、相胜表现出来，宣扬魂去人亡的形神观，认为人的灵魂由神秘的阴阳二气所构成，由天神支配的阴阳之气在没有人的形体之前就已独立存在，人禀受了阴阳二气才有了形体。本书还宣扬“万世不易”的形而上学思想，提出“顺连环”的形而上学历史观，主张具有神学色彩的“独见前睹”的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先天具有的，发展、神化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它是后汉王朝官方哲学的代表作和由神学转入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经书，亦称《大戴礼》或《大戴记》。传西汉戴德编，85篇。今存39篇，订为13卷。德字延君，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后仓弟子，西汉今文礼“大戴学”的创始者。书本为秦汉以前儒家治《礼》所辑解释和补充经文的有关资料，初无定本，系在长期传习中逐渐定型，而附会为“大戴”之作。所收皆产生于公元之前，不少属于战国作品。 为研究上古社会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夏小正》为中国最古月令之作。孔子三朝记八篇和曾 子十篇之于儒学，《五帝德》、《帝系》之于古世系，《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公冠》之于古礼，均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北周卢辩注为通行之注。版本以明袁耿翻韩本为佳，《四部丛刊》即影此本。日本有正德六年京师万屋喜兵卫本。注本以清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可读。孙诒让《大戴礼记校补》、汪照《大戴礼记补注》等亦可参考。日人铃木隆一编有《大戴礼索引》。

汉初的一部征引《诗经》诗句以证事的著作。韩婴作。当时传授《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韩诗》的创始者韩婴，曾“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汉书·儒林传》)。据此则《韩诗内传》与《韩诗外传》皆为阐述《诗经》旨意的著作。《韩诗内传》于南宋时已经失传，无从考究其内容。但现今流传的《韩诗外传》的内容，并不是阐释经义的，它的每章都是先讲一则故事，尔后引用《诗经》中的诗句加以证实。这种引《诗》以证事的方法，早在《论语》等先秦诸子散文中即已运用。汉代除《韩诗外传》外，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也用此种体例。可见《韩诗外传》虽然关乎到《诗经》，但它并不是一部研究《诗经》的学术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说：“《韩诗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它并不是关乎《诗》义的著作，因此，《四库全书》只把它附在《诗经》类的最后。关于《韩诗外传》的流传与版本，据《汉书·艺文志》说共6卷，《隋书·经籍志》作10卷，今本也是10卷。清人赵怀玉有《韩诗外传校》，周廷寀有《韩诗外传注》，吴棠合刊为《韩诗外传校注》，一般被认为是善本。现代学者许维遹有《韩诗外传集释》，有中华书局1980年初版本。

西汉董仲舒撰。十七卷，八十二篇。其中第三十九、四十、五十四三篇缺佚。本书是西汉今文经学的代表作。《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於后世。”后人将“说《春秋》事得失”的《蕃露》、《玉杯》、《竹林》之属数十篇编辑成书，并以《蕃露》之篇名为书名，称为《春秋繁露》。《隋书·经籍志》著录该书十七卷，宋《崇文总目》著录其十七卷、八十二篇。今本是宋朝楼钥的校本。该书以儒学为中心，杂以阴阳家之学，并旁采道、法、墨、名等家思想，发挥《春秋公羊传》之微言大义，形成了以“天人感应”目的论为特征的新儒学体系。在宇宙观上把“天”作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在此基础上提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确立了“君权神授”论。在思想方法上强调统一，认为矛盾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从而确立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在认识论上提出“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建立了以名正实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在人性论上倡“性三品”说，并根据其“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提出“三纲”、“五常”的名教思想。注解本有清凌曙的《春秋繁露注》、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亡，实存八十四篇，共二十余万言。作者因感于“伪书俗文，多不诚实”(《自纪》)，乃用三十余年撰成此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代替神学理论;在认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宣传的“圣人生而知之”先验论，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恶，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形神关系上，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即告停止的观点，批判了谶讳迷信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了“汉高于商”的发展进化思想;在学派关系上，对孔、孟、荀、墨、名、法、道、阴阳诸家，以及汉代儒士、道教和迷信思想，均有批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著，所以它一问世，就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宋明以后才渐受重视。王充对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谶讳迷信”的神学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特别是他开创了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到“时数”的支配。这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自然会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本书明清以来版本颇多。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元1974年出版的以通津堂本为底本的校勘本。注释有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极便读者参阅。

经书注释。也称《孟子正义》。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十四卷。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清同治六年(1867)江西书局重校本影印。经文句读则采用近代著名国学大师蕲春黄季刚(侃)先生《白文十三经》断句。全书每卷分上、下两部分。书首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孟子正义》序、题辞解、校刊记序。本书是《十三经注疏》之十三。《十三经注疏》明代有监本和汲古阁本，因辗转翻刻，讹谬不少。但此书仍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今流传有眽望仙馆本。《孟子注疏题辞解》 见 《聂氏丛书》。

三国魏何晏集解，唐陆德明音义，宋邢昺疏。二十卷。汉代传《论语》者有三家： 《鲁论语》，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齐论语》，齐人所传，别有《问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语》，汉景帝时出自孔氏壁中，又分今《尧曰篇》子张问从政以下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亦不与《鲁论》、《齐论》同，文字异者四百有奇。孔安国为传，马融亦注之。汉成帝时，有安昌侯张禹受《鲁论》兼讲《齐》说，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后有包咸、周氏又为之《章句》。东汉末年，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作《论语注》。魏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盛行于世。据《晋书·郑冲传》，原作郑冲、孙邕、曹羲、荀顗、何晏等人共集。晏以亲贵总领其事，故今本乃独称《何晏集解》。旧本无音义，唐陆德明为之作《音义》。《音义》除以反切注音外，还提示篇旨大义。如《学而第一音义》“以学为首者，明人必须学也”。由于唐人只为《五经》作疏，《孝经》、《论语》等均无疏。何晏等所采孔安国以下皆古训，邢昺复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为之疏。虽纯杂相参，文字有所异同，如以包氏为苞氏，以陈恒为陈桓之类不可据，然自汉以后，注《论语》者数十家，要其荟萃群言，创通大义，则首推此书。于章句训诂名器事物等疏解更为详尽。朱熹《论语集注》亦始基于此。除《四库全书提要》外，前有乾隆帝《御制读论语》、《御制无倦斋绎论语义》，陆德明《论语注解传述人》，何晏等《论语集解序》，末附吕炽等人有关《论语注疏考证》的跋语，对理解注疏均有帮助。《四库全书》本载有陆德明《音义》和吕炽等人《考证》，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元校勘本在每篇后附有校勘记，但仍因旧本，未载陆德明《音义》和吕炽等人《考证》。

诗文注。相传为周公所作，孔子及其弟子增益。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十一卷。璞(276—324)有《山海经》已著录。昺有《孝经正义》已著录。《尔雅》为中国最早以释义为主专门用以解释经传文字的著作。汉代立有《尔雅》博士，唐代写为“十三经”之一。“尔，近也;雅，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故名《尔雅》。(汉刘熙《释名》)取义于对经传文字之训诂，宜近于雅正，以合原义。秦代焚书，而汉代尚经学，训诂之学遂兴。《尔雅》训诂多与《毛诗训诂传》相通，但无毛诗精确，所论制度又多为周制，故推知可能去古未远，写在《毛传》之前，当成书于战国，又经汉儒补益。书按辞条义类分为十九篇。对当时解经(特别是诗经)及后世训诂学影响极大。邢昺《尔雅疏叙》谓“东晋郭景纯用心凡二十年，注解方毕。甚得六经之旨，颇详百物之形，学者祖焉，最为称首。其为义疏者，则俗间有孙炎、高琏，皆浅近俗儒，不经师匠”，而他自作义疏“考察其事，必以经籍为宗;理义所诠，则以景纯为主。”并经集体讨论而定稿。撰疏比较审慎，其书流传亦广，对了解古代文化、文学、文字学，皆有文献价值。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又名《孝经正义》。宋邢昺疏。咸平二年(999)奉敕编撰、校定。唐玄宗曾于开元十年(722)取韦昭、王肃、虞翻、刘劭、刘炫、陆澄六家说及五经旨趣，注今文《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743)重注，亦颁天下。又诏元行冲(名澹)著《御注孝经疏》。邢疏即以行冲书为蓝本。三卷，一作九卷。每篇小目下疏明章旨，后则先释经文，次疏注文。《四库提要》云：《孝经》“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诏邢昺等修此疏始”。学者舍此，无由窥《孝经》门径。后采入《十三经注疏》。清阮元、严杰有《校勘记》。

注释书。旧题谷梁赤传，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20卷。《谷梁传》初为谷梁赤传述，后由传其学者录为书。其传重在释《春秋》义例。传义之精，为公羊所弗及。魏晋以来，注《谷梁传》有尹更始、唐固、孔演等10家。自范宁作《集解》后，诸解皆废。范宁注本因兼载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记其姓名，故称《集解》。宁注矜慎，较何休《公羊解诂》严密。至杨士勋疏，与徐彦疏《公羊》不相上下。《公羊传》与《春秋》经初亦单行，以传附经，疑在范宁作《集解》时。今有《十三经注疏》本传世。

《春秋》学著作。又名《公羊注疏》。东汉何休注，唐徐彦疏，陆德明音义。二十八卷。何休注本名《春秋公羊解诂》。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官至谏议大夫。东汉经学家，精研今文诸经，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文谥例》等，均佚。此书费时十七载。何休认为孔子修《春秋》有所谓“三科九旨”、“五始六辅”等“义例”。因持“义例”以释《公羊传》，系统阐发《春秋》之“微言大义”。较《左传》杜预注、《榖梁》范宁注为详。但说义理多过于深僻，遂至迂远甚或妄诞。训名物典制亦未可足信。但其说常成为后世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徐彦，生平不详，约生活于中、晚唐之际。其疏或采前人旧说，或征经稽传，或用日、月之例等以解何休之注及经文，皆有所发明。但牵合附会、鄙陋谬误者不少。行文多喜自设问答，文繁语复。此书音义部分，取自陆德明《经典释文》，以注音为主，时或释义与校正文字。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等。

诗文注。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六十卷。丘明，鲁国太史。杜预(222—284)西晋政治家，儒学家。字元凯，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历任尚书郎、相府参军等职，著有《左传集解》等。《左氏春秋》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班固注作者“左丘明，鲁太史”。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左丘明。后人争议颇多，《四库全书总目》定为左丘明作，概亦有战国时人附益。左氏鲁史用夏历，按鲁君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十二世次第记事。取材于诸国史籍、简册、旧文，所记各国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及其人物均翔实而生动。原春秋经文与左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杜氏专修左传，认为前儒大抵转相祖述，未尽通左氏学，尝杂引《公羊》、《榖梁》以释传，且自乱体系，于是杜氏合经传于一编，“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采刘歆、贾逵、许淑、颍客诸说之长以解经传、排斥服虔等人旧说，条分缕析，剖析精微，使《左传》旨义畅达。故孔疏采杜预注，认为《左传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勿合，其可离乎?今校先儒优劣，杜为甲矣。”(孔颖达《序》)“然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刘炫曾驳杜解，凡所驳正，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故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于《春秋》也，(四库全书总目》)后世尊为文史名著。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所用《礼记》为《小戴记》，四十九篇。《隋书·经籍志》谓《小戴记》四十六篇，后马融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才有四十九篇，前人已辨其为误说。东汉时，郑玄据《小戴记》为之作注，元延祐中科试定《礼记》用郑玄注。郑玄之后，亦有多人注解。唐初存皇侃、熊安生二家。贞观中，孔颖达等奉诏著《五经正义》，作《礼记正义》就以皇侃本为据，以熊安生本补其所未备，但《礼记正义序》谓：“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愈而去愈远矣。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征稍繁广，又既违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两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疏务申郑玄之注，未免有附会之说。其书本为七十卷，后清钦定为六十三卷本，阮元校刻因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甚高：“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矣，陈澔之流益如莛与楹也。”今存《十三经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