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经学著作。南宋袁燮撰。4卷。此书是袁燮在崇政殿说书时所撰。解说《毛诗》，议论平和，理明辞达，颇得风人之旨。又据经文推阐当时世事，对振兴恢复大业等事，尤反复致意。原本失传无考，惟所论《国风》尚存于《永乐大典》，清四库馆臣据以辑录，编为今本。有武英殿聚珍版、《四明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本。

《诗经》研究著作。二十卷，后并为八卷。南宋朱熹注。淳熙四年(1177年)成书。本书八卷，其中《国风》三卷，《雅》四卷，《大雅》、《小雅》各二卷，周、鲁、商三《颂》为一卷。末附《诗序辨》一卷。本书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注音。有注同音字，注反切音及注叶音三种方式。注叶音又有叶同音与叶反切音两种情况。二、标注赋、比、兴三体，并对此三种表现手法加以简单评论。三、解释字义、训诂章句及诗旨。这是本书主体，杂采《毛传》和《郑笺》，间用三家诗义，以己意为取舍，对理解诗义，多所发明。本书特点首先在于对《毛诗序》即《大序》和各诗《小序》的摒弃不录，对《诗经》各篇背景、主题等的了解上，不再受《诗序》约束和影响，而是另外得出自己的结论。其次，在字句解释上，虽较多沿用毛、郑，也有不少较为恰切的新说，简明易懂，至今仍是研究《诗经》的入门之书。其缺陷在于，阐释诗旨仍然多以伦理教化为说，往往陷于迂腐穿凿，例如把许多优秀爱情诗说成是“男女淫泆”之说，就充分表现出理学家的主观臆断与偏执。但本书作为与“汉学”对立的“宋学”代表，在后世影响极大。宋以后学《诗经》者，大多以本书为宗。本书版本极多，朱熹《朱文公政训》等已著录，《宋史·艺文志》作二十卷，拜经楼藏有二十卷残存八卷本，明司礼监本，明吴勉学刊本。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湖北官书处刊本，通行八卷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宋刻明印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本经校正排印出版，附校记。《四部备要》本为二十卷，《四库全书》本八卷。本书是《四书五经》之一种。

十二卷，清拔贡岫岩多隆阿所著。其书旧有三本一，为嘉业堂刊本镌于吴兴刘氏校雠极审并有程棫林按语，文字亦似几经修正，惜止六卷未为完璧一。为辽阳张氏排印本，张绣江之后裔所印卷首即以绣江名署之较刊本，稍逊一为辽阳袁氏藏书旧钞本，文词烦冗讹夺，最甚今所印即据三本互校择善，而从前六卷以刊本，为主后六卷以排印本为主，其三本并误则检所引原书，毛诗者不可不一读。

《诗》学名词。《诗经》之古文学派。因其书为毛公所传，故称毛诗。《汉书·儒林传》说：“毛公，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自郑玄《诗谱》出，始称有大小毛公，《诗谱》说：“鲁人大毛公为《故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三国时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谓大毛公为汉鲁国人毛亨，小毛公为汉赵国人毛苌。相传大小毛公之学出于孔子弟子子夏。《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二十九卷。《毛诗》以秦时小篆书写，故称古文诗。西汉时，《毛诗》未立学官。东汉学者马融、贾逵、郑玄等治《毛诗》，特别是《郑笺》之出，《毛诗》大行，三家诗遂渐废。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取《毛传》、《郑笺》而疏之，更为后世所尚。

亦称《刘子新论》、《新论》等。初见于《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著录并题为刘勰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北齐刘昼、孔昭撰，唐袁孝政注。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但《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提要》等多认为是刘昼所撰。十卷五十五篇。“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评论儒家，说他们“顺阴阳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艺，留情于五常，厚葬文服，重乐有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尊教其道。然而薄者流广文繁，难可穷究也”(《九流》)。以为九流之中，儒与道是最重要的两派。提倡诵读儒家经书，说“不游六艺，不知智之源”(《崇学》)。主张遵循儒家礼教和道德规范，提出治世之人“宜以礼教为先”(《九流》)，说“忠孝仁义，德之顺也;悖傲无礼，德之逆也”(《思顺》)，指出统治者必须“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宽宥刑罚，以全人命，省彻徭役，以休民力”(《爱民》)，欲以儒家学说弥补道家思想之不足。有《文津阁》本等。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子集校》。

明清之际方以智的主要著作。1652年完成初稿，次年加以订正。全书正文二十六篇(含一篇附文)，加《东西均开章》和《东西均记》，凡二十八篇。原仅存抄本，由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整理出版，并附有方以智《象环寤记》一篇。书中反映了方氏哲学上由气本论向心本论的转变，充分发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思想，接受了佛教虚无、相对主义理论。伦理学上坚持人性本善，指出人性之善是“无善无恶”的至善。认为“有先天之善、恶，有后天之善、恶;有未生前之善、恶，有已生后之善、恶”(《颠倒》)。强调善恶的标准和区别都是相对的，不可截然分析，“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公符》)，恶是善的补充和作用。绝对的善则超越这种善恶对待，“有善、恶对待之善，有不落善、恶之善”(《反因》)，只有使对待之善恶相因相泯，才能在对善恶的超越中求得绝对至善。“无善无恶乃至善也，有善可为，即兼恶德矣”(《颠倒》)，表现出明显的善恶相对主义倾向。主性善情恶，以善在恶中论证性在情中，理在欲中，“性善，情恶，无意为之则善，有意为之则恶”(《公符》)。把心性区分为公心、独心，公性、独性。公心是“先天之心寓于独心者也”，“公性则无始之性”。倡导“各安生理”，提出“自食其力”的道德原则，认为维持生命之食是道德的基本点，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生活资料，才符合道德的起码要求。(《食力》)在生死观上，主张“不虚生，不浪死”(《无如何》)，要求人们无心于生死，“生死自生死，可出可入”，“不浪死虚生以负天地”(《生死格》)。但并不否定封建纲常伦理，对传统名教叛逆者李贽大加贬抑，指斥他是“官不称意”，于是“颠倒其说以快意，一切不顾”，“遂为坏名教、乱天下之渠魁”(《名教》)。反映了方以智维护传统纲常名教的道德立场。

明洪自诚著。是一部以语录体行世、溶儒释道三家人生哲学的修身处世之书。因汪信民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之语，名曰菜根谭。内容包括修省、应酬、评议、闲适、概论五部分。“其间有持身语，有涉世语，有隐逸语，有显达语，有迁善语，有介节语，有仁语，有义语，有禅语.有趣语，有学道语，有见道语，词约意明，文简理诣”(清人三山病夫通理语)，可明心，可补过，可进德。故内中诸多精辟词语，早已被名人学者引用，成为封建社会修身处世之铭。在现今日本、东南亚，书中的精华亦被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获得了良好的效益。该书坊间多有刻本，199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浅释本。

《了凡四训》又名《命自我立》是袁了凡用来训诫他儿子所作的家训,当时命名为《诫子文》,在劝善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佛家的“境随心转”与道家的“转改运数”中所谓“境”和“运”其实是瞬息万变的,变化的依据就是人的起心、动念。《了凡四训》列举了了凡先生的亲身经历及其他果报故事,从种何种因、得何种果的因果观出发,劝诫世人多行善举。《了凡四训》虽然是一部家训,但是其劝善之意已经超出了“小我之家”,更怀有佛家的“普度众生”精神。这部家训主体部分是“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和“谦德之效”,通篇都在说明人可以掌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和践行。

西汉刘向撰。二十卷。向有《新序》已著录。此编成书于鸿泰四年(前17)，原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北宋初年残剩五卷，经曾巩辑得十五篇，与残稿五篇合为二十卷，六百三十九章，清人补为六百六十三章，分二十类，约三十五万字。此书系作者分类辑纂先秦至汉初史事和传说，杂以议论，以阐明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为主旨。由于博采群书，后世已佚古籍，赖此以存一二，具有一定文献价值。但亦有时代舛误，为后人所诟病。 所辑之传说、 寓言、格言、谚语颇多意味深长，文字生动者，是为魏晋小说之先声。体系或近小说，风格朴实，对后世小说及民间故事、谣谚有一定影响。 通行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及《丛书集成》本。一九八五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赵善诒《说苑疏证》可参考。此书参照前人疏证体例及研究成果作疏证，前有《前言》，后附清人卢文弨《拾遗》，及作者标校时所得佚文，辑《说苑》佚文一卷(三十四条)，又从史志中辑《说苑》序跋为附录，为今人研究此书之佳本。

明王守仁哲学、伦理思想语录和信札集。由其门人徐爱、薛侃、南大吉、钱德洪等辑成。徐爱自正德7年(1512年)始，陆续录下王守仁论学的谈话，据《论语》：“传不习乎”，取名《传习录》。正德11年(1516年)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和他与陆澄等新录部分合在一起，在虔(今江西赣县)刻印，仍名《传习录》。嘉靖3年(1524)，南大吉增入王守仁论学书信8篇，仍以原名在越(今浙江余姚境)出版。嘉靖34年(1555)，钱德洪就曾才汉所辑《遗言录》加以删削，编成《传习续录》，在宁国(今安徽境内)刻印。隆庆6年(1572)，浙江巡抚谢廷杰出版《王文成公全书》时，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辑书信8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以王守仁所编《朱子晚年定论》，统称《传习录》。该书上卷经本人审阅，为门人所提问题的答问。偏重批评朱熹增改的《大学》古本，反复阐述他的格物致知见解和心与理一、知行合一等伦理思想;中卷为王守仁亲笔，是晚年成熟时期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心物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等伦理思想;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解说其晚年各种思想比较具体。该书是研究王守仁哲学、伦理思想的主要资料。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单行本有道光11年(1831)活字印《学海类编》本、光绪32年(1906)国学保存会排印《国粹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叶绍钧校注本等。

嘉靖甲申冬，我师甘泉先生既主南雍教事，?习振颓，率德约礼，一月而大纲陈，三月而众务举。于是开讲院以授及门之徒，辟观光馆以处四方来学之士。谆诲之余，首出《大科训规》，次出《知新明论》，次出《二礼训测》，次乃出《樵语》焉。盖先生教人，循循善诱，而《樵语》者，寔先生设教西樵时，门人所录也。先生之学，启乎江门，契乎濂洛，而上溯乎洙泗，纯粹中正，备见诸所著，是编则其精要尔。诸生因相与刊之，以广先生之教云。

传说为秦时隐士黄石公所作，并授之于张良。“按前汉列传黄石公圯桥所授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於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宋张商英：《素书序》)。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依据，阐述了道、德、仁、义、礼等道德原则及其具体规范，并说明其对处世和安邦的重要意义。该书六章为“原始”、“正道”、“求人之志”、“本德宗道”、“遵义”、“安礼”。“原始”章概括说明了道德原则：“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其余各章是对这一原则的具体说明。该书言简单意赅，总结社会政治伦理经验，有不少警人之句。如“亲谗远忠者亡”，“略己而责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弃”。“货赂公行者昧”，“为人择官者乱”，“女谒公行者乱”，“决策于不仁者险”，“厚敛薄施者凋”，(《遵义》)“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安礼》)等等。收入《百子全书》。

一名《文中子》。为隋末名儒王通子福郊、福畤仿《论语》体例，集通生前言论，以问答形式整理而成。今有宋阮逸注十卷本。分《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十篇。其哲学思想确认天、地、人为“三才”，“天者统元气焉”，“地者统元形焉”，“人者统元识焉”，但又相信“天神”、“地祇”的存在。认为治乱、穷达、凶吉都有命，“君子畏之”，又认为吉凶祸福，惟人自召，在人自取。矛盾之处很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明王道”，抨击现实社会暴政，依据孟子仁政学说，提出要统治者“遗身”(即至公无私)、“推诚”，盼望重建王道政治。主张儒、佛、道三教归一，但以儒家为主。并希望恢复分封制和井田制。王通在《中说》中提出的思想是宋代理学的先声。后人因其中所记王通门人多隋唐间大臣，年龄与事实不符，或疑其为伪作，虽不尽然，但其中有夸饰之词，则为事实。中统 元世祖年号(1260—1264)。凡五年。

东汉王符著。《后汉书·王符传》：“和、安(东汉和帝、安帝)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30余篇，以讥当时得失。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潜夫论》。”全书共10卷，36篇。其中《本训》提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宇宙生成论，因其将“道”、“器”并列，又有二元论倾向。《卜列》、《巫列》等篇批判了世俗迷信思想。其他大多篇章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从政治、经济到军事边防、风俗教化的各种弊端进行了广泛的评析。政治上继承先秦“民本”思想，强调“天以民为心”(《本政》)，“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认为“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述赦》)，应爱惜日力民时，使“民安静而力有余”(《爱日》)。书中伦理思想丰富，主要见于《论荣》、《考绩》、《思贤》、《慎微》、《爱日》、《交际》、《明忠》、《德化》等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潜夫论》“洞悉政体似《易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有《汉魏丛书》、《四部丛刊本》，注本有清汪继培的《潜夫论笺》。收入《诸子集成》、《百子全书》。

东汉桓谭著。《后汉书·桓谭传》载：“谭著 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共十六题，分别 是：《本造》、《王霸》、《求辅》、《言体》、《见征》、《谴非》、 《启寤》、《祛蔽》、《正经》、《识通》、《离事》、《道赋》、《辨 惑》、《述策》、《闵文》、《琴道》。《琴道》一篇由班固续成。 书中反对谶纬迷信，指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有，无世 而不然”，只有通过人事努力才能使“咎殃消亡而祸转 为福”。反对长生不死的迷信，认为“生之有长，长之有 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是人的愿望所无法改 变的。特别突出的地方是阐述了形神关系，指出：“精神 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 空”。书中也有天文学和宇宙论方面的内容。王充认为 《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 不证定”(《论衡·超奇》)。原书已佚。清严可均《全后汉 文》有较详辑本。但严辑本多有附会，近人又从《事类 赋》、《艺文类聚》中辑出部分遗文，与严本校勘出版。

人物故事集。 秦孔鲋(约前264—前208)著。六卷。鲋字子鱼，一名甲。孔子后代，居魏国，魏相子顺之子。承继家学，博通经史。秦并六国，奉诏赴朝廷，官拜少傅。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建议焚书。鲋既惧祖宗遗典灭亡无求，又怕坑儒惨刑，遂携弟子襄，潜居故里，将家中《论语》、《尚书》、《孝经》等书，深藏宅院壁中。然后隐于蒿山， 召弟子百人，亲授其书。陈胜起义，鲋出山为博士，从军反秦。晚年因目疾辞官。鲋闲居故里，搜辑自孔子以来五位先祖言行，成此编。汉时，孔子九世孙太常孔减以所著赋与诗合为一卷，称《连丛子》附其后。全书三万九千余字，二十一篇，有《嘉言》、《论书》、《记义》、《刑论》、《记问》、《杂训》等。主要记载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顺言行事迹。因系孔氏后人追述先祖，故事真情切，生动感人。某些篇章，含有一定进步思想因素，客观上暴露贵族统治者的贪婪与残忍。写作上采取正面叙述人物言行与侧面评论相结合方法，既突出人物性格，展示人物精神风貌，又显示出很高艺术性。孔子形象尤为具体鲜明，不仅有圣人之表，而且有圣人之德。末为《连丛子》上下二篇,题汉孔臧撰。该书从宋代起就有人怀疑是依讬而作的伪书,现已成定论,然而其中也可能有孔子及其门生的片段著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儒家思想。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南宋汪晫编著。一卷。成书于庆元(1195—1200)至嘉泰(1201—1204)间。传说子思承孔子门人曾子之学而撰有《中庸》，其言行则散见于其他诸书，未能搜罗荟集而独刊行于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有《子思子》七卷，即为子思言行汇编。汪晫未见其本，故别搜集而作此书。凡九篇，析为内、外。内篇为《天命》、《鸢鱼》、《诚明》;外篇为《无忧》、《胡母豹》、《丧服》、《鲁缪公》、《任贤》、《过齐》等，合为一卷。此书或采《中庸》，别立名目，如《天命第一》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诚明第三》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皆与原书文同。其书颇多疏误。如《孔丛子》一书，朱熹已反覆辨其系伪作，而汪晫采之独多。又往往窜乱原文。若《孔丛子》原作：“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注曰：“杂者，诸子百家，故下文子思答曰：杂说不存焉。”而此书则改为：“子上请所习于子思”，与子思答义全不相贯。《孔丛子》原作：“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教究理不以疑。”此书录之，而“圣”字下多一“区”字， “疑”字上多一“物”字。诸如此类颇多。然此书采摭广博，考订亦不乏精当之处，与《大学》、《中庸》互为表里，对研究子思思想及其师承源流亦颇有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曾思二子全书》收录。

儒学类著作。亦称《扬子法言》西汉扬雄撰。十三卷。《汉书·扬雄传赞》云：雄“好古而乐道，其志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法言》摹拟《论语》，分为《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等十三目，书末有《法言序》。全书内容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中心。认为“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法言·寡见》)。主张“书非经，非书也;言非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法言·问神》)。提出“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排斥)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法言·问道》)。该书通行本有晋李轨注和北宋司马光集注本二种。《四库全书》收录。

一卷二篇，战国时名家著作，尹文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于名家：“《尹文子》一篇。说齐宣王，先公孙龙。”该书至汉末时已“多脱误”，魏黄初时，仲长氏重作编排条次，定为上下两篇。《隋志》、《旧唐志》记为二卷，《新唐志》著录为一卷。今本分“大道上”、“大道下”两篇，或即魏仲长氏条次整理后的本子。其篇次割移，杂窜入汉以后文字，非《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原书。但书之基本内容仍与尹文思想相符，尚可作为研究尹文的资料。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今本《尹文子》为伪托，“非但为后人伪撰，即仲长统之序，亦后人所依托”(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或曰“即汉末形名说流行时所伪托之书”(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亦有认为“精论甚多，其为先秦古籍，毫无可疑”(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该书上篇专论形名。提出名依形而立，名之作用在“正形”，正形必先“正名”，而正名则需对名“察”“检”。他就名与形的关系提出“三科”“四呈”分类法。主张通过正名定分，各得其所。并分析了名实不一的几种形式。下篇则论刑名法术，颇强调以名法治国。其书主体为倡导名家之说，但其所持思想甚杂，“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四库全书总目》)。现存有明万历本，《道藏》本、守山阁本、《四库全书》本等。

清孙星衍辑。嘉庆二十一年(1816)成 书。全书分类编次，共十四篇，十七卷。篇名为劝学、孝 本、五性、六艺、主德、臣术、交道、论人、论政、博物、事 谱、杂事、遗谶、寓言。均采自百家、传记之书所载孔子 微言大义而成。如两书所载有异，则并录之，另一条则 低一字以为别。宋人薛据曾于《春秋繁露》、《韩诗外传》 及《尚书大传》等书中摘录孔子之言，积成一帙，题曰 《孔子集语》。孙星衍即据薛书而推广之，编成本书，故 仍题《孔子集语》。其自纪云：“尝见宋明人格言，世多辑 录刊刻者，先圣遗训，岂可任其放失。所列篇目，皆儒者 立身行政之要义，不敢杂以墨家释氏之旨也。”又宋人 杨简编有《孔子逸语》，皆不若本书详赅。有平津馆孙氏 自刻本及《二十二子》本。

三卷。据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说《鹖冠子》一书内容广博，思想宏富。在《天则篇》、《王铁篇》中，阐述的是黄老思想;在 《学问篇》、《度万篇》中，说得是道、法两家之见;在《赵武灵王》、《世兵》等篇目中，是关于兵家的言论。此外，该书还具有浓厚的阴阳五行学思想，这在《泰灵篇》辨水火，《天权篇》“绝道之纪，乱天之文，干音之谓违物之情，天之不纲，其咎躁凶” 中得到反映。《四库全书》将其列入杂家类是很恰当的。关于《鹖冠子》一书的真伪及成书年代，自汉以后，就争论不休。北朝的刘勰、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陆佃，明代的宋濂、胡应麟、清代的俞樾、颐煊、孙诒让等人都提出了独到见解。清人姚际恒在 《古今伪书考》中，断定为伪书。近年来，随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代文物的出土，有人据以考证，认为，《鹖冠子》源出秦汉而确保其一部分古论。当然，这些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关于《鹖冠子》的篇数，自 《隋书·经籍志》以下皆作三卷，韩愈记十六篇，陆佃注本为十九篇。其主要版本有：聚珍板本，别六子全书本，绵眇阁本，子汇本，明朱养纯刊本，明刊十行本，闽覆聚珍本，明弘治丙辰杨一清本，明四子本，盛意园藏明刊本二卷，源出宋本，十行十九字。恽薇孙家见明活字本三卷，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注大字低一格，板心有碧云或弘治年或活字本三字，乾隆题诗一首，馆臣有跋。明天启刊本，九子本，《十子全书》本，《诸子汇函》本，《子书百种》本，瓶花斋本，《四部丛刊》 本、《四库全书》本等。

西汉淮南王刘安(汉高祖刘邦之孙)及其宾客所著的一部杂家著作。本名《淮南鸿烈》，自刘向校定后，称《淮南》，《隋书·经籍志》始题作《淮南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内21篇，外33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只流传内篇。该书内容以道家思想为主，以道家自然天道观为中心，但也杂揉了儒、法、阴阳诸家。提出“道”、“气”学说和宇宙生成学说。有“以道绌儒”的思想倾向，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相对抗。该书保留先秦原始资料甚多，其中的自然科学史资料颇为珍贵。《淮南子》体系庞大，内容丰富，自成一家。它对以往文化的搜集整理，较之稷下学派和吕不韦规模更为宏大，概括水平更高。在保存先秦文化，反映汉初精神，开拓西汉中期以来文明等方面，都起了一定历史作用。它又是西汉时代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对当时哲学所能论及的各种问题作了概括和总结，在各成系统的基础上，以道连贯起来，形成有内在逻辑次序，前后较为一贯的理论体系。宇宙发生论和形神论超越了前人。在天文、地理、生理、物理等学科上有新创见，从而成为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书中所含有的天人感应、灾异禁忌、神仙长生、人生而静等观点，在当时与后世也都产生了消极影响。本书版本通行的有《二十二子》、《诸子集成》等本。其历代注本甚多，其中以近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最为可读。

是战国时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公孙龙所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又名《守白论》。《汉书·艺文志》著录14篇，后多散佚。今仅存《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等6篇。其首篇《迹府》是后人辑录公孙龙事迹而成的传记，其余5篇均为探讨哲学和逻辑学问题的著作：《指物论》论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提出共相并非具体事物，但可概括许多特殊事物的观点;《白马论》论证白马非马、白马非白，严格区别事物的差别性;《坚白论》强调坚、白同时分离，可以独立自藏;《名实论》要求名实相符，强调概念的明确性固定性，强调立辞不得自相矛盾。这些，对我国古代逻辑思维的发展都有一定贡献，但其诡辩和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却不可取。该书持论诡诙，辩说奇特，是研究公孙龙名辩思想的可靠资料，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自唐以来，注释本书者甚多，以宋谢希深《公孙龙子注》较为有名。另有近人陈柱《公孙龙子集解》、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庞朴《公孙龙子译注》等注释本。

亦称《商子》或《商君》。中国古代政治学著作。商鞅及其后学著作和言论的汇编。编定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著录29篇，现存24篇。《商君书》的古本有元刻本、明范钦本(即天一阁本)、清四库本等。通行的注释本为清代严万里的《商君书校》和当代高亨的《商君书注译》。商鞅(?—前338)，战国中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姓公孙，名鞅，亦称卫鞅。由魏入秦，任左庶长、大良造(相当于宰相)，执掌军政大权。两次变法，使秦由弱变强，封于商，因称商鞅。后被诬害，车裂而死。本书大部分篇章并非商鞅所作。“垦令”、“内外”、“靳令”、“开塞”、“耕战”等篇出自商鞅之手，“更法”等篇记述了商鞅的言论，其他为商鞅后学所著。但《商君书》各篇在内容和体例上首尾一贯，与商鞅变法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基本相符。其主要内容有：1.“更法”等篇记述了商鞅“不法古，不修(循)今”的历史进化观以及利益说和力的原则。2.“画策”等篇论述了“不贵义而贵法”，以法治国、反对儒术的思想。3.“农战”等篇提出了兴国以农战、奖励农耕与兵战的法家主张。4.“赏刑”等篇提出了法不阿贵、厚赏重罚、“以刑去刑”的主张。5.“弱民”等篇提出了“民弱国强”，使人民俯首听命、无力反抗的“弱民”观点。本书所提出的思想和主张，为后期法家韩非等人所继承，也为后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

二篇，春秋后期名家重要著作，邓析著。邓析的著述在汉以前流传情况不详。至西汉末刘向校书，“以相校除复重，为二篇”，其篇目为“无厚”、“转辞”。《汉书·艺文志》“名家”著录：“邓析二篇。”后隋唐史志俱录。然原书内容在汉以后渐散佚，仅存篇名。一般认为今本《邓析子》内容为隋唐之际人所伪撰。因今本不可据，故《邓析子》之学说，只能就汉以前其它书籍征引论述之言讨论。刘向云其书“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所谓“两可”，《吕氏春秋·离谓》记有邓析“两可之说”故事：言一物仅有一买方和一卖方，双方都急于成交。因买方急于买，卖方可以要高价而不急;买方也可因卖方急于卖，自己可以压价而不急。此两可之例是对矛盾的双方俱急这一角度开始分析，而得出俱可不急的结论，于是论题便显示为双方又急又不急。“是有(又)不是，可有(又)不可，是名两可”(鲁胜《墨辩注叙》)。书中另一重要内容为讨论“无厚”，“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刘向《校上邓析子叙》)。邓析此论的具体情况不见史载。但书中所提出的“无厚”命题，至战国时则成名辩学派所讨论的重要问题，涉及哲学上“名”与“形”、“无穷大”与“无穷小”等关系。荀子说邓析“好治怪说，玩琦辞”，所指出的一些与邓析相关的论题，如“山渊平，天地比”之类，由于已为惠施等辩者所展开讨论，故其出自《邓析子》原书中的部分已难确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