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清戴震著。三卷。撰于乾隆三十一年 (1766)，后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写定为《孟子字义疏 证》。共有答问二十五条，后删去三条，又增加二十六 条，即为《绪言》。其观点与《绪言》、《孟子字义疏证》一 致，表明作者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已基本确立。书中关 于认识论问题基本未涉及，对天道性命及理欲等问题 的阐述亦不如《绪言》、《孟子字义疏证》全面成熟。戴震 本人及其后学均未明确提及此书。最早刊于1942年四 川省立图书馆编《图书集刊》创刊号，收入1961年中华 书局《孟子字义疏证》和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的《戴震集》中。

二卷，旧题唐韩愈、李翱同注。唐以来对此书说多异同，参校各说，疑此书为韩愈注《论语》前所作的笔记心得，李翱亦间有讨论，附于其间，后人得之，刊刻而成，而以韩曰、李曰分别两人之说。韩愈、李翱学术观点相近，二人所解基本看法相同。韩、李讲性，因而多用以解说《论语》，如解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说：“天命之谓性，《易》者，理性之书。先儒失其传，唯孟轲得仲尼之蕴。”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该书则解释说，不闻并不是没听说，而是“少克知”之义。孔子是讲性与天道的，只是弟子中少有知道的。韩、李的笔解，实是为自己的性命说，从孔子那里去找证据。有《四库全书》本。

北宋苏辙撰。一卷。前有自序云：“予少年为《论语略解》，子瞻谪居黄州为《论语说》，尽取以往，今见于其书者十二三也。大观丁亥闲居颍川，为其孙籀、简、筠讲《论语》，子瞻之说，意有未安者，时为籀等言之，凡二十有七章，谓之《论语拾遗》。”其书以《易》曰“无思”解释《诗》曰“思无邪”，认为“惟无思然后思无邪”，而圣人无思则是指“外无物内无我”;以及“朝闻道夕死可矣，为虽死而不乱”之类，颇涉于佛、老二氏之学。而其所说“请讨陈恒”、“子见南子”、“齐归女乐”、“泰伯至德”等章驳正苏轼(字子瞻)说，俱有精理。他如以“刚毅木讷”与“巧言令色”相证，以“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等“六蔽章”之不好学与“入孝出弟章”之好学文互勘，亦颇有所发明。存有《四库全书》本。

宋陈祥道(字用之)撰。共十卷。认为孔子“言义则存乎《春秋》，言理则存乎《论语》”。认为《论语》乃孔子“言理以答学者之问”(《论语全解原序》)的著作。就《论语》逐篇逐章作了诠释。“祥道长于三礼之学，所作《礼书》世多称其精博，故诠释《论语》亦在礼制最为明晰。”(《四库全书提要》)如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章，除例举“孔子于圣仁不敢居，于管仲则称仁”外，还引《礼记·乡饮酒》酬宾之礼以示尊贤养老之义。又如解“师冕见”章，则引《礼记·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说明礼待瞽者如老者之义以明之。再如“臧文仲居蔡”章，则引《礼记·礼器》“诸侯以龟为宝，家不宝龟”的古制来说明鲁大夫臧文仲藏大龟，是一种不明智的僭礼行为。其学术本宗王安石氏，故往往杂据庄子之说以作佐证。如引老庄之说以释《为政篇》中孔子答哀公“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之语。解释虽未必尽合原意，而旁引曲证颇为详核，其可取之处甚多，故绍圣后与王安石《论语注》皆为当时所重。有《四库全书》本。

《春秋繁露》注释本。十七卷。清苏舆注。成书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苏舆,字厚康,又字厚庵。湖南平江人。清光绪进士。后改庶吉士,做过邮传部郎中。王先谦之门人,政治上反对戊戌变法。苏舆自少年起就喜读《春秋繁露》,最初读的是凌氏注本,但由于注释中索引内容之广而不得要领。后来阅过其他注释本以后,才逐渐得其要旨。继而作《春秋繁露义证》,以供后人之考用。

亦称《周官》、《周官经》。中国古代职官政典。相传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来的一部古书，古文经学家认为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出于战国，也有人指为西汉末年刘歆伪作。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定为战国时代的作品。注本有东汉郑玄《周礼注》、唐贾公彦《周礼正义》、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等。中华书局1988年推出孙诒让《周礼正义》标点本，乃目前最好版本。全书共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冠、冬官司空等6篇。冬官司空早佚，汉时补以《考工记》。该书使用了许多古老的语言，记述了周代三百多种职官的官名、爵等、员数、职掌，涉及田制、兵制、学制、刑法、祀典等多项内容。虽然资料来源于西周、春秋、战国等不同时期，但由于作者的主观归纳和设想，故其设官体例和编制相当规整，其中包含着儒家关于国家体制和政治设施的理想。西汉末年王莽居摄，以周公自居，摹仿周制，这部书被当着“国典”，立于博士。东汉末郑玄作注，与《仪礼》、《礼记》并列于三礼之中，成为儒家经典，因而对后世政治制度、官制设置影响极大。北周苏绰、北宋王安石以及太平天国曾据此改革与创设官制，唐玄宗曾依《周礼》六官体例编纂《唐六典》。学术界有人认为《周礼》是一部理想化的职官行政法典。

简称《礼》、《士礼》或《礼经》。文集。十七篇，一说周公作，一说孔子删定。近人根据书中丧葬制度参照考古资料，认为成书当在战国时期。此书为西周，春秋时代部分礼制汇编，主要记载古代贵族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具体仪节，不讲仪礼的作用及意义。汉置五经博士，礼学只有《仪礼》。东汉郑玄分别给《仪礼》、《周礼》、《礼记》作注，始有“三礼”之名。《仪礼》亦有今古文之分。西汉高堂生所传者为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壁得亡《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篆书，谓之古文。其中十七篇与今文经相同，今存十七篇以外之三十九篇，称《逸礼》，古文经未立于学官，唐以后亡佚。今文《仪礼》十七篇，汉代传有三种本子，一曰戴德本(大戴本)、一曰戴圣本(小戴本)、一曰刘向别录本(即郑玄注·贾公彦疏所据本)。三本篇目次第各不相同，《十三经注疏》选郑注贾疏《仪礼义疏》本，故独得广泛流传。南宋魏了翁节录《仪礼》郑注贾疏精华著为《仪礼要义》、清人张惠言《三礼图》、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胡培翚《仪礼正义》等可为参考。一九五九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礼》汉简多篇，亦可供校订今本《仪礼》参考。

经学著作。南宋袁燮撰。4卷。此书是袁燮在崇政殿说书时所撰。解说《毛诗》，议论平和，理明辞达，颇得风人之旨。又据经文推阐当时世事，对振兴恢复大业等事，尤反复致意。原本失传无考，惟所论《国风》尚存于《永乐大典》，清四库馆臣据以辑录，编为今本。有武英殿聚珍版、《四明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本。

《诗经》研究著作。二十卷，后并为八卷。南宋朱熹注。淳熙四年(1177年)成书。本书八卷，其中《国风》三卷，《雅》四卷，《大雅》、《小雅》各二卷，周、鲁、商三《颂》为一卷。末附《诗序辨》一卷。本书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注音。有注同音字，注反切音及注叶音三种方式。注叶音又有叶同音与叶反切音两种情况。二、标注赋、比、兴三体，并对此三种表现手法加以简单评论。三、解释字义、训诂章句及诗旨。这是本书主体，杂采《毛传》和《郑笺》，间用三家诗义，以己意为取舍，对理解诗义，多所发明。本书特点首先在于对《毛诗序》即《大序》和各诗《小序》的摒弃不录，对《诗经》各篇背景、主题等的了解上，不再受《诗序》约束和影响，而是另外得出自己的结论。其次，在字句解释上，虽较多沿用毛、郑，也有不少较为恰切的新说，简明易懂，至今仍是研究《诗经》的入门之书。其缺陷在于，阐释诗旨仍然多以伦理教化为说，往往陷于迂腐穿凿，例如把许多优秀爱情诗说成是“男女淫泆”之说，就充分表现出理学家的主观臆断与偏执。但本书作为与“汉学”对立的“宋学”代表，在后世影响极大。宋以后学《诗经》者，大多以本书为宗。本书版本极多，朱熹《朱文公政训》等已著录，《宋史·艺文志》作二十卷，拜经楼藏有二十卷残存八卷本，明司礼监本，明吴勉学刊本。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湖北官书处刊本，通行八卷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宋刻明印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本经校正排印出版，附校记。《四部备要》本为二十卷，《四库全书》本八卷。本书是《四书五经》之一种。

十二卷，清拔贡岫岩多隆阿所著。其书旧有三本一，为嘉业堂刊本镌于吴兴刘氏校雠极审并有程棫林按语，文字亦似几经修正，惜止六卷未为完璧一。为辽阳张氏排印本，张绣江之后裔所印卷首即以绣江名署之较刊本，稍逊一为辽阳袁氏藏书旧钞本，文词烦冗讹夺，最甚今所印即据三本互校择善，而从前六卷以刊本，为主后六卷以排印本为主，其三本并误则检所引原书，毛诗者不可不一读。

《诗》学名词。《诗经》之古文学派。因其书为毛公所传，故称毛诗。《汉书·儒林传》说：“毛公，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自郑玄《诗谱》出，始称有大小毛公，《诗谱》说：“鲁人大毛公为《故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三国时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谓大毛公为汉鲁国人毛亨，小毛公为汉赵国人毛苌。相传大小毛公之学出于孔子弟子子夏。《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二十九卷。《毛诗》以秦时小篆书写，故称古文诗。西汉时，《毛诗》未立学官。东汉学者马融、贾逵、郑玄等治《毛诗》，特别是《郑笺》之出，《毛诗》大行，三家诗遂渐废。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取《毛传》、《郑笺》而疏之，更为后世所尚。

亦称《刘子新论》、《新论》等。初见于《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著录并题为刘勰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北齐刘昼、孔昭撰，唐袁孝政注。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但《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提要》等多认为是刘昼所撰。十卷五十五篇。“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评论儒家，说他们“顺阴阳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艺，留情于五常，厚葬文服，重乐有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尊教其道。然而薄者流广文繁，难可穷究也”(《九流》)。以为九流之中，儒与道是最重要的两派。提倡诵读儒家经书，说“不游六艺，不知智之源”(《崇学》)。主张遵循儒家礼教和道德规范，提出治世之人“宜以礼教为先”(《九流》)，说“忠孝仁义，德之顺也;悖傲无礼，德之逆也”(《思顺》)，指出统治者必须“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宽宥刑罚，以全人命，省彻徭役，以休民力”(《爱民》)，欲以儒家学说弥补道家思想之不足。有《文津阁》本等。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子集校》。

明清之际方以智的主要著作。1652年完成初稿，次年加以订正。全书正文二十六篇(含一篇附文)，加《东西均开章》和《东西均记》，凡二十八篇。原仅存抄本，由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整理出版，并附有方以智《象环寤记》一篇。书中反映了方氏哲学上由气本论向心本论的转变，充分发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思想，接受了佛教虚无、相对主义理论。伦理学上坚持人性本善，指出人性之善是“无善无恶”的至善。认为“有先天之善、恶，有后天之善、恶;有未生前之善、恶，有已生后之善、恶”(《颠倒》)。强调善恶的标准和区别都是相对的，不可截然分析，“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公符》)，恶是善的补充和作用。绝对的善则超越这种善恶对待，“有善、恶对待之善，有不落善、恶之善”(《反因》)，只有使对待之善恶相因相泯，才能在对善恶的超越中求得绝对至善。“无善无恶乃至善也，有善可为，即兼恶德矣”(《颠倒》)，表现出明显的善恶相对主义倾向。主性善情恶，以善在恶中论证性在情中，理在欲中，“性善，情恶，无意为之则善，有意为之则恶”(《公符》)。把心性区分为公心、独心，公性、独性。公心是“先天之心寓于独心者也”，“公性则无始之性”。倡导“各安生理”，提出“自食其力”的道德原则，认为维持生命之食是道德的基本点，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生活资料，才符合道德的起码要求。(《食力》)在生死观上，主张“不虚生，不浪死”(《无如何》)，要求人们无心于生死，“生死自生死，可出可入”，“不浪死虚生以负天地”(《生死格》)。但并不否定封建纲常伦理，对传统名教叛逆者李贽大加贬抑，指斥他是“官不称意”，于是“颠倒其说以快意，一切不顾”，“遂为坏名教、乱天下之渠魁”(《名教》)。反映了方以智维护传统纲常名教的道德立场。

明洪自诚著。是一部以语录体行世、溶儒释道三家人生哲学的修身处世之书。因汪信民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之语，名曰菜根谭。内容包括修省、应酬、评议、闲适、概论五部分。“其间有持身语，有涉世语，有隐逸语，有显达语，有迁善语，有介节语，有仁语，有义语，有禅语.有趣语，有学道语，有见道语，词约意明，文简理诣”(清人三山病夫通理语)，可明心，可补过，可进德。故内中诸多精辟词语，早已被名人学者引用，成为封建社会修身处世之铭。在现今日本、东南亚，书中的精华亦被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获得了良好的效益。该书坊间多有刻本，199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浅释本。

《了凡四训》又名《命自我立》是袁了凡用来训诫他儿子所作的家训,当时命名为《诫子文》,在劝善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佛家的“境随心转”与道家的“转改运数”中所谓“境”和“运”其实是瞬息万变的,变化的依据就是人的起心、动念。《了凡四训》列举了了凡先生的亲身经历及其他果报故事,从种何种因、得何种果的因果观出发,劝诫世人多行善举。《了凡四训》虽然是一部家训,但是其劝善之意已经超出了“小我之家”,更怀有佛家的“普度众生”精神。这部家训主体部分是“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和“谦德之效”,通篇都在说明人可以掌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和践行。

西汉刘向撰。二十卷。向有《新序》已著录。此编成书于鸿泰四年(前17)，原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北宋初年残剩五卷，经曾巩辑得十五篇，与残稿五篇合为二十卷，六百三十九章，清人补为六百六十三章，分二十类，约三十五万字。此书系作者分类辑纂先秦至汉初史事和传说，杂以议论，以阐明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为主旨。由于博采群书，后世已佚古籍，赖此以存一二，具有一定文献价值。但亦有时代舛误，为后人所诟病。 所辑之传说、 寓言、格言、谚语颇多意味深长，文字生动者，是为魏晋小说之先声。体系或近小说，风格朴实，对后世小说及民间故事、谣谚有一定影响。 通行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及《丛书集成》本。一九八五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赵善诒《说苑疏证》可参考。此书参照前人疏证体例及研究成果作疏证，前有《前言》，后附清人卢文弨《拾遗》，及作者标校时所得佚文，辑《说苑》佚文一卷(三十四条)，又从史志中辑《说苑》序跋为附录，为今人研究此书之佳本。

明王守仁哲学、伦理思想语录和信札集。由其门人徐爱、薛侃、南大吉、钱德洪等辑成。徐爱自正德7年(1512年)始，陆续录下王守仁论学的谈话，据《论语》：“传不习乎”，取名《传习录》。正德11年(1516年)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和他与陆澄等新录部分合在一起，在虔(今江西赣县)刻印，仍名《传习录》。嘉靖3年(1524)，南大吉增入王守仁论学书信8篇，仍以原名在越(今浙江余姚境)出版。嘉靖34年(1555)，钱德洪就曾才汉所辑《遗言录》加以删削，编成《传习续录》，在宁国(今安徽境内)刻印。隆庆6年(1572)，浙江巡抚谢廷杰出版《王文成公全书》时，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辑书信8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以王守仁所编《朱子晚年定论》，统称《传习录》。该书上卷经本人审阅，为门人所提问题的答问。偏重批评朱熹增改的《大学》古本，反复阐述他的格物致知见解和心与理一、知行合一等伦理思想;中卷为王守仁亲笔，是晚年成熟时期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心物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等伦理思想;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解说其晚年各种思想比较具体。该书是研究王守仁哲学、伦理思想的主要资料。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单行本有道光11年(1831)活字印《学海类编》本、光绪32年(1906)国学保存会排印《国粹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叶绍钧校注本等。

嘉靖甲申冬，我师甘泉先生既主南雍教事，?习振颓，率德约礼，一月而大纲陈，三月而众务举。于是开讲院以授及门之徒，辟观光馆以处四方来学之士。谆诲之余，首出《大科训规》，次出《知新明论》，次出《二礼训测》，次乃出《樵语》焉。盖先生教人，循循善诱，而《樵语》者，寔先生设教西樵时，门人所录也。先生之学，启乎江门，契乎濂洛，而上溯乎洙泗，纯粹中正，备见诸所著，是编则其精要尔。诸生因相与刊之，以广先生之教云。

传说为秦时隐士黄石公所作，并授之于张良。“按前汉列传黄石公圯桥所授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於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宋张商英：《素书序》)。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依据，阐述了道、德、仁、义、礼等道德原则及其具体规范，并说明其对处世和安邦的重要意义。该书六章为“原始”、“正道”、“求人之志”、“本德宗道”、“遵义”、“安礼”。“原始”章概括说明了道德原则：“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其余各章是对这一原则的具体说明。该书言简单意赅，总结社会政治伦理经验，有不少警人之句。如“亲谗远忠者亡”，“略己而责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弃”。“货赂公行者昧”，“为人择官者乱”，“女谒公行者乱”，“决策于不仁者险”，“厚敛薄施者凋”，(《遵义》)“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安礼》)等等。收入《百子全书》。

一名《文中子》。为隋末名儒王通子福郊、福畤仿《论语》体例，集通生前言论，以问答形式整理而成。今有宋阮逸注十卷本。分《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十篇。其哲学思想确认天、地、人为“三才”，“天者统元气焉”，“地者统元形焉”，“人者统元识焉”，但又相信“天神”、“地祇”的存在。认为治乱、穷达、凶吉都有命，“君子畏之”，又认为吉凶祸福，惟人自召，在人自取。矛盾之处很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明王道”，抨击现实社会暴政，依据孟子仁政学说，提出要统治者“遗身”(即至公无私)、“推诚”，盼望重建王道政治。主张儒、佛、道三教归一，但以儒家为主。并希望恢复分封制和井田制。王通在《中说》中提出的思想是宋代理学的先声。后人因其中所记王通门人多隋唐间大臣，年龄与事实不符，或疑其为伪作，虽不尽然，但其中有夸饰之词，则为事实。中统 元世祖年号(1260—1264)。凡五年。

东汉王符著。《后汉书·王符传》：“和、安(东汉和帝、安帝)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30余篇，以讥当时得失。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潜夫论》。”全书共10卷，36篇。其中《本训》提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宇宙生成论，因其将“道”、“器”并列，又有二元论倾向。《卜列》、《巫列》等篇批判了世俗迷信思想。其他大多篇章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从政治、经济到军事边防、风俗教化的各种弊端进行了广泛的评析。政治上继承先秦“民本”思想，强调“天以民为心”(《本政》)，“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认为“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述赦》)，应爱惜日力民时，使“民安静而力有余”(《爱日》)。书中伦理思想丰富，主要见于《论荣》、《考绩》、《思贤》、《慎微》、《爱日》、《交际》、《明忠》、《德化》等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潜夫论》“洞悉政体似《易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有《汉魏丛书》、《四部丛刊本》，注本有清汪继培的《潜夫论笺》。收入《诸子集成》、《百子全书》。

东汉桓谭著。《后汉书·桓谭传》载：“谭著 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共十六题，分别 是：《本造》、《王霸》、《求辅》、《言体》、《见征》、《谴非》、 《启寤》、《祛蔽》、《正经》、《识通》、《离事》、《道赋》、《辨 惑》、《述策》、《闵文》、《琴道》。《琴道》一篇由班固续成。 书中反对谶纬迷信，指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有，无世 而不然”，只有通过人事努力才能使“咎殃消亡而祸转 为福”。反对长生不死的迷信，认为“生之有长，长之有 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是人的愿望所无法改 变的。特别突出的地方是阐述了形神关系，指出：“精神 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 空”。书中也有天文学和宇宙论方面的内容。王充认为 《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 不证定”(《论衡·超奇》)。原书已佚。清严可均《全后汉 文》有较详辑本。但严辑本多有附会，近人又从《事类 赋》、《艺文类聚》中辑出部分遗文，与严本校勘出版。

人物故事集。 秦孔鲋(约前264—前208)著。六卷。鲋字子鱼，一名甲。孔子后代，居魏国，魏相子顺之子。承继家学，博通经史。秦并六国，奉诏赴朝廷，官拜少傅。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建议焚书。鲋既惧祖宗遗典灭亡无求，又怕坑儒惨刑，遂携弟子襄，潜居故里，将家中《论语》、《尚书》、《孝经》等书，深藏宅院壁中。然后隐于蒿山， 召弟子百人，亲授其书。陈胜起义，鲋出山为博士，从军反秦。晚年因目疾辞官。鲋闲居故里，搜辑自孔子以来五位先祖言行，成此编。汉时，孔子九世孙太常孔减以所著赋与诗合为一卷，称《连丛子》附其后。全书三万九千余字，二十一篇，有《嘉言》、《论书》、《记义》、《刑论》、《记问》、《杂训》等。主要记载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顺言行事迹。因系孔氏后人追述先祖，故事真情切，生动感人。某些篇章，含有一定进步思想因素，客观上暴露贵族统治者的贪婪与残忍。写作上采取正面叙述人物言行与侧面评论相结合方法，既突出人物性格，展示人物精神风貌，又显示出很高艺术性。孔子形象尤为具体鲜明，不仅有圣人之表，而且有圣人之德。末为《连丛子》上下二篇,题汉孔臧撰。该书从宋代起就有人怀疑是依讬而作的伪书,现已成定论,然而其中也可能有孔子及其门生的片段著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儒家思想。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南宋汪晫编著。一卷。成书于庆元(1195—1200)至嘉泰(1201—1204)间。传说子思承孔子门人曾子之学而撰有《中庸》，其言行则散见于其他诸书，未能搜罗荟集而独刊行于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有《子思子》七卷，即为子思言行汇编。汪晫未见其本，故别搜集而作此书。凡九篇，析为内、外。内篇为《天命》、《鸢鱼》、《诚明》;外篇为《无忧》、《胡母豹》、《丧服》、《鲁缪公》、《任贤》、《过齐》等，合为一卷。此书或采《中庸》，别立名目，如《天命第一》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诚明第三》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皆与原书文同。其书颇多疏误。如《孔丛子》一书，朱熹已反覆辨其系伪作，而汪晫采之独多。又往往窜乱原文。若《孔丛子》原作：“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注曰：“杂者，诸子百家，故下文子思答曰：杂说不存焉。”而此书则改为：“子上请所习于子思”，与子思答义全不相贯。《孔丛子》原作：“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教究理不以疑。”此书录之，而“圣”字下多一“区”字， “疑”字上多一“物”字。诸如此类颇多。然此书采摭广博，考订亦不乏精当之处，与《大学》、《中庸》互为表里，对研究子思思想及其师承源流亦颇有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曾思二子全书》收录。

儒学类著作。亦称《扬子法言》西汉扬雄撰。十三卷。《汉书·扬雄传赞》云：雄“好古而乐道，其志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法言》摹拟《论语》，分为《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等十三目，书末有《法言序》。全书内容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中心。认为“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法言·寡见》)。主张“书非经，非书也;言非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法言·问神》)。提出“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排斥)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法言·问道》)。该书通行本有晋李轨注和北宋司马光集注本二种。《四库全书》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