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日本冈元凤纂辑，橘国雄绘画。这是十八世纪日本汉学家对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植物、昆虫、动物的图释著作。全书共七卷，分为草、木、鸟、兽、虫、鱼六个部类，图配文字考证，其中有 200 余幅插图。此书的价值，首先是在广作参订的基础上，对《诗经》名物做出了新的考辨。《诗经》年代久远，所载名物种类既多，又常见别称异名，难以确解。作者“追索五方，亲详名物”（原书《跋》语），在细审各种经学文献、子史著作以及医类图籍的基础上，比照同异，潜心斟酌，揭示出包括“毛传”“郑笺”“集传”在内的一批前人注释的缺误，提出了自己的新说，值得肯定。书中屡见“享保中来汉种”字样，似属日本中御门天皇享保年间或稍后追记之语；书后木孔恭《跋》语，谓撰于日本光格天皇“天明甲辰”年，即清乾隆四十九年 (1784)。作者自称编纂目的在于“以便幼学”，而全书也具有中日经学文化交流上的客观价值。本书的价值，主要在参考众多版本的基础上对《诗经》名物做出了新的考辨，“追索五方，亲详名物”，在细审各种文献、图籍，比照同异，揭示出包括前人注释的缺误，提出新说。【图片可以下载PDF版阅读】

三十卷。朝鲜柳长源撰。柳长源字叔远，号东岩，全州人，生卒年不详。此书按顺序目录如下：《通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礼》、《学校礼》、《国恤礼》、《“家礼”考疑》。此书以朱子《家礼》为主，兼采经史子集，依类条附，摘取《家礼》原文为条目，如果有疑点、有涉及礼制沿革的内容或《家礼》未备的内容，则另立条目。《家礼》有与朱子晚年思想不合处则据《经传通解》及诸儒论断给予更改、补充。《家礼》中典故、名物难通晓的有《“家礼”考疑》予以解答。《家礼》未备之礼依《经传通解》补足。书名“常”指日用常礼，“变”指有疑点、有变易之礼。可见此书内容侧重日常适用，侧重析疑。且其书引征泛博、立论公允，较有价值。世传奎章阁藏刊本。

明代薛应旂撰。全书共四十卷，分作：纪（帝王）三卷、传（臣人）三十七卷。其内容将《四书》中所载人物按照身份、国别、时代、行业等进行分类，援引诸书（礼记、左传、史记、战国策等典籍），详其事迹。此为明嘉靖三十七年刊本。《四书》原文中谈及的各类人物凡 280 人之众，薛应旂将凡是与《四书》人物相关的行迹、辞命、章疏、礼乐、政教等见于经史诸子者悉为收录。资料主要来自于《礼记》、《左传》、《史记》、《战国策》、《国语》、《吕氏春秋》、《吴越春秋》、《新序》、《说苑》、《孔子家语》、《孔丛子》、《列女传》等先秦两汉的古代典籍。薛氏编纂《四书人物考》的另一个目的是有裨问学。据薛应旂自序所说，该书是作者在董理浙江学政罢归之后，“将平生所录古人行迹各注于名氏之端者，编为纪传，总四十卷，其泛引杂证，虽尝删次，而文章事行，苟有裨于问学治理者咸在所录”，可见，《四书人物考》对于试子们科考提供了方便的应试资料，省却了诸多翻检之劳，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研究与理解《四书》的内容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整理历代科举文献，收录《四书人物考》，既可以如实反映科考文献的历史，也对研究《四书》不无裨益。【文中会有错字，可以对比PDF图片版阅读】

《四书参》十九卷是明代文学家李贽对《大学》（一卷）、《中庸》（一卷）、《论语》（十卷）、《孟子》（七卷）四书写的评注。一起参与此书编订的还有杨起元（批点）和张明宪等。书中多采用段后批、眉批、夹批、和加重点号等方法。此本大致为明末凌氏朱墨套印本。

南朝宋末道士顾欢作。从扬道抑佛的立场出发,提出佛教适于夷邦,不适于中夏,“剪发旷衣,群夷之服”;“火焚水沈,西戎之俗”;“毁貌易性,绝恶之学”。还比较了佛道优劣,认为“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兴善,则自然为高,破恶,则勇猛为贵”。可见并未完全否定佛教。但此论一出,引起广泛的争论。论辩深化了人们对儒、道、佛三教同异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收入《南齐书·顾欢传》。批评之论述,多见于《弘明集》卷六、卷七。

东汉郑玄著。《六艺论》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皆著录为1卷，分论《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特征及其传授的渊源。其中《论诗》云：“诗者，弦歌讽喻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见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正义》引）指出诗歌艺术有讽喻劝诫、疏通情志的审美教化功能。原书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

郑玄《孝经注》于魏晋之际主要在民间流传，东晋元帝时始立于学官。唐玄宗为《孝经》作注，多引郑注。宋代邢昺作《孝经正义》，用唐玄宗注，郑注逐渐少见。南宋乾道年间，熊克、袁枢得郑注，刻于京口，即京口本。南宋以后，此书散佚。 对《孝经注》从事辑佚工作的，主要是清代学者。主要有：王谟辑《孝经注》1卷，见《汉魏遗书钞·经翼》；袁钧辑《孝经注》1卷，见《郑氏佚书》；孔广林辑《孝经注》1卷，见《通德遗书所见录》；陈鱣辑《孝经郑氏注》1卷，见《涉闻梓旧》、《丛书集成初编·哲学类》；严可均辑《孝经郑注》1卷，见《咫尺斋丛书》第三集；臧庸辑《孝经郑氏解》1卷，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一集；黄奭辑《孝经解》1卷，见《汉学堂丛书·高密遗书》、《黄氏逸书考·通德堂经解》。此外，日本学者冈田挺之也辑有《孝经郑注》1卷，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集、《榕园丛书》甲集。

相传为战国时期齐国人淳于髡著。它的内容主要是礼节制度方面的规范。它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的享用、婚娶、祭祀等制度，规定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度，以及大夫在致仕和放逐时的待遇等(参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中华书局《文史》第六辑)。从这些内容来看，《王度记》的内容和《礼记·王制》相似，是根据儒家的礼制制定出来的各种等级制度。这说明淳于髡具有儒家礼的思想。现只存十几则佚文。收于《汉魏遗书钞》。

胡适著。原载1918年6月《新青年》4卷6期,收入《胡适文存》卷四。认为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个人主义的精华。“易卜生主义”就是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不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把这种人生观称之为“最健全的个人主义”。只有自己成器,才能有益于社会;只有铸就了自由独立的人格,才会特立独行,敢向恶势力作战。他后来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仍对易卜生主义给予很高评价,号召青少年培养18、19世纪易卜生主义的人生观,他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也有其积极意义。

《大学证释》为天津救世新教于民国十五年(1926)扶鸾而出。此本以列圣观点将通行朱子本之误处加以改正补充，重要之处更加以阐明，企图还原大学原文之内容与本旨，强调全文之理气一贯，使后人得以悉知孔门一贯之道。其成书之方式虽无法为现今科学所理解，但该书所提供之观点与论述则为学界所深感兴趣，亦有学者以该书为对象发表研究论文。其中提出“四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亲，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对于“格物”的观点，融合“穷物理”、“去物欲”之说，并根据中庸导入“尽物之性”的概念，如此方能“要在明乎物而不为所蔽，适于物而不为物所役”

四卷 清代叶玉屏撰。叶玉屏，清代人，生平不详。此书主要摘取前贤修身处事的有关格言编辑而成,分“持身”、“持家”、“居官”、“居乡”、“处事”、“处人”六门,即所谓 “六事”,格言警句言简意深。收录了自秦汉到明清150多位人物的言论。在甄选的150多位先贤中，既有朱熹、王守仁等一代鸿儒，又有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这样的名臣，还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七卷。清胡渭(1633—1714)撰。胡渭初名渭生,字朏明,一字东樵,浙江德清人,清初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氏经术湛深,尤精舆地之学,著有《禹贡锥指》二十卷,《易图明辨》十卷,《洪范正论》五卷,《大学翼真》七卷。《大学翼真》前三卷为十目,后四卷分经为一章,传为八章。《大学》古本不分经传,朱子始厘定第一章为经,其余几章为传,胡谓以为朱子这一分别真确不易,故而取书名为“翼真”。本书力辟王阳明改本之误,指出其说法多为似是而非之论。全书宗旨不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范围,虽然尽删《章句》之文不用,书中引证,仍以《四书或问》、《朱子语类》为多。书中还引用《经典释文》、二程、陈祥道《礼书》及马端临、林希元、冯从吾、金履祥等数家之说,立说虽间与朱子不同,但旨在博采众家之长,而不在标新立异。版本有小西山房本。

哲学著作。北宋欧阳修著。分上、中、下三篇。全书从儒家立场辟佛。认为佛法所以流毒千年,祸患中华,历经打击而势焰愈烈,实在于儒家正统学说的衰微,“尽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绝”。故战胜佛教的最有效途径是倡明儒学之“本”,采取因势利导的渐禁方法。“莫若修其本以胜之”,“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为反映欧阳修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在哲学史上有一定影响,与韩愈《原道》并称。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

罗家伦著,1942年在重庆出版,到1944年,在重庆、上海等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和在天津、青岛翻版共27版,影响极大。1960年9月在台北出版,1989年11月又由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2万字。全书共分十六讲,作者并未照传统写法分门别类论列人生各部分,而是把中国民族思想和生命中缺少或贫乏的部分,特别提出来探讨、发挥而自成一体。作者认为,建立新人生观,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学,它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观察、生命价值的探讨。随着人们宗教信仰的动摇,重估生命价值,以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便是非常必要了。新人生哲学与旧人生哲学不同,它不是专讲“应该”,而是要讲“不行”;不是专恃权威或传统,而是要以理智来审察现代的要求和生存的条件;它不讲“明心见性”,更不涉善恶之论,而是主张整个人生及其性格与风度的养成,从知识中探讨生命的奥秘,并从经验与习惯中培养理想的生活;它不把行为的标准建立在冥思幻想上,同时也不把它建立在冲动欲望上,而要从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和文化里,寻出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相处的关系,以决定个人所应养成的性格与风度。依据上述态度,应建立三种新的人生观:即动的人生观、创造的人生观和大我的人生观。

七卷,宋张栻著。自序称:“岁在戊子(1168),缀所见为《孟子说》。明年冬,会有严陵之命,未及终篇。辛卯岁(1171)自都司罢归,秋、冬行大江中,读旧说,多不满意,从而删正之。还抵故庐,又两载始克缮写。”书中于义利、王霸之辨,论述最详。其说多有感于时事,如论“交邻”章:“所谓畏天者,亦岂但事大国而无所为也,盖未尝委于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启王业者,太王也,养民训兵,卒殄寇仇者,句践也。末及周平王惟不怒骊山之事,故东周卒以不振。”有感于南渡而发,甚为明显。书中除阐发《论语解》的类似观念外,尤借《孟子》的心性之说,对理学的诸多基本观念予以论说。此书与《论语解》同样,都是张栻理学的重要著述。

四卷,清张英著。此书前有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进书的《原序》一篇。正文不全录经文。每篇各立标题,逐条解说。《虞书》有63条,《夏书》32条,《商书》52条,《周书》167条。该书说解，博采前人旧说，不为门户所拘，亦不专主一家，取舍之间，多以己意折衷之，持论较为平实、公允；旧说不足采者，则直抒己意、自为说解，见解颇为精当。《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书“虽卷帙无多，而平正通达，胜支离蔓衍多矣。”

《尚书》学著作。宋苏轼所作《尚书》注本。十三卷,一作二十卷。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宋神宗熙宁以后,专用王安石《新经尚书义》试士,而东坡此书驳异王说颇多。由于王氏之书不传,故难较其优劣异同。但就本书而论,作者注重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对于治乱兴亡,剖析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如注解《胤征》,以为羲、和二于羿而忠于夏;注解《康王之诰》,引《左传》叔向之言证服冕为非礼;又言昭王南征不复,穆王初无愤耻之意、哀痛恻怛之语,平王当倾覆祸败之极,其书与平康之世无异,有以知周德之衰;而东周之不复兴也。注古而鉴今,所论颇为精彩,连与其如水火的洛闽诸儒也不得不承认该书有可取处。朱熹认为此书虽然“失之太简”,但是解释“最好”。有《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

陈柱著,商务印书馆,1928年6月出版。 本书是作者分题讲解《墨子》的成果,共有十论:《墨子之大略》、《墨子之经学》、《墨子之体例》、《墨子之教育主旨》、《墨子之政治学说》、《墨子之文学》、《墨子与诸子之异同》、《诸子墨论述评》、《历代墨学述评》。 关于墨子之大略,作者指出,墨子唯一之主义在于“兼爱”,由此出发,墨子主张非攻、尚同、明天志、节俭、节用、非乐、节葬、非儒、非命、明鬼、尚贤、贵修身。为使论明清晰,有《经》及《经说》诸篇。为使天下人尽信而不攻战,必须寻究守御之法,故有《备城门》、《备高临》诸篇。这也就是《墨子》书诸篇的条理。

易白沙著。发表于1916年2月《新青年》第1卷第6号和1916年9月《新青年》第2卷第1号。文章通过对孔子学说的学理分析,揭示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尊孔、祭孔、垄断天下之思想,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实大悖于孔子之精神。作者认为,儒学是春秋季世显学。孔子作为儒学之创始人,“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但孔子之学只是儒家一家之学,“不过九家之一”。而各家学说,各有偏颇,故孔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然这于古于今都是不现实的。作者指出,从汉武帝起,身处闭户时代的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以后历代统治者皆傀儡孔子,“国人惟冥行于滑稽尊孔之彀中,八股试帖,俨然衣钵,久而久之,遂成习惯”。然而“典礼愈隆,表扬愈烈,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是由于孔学自身有弊害。即:“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因此,成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该文是《新青年》上第一篇公开指名向孔子挑战的文章,因而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颇大。

哲学论文。近代易白沙撰。刊于《新青年》1915年至1916年第1卷第2、5号、第2卷第1号。作者通过对周秦诸子各家比较,认为唯有墨子“差可益于国人”,企图“扬此绝学”,使“志士仁人,起而行之”。在“墨学之起源”一章,全面考察古代典籍中关于墨学起源的各种说法,如官守说、史家说、儒家说、道家说、大禹说等。作者认为“诸说涂辙虽异,归宿则同”,它说明墨家学说的“广大无涯,取精用宏,非一朝一夕突然创立者也”。在“墨子历史”一章,对墨子之姓名、国籍、时代、遗事进行了全面探讨。作者对《史记》关于墨子生平事迹介绍不详深感遗憾:“惟附数语于《孟子荀卿列传》,且不能定其时代。墨子为周季一大宗派,纪载如此简略,此史公之疏也。”推崇清人孙诒让《墨子闲诂》,认为它“考订精审,为诸说所不逮”。在“墨经”一章,认为:“《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阐明逻辑,为全书之纲要,《墨经》之名,所以立也。”对于《墨子》一书与六经之关系,作者指出:“盖墨家别树旗帜,卓然成一家之学。其书所依据之六经,亦与孔子所删订之六经,绝不相类。所引夏书、商书、周书,孔子未删之书也,所征之诗,孔子未删之诗也……故墨家学术博大,与孔子并称显学。”此外,对《墨经》中一些文字也进行了训诂。

二卷。宋陈大猷 (生卒年不详)撰。其字、号均不传,两浙路东阳(今属浙江省)人。绍定二年(1229)进士,由从仕郎历六部架阁,事迹不详。大猷论《尧典》“敬”字条下,首举“心之精神谓之圣”,其学盖出于杨简。大猷先有《尚书集传》,《或问》专论前书去取诸说之故,与朱熹《四书或问》体例相同,持论与朱熹多有不同。陈大猷嘉熙二年(1238)三月《进书表》称“臣所编《书集传》十二卷,《集传或问》三卷,缮写成一十五册。”是该书本名《集传或问》,卷数当为三卷。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宋刻本,题“《书集传》十二卷、《或问》二卷”,是此书宋时已省称《或问》,卷数亦改并为二卷。现有元刻本,藏北京图书馆,《书集传》十二卷、《或问》二卷俱在,《总目》谓“《集传》 已佚”,不确。

西方哲学论文集，王国维撰，王国维是中国进行纯粹的西方哲学研究第一人，其在康德哲学、叔本华哲学及尼采哲学的研究上，造诣精深。

唐代柳宗元著。中国战国时代楚国大诗人屈原曾著《天问》,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提出一系列问题。柳宗元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著成《天对》一书。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元气,在天地尚未形成之前,“惟元气存”。元气快速运动(吹)就是阴,慢速运动(吁)就是阳。元气快慢运动产生阴阳,阴阳相互作用产生天地万物。天地万物都是元气自然形成的,不是造物主的创作,也没有什么功劳。人类社会也不是天命主宰的,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称霸天下,后来子孙残杀,虫流出户,不是天命反复变化,而是由于他自己骄傲自满,用人不当。对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和一些自然现象,柳宗元也都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分析。宋代晁补之说:“宗元为《天对》以媲《天问》,虽问对相反,其于发扬则同。……《天问》因对而益彰。”可见《天对》是进一步阐发了《天问》的思想。《天对》收入《柳河东集》卷十四。另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11月出版《天问天对注》。

王国维著。王国维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建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通过对于康德和叔本华哲学的介绍，提出了他自己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追求真理的学问。同时他还对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做出了分析，并试图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整理中国哲学的资料，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大影响。王国维认为理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理即“理由”:就自然界说，一切事物必有所以存在之故，即理由;就人的知识说，一切命题必有其论据、亦即理由，所以充足理由律为“世界普遍之法则”与“知力普遍之形式”。狭义的理即“理性”，就是“吾人构造概念及定概念间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王国维根据康德、叔本华的观点，以为理由、理性都是“主观上之物”，并无客观的意义。但是“朱子之所谓理与希腊斯多噶派之所谓理，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

十七卷,汉董仲舒著。《汉书·董仲舒》载其“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宋代有四种本子,多少不一。至明楼郁,乃定为十七卷,八十二篇,缺三篇,实七十九篇。颜师古注以《竹林》、《玉杯》、《蕃露》都是书名,而今《春秋繁露》中有《竹林》、《玉杯》,故《崇文总目》、程大昌等都有怀疑、攻驳之论。但大多数认为,其书基本可信是董仲舒所作。书中以孔子为素王,《春秋》为一王大法;提出三统、三世诸说;对《春秋》笔削褒贬,微言大义探讨极多;借阴阳五行论说《春秋》灾异,建构天人感应的学说;借解释“春王正月”,论证君权神授与大一统等等,较为全面论说了《公羊》学的基本理论。是汉代《公羊》学派的重要代表作,对其后的《公羊》学发展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