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南朝宋末道士顾欢作。从扬道抑佛的立场出发,提出佛教适于夷邦,不适于中夏,“剪发旷衣,群夷之服”;“火焚水沈,西戎之俗”;“毁貌易性,绝恶之学”。还比较了佛道优劣,认为“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兴善,则自然为高,破恶,则勇猛为贵”。可见并未完全否定佛教。但此论一出,引起广泛的争论。论辩深化了人们对儒、道、佛三教同异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收入《南齐书·顾欢传》。批评之论述,多见于《弘明集》卷六、卷七。

东汉郑玄著。《六艺论》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皆著录为1卷，分论《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特征及其传授的渊源。其中《论诗》云：“诗者，弦歌讽喻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见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正义》引）指出诗歌艺术有讽喻劝诫、疏通情志的审美教化功能。原书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

郑玄《孝经注》于魏晋之际主要在民间流传，东晋元帝时始立于学官。唐玄宗为《孝经》作注，多引郑注。宋代邢昺作《孝经正义》，用唐玄宗注，郑注逐渐少见。南宋乾道年间，熊克、袁枢得郑注，刻于京口，即京口本。南宋以后，此书散佚。 对《孝经注》从事辑佚工作的，主要是清代学者。主要有：王谟辑《孝经注》1卷，见《汉魏遗书钞·经翼》；袁钧辑《孝经注》1卷，见《郑氏佚书》；孔广林辑《孝经注》1卷，见《通德遗书所见录》；陈鱣辑《孝经郑氏注》1卷，见《涉闻梓旧》、《丛书集成初编·哲学类》；严可均辑《孝经郑注》1卷，见《咫尺斋丛书》第三集；臧庸辑《孝经郑氏解》1卷，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一集；黄奭辑《孝经解》1卷，见《汉学堂丛书·高密遗书》、《黄氏逸书考·通德堂经解》。此外，日本学者冈田挺之也辑有《孝经郑注》1卷，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集、《榕园丛书》甲集。

相传为战国时期齐国人淳于髡著。它的内容主要是礼节制度方面的规范。它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的享用、婚娶、祭祀等制度，规定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度，以及大夫在致仕和放逐时的待遇等(参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中华书局《文史》第六辑)。从这些内容来看，《王度记》的内容和《礼记·王制》相似，是根据儒家的礼制制定出来的各种等级制度。这说明淳于髡具有儒家礼的思想。现只存十几则佚文。收于《汉魏遗书钞》。

胡适著。原载1918年6月《新青年》4卷6期,收入《胡适文存》卷四。认为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个人主义的精华。“易卜生主义”就是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不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把这种人生观称之为“最健全的个人主义”。只有自己成器,才能有益于社会;只有铸就了自由独立的人格,才会特立独行,敢向恶势力作战。他后来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仍对易卜生主义给予很高评价,号召青少年培养18、19世纪易卜生主义的人生观,他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也有其积极意义。

《大学证释》为天津救世新教于民国十五年(1926)扶鸾而出。此本以列圣观点将通行朱子本之误处加以改正补充，重要之处更加以阐明，企图还原大学原文之内容与本旨，强调全文之理气一贯，使后人得以悉知孔门一贯之道。其成书之方式虽无法为现今科学所理解，但该书所提供之观点与论述则为学界所深感兴趣，亦有学者以该书为对象发表研究论文。其中提出“四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亲，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对于“格物”的观点，融合“穷物理”、“去物欲”之说，并根据中庸导入“尽物之性”的概念，如此方能“要在明乎物而不为所蔽，适于物而不为物所役”

四卷 清代叶玉屏撰。叶玉屏，清代人，生平不详。此书主要摘取前贤修身处事的有关格言编辑而成,分“持身”、“持家”、“居官”、“居乡”、“处事”、“处人”六门,即所谓 “六事”,格言警句言简意深。收录了自秦汉到明清150多位人物的言论。在甄选的150多位先贤中，既有朱熹、王守仁等一代鸿儒，又有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这样的名臣，还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七卷。清胡渭(1633—1714)撰。胡渭初名渭生,字朏明,一字东樵,浙江德清人,清初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氏经术湛深,尤精舆地之学,著有《禹贡锥指》二十卷,《易图明辨》十卷,《洪范正论》五卷,《大学翼真》七卷。《大学翼真》前三卷为十目,后四卷分经为一章,传为八章。《大学》古本不分经传,朱子始厘定第一章为经,其余几章为传,胡谓以为朱子这一分别真确不易,故而取书名为“翼真”。本书力辟王阳明改本之误,指出其说法多为似是而非之论。全书宗旨不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范围,虽然尽删《章句》之文不用,书中引证,仍以《四书或问》、《朱子语类》为多。书中还引用《经典释文》、二程、陈祥道《礼书》及马端临、林希元、冯从吾、金履祥等数家之说,立说虽间与朱子不同,但旨在博采众家之长,而不在标新立异。版本有小西山房本。

哲学著作。北宋欧阳修著。分上、中、下三篇。全书从儒家立场辟佛。认为佛法所以流毒千年,祸患中华,历经打击而势焰愈烈,实在于儒家正统学说的衰微,“尽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绝”。故战胜佛教的最有效途径是倡明儒学之“本”,采取因势利导的渐禁方法。“莫若修其本以胜之”,“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为反映欧阳修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在哲学史上有一定影响,与韩愈《原道》并称。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

罗家伦著,1942年在重庆出版,到1944年,在重庆、上海等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和在天津、青岛翻版共27版,影响极大。1960年9月在台北出版,1989年11月又由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2万字。全书共分十六讲,作者并未照传统写法分门别类论列人生各部分,而是把中国民族思想和生命中缺少或贫乏的部分,特别提出来探讨、发挥而自成一体。作者认为,建立新人生观,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学,它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观察、生命价值的探讨。随着人们宗教信仰的动摇,重估生命价值,以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便是非常必要了。新人生哲学与旧人生哲学不同,它不是专讲“应该”,而是要讲“不行”;不是专恃权威或传统,而是要以理智来审察现代的要求和生存的条件;它不讲“明心见性”,更不涉善恶之论,而是主张整个人生及其性格与风度的养成,从知识中探讨生命的奥秘,并从经验与习惯中培养理想的生活;它不把行为的标准建立在冥思幻想上,同时也不把它建立在冲动欲望上,而要从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和文化里,寻出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相处的关系,以决定个人所应养成的性格与风度。依据上述态度,应建立三种新的人生观:即动的人生观、创造的人生观和大我的人生观。

七卷,宋张栻著。自序称:“岁在戊子(1168),缀所见为《孟子说》。明年冬,会有严陵之命,未及终篇。辛卯岁(1171)自都司罢归,秋、冬行大江中,读旧说,多不满意,从而删正之。还抵故庐,又两载始克缮写。”书中于义利、王霸之辨,论述最详。其说多有感于时事,如论“交邻”章:“所谓畏天者,亦岂但事大国而无所为也,盖未尝委于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启王业者,太王也,养民训兵,卒殄寇仇者,句践也。末及周平王惟不怒骊山之事,故东周卒以不振。”有感于南渡而发,甚为明显。书中除阐发《论语解》的类似观念外,尤借《孟子》的心性之说,对理学的诸多基本观念予以论说。此书与《论语解》同样,都是张栻理学的重要著述。

四卷,清张英著。此书前有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进书的《原序》一篇。正文不全录经文。每篇各立标题,逐条解说。《虞书》有63条,《夏书》32条,《商书》52条,《周书》167条。该书说解，博采前人旧说，不为门户所拘，亦不专主一家，取舍之间，多以己意折衷之，持论较为平实、公允；旧说不足采者，则直抒己意、自为说解，见解颇为精当。《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书“虽卷帙无多，而平正通达，胜支离蔓衍多矣。”

《尚书》学著作。宋苏轼所作《尚书》注本。十三卷,一作二十卷。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宋神宗熙宁以后,专用王安石《新经尚书义》试士,而东坡此书驳异王说颇多。由于王氏之书不传,故难较其优劣异同。但就本书而论,作者注重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对于治乱兴亡,剖析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如注解《胤征》,以为羲、和二于羿而忠于夏;注解《康王之诰》,引《左传》叔向之言证服冕为非礼;又言昭王南征不复,穆王初无愤耻之意、哀痛恻怛之语,平王当倾覆祸败之极,其书与平康之世无异,有以知周德之衰;而东周之不复兴也。注古而鉴今,所论颇为精彩,连与其如水火的洛闽诸儒也不得不承认该书有可取处。朱熹认为此书虽然“失之太简”,但是解释“最好”。有《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

陈柱著,商务印书馆,1928年6月出版。 本书是作者分题讲解《墨子》的成果,共有十论:《墨子之大略》、《墨子之经学》、《墨子之体例》、《墨子之教育主旨》、《墨子之政治学说》、《墨子之文学》、《墨子与诸子之异同》、《诸子墨论述评》、《历代墨学述评》。 关于墨子之大略,作者指出,墨子唯一之主义在于“兼爱”,由此出发,墨子主张非攻、尚同、明天志、节俭、节用、非乐、节葬、非儒、非命、明鬼、尚贤、贵修身。为使论明清晰,有《经》及《经说》诸篇。为使天下人尽信而不攻战,必须寻究守御之法,故有《备城门》、《备高临》诸篇。这也就是《墨子》书诸篇的条理。

易白沙著。发表于1916年2月《新青年》第1卷第6号和1916年9月《新青年》第2卷第1号。文章通过对孔子学说的学理分析,揭示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尊孔、祭孔、垄断天下之思想,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实大悖于孔子之精神。作者认为,儒学是春秋季世显学。孔子作为儒学之创始人,“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但孔子之学只是儒家一家之学,“不过九家之一”。而各家学说,各有偏颇,故孔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然这于古于今都是不现实的。作者指出,从汉武帝起,身处闭户时代的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以后历代统治者皆傀儡孔子,“国人惟冥行于滑稽尊孔之彀中,八股试帖,俨然衣钵,久而久之,遂成习惯”。然而“典礼愈隆,表扬愈烈,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是由于孔学自身有弊害。即:“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因此,成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该文是《新青年》上第一篇公开指名向孔子挑战的文章,因而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颇大。

哲学论文。近代易白沙撰。刊于《新青年》1915年至1916年第1卷第2、5号、第2卷第1号。作者通过对周秦诸子各家比较,认为唯有墨子“差可益于国人”,企图“扬此绝学”,使“志士仁人,起而行之”。在“墨学之起源”一章,全面考察古代典籍中关于墨学起源的各种说法,如官守说、史家说、儒家说、道家说、大禹说等。作者认为“诸说涂辙虽异,归宿则同”,它说明墨家学说的“广大无涯,取精用宏,非一朝一夕突然创立者也”。在“墨子历史”一章,对墨子之姓名、国籍、时代、遗事进行了全面探讨。作者对《史记》关于墨子生平事迹介绍不详深感遗憾:“惟附数语于《孟子荀卿列传》,且不能定其时代。墨子为周季一大宗派,纪载如此简略,此史公之疏也。”推崇清人孙诒让《墨子闲诂》,认为它“考订精审,为诸说所不逮”。在“墨经”一章,认为:“《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阐明逻辑,为全书之纲要,《墨经》之名,所以立也。”对于《墨子》一书与六经之关系,作者指出:“盖墨家别树旗帜,卓然成一家之学。其书所依据之六经,亦与孔子所删订之六经,绝不相类。所引夏书、商书、周书,孔子未删之书也,所征之诗,孔子未删之诗也……故墨家学术博大,与孔子并称显学。”此外,对《墨经》中一些文字也进行了训诂。

二卷。宋陈大猷 (生卒年不详)撰。其字、号均不传,两浙路东阳(今属浙江省)人。绍定二年(1229)进士,由从仕郎历六部架阁,事迹不详。大猷论《尧典》“敬”字条下,首举“心之精神谓之圣”,其学盖出于杨简。大猷先有《尚书集传》,《或问》专论前书去取诸说之故,与朱熹《四书或问》体例相同,持论与朱熹多有不同。陈大猷嘉熙二年(1238)三月《进书表》称“臣所编《书集传》十二卷,《集传或问》三卷,缮写成一十五册。”是该书本名《集传或问》,卷数当为三卷。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宋刻本,题“《书集传》十二卷、《或问》二卷”,是此书宋时已省称《或问》,卷数亦改并为二卷。现有元刻本,藏北京图书馆,《书集传》十二卷、《或问》二卷俱在,《总目》谓“《集传》 已佚”,不确。

西方哲学论文集，王国维撰，王国维是中国进行纯粹的西方哲学研究第一人，其在康德哲学、叔本华哲学及尼采哲学的研究上，造诣精深。

唐代柳宗元著。中国战国时代楚国大诗人屈原曾著《天问》,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提出一系列问题。柳宗元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著成《天对》一书。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元气,在天地尚未形成之前,“惟元气存”。元气快速运动(吹)就是阴,慢速运动(吁)就是阳。元气快慢运动产生阴阳,阴阳相互作用产生天地万物。天地万物都是元气自然形成的,不是造物主的创作,也没有什么功劳。人类社会也不是天命主宰的,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称霸天下,后来子孙残杀,虫流出户,不是天命反复变化,而是由于他自己骄傲自满,用人不当。对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和一些自然现象,柳宗元也都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分析。宋代晁补之说:“宗元为《天对》以媲《天问》,虽问对相反,其于发扬则同。……《天问》因对而益彰。”可见《天对》是进一步阐发了《天问》的思想。《天对》收入《柳河东集》卷十四。另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11月出版《天问天对注》。

王国维著。王国维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建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通过对于康德和叔本华哲学的介绍，提出了他自己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追求真理的学问。同时他还对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做出了分析，并试图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整理中国哲学的资料，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大影响。王国维认为理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理即“理由”:就自然界说，一切事物必有所以存在之故，即理由;就人的知识说，一切命题必有其论据、亦即理由，所以充足理由律为“世界普遍之法则”与“知力普遍之形式”。狭义的理即“理性”，就是“吾人构造概念及定概念间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王国维根据康德、叔本华的观点，以为理由、理性都是“主观上之物”，并无客观的意义。但是“朱子之所谓理与希腊斯多噶派之所谓理，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

十七卷,汉董仲舒著。《汉书·董仲舒》载其“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宋代有四种本子,多少不一。至明楼郁,乃定为十七卷,八十二篇,缺三篇,实七十九篇。颜师古注以《竹林》、《玉杯》、《蕃露》都是书名,而今《春秋繁露》中有《竹林》、《玉杯》,故《崇文总目》、程大昌等都有怀疑、攻驳之论。但大多数认为,其书基本可信是董仲舒所作。书中以孔子为素王,《春秋》为一王大法;提出三统、三世诸说;对《春秋》笔削褒贬,微言大义探讨极多;借阴阳五行论说《春秋》灾异,建构天人感应的学说;借解释“春王正月”,论证君权神授与大一统等等,较为全面论说了《公羊》学的基本理论。是汉代《公羊》学派的重要代表作,对其后的《公羊》学发展影响深远。

梁实秋著。人生，不过是一段来了又走的旅程，有喜有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地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 梁实秋一生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任情不随于俗，不拘礼法，任性不羁，始终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他有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人生趣味，对他人概不艳羡，亦不模仿；他总是以“有趣”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即便面对令人不快的事情，他也做着愉快的文章，令人易生亲切、有趣之感。 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不管世风如何浮躁，都尽量保持一份高雅、恬静和淡然。如果我们用如此的心态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将会发现世界充满美好、光明，即使人生愁苦也会呈现新的色彩。

本书部分内容来自于梁启超在1926年出版的专著《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一书，加入评注者从当今角度的注解，使读者产生很强的代入感。在书中，梁启超讲解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学，“致良知”之学，追根溯源，探讨心学内核，廓清王学后人以及后世对阳明心学的误解，对于有意阳明心学的学者，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也适合于传统文化爱好者、教师、学生、研究人员参考。

方东美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出版。 该书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中国人生哲学概要”,原系作者抗日战争前通过中华民国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青年所作的广播稿。当时曾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汇集成册出版。赴台后,先知出版社出版。本书第一部分即根据先知出版社1978年第5版编印。第二部分是作者英文原著《中国人的人生观》(The Chinese Viewof Life)的中译本(译者为冯沪祥)。除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外,两部分的内容大致相同。 该书的宗旨是向人们展示中国先哲的智慧,特别是中国人的“心态”。所谓“中国心态”扼要来说,就是“深体广大和谐之道,因而了悟世上所有人类与一切生命都能浩然同流,共同享受和平与福祉”,其根本要旨便是“体会到不论是人或宇宙,都足以生生不息,创进不已”。围绕这个中心,作者阐述了中国先哲的宇宙观、人性论、生命精神、道德观念、艺术理想和政治思想。第二部分还特辟一章阐述中国人的智慧。

牟宗三主讲,林清臣记录,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3月出版,225页。 这些讲辞是作者1980年在台湾大学继《中国哲学十九讲》后而续讲的,经笔录者联贯整理后先发表于东海大学《中国文化月刊》,后复转载于《鹅湖》杂志。 这些讲辞多为在比较中讲述中西哲学,其大致内容是:第一讲,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哲学真理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第二讲,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国哲学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哲学所关心的重点在“自然”。第三讲,西方哲学的传统:柏拉图传统,莱布尼兹、罗素传统以及康德传统。从莱布尼兹、罗素传统说起——莱布尼茨思想之下委与上提。第四讲,康德的“经验的实在论”与“超越的观念论”,此对反于“经验的观念论”与“超越的实在论”;由经验的实在论融摄知识范围内一切实在论的思想,由超越的观念论融摄一切关于智思界者的思想。第五讲,康德的经验意义的二元论与罗素的中立一元论:超越意义的二元论不能成立。第六讲,经验的实在论开感触界,超越的观念论开智思界:中西哲学对此两界之或轻或重,或消积或积极。第七讲,一心开二门:中国哲学对于智思界是积极的,对于感触界是消极的(就成立知识言);西方哲学则反是。第八讲,只康德的经验的实在论与超越的观念论所开的两界可以与中国哲学会通:进一步讲经验的实在论如何使主观的表象涉及对象而可以客观化。第九讲,使主观表象客观化的是发自知性主体之形式,犹若“立于礼”。第十讲,未决定的对象与决定了的对象。第十一讲,范畴之发现:知性之听性格与存有论的性格。第十二讲,范畴之形而上的推证与超越的推证。第十三讲,“知性为自然立法”之意义:此是否主观主义?第十四讲,现象与物自身超越的区分,感触直觉与智的直觉之对比以及直觉的知性与辩解的知性之对比,中国哲学肯定人可以有智的直觉。 本书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