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十二卷。徐庭垣撰。徐庭垣，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曾官新昌县丞。徐庭垣《自序》驳宋以来诸儒所谓孔子特笔之失曰：“世但知推尊圣人，而不知孔子当日固一鲁大夫也。于周天子则其大君，于鲁公则其本国之君，于列国诸侯，则俱周天子所封建，与鲁君并尊也。身为人臣，作私书，以赏罚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乱之为，而谓圣人肯为之乎?如谓所诛绝者非在伍之王公，岂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诛之乎?昌言无忌，祸之招也。纵曰深藏其书，不轻示人，然圣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图幸免，亦必无之事矣。举世袭先儒之论，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号，黜当代公卿，其将何辞以遇之?”徐氏之攻诸儒，正所谓以谬攻谬，其失一也。又云：“观《春秋》一书，与《礼经》相表里，礼存其体，而《春秋》着其用。故必先达于礼而后能达于《春秋》也。”又云其书之体例云：“以《左传》之事实质经，以经之异同辨例，于《公羊》、《穀梁》二传以汉晋宋诸儒论释其合于义例，先后无悖者，不复置议。如其曲说偏断，理有窒碍，则就经文先后之例以驳正之。”其书亦时有考证，如隐公年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公》、《穀》以克为杀，徐氏引庄公之语“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证克为“角而得俊”之辞。《四库》系据抄本收录。

九十卷。程公撰。程公说字伯刚，号克斋，丹稜(今属四川)人，宋代着名经学家。此书采用《史记》之纪传体体例重新编排原为编年体的《左传》。其第一部分为《年表》，包括周王及列国、王后，鲁、晋、宋、郑四国执政之卿，共九卷。第二部分为《世谱》，包括王族、鲁晋宋郑卫等国之公族以及诸臣，于鲁国则另增妇人名、仲尼弟子，燕则有录无书，附有考异，共七卷。第三部分为《名谱》，凡见于《春秋》经传之人，分列国君臣、古人物、五官五正、五纪官、四夷名录五类录之。第四部分为《书》，有《历书》(实为春秋长历)、《天文》、《五行》、《疆理》、《礼乐》、《征伐》、《职官》七门，共二十六卷。其中最重要的是《疆理书》，附有地图，又有《地理释异》，最便学者检阅。第五部分相当于《史记》之《纪》，有《周天王事》、《鲁事》，共八卷。第六部分为《世本》，相当于《史记》之《世家》。以晋、齐、卫、陈、郑等国分为大国、次国、小国列之，其事则以经传所载分隶之。条理分明，叙述典赡，后还有《附录》，共三十八卷。此书之编纂，既便于初学者检索，亦便于研究者探讨，故《四库提要》誉之曰“诚读《春秋》者之总汇也。”程氏既重视《左传》之史实，亦兼采《公羊》、《穀梁》，旁及诸子。其全书大旨，则仍以胡安国之说为宗。此书卷首《述纲领》云：“以圣经为本，而事则按《左氏》；其《左氏》间若近诬，则采《公羊》、《穀梁》及先儒义之精者以证之；文句有小未安者，用啖赵《集传》例，颇为删削；若所论述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取程氏、胡氏之论；杜预为《左氏》学祖，其师说今注虽本之，而至其曲说以求通，则不免有所更定，别以新注。”淳璠三年(1243)，程公说之弟程公许刻其书于宜春，此本今存。

十四卷。高士奇撰。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清代着名史学家、经学家、诗人。康熙二十四年，高士奇奉敕撰《春秋讲义》，因考订地理，撰成此书奏进。然据阎若璩《潜丘札记》，则此书之实际作者乃徐善(字敬可，《四库提要》作徐胜，误)。其书以《春秋》经传地名分国编排，首列国都，次及诸邑，每一地名之下，先录本文，次详杜注，然后以先儒注疏及各史志传参考之。其《自序》云：“元凯所注，十得八九，其有阙而失据者，则京相旸之《春秋土地名》三卷、郑樵《春秋地名谱》十卷，杨湜《春秋地谱》十二卷，以及郦善长注《水经》、陆淳《春秋纂例》、张洽《春秋集传》多所考居，补元凯所未备。”其书考证颇为精核，如：“瓦屋”条云：“隐八年，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杜注：周地。臣谨按：《传》称会于温、盟于瓦屋，瓦屋距温当不远，故杜注言周地也。或言东昌府濮州观城县四十里有瓦屋城即三国会处，去温甚远，不可从。”又“邬”条云：“隐十一年王取邬、刘、蔿、邗之田于郑。杜注，邬刘二邑在河南，缑氏县西南有邬聚、西北有刘亭。蔿、邗，郑邑。臣谨按：乌有二，《后汉书》缑氏有邬聚，即此地，今在偃师县西南；晋司马弥牟为邬大夫，在汾介休东北。”其书由于是进呈御览之作，故清儒颇为推重。徐乾学《序》赞其“搜采之博，考辨之精”，“其用心之勤，则在乎贯通全经”，“此书非直元凯功臣，抑且为《禹贡》职方之嫡系”。朱彝尊《序》亦称其“考迹疆理多所厘正，简矣而能周，博矣而能要，无异聚米画也，振衣而挈其领也”。然此书亦时有贪多炫博，转致琐屑之弊。如鲁庄公筑台临党氏，遂立“党氏台”一条，而党氏台实与地名无关；又如晋以先茅之县赏胥臣，遂立“先茅之县”一条，却又不指明为何地。如此之类，曾是过求详备之失。揆其原因，大抵因其为进呈御览之作，故宁滥而勿缺。现存康熙二十七年高氏清吟堂刻本。

四卷。清江永撰。此书前三卷为考辨《春秋》经传之地理，第四卷则是为《春秋传说汇纂》一书中之《王朝列国兴废说》的地理考证加注。此书按经传秩序，对山、川、国、邑地名随文加以辨析，且只对旧说之未当者加以辨证，并确指今为何地。以简明为主，不旁摭远引，故名为“考实”。考辨精细为此书之最大特色，尤其对名同地异，注家缠绕混淆者，辨证特详。如《隐公元年传》“费伯帅师城郎”，杜注以为郎在高平方与县东南，江氏认为其地在“今废鱼台县，去曲阜二百里许”，与鲁隐九年之“城郎”，鲁桓十年之“战于郎”，鲁庄十年之“次于郎”之“郎”乃同名而异地。后者为鲁近郊地名，即《公羊传》所谓“吾近邑”。并引《左传》记公子偃自雩出门，先犯宋师，证郎在鲁郊，又引鲁哀公十一年“师及齐师战于郊”，《礼记·檀弓》作“战于郎”为佐证。又如《左传》鲁僖公三十年“许君焦、瑕”，杜注以为“晋河外五城之二邑”。江氏则认为是以焦、瑕代表晋河外五城，此《水经注》以考定郇城在解故城东北二十四里，瑕城去解西南五里，郇瑕二地相距约三十里。且认为以预于成公六年注合郇瑕为一，于僖公十五年注以瑕吕为姓，皆失之。江氏精通音韵，然其于音近通转之考证法却极为谨慎。如《左传》庄公八年，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杜注：“齐地。临淄县西有地名葵丘。”《春秋传说汇纂》据《后汉书》又举一地，云“西安县有蘧丘里，亦名渠丘，即古葵丘地。今青州府临淄县西三十里有西安故城，葵丘在其处。”葵、蘧、渠古音十分接近，但江氏不用音韵，其考辨云：“今按《水经注》西安县之渠丘，时水所迳；齐西之葵丘，系水所迳，则是二地。京相旸曰：‘葵丘在临淄西五十里’。若渠丘在西安者，齐公孙无知邑。”此书多采《春秋传说汇纂》及《大清一统志》之说。此书撰成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现存阮刻《经解》本。

五卷。清毛奇龄(1623－1713)撰。毛奇龄，又名甡，字大可、齐于，号初晴，学者称为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兼工书画，与毛先舒、毛际可齐名，为“文中三豪、浙中三毛”之一。本是明朝诸生，明末遁隐，康熙间以诸生荐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任《明史》纂修官，后以病请归，不复出。毛奇龄品目严峻，喜驳辩以求胜，一时士流多忌之。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善诗文，工音律。平生着述宏富，除《辨定祭礼通俗谱》外，还有《仲氏易》、《推易始末》、《河图洛书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春秋毛诗传》、《春秋属辞比事记》、《乐本解说》、《古今通韵》、《易韵》、《经问》、《四书改错》、《中庸说》、《大学证问》、《周礼问》、《诗传诗说驳议》、《诗札》、《毛诗百官记》、《舜典补亡》、《西河合集》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其书目有四十余种，后人编为《西河全集》。《辨定祭礼通俗谱》是研究《祭礼》之书，取古礼而酌以清制，所论“祭礼”务必融入人情，以通俗为准则，但不免有违古义。然其对“祭礼”大致斟酌变通，凡古礼之必不可行，将俗礼之误托于古者，剖析考证亦往往明晰准确，为研究“祭礼”各成一家。可为后人研究“祭礼”之参考。版本有清同治十年(1871)《四礼从宜》刊本、《西河合集》本、《西河全集》本。

作为晚明佛教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智旭，自幼受到程朱学派的熏陶与感染，后来转而成为佛教的信仰者，其一生都致力于佛教的复兴与三教的融合。他在坚持不懈地研习佛法，笃实修行的同时，极力主张儒佛会通。其著作《四书蕅益解》为晚明佛教界儒佛会通的代表作，体现了晚明佛教界调和儒佛的成就，也显示了佛教界在处理儒佛交涉问题上的日趋圆熟。蕅益在重新注解《四书》时，有意识地与朱子学对立，力图打破当时朱子四书学的范式，而以佛家旨意诠释《四书》，冀望藉此以儒扶佛，复兴佛教，达到引儒门同归佛海的目的。

十二卷。清周召(生卒年不详)撰。召字公右，号拙庵，衢州(今浙江省衢县)人。康熙初，官陕西凤县知县。是书为其在耿精忠叛乱期间避兵山中所作。双桥，乃其山中所居之地名。该书卷端标名《受书堂集》，而《双桥随笔》为其子目，可能为全书中之一种。书前有自序，称“老生常谈，诚不足采，而药石之言，原以针砭儿辈，与世无关。所自矜者，集中大意在于信道而不信邪，事人而不事鬼，言理而不言数，崇实而不崇虚。窃以为独立之见，若中流一砥”。虽有自诩太过之嫌，但对于明末士大夫阳儒阴释、空谈性命之弊，所言颇为深切。因该书为随笔记录，意到即书，故不免有重复冗漫之处。该书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四库全书》 本等。

二卷。 明袁袠 (1502—1547)撰。袁袠字永之，号胥台，吴县 (今属江苏) 人。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选庶吉士。历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广西提学佥事等职。以病告归，读书于横塘别业。著有《皇明献实》、《袁永之集》等书。此书共二十篇，分别为 《官宗》、《遴传》、《简辅》、《降交》、《诱谏》、《广荐》、《崇儒》、《遗士》、《裁阉》、《汰异》、《距伪》、《抑躁》、《久任》、《惜爵》、《惩墨》、《节浮》、《革奢》、《正典》、《实塞》、《均赋》，所论皆指陈时弊，切中要害，毫无所隐。作者在自《序》中，以“凿柄异用，竽瑟殊好，空言无益，祇增多口”之语，指斥不务政事的文臣武将。他在《距伪》篇中谓“今之伪者则不然：其所诵读者，周孔之《诗》、《书》也; 其所讲习者，程朱之传疏也;而其所谈者，则佛老之糟粕也”。“党同而伐异，尊陆以毁朱，不出老生之常谈，庸人孺子皆知其非，而士之好名利，趋富贵者，方以为孔孟复出也”。即指斥姚江末流之弊。其他所论，亦皆忧时感事，发愤而作。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等。

四卷。明崔铣(1478—1541)撰，崔铣字子钟，一字仲凫，号后渠，又号洹野，安阳(今属河南)人。弘治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因忤宦官刘瑾，出为南京稽勋主事。瑾败、召还翰林，晋侍读。后任南京国子祭酒，因上疏忤帝，勒令辞官，家居十六年。以太子立，起为侍读学士，转南京礼部右侍郎。其学以程朱为宗，抨击王守仁之学不遗余力，斥王守仁为霸儒。著有《文苑春秋》、《读易余言》、《彰德府志》等。此书前三卷曰 《述言》，皆为语录之类。后一卷曰 《说象》，专论六十四卦象之义。他在自 《序》中谓，退居相台十年，非圣人之志不存，非《翼经》之文不阙，乃札记所明，稍修章句，名曰 《士翼》。他在书中认为，理常聚而气亦常聚，气若散而理亦散，气散则理无所附。性之所寓曰 “心”，心之所具曰 “理”。理即性，心乃发用此理亦即发用此性者。天命即为性，故物之理即吾心之理。因性即理，所以性乃仁义而已。但性有等，其原因在于气。他在书中又认为，谈理至宋人而精，然而滋蔓;讲学至宋人而切，然而却空;汉唐的小人易见，宋代的小人难知; 汉唐的君子可信，宋代的君子当考; 去《序》而言 《诗》，背左氏而言 《春秋》，必然荒谬。又认为，其世治者，其言公布于众;其世兴者，其论公布于朝;其世衰者，其论公布于野。公论不可一日而发。其言皆为讲学家所深讳，而作者侃侃而谈，直抒无隐，可谓皎然而不自诬其心。至于萧何荐举曹参为克己归仁之语，虽然意有所寓，然而未免失当，乃白璧微瑕。有 《崔洹野集》本，《四库全书》本。

清圣祖著,清世宗训。一册,一卷。书前有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御序,同年武英殿刊印。原名“圣谕十六条”。清康熙帝撰写颁布。全面系统地宣扬封建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以为约束臣民。内容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勤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追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雍正帝认为它“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本末精粗，公私巨细”，皆己囊括无遗。为了进一步向百姓灌输封建道德，雍正于每条上加注释，改名为《圣谕广训》，并刊刻颁发，大力宣扬，各府州县学官，每月朔望两日，择地聚集士庶，宣读《圣谕广训》条文。在乡村除宣读外，还要用通俗语言解说，雍正帝希望以之“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器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室家和平”(《圣谕广训序》)。明确表明颁布和宣讲《圣谕广训》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秩序，使其成为清朝统治者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

二卷。清代李塨(1657—1733)撰。全书摘录四书五经中的“为学”之道，以申明作者关于“古圣学规，固不可不亟明于世矣”的观点。其中第一卷摘录了 《论语》中关于学规的内容三十九条、《中庸》中关于学规的内容三条、《孟子》中关于学规的内容十一条等;第二卷摘录了《尚书》中关于学规方面内容三条，《易经》中一条、《诗》中一条、《周礼》中八条、《礼记》 中九条。有 《李恕谷遗书》本、《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一卷。宋李邦献(生卒年不详)撰。李邦献，怀州人，太宰邦彦之弟，官至直敷文阁。是书，在宋有临安刊本。题为林逋撰，或为尹焞撰。至宋濂《跋》其书，则谓逋固未尝著，焞亦因和靖号偶同而误，皆非其实。而王泌所编《朱子语录》续类内，有《省心录》乃沈道原作之文。必有所据，当定为沈本。云云。史无定论。今考 《永乐大典》具载是书，共二百余条，盖依宋时椠本全帙录入。前有祁宽、郑望之、沈浚、汪应辰、王大实五序;后有马藻、项安世、乐章三跋，并有邦献孙耆冈及四世孙景初跋三首，皆谓是书邦献所作。耆冈且言曾见手稿。其说出于李氏子孙，可证。又考王安礼为沈道原作 《墓志》，具列所著 《诗》、《传》、《论语解》等书，并无 《省心杂言》之名。足证确非道原作。宋濂考之未审。是书简要，质而能该，于范世励俗之道颇有发明，谨理正谬误，定为李氏之书，而考证其异同。有 《永乐大典》本。

《省心录》是北宋著名诗人林逋所著，宋仁宗在其去世以后追封谥号“和靖先生”，所以后世也常称其为和靖先生。林逋自由好学通晓经史百家，但性情却恬淡无争，隐居于杭州西湖边的孤山之上，一生未做官也未娶妻生子，林逋喜好养鹤种梅，常与世人道自己有梅妻鹤子，意思是将梅花当做自己的妻子，把鹤当做自己的孩子。陆游曾称赞其书法造诣高绝，苏轼也赞其文采折服与林逋的人品。林逋其著作存世不多，现留存于世词三篇，诗三百余首，书法作品仅三幅。《省心录》是林逋将其思想整合而出的佳句小集，劝诫世人从心向善，传授为人处世的要领。许多言论精妙至极，直指人心。书中的这些金玉良言好比陈年佳酿，历久弥新，相信能为今天的人们在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搔首问》写成于清康熙二十七年即1688年船山70岁之后，即船山年71或72所作。民国四年，湖南船山学社社长刘人熙从衡阳刘氏借得康熙间抄本《搔首问》，首次石印行世。刘人熙尚作一小序冠于前，言“《搔首问》者，即屈子之《天问》。明社既屋，中原陆沈，志士仁人，肝脑涂地，无补天倾。抱孤心而诉苍旻，天帝亦疑于醉矣。然默赞神化以俟数百年之远复，则韦布之功，贤于台鼎。船山之搔首而问者，造物者不难一一条答，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也。知此，然后可以见船山之心，学船山之学，读船山之《搔首问》。”

十二卷。清陆陇其撰。此书原名《日钞》，皆陆氏平时札记之文，未分门类。其甥陈济为之排次成编，亦不立标题，而基本有类可寻。一卷至四卷皆说五经;五卷、六卷皆说四书，又附《太极图说》、《近思录》、《小学》数条;七卷、八卷皆说诸儒得失;九卷至十二卷皆说子史，亦间论杂事。全书共359条，所论皆有根据，不为臆断之言，对于古今之事，必欲穷究原委，辨别是非。《四库全书总目》称陆氏“为国朝醇儒第一，是书乃其绪余”。书中对于朱、陆之异同，莫不委曲详明，剖析疑似，而词气平和，未尝严分壁垒，以诟厉相争。该书关于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多所涉及，亦皆精核，凡汉注唐疏为讲学诸家所不道者，亦皆精研覃思，多所取裁。该书有《陆子全书》本、《四库全书》本、三蕉书屋刊本等。

北宋理学家王开祖生平讲学语录。1卷。开祖字景山，永嘉人，仁宗皇祐五年 (1053年) 进士。时濂洛 (指周敦颐、程顥、程颐) 之说未兴，讲学者犹家自为说。开祖以孟子以来道学不明，“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滛邪之路，辟皇极之门” (《儒志编·原序》)讲明圣道为事。然其著作湮没不传，唯《儒志》一编为门人弟子传习。明王循官永嘉时，搜访遗佚，编辑此书传于世。首章言 “復者性之宅，无妄者诚之原”，又继言 “学者离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恶”。认为 “使孔子用于当时，六经之道，不若今之著矣”。末章指出 “孟子以来道学不明，吾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是书主旨在于讲明孔孟之道，治国修身之要。是研究永嘉学派渊源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收录。

十八卷。明黄道周(1585—1646)撰。黄道周字幼平，一作幼玄，号石斋，漳浦 (今属福建)人。天启进士，选庶吉士，散馆补编修，以终养归。崇祯时任右中允。南明时任礼部尚书。他对 “性”、“情”等多有论述，曾深辨宋儒气质之性之非。著有 《易象正》、《三易洞玑》、《太函经》等书。作者自崇祯五年(1632)起家居，讲学于漳浦北山，崇祯七年(1634)夏就芝山之正学堂为讲舍，于崇祯八年(1635)冬召任原官，始罢讲。此书为作者家居时讲学的语录汇编。本书的前十六卷即自崇祯七年五月至崇祯八年冬的讲学语录，第十七卷为作者答复友人的问难之书。第十八卷为答同年蒋德璟所问，为黄道周的弟子所代答，并附蒋德璟原问十八条于后。全书以问答的形式整理而成。每卷分载所编弟子姓名、每卷前又各缀以黄道周的题识。全书的大旨以致知明善为宗，主要宗法于朱熹之学。如他在书中认为，人之性初本无智愚之别，是由积习所造成智愚之分，只要“克己”，把先天本性发挥出来，“便是格物物格”，致知知至。千古圣贤学问只是“致知”。所谓 “致知”，只是 “知止”。此“止”字，只是至善。他重视“慎独”，认为“慎独”的关键是“时时守中”，即保持中庸。其他关于天文、地志、经史、百家之说，无不随问阐发，不作性命之空谈。由于作者博学贯通，故能有叩必竭，响应不穷。虽然词意间涉深奥，而指归则大体可识。明儒语录多陈因迂腐，为博学之士所轻，黄道周的《榕坛问业》可一雪其弊，故为后世学者所重。有明刊本、清刊本、《四库全书》本。

明胡广等于永乐十二年 (1414年) 奉诏纂集，次年告成。70卷。《四库全书》本为37卷，卷首载有《春秋大全序论》、《春秋大全诸国兴废说》、《春秋大全列国图说》、《春秋大全年表》。其书沿袭元人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稍为点窜。《四库全书总目》云： “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曰： 永乐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42人，其发凡云： 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实则全袭《纂疏》成书，虽奉敕修，实未纂修也” 。顾炎武《日知录·四书五经大全》条云： “仅取巳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 ; “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有《四库全书》本。

二卷。张以宁 (1301—1370)撰。张以宁字志道，古田(今属福建)人，元末著名经学家。泰定年间进士，官至翰林侍读学士。以博学强记擅名于时，人呼“小张学士”。明灭元，复授侍读学士。史称元故官来京者，危素以及以宁名尤重，危素长于史，以宁长于经。洪武初，奉使册封安南王，还卒于道。张以宁家古田翠屏山下，学者称“翠屏先生”。除此书外，张氏还撰有《胡传辨疑》、《翠屏集》。此书成于洪武三年出使安南之时。《春秋》一书所采用之历法为周正，汉以来对此无异议。唐刘知几《史通》始以《春秋》用夏正，宋程颐步其后尘，而胡安国本程颐之说而倡夏时冠周月之说，元程端学《春秋或问》又加以发挥，遂使这个本无问题之问题更加繁杂化。此书引用《春秋》经传、《易》、《诗》、《古文尚书》、《礼记》、《周礼》、《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有关材料，排比分析，以驳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论据确凿，观点成立，足可以破胡氏之说。但其书有两大缺点：一是作为主要证据的是伪《古文尚书》;二是未认识到春秋之时各诸侯国或用商正 (如宋)，或用夏正 (如晋)，故未能抉其本原。现存明宣德元年刻本、清 《通志堂经解》本。

一卷。宋刘敞撰。此书与杜预《春秋释例》、陆淳《春秋纂言》相类，旨在发凡举要，阐明其《春秋传》褒贬之例，实为其《春秋传》一书之纲领。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原书凡四十九条，然无传本。今本是 《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只得二十五条，“且多零篇断句，不尽全文”。《春秋》一书之例(亦称义例》是历来治《春秋》者最为关切的热点。《公羊》、《榖梁》二传以阐发《春秋》大义为主，认为《春秋》大义主要在例中; 《左传》 以事说经，亦有所谓 “五十凡”。三传对《春秋》之例已是大不相同，而后儒之说《春秋》又例，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春秋》有例无例，是鲁史旧例或是孔子所创之例，可以说是涉及《春秋》一书性质的根本问题。此书之说例，虽是为其书而作，实则仍是说《春秋》之例。如《遇例》条云：“公与诸侯遇，志也，外遇不志也。其志者，以我有事接之也。所以谓外遇不志者，遇者小事，小事不志。”现在学者一般认为，所谓《春秋》之例，实际上是修史的一些用辞惯例，即使是这些例，《春秋》也未完全划一。因此，用例来阐明《春秋》大义，必然只能是臆度妄断。而刘氏之说例，即使不涉及所谓大义，也多臆说。如《弗不例》条云： “弗者，诡辞也; 不者，直辞也。”此书于宋哲宗时被旨刊行，现存有宋嘉定九年汪纲刻于新安本、宋邵氏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汪刻丛书本、聚珍本、闽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 《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 《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 《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

二十卷。旧题宋沈棐(生卒不详)撰。又据嘉庆四年庐陵谭月卿《序》，则称为莆阳刘朔撰，并说他亲见刘氏家本，不知其依据何在。此书原名《春秋总论》，陈亮更以今名。前以周天王、齐桓、晋文二伯及鲁、晋、齐、宋、郑诸国类次，后以搜狩、郊、盟会、朝聘、侵伐、战、救、遂、夷狄等事迹相近者类比而为之说。如“齐桓公”条下列“会十五”、“诸侯十四国从齐终始”、“小白抑强楚、卫诸侯”、“小白侵伐并吞执大夫”、“救国城国”、“三伐戎”诸条论述分说。再如“会”条下先释“会”义，再详列“经书公会一国者十有八”、“经书称会公者三”等十一条，收集经文、分类排次，最后为“总论”。宋代经学受啖赵影响，主弃传就经，于经中直寻大义，此书即是迎合这一时尚而编纂的。故陈亮《序》称此书“即经类事，以见其末，使圣人之志可以舍传而独考，此其为志亦大矣。”但此书之编纂的确有助于《春秋》一书之研究，如果摒弃其陈腐之议，至今仍是一部研究《春秋》有用的工具书。此书于元至正年间初刻于金华，此本今存。

三卷。南宋戴溪撰。戴溪字肖望，人称岷隐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别头省试”第一，官至兵部侍郎。曾奉太子赵询之命类编《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资治通鉴》等书，著有《石鼓论语答问》、《易经总说》、《曲礼口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等。谥文端。光宗时，戴溪领石鼓书院山长期间撰此书，故名《石鼓论语答问》。此书阐发《论语》义理，持论较平允，但于名物训诂方面间有疏误，虽然如此，仍不失为一本较有价值的书，朱熹以为近于道。《四库全书》底本为江苏巡抚采进本。

考订《方言》的著作。周祖谟撰。书前有作者1950年自序。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合吴晓铃《方言校笺通检》为《方言校笺及通检》出版。是书以宋李孟传刻本为底本，参酌清载震、卢文弨、刘台拱、王念孙、钱绎等人整理过的本子，并旁征字书、韵书、类书及其他典籍所引《方言》及郭璞注文，详论各家是非，细加比勘。所用主要参考书宋代以前者即达三十多种。其中原本《玉篇》残卷、《玉烛宝典》、慧琳《一切经音义》、《倭名类聚抄》、王仁煦《切韵》《唐韵》残卷等均为清人所未见。是书集前人之大成，又多所创获，对讹字、脱字、衍文及错乱之处的订正，甚为精当。罗常培序称之为“后出转精的定本”。书中所附《方言地名简要图》，对了解汉代方言分区，亦甚有裨益。罗常培序及作者自序论述了《方言》的作者、性质、价值等问题，并有对于研究《方言》的著述的评价，亦甚有参考价值。《方言校笺》有1994年中华书局印本。

共1卷，雍正五年(1727)作序颁行。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行世。作为清朝第三位皇帝的世宗胤禛，继续坚持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对《孝经》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明确和自觉。其所制序文说：“《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为以孝塑造天下臣民之灵魂，使之忠顺，他仿其祖、其父之所为，向全国颁行《孝经》，鉴于《御定孝经注》成书较早，而《御定孝经衍义》“篇帙繁多，虑读者未能周遍”。故决定只 “专译经文，以便诵习”。他认为“《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因此在所注经文时亦力求简洁明了，其注完全仿照朱熹注《四书》之办法，以集注为之。注文连同经文共近万字。其篇幅略短于《御定孝经注》而释义更明。《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词旨显畅，俾读者贤愚共晓”。作者希望“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诵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蒸，跻比户可封之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