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十二卷。清周召(生卒年不详)撰。召字公右，号拙庵，衢州(今浙江省衢县)人。康熙初，官陕西凤县知县。是书为其在耿精忠叛乱期间避兵山中所作。双桥，乃其山中所居之地名。该书卷端标名《受书堂集》，而《双桥随笔》为其子目，可能为全书中之一种。书前有自序，称“老生常谈，诚不足采，而药石之言，原以针砭儿辈，与世无关。所自矜者，集中大意在于信道而不信邪，事人而不事鬼，言理而不言数，崇实而不崇虚。窃以为独立之见，若中流一砥”。虽有自诩太过之嫌，但对于明末士大夫阳儒阴释、空谈性命之弊，所言颇为深切。因该书为随笔记录，意到即书，故不免有重复冗漫之处。该书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四库全书》 本等。

二卷。 明袁袠 (1502—1547)撰。袁袠字永之，号胥台，吴县 (今属江苏) 人。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选庶吉士。历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广西提学佥事等职。以病告归，读书于横塘别业。著有《皇明献实》、《袁永之集》等书。此书共二十篇，分别为 《官宗》、《遴传》、《简辅》、《降交》、《诱谏》、《广荐》、《崇儒》、《遗士》、《裁阉》、《汰异》、《距伪》、《抑躁》、《久任》、《惜爵》、《惩墨》、《节浮》、《革奢》、《正典》、《实塞》、《均赋》，所论皆指陈时弊，切中要害，毫无所隐。作者在自《序》中，以“凿柄异用，竽瑟殊好，空言无益，祇增多口”之语，指斥不务政事的文臣武将。他在《距伪》篇中谓“今之伪者则不然：其所诵读者，周孔之《诗》、《书》也; 其所讲习者，程朱之传疏也;而其所谈者，则佛老之糟粕也”。“党同而伐异，尊陆以毁朱，不出老生之常谈，庸人孺子皆知其非，而士之好名利，趋富贵者，方以为孔孟复出也”。即指斥姚江末流之弊。其他所论，亦皆忧时感事，发愤而作。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等。

四卷。明崔铣(1478—1541)撰，崔铣字子钟，一字仲凫，号后渠，又号洹野，安阳(今属河南)人。弘治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因忤宦官刘瑾，出为南京稽勋主事。瑾败、召还翰林，晋侍读。后任南京国子祭酒，因上疏忤帝，勒令辞官，家居十六年。以太子立，起为侍读学士，转南京礼部右侍郎。其学以程朱为宗，抨击王守仁之学不遗余力，斥王守仁为霸儒。著有《文苑春秋》、《读易余言》、《彰德府志》等。此书前三卷曰 《述言》，皆为语录之类。后一卷曰 《说象》，专论六十四卦象之义。他在自 《序》中谓，退居相台十年，非圣人之志不存，非《翼经》之文不阙，乃札记所明，稍修章句，名曰 《士翼》。他在书中认为，理常聚而气亦常聚，气若散而理亦散，气散则理无所附。性之所寓曰 “心”，心之所具曰 “理”。理即性，心乃发用此理亦即发用此性者。天命即为性，故物之理即吾心之理。因性即理，所以性乃仁义而已。但性有等，其原因在于气。他在书中又认为，谈理至宋人而精，然而滋蔓;讲学至宋人而切，然而却空;汉唐的小人易见，宋代的小人难知; 汉唐的君子可信，宋代的君子当考; 去《序》而言 《诗》，背左氏而言 《春秋》，必然荒谬。又认为，其世治者，其言公布于众;其世兴者，其论公布于朝;其世衰者，其论公布于野。公论不可一日而发。其言皆为讲学家所深讳，而作者侃侃而谈，直抒无隐，可谓皎然而不自诬其心。至于萧何荐举曹参为克己归仁之语，虽然意有所寓，然而未免失当，乃白璧微瑕。有 《崔洹野集》本，《四库全书》本。

清圣祖著,清世宗训。一册,一卷。书前有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御序,同年武英殿刊印。原名“圣谕十六条”。清康熙帝撰写颁布。全面系统地宣扬封建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以为约束臣民。内容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勤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追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雍正帝认为它“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本末精粗，公私巨细”，皆己囊括无遗。为了进一步向百姓灌输封建道德，雍正于每条上加注释，改名为《圣谕广训》，并刊刻颁发，大力宣扬，各府州县学官，每月朔望两日，择地聚集士庶，宣读《圣谕广训》条文。在乡村除宣读外，还要用通俗语言解说，雍正帝希望以之“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器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室家和平”(《圣谕广训序》)。明确表明颁布和宣讲《圣谕广训》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秩序，使其成为清朝统治者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

二卷。清代李塨(1657—1733)撰。全书摘录四书五经中的“为学”之道，以申明作者关于“古圣学规，固不可不亟明于世矣”的观点。其中第一卷摘录了 《论语》中关于学规的内容三十九条、《中庸》中关于学规的内容三条、《孟子》中关于学规的内容十一条等;第二卷摘录了《尚书》中关于学规方面内容三条，《易经》中一条、《诗》中一条、《周礼》中八条、《礼记》 中九条。有 《李恕谷遗书》本、《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一卷。宋李邦献(生卒年不详)撰。李邦献，怀州人，太宰邦彦之弟，官至直敷文阁。是书，在宋有临安刊本。题为林逋撰，或为尹焞撰。至宋濂《跋》其书，则谓逋固未尝著，焞亦因和靖号偶同而误，皆非其实。而王泌所编《朱子语录》续类内，有《省心录》乃沈道原作之文。必有所据，当定为沈本。云云。史无定论。今考 《永乐大典》具载是书，共二百余条，盖依宋时椠本全帙录入。前有祁宽、郑望之、沈浚、汪应辰、王大实五序;后有马藻、项安世、乐章三跋，并有邦献孙耆冈及四世孙景初跋三首，皆谓是书邦献所作。耆冈且言曾见手稿。其说出于李氏子孙，可证。又考王安礼为沈道原作 《墓志》，具列所著 《诗》、《传》、《论语解》等书，并无 《省心杂言》之名。足证确非道原作。宋濂考之未审。是书简要，质而能该，于范世励俗之道颇有发明，谨理正谬误，定为李氏之书，而考证其异同。有 《永乐大典》本。

《省心录》是北宋著名诗人林逋所著，宋仁宗在其去世以后追封谥号“和靖先生”，所以后世也常称其为和靖先生。林逋自由好学通晓经史百家，但性情却恬淡无争，隐居于杭州西湖边的孤山之上，一生未做官也未娶妻生子，林逋喜好养鹤种梅，常与世人道自己有梅妻鹤子，意思是将梅花当做自己的妻子，把鹤当做自己的孩子。陆游曾称赞其书法造诣高绝，苏轼也赞其文采折服与林逋的人品。林逋其著作存世不多，现留存于世词三篇，诗三百余首，书法作品仅三幅。《省心录》是林逋将其思想整合而出的佳句小集，劝诫世人从心向善，传授为人处世的要领。许多言论精妙至极，直指人心。书中的这些金玉良言好比陈年佳酿，历久弥新，相信能为今天的人们在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搔首问》写成于清康熙二十七年即1688年船山70岁之后，即船山年71或72所作。民国四年，湖南船山学社社长刘人熙从衡阳刘氏借得康熙间抄本《搔首问》，首次石印行世。刘人熙尚作一小序冠于前，言“《搔首问》者，即屈子之《天问》。明社既屋，中原陆沈，志士仁人，肝脑涂地，无补天倾。抱孤心而诉苍旻，天帝亦疑于醉矣。然默赞神化以俟数百年之远复，则韦布之功，贤于台鼎。船山之搔首而问者，造物者不难一一条答，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也。知此，然后可以见船山之心，学船山之学，读船山之《搔首问》。”

十二卷。清陆陇其撰。此书原名《日钞》，皆陆氏平时札记之文，未分门类。其甥陈济为之排次成编，亦不立标题，而基本有类可寻。一卷至四卷皆说五经;五卷、六卷皆说四书，又附《太极图说》、《近思录》、《小学》数条;七卷、八卷皆说诸儒得失;九卷至十二卷皆说子史，亦间论杂事。全书共359条，所论皆有根据，不为臆断之言，对于古今之事，必欲穷究原委，辨别是非。《四库全书总目》称陆氏“为国朝醇儒第一，是书乃其绪余”。书中对于朱、陆之异同，莫不委曲详明，剖析疑似，而词气平和，未尝严分壁垒，以诟厉相争。该书关于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多所涉及，亦皆精核，凡汉注唐疏为讲学诸家所不道者，亦皆精研覃思，多所取裁。该书有《陆子全书》本、《四库全书》本、三蕉书屋刊本等。

北宋理学家王开祖生平讲学语录。1卷。开祖字景山，永嘉人，仁宗皇祐五年 (1053年) 进士。时濂洛 (指周敦颐、程顥、程颐) 之说未兴，讲学者犹家自为说。开祖以孟子以来道学不明，“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滛邪之路，辟皇极之门” (《儒志编·原序》)讲明圣道为事。然其著作湮没不传，唯《儒志》一编为门人弟子传习。明王循官永嘉时，搜访遗佚，编辑此书传于世。首章言 “復者性之宅，无妄者诚之原”，又继言 “学者离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恶”。认为 “使孔子用于当时，六经之道，不若今之著矣”。末章指出 “孟子以来道学不明，吾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是书主旨在于讲明孔孟之道，治国修身之要。是研究永嘉学派渊源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收录。

十八卷。明黄道周(1585—1646)撰。黄道周字幼平，一作幼玄，号石斋，漳浦 (今属福建)人。天启进士，选庶吉士，散馆补编修，以终养归。崇祯时任右中允。南明时任礼部尚书。他对 “性”、“情”等多有论述，曾深辨宋儒气质之性之非。著有 《易象正》、《三易洞玑》、《太函经》等书。作者自崇祯五年(1632)起家居，讲学于漳浦北山，崇祯七年(1634)夏就芝山之正学堂为讲舍，于崇祯八年(1635)冬召任原官，始罢讲。此书为作者家居时讲学的语录汇编。本书的前十六卷即自崇祯七年五月至崇祯八年冬的讲学语录，第十七卷为作者答复友人的问难之书。第十八卷为答同年蒋德璟所问，为黄道周的弟子所代答，并附蒋德璟原问十八条于后。全书以问答的形式整理而成。每卷分载所编弟子姓名、每卷前又各缀以黄道周的题识。全书的大旨以致知明善为宗，主要宗法于朱熹之学。如他在书中认为，人之性初本无智愚之别，是由积习所造成智愚之分，只要“克己”，把先天本性发挥出来，“便是格物物格”，致知知至。千古圣贤学问只是“致知”。所谓 “致知”，只是 “知止”。此“止”字，只是至善。他重视“慎独”，认为“慎独”的关键是“时时守中”，即保持中庸。其他关于天文、地志、经史、百家之说，无不随问阐发，不作性命之空谈。由于作者博学贯通，故能有叩必竭，响应不穷。虽然词意间涉深奥，而指归则大体可识。明儒语录多陈因迂腐，为博学之士所轻，黄道周的《榕坛问业》可一雪其弊，故为后世学者所重。有明刊本、清刊本、《四库全书》本。

明胡广等于永乐十二年 (1414年) 奉诏纂集，次年告成。70卷。《四库全书》本为37卷，卷首载有《春秋大全序论》、《春秋大全诸国兴废说》、《春秋大全列国图说》、《春秋大全年表》。其书沿袭元人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稍为点窜。《四库全书总目》云： “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曰： 永乐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42人，其发凡云： 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实则全袭《纂疏》成书，虽奉敕修，实未纂修也” 。顾炎武《日知录·四书五经大全》条云： “仅取巳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 ; “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有《四库全书》本。

二卷。张以宁 (1301—1370)撰。张以宁字志道，古田(今属福建)人，元末著名经学家。泰定年间进士，官至翰林侍读学士。以博学强记擅名于时，人呼“小张学士”。明灭元，复授侍读学士。史称元故官来京者，危素以及以宁名尤重，危素长于史，以宁长于经。洪武初，奉使册封安南王，还卒于道。张以宁家古田翠屏山下，学者称“翠屏先生”。除此书外，张氏还撰有《胡传辨疑》、《翠屏集》。此书成于洪武三年出使安南之时。《春秋》一书所采用之历法为周正，汉以来对此无异议。唐刘知几《史通》始以《春秋》用夏正，宋程颐步其后尘，而胡安国本程颐之说而倡夏时冠周月之说，元程端学《春秋或问》又加以发挥，遂使这个本无问题之问题更加繁杂化。此书引用《春秋》经传、《易》、《诗》、《古文尚书》、《礼记》、《周礼》、《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有关材料，排比分析，以驳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论据确凿，观点成立，足可以破胡氏之说。但其书有两大缺点：一是作为主要证据的是伪《古文尚书》;二是未认识到春秋之时各诸侯国或用商正 (如宋)，或用夏正 (如晋)，故未能抉其本原。现存明宣德元年刻本、清 《通志堂经解》本。

一卷。宋刘敞撰。此书与杜预《春秋释例》、陆淳《春秋纂言》相类，旨在发凡举要，阐明其《春秋传》褒贬之例，实为其《春秋传》一书之纲领。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原书凡四十九条，然无传本。今本是 《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只得二十五条，“且多零篇断句，不尽全文”。《春秋》一书之例(亦称义例》是历来治《春秋》者最为关切的热点。《公羊》、《榖梁》二传以阐发《春秋》大义为主，认为《春秋》大义主要在例中; 《左传》 以事说经，亦有所谓 “五十凡”。三传对《春秋》之例已是大不相同，而后儒之说《春秋》又例，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春秋》有例无例，是鲁史旧例或是孔子所创之例，可以说是涉及《春秋》一书性质的根本问题。此书之说例，虽是为其书而作，实则仍是说《春秋》之例。如《遇例》条云：“公与诸侯遇，志也，外遇不志也。其志者，以我有事接之也。所以谓外遇不志者，遇者小事，小事不志。”现在学者一般认为，所谓《春秋》之例，实际上是修史的一些用辞惯例，即使是这些例，《春秋》也未完全划一。因此，用例来阐明《春秋》大义，必然只能是臆度妄断。而刘氏之说例，即使不涉及所谓大义，也多臆说。如《弗不例》条云： “弗者，诡辞也; 不者，直辞也。”此书于宋哲宗时被旨刊行，现存有宋嘉定九年汪纲刻于新安本、宋邵氏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汪刻丛书本、聚珍本、闽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 《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 《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 《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

二十卷。旧题宋沈棐(生卒不详)撰。又据嘉庆四年庐陵谭月卿《序》，则称为莆阳刘朔撰，并说他亲见刘氏家本，不知其依据何在。此书原名《春秋总论》，陈亮更以今名。前以周天王、齐桓、晋文二伯及鲁、晋、齐、宋、郑诸国类次，后以搜狩、郊、盟会、朝聘、侵伐、战、救、遂、夷狄等事迹相近者类比而为之说。如“齐桓公”条下列“会十五”、“诸侯十四国从齐终始”、“小白抑强楚、卫诸侯”、“小白侵伐并吞执大夫”、“救国城国”、“三伐戎”诸条论述分说。再如“会”条下先释“会”义，再详列“经书公会一国者十有八”、“经书称会公者三”等十一条，收集经文、分类排次，最后为“总论”。宋代经学受啖赵影响，主弃传就经，于经中直寻大义，此书即是迎合这一时尚而编纂的。故陈亮《序》称此书“即经类事，以见其末，使圣人之志可以舍传而独考，此其为志亦大矣。”但此书之编纂的确有助于《春秋》一书之研究，如果摒弃其陈腐之议，至今仍是一部研究《春秋》有用的工具书。此书于元至正年间初刻于金华，此本今存。

三卷。南宋戴溪撰。戴溪字肖望，人称岷隐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别头省试”第一，官至兵部侍郎。曾奉太子赵询之命类编《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资治通鉴》等书，著有《石鼓论语答问》、《易经总说》、《曲礼口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等。谥文端。光宗时，戴溪领石鼓书院山长期间撰此书，故名《石鼓论语答问》。此书阐发《论语》义理，持论较平允，但于名物训诂方面间有疏误，虽然如此，仍不失为一本较有价值的书，朱熹以为近于道。《四库全书》底本为江苏巡抚采进本。

考订《方言》的著作。周祖谟撰。书前有作者1950年自序。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合吴晓铃《方言校笺通检》为《方言校笺及通检》出版。是书以宋李孟传刻本为底本，参酌清载震、卢文弨、刘台拱、王念孙、钱绎等人整理过的本子，并旁征字书、韵书、类书及其他典籍所引《方言》及郭璞注文，详论各家是非，细加比勘。所用主要参考书宋代以前者即达三十多种。其中原本《玉篇》残卷、《玉烛宝典》、慧琳《一切经音义》、《倭名类聚抄》、王仁煦《切韵》《唐韵》残卷等均为清人所未见。是书集前人之大成，又多所创获，对讹字、脱字、衍文及错乱之处的订正，甚为精当。罗常培序称之为“后出转精的定本”。书中所附《方言地名简要图》，对了解汉代方言分区，亦甚有裨益。罗常培序及作者自序论述了《方言》的作者、性质、价值等问题，并有对于研究《方言》的著述的评价，亦甚有参考价值。《方言校笺》有1994年中华书局印本。

共1卷，雍正五年(1727)作序颁行。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行世。作为清朝第三位皇帝的世宗胤禛，继续坚持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对《孝经》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明确和自觉。其所制序文说：“《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为以孝塑造天下臣民之灵魂，使之忠顺，他仿其祖、其父之所为，向全国颁行《孝经》，鉴于《御定孝经注》成书较早，而《御定孝经衍义》“篇帙繁多，虑读者未能周遍”。故决定只 “专译经文，以便诵习”。他认为“《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因此在所注经文时亦力求简洁明了，其注完全仿照朱熹注《四书》之办法，以集注为之。注文连同经文共近万字。其篇幅略短于《御定孝经注》而释义更明。《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词旨显畅，俾读者贤愚共晓”。作者希望“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诵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蒸，跻比户可封之俗。”

福临御定，蒋赫德纂注。1卷。顺治十三年(1653)成书，有《四库全书》本行世。清世祖福临以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代帝王全面接受汉文化熏陶，深悉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之重要，决心以孝治天下。该书之出版、颁行，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治国思想。书前《御制孝经序》阐述孝对国家、对人生的重要意义。作者说：“朕惟孝者首百行，而为五伦之本，天地所以成化，圣人所以立教，通之乎万世而无斁，放之于四海而皆准。至矣哉，诚无以加矣!”但就是这样一个十分严肃、十分重要的问题，却与人人息息相通，“其渊源实本于因心，溯厥初生咸知孺恭，虽在颛蒙即备天良”。因此，“位于尊卑，人无贤愚，皆可以与知而与能”。是人生固有的本性。它是在身体力行中实现，“非语言之间所得而尽也”。虽然孝植根于人心，但“觉世之功必赖夫圣人之训”。只有在圣贤启迪之下，孝方能成为自觉之行动。孔子之《孝经》便是因此而作。作者又说，自己在治理国事之余，曾再三研读，认为《孝经》一书，“其言近而旨远，理约而该博”，可为立身行道、移风易俗所遵循，“诚万世不刊之懿矩，百圣不易之格言”。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可一日阙者”。但自汉朝以来，为该书诠释作注者日渐增多，却往往不得要领，良莠俱存，于孔子作经之本意，均有未当。有鉴于此，乃纂辑此书，“集古今之注更互考订，其得中而窾綮者采辑之，其妄逞而臆说者删除之”。同时于“流览之余，时获一是或足以补未发之蕴者，辄为增入，聊备参观”。以达到“发矇启锢，四方亿兆咸知效法，而允迪共底于大顺之休焉”的目的。通观全书作者之目的达到了。该书共18章，约1万余字，每章之下均以一句话点明主旨。正文则以简洁之词注释析义，清晰明确，甚便阅览。《四库全书》提要称该书“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古门户之争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这是对该书特点的恰当评论。

一卷。辑者不详。该书以宋代司马光、范祖禹之说合为一书。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人。宝元元年进士，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反对王安石变法，哲宗时为相，尽改新法，恢复旧制。死谥文正，追封温国公。著有《切韵指掌图》《潜虚》《稽古录》《涑水纪闻》等文集。主编《资治通鉴》为我国重要的编年史著作。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华阳人，仁宗喜祐八年(1063)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后因朋附司马光被贬而卒。曾与光同修《资治通鉴》，著有《唐鉴》、《华阳文集》。《孝经》自唐玄宗作注，今文始立，而古文废。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范祖禹又因光书另作，该书合为一卷。注《孝经》者，驳今文而尊古文，自该书始。但司马光尊从古文，而经文句下却备载唐玄宗今文之注，使今文古文南辕北辙。宋黄震认为：《孝经》今、古文有细微差别，但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其实《孝经》只有一书。其说较为公允。该书有清康熙十九年(1680) 刊 《通志堂经解》 本。

一卷。清毛奇龄(1623—1716)撰。该书是驳诘朱熹《孝经刊误》与吴澄《孝经定本》二书的。其体设为门人张燧问而奇龄答，共十条，一曰《孝经》非伪书，二曰今文古文无二本，三曰刘炫无伪造 《孝经》事，四曰 《孝经》分章所始，五曰朱氏分合经传无据，六曰经不宜删，七曰《孝经》言孝不是效，八曰朱氏、吴氏删经无优劣，九曰闲居侍坐，十曰朱氏极论改文之弊。第十条是论明人敢诟刘炫，不敢诟朱、吴。附及朱熹之尊二程，过于孔子，与所标之目不相应。概为门人所加，非奇龄自定，或失其本旨。宋儒解经以义理为主，若理有可据，经文亦可改之。此弊甚重。奇龄此书，“负气叫嚣，诚不免失之过当。而意主谨守旧文，不欲启变乱古经之习，其持论则不能谓之不正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有康熙中刊毛奇龄撰《西河合集》本，清王德瑛《今古文孝经汇刻》本，南菁书院本 《清经解续编》本。

注释书。明项霦撰。成书年代不详。全书1卷。以古文《孝经》为本,订正章节次第,述其章旨、文意。诠释不务深奥之论,而循文衍义、按章标旨,颇为简明而不支蔓。在文意诠释中间有训诂、校勘等内容。明朝惟《永乐大典》存录此书,但编次有佚脱。清人收入《借月山房汇钞》

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经 一卷。旧本题汉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注音。孔安国，字子国，西汉著名经学家。受《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论语》及《孝经》，皆汉以前的小篆写成。孔安国识读，并为之作传; 又为《孝经》作《古文孝经传》，还著有《论语训解》。该书卷末鲍廷博跋云： 该书由汪翼沧得自日本长崎，乃康熙十一年(1672)刊行。前有太宰纯序，说此书已亡于中夏 (中国)，存于日本者颇多。因流传甚久，文字讹谬。纯以数本校雠，且旁采他书所引。其经文与宋人所谓古文亦不全同。唐陆德明曾为《今文孝经》注音，纯因陆氏音例，并为经传注音。但经考证，该书传文虽证以 《论衡》、《经典释文》、《唐会要》所引《孝经》之文，亦颇相合;但浅陋冗漫，不类汉儒释经之本例，也不象唐、宋、元以前人的话语。或是日本得《孝经》之书，有知文义者摭诸书所引孔传，影附为之。盖出自宋、元以后。该书有清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本，日本林衡辑《佚存丛书》本。

钟泰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3月初版。全书分上下两卷，凡四编七十二章，通过介绍自周至明清百余位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叙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第一编上古哲学史共13章，对先秦时期儒、墨、道、法、名、阴阳、兵家等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作了精赅的分析;第二编中古哲学史共13章，对两汉时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魏晋时期的有无之辩，南北朝时的神灭、神不灭辩和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哲学思想的争论和融合作了系统、明晰的阐述;第三编近古哲学史共30章，对宋明道学的师承渊源、思想流变作了简洁的梳理，对周、张、陈、朱的理学派和陆、王心学派的旨趣异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四编近世哲学史共35章，对清初至光绪以前的哲学思想作了提纲挈领的整理，对清初三大家和乾嘉汉学诸派的分析均有探幽发微，阐前人之未发的地方，特别是作者对一些以前不被人重视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如唐甄等作了肯定的评价，并专章列论。作者立论严谨，对各家各派学说力图作客观的述评，不轻易褒贬;同时作者的视野较为开阔，全书收论的哲学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特别是作者对光绪、宣统以后的近代哲学自谦“虽关蹊径，未睹旨归，编录之责，让之来者”体见了“多闻阙疑”、“多见阙殆”的存疑、求真谦逊、朴实的学风。全书以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经，以各哲学家的思想为纬，条理清晰地勾勒了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全景，堪称是当时中国哲学史教材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