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二卷。王介之撰。王介之字石子，号石崖，衡阳(今属湖南)人，明末经学家，清代着名哲学家王夫之之兄。明崇祯时，介之与其弟夫之同举于乡，明亡，遂隐居不仕。除此书外，王介氏还撰有《周易本义质》、《诗经尊序》诸书。此书取《春秋》三传及胡传之异同而断以己意。王氏认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屡变，文亦屡易，四传各存其说。而断以义，则《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质以事，则《左氏》有征为可信也。”此即是本书之宗旨。此书有本旧说者，如隐公元年用杨时《答胡康侯书》以驳胡氏“元即仁”之说；有据一传而去取互异者，如隐公元“王正月”既采《公羊》大一统之说，又驳《公羊》王即文王之说；有就四传互质者，如文公四年“逆妇姜于齐”，四传异说，王氏舍《左》、《公》、《胡》而从《穀梁》“礼成乎齐”之说；有专据《胡传》而不尽从者，如定公从祀先公，取胡氏昭公始祀于庙之说，而驳其事出阳虎而不可详之说。要之，王氏之治《春秋》，归之于“君子原心”，“绝恶于未萌”。桓公元年“公即位”，王氏说云：“恶莫憯于意，意者，不可如者也。故《春秋》之法有诛意以殊诸文者矣，未有因其意而为文以执法者也。意动于微而滔天之恶从之以生，圣人笔削以夺其意，所以窒乱源而遏人心之横流也。”《四库》系据抄本收录。

四卷。清毛奇龄撰。毛氏认为“属辞”是“史文之散漶者宜合属也”，“比事”是“史官所载之事畔乱参错而当为之比以类也”。既反对汉儒所谓“属合辞令，比次战伐”之说，亦不赞成后儒所谓“辞有褒讥，事有功罪，皆于书法乎例之，书人书爵书名书日并有义例”之说。此书仿宋沈梁《春秋比事》、元赵汸《春秋属辞》之体，分门隶类，条理明晰、考据精核。毛氏长于礼学，认为“鲁史记事全以周礼为表志，而策书则传谓之礼经。凡其事其文一唯乎礼，而从而比之属之”。故其书“以礼为志，而其事其文，以次比属，而其义即行乎礼与事与文之中，谓之四例，亦谓之二十二志，而总名之《春秋属辞比事》”。此书为毛奇龄门人所编，原为十卷，朱彝尊《经义考》载六卷，且云“未见”。原书二十二门，今本只有七门，且侵伐一门尚未及半，盖非完书。现存《西河合集》本、阮刻《经解》本、《龙威秘书》本。

十五卷,元赵汸著。至正丁酉(1357),赵汸《春秋集传》定稿,因《礼记·经解》之说,悟《春秋》之义在比事属辞,而著此书。赵汸《东山集·与朱枫林书》:“《春秋》随事笔削,决无凡例。前辈言此亦多,至丹阳洪氏之说出,则此段公案不容再举矣。其言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历家即周天之数以为度。’此论甚当。至黄(泽)先生则论鲁史有例,圣经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则又精矣。今汸所纂述,却是比事属辞法。其间异同详略,触事贯通,自成义例,与先儒所纂所释者殊不同。然后知以例说经,固不足以知圣人;为一切之说以自欺,而漫无统纪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属辞》名书。”书中实以杜预《春秋释例》、陈傅良《春秋后传》为本,并有所补正,分例为八:①存策书之大体;②假笔削以行权;③变文以示义;④辨名实之际;⑤谨内外之辨;⑥特笔以正名;⑦因日月以明类;⑧辞从主人。所分八门,较诸家言例者有绪。其中不免穿凿,但宏纲大旨可取者多。收入《四库全书》。

四卷,明石光霁著。大旨本张大亨、吴澄之意,以《春秋》书法分属五礼。凡失礼的则书以示褒贬的。因以吉、凶、军、宾、嘉五礼条目,统属经传的记叙;有五礼所不能包括的,如年月日时、名称爵号一类,则别为杂书法冠于首。每条下面,采各传之辞,以讲大义者为纲,发挥其义者为目。主要依据三传及胡安国《春秋传》、张以宁(石光霁之师)之说为主,间采啖助、赵匡等说,总以己意折衷之。书前有无名氏所作的序,称啖(助)、赵(匡)的《春秋纂例》详于经略于传,《春秋案疏》、《春秋诸传会通》详于传而略于经,此书则能损益其未备。收入《四库全书》。

三卷。补遗一卷。三国魏郑小同撰。小同高密(今属山东省)人，东汉着名经学家郑玄之孙(一说为郑玄子)。其生卒年月及字号均不详，据说郑玄因其手纹似己，取名小同。郑玄博学多才，尤以精通经学而闻名乡里，高贵乡公曹髦时为侍中，后被司马昭疑其见己密函而鸩杀。郑玄生前门徒众多，卒后，其弟子追论师说及应答，作《郑志》八卷，又各授门徒相互应答，成《郑记》六卷(《后汉书·郑玄传》)。后郑小同继承其祖之学，更有所心得，在原八卷的基础上，综合《郑记》等增编为《郑志》十一卷，题以己名。故《隋书·经籍志》记载为“《郑志》十一卷，魏侍中郑小同撰。”其书至宋时已佚，今见三卷本《郑志》，不知何时由何人辑录。清修四库全书时，因其所辑未尽，又从诸书中详加采录，得《郑志》及《郑记》遗文数十条，附录于后，成《补遗》一卷。现存有《郑学五种》本一种，《郑学十八种》本四种，《高密遗书》本一种，另有单行清抄本一种，刻本二种，聚珍版丛书本二种，《郑志疏证三卷补遗一卷》清雷雨人撰，属稿本。

八十卷。清程川(生卒年不详)编。川字鄜渠，号春昙，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不遇，后官县丞。此书成于雍正三年，乃其肄业敷文书院时所刊，取朱子语录之说。包括《易》、《书》、《诗》、《春秋》、《礼》。昔朱熹之孙鉴，曾辑其祖《易说》二十三卷，又辑《诗传遗说》六卷，清李光地又有《朱子礼纂》五卷，只有《书》与《春秋》没有专书流传；诸家援引遗文，据以折衷众说，各以己意去取，不能尽见其全，各家所引亦不着为何人何时所录，从而无法考证其异同及先后顺序。宋人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虽荟粹无遗，却没有一一诠次，急切之间亦难寻端绪。程川此书，每经皆以总论居前，论旧说得失者次之，其余均以经文为序，并各着何人所录于下，同时注明所录年月及朱子是年若干岁于每条之前，条分缕析，至为明白。虽然其所录偶有失真，或前后出现矛盾，没有一一辨明，但比类而观，互相勘校，其得失已粲然具见。三礼之末附以《大戴礼记》，虽显得为例不纯，但历代均归之于礼类，况且其文与三礼关联颇多，可作参考。

本文选自《后汉书·郑玄传》。益恩是郑玄唯一的儿子,曾举孝廉,就在郑玄写下这篇戒子书后不久,益恩便死于黄巾起义的战乱中。建安元年(196),七十岁的郑玄身染重病,他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给唯一的儿子益恩写了封教子书信。戒子书是古代家训的一种形式,从先秦开始,古代家训文化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到汉代便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家训,如杨贵的《病且终令其子》、司马谈的《命子迁》、樊宏的《戒子》、崔瑗的《敕妻子》等。与其他的戒子书不同,郑玄的戒子书较少赤裸裸的道德说教,雍雍穆穆,隐然含诗礼之气。郑玄以主要篇幅阐述了自己一生的求学经历和人生志向,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娓娓述说,表达了自己淡薄名利,一心追求学问的坚定志向。

十六卷。明姜宝撰。姜宝认为，《春秋》义在褒善贬恶，其中如所谓尊君父、讨乱贼、敦典庸礼、内安外攘的“经世之法”，也只于其叙事中见之。《春秋》“盖多直书而义见，即有笔削，其褒贬亦多于直书中概见焉，初未尝因一字以求一义。”“谬以为学是经者，不当于一句一字求圣人之褒贬，第观其所书之实，以求是非善恶之至。当考之《诗》所由亡，由成周政治之衰而成《春秋》之所由作；考之《左》之所以史，考之《公》、《穀》所以经；又考之经于以别传之真伪，于心求圣人所谓‘知我’、‘罪我’者在因笔削以寓褒贬，嫌于天子之赏善而罚恶，为圣人所不敢当，故自于其义为‘窃取’，而非胡氏所谓‘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圣人自以其褒贬敢于代天子赏善而罚恶也。如是以求，庶可以得圣人之心于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之中，即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以求圣人之所以传王法，之所以不易义。”此书因《胡传》“事详且核”，故多主之，然亦多参以己意。襄公昭公以下，《胡传》多阙，姜氏亦为之补葺。姜氏推重赵汸《春秋属辞》、季本《春秋私考》、周睦《春秋辨疑》、王樵《春秋经世》诸书，多采其说。此书之作始于隆庆初，成于万历十三年(1585)。《四库》系抄本收录。

一卷。清陈厚耀撰。杜预《春秋释例》中有《世族》一篇，载春秋周王室及列国诸侯大夫世系，但此书宋以后即湮没不见。陈厚耀据孔氏《正义》所引，并旁参他书，作此以补杜书。其书体例为表格体。首为《周世次图》，后附周王室之卿大夫，以下依次为鲁、晋、卫、郑、齐、宋、楚、秦、陈、蔡、曹、莒、杞、滕、许、邾、吴、越以及小国诸侯，都是先叙国君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见经传而世系无可稽考者，依杜预之例，别出“杂人”一类，另为一篇，附于卿大夫世系之后。时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中有《世系表》二卷，其义例与此书相近。此书征引不及顾书详备，但顾书于世系无可考概阙而不录，而此书则悉胪采无遗，又为顾书所不及。据其《自序》称，此书“凡七易稿而后定”，可见其审慎。此书撰成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现存雍正三年陈氏自刻本，当涂朱煌刻本、吴珏刻本、扬州刻本、嘉庆五年刻本。

九卷。清程廷祚撰。此书为考证《春秋》经传之职官，地名、人名之作。凡《职官考略》五卷，《地名辨异》三卷，《人名辨异》三卷。《职官考略》首为数国共有之官，次为一国特有之官，皆分列排纂。凡与《周礼》异同者，一一根据注疏为之辨正，颇为精核。末有《晋军政始末表》，序晋军八变之制，并详列将佐之名，又以御戎、戎右附表于后，相当完整。《地名辨异》首为地同而名异，次为地异而名同，末附《晋书地理志证今》，因为杜预注《左传》，用的是晋代地名。《人名辨异》自一人二名至一人八名者，皆汇列而分注，大致与后蜀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互有出入。此书以归类考证为主，简洁是其特色，无烦琐考证，间亦有所发明。如《春秋职官考略》卷上“司城”条云：“春秋宋无司空而有司城，所谓以武公废司空。”认为司城为宋独有之官，但哀公七年《传》有曹伯阳使公孙强为司城以听政之记载，程氏据此云：“司城，宋官，曹不应有。盖曹后衰弱，奉宋之政令已久，其见灭于宋宜矣。”现存《艺海珠尘》本、傅氏刻本、《金陵丛书》本等。

三卷。元赵汸编。此书是由赵汸记录整理的黄泽论《春秋》之语录。赵汸曾师从黄泽，其初一再登门，得六经疑义十余条以归。后复往留住二年，得黄泽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此书行文称“泽谓”，概是黄泽之作，故题曰“师说”。元代《春秋》学，以黄泽和赵汸最有成就。据赵汸《黄楚望先生行状》载黄泽说《春秋》之书，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笔削本旨》、《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赵汸本黄泽之意，以类分为十一篇，其门人金居敬又集黄泽《思古十吟》与吴澄之序及赵汸《黄楚望先生行状》附录于后。据赵汸所云，黄泽论《春秋》学以《左传》和杜预《集解》为主。黄泽《春秋》学之着作已不可考，其说则赖此书以行。其论《春秋》述作本旨云：“《春秋》如正例变例之实，此是泽破近代诸儒《春秋》不用例之说。三传皆用例，虽未必尽合圣人，然不中不远。”其论鲁史策书遗法云：“鲁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也。……《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遗法……说《春秋》必须兼考史家记载之法，不可专据经文也。”其论三传得失云：“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第，在史官者则丘明作《传》：在高第者则一再传而为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则得实之情实而义理间有讹；在高第者则不见事实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义理则间有可观，而事则多讹矣。酌而论之，则事实而理讹，后人犹有所依据以求经旨，是经本无所损也；事讹而义理间有可观，则虽说得大公至正，于经实少所益，是经虽存而实亡也，况未必大公正正乎。使非《左氏》事实尚存，则《春秋》不可晓关。”其论《左传》之文体云：“《左氏》乃是春秋时文字(指文体)，或以为成国时文字者(按，朱熹有此说)，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时文字。战国文字粗豪，贾谊、司马迁尚有余习，而《公羊》、《穀梁》则正是战国文字耳。《左氏》固是后出，然文字丰润，颇带华艳，汉初亦所不尚。至刘歆始好之，其列于学官最后，太抵其文字近《礼记》而最繁富者。”现存元至正二十四年休宁商山义塾刻、明弘治六年高忠重修本、元刻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二十二卷。宋叶梦得撰。知唐啖助、赵匡及宋孙复一反汉晋以来尊经重传之传统，提倡弃传求经，直于经寻求《春秋》大义，此风影响了整个宋代经学。叶氏亦受其影响，故此书摘抉三传是非，主于信经不信传，于《公羊》、《穀梁》多所驳诘。又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孔子学生，乃战国时人，对《左传》亦多所批评。如认为诸侯世相朝为衰世之事，宰孔劝晋献公及鲁穆姜悔过之言皆是附会，批评十二次分十二国之谬，认为夹谷之会孔子沮齐景公事出于假托，堕郈、堕费不是孔子本意，诸侯出入有恶无恶、诸侯之卒或日或不日不必皆属褒贬，鲁侯之至与不至不可拘泥于成例等等。其论重训诂、详史实，虽有不当之处，但往往多出精深之论，叶梦得《春秋考序》自言其《春秋传》、《春秋谳》、《春秋考》三书关系：“自《谳》推之，知吾所正为不妄，而后可以观吾《考》；自《考》而推之，知吾所择而不诬，而后可以观吾《传》。”此书最早刻于开禧年间，原为三十卷。其中记《左传》四百四十二条，记《公羊》三百四十条，记《穀梁》四百四十条。元程端学作《春秋辨疑》时曾对此书多加引用，可见尚为完本。明时散佚。今本亦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分《左传谳》十卷，《公羊谳》、《穀梁谳》各六卷。但《左传》缺九十条，《公羊》缺六十五条，《穀梁》缺八十四条，已非完帙。此书无刻本传世，现存传抄《永乐大典》本。

四十五卷。郑玉撰。郑玉字子美，歙(今安徽歙县)人，元代经学家、教育家。郑玉博究六经，尤精《春秋》，教授于乡，门人甚众，学者称“师山先生”。至正间征拜翰林待制，奉议大夫，托病不赴，日以着述为事。后自缢以殉元。郑玉着述，除此书外，还有《周易纂注》、《师山集》。此书属集注性质，模仿朱熹《通鉴纲目》体例，以经为纲，以传为目。叙事以《左传》为主，而附以《公》、《穀》；立论则先以《公》、《穀》而参以历代诸儒之说，大旨也以《胡传》为宗。经有残缺，则考诸传以补其遗；传有舛误，则稽于经以证其谬。经之脱误无从质证者，则缺之以存疑；传有不同无所考据者，则两存其说。此书力求合《左传》之事与《公羊》、《穀梁》之义为一，则是步前人治《春秋》者之后尘，而其“愚按”之议论，亦大率陈腐无足多取。现存清康熙五十年郑氏天游堂刻本。

十七卷。刘敞撰。今文经学家认为《公羊》与《左氏》、《穀梁》异者有三：一是“据百二十国宝书而作”，二是“张三世”，三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刘敞不赞这些传统的意见，并在此书中逐条批驳之。《春秋》经传记时或有不同，先儒对此意见不一，刘氏对此则创新说。如隐公六年《经》“冬，宋人取长葛”，《左传》作“秋”。刘氏不同意杜氏“秋取冬来告”之说，认为经传不一之原因，大多是由于《左传》杂采当时诸侯史策，而这些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错杂文舛，往往而迷。这一新的解释给清儒以很大的启迪，顾栋高、赵翼等人正是受此启发而对《春秋》经传日月不同之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而刘氏此说亦为现代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此书虽旨在批评三传及其注，但能依经立义，与孙复等人以意为断盖不相同，颇得“征实”之誉。清纳兰性德《序》云：“今观《权衡》之作，折衷三家，旁引曲证，以析经义。真有权之无失轻重，衡之得其平者。”而刘氏本人对此书亦自视甚高。其《自序》称：“《权衡》始出，未有读者。”又云：“非达学与通人，则亦必不能观之。”后叶梦得作《石林春秋传》，对义疏多所排斥，尤其诋毁孙复《尊王发微》，批评其“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但叶氏对刘敞却特别推崇。此书与其《春秋传》、《春秋传说例》、《春秋意林》于宋哲宗元祐时被旨刊行。现存宋刻本、康熙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本、同治粤东书局重刻通志堂本。

一卷。清俞汝言撰。康熙十五年，俞汝言《春秋平义》始脱稿，复于此年夏续作此书，以综括《平义》之大旨。此书摘录《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之失，随事辨正，分为六类：一曰尊圣而忘其僭，计八条；二曰执理而近于迂，计十五条；三曰尚异而邻于凿，计二十三条；四曰臆测而近于诬，计四十三条；五曰称美而失情实，计八条；六曰摘瑕而伤锲刻，计十六条。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国、郑玄之说，明周王改时改月，《春秋》正朔皆从周。此书虽名为“四传纠正”，但纠而不正者有之，如隐元年春王正月，胡安国认为“仲尼以夏时冠周月，垂法后世”，固然荒谬，而俞氏纠之曰：“按，春王正月，周制则然，非仲尼始作。匹夫无位而可改正朔乎?欲以正天下而自干僭上之罪乎?”同是臆说。再如僖四年“蔡溃，遂伐楚”。胡氏以为是讥齐桓之专，固是穿凿，而俞氏则以为非讥齐桓，而是“当时诸侯知有霸主，而不知有天子，特借书法以明大义”，亦属附会。正而纠之者亦有，如《左传》载华督夺孔父之妻，齐桓因蔡姬而侵蔡，俞氏皆以为臆测近诬。然臆测者非《左氏》，实俞氏本人耳。《四库》系从俞氏手稿传抄、现存《昭代丛书》本。

十二卷。俞汝言(1614－1679)撰。俞汝言字石吉，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清代经学家。俞汝言在明末为诸生，孤贫力学，具有经世之才，恰值明清动乱，故闭门着书。俞氏精研经史，尤熟于明代典故。除此书外，尚有《春秋四传纠正》、《宰相列卿年表》、《渐以集》(已佚)。此书多引前人之说，自己立论者几稀。其《自序》云：“于是遍访诸家着述，辑成《春秋平义》十二卷。其言皆出于儒先，不入臆测一语。使其言足录，不以其人而弃之，言不足录，亦不以其人而存之，务得其平而已。”俞氏认为，“传经之失不在于浅而在于深，《春秋》为甚”。所谓“深”，即多臆度穿凿。故其书搜采宋明以来的持平之说，反对三传，尤其《公》、《穀》对经文的解释。

其书所采录的宋明诸儒之说计有四五十家，而采录最多者则是罗喻义《野篇》、高攀龙《孔义》、程颐之说，其次是黄震《日钞》、卓尔康《辨义》、胡安国《春秋传》。此书成于康熙十五年，《四库》系从俞氏手稿传抄。

一卷。撰者不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春秋四二十国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自周而下，次以鲁、蔡、曹、卫、滕、晋、郑、齐、秦、楚、宋、杞、陈、吴、越、邾、莒、薛、小邾。”因此表正二十国，因此《四库提要》据此推定为陈氏所见之书。然此《年表》有许无越，与陈氏所见稍异，或非一书亦不可知。此书在宋代原为单行之本，岳珂刻印九经，乃附之于《春秋》之后，并加以补正添补，且与冯继先《名号归一图》同书刊刻。此书为研究《春秋》经史之工具书，内容简赅，便于检索。然于二十国中不列越，实为一失。此书最早在宋代与《春秋经传集解》合刻，单行本有明永乐刻本等。

十二卷。明熊过撰。此书辨驳《公羊》、《穀梁》及胡安国《春秋传》之失，尤其攻击《左传》一书。如隐公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熊氏认为是“郑庄公欲离宋党，故以赂饵鲁”，且引吕大圭《春秋或问》云“《左氏》言以祊易许，经文未见其事，是时郑方结鲁，非鲁结郑”为其佐证，认为这是《左传》“见假田事误合为一”；又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熊氏认为，《经》书“围”而《左传》则云自皇门至逵道，乃诬。卓尔康《春秋辨义》云此书“颇出新裁”，然所谓“新裁”，则大抵臆说。如以邢迁于夷仪为邢自迁，非齐桓公迁之；以晋人执虞公为存于其国，制之使不得他去，非制以归；以洮盟谋王室为诬说；以用鄫子为出自邾人，非宋襄公之命；以晋怀可为卓子之谥；以赵盾并未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以卫石恶为孙氏党，非宁氏党等等，大都属无稽之谈。《四库》系浙江吴玉墀家藏抄本收录。

二卷。冯继先撰。据《崇文总目》及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记，此书旧本类似表谱之体。《文献通考》引李焘谓冯继先作此书之意云：“昔丘明传《春秋》，于列国君臣之名不一其称，多者至或四五，始学者盖病其纷错难记，继先集其同者为一百六十篇。”宋岳珂刻印相台九经之时，附此书于《春秋》经传之后，并订其伪谬、重新分行排列。以每人为一条，下列其不同名号，小字注其见之处。如“周公闵文十四、宰孔僖五年注、宰周公僖九年、经五年周公同。”此书所列人名，以国为别，依次为周、鲁、齐、晋、楚、郑、卫、秦、宋、陈、蔡、曹、吴、邾、杷、莒、滕、薛、许，最后为杂小国。类似今人名索引，非常便于读者检索，实为读《春秋》经传之工具书。后元程公说《春秋分纪》有《名谱》二卷，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有《姓氏表》，即此之发展。此书最早附刻于《春秋经传集解》，有宋龙山书院刻本、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明万历八年金陵亲仁堂刻本。单行本有许氏宋种德堂本、元刻本、明刻本、《通志堂经解》本、武英殿仿岳本、汪刻丛书本等。

诗经注本。三十二卷。南宋吕祖谦(1137—1181)撰。祖谦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著有《东莱集》等。此书是宋代汉学家的《诗经》代表著作，它坚守序、传、笺、疏，按序说诗。在诗篇正文之前，首列《诗序》。各章之后，分列诸家之说，自毛苌以后，凡引四十四家。书中所称“朱氏曰”者，即所采朱熹早期的见解，其后朱熹疑序，自变前说，吕祖谦则仍坚守毛、郑，成为宋代汉学的最后壁垒。陈振孙称其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剪裁贯穿，如出一手，有所发明，则别出之。按汉学诗经学，在《毛诗正义》颁行以后，似已告一段落，宋代汉学家虽然作些零碎修补，少有重大发明。此书语言浅显，条理清晰，可以看作宋代汉学《诗经》注释的普及读本。书中名物训诂，较为详悉，于此尚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宋代诗经学史的重要资料。《吕氏家塾读诗记》有明嘉靖刻本、清嘉庆中听彝堂刊本、《四库全书》本、《经苑》本、《墨海金壶》本、《金华丛书》本、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和《百部丛书集成》。丛书本以《墨海金壶》本为佳。

二卷。三国吴陆机(261－303)撰。陆机字士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少有才名，文章冠世，曾任吴国牙门将。太康末入洛阳，与弟云以文才倾动一时，世称“二陆”。着有《辨之论》、《吊魏武帝文》、《文赋》等。原有文集，已佚，后人辑为《陆士衡集》。明毛晋(1598－1659)注。晋原名凤苞，字子晋，号潜在，常熟(今属江苏省)人。晋家富图籍，世所传影宋精本，多所收藏。又喜刻古书，汲古阁版至今流布天下。此书为晋所自编。陆机原书二卷，每卷又分二子卷。因晋储藏丰富，采摭既多，故异同滋甚，颇须辨难考订。如“南山有台”一条，则引《韵书》证其佚脱；“有集维鷮”一条，则引《诗辑》证其同异。考订亦颇不苟。由于嗜异贪多，每伤支蔓。如“鹤鸣于九皋”一条，后附《焦山瘗鹤铭考》一篇，蔓延及于石刻，于经义无关。然虽伤冗碎，究胜空疏说诗之家。有《四库全书》本。

五十四卷。署名冯应京。应京字可大，号慕冈，盱眙(今属安徽省)人。生卒年不详。万历进士，为户部主事，官至湖广按察使佥事。是书沿袭宋蔡卞《诗名物疏》推衍而成。其引证颇为赅博。每条之末，间附考证。如《郑风·缁衣》、《集传》以为缁衣羔裘，大夫燕居之服；应京则据贾公彦《周礼疏》，以为卿士朝于天子，服皮弁服，其适治事之馆，改服缁衣，《郑笺》所谓据居私朝，即谓治事之馆。诸如此类，其议论皆有根柢。所称六家，即齐、鲁、毛、韩、郑笺、朱传。然则古无是目，乃应京臆创。其实毛、郑本属一家，无须再分。据崔富章先生考证，认为是书的作者为冯复京，其卷数五十五卷。《总目》引《江南通志》称其“少业《诗》，钩贯笺、疏，作《诗六家名物疏》云云，乃冯复京传中之语，非冯应京”。(详见《四库提要补正》)今阅《中国善本提要》，关于是书的作者正如崔说，卷数亦为五十五卷。可证崔氏之说不误。

二十五卷，宋段昌武著。此书旧题《丛桂毛诗集解》，因段昌武居室名“丛桂”而来。书中首为《学诗总说》，分《诗之理》、《寓诗之乐》、《读诗之法》三则;次为《论诗总说》，分《诗之世》、《诗之次》、《诗之序》、《诗之体》、《诗之派》五则。其后依章疏解，大体仿吕祖谦《读诗记》，但词义较为浅显。原书为三十卷，明代唯朱睦㮮《万卷堂》有宋椠完本。后遭开封大水所淹没。今本为孙承泽家钞本，仅存二十五卷，其《周颂·清庙之什》之下皆无。朱彝尊《经义考》载，是书三十卷，注曰缺;又别载《读诗总说》一卷，注曰存。《读诗总说》不见传本，疑即为书首的《学诗总说》和《论诗总说》。

五卷。元何异孙撰。异孙生卒年及事迹均不详。其书在体例上依照朱子 “或问”之体，以问答的方式解释经义，故名曰“问对”。《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总称十一经。其说 《诗》多据郑玄，说 《书》多据蔡沈传，说 《三礼》、《三传》多撮举注疏。又随文生义，触类旁通，提出许多新的看法，有些颇有见地，有些则是毫无依据、毫无道理的推测，故不断遭到后学攻击，然其书颇便于蒙童幼学记诵，亦有其存在的价值。今存有元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十四卷。近人康有为(1858－1927)撰。康有为一生勤于着述，主要着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戊戌奏稿》《康南海先生诗集》等。此书大旨谓东汉以后所讲习之经，皆刘歆伪造。因刘歆作过王莽新朝大臣，故斥其学为“新学”。称“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在序中言“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着。”从经学角度看，此书虽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其考辨失之武断臆测、其论说失之偏激疏误者屡见。其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曰：“《伪经考》之书……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梁启超的批评颇为中肯。然此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它是一部辨伪专着，而在于它反封建的思想意义。古文经学乃儒家正统，中国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而此书从根本上予以否定，无疑是对封建统治的大胆挑战，为变法维新解放思想、扫除封建绊脚石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它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理论着作之一。书成后，清朝御史安维峻曾奏请毁禁；封建官绅叶德辉称宁肯让魏忠贤配享孔庙，也不能让康有为扰乱时政，可见其对封建王朝的威胁震慑力量之大。有《蛰云雷斋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万有文库》本，古籍出版社1956年单行本，中华书局1959年单行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康有为全集》(第一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