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四卷。明陈第撰。此书前有自序一篇，其序称“少受《尚书》，读经不读传注，口诵心维，得其意于深思者颇多，后乃参取古今注疏，而以素得于深思者附着之。”第博学聪悟，治《尚书》径自经文入手，覃思精研，期合于古义，不为前人成说所囿，故其创获良多。如论《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谓不得以《周礼》诠释《虞书》、斥注疏家牵合之非；论《武成》无错简、《洪范》非龟文，如此之类，皆见解独到，足破前儒穿凿附会之说。惟其笃信伪古文，以朱熹疑其伪为非，于梅鷟《尚书考异》、《尚书谱》二书尤多排抵，是其缺憾。此书有《陈一斋全书》刊本，万历壬子(1612)刊本，路有抄本。

四卷。明刘绩撰。绩字用熙，号芦泉，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官至镇江府知府。为《礼》作图，始于后汉阮谌，之后有郑玄、夏侯伏朗、张镒、梁正及隋文帝开皇年敕撰之礼图，宋聂崇义又集此六家而成《三礼图集注》。刘绩据宋陆佃《礼象》、陈祥道《礼书》、林希逸《考工记解》、《宣和博古图》等而成此书。是出于宫室制度、舆轮名物等图以解之，而房序堂夹之位，輢较贤薮之分详加分析。其他珽荼曲植之属，有七十余处增旧图之未备，于聂(崇义)林(希逸)之图都可拾遗补缺。所采陆、陈诸家之说，去取颇为谨严。然为刘氏所着力据为本者之《宣和博古图》，却为疏漏颇多之作，其揣摩近似，强命以名之失为洪迈等人所指摘。刘氏以汉儒为弃作，故依《宣和博古图》，遂沿其讹，被后学者视为颠倒。有《湖北先正遗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刊本。

二卷。明黄道周撰。为崇祯十一年(1638)黄道周官少詹事时所进《礼记》注五篇之五。《儒行》为《礼记》篇名，黄道周将其分为十七章。上卷凡八章：服行第一，自立第二，容貌第三，备预第四，近人第五，特立第六，刚毅第七，又自立第八；下卷凡九章：儒仕第九，忧思第十，宽裕第十一，举贤第十二，任举第十三，特立独行第十四，规为第十五，交友第十六，尊让第十七。是书列举历代史传中有关自立、刚毅之人以证之，旨在以备后之天子循名考实，知人善任，为天下得人。黄道周《礼记》注五篇自创名目，意不主于解经，而在于借解经以抒其忠愤，一年之中，成此五书，未免太速，故考证间或有疏。然赋诗断章，意各有取。况明代《礼》学，着述是少，其五书之说见，亦堪称一家之言。有康熙中刊本、《石斋全书》本、彭蕴章补刊本、二酉楼刊本、道光四年(1834)凝远堂刻本等版本。

十二卷。陈深撰。陈深字子微，号清全，平江(今属湖南)人，元代经学家、书法家。宋亡，陈深放弃科举，笃志苦学，闭门着书。元文宗天历时，有人以其善书而荐之，陈深潜匿不出。其平生着作，除此外，还有《读易编》、《读诗编》。此书大旨以胡氏为宗，而兼采《左传》。如隐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陈氏云：“传例言‘得俊曰克’，以必诛为期也，《左氏》言‘段奔共’，非也，奔共则不书克矣。盖段之子公孙滑奔卫也，厥后滑假卫之力取廪延，而段无闻焉，见杀无疑矣。”又引《穀梁》“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以证，最后引胡氏。“《春秋》推见至隐，诛郑伯以为首恶，示天下为公，不可以私乱也，垂训之义大矣”为说。实际上，《左传》之“得俊为克”之例虽不可信，然其所述则实。隐公十一年《左传》记郑庄公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口于四方”，可见此时段尚存。《公羊》、《穀梁》训克为杀实误，胡氏因《公》、《穀》而发义，则又误。现存元泰定二年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十二卷。崔子方(生卒不详)撰。崔子方字彦直，又字伯直，号西畴居士，涪陵(今属四川)人，宋代着名经学家。《永乐大典》引《仪真志》之崔子方与苏轼、黄庭坚游，尝为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并刻石于醉翁亭侧，黄庭坚称其为“六合佳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他于哲宗时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着书者三十余年。崔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春秋本例》、《春秋例要》。通观崔氏之学，要在明“日月之例。”其《春秋本例序》云：“《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而日月之例所以生也。着日以为详，着时以为略，又以详略之中而着月焉，此例之常也。”此书之宗旨，据其《后序》称，乃因戚《左氏》不着日月之例，且考圣人之例亦大疏略；而《公》、《穀》虽“知日月之例，然亦不知崩葬卒薨与弑君之无例”，所以“其辞至于乘乱而不可信。”因而此书重在阐发《春秋》一书的“日月之例”。其《自序》云：“圣人欲以绳当世之是非，着来世惩劝，故辞之难明者着例以观之。例不可尽，故有日月之例，有变例。慎思精考，若网在纲。”由于崔氏执着于“日月之例”这个虚妄的大前提，故虽亦能发“诸家所未发”，自成一家，但其“过泥”、“偏驳”乃至荒诞之处自所难免。现存有宋刻本，《四库》本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

十卷。元赵汸撰。赵汸尊其师黄泽之说，《春秋》以《左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传》有所不及者，以《公》、《穀》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此书即是采陈傅良之说以补杜氏《集解》之未及。赵氏认为，杜预偏于《左传》，陈傅良则偏于《穀梁》，如果用陈氏之长以补杜氏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双方皆可得笔削义例。触类旁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但有补于杜注，有功于《左传》，即孔子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其《自序》云：“《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穀梁》以书不书发人，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传》始。”赵汸因其师黄泽《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基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之教，乃取《左传注》诸书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又十余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此书与其《集传》，在宋元皆为用力较勤之作。现存元至正二十年刻、明弘治六年重修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玉玲珑阁丛刻本。

三十一卷。宋魏了翁撰。此书亦其所辑《九经要义》之一。其体例亦同于诸经要义，乃节录先儒注疏之文，每条之前，各为标题，而系以先后序第。魏了翁《李明复春秋集义序》云：“余尝览诸儒之传，至本朝先正，谓此为经世之大法，传心之要典，余惧益深，乃裒萃以附于经，尚虑观书未广，择理未精，故未敢轻出。李君乃先得我心而为是书。”此书对前人《左传》注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于名物制度，则削繁举要，使之本末灿然。宋儒之治《春秋》，多弃三传，而治《左传》，则多废杜氏之注与孔氏之疏。而此书之释经义，则尊杜非服而驳刘炫，俨然杜氏之忠臣。其训诂亦重考证，决非空言释经之徒可比。如其释“口”，则引《说文》及《左传》昭七年所引《正考父鼎铭》以证孔疏之说；释“豭”则引《尔雅》等等。原书六十卷，后散佚，至明代已只存三十卷。现存有宋刻本。

一卷。清沈彤撰。此书专以订正杜注孔疏以及赵汸、顾炎武诸人补正杜注所出现之错误。如襄公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杜注云：“年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数甲兵，下云甲楯之数，故知此兵谓人也。”沈氏以为此处兵应指兵器，并引刘炫之说以驳孔疏“谓兵器则嫌上下重叠”之说。又顾炎武谓“执兵者称兵自秦始，三代以上无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沈氏引隐公五年《传》“诸侯之师败郑徒兵”，襄公元年《传》“败其徒兵于淆上”，以驳顾说，认为“此等应谷据文意为断”。沈氏精于三礼之学，因有大量篇幅辨析古代礼制及名物典章。此书采用了不少惠栋搜集之资料，其论证方式则重在罗列文献证据，其不同于前人之处，多从文献之排比互证中获得，以小学考辨处较少。此书之成就亦远不及惠栋《左传补注》。现存《果堂集》本，阮刻《经解》本。

二十卷。傅逊(生卒年不详)撰。傅逊字士凯，太仓(今属江苏省)人，明代经学家。少从师于文学家归有光，科举失意，晚年以岁贡授建昌训导。傅氏着述，除此外，还有《左传注解辨误》。此书之作，发端于其友王执礼，而由傅逊续成。其体例则仿袁枢纪事本末体，改编年为属事，分国纪事。有周、伯、鲁、晋、齐、宋、卫、郑、秦、楚、吴楚、楚吴、越诸国，目下又有子目。如周之下子目有：“桓王伐郑”、“子克、子颓、子带之乱”、“王臣之争”、“定灵昏齐”、“刘康公败茅戎”、“景王让晋”、“王臣丧亡”、“子朝之乱”、“王朝交鲁”九条。子目之内容则按年编次《左传》之纪事。每年后多有评议，兼发义理与训诂，于杜注每多商榷。如其《凡例》称，“杜于晋朝元皇后丧，议太子应既葬除服，故凡传中丧制皆曲为强解以信其说。先儒谓其巧饰经传以附人情，今注中悉为厘正，”傅氏尚撰有《左传注解辨误》，专门驳正杜预注解，然大抵臆说者多，其中有价值之部分，则被顾炎武收入其《左传杜解补正》一书入中。此书成于万历十三年(1585)，现存万历十三年日殖斋自刻、十七年重修本。

二百六十二卷,清秦蕙田(1702－1764)撰。秦蕙田字树峰，号味经，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进士，授编修，命南书房行走。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立朝三十年，刚介自守。其学以穷经为主，不居讲学之名。能通经文，好治《易》及音韵，历数之学，尤精三礼。认为儒者不能“舍经以谈道，离经以求学”，以经术笃行，知名国内。着作除《五礼通考》外，还有《五礼通考序录》、《观象授时》、《味经斋类稿》。古有五礼，始见于《周礼·大宗伯》，即吉、凶、军、宾、嘉；又有宗伯掌五礼之说。秦蕙田《五礼通考》是关于古代礼制的一部总结性着作。此书仿清徐乾学《读礼通考》体例、博及吉、凶、宾、军、嘉五礼，分七十五类，网罗众说，于《礼》经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庙，朝会，冠、婚、宾、祭、宫室、器用等，是以经证经；于历代诸儒注疏，则取相矛盾的互为参证；对唐宋以来名家考论发明之事义，则取百家之说相端审。书中将《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以天文推前，句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一并载入《嘉礼》。虽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属，然周代六官，总名为礼，礼之用，精粗条贯，所含本博，故秦蕙田此书略显博杂。《五礼通考》体大思精，囊括万有，考证经史，原原本本，经纬分明，实为五礼之类典。有论者认为秦蕙田《五礼通考》能竟朱熹未竟之志。此说颇有道理。版本有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味经窝刊本。[改]

此书是胡兰成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书。1974年他受聘为中国文学学院终身教授，开门授课，其向来高谈汉文明或中国文明，此书即是他为授课而准备的一本书，记录了他在中国文化学院期间的思想精华。其书全面论述了中华文明的优越性，究天人之际，穷东西之辩，提出华学一词，将中国文明上升到与科学、哲学这两大世界学科并立的高度。其中见解深得唐君毅、卜少夫等人推崇。

六十四卷。是编为康熙帝讲晏旧稿，未及成帙，乾隆元年，始诏令儒臣排纂颁行。康熙有言：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又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诚以礼者，范身之是而兴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类纷纶，莫可纪极，圣人起而整齐之法，于天则，于地顺，于人达，于时协，于鬼神斟酌损益，以定其品节限制。俾天下化其好逸恶劳之心，而予以从善弃恶之道。康熙帝以为《礼》、《乐》之纲有三历，日有三千，大者在冠、昏、丧、登、朝、聘、射、案之规，小者在揖让、进退、饮食、起居之节，循之则君臣上下赖以序，夫妇内外赖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娅赖以顺。而反之则尊卑易位，等杀无章，家未有能齐，而国未有能治者。故曰：动容中礼而无德备矣，治定制礼而五道成矣。其推演经文，发挥畅达，而大旨归于谨小慎微，自敬德以纳民于轨物，《解义》之敷陈虽出于众手，而推衍详明，阐释本于旧稿，于经国之方颇有训戒。有内府刊本。

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敕撰，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据雷熔《方苞行状》载为方苞撰，沈廷芳为方苞传亦略同。方苞生平见《周官集注》。《钦定周官义疏》为清政府钦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汉志》载《周官经》六篇，《传》四篇。汉儒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所注，皆称《周官》，马融、郑玄所注，称《周官礼》，至唐贾公彦作疏开始沿用省文，称为《周礼》，清儒认为《周礼》并非本名，故在钦定时仍用《周官》。《钦定周官义疏》对汉至清之《周礼》研究进行广泛挖掘，并作了概括性总结，内容精赅详实。书首冠以《御制日知答》，对钦定此书予以说明。《御制日知答》中说：论《周官》者十则，以昭千古之权衡。其采掇群言，则分为七例：一、正义，直诂经义，确无疑的；二、辨正，后儒驳正，准确无疑的；三、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互相发明的；四、余论，虽非正确而依附经义，与事物之理有所推阐的；五、存疑，各持一说，义亦可通，或已被驳正，而持此论者多，未敢偏废；六、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其真，或创立一说，虽未被接受，而不得不存之以资考辨的；七、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一职而论之。并认为《周官》六典，其源确出周公，而流传既久，不免有所混乱，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主张说《周官》者以汉郑玄《周礼注》为专门，而训诂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护其缺，亦不可没其长，颇为公正和客观。郑康成以下说礼者，明典制，王安石以下说礼者，阐义理，各执一说，所见皆偏，《钦定周礼义疏》粗精并贯，本末兼赅，博徵约取，持论至平，于《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实为集汉学宋学之成。版本有：内府刊本、浙江刊本、清抄本。

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旨撰。1748年钦定《三礼义疏》第二部。此书诠释七例：“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与《钦定周官义疏》同。分经文四十卷，冠以《纲领》、《释宫》各一卷不入卷数，《礼器图》四卷，《礼节图》四卷，总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大致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宗，参核诸家以补正其错乱疏漏。至于今文、古文之异同，均用郑注。分章节则多以朱熹《仪礼经传统解》为主，并与杨复《仪礼图》、《仪礼旁通图》、敖继公《仪礼集说》相互参校；《经》、《记》文之顺序，以古文为主，不用割附之说；《释宫》用朱熹点定、李如圭的《仪礼释宫》；《礼器》用聂崇义《三礼图》；《礼节》用杨复《仪礼图》，并一一刊其错误，拾其疏漏。《仪礼义疏》工程浩大任务艰巨。《四库全书总目》评之“举数百年度阁之类编，搜剔疏爬，使疑义奥词，涣然冰释，先王旧典，可沿溯得以其津涯，考证之功，实较他经为倍蓰”，颇为中肯。《钦定仪礼义疏》总结了清以前几百年间学者研究《仪礼》之成就，功劳巨大。版本有内府刊本、外省翻本、乾隆间《四库全书荟要》本。

《礼记》研究著作。清乾隆皇帝敕修,八十二卷,其中阐释四十九篇《礼记》的正文七十七卷,附载图集五卷。该书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编广摭群言,于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诸名物,皆一一辩订。即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可以参考古制者,亦详徵博引,曲证旁通。而辩说则颇采宋儒以补郑注所未备。”此书规模庞大,体例也较复杂,大致包括以下七类。一、正义,直接诠释经义的历来无争议的有关内容。二、辩正,主要指后儒驳正旧注的正确意见。三、通论,或引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文相互发明。四、余论,主要阐述一些与经义相关的其他事物。五、存疑,主要并存历来礼学家对疑难经义的不同见解。六、存异,主要保留一些对名物象数的特殊见解,以资考辨。七、总论,在逐节释义的基础上,将数节相关的内容放在一起进行总体评述。《礼记义疏》体例详备,内容丰赡,不失为一部研究《礼记》的重要参考书。有《御纂七经》本,《四库全书》本。

七卷。宋车垓(生卒年不详)撰。垓字经臣，初名若绾，号双峰。天台人。咸淳中由特奏名授迪功郎，浦城县尉，因年老未赴任，德祐二年卒。车垓及其从兄若水均受学于季父安行，行乃为朱熹门下陈埙之弟子。故车氏《通释》，据文公家礼而补其未完备之处。是书有图、有说、有名义、有提要，所有正服、义服、加服、降服均阐释明晰，条理井然。朱彝尊《经义考》称，“车氏书，余所储者，缺第八卷以后。卷八书目为三殇以次降服，应服期则殇者降服大功小功，应服在功而殇者降服小功，应服小功而殇者降服缌麻”。今从之。有续台州丛书本。

成大事者都是要有远见卓识的。在多数人以猎取为能之时，许劭的《予学》着实独树一帜，“高人一等”。它的价值不在于标新立异，而在于找到了决定人生成败的最本质的东西，而在此之前，人们或是茫然不知，或是不屑一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予学》的古籍整理便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它能促人改变观念，不仅仅以猎取和占有为能，而且要在“给予”这条更高的成功之途上多下功夫。这是建设文明和谐社会所必需的道德素养，更是对人对己都有利的处世谋略。学古人“舍”与“得”、“予”与“取”的智慧，小予小成，大予大成！

也称《西畴常言》。一卷,宋何坦撰。此书分讲学、律己、应世、明道、莅官、原治、评古、用人、正弊九门,各门之下分条记事,间加评论。其书“大抵因旧说而衍之”(《四库全书总目》)。书中所论大抵精辟近理。如其《讲学篇》说性与天道子贡不得闻,而以后世学者窃袭陈言,自谓究理尽性为妄;《明道篇》谓儒者之待异端甚于拒寇敌,也都是有所感而发。至于其论心如槃水,措之正则表里莹然,微风过之,则湛浊动于下,方未动时,非有以去其滓污也,澄之而已。风之过,非有物入之也,挠动则浊起也,所见颇近于禅。又说孟子之辟杨、墨,深排峻拒,词费而力殆,收功甚少。其他如律己、应世、用人、正弊等篇,对于个人修养、治国安邦都有所论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版本主要有《百川学海》、宛委山堂《说郛》、《丛书集成初编》等丛书本(作《西畴老人常言》)、商务印书馆《说郛》本(作《西畴堂言》)。

《中华传世名著经典丛书》中的《孝经》后附印的一篇名作。其作者是清代王中书。作品一开头就提到“孝为百行首”,接着劝人尽孝,歌道: “若不尽孝道,何以分人畜”,“慈乌尚反哺,羔羊犹跪足,人不孝其亲,不如草与木”,“勿以不孝口,枉食人间谷,天地虽广大,难容忤逆族”。郑重告诫为人子女,不孝敬双亲就不如禽兽。这是中国封建时代劝孝的经典诗歌。

这是一篇附在《中华传世名著经典丛书》中的《孝经》后面的文献,其主要内容是: “天下重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生前尽孝亲心悦,死后尽孝子心酸。孝经孝文把孝劝,孝父孝母孝祖先,为人能把祖先孝,这孝能使子孙贤,贤孝子孙钱难买,这孝买来不用钱。”“从来亲恩报当先,说起亲恩大如山,要知父母恩情大,听我从头说一番。”文献从十月怀胎说到结婚成家,父母对子女精心养育、培养成人。强调“父母恩情似海深,人生莫忘父母恩”,“父子原是骨肉亲,爹娘不敬敬何人·养育之恩不投报,望子成龙白费心”。这是中国封建时代宣传孝道的重要文献。

《琼琚佩语》的作者是清初时期的参政大臣魏裔介，魏裔介是清顺治三年的进士，曾官拜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入保和殿大学士，魏裔介入阁处理国家大事之时年仅四十余岁，当时须发皆黑，所以得以“乌头宰相”之美称。魏裔介为满汉融合有非常大的贡献，等到时局稳定之后选择急流勇退，在其晚年辞官回家潜心著书，《琼琚佩语》便是在此时期写作而成。书中有许多他对人生的感悟和其处事立身的金玉良言，在后世影响深远，其处世至学思想对后人亦帮助颇大。

《家庭宝筏》是别樵居士编纂的一本戒淫的善书。别樵居士，生平不详。共有总论、好色必死、纵欲则学业无成、纵欲则子孙不蕃、节欲、制心、避嫌疑、戒谈闺阃、谨交游、勤职业、禁淫书、禁挟妓、论妾、防闲子弟、及时婚配、奸近杀、名节、保全用人名节、溺婴堕胎、因果、考验功过二十一个章节。

十二卷。孙复撰。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着此书。此书是现存最早的宋代《春秋》学专着。此书上祖唐啖助、赵匡、陆淳废传解注，以经求经，直寻大义之风，又兼宗韩愈排斥佛教，以为佛家是以春秋乱中国之旨，力主“尊王攘夷”。如此书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此为尊王。又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极邢”条下云：“齐桓公每天遂以来二十年”用师征伐皆称人者，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未着，微之也。”而于此言“师”，乃因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渐见，少进之也。”此为攘夷。历来治《春秋》者，皆谓《春秋》一书寓意褒贬。如庄公八年《经》“秋，师还”，《穀梁》以“还”为善辞，而《左传》亦云“君子是以善鲁庄公”，这是褒。又如隐公八年《经》“郑伯使宛来归祊”，《穀梁》以名宛为“贬郑伯、恶与地”，这是贬。而《公》、《穀》所谓的《春秋》大义，主要也在于褒善贬恶。然孙复发孟子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意，认为《春秋》有贬无褒。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葵丘之会，《公》、《穀》根据日月例，以为是美桓公尊天子。然此书却云：“桓公图伯，由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以救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然自服强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师，翼戴天子，兴衰振治，以复文武之业。前此五年致王世子于旨上，今复致宰周公于葵丘，观其心也盈已甚矣!……此葵丘之盟，桓公之恶从可见矣。”诚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春秋》只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并没有在文词字句中隐寓什么褒贬，诸儒之言褒贬者已属无稽之谈，而孙复所创之“有贬无褒”之说更是臆度妄断。孔氏《春秋尊王发微》首开宋代以苛议说《春秋》之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常秩批评孙复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叶梦得着《石林春秋传》，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但特别反对孙复此书，认为孙复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尽管诸儒对孙复此书多所批评，但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开了宋学之先河。现存有宋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等。

二十卷,明胡广等著。为明永乐年间所修《五经大全》之一。本刘瑾《诗传通释》损益而成。仅删刘书冗蔓者数条,余皆如故。唯改原书“瑾案”二字为“刘氏曰”,并将刘氏原书以《小序》分属各篇,合为一篇。顾炎武、朱彝尊对此都有辨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述其沿革:“自北宋以前,说《诗》者无异学。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郑樵、周孚以后,争端大起。绍兴、绍熙之间,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故有元一代说《诗》者,无非朱传(《诗集传》)之笺疏。至延祐行科举法,遂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然元人笃守师传,有所阐明,皆由心得。明则靖难以后,耆儒宿学,略已丧亡。广等无可与谋,乃剽窃旧文以应诏。此书名为官撰,实本元城刘瑾所著《诗传通释》而稍损益之。”

三十卷。范处义撰。范处义号逸斋，金华(今属浙江)人。南宋经学家。曾任殿中侍御史，除《诗补传》外，着有《解颐新语》等。范氏认为《诗序》是国史及作诗者之本意，有圣人之言，然而“其不通者辄欲废序，以就已说”(《自序》)，于是写了《诗补传》这部南宋尊序的代表作。《诗补传》，原称《逸斋诗补传》，全书共分三部分，正文之前有《序》、《诗补传篇目》、《明序篇》三篇，提出尊序的理由及《诗经》篇目的写作年代。说诗部分一诗一题，先释《诗序》，再释正文，注音夹于句中。《附说》部分对风、雅、颂的含义及《诗经》中的有关音义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训释。如果说，南宋初期，郑樵是疑序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范氏则是尊序的代表，他认为“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明序篇》)。书中对《诗序》和《毛传》进行再解释，对我们理解传统的《诗经》学有重要参考价值。全书结构完整，脉络清楚，词气畅达，有许多地方已突破《毛传》的局限。对诗义的体会方面也有许多精微独到之处。为了维护《诗序》的权威，范氏引用了许多三家诗的资料加以对照，在客观上开了整理、研究三家诗的先声，宋末王应麟作《诗考》，清人范家相作《三家诗拾遗》，均受其影响。该书的局限也很明显，过分拘守《诗序》，没能作更多的开拓与探索，脱离文学说诗，强作解人，亦有不少错解文义的地方。此外在资料运用上也有失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他：“引据《孔丛子》，既属伪书，牵合《春秋》，尤为旁义。矫枉过直，是也一瑕。”现存版本有《通志堂经解》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