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二卷。清吴鼐撰。此书为研究《春秋》历法所作。《春秋》一书所采用之历法，汉晋诸儒皆以为周正，至唐刘知几《史通》始提出用夏正之说。宋代大儒程颐因《论语》载有孔子“行夏之时”一语，遂提出“夏时”说，胡安国《春秋传》本其说而发挥之，提出“夏时冠周月”之说，由此引起一场纷争。元李廉着《夏周正辨疑》、明张以宁着《春王正月考》，驳斥胡安国说。吴鼐此书取李廉、张以宁之说，节其繁冗，并增加清代诸儒所论，补其未备，以驳斥胡安国、蔡德晋“改月不改时”及诸儒“时月俱不改”之说，以明《左传》“王周正月”之旨。其书辨证极有根据。其中“三正通于民俗”一条，引陈廷敬、吕祖谦、蔡德晋、顾炎武诸儒之说，于先秦诸书所纪年月差异之处，一一详加分析，以明《春秋》之用周正。其书卷首有《改时改月图》；卷一有《造历之初建子》、《唐虞建寅》、《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三代改时之证》、《三代改月之证》、《冬不可为春辨》、《商周分至不系时》、《三正通于民俗》、《秦正建亥》诸条；卷二则专驳赵汸、程颐、胡安国、蔡德晋、陈傅良、程端学、吴楠之说，重点驳胡氏之说。现存《经学丛书》本、励守谦家藏本。

四十四卷。张尚瑗(生卒不详)撰。张尚瑗字宏蘧，又字损持，吴江(今属江苏)人，清代经学家。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官兴国知县。张尚瑗曾师从朱鹤龄，治《春秋》经传之学。朱氏曾作《读左日钞》，张氏仿其师作《三传随笔》，积累日久，卷帙逐伙，乃重新编纂而成此书。“折诸”之名是取扬雄“群言淆乱折诸圣”之语。此书计《左传》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可知其用力于《左传》尤勤。其《自序》谓：“读古人书当出己裁，而经学必以传疏为依据”，又云：扬雄“又曰：‘众言淆乱折诸圣’。欧阳氏谓：‘经简而直，传新而奇，学者乐闻而易惑’。愚以为乐闻新奇然后可以折诸简直，其新奇也，盖其所以为简直也。”此盖为其书之大旨。其书卷首两篇为通论性质，有先生评说、郊禘考、五岳考、涂山会诸侯考、左丘明时代考、五霸辨、四凶议、论左传书、成周地形、鲁地形、楚地形、宋卫地形、陈蔡曹地形、郑地形、吴越地形，总论列国地形、河、江、关、春秋列国论、春秋列国党仇分合、姬姓之国、鲁异诸国、王室之卑、晋楚更霸、秦晋姻雠、陈蔡亡于楚、齐争国始末、宋卫叛臣、季氏专鲁、三家纂晋、赤狄白狄、三传经文互异、三传立例互异、类事类语、地名同、地名与国名同、名谥同、名姓世表、人名同、同姓名录诸篇，大多为张氏所撰，间亦有采前人所论着者，此为其书之精华所在，其书之特点是取材宏富，但其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亦失之芜杂。此书成于康熙五十一年，现存乾隆刻本，另清敬足斋刻其中《穀梁折诸》六卷。

傅斯年著。载1919年1月《新潮》月刊第1卷第1号。中心是宣扬实用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供给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有用,有用就是真;损害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无用(包括有害),无用就是假”。认为实用主义的观点是“拿人生解释人生,是现在思想潮流的趋势”。文章批判中国传统的人生观,认为传统人生观念的核心是“遗传的伦理主义”,“他以为人为道德而生,——为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这是“硬拿着全没灵气的人生信条,当做裁制人生的一切标准”。反映了作者当时主张批判封建伦理,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

六十四卷。此书为康熙皇帝经筵旧稿。由着名宋学家，康熙经学老师李光地主持编定，雍正时由大臣张廷玉、方苞修订定稿，乾隆三年(1738)锓版。宋代由于重《春秋》之慎赏罚、当功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之用，特别重视《春秋》一书，治《春秋》者甚众，据《宋史·艺文志》所着录的《春秋》学专着即有二百四十部左右。其中亦有经筵讲义，如王葆《春秋讲义》、张九成《春秋讲义》、戴溪《春秋讲义》。这些讲义，“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四库提要》)此书即是采宋人讲义之体裁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每条经文之下先例《左传》记事，次列《公》、《穀》之义例，反复演绎，大旨归于尊王。据康熙《御序》云：“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扶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常得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因而此书“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亦时有所折衷。”是此书初稿尚推崇胡传。但据乾隆二年《御序》，则云雍正时鉴于康熙皇帝己对“胡氏之说多所驳正”，但当时廷臣“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所以久久不予“宣布”。至雍正七年才命张廷玉、方苞详细校订。乾隆御制序文时又“反复循览，于胡氏穿凿之说旷若发蒙，笔削之旨阐明者亦过半焉。”可知此书之攻驳胡传之说当在张、方“校订”之时。而其攻驳之重点，则在于胡传因激于时弊而托《春秋》大义生发的讽时讥世，尊王攘夷之论，代之以尊尊卑卑、君君臣臣之价值体系。其书之体例是，于经下先列《左传》、《公羊》、《穀梁》之文，再附以讲解。卷首为《总说》，有纲领、通论、经传源流、传注得失四篇，皆引诸儒之语要者。现存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

三十八卷。王掞、张廷玉等奉敕撰。康熙三十八年(1699)，礼部尚书王掞、礼部右侍郎张廷玉等奉敕撰《春秋传说汇纂》，至康熙六十年始成。康熙《御序》云：“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谊，据实事书，使人观之以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此言真有得者。”又云：“朕恐世之学者牵于支离之说而莫能悟，特命词臣纂辑是书，以四传为主，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以集说为辅，其有叛于传者勿录。”此盖全书之宗旨。其所谓“舛于经者”，主要针对胡安国《春秋传》。此书之驳胡传，不遗余力，揆其原因，除胡传本身多臆测之说外，更主要在于胡传强调“尊王攘夷”，尤其强调“攘夷”之说。而其“攘夷”之论则多有感于当时金人对南宋之压迫而发。清为金人之后，故于此特别敏感。此外，因《公羊》有“革命”思想，故删削最多。所谓“集说”，则是引汉唐至明诸儒之说，计所引一百三十五家。而其引录之原则，亦针对胡传，即凡为胡传所弃者多录之，凡攻驳胡传者多录之。其书体例，先以大字标举经文，次以小字胪列《左》、《公》、《穀》、《胡》四传之文，最后为《集说》。首卷上篇为《纲领》，集诸儒之论为三部分：一论《春秋》经传源流；二论《春秋》大旨，经传义例；三论传注之失及读《春秋》之法。下篇有《王朝世表》、《列国年表》、《王朝列国世次》、《王朝列国兴废说》、《列国爵姓》、《列国地图》、《王朝地名》、《列国地名》，计八篇。其中《列国年表》尤为重要。《年表》仿《史记》年表之体例，内容则大抵抄自《春秋大全·二十国年表》，只是排列次序不同，是按尊王宗鲁及“周之宗盟先同姓”之原则排列。现存内府刻本、外省覆本、浙江书局本。

一卷。汉郑玄撰。此书是针对何氏攻驳《穀梁》的《穀梁废疾》一书而作。汉代《公羊》与《穀梁》同属与《左传》对立的今文经学，但两汉《公羊》独盛，《穀梁》远不能企及。因此，何休之驳《穀梁》，即在于维护《公羊》独尊之地位。而郑玄之申《穀梁》，盖有联合《穀梁》与之一争高低的目的。此书今存四十余条，体例同于《箴膏肓》。如“何休曰：‘《公羊》以为日与不日为远近异词。若《穀梁》云益师恶而不日，则公子牙及季孙意如何以书日乎?’释曰：公子牙，庄公弟，不书弟，则恶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孙意如则定公所不恶，故亦书日。”又如：“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纠、家父、宰周公来聘皆称使，独于祭叔夺之上奈可?’释曰：诸称使者，是奉王命，其人无自来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来，故去使以见之。”清儒刘逢禄不满郑氏之攻驳何氏，撰《穀梁废疾申何》二卷以申何难郑。

三十卷。吕本中(1084－1145)撰。吕本中字居仁，原名吕大中，宋代着名诗人、理学家。吕本中北宋末官至祠部员外郎，南宋初赐进士，累迁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学者称之“东莱先生”。吕本中以诗擅名，其诗颇得黄庭坚、陈师道句法，诗家多称之“吕紫微”、“东莱”之号稍隐。吕氏着述颇多，除此书外，还有《童蒙训》、《师友渊源录》、《东莱诗集》、《紫微诗话》、《江西诗派宗社图》等书。此书乃自三传而下，集诸儒解经之说而为之。其所集诸儒，主要是陆淳、刘知几、孙复、孙觉、刘敞、苏辙、程颐、襄陵许氏、胡瑗数家。此书虽全无吕氏议论，但采择较精。朱熹曾说：“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此书旧刻题曰吕祖谦撰，误，《四库提要辨之甚详。然吕本中传林之奇，而林之奇则吕祖谦之师，二人亦有渊源。现存有康熙《通志常经解》本，乾隆本。

二十卷。附春秋五论一卷。吕大圭(生卒不详)撰。吕大圭字圭叔，号朴乡，南安(治今江西大余)人，宋代经学家。淳璠进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国子编修，实录检讨官，崇政殿说书。出知漳州军、节制左翼屯戍军马。未行，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城降元，令吕大圭署降表，大圭易服而逃入海，为蒲追杀。吕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春秋集传》、《易经集解》、《学易管见》等书，皆散佚。此书在于申明《春秋集传》之旨。吕氏曾师从杨昭复，杨氏则为朱熹高足陈淳之弟子，故吕氏之学皆本朱熹而发明之。其弟子何梦申《跋》云吕“氏”盖本文公之说而发明之，有《五论》以开其端，有《集说》以详其义，又有《或问》以极其辩难之指归，而《春秋》之旨明句矣。噫，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论至先生而备。”此书体例仍以十二公排列，每公之下，撮其重要之事，以问答形式分条论说。于三传之中多主《左氏》、《穀梁》，而深排《公羊》，于何休《解诂》，斥之尤力。书后附有《五论》，一是论孔子作《春秋》，二是辩褒贬之例，三是特笔，四是论三传所长所短，五是世变。此书由其弟子何梦申初刻于宋理宗宝璠二年(1254)，现存明隆庆元年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二卷。宋刘敞撰。此书体裁类似经义、史论。所论虽为《春秋》经传，实则多寓借古喻今，针砭时事之意。故《四库提要》称此书“其间正名分、别嫌疑、大义微言灼然圣人之意者亦颇不少”。但此书艰涩难读。元吴莱《春秋意林后序》云：“刘子作《春秋权衡》，自称书成世无有能读者，至《意林》犹未脱稿，多遗阙。今观其书，或仅标经文数字，不置一词；或草草数言，文不相属，而下注‘云云’二字；或一条之下别标他目一两字，与本文迥不相关；或诘屈聱牙，猝难句读；或仅引其端而词如未毕。其为随笔札记，属稿未竟之书，显然可证。”此书于宋哲宗时被旨刊行，现存有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乾隆聚珍版本、闽覆本等。

十五卷。刘敞撰。此书皆节录三传事迹，断以己意，以释《春秋》。其褒贬义例多采《公羊》、《穀梁》之说，《四库提要》批评其“不免于胶固”。此书所用经文杂采三传，不主一家，又以经传连书，不加区别，容易产生混淆。且主观随意，往往窜改三传字句。如《左传》“惜也，越竟乃免”句，后人一般认为此非孔子之评语。刘敞为了证明此乃孔子语，遂改为“讨贼则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首开宋代窜改经传之风。虽然如此，后人对刘敞的《春秋》经传之学仍推崇备至。此书所附清纳兰性德《序》称：“后林叶氏谓庆历间欧阳文忠公乃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刘原父虽出其后，以通经传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文。又曰，原文为《春秋》，知经而不废传，亦不尽泥传，据义考例以折衷之，经传更相发明，虽间有未然，而渊源已正。今学者治经不精，而苏、孙之学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刘以难入，或诋为用意太过，出于穿凿。彼盖不知经，无怪其然也。……晁公武谓刘氏《传》如桓无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类，皆古人所未言。诸公推服原父者若此。”此书当时未有刻本，最早的版本是清康熙《通志堂经解》本。

六卷。清惠栋撰。此书是惠栋《九经古义》之一。惠栋认为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颇多违误，“因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用以博异说，祛俗议。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其中于古今文之同异者尤悉焉。”(《自序》)此书所搜集之先秦两汉古训极为宏富，除“春秋”经传之外，诸子有《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吴子》、《尉缭子》、《潜夫论》、《论衡》等十几种，史书有《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世本》等，此外还搜集有《水经注》、京相旸《春秋土地名》、《说文》、《尔雅》、《玉篇》、《经典释文》、《隶释》、金石资料等专门性着作，偶尔亦引用宋儒之说。其考证相当精核，如隐五年《传》“则公不射”，引《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倛射牲之弓矢”，及《国语》倚相之言，证旁引射蛟之误；僖公五年《传》“虞不腊矣”，引《太平御览》旧注及《风俗道》、《月令》章句，证腊不始于秦。僖公二十二年《传》“大司马固谏曰”，引《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固为人名；文公十八年《传》“在《九刑》不忘”，引《周书·尝麦解》证为刑书九篇；宣公二年《传》“以视于朝”，引《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视”为正字，作“示”为误；宣公三年《传》“不逢不若”，引郭璞《尔雅》注作“禁御不若”，证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伪写；成公十六年《传》“彻七札焉”，引《吕览·爱士篇》，证郑康成一甲七札之说；襄公二十三年《传》“娶于铸”，引《乐记》郑注，证铸即祝国；襄公二十七年《传》“崔抒生成及强而寡”，引《墨子·辞过篇》，证无妻曰寡；哀公二十五年《传》“袜而登席”，引《少仪》，证燕必解袜等，如此之类，皆言之有据。惠氏所处之时代，小学尚未发展到高峰，因而惠氏对古训缺乏分辨能力，其考证体现了一种唯汉是从之倾向。如昭公三年《传》“君子不悛，以乐慆忧”，杜预训慆为藏，刘炫训慆为慢，惠氏则据《诗·唐风·蟋蟀》“日月其慆”毛传“慆，过也”，主张训慆为过。杜氏训慆为藏，是用假借；刘氏训慆为慢，则由《说文》引申；而毛氏训慆为过，于诗文义贴切，但非慆之本义。惠氏用毛传，于此则与文义扞格。又如“公即位”之“位”，惠氏认为应从古文作“立”；“屡丰年”之“屡”认为应从《说文》作“娄”，皆是泥古之论。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云：“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非常恰当。此外，此书引证虽富，但疏于材料之鉴别，如其引用《竹书纪年》，未注意古本与伪托本之别，其常引用之《小尔雅》，亦非汉孔鲋所撰。现存乾隆三十七年胡亦常刻、三十八年张锦芳续刻本、《贷园丛书》本、阮刻《经解》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

《春秋》学著作。又称《春秋说》,《半农先生春秋说》。清惠士奇撰。十五卷。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儒,晚号半农,人称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官编修,侍读学士,曾典试湖南,督学广东。为清代著名经学家,尤精“三礼”。此书考辨《春秋》礼制、史事、书法等,分门别类,经文以类相从,每卷约论三四类,然不立目类。每经文后约采三传之文附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每传文之后又多附诸儒之说。其史事多信《左传》,礼制时据“三礼”,对《公羊》、《榖梁》、啖、赵之妄,时加驳正。每类之后,又以己意为总论。其意多出自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虽不免有拘泥窒塞之处,但大抵典核可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所谓原原本本之学,非孙复等之枵腹而谈,亦非叶梦得等之恃博而辨也。”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等。

“诗三百，诗无邪”，《诗经》，一部国学经典，数千年来诵读至今，各种研究和解读亦汗牛充栋。《诗无邪》系傅斯年先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任中山大学教授时，讲授《诗经》的讲义。作者以深厚的史学功底，提出许多新的《诗经》研究方法、理念和观点，是一部系统、全面研究《诗经》的经典之作。

七卷。宋黄度撰。度字文叔，号遂初，两浙路新昌(今属浙江省)人。南宋政治家、经学家。绍兴间进士，宁宗时为御史，尝劾韩侂胄误国，又劾内侍杨舜卿、陈源，又奏吴曦必反，有直名，累官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卒谥宣献，《宋史》有传。度研治经学，用力甚勤，晚年犹着述不辍，所着《尚书说》之外，尚有《诗说》、《周礼说》，已失传。度注《尚书》，主要依据孔安国传，孔传虽系伪作，然于诸家《书》说为最古，度据之作注，远胜他人臆说。该书注重考据，兼及义理，于《禹贡》山川地理，尤重实地考察。是书张金吾《藏书志》、瞿氏《藏书楼目录》均有旧抄本，旧抄本注用大字，其注意犹未尽者，则以双行小字附注于下，明吕光洵、康顺之校刊是书，始改注为小字，并尽删附注。《通志堂经解》及《四库全书》本所据即吕、唐校本。现存版本有明万历三年(1575)吕光洵刻本，明十一世孙天球校刊本，《通志堂经解》本(中多脱文缺字)，黄氏家塾刻本(较通志堂本完善)，清道光九年(1829)重刊本等。

南宋初胡安国借《春秋》 以托讽时事之书。30卷。“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 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朱子语录》曰: 《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 (《四库全书总目》) 。胡氏也自谓其著书目的,在于 “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 (胡安国《春秋传序》) 。明初定科举之制,要求士子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缺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书也。后洽《传》渐不引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 (《四库全书总目》)。皮锡瑞认为: 宋人治《春秋》者多,“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显。元、明用胡 《传》取士,推之太高; 近人又诋之太过,而胡《传》卒废。平心而论,胡氏《春秋》大义本《孟子》,一字褒贬本《公》、《穀》,皆不得谓其非。而求之过深,务出 《公》、《穀》两家之外;锻炼太刻,多存託讽时事之心。其书奏御经筵,原可藉以纳约。但尊王攘夷,虽 《春秋》 大义; 而王非唯诺趋伏之可尊,夷非一身两臂之可攘。胡《传》首戒权臣,习艺祖(即宋太祖赵匡胤) 惩艾黄袍之非,启高宗猜疑诸将之意” ( 《经学历史·经学变古时代》) 。有《四库全书》本。

三十卷。洪咨夔撰。洪咨夔字舜俞，于潜(今浙江临安)人，宋代文学家、经学家。嘉定进士，历官端明殿学士，刑部尚书，宋理宗初，洪氏为考功员外郎，因忤权臣史弥远，又言李全必为国患，乃被罢官家居七年。在此期间，他“杜门深省，有感于圣人以天治人之意，作《春秋说》”。此书之宗旨在阐明《春秋》“奉天命而立人极”，“以天治人”的大义。洪氏认为，《周易》与《春秋》“在鲁皆所以司天人之契”，硬把《易》与《春秋》拉扯在一起。他又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纯粹是《剥》卦之演变，“以齐桓霸天下始末权之，每四十年当一爻，阴愈进则乱愈甚”。其说虽发前人之未发，但其谬亦过前人。洪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两汉诏今》、《平斋文集》、《平斋词》等书。此书原无传本，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其经文部分因《永乐大典》未录，则根据其说以推之，加案语附录其正文之后。其中尚缺僖公十四年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两部分。现存清洪氏刊本。

四十卷。高闶撰。高闶字抑崇，鄞(今浙江宁波)人，宋代着名经学家。高闶八岁即通经史大义，宋高宗绍兴初赐进士第，累官至国子监司业。时兴太学，闶奏宜先经术，高宗然之。南宋初学制多为其所创建，官至礼部侍郎。后因忤执政，一斥不复，家食累年，中寿而卒。学者称之“息斋先生”。此书为高氏晚年家居所着，大旨以程颐《春秋传》为本，故仍冠以程颐原序。其说则杂采唐宋诸家，以己意折衷，不复注明引者姓名。南宋古文大家楼钥《序》称：“自顷王荆公废《春秋》之学，公独耽玩遗经，专以程氏为本，又博采诸儒之说为之集注，其说粹然一出于正。”此书虽宗程颐，但却时有从违。如程颐据汉薄昭与淮南王书有“齐桓公弟”之语而谓公子纠为桓公弟，而高氏则依据三传、《史记》、《荀子》之文，谓公子纠为桓公之兄。但其大义则全主程氏。程氏《春秋传序》云：“后世以史观《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高氏发挥其说，认为孔子“惧先王经世之法坠地莫传，欲立为中制，俾万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法，而托始于隐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后王，以周公之事业望鲁之子孙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万世通行之法也。”主旨虽谬，然于考证亦有所得。如解“向戌盟于刘”云：“凡因来聘而盟者，必在国内。刘，王畿也，岂有来聘鲁而远盟于刘者乎?盖下文有‘刘夏’，传者以为春夏之夏，与文四年‘夏，逆妇姜于齐’文同，故误增‘于刘’二字耳。”其精辟若此。《四库提要》评其书“惟于地理少疏……然在宋代《春秋》诸家中，正大简严，实可与张洽相匹，非孙复、崔子方辈可几及”。清《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于此书采取最多。此书最早为南宋刻本，但原书久佚，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及各书所引高闶说中辑出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十四卷，《四库全书》编辑者因其篇页繁重，乃析为四十卷。现存清聚珍版本、闽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一卷。汉郑玄撰。何休着《公羊墨守》，捍卫《公羊》学，郑玄针对何氏之书着《发墨守》，攻击何氏之学。今书只存四条，是宋王应麟从诸书中辑出的，与《箴膏肓》、《起废疾》合编为一书，《四库全书》仍之。清儒刘逢禄主《公羊》学，不满郑氏之攻驳何氏，撰《发墨守评》，谓今本郑氏《发墨守》可指说者惟一条，然多牵《左氏》，讥郑氏于董仲舒、胡母生之书研之未深。

十二卷。补二卷。清朱鹤龄撰。此书主要采赵汸、陆粲、傅逊、邵宝、王樵五家之书以及诸儒之说，以补正杜预《春秋经传纂解》之阙讹，大抵集旧解者占十之七，出己意者占十之三，所以名曰“钞”。其《凡例》移，《左传》纯以史解经，所以其论人论事，时有悖于理，学者不可耽于其文之博丽而昧其义之踳驳，这才是善读《左传》。朱氏认为：“会盟战伐及日月人名地名之类，有经文不书而传特详之者，此正可推求笔削之旨。”而陈傅良、赵踳“专从不书取义，最得微旨，今备录其说以为解经翼辅。”又云：“杜氏注得孔氏疏而明，然郑立、贾逵、服虔、王肃、刘炫诸儒之说亦不可尽废，今博引而加以折衷。”其重视汉学，于此可见一斑。其书考证虽少，却时有所得。如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传》，证公婿池非晋侯之婿；引《檀弓》越人吊卫将军文子事，证秦人归僖公成风之襚；引《汉书·王嘉传》，证“屈荡尸之”当作“户之”等。不妄断是其书之优点，如“庄公寤生惊姜氏”，孔疏以“寤时生”；“寤而觉”为说，林尧叟则以“困而后寤，因寤而惊”为解，皆不可通。杨开庵、顾炎武引《风俗通》“儿堕地触开目视者为寤生”为说，朱氏则云“吾亦未敢信也”。所补二卷，据其《凡例》称：“亭林顾先生去秋自华阴寄余《左传注》数十则，折疑正舛者，皆前人未发，时此书已刻逾半，不及纂入。间取三传、三礼注疏阅之，尚多可录者，因复缀缉，与亭林所贻汇成二卷，附之简末。”《四库》系抄本收录。

十二卷。明朱朝瑛撰。此为朱氏《五经略记》之一。此书辑录上自啖助、赵匡，下及季本、郝敬诸家旧说，补以己意。朱氏之说出其师黄道周，其最大之特色在于不囿旧说，不拘俗见，多发己意。其所辑录之诸家，大多皆是标新立异，不肯旁三传以说经者。其卷首《总论》云：“《春秋》大义，一言以蔽之曰：尊王。”又云：“读《春秋》者须观圣人之特笔，观其特笔而全书之旨可会而通也。于稷之会特书‘成宋乱’，恶贿赂之始行也；于澶渊之会特书‘宋灾故’，惜义理之终不明也。……书‘成宋乱’见正身之要焉，书‘宋灾故’见辨义之精焉，……凡圣人所为格致诚正、修齐冶平之道无不着于此矣。”此为其书之宗旨。朱氏认为，《春秋》一书原是经史相辅而行，史以陈其事，经以着其义，一笔一削，了然可见，但自鲁史亡而《左传》作，《春秋》之义遂多不可解。由于《左传》作于战国，其书多采他史以附之，故有与经文谬戾而不合其大旨者，而《公羊》、《穀》之略更不待言。因此，如果不因经以考传，而欲据传以明经，则会名实抵牾，是非舛错，而《春秋》之义则愈辨愈晦。可见朱氏仍深受啖、赵一派之影响。《四库》系据抄本收录。

《孟子》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孟子》被南宋朱熹列为“四书”（另外三本为《大学》《中庸》《论语》）。《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十四卷。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260章。相传另有《孟子外书》四篇，已佚（今本《孟子外书》系明姚士粦伪作）。书中记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古代考试主要考《四书》与《五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荀子》是战国时期荀子和弟子们整理或记录他人言行的哲学著作。《荀子》全书一共32篇，其观点与荀子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在前27篇中，也有几篇，如《议兵》、《大略》等可能是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荀子》一书今存三十二篇，除少数篇章外，大部分是他自己所写。他的文章擅长说理，组织严密，分析透辟，善于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强议论的气势，语言富赡警炼，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庄子》是道家的一部重要著作，十余万言，由庄子和他的门人以及后学所著。现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研究中国哲学，不能不读《庄子》；研究中国文学，也不能不读《庄子》。

《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管子》 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 ，《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 ，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统计《管子》 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前475～前221）至秦汉时期，汉初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包括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中以黄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余各家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