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毛诗序》的简称,有“大序”“小序”之分。列在各诗前面,解释各篇主题的是“小序”,往往牵强附会,曲解诗意。在《毛诗》首篇《关雎》的“小序”后面有一大段概论全部《诗经》的文字,叫做“大序”(据《正义》说明,应从“风,风也,教也”句开始)。《大序》比较系统地宣扬了儒家的文艺观点,十分重视《诗》的社会教育作用,把它当作“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也有人把每篇《诗序》的第一句叫做“小序”,第二句以下叫做“大序”。“诗序”作于何人?众说纷纭。有认为《大序》《小序》都是子夏作的(王肃、孔颖达),有认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的(沈重),有认为孔子作的(王得臣),有认为诗人自作的(王安石),有认为毛公门人作的(曹粹中),还有认为国史作的(程颐)。又《后汉书·儒林传》:“卫宏,字敬仲,从谢曼卿受诗,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据此,宋以来研究者大都认为《诗序》是卫宏所作。但有的学者认为卫宏所作不是现在的《诗序》。章太炎说:“卫宏先康成仅百年,如《小序》果为宏作,康成不容不知。由今思之,殆宏别为《毛诗序》,不与此同,而不传于世耳。”因此,《诗序》的作者究竟是谁,现在还没有可靠的结论。

(宋)辅广撰 辅广,宋逵子,字汉卿,号潜庵 (一说潜斋)。师事吕祖谦及朱熹。宁宗初伪学禁严,学徒多避去,广不为动。嘉定初上政府书,反复于是非成败之际,筑传贻书院,教授学者,时称传贻先生。著有《四书纂疏》、《六经集解》、《通鉴集义》、《诗童子问》、《日新录》等书。《诗童子问》之大旨,主于羽翼《诗集传》,叙述平日闻于朱子之说,故曰童子问。卷首载大序小序,采录《尚书》、《周礼》、《论语》说诗之言,各为注释。又备录诸儒辨说,以明读诗之法。书中不载经文,惟录其篇目,分章训诂。末一卷则惟论叶韵。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二十卷,其中有胡一中序,言阅建阳书市,购得而锓诸梓。而且载朱子《集传》于上,《童子问》于下。此本仅十卷,不载朱子《集传》,也无一中序,故卷数减半,并非有所缺佚。其说多掊击诗序,颇为过当。今见《四库全书·经部诗类》。

八卷,清李光地著。此书大旨不主训诂名物,而以推求《诗》意、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为止。又不旁征事迹,必求其人以实之。并以为西周篇什之诗,不应寥寥;“二南”之中,有文王、武王以后诗;“风”、“雅”之中,多东迁以前诗;对《小序》所言姓名,多废而不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间意测者多,考证者少。如谓‘有女怀春’为祀高禖,则附会古义;谓‘有扁斯石’,扁字从户、从册,古者额书于户曰扁,以石为之,亦近于穿凿字说。在光地所注诸经之中,较为次乘。然光地邃于经术,见理终深。其所诠释,多能得兴观群怨之旨。他如郑、卫之录淫诗,引《春秋》之书乱臣贼子为之,证《楚茨》以下为《豳雅》,《载芟》以下为《豳颂》。引《豳风》之后附《鸱鸮》诸篇,以释《豳雅》后有《瞻洛》诸诗,《豳颂》后有《酌》、《恒》诸诗之疑。其言皆明白切实,足阐朱子未尽之义。亦非近代讲章、揣骨听声者所可及也。”今存《四库全书》。

四十卷,明季本著。包括总论二卷,正释三十卷,字义八卷。征引该洽,不肯剽袭前人,多自申其说。其改定前人旧说,必反复援引根据,著明所以然。其解《南山》篇“必告父母”句,以为是鲁桓公告父母之庙;《九罭》篇“公归不复”,以鸿北向,则不复与兴为解;《下泉》篇“郇伯”,以为指郇之继封者而言,“皇父卿士”章,谓以宠任为先后,故崇卑不嫌杂陈;《頍弁》篇的“无几相见”句,为兄弟甥舅自相谓。如此之类,都可备解《诗》的一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虽间伤穿凿,而语率有征。尚非王学末流以狂禅解经者比也。存此一编,使知姚江(王阳明为姚江人)立教之初,其高足弟子研求经传,考究训诂乃如此。亦何尝执‘六经注我’之说,不立言语文字哉。”今存《四库全书》。

三卷,清惠周惕著。此书对毛公《诗传》、郑玄《毛诗笺》、朱熹《诗集传》都不专主,多以己意考证。大旨谓《大雅》、《小雅》的区分是根据音,而不是以政来区分;“正雅”、“变雅”美刺陈错,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又疑《周南》、《召南》二十六篇全为房中之乐,不必定指某人。提出《周南》、《召南》之分,郑玄笺误以为文王;天子、诸侯都得有颂诗,故《鲁颂》不为僭越。这些说法都有理有据。但亦偶有未安之说,如以“颂”兼美刺,与“诵”相通之类。今存《四库全书》。

十五卷。清姚炳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亦以鸟兽草木分列四门,故以多识为名。其稍异诸家者,兼以推寻文义,颇及作诗之意尔。然孔子言鸟兽草木本括举大凡,譬如史备四时,不妨以春秋互见。炳乃因此一语,遂不载虫、鱼,未免近高叟之固。其中考证辨驳,往往失之蔓衍。……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宜略其芜杂,采其菁英焉。”姚彦晖以孔子语学《诗》之益,卒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乃于说《诗》之余,就孔子所言,分勒四部:凡鸟部三十一类、兽部二十四类、草部七十类、木部四十一类。是书考据广博、辨析细微,虽名物而义行其间,比类所及,必与六艺相证明。惟《诗》之名物,虫鱼亦其显著者也,彦晖泥于孔子之言而遂不及虫鱼,是反以圣训而害其著作矣。书前有自作例言,又有康熙丁亥(1707年)毛奇龄、戊子(1708年)彭始搏及其从父际恒三序。有嘉庆丁丑(1817年)校修本。

二十卷,清范家相著。此书立论平和,斟酌于《小序》、《诗集传》之间,而断以己意。首列《总论》三十篇,以下只著篇目,依次诠释。所论《卷耳》为文王在羑里,后妃遣使臣之作，《中谷有蓷》为怜申后，《褰裳》作于晋、楚争郑时，《丰》为男亲迎而女不从，《敝笱》为叹王纲废弛，《采苓》为申生而作，《采薇》为文王伐玁狁等说,都多臆测,而少有确证。但又多有根据充分之说,如《总论》第十四条,力破降《黍离》为国风之说,认为太史不采风,王朝无掌故,诸侯的国史也不记载以进。不唯《雅》亡,四诗皆亡。诗亡而讽谕彰瘅之道废,是以孔子作《春秋》。此可与《孟子》之说相发明。又如《总论》第十五条,论三百篇之韵叶之而不谐,提出三点论据,足以解顾炎武、毛奇龄两家之斗。

一卷,宋王应麟著。此编专考三家《诗》说。《隋书·经籍志》载,《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者。其后,《韩诗》亦仅存《韩诗外传》,《韩故》、《韩诗内传》、《韩说》皆佚。王应麟收集各书所引三家《诗》说,以存三家逸文。又旁搜广讨,著《诗异字异义》、《逸诗》,附于其后。所辑各条,一一注明出处,所引《韩诗》最多,《鲁诗》、《齐诗》仅寥寥数条。因《韩诗》后亡,唐以来注家所引较多。卷末有《补遗》,掇拾所阙。明代董斯张补十九条,其中“子华子清风婉兮”一条,出北宋伪书。清会稽人范家相因王应麟书著《三家诗拾遗》,共十卷,最为完备。并摘王应麟书所录《逸诗》,如《楚辞》之“驾辨”、夏侯玄辨乐论之“网罟丰年”,《穆天子传》之“黄竹”,《吕氏春秋》之“燕燕破斧”等,以为皆出子书杂说,更不应录及殷商以前所言。但王应麟书筚路蓝缕之功终不可灭。今存《四库全书》。

一卷,清杨名时著。其书为读《诗》所记,大旨以李光地《诗所》为宗,而斟酌于《小序》、《诗集传》之间。但《诗所》论“季札观乐”,谓所陈皆西周之诗,无东迁以后诗。此书则据变风终于陈灵公,在鲁宣公十年(前599)至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子来聘已是五十五年后了;又引《左传》卿大夫所赋已见东迁后的诗,列国具备其文。论证季札观乐,已有东迁以后诗。绝不回护师(李光地)说,可谓能破除讲学家门户之见。其证二叔非管、蔡,论三五在东,解上帝耆之,辨新宫非斯干等,皆有考证,有所发明。今存《四库全书》。

二卷。清李光地(1643－1718)撰。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康熙进士，累官直隶巡抚，文渊阁大学士。着有《周易观彖》，已着录。《正蒙》宋张载着，九卷。取《易》“蒙以养正”之文，故称《正蒙》。其书本无篇次，载门人苏昺等分为《大和》、《参两》、《天道》、《神化》等十七篇。张载提出“虚空即气”的观点，认为宇宙万象，皆由气成，在我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是书载以精思而成，故义博词奥，虽注本颇多，然多不得其要，加之章句又繁，不免偶有出入，或与程朱之说相矛盾，注者亦莫知所从，不敢置议。光地《注解》疏通证明，多阐述张子未发之意；又于先儒互异之处加注。如“太极之说”与“周子太极不同”。地有升降一条，黄瑞节以为执四游旧说。又如《六经》之中释孟子之过化为不滞于物。释《中庸》之敦化为体厚用神。释《易》继善为不已其善。释《论语》上智下愚为习成。释《中庸》仁者为生安，智者为利。释《论语》空空无知为无思无为。释《易蒙》以养正为养蒙以正。释《论语》先进后进为急行缓行。洋洋盈耳为乐失其次。与朋友其敝之而无憾句，以其字属下。释好勇疾贫章二乱字迷缪。释易险阻为圣德之高坚。释《论语》素绚后素二“素”字异义。释礼禘祫之义用《注疏》旧说，殇祭之义又改易旧说。皆一一别白是非，使读者明白不疑。自明以来诸家注释之中可谓善本。主要有明刘基《正蒙会稿》四卷本，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宏道书院刊续编本，咸丰八年(1858)刊《惜阴轩丛书》本。明刊本。清道光九年(1829)李维迪刊《榕村全书》本。清乾隆三十年《四库全书》抄本。

十七卷。明夏良胜撰。夏良胜字于中，南城(今属江西)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历任吏部考功员外郎、南京太仆寺少卿等职，后为仇家所陷，谪戍辽东。着有《东洲初稿》等书。此书嘉靖间夏良胜被谪戍辽东时所着。自宋以来，取古经之义，括举条目而推衍其说者，始于叶时《社经会元》。继叶时之后，则有真德秀《大学衍义》。夏良胜仿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体例，推阐《中庸》，故名《中庸衍义》。全书分《天命之性之义》、《率性之道之义》、《修道之教之义》、《致中和议》、《达道之义》、《达德之义》、《经之义》、《诚明之义》、《三重之义》、《平天下之义》等纲，每纲又分为若干目，每目之名皆为夏良胜所自创。如《天命之性之义》分为《正性之原》、《论性之弊》；《达道之义》分为《君臣之常》、《君臣之变》、《君臣之戒》、《父子之常》、《父子之变》、《父子之戒》、《夫妇之法》、《夫妇之戒》、《兄弟之法》、《兄弟之戒》、《朋友之法》、《朋友之戒》；《经之义》分为《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每一名目必一一援据古今，推广演释。其中以采邱浚《大学衍义补》之说为多。夏良胜自己的观点则加“臣良胜曰”分述于后。此书议论的宗旨，作者强调欲求尧舜之治，必须先有尧舜之心，《大学》之道在于“平”字。故论治之本，惟存于“心”一字；论治之效，惟在于“平”一字。古今言治理者，只此二字，可以集大成。书中对崇神仙，好符瑞，尤究极流弊，是为世宗时事而发。有清江西刊本，《四库全书》本。

一卷。南宋真德秀撰。真德秀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时，以“廉仁公勤”四字励僚属，复立惠民仓，置社仓。知福州时，告戒所部，无滥刑横敛。他在朝中的时间较短，多居外任，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故着此书。其门人王迈作《序》，称他再守温陵(今福建泉州)时，日着《政经》。考他再守泉州时，为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已经54岁，故为晚年之作。王迈又称赵时棣任法曹时，与真德秀朝夕相随，故得此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收录《心经》，而不及此书。可能是《心经》行世早，而此书晚出。或是因他名重，好事者依托之作。虽然真伪难辨，但其言能不悖于儒者，所以能与《心经》并行于世。此书采典籍中论政之言列于前，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子张问仁于孔子”等条。而以名臣廉吏的事迹列于后，题为《传》，以示区别。共列二十余事，如“黄霸为颖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刘宽典历三郡温仁多恕”等事迹。书末附当时近事六条，为之附录。此六条记歙县等地，造簿征赋的方法。他认为，簿书是财赋的根，尤如禾稼出于田亩。但地方官多不亲阅，征赋时则用乡里的草簿。因此多生弊端，把未交纳者改为交纳，已经交纳者改为未交纳。官赋流失，百姓被扰，所以地方官要亲掌征赋。其后载他帅长沙咨呈，知泉州军事时劝谕文，帅长沙时劝民间置义仓文、帅福州晓谕文。他虽自命为大儒，但断不敢以自己的文章题曰经，盖为后人所补。诸谕文不空谈，所言多切时弊。如《帅长沙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一文，他向同僚提出“以四事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四事为：律己从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为事以勤。十害为：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奸，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全书旨在劝戒官吏，扫除时弊。淳祐二年(1242)，大庾令赵时棣将此书和《心经》合刻。有《四库全书》本，《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

一卷。清王宏撰撰。宏撰认为，对于周敦颐无极之说，陆九渊等相与辩论于前；对于朱熹格物之说，王守仁等相与究诘于后，诸儒聚讼，数百年未休，大抵尊朱者全斥陆、王为非，尊陆、王者则全斥朱子为谬，迄今无持是非之平者，故撰此书以折衷之。该书以为，格物之说当以朱熹所注为是，无极之说，当以陆九渊所辩为是。广引诸书，进行辨正，持论平允，词气平和。凡崇朱学者，称先朝之乱由于学术不正，其首祸为王阳明；崇陆学者，称无极二字出于老子，而为周敦颐真赃实犯。宏撰皆指为太过。他说：“予素信朱子，惟于无极太极之说小异，诚不敢以心之所不安者，徒剿袭雷同，以蹈于自欺欺人之为。”该书有《四库全书》本、《王山史五种》本等。

十七卷。清王植撰。王植有《四书参注》已着录。《正蒙》是张载的重要着作，原只数万言，而其弟子苏炳将这部书分为十七篇，相续成为今存本的样子。这是一部哲学着作，它与《西铭》、《易说》构成了张载的哲学体系。张载提出了“太虚”这一表示物质特性的范畴，在朴素唯物主义发展的道路上，是一个进步。他说：“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纲缊’，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与?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正蒙·太和篇》。又说：“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太和》)。这就是说，世界的本体是元气，这种气是无形的(不能直接用眼睛看到它)，气的聚合、分解(散)都是暂时的现象(客形)。太虚就是气，不是在气之外还有一个太虚。《正蒙》注释很多。是书，诠释《正蒙》。冉祖、李光地、张伯行之注，列于程朱诸说之后，并采张子《经学理窟》、《语录》、《性理拾遗》相参证，而又各以己见参订于后。其大旨谓张子见道原。从儒释异同处入。故其言“太虚”皆与释氏对照。又谓太虚有三义。又谓程朱多不满此书“太虚”二字。然晰其旨，殊涂同归，正不必执程朱诸论以毁谤。又谓《诗笺》、《书序》、《礼疏》、《旧说》张子所用颇多。今人习见习闻，皆程朱遗泽，遂咤而怪之。当时能破门户之见的，其谓张子自注。又谓十七篇为苏昺所传，张子所，李光地本多割裂，其辨析皆为不苟，称张伯行注出于他人之假名，非所自着，云云，亦足资考证。有明刘玑《正蒙会稿》，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宏道书院刊续编咸丰八年(1858)刊《惜阴轩丛书》本。清王植《正蒙初义》十七卷，清乾隆三十年《四库全书》抄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太平洋书局《船山遗书》本，1956年古籍出版社本，1975年中华书局本。

章世纯著，经学著作。

元朱倬撰，朱倬,元建昌新城 (今四川省) 人,字汉章。至正进士。官遂安县尹。著有《诗经疑问七卷》。书中略举诗篇大旨发问,而各以所注列于下。书末附赵惠《诗辨说一卷》,因其书与惠书略相类,后人认为倬忠烈,惠高隐,其人足以相配,故合而编之。此书《补辽金元·艺文志》、《补三史·艺文志》、《补元史·艺文志》中都有著录,今见《通志堂经解·诗》康熙本、同治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经部》。又 《诗疑问七卷》见《四库全书·经部诗类》。

十二卷。朱鹤龄(1606－1683)撰。朱鹤龄，字长儒，号愚庵，江苏吴江人。明末清初学者，文学家。明末诸生。入清后隐居不仕，专心着述。其为人耿介，极重操守，时人将其与顾炎武、黄宗羲、李颙等合称“海内四大布衣”。鹤龄颖敏好学，初专力词赋，擅长笺疏之学，所撰《杜工部集辑注》、《李义山诗集笺注》一时甚有影响。所作诗文，宗杜甫、李商隐，感事伤时、沉郁顿挫，内容颇丰。后从顾致力经学，造诣颇深。鹤龄着述宏富，有《愚庵诗文集》、《读左日钞》、《禹贡长笺》、《春秋集说》、《易传义略》、《尚书埤传》及是书，并传于世。是书专主《小序》，而力驳废序之非，持论近于汉、唐。所采诸家，于汉用毛亨、郑玄，唐用孔颖达，宋用欧阳修、苏辙、吕祖谦、严粲，清用陈启源。其释音，明用陈第，清用顾炎武。其凡例九条及考定郑玄《诗谱》，皆有条理。立说严谨，皆有根据。然鹤龄学问深博，往往嗜博好奇，引经繁富，伤于芜杂。有海源阁杨氏旧藏钞本《诗经通论》，可能朱氏所录是书副本，其小注二本多有不同。是书有雍正六年刊本，康熙乙巳(1665)刊本及《四库全书》本。

十八卷。姚际恒撰。是书成书于康熙年间汉、宋学斗争之时，它不受传统传疏束缚，认为《诗序》无论大序、小序皆东汉人卫宏所撰，多不可信；而朱熹《集传》虽反《诗序》，又每每阳违之而阴从之。汉学、宋学各有缺点和谬误，“汉人失之固，宋人失之妄，明人失之凿。”故是书论诗，既不追随《诗序》，亦不附合《集传》，正如《自序》中所云“惟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义不致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凿之中。”主张以求实精神，从诗的本文探求诗义，对历代各家注疏逐一辨析。求得了部分诗篇本义，对历代说诗歪曲诗义处多有驳斥，尤对朱熹《诗集传》驳难最力。有些篇章，录列汉、宋各家释义逐一驳诘，因提不出新解，便以“不可详”或“不得其解”存疑，不肯妄断。是书除逐章串讲诗文，通解全篇意旨外，间或有艺术表现手法的评析。指明诗中的赋、比、兴手法，从章法、句法、修辞法，均有精确评价。如评《关雎》第二章曰：“通篇关键，在此一章。”评《卷耳》末章云：“四‘矣’字，有急管繁弦之意。”评《广汉》谓每章最后三句“一字不换，此方谓一唱三叹。”评《鄘风·君子偕老》中“邦之媛”，犹后世所言“国色”，此篇乃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之滥觞。此类见解能突破前人成说，开辟了《诗经》研究之新学风，至今仍可供借鉴，极有价值。然谓一些男女恋歌为“刺淫”之作，则是其因袭传统，美中不足。因是书不倚任何门派，故当时不受重视，《四库全书》竟不录。百余年后，其价值渐被发现。方玉润《诗经原始》多采其说。郑振铎赞曰“此书极为重要，多独特的新解，而能超出于毛(亨)、朱(熹)的聚讼之外”。最初之版本为道光十七年韩城王笃刻本，后有1927年双流郑璋复印本，1958年中华书局排印顾颉刚点校本为最新版本。

四卷。清王夫之撰。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今湖南衡阳县)人，祖籍江苏高邮。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与兄介之同举于乡。明亡，在衡山举兵，为清军所败。后勤苦着述四十余年。晚年居衡阳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着述极富。是书乃而农读《诗》时之随笔札记，故每条但举经文一句或数字标目，不全载经文。遇有疑义，乃为考辨，故不逐章逐句一一尽为之说。大旨不从郑氏之笺，亦不信朱熹之说，唯以毛传、《尔雅》为主。所辨证之名物训诂，引据精确，足以补传笺诸说之遗，间有伤穿凿处，然尚无害全书也。四卷之末附《考异》一篇、《叶韵篇》一篇；又附诗译十五则。有《船山遗书》本、《续经解》本。

明人朱善撰。全书四卷,其体例:“不载经文,但以诗之篇题标目,大抵推衍朱子《集传》为说;亦有锲而不说者,则并其篇目略之”,其论诗先分章而论,后乃以“总论”阐明诗旨、发挥题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说云:“其说不甚训诂字句,惟意主借诗以立训,故反复发明,务在阐兴观群怨之旨,温柔敦厚之意,而于兴衰治乱尤推求源本,剀切著明”,其论大致不差。作者选取能阐发题旨、又有微言大意的诗篇,详为设论,强为比附,务求“较诸儒之争竟异同者为有裨于人事”,虽多含勉强,率而疏解,且多含理学家气,然毕竟以其独特“别体”而独树一帜。

三十五卷。宋吕祖谦撰。该书库书题为《增修东莱书说》，与《天禄琳琅书目》续编着录宋刊巾箱本同。《总目》题作《书说》，与库书不相应，与宋刊本亦不符。《东莱书说》原仅十卷，说解《尚书》，始《洛诰》终《秦誓》。祖谦受业于林之奇，之奇说解《尚书》至《洛诰》而止；祖谦作《书说》自《洛诰》始，意在续成师说。祖谦门人时澜又取祖谦杂记语录，增自《尧典》至《召诰》，删润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编定祖谦原书为十三卷，合为三十五卷，以续成祖谦之说。该书版本有宋刻本，存十六卷，藏北京图书馆；清严元照抄残宋本，存九卷(此本为门人巩丰抄录，未经时澜修润)，藏南京图书馆；《通志堂经解》本。

四卷。宋毛晃撰，晃字明敬，衢州江山(今属浙江省)人，南宋着名小学家，绍兴中免解进士，晃精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为海内所宗，尝闭户着书，用功勤苦，砚为之穿，学者称为铁砚先生。着述除《禹贡指南》之外，还有《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禹贡》是《尚书》中重要篇目，大约作于周秦之际，篇中记述当时各区域的山川分布、交通物产、水土治理以及贡赋等级等情况，是我国现存最早、最有价值的地理文献，影响后世极为深远。《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及后世地理专着，无不以此为依据。《禹贡指南》博引《尔雅》、《周礼》、《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九域志》诸书，旁及前儒成说，以考证古今山川之原委，言之有据、持之有故，言简而意明。作者生于南宋，偏处一隅，不能遍历中原西北之山川古迹作实地考察，但援据考证亦颇多精辟见解。该书久佚，原体例不可复见，今库书所收，系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依经文次第排列，无注者经文从略，此书对后世影响颇大，自蔡沈之后，注《禹贡》者多所引之。版本有聚珍本、闽覆本、杭缩本、《榕园丛书》本、《清芬堂丛书》本、《励志斋丛书》本等。

十二卷。清朱鹤龄撰。《禹贡》系《尚书》重要篇目之一，主要内容详见《禹贡指南》条。鹤龄诠释《禹贡》，首列二十五图，自禹贡全图以及导山、导水，皆依次随文解释。该书引证翔实，创获颇多，于贡道、漕河经由脉络，剖析颇具条理，唯其说解山川地理，荦合乖误者，时亦有之。此书诠释《禹贡》，较宋、元人着述为胜，而不及胡渭《禹贡锥指》之精密。此书现存有手稿本，藏上海图书馆。

四卷。宋傅寅撰。寅字同叔，两浙路义乌(今属浙江省)人。南宋学者。少时尝从唐仲友学，仲友以益友称之，寅学识渊博，于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学校、郊庙、律历、军制之类，无不悉心研究，订其讹误，每事各为一图，题为《群书百考》，寅隐居不仕，又不治生产，晚年家境贫寒，学者称“杏溪先生”，工诗，诗风闲远古淡。该书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有宋刊本杏溪傅氏《禹贡集解》二卷，瞿氏谓“东阳乔行简序，首列《山川总会》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图，序首行题曰杏溪傅氏《禹贡集解图》，后又题曰《尚书诸家说断》”。今北京图书馆藏宋刻元修本，与瞿氏《目录》着录本同，是该书原本二卷，书名为《禹贡诸家说断》。《永乐大典》题为《禹贡说断》，《通志堂经解》题为《禹贡集解》，并非宋本旧名。《四库全书》采用《永乐大典》所题该书书名，并将该书析为四卷，愈失其真。该书博引众说，断以己意，具有独到见解，如论《孟子》“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为古沟洫之法，尤为前儒所未及。该书传本以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元修本为最善，《通志堂经解》本多有缺误，另外还有《墨海金壶》本、守山阁刊本、经苑本、《金华丛书》本等。

四卷。明黄道周撰。是书为崇祯十一年(1628)黄道周官少詹事时所进《礼记》注五篇之四。《缁衣》为《礼记》篇名。黄道周将《缁衣》分为二十三章，卷一共七章：不烦第一，咸服第二，殊心第三，民表第四，好仁第五，王言第六，禁行第七；卷二共六章：德壹第八，壹德第九，示厚第十，不劳第十一，成教第十二，忠敬第十三；卷三共五章：亲贤第十四，慎溺第十五，体会第十六，壹类第十七，好正第十八；卷四共五章：坚着第十九，德惠第二十，声成第二十一，成信第二十二，恒德第二十三。每章各证以史事二百余条，以明好恶、刑赏之道。其训释之意在于讽谏，故所采于君心好恶，纲领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乱盛衰之故无不包举。有康熙中刊本、《石斋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