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又称《小戴礼》、《小戴记》或《小戴礼记》。文集。西汉戴圣编。四十九篇,后订为十二卷。圣字次君,梁(今属河南商丘)人。戴德之侄,后仓弟子。世称小戴,为今文礼“小戴学”的开创者。其书本为解释、补充秦汉以前儒家治礼的传习资料,亦有古代故事。初,汉代流行两种辑本,一为戴德辑本,八十五篇,称《大戴礼记》;其侄戴圣从中精选出四十九篇,即《小戴礼记》。东汉郑玄为之作注,独立成书,简称《礼记》。

儒家经典之一。简称《礼》,亦称《礼经》或《士礼》。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的汇编。十七篇。相传为周公制作,或谓孔子订定。实为战国初至中叶成书。《十三经注疏》中收东汉郑玄《仪礼注》、唐贾公彦《仪礼义疏》。

马非百撰。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全书分两部分:《论管子轻重》论文三篇,《新诠》十六篇。认为《轻重》与《管子》其他各篇不属同一思想体系,当是西汉末年王莽时代人所作,探讨了各篇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校释本文。校勘审慎,凡可通之文不轻易改、补、删、移。提出许多独立见解,对不同意见进行了驳辩。

《湖上闲思录》是由作者钱穆编写。该书是由作者在1948年徜佯于湖光胜景中闲思遐想的结晶，分别就人类精神和文化领域诸多或具体或抽象的相对命题。你若太过注意到自然界去，正如行人在大黑深夜的旷野里，老把眼睛张望到无边的深黑中去，将会使你恐怖，使你惶惑。但有些人又太过看重他个人的生命，当知个人的生命依然是一个自然，一样的虚实胜过真实，黑暗胜过光明，一样在无边深黑中。人类的心智，则偏要在虚空中觅真实，黑暗中寻光明，那只有在人类大群已往历史文化的累积里面去寻觅。如情与欲、理与气、善与恶等作了灵动，细腻而深刻的分析与阐发，从二元对立的视角思索了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全书言浅意深，语重心长，既见出史家的沈潜与细密，又见出哲人的深邃和文学家的灵透与光彩、显示了作者多样的才华。

钱穆著。本书专为讨论庄、老两家之思想，而辩订其先后。其在于庄、老两家之生卒年世，及历史传说之种种考订，则均详见于《先秦诸子系年》。《老子》书之作者及成书年代，为历来中国思想学术界一大“悬案”。旧说老子在孔子前，近代学人梁任公批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乃主老子书出孔子后。顾颉刚、冯友兰两人从其说，主老子在庄子前。本书作者本着孟子所谓“求知其人、而追论其世”之意旨，梳理了道家思想乃至先秦思想史中各家各派之相到影响、传承与辩驳关系，言之成理，证据凿凿地推论出《老子》书应尚在庄子后。自民国十二年起，前后凡三十八年，历年递有发明，共得文十八篇，汇合以成此书 。

梁漱溟著。作者于1920年和1921年分别在北大、山东教育厅的讲演记录编辑而成。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0年,曾先后十次出版发行。1987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初版的影印本。1989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五章,申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的特质并标书其各自在“世界文化” 中的 “位置”。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由于人生态度的不同和意欲要求的方向的差别而导致西方、中国、印度三方文化的差别。西方文化 “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由此有了个性的伸展、科学的进步、民主制度的建立; 中国文化“以意欲的自为调和折中为根本精神”,成就了中国的艺术和道德; 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产生了宗教。西方文化是人类本来应有的第一期文化,中国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二期文化,印度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三期文化。暗示东方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断言人类文化发展的终极归趋是印度文化,而最近的未来文化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之不足在于没有第一期文化应有的充分发展,是谓之人类文化的早熟。若没有近代之东西交通,东方文化很可能要长此终古。东西文化的接触是东方文化的机遇,面对此机遇,中国对未来文化的对策应该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该书因论述东西方文化派的独特角度,体现了东方文化派回应西方文化的立场,受到广泛关注。某些观点,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共识。

1970年钱穆先生因撰写了《朱子新学案》，“分篇逾五十，全书超百万言，恐读者畏其繁猥”，作《朱子学提纲》，“冠于书端，庶使进窥全书，易于寻究”从钱穆先生的《朱子学提纲》，我们可以归纳出朱某理学思想的特性。朱来理学思想是在孔子内在思想性特征基础上，通过包括苟子、董仲舒、张载、二程等人的演化、桥梁，寓政治、道德与思想意识为一体，“朱子精神气魄宏大,故能立大规模而兼斯两者。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到中庸，四通六辟，成此一家”。简言之，“惟朱子，一面固最能创新义，一面又最能守传统”,而为集儒学之大成者，充分充分体现了其思想体系的时代创新性、民族文化传承性、集大成科学理性和经世致用社会大众性。

当代中国文化史家梁漱溟关于探讨人生问题的学术专著。全书21章。主旨在于从文化史角度论述人生哲学,人心的实质与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认为 “人心,应当是总括着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而说” 。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应当从其机体内外两面来看它。所谓对外一面即: 人在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即有所感受,复有所施为,既有所施为,复有所感受的那些活动能力。作者认为自己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3期,第1期便是近代西洋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2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3期。认为 “古东方文化如印度佛家、中国儒家,均是人类未来文化之一种早熟品; 因为不合时宜就耽误 (阻滞) 了其应有的 (社会) 历史发展,以致印度和中国在近代世界上都陷于失败之境。” 在中国古代,儒墨两大学派是相反的。墨家是实利主义者,只从意识计算眼前利害得失出发,而于如何培养人的性情一面缺乏认识。儒家则于人的性情有深切体认,既不忽视现实生活问题,又能照顾到生命深处。还认为,“儒家始终站在人生立场上,而印度佛家则否定人生”,超越乎人生立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以享受丰厚的净饭王太子,即有室家之乐乃弃家远走者,深有感触于人生问题而必求其解决也。此一大心大愿非生命本性向上奋进不已之表见耶?夫亦曰人类要求彻底认识其自己而已,岂有它哉! 作者指出 “孔孟论调太高,只能期之于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之共产社会。” 一般说来,在社会生命一面之所谓道德既要在尽伦,而人与人的关系随历史发展和各方情况却不一样,则以适合其时其地的社会要求为准。一时一地社会虽不相同,但从宇宙大生命来看,要求秩序稳定 (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又要求有所前进 (改良乃至革命) 却是同的。当需要稳定时,力求有助于稳定的行事,当需要改革时发动改革,那便合乎时宜,便是道德。

钱穆撰。凡二十篇,前十篇为上编,后十篇为下编。释《论语》之义,“语,谈说义,如《国语》、《家语》、《新语》之类。此书所收,以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之语为主……当时诸弟子于孔子之一言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之可知。”“论者,讨论编次义。经七十子后学之讨论编次,集为此书,故称《论语》。”“书中亦附记诸弟子语,要之皆孔门之绪言也”。该书将每篇分若干章,先将此章难字难句加以解释,然后解说该章要旨,最后将全章译为白话。说“《论语》一书,乃孔门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孔子距今已逾二千五百年,今之为学,自不能尽同于孔子之时”,但“孔子所开示者,乃属一种通义,不受时限,通于古今,而义无不然,故为可贵”。解说《论语》平实而多有新义,对历史上有关《论语》内容的争论,也在解说中有简略介绍。

明王守仁的讲学语录、信札集,由门人徐 爱、钱德洪等辑成。上、中、下三卷。上、下卷为与门人论 学问答的语录。中卷为书札,有《答顾东桥书》、《答罗整 庵少宰书》等。全书以问答形式,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

一卷。周巢子(生卒年不详)撰。有人认为随巢系姓氏,或曰随名巢。墨子弟子。据《汉书·艺文志》墨家类载:“《随巢子》六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皆云一卷。宋《崇文总目》未著录该书,可能亡于宋朝。关于《随巢子》一书的思想内容,我们仅能从前人的记载中窥知一二。《史记·太史公自序·正义》引韦昭注曰:“墨翟之术尚俭。后有随巢子,传其术也。”《文心雕龙·诸子篇》:“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清人孙诒让说:“随巢、胡非,则多主于明鬼非斗,与《墨子》七十一篇之旨若合符契。”而随巢之说兼爱曰 “有疏有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则尤纯笃无疵,是知爱无差等之论,盖墨家传述之末失。随巢之学,最得墨翟之真。可惜原书早佚,现存的版本有: 清马国翰辑,一卷,《玉函山房辑佚书》本。明归有光评 《诸子汇函》本,一卷。清王仁俊辑,一卷,《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本。又,劳格尝辑此书,十分简略。孙诒让《墨子闲诂》后语所辑,最为精详,可供参考。

也叫《吕览》。先秦诸子散文著作。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共二十六卷,分八览、六论、十二纪。其著述目的是为秦统一天下进行思想与理论准备。书中内容兼容儒、道、名、法、墨、农及阴阳各家思想。《汉书·艺文志》列其于“杂家”。它虽汇集众说,不名一家,其占主导地位者则为道家思想。全书结构安排精工,组织严密,艺术上也能兼采战国各家文章之长,文笔繁缛,善于取譬设喻,形象、生动地说理。其富于创造性的编写体例与严整的结构对后世散文著作的编撰起了典范作用。此为吕氏春秋白话文

又称《守白论》。战国末公孙龙作。《汉书·艺文志》列为名家。十四篇。西汉扬雄《法言》称“龙诡辞数万”。《隋书·经籍志》列为道家,称《守白论》。宋时仅存六篇。据明正统道藏本,次序为《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凡一千九百余字。一说《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误,本为六篇。清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以本书汉志所载,隋志无之,而定为后人伪作。首篇《迹府》为传记,系后人辑录公孙龙事迹而成。《名实论》为全书总论,立“正名”原则。《白马》、《指物》、《通变》、《坚白》为其“正名”原则的具体体现。为研究公孙龙名辩思想的主要材料,在先秦逻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唐至今,注说者数十家。主要有成玄英、王应麟、谢希深、宋濂、杨慎、傅山、陈澧、孙诒让等人,今人有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王启湘《公孙龙子校诠》、伍非百《公孙龙子发微》、庞朴《公孙龙子研究》等。

诸子散文名著。战国韩非撰。五十五篇。法家重要代表著作。宣扬“法治”,主张“法”、“术”、“势”三者并用,强化中央集权,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文章锋芒锐利,严峭峻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善于运用历史故事和民间寓言进行论证,形象生动,言简意赅,对后世政论文写作及发展影响甚大。此为韩非子白话文！

梁启超伦理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共20节,叙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私德;论政治能力;论民气。陆续发表于《新民丛报》第1号至第12号的《论说》专栏中,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第4卷。他把开启民智,更新民德作为救亡图存的一要务,提倡中国人要有当家作主的意识,尊重自己的人格,去掉奴隶性,要有天赋人权思想,敢于维护自己的人格和人权;要有自由意识,力争政治上、思想上、民族上、经济上的自由,要讲公德,关心国家大事;要修明私德,增强民族团结;要有权力、义务思想,克服独善其身束身寡过主义;要有刚毅品质,去掉畏缩萎琐、自私自利、残忍狡伪、倾轧凉薄、混沌苟且的恶行恶德。批判了封建道德,全面论述了自己的道德主张。

一本专论言谈与谋略的书。旧题鬼谷子撰,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17篇。全书所谈都是一些阴阳捭阖之理,其目的在于教人以言辞去说服君长,藉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本书依据《鬼谷子》的权威原著，甄别、博采众家之长，力求对原文作出精当而晓畅的注释与翻译。

一卷。旧本题齐陈仲子 (生卒年不详)撰。据王士祯 《居易录》记载: “万历间学士,多撰伪书以欺世,如 《天禄阁外史》之类,人多知之。今类书中所刻唐韩鄂《岁华纪丽》,乃海盐胡震亨孝辕所造。《於陵子》,其友姚士粦叔祥作也。”《於陵子》总计十二篇,一曰 《畏人》,二曰《贫居》,三曰 《辞禄》,四曰 《遗盖》,五曰 《人问》,六曰 《先人》,七曰 《辩穷》,八曰 《大盗》,九曰 《梦葵》,十曰 《巷之人》,十一曰《未信》,十二曰《灌园》。该书前有元邓文原题词,称前代《艺文志》、《崇文总目》所无,惟石廷尉熙明家藏,又称得之道流,其说自相矛盾。书中有王鏊一引一跋,但在鏊文集中没有收录,其书系伪作无疑。现存该书的主要版本有:秘册汇函本,《廿二子全书》本,《百子全书》本,《子书百家》本,《子书四十八种》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是战国至西汉初儒家学者关于礼仪的散篇论著的汇编,也是儒家经典“五经”之一。又称《小戴礼》、《小戴记》、《小戴礼记》。《礼记》在西汉出现两种辑本:一为戴德的辑本,其书共85篇,现存39篇:一为戴圣的辑本,其书共49篇。前者称《大戴礼记》,后者称《小戴礼记》。此为礼记白话文。

上博楚简之一。收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完、残简共29支。由马承源整理并释读。全篇盖为孔子向弟子授诗之记录。马氏认为“可能当时社会对诗的认识和诗的运用,已有相当的偏差,所以在《诗论》中常强调主观的见解”。如多次出现“吾信之”、“吾悦之”、“吾美之”等。与《论语》中孔子论诗相比较,《论语》中只涉及《诗》与修身的关系,而竹简中出现关于《诗》与“情”的关系的讨论。《诗论》首简即提出:“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乐亡离情”说,点明了“情”在孔子《诗》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各篇诗的排序,与今本《毛诗》也不相同。就内容而言,仅涉及《周诗》。《诗论》作者,今有子夏、子羔以及孔子再传弟子几说。

十二卷。明姚舜牧撰。舜牧字虞佐,自号承庵,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生卒年不详。领万历乡荐,令新兴,再令广易。著有《易经疑问》、《书经疑问》、《诗经疑问》、《礼记疑问》、《春秋疑问》、《孝经疑问》等。是编释《诗》,兼用《毛传》《朱传》及严粲《诗缉》,时亦自出新论。如辨成王未尝赐周公天子礼乐,其说颇为有见。又论“三经三纬”之说,认为赋、比、兴乃通融取义,非截然谓此为赋,此为比,此为兴。舜牧于诸经皆有疑问。自序称所疑凡经数十年,重加订问,前此误解,亟与辨正。足见其用力之深。惟不信古人字少假借通用之说。有《四库全书》本。

二十卷,清乾隆著。成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其书训释多参考古义,对汉以来各家之说的得失、异同,进行辨析。根据《毛传》、《郑笺》,不同意将《郑风》诸篇概作淫诗之说。书中分章多以郑玄为说,征事主要依据《诗序》。其书的编纂,实由儒臣完成。

十二卷,清顾镇著。其书以为四五百年来,尊朱熹者信《诗集传》而抑《小序》,崇汉学者又申《小序》而疑《诗集传》,无有定论,而著为此书。说多调停于两派之间,以解其纷。所引之说达数十家,其中取于欧阳修、苏辙、吕祖谦、严灿四家之说最多。对所采之说皆一一注明,并能融会各家之言,自为疏解;于名物、训诂、声音,亦能详为考辨,说有根据。收入《四库全书》。

(清) 毛奇龄撰 奇龄曾作《毛诗续传》,因遭乱避仇佚之。后从邻人吴氏子得卷末鸟名一卷,与其门人缉缀之,衍为三卷。大意在续毛诗而正朱传,每条皆先列集传之文于前,而一一辨其得失。考训释毛诗草木虫鱼者,自吴陆玑以后,作者很多。朱子作《诗集传》,大旨在发明美刺之旨,而名物训诂则其所略。奇龄此书则惟以考证为主,故其说较详,引证赅洽,颇多有据。惟恃其博辨,往往于朱传多所吹求,而所言亦不免于疏舛。今见《西河合集·经部诗类》; 《龙威秘书八集》; 《皇清经解续编》南菁书院本,蜚英馆石印本。

诗经学专著。三卷。南宋戴溪撰。戴溪字肖望(一说字少望),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历官工部尚书、华文阁学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书是“宋戴溪所续吕祖谦之书也。……溪以《吕氏家塾读诗记》取《毛传》为宗,折衷众说,于名物训诂最为详悉,而篇内微旨,词外寄托,或有未贯,乃作此书以补之,故以续记为名,实则自述己意,非尽墨守祖谦之说”。此书与吕书颇有不同,其解说每与《诗序》相违。如《召南·驺虞》,吕书据《诗序》释为“《鹊巢》之应”,戴溪则云:“草方萌芽,遂以蒐田无蹂践之患,田有五豝,一发遽止”,视为国人所作歌咏狩猎的诗。《小雅·鹿鸣》,戴溪定为“燕嘉宾之歌也”,并且明白指出“诗辞止言嘉宾,序诗者增言群臣”,不遵序说。该书不录诗文,但述篇义,与吕书在诗篇之前,首列《诗序》,每章之后,分列诸家之说之体例迥异。戴氏说诗常有可取之见。如谓《唐风·葛生》为“妇人思其君子也……此新婚之别,古之所以为叹也”;《小雅·白驹》为“诗人惜贤者之去而冀其复至也”;所言皆平实简易,每得诗旨。再如《周南·芣苢》之诗,谓“采采芣苢,凡六言之,采取收拾,执衽襭裾,其同辈相乐,一时嬉戏尚可想也”,黄震《日钞》极其赞赏,谓所言“得其气象”。凡此,皆吕书所不及。此书清初未见传本,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其佚文,谓已得十之七八,其原序总纲则已无从补录。有《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墨海金壶》本、《经苑》本、《十万卷楼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百部丛书集成》本。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为佳。

诗经学专著。十八卷。元刘玉汝撰。玉汝字成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尝举乡贡进士。所作《石初集》序,末题洪武癸丑(1373),则明初尚存也。元代的诗经学,已成为朱熹学派的天下,当时的诗学著作,如刘瑾《诗传通释》、梁益《诗传旁通》、朱公迁《诗经疏义》、梁寅《诗演义》等,大都演述朱熹之说,尺寸不逾,少有发挥,惟独刘玉汝所作《诗缵绪》,对于朱熹《集传》,有所发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大旨专以发明朱子《集传》,故云《缵绪》,体例与辅广《童子问》相近,凡《集传》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或存此说而遗彼说,或宗主此论而兼用彼论,无不寻绎其所以然……虽未必尽合诗人之旨,而于《集传》一家之学,则可谓有所阐明矣。”刘氏阐发《集传》,主要在论比兴之例和用韵之法两个方面,论比兴,谓有取义之兴,有无取义之兴,有一句兴通章,有数句兴一句。分析取兴的方式,别为一体者,亦复不少。阐明用韵之法,曾指出有隔句为韵、连章为韵、叠句为韵、重韵为韵等类型。此外,论风雅之殊,谓有腔调不同之类,皆可供参考。综观其书,对《集传》所定比兴,发明尤多。例如:《黍离》篇云:“以《黍离》为赋者,谓故都宗庙宫室全不见,而所见惟此耳。然不言所不见,惟言所见,则故都兴亡盛衰之感,皆在黍离二语,而有无限悲怆之情矣,故因以兴下文行迈心忧之意。”这是对《集传》“赋而兴”的阐发。《关雎》篇云:“兴有二例:有无取义者,有有取义者。传前以彼言此者,无取义也;后言挚而有别,和乐恭敬者,兼比也。兼比即取义之兴也。”。这是对《集传》“兼比之兴”的阐发。此外,谓《兔罝》篇“此诗全篇兴体也”;谓《泉水》篇“首章之兴,乃一篇之兴”;谓《园有桃》篇“此所兴与所咏尤不相干,不过托此起辞”。分析《集传》比兴之旨,极为精细。此书诸家书目皆未著录,独《永乐大典》颇载其文,四库馆臣辑其佚文,定为十八卷。今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