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一卷。明陈沂撰。此书皆为陈沂所著杂说之文,一卷,分三十四条,二千余字。其体例有些近似连珠体,先取两事排比成句,作为比喻,而后阐明其寓意,即不用韵,也不注意修辞,语言朴素、浅显,通俗易懂。如:“刀剑,凶器也,而可以御凶;荆棘,恶材也,而可以防恶;阿魏,臭物也,而可以止臭。故纳叛以治叛,岂非善驾驭者之术哉!”“火无逾光之烛,鉴无过形之照,器之所使也。故君子尽人之能而已矣。”“与人之取,则天下无竞人;取人之舍,则天下无弃物。故智者用是以为术,贤者达是以为理”等等。其所阐发多警世之语,可为天下治世者之参考。此书先后收入《今献汇言》、《说郛续卷四》、《广四十家小说》、《丛书集成初编·哲学类》、《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中。

明代王守仁(1472～1529)著。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主要著作有《大学问》和《传习录》。他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加以发展,成为心学集大成者,对后代反正统理学的思想家有很大影响,被称为阳明学。《大学问》成书于嘉靖三年(1524)。是王守仁在浙江稽山书院讲学时写的。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大人指统治者。统治者应该“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为大人之学,就必须去其私欲之蔽,自明其明德。要明明德就要亲民,就要致良知,最后才能达到“家齐治国而天下平”。这实际上把《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按自己的哲学思想加以理解,纳入三纲五常之中。为其晚年定论。该文包含了王守仁天人合一、心即理、致良知等主要的哲学观点。尤以“致良知”注解《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与朱熹格物说迥异。指出:“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归于正之谓也”。又认为格致诚正之“功夫条理,虽有先后次序可言,而其体之唯一,实无先后次序可分”,还说:“此格物诚正之说所以阐尧舜之正传而为孔氏之心印也”。又把“明德”、“明明德”、“亲民”分别解释为“良知”、“致良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并提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编入《王文成公全书》。

十三卷。明张居正撰。居正字叔大,又字时大,号太岳,谥文忠。湖广江陵(今属湖北省)人。明政治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撰。隆庆元年(1567)入阁。穆宗死后,居正代高拱为首辅。万历初,神宗年幼,国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政十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裁汰冗员、整顿吏治、加强边备,兴修水利、推行一条鞭法等,皆有成效,海内称治,帝待之以师礼。因在朝时与太监冯保相结,死后廷臣群起而劾之。官职悉削,家产抄尽,长子敬修自缢身亡,其他子女亦饥饿而死。直到熹宗朝,方下诏复其故宫,予以祭葬。著述除《书经直解》外,尚有《帝鉴图说》、《太岳集》、《太岳杂著》等。《书经直解》是居正为神宗进讲所作,故注语浅近,多作常语,以便于阅读,因称“直解”。当时神宗幼冲,故多用通常易懂之语。是一部当时有关《尚书》的通俗读物。有明万厉元年(1573)刻本,今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另有清全祖望批校明万厉元年(1573)刻本,今藏天一阁文物保管所;此外尚有明万卷楼刻大业堂印本、明崇祯九年(1636) 马士奇澹宁居刻本等。

相传今本《孟子》七篇之外尚有四篇,称为《外书》。东汉赵岐《孟子题辞》:“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汉代流传之《外书》四篇已佚。今本系明人姚士粦伪造。

中国战国时期吴起著。作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曾先后在鲁、魏、楚国任职,以敢于改革、善于用兵著称。本书相传是吴起与魏文侯、魏武侯论兵言论的辑录,传世本仅存6篇,分上下两卷,是一部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古代军事理论名作。本书以“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为核心,对于战争目的、作战指导,尤其是治军问题作了较深刻的论述。作者明确提出整军经武的目的是“图国家”,认为引起战争的原因是国与国之间的争名逐利,或国家内乱饥荒。要避免战争就必须外治武备、内修文德,组织精锐的军队,使之明礼知耻,亲近人民,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战争的政治性质。作者还提出了根据不同敌情采取不同打法的“因形用权”作战指导思想。强调分析敌情、民性、经济状况和地理位置,从而在总体上把握一国的强弱特性,根据不同特性分别采取分之、恐之、激之、劳之等方式去战胜敌人。在治军方面,他提出“明法审令”“以治为胜”的原则,强调把严格的训练放在首位,在训练方法上要使“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及至三军,做到人人相教,既要懂得作战原则,还要熟习各种战法和阵法。此为吴子白话译文。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有影响的一部兵书。传说是战国时的尉缭所作。《汉书·艺文志》记载,《尉缭》31篇。今本共五卷,分24篇,前12篇主要是对战争观和政治观的论述,后12篇主要论述军令和军制,两部分内容紧密联系,互为补充。它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强调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的联系,主张“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为注重耕织、发展农业是治国之本;主张治军必须先建立法制,以法制军,执法严明。《尉缭子》在北宋时被收入武学必读的《武经七书》。清代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说:“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此为尉缭子白话译文。

一卷。三国魏桓范 (?—249)撰,清马国翰辑。桓范,字元则,沛国人。正始年间官拜大司农,后被司马懿杀死。《隋志》法家有 《政要论》十二卷,《旧唐志》作 《代要论》十卷。在一些著作中引用《世要论》文字时,又称它为 《政要论》、《桓范新书》、《桓范世论》、《桓公世论》、《桓子》、《魏桓范》、《桓范论》、《桓范要集》等。《世要论》是桓范摘抄 《汉书》,结合自己的看法写成的。马国翰从《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得二十七节 《世要论》 内容,合成一卷,定名为 《世要论》。马国翰将其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续四库全书提要》也有介绍。

一卷。周李克 (生卒年不详)撰。清马国翰辑。“李”或作 “里”,古字通用。李克为魏文侯之相。《汉书·艺文志》载儒家 《李克》七篇。佚已久矣。然《文选·魏都赋注》,明引《李克书》三语,最可珍贵;马国翰又从他书辑其对文侯语,合为一卷。陆玑 《诗疏》曰:“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为子夏再传弟子,而《汉书·艺文志》则认为克为子夏弟子。国翰以为子夏居魏,亲从问业。故班固云然,是说亦近情,皆因缘儒术。有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一卷。周惠施 (约前370—310)撰。施,战国时宋人,仕魏,相梁惠王。惠又作慧,惠施亦称惠公、惠子。据郑樵 《氏族略》记载: “惠氏,姬姓,周惠王支孙,以谥为氏也。”施相惠王,《战国策·魏策》于惠、襄、哀三王中皆记其事,可知哀王时施尚在人世。惠施的主要思想,是 “合同异”。他认为 “大同而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具体事物之间的同异是“小同异”,而天下之物谓其相同则皆有相同之处,谓其相异则皆有相异之处,这是“大同异”,从而否定了 “同”、“异”概念的确定性。他提出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而,《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名家,云 《惠子》 一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未著录该书,可知原书佚失很久。清人马国翰从群书中广征博引,辑得十七节,以玉函山房辑佚书本刊行。国翰所辑,错误很多。如在序中云惠子为魏人,而高诱 《吕氏春秋·淫辞篇》明云宋人,国翰误。他以 《庄子·天下篇》 “惠施历物之意” 一句,即题《历物篇》,尤为无据。此外,《惠子》的版本还有 “明归有光辑评《诸子汇函》本;惠施诡辩新解一卷,民国时胡怀深撰,《朴学斋丛书》 本等。

一卷。原题周黔娄先生 (生卒年不详)撰,清马国翰辑。黔娄先生,战国时齐人。据《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黔娄子》四篇,题下注称黔娄先生:“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之下。”又据皇甫谧《高士传》记载,黔娄先生,齐人,修身清节,不求进于诸侯,鲁恭公闻其贤,以厚礼聘请,欲以为相,黔娄先生辞而不受;齐王欲以重金聘他为卿,又不就;著书四篇,言道家之务,号黔娄子。《汉志》所录 《黔娄子》四篇早已亡佚,清马国翰据曹廷栋《孔子逸语》引得二节,又附考一篇合为一卷,即为今本。《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称曹廷栋所引 “未明其本,殊为可疑。”所以此书题黔娄先生撰更为不确,而对于研究古籍,可参考而不可为据。现存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先秦法家著作。今本24篇,据学者研究,其中《垦令》、《农战》、《开塞》、《靳令》、《外内》可能出自商鞅本人;《更法》、《错法》、《待民》、《弱民》、《定分》则是他人所作;其余各篇尚难确考。全书编定时代,约在秦昭襄王晚年,即公元前251年左右。《商君书》记录了商鞅变法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政策,包括历史观、政治观、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等等。其文章体裁,除《更法》、《定分》两篇采用对话形式外,其余都是专题论文,篇目可能是后人所加。有几篇有“臣闻”云云,像是商鞅向秦孝公上书言事口气。全书风格峭拔峻洁,语言整齐紧凑,气势充沛,有时颇具雄辩姿态。撷取社会生活中某些现象作为例证,皆能密切配合主旨,有效地说明法家思想。如《定分》篇说,野外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集上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盖由名分定与未定也。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所有权和其他法权在社会生活中定名分禁争斗的重要意义,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学思想,故在当时就常被引用。此为《商君书》白话译文。

一卷。原题周魏公子牟 (生卒年不详)撰,清马国翰辑。魏公子牟,又称中山公子牟,战国时魏国人。据《列子·仲尼》记载:“中山公子牟者,魏国之贤公子也,好与贤人游,不恤国而悦。”晋代张湛为此作注说:“公子牟,文侯子,作书四篇,号曰道家。”《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公子牟》四篇,隋唐志都不著录,说明其书久佚。清代马国翰据《庄子》、《战国策》、《吕氏春秋》、《说苑》等书辑为一卷,即今本《公子牟子》。书中记述魏公子牟恣肆放纵之言行,早在庄周之前,所以《庄子》书中有记述之文,《孟子》非十二子有排斥之言。《公子牟子》一书,虽然常遭儒家的指斥,而其言之成理,不可尽废。马国翰辑之成书,也是为后世学术研究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现存《玉函山房辑佚书》 本。

一卷。传说春秋时老莱子撰。清马国翰辑。老莱子,楚隐士,生平与事迹均不详。据《史记·老子列传》记载:“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司马迁怀疑老莱子可能是老子,但又不能肯定,所以用“或曰”及“或曰非也”以存一说。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孔子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孔子皆后之,不并世。”这里又言老莱子与老子并非一人,可知司马迁所据是属传说,并不明确肯定。所以《大戴礼》、《别录》、《列女传》、《高士传》、《孝子传》等书,都讲述老莱子行事而不谈其本源。《战国策》说老莱子教过孔子,其说似乎可信。而《孔丛子》称其与子思语,传说有所不同。《孔丛子》本为伪作,也不足信。《汉书·艺文志》于道家类著录《老莱子》十六篇,比《史记》所述多一篇。隋唐志都不著录此书,说明其书亡佚已久。马国翰从《庄子》、《尸子》、《孔丛子》、《高士传》等书中录取四节,又附考一篇而成此书。书中记述老莱子贫而能乐,修道以养寿等事,与《史记》称老莱子著书言道家之用相合。后世学者对此书并不以为重,但对老莱子其人却多有评说。有人据《孔丛子》认为老莱子是孔子以后人,也有人据《战国策》称其为孔子老师。近代还有学者因老莱子是楚人而认为是老子。随着学者对老子的确认,老莱子即老子说已逐渐被否定,但司马迁所存之疑,仍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排除。现存《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前期法家代表人物慎到所著。 《慎子》在历史上影响不像法家其他著作那样大,历 史对《慎子》的记载也不详。《汉书·艺文志》法家 类著录《慎子》42篇,《隋书》、新旧 《唐书》皆著 录《慎子》十卷,宋《崇文总目》记作37篇,皆失 传。现仅存辑录7篇。7篇之中只有《威德》、《民 杂》、《知忠》较为完整,而《君臣》不足60字,《因 循》不足百字。钱熙祚辑本于7篇之后,录有慎子 《逸文》。钱云:“旧本之后有逸文,不知何人所辑。” 《逸文》共60余条,有的文字与《逸周书》、《墨子》、 《韩非子》、《战国策》等书同。现存《慎子》虽已与 最初的《慎子》书有很大不同,但在所存的文章中, 慎到重势、重法的思想倾向,仍然清晰可见。此为慎子白话译文。

先秦杂家著作。据刘向《别录》说,作者尸佼,战国晋人,商鞅之客。“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凡六万余言。”其书久佚,经清人辑集整理,现存2卷,上卷13篇,下卷佚文数十则。全书思想以尊尚儒家为主,以仁义忠信为基调,有时也采用道家、名家观点,对当时各派大体一视同仁。以文章论,其中佳言卓论,雄词华章,往往散见。明人王浚川说:“予爱其精深闳博,光辉焕烨,亦可充味古者之一脔耳。”(《诸子汇函》卷9)如《劝学》篇,专谈学习和修养,连用譬喻,叠引例证,恳切笃实,平易周到,可与《荀子·劝学》比美。有些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意蕴深厚,见解精辟,发人深省。如“范献子游河”,说明政治清明,上下同心,即使有少数仇敌,也不足惧。否则,身边也可能出现敌人。又如外科名手医竘,多次为秦王、张仪治病皆愈,其经验在于病者“委制”,即充分信赖任其所为。作者进而推论,治国亦须委制,然后得治。其中哲理朴素亲切,值得玩味。此为尸子白话译文。

一卷。原题周田骈(生卒年不详)撰,清马国翰辑。田骈,亦称陈骈,号田口子,战国时齐人,彭蒙的学生,齐国稷下学者之一。据《庄子·天下》记载,田骈和慎到同为道家一派。主张 “贵齐”,认为“万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要求人们放弃是非观念,不坚持己见,“与物宛转”。儒者常斥其非。《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田子》二十五篇,隋唐志都不著录,说明其书久佚。清马国翰从《吕氏春秋》中辑得三篇,并引《淮南子》之文参订校补,又附考一篇合为一卷。后世学者称《田子》发明道德之术而运用于世,是研究先秦道家思想可资参考的古籍。现存《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一卷。周田俅 (约前360—300)撰。田俅或作田鸠,齐人。《汉书·艺文志》墨家类有 《田俅子》三篇,注:先《韩子》。《隋书·经籍志》:“梁有《田俅子》一卷,亡。”新、旧 《唐书》不著录,说明该书已佚。清人孙诒让曾指出:“田俅晓陈符瑞,非墨氏徵实之学。与其反对楚王以文害用之论,亦复乖牾,或出依托。”诒让之说颇近事实。现存的版本有:清人马国翰博引他书,辑成一卷,以《玉函山房辑佚书》刊行。劳格亦尝辑之,可惜此本较略,不及马国翰本。

一卷。周胡非子(生卒年不详)撰。关于胡非子的生平事迹,史书记载极略。汉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云:“胡非氏,胡公之后有公子非,其后子孙因以胡非为氏。战国有胡非子,著书。”由此可知,胡非是战国时期人。郑樵《通志·氏族略》与上所载略同,《隋书·经籍志》以非为名,误。关于《胡非子》一书二篇,《汉书·艺文志》墨家类记有《胡非子》三篇,注: 墨翟弟子。《隋书》、《旧唐书》、马总 《意林》皆云一卷,可知至唐时已残阙不全。宋以后佚失。今本系清人马国翰从《意林》、《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辑得四节,合为一卷。虽零文碎语,不足以窥其宏旨,然其“非斗”之说,可存墨家之学说。现存的主要版本有:明归有光辑订,诸子汇函本,一卷。清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本等。

三国魏阮籍作。作于魏正元二年(255)。虚构一位“大人先生”,不知其姓名与年寿,以万里为一步,千岁为一朝,与造化相推移,不与世同。有世俗之士致函于先生,鼓吹君子立身,当遵守礼法,追求荣华,建立功业,扬名后世。大人先生乃答以天地变化,颠倒反复,世俗君子亦将难保其富贵荣华;又斥责礼法之士处世,犹如裈中之群虱,一旦大火焚烧城邑,则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文中揭露礼法之虚伪,指责封建专制统治“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并预言必将有亡国、戮君、溃败之祸。又谓至人混同是非,听任自然,不避地而处,不以物累身,提倡和光同尘、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不赞成隐士遁于山林的做法。后遇采薪者,与论古今盛衰变化,乃歌“天地解兮六合开”(即《大人先生歌》)以抒怀。《晋书》本传载籍曾于苏门山遇孙登,相与商讨终古及栖身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长啸而退,至半岭而闻鸾凤之音响于岩谷间,乃登之啸声。籍归而著《大人先生传》,所言皆其胸怀本趣。文中着意塑造的大人先生,乃作者理想人格的化身。其超世独立、不同流俗、崇尚自由的精神,体现了作者的人生理想。而对于封建专制及世俗礼法的抨击,则委婉透露对司马氏统治的不满。明张溥曰:“履朝右而淡方外,羁仕宦而慕真仙。大人先生一传,岂子虚、亡是公耶!”(《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阮步兵集题辞》)近人刘师培曰:“所为《大人先生传》,其体亦出于汉人设论。然杂以骚赋各体,为汉人所未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南宋理学家朱熹与吕祖谦共辑周敦颐、张载、程顥、程颐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之言,取子夏“切问近思” 之义以名。凡14卷。成书于淳熙二年 (1175年) 。周、张二程之书,博大精深,初学者不知所择,无从入门。朱熹与祖谦从《太极图说》、《易通》、《西铭》、《正蒙》、《经学理窟》、《二程遗书》、《易传》中,摘录有关体用的论述,分类编排。分为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治、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辨异端、观圣贤14门,共622条、道体论 “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近思录》卷1) 。为学论述“为学之要,盖尊德性矣。必道问学,明乎道体,知所指归” (同书卷2) 。出处论 “出处之道,盖身既修,家既齐,则可以仕矣” (同书卷7) 。此书使学者致力于日用之实,而不使骛于高远,实为性理诸书之祖,为《五经》之阶梯,“入圣之基” (《近思录·原序》)。此本为《近思录》白话译文。

中国南宋朱熹(1130～1200)编著。这是一部古代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本。1187年写成。全书共6卷,385章,分为内外篇。内篇4卷,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题,分别阐明教育的重要性和方法,五伦之教,恭敬修养工夫;辑录历代思想家的行为、表现等。外篇2卷,以《嘉言》、《善行》为题,分别辑录了汉至宋代诸多思想家的言论和行为表现、格言政事,具体形象地给学生举出榜样。该书既有封建道德的理论说教,又把古代贤人的“嘉言懿行”汇集起来,使儿童通过此书,即读、即讲、即知、即行,以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从小树立道德观念,培养道德品质的目的。宋代以后,此书成为历代各类学校,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主要入门教材,影响甚大。该书注释校勘本主要有:明代陈选《小学集注》,清代张伯行《小学集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子小学节本》等。

南朝齐梁时无神论思想家范缜的论战之著。范缜(约450～510)字子真,河南人。出身寒微,性情率直,“好危言高论”,不畏权势。齐梁两朝,先后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早年,曾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发表反对佛教因果报应的言论,退而著《神灭论》。其基本论点是“形神相即”和“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以此推论,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乃是“质”和“用”的关系。“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正如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一样,刀刃没有了,锋利也就谈不上了。作者还对佛教加以指责,认为“浮屠害政,桑门蠹俗”。南北朝期间佛教盛行,南朝皇帝和世家豪族大都奉佛。寺院林立,僧徒云集,迷信成风,误国害民。《神灭论》一出,“朝野喧哗”。萧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又派人以高官相诱,范缜则断然表示决不“卖论取官”。后来梁武帝萧衍奉佛教为国教,又组织64人发表75篇文章对《神灭论》进行再次围攻,还亲自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指责其“妄作异端”、“违经背亲”,并以命令语气说:“言语可息(不要再坚持了)!”但范缜仍然“辩摧众口”,不为所屈。结果,被流放岭南。《神灭论》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和无神论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中国西晋鲁胜著。鲁胜,字叔时,据《晋书·隐逸列传》载,他曾有《墨辩注》和《刑名》两部逻辑学著作,但皆已散佚。现存有《墨辩注叙》一文,是中国自秦汉至清以前2000年间仅存的研究先秦逻辑史、阐述古代逻辑思想的著作,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墨辩注叙》首先阐述了名学的作用,“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广泛的逻辑研究的定义。关于先秦名学的发展,鲁胜这样阐述:“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这里一反史家的传统主张,将墨子学说作为名家的核心和源头,并高度评价其作为逻辑学客观规律的科学意义,鲁胜还十分精当地阐述了先秦逻辑学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并指出自秦汉以来500年中,这种传统的正名思想渐已亡绝。他认为在当时儒、佛、道、玄诸家论争的混乱情况下,有必要重新明确逻辑研究的主题。

亦称《礼》或《士礼》,作为儒家经典,也称为 《礼经》,成书约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有人主张为孔子所撰。全书17篇,现今通行本、即郑玄所注本的篇次是: 《士冠礼》第一,叙贵族子弟在20岁所举行的加冠典礼; 《士昏礼》第二,叙贵族结婚的礼仪; 《士相见礼》第三,叙贵族之间相见、送礼或回拜的礼节;《乡饮酒礼》第四,叙乡里定期举行的以敬老为中心的酒会仪式;《乡射礼》第五,叙乡里定期举行的射箭比赛的仪节; 《燕礼》第六,叙诸侯与大臣们举行酒会的礼节; 《大射礼》第七,叙国君主持射箭比赛的具体仪节; 《聘礼》第八,叙大臣出国的礼节; 《觐礼》第十,叙诸侯朝见天子的礼节; 《丧服》第十一,叙人们对死去的亲友,根据亲疏远近而在丧服和服期上有种种差别的制度;《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这两篇叙贵族从死到葬的仪节;《士虞礼》第十四,叙贵族埋葬父母后,回家所举行的安魂礼;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叙贵族定期有家庙中祭祀祖祢的礼节;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两篇叙述大夫一级的贵族在家庙中祭祀祖祢的礼节。此为仪礼白话文。

《周礼》是西周根据周王朝曾有过的官制加工整理的王朝设官分职的书。汉朝原称《周官》,又称《周官经》。西汉末刘歆始称《周礼》。全书6篇,分载天、地、春、夏、秋、冬6官:天官冢宰,称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有属官63;地官司徒,称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的教养,有属官78;春官宗伯,称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有属官70;夏官司马,称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务,有属官69;秋官司寇,称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有属官66;冬官司空,称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这一部分在汉代发现时已缺,当时取《考工记》抵充,有属官30。旧时常约言共有官360,实为376,每一官职皆有不少属员,合计数万人。《周礼》以官制的职掌联系各种制度,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组织民户,广征贡赋,充实府库,为治理统一的大国提供设计蓝图。这部书原是先秦旧籍。郑玄认为该书“乃周公致太平之迹”,遂被认为是周公的著作大行于世。此为周礼白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