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论语》注释本。二十四卷。清刘宝楠撰。成书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论语正义》按照《论语》的编排体例进行注疏,《论语》共二十卷,其中《八佾》、《乡党》两篇多言礼乐制度,刘氏详疏,分《八佾》为两卷,分《乡党》为三卷,书后又疏何晏《论语序》一卷,所以多出四卷,一共二十四卷。刘氏父子认为南朝梁皇侃、北宋邢昺疏解《论语》,颇多芜陋,刘恭冕在《论语正义·后序》中说皇侃所载魏晋诸儒讲义,“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而“邢昺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道光八年(1828年)刘宝楠开始编撰自己的《论语》注本,他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先作长篇,然后进行比较折衷。刘宝楠打破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不专己之学,不守一家之言,广泛征引,择善而从。在凡例上,经文注文都依从北宋邢昺疏本,注文讹错处多依从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本及后人校改。刘宝楠详采以往各家之说,列汉唐《石经》、《皇疏》及《经典释文》名本异文于疏中,又用何晏《论语集解》注,以存魏晋人著录之旧。并把清代对《论语》的考订训释加以汇编。在疏解体例上,刘宝楠也不墨守所谓“疏不破注”的积习,在《论语正义·凡例》上其子恭冕说:“故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若说义二三,于义得合,悉为录之。”刘宝楠不空谈篇指章指,解说经义,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折衷大体得当。《论语正义》博取众家之长,考释详备,是当时注《论语》的最佳注本,也是公认的研究《论语》的必读参考书。

胡适撰。全文七个部分:先后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4期)、《新教育》(第1卷第3期)和《新中国》(第1卷第2号)。为中国最早系统介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著作,亦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哲学主张。“实验主义”是胡适对实用主义的译名。介绍了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皮尔斯、W.詹姆斯和杜威,阐述了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真理论和实在论。认为实用主义的“宗旨不过要寻一个方法来把我们所有的观念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这个方法就是求出观念“能发生何种实际的效果”。主张“有用即真理”。把实在比作任人打扮的姑娘,因为“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在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特别推崇杜威,称其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因为他用“经验”把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超越了唯心论和唯物论、理性派和经验派的争论。详细论述了杜威“经验就是生活”的哲学根本观念、“思想五步说”的方法论和“教育即是生活”的教育哲学。认为中国之所以需要实用主义,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缺乏实用主义的“两个根本观念”,即“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为研究胡适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收入《胡适文存》。

十五卷。相传为墨翟所撰。墨翟人称墨子,鲁国人,后为宋国大夫,建立了墨家学派。墨翟生平的史料比较缺乏,《史记》中没有专门的传略。《墨子》一书内容也十分丰富。其思想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即天志、鬼神观念,主要在 《天志》 上、中、下,《明鬼》下,《鲁问》;非命的观点,主要体现在《非命》上、中、下,《非儒》下; 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主要表现在 《贵义》、《尚同》下、《非命》上、中等篇; 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史料,主要在 《尚贤》 上、中、下,《尚同》上、中、下,《兼爱》上、中、下,《非攻》上、中、下等;逻辑思想微言大义的史料,主要在《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之中;军事思想的史料,主要收录在 《非攻》和城守诸篇之中。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墨子》在社会上流传愈来愈广,为其整理雕刻、校注发行的人很多。主要有:《墨子》十五卷,明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唐尧臣刻本。民国八年己未(1919)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唐尧臣本初次影印《四部丛刊》本。

来鹄，又作来鹏，豫章人。少有大志，广学权谋机变之术，得鬼谷子真传，又能为政，有汉张子房之风也。咸通年间，举进士不第。后入韦保衡幕中。韦不纳其言，转投田令孜，认为主公。然其心早在帝侧也。故帝招之即应。乾符元年三月，帝拜其为帝师。后封豫章国公，食邑千户。谥“文忠”。按谥法，经纬天地曰文，虑国忘家曰忠。来公有经天纬地之才，归帝后鞠躬尽瘁，助帝平定中原，开拓疆土，故曰：“文忠”。曾作七律《寒食山馆书情》，以遣羁旅愁怀，当时传为佳作。其诗作思清丽，然怀才不遇，辗转飘泊，故其诗多写羁旅之思、落魄之感，间有愤世嫉俗之作。有《来子》。《全唐诗》存其诗二十九首。来鹄的作品有诗集一卷，但今已不传。

唐韩愈著。认为有鬼存在,但在通常情况下,“鬼无声也,无形也,无气也。”每当“有忤于天,有违于民,有爽于物”,即违背了封建伦常的时候,鬼就会“有形于形,有凭于声以应之,而下殃祸”。还认为鬼无恒态,其活动分为三种类型,即“有动于民而为祸,亦有动于民而为福,亦有动于民莫之为祸福。”韩愈崇信鬼神,老而愈笃。收入《昌黎先生集》。

中国唐代关于人性论的著作。韩愈撰。收入《韩昌黎集》杂著部。它对唐朝以前各家人性论作了总结,认为孟子、荀子、扬雄三家的人性论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继承并发挥了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认为人性的具体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品质,它们在性之三品中的比重各不相同。上品之性具有仁而行于其余四者;中品之性里仁的成份多少不同,其余四者混杂不纯;下品之性反于仁而违背其余者。同时还认为人的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与性相对应,亦有三品:上品之情,是七情“动而处其中”;中品之情,是七情之动“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下品之情,是七情之动“亡与甚直情而行”。认为性“与生俱生”,即先天就有的,并认为它们是人类普遍的本性,是一种先验的抽象人性论。认为情是“接与物而生”,即后天才有的;既反对任情纵欲,也反对佛教的灭情见性主张,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

唐韩愈撰。“原”是古代一种专门用来推论事理的文章,源自韩愈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原”有推原其本之意,“原毁”就是推论毁谤的根源。 韩愈所处的唐代中期,社会矛盾重重,朝官以及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相互毁谤,已流为社会风气。作者怀才不遇,屡遭左迁,对士大夫中那些“责人也详”、“待己也廉”的颓风深恶痛绝,所以在此文中,比较了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待人待己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分析了一般人好诽谤、贬低别人的原因,指出形成这种风气的社会心理就在于“忌”,同时对当时社会上人们互相攻击的现象也表示了愤慨,渲泄了内心的不平之气。全文自始至终围绕一个“毁”字展开议论,段与段环环相扣,逻辑性很强。通篇运用对比,语言多用排句和偶句,同时句型长短不一而又错综变化,具有散文特有的节奏感。

中国古代哲学著作。韩愈著。为批判“佛”、“道”而作,论述了与佛教、道教的“道”相对立的儒“道”,以及与佛教祖统相抗衡的道统。认为世俗的君臣之道,君主统治百姓,百姓服事君主,臣帮助君以统治人民,这是自古以来的“道”。“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这个“道”由尧开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认为“道统”的中心思想是仁、义、道、德。“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能够推行“仁义”的人就是圣人。批评佛教伦理只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的出世原则,而不讲治国平天下,因而违背先王“道统”,破坏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关系,所以必须加以废除和禁止。主张对佛、道二教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要“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恢复和建立“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等尊卑贵贱等级分明的社会伦常关系。此文收入《韩昌黎集》,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又称《答横渠先生定性书》、《答张横渠子厚先生书》,北宋程颢著。论述己性不分内外物我,主张通过定性的方法,达到廓然大公、顺应万事而不动情感的道德境界。张载提出“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的问题,为此,程颢特作《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表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张载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张载“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既然以“己性”为内,“以外物为外”,就不免要产生“己性”为外物引诱、“定性未能不动”的问题。程颢主张“性”无内外,宇宙之心同为一体,没有物我之分和主、客观之别。“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若能懂得不“以内外为二本”,就不会产生不能“定”的问题。世上一般人受外物之累而丧失“天理”的根本原因是“自私”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自私”就会为追逐私利行为无所顾忌,和“廓然大公”相对立;“用智”就不能明白顺应自然的道理,和“物来顺应”相对立。程颢认为,“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做到了“内外两忘”,应顺万事而不动感情,就能达到“定性”的道德精神境界,“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程颢的“定性”即“定心”。他作定性说的目的,是反对张载道德论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为“灭私欲,存天理”提供理论依据。

《管子余义》是章太炎《管子》考释札记的选编。他吸收前辈学者的成果,或证成前人观点,或作新的发明。在训诂方法上秉承乾嘉传统,又有自己的特色。还对《管子》的句读校勘、篇章文法以及章句义理有所探讨。但它在训释方面也有不少疏误,求诸过深、穿凿附会之处亦不必讳言。

清章炳麟撰。书不分卷。今传世。此书原为讲解《庄子》而作,按原书篇目次序分条排列,征引《经典释文》等书及清俞樾、孙诒让、王念孙诸人说解,附以论断,发明假借,诠释词义,注明音读,全书近250条。书收入《章氏丛书》。

三十一卷。宋魏了翁撰。《宋史·儒林传》载了翁《九经要义》,明代已不全。《四库提要》著录《周易》、《尚书》、《仪礼》、《春秋》、《左传》四种,而《礼记》缺残。后阮元从宋刻影抄,并撰《提要》一篇进呈,原书三十三卷,失去一至二卷。始知尚存残本。此本光绪丙戌苏局用姚氏咫进斋所藏影宋抄本校刊。此书取有关《礼记》注疏,据事列类,摘取要义,删节注疏,存其简当,去其繁冗。每段之前,各有标目,以便观览理解。《礼记正义》疏文繁多义理丰富,但不易得其涯略,此书将其删汰过半,又甚精允,可作为研究《礼记正义》的精本。书中第五卷《王制》分上、下,实有三十四卷。今存本缺《曲礼》上、下两篇,故实存三十二卷。今存《四库全书》。

曾国藩的《治心经》，讲心、身并治，口、体兼防。他认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表面的毒是愤激，没有涵养，有一点长处即向人炫耀，有一点不顺就勃然大怒，这都不是“有厚福之人所为”。有襟怀、有气量、有品格的人，心如鼎镇，志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养心篇》）。他还主张“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北宋名儒司马光所撰关于修身齐家之规范。10卷。唐狄仁杰著有《家范》10卷,史志虽载其目,但书已不传,司马光取仁杰书旧名,加以甄辑以为后学准绳。首载《周易·家人卜辞》,及节录《大学》、《孝经》、《尧典》、《诗·思齐》篇语,作为全书之序。其后自 “治家”至 “乳母”凡19篇,皆杂采史事可为法则者,亦间有司马光论说。认为 “治家莫如礼” ,齐家的规范应是: 为人祖者,要“以义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 (《家范》卷2) ; 为人父者,“爱子教之以义” (同书卷3) ; 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 (同上) ; 为子者,则以孝为天经地义,为行动之准则。此书节目备具,简明扼要,切于日用,且大旨归于义理,以敏德为行本,是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修身齐家的规范。《四库全书》、《留余草堂丛书》收录。另有《朱文端公藏书》、《洪氏唐石经馆丛书》收录清朱轼评点的《家范》。此本为《家范》译文本。

一卷。宋胡寅 (1098—1156)撰。黄灏 (生卒年不详) 注。胡寅字明仲,崇安 (今属福建)人。胡安国弟之子,宣和三年(1121)进士,授校书郎,受学于杨时。金人南侵,上书高宗,建议兴师北向,反对遣使讲和。著作有《论语详说》、《读史管见》等。黄灏字商伯,都昌(今属江西)人。擢进士第,光宗即位 (1190),官太常寺簿。是书综合史事,故名“叙古”。卷末有朱熹、李昴英二跋。朱氏云:“叙事立言,昭陈法戒,实有春秋经世之志。至于发明道统,开示德门,又于卒章深致意焉。新学小童,朝夕讽之而问其义,亦足以养正于蒙矣。”李氏云:“其叙古字,凡千不重。虽饮席间谈笑成之,而上下数千载,关系大处,包撮略尽,兴君昏主之理乱,哲佐悖臣之功罪,吾道异端之正偏,一字森严,百世确论。”是书有《粤雅堂丛书》本。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该书介绍了儒家重要经典《十三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这些介绍文章多出自名家之手,语言通俗,篇幅简短,对各本经书的内容和来龙去脉,都作了适当的评介,并介绍在今天怎样看待和如何阅读这些经书。

一卷。明王鸿儒撰。王鸿儒字懋学,南阳 (今属河南)人。少工书,家贫,为本府书佐。成化二十三年(1487)第进士,累擢山西副使。武宗时迁南京户部尚书。王鸿儒清正自持,为学务穷理致用,为世人所推。卒谥文庄。著有《凝斋笔语》等。此书共一卷,其中论《易》十三条,论《尚书》者一条,论《左传》者一条,论《周礼》者三条,论《四书》者三条,论史者三条,论子书者三条,论《诗》者三条,引《朱子答王子合书》一条,作者自己立论的只有“男女有别”一条,共计三十二条,近两千字左右,篇幅较短,大都掇拾旧说,无甚新义。其中也有疏误之处,如其论《诗》下武条云“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即将“下武”解释为“天在上,而武王在下”。而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序》原为“皇帝以上圣之资,膺下武之运”,作者未加考证,便断然凭己意为此下注,此其误也。此书版本很多,有《百陵学山》本、《说郛》本、《学海类编》(道光本、影印道光本)本、《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据《百陵学山》本影印 《丛书集成初编》单行本。

亦称《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我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儒家经典《春秋》三传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左氏传 “三十卷” ,班固注作者曰“左丘明,鲁太史” 。两汉魏晋学者均无异辞,唐赵匡始疑《左传》非左丘明作。宋元以来疑难者相继而起,争论不休,迄今无定论。《左传》解经,以记载史事为主,用大量可靠史料来补充、说明、订正《春秋》,也有说明“书法”者。所记史实延及鲁悼公十四年,比 《春秋》多二十七年,由于《左传》不以空言论道,故有若干条“无经之传” ,或有经无传,从而不同于《公羊传》、《榖梁传》的体例,成为与《春秋》平行记载春秋时代鲁史的一部编年史,史料价值高于公羊、榖梁二传。叙史详密而周备,兼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及社会各个方面,自然天象、医学、音乐等等亦有丰富记载,是我国第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行文简练、活泼流畅,特别长于叙事和描写人物。在经学、史学、文学各个方面都有很高价值。此为左传原文译文。

一卷。周阙子 (生卒年不详)撰。关于《阙子》的撰者名字、里爵已不可考。清人马国翰认为其六国时人。应劭 《风俗通义》曰:“阙,姓也,承阙党童子之后。有阙子著书。”《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 “《阙子》一篇。” 《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有 《补阙子》十卷,亡。”《金楼子·著书篇》亦云: “《补阙子》一帙,十卷。金楼为序,付鲍泉东里撰。”新、旧《唐书》沿袭上说。《阙子》原书早佚,梁元帝 《补阙子》今亦不传。在《水经注》中引有一节,似先秦原书,非梁所补。清人马国翰引之,并为一卷,以《玉函山房辑佚书》 本刊行。

一卷。明王祎撰。此书一卷,分五篇,内容主要论述纬书及释、道两家的源流,与《医书》相同异,原已收入王祎文集之中,曹溶编《学海类编》时将其摘出别行,并改为此名。有《百陵学山》本、《金华丛书》本、《学海类编》 本、《艺海珠尘》 本。

一名 《桑子庸言》一卷。明桑悦撰。桑悦,字民怿,常熟 (今江苏省常熟县) 人。成化元年 (1465)举人,官至柳州府通判。桑悦以才名吴中,为人怪妄,敢以大言以欺人。书看过之后旋即焚弃,说:“已在吾腹中矣。”尝以孟子自比。并自夸地说:举天下文章,惟有桑悦。后丁外艰归,不复出。桑悦居家其间更加狂诞,乡人虽很看重他的文采,但对其所为却很不以为然。著有《桑子庸言》、《思玄集》等,其所著之书,颇盛行于世。此书是桑悦居长沙时所作。只一卷,二千字左右,自以为穷究天人之际,而实际上却没什么精奥之处。有《学海类编》(道光本、影道光本》本、《娄东杂著全集》本、《百陵学山》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据 《百陵学山》本补印 《丛书集成初编》单行本,均题名为 《思玄庸言》。

一卷。原题晋苏彦(生卒年不详)撰,清马国翰辑。苏彦,一说魏人。苏彦曾官至北中郎参军。撰有《苏子》七卷,见载于《隋书·经籍志》,题苏彦撰,题下注称“亡”。《庚氏子抄》载此书八卷,《意林》记其书六卷,颇有不同。其书早已亡佚。清马国翰据《意林》等书辑为一卷。而《意林》引苏彦作苏淳,恐有伪误。因《意林》中引有“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碎腹”数句,宋代王应麟《困学记闻》以为是战国苏秦语,所以《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称王应麟“不知此乃道家苏彦之语,非 《汉志》所载纵横家苏子之言也。”说明马国翰所辑,为苏彦所作的可能性较大,可资后世学者参考。现存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冯桂芬撰。冯氏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在地方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入李鸿章幕,为镇压太平军出谋划策。注重经世之学,注意研究和学习西方文化,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理论,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又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思想的代表作,写成于1861年,共40篇。主要体现了作者要求改革中国内政和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思想主张。作者认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变法,改变“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的现状,而做到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相通,名实相符。主张改革漕运,减税均赋,开垦西北,兴修水利。在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上,冯桂芬上承林则徐、魏源的思想,提出了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先进主张。面对外患与“内乱”,他认为“夷务第一,剿贼次之”,把民族利益摆在地主阶级利益之上。他还承认中国“四不如夷”,主张“博采西学”、“制洋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造工艺,了解西方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学,以期达到“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理想。除本书外,作者还著有《显志堂集》及《说文解字段注考证》。

冯友兰著。原为作者1947年在美 国宾夕法尼亚州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1948年 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198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涂 又光翻译的中文本。《中国哲学简史》全书28个章节，涵盖中国哲学的精神与背景，孔子、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道家、儒家、佛家等哲学流派，以及中国历史上代表性的哲学大家，并论及中国哲学与当代世界的关系。全书分二十八章。一、二章论“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的背景”,三章至二十七章从 “百家”起叙述了中国哲学至二十世纪初的发展过程, 二十八章论述“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问题。本书简明扼要,在欧美较有影响。除英文本外,还曾有法文、意大利文和南斯拉夫文译本出版。

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之言行、事迹辑录。清人冯云鹓从史传中辑录仲由有关生平事迹、思想言论的资料,汇集而成。共七卷。依《阙里志》与宋陈尧叟赞列本传于卷首。排鲁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年)至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年)间仲由生卒、从师、婚姻、仕宦等简历于卷一。卷二至卷四据《仲里志》原本、《孔子家语》、《说苑》、《荀子》、《韩诗外传》、《吕氏春秋》、《孔丛子》、《韩非子》、《新书》、《论语撰考谶》、《冲波传》、《庄子》、《搜神记》、《史记》、《论语谶》、《论语隐义》、《孝子传》等史籍杂传,综录仲由从政之才、勇于行义之德、果烈刚直之性。其中以仲氏善质疑与孔子对其之教诲为详、卷五收入《仲里志》、《山东通志》。《河南通志》、《卞里志序》、《峄县志》、《泗水志》、《曲阜志》中仲子祠庙、故居、墓之处所及蒲城、问津处、倾盖亭、石门桥、御水堤、仲子书堂、卞邑、石门庄、石门山、卞城等古迹名胜之方位。并按家谱列仲氏二代至六十七代(乾隆五十五年,即1790年)宗子世表于卷末。收入《圣门十六子书》(道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