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就也）戎（兵也）矣。”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务农讲武之法，民知亲其上、死其长，故可以即戎。”
臣按：先儒谓善人有忠爱恻怛之心，而其教人又尽本末兼该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务农亦本也，讲武之法，末也，本末兼该且必七年而仅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呜呼，夫以忠良易直之善人而教夫孝弟忠信之良民，然必七年之久而后可以即戎，未至七年犹未可也，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后世召募乌合之众以御必死之盗贼、衽金革之戎夷，其败也宜哉，其克有济者亦幸而已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朱熹曰：“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是弃其民也。”
张栻曰：“所谓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长幼之义，使皆有亲其上、死其长之心，而又教之以节制如司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驱之战，是弃之死地而已矣。”
臣按：圣人所谓教民者，非但教其武技，必先教以文事也，必使斯民知尊君亲上之义，然后使之执干戈、擐甲胄、习弓矢以敌王所忾而卫社稷，如此，则心专于内而坚、气奋乎外而果，有不战，战则无敌矣。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礼义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长上也。用之，使之战也。”
辅广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敌忾御侮，临陈之际皆如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矣，不然，则是陷之于死地也，故谓之殃民，在尧舜之仁政，岂容之哉？”
臣按：孔孟百世文教之宗，而言及武事切切以教为言，由是观之，非独文有教而武亦有教也，名虽二而教则一，要归于明民之性、全民之生而已。然必民性明而后其生可全，苟不教民而用之，孔子谓为弃其民，孟子谓为殃其民，为上人者平日不知所以教民，乃一旦驱之以临锋镝，则虽不加之以斥逐、施之以刑戮，其实与弃之、殃之也何异？呜呼，为民父母不能生养之、福祐之而弃之、殃之，矧又所争者乃以土地名称之细故，是则孟子所谓民贼者也，尧舜之世岂容如是之人哉？如是之人尧舜之世尚不之容，矧居尧舜之位、临尧舜之民者，乃欲自为尧舜之世所不容之人之所为哉？
汉制，常以九月都试太守、都尉、令长，丞相会都试课，殿最。
东汉制，立秋之日自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东门以荐陵庙。其仪，乘舆御戎路，白马朱鬛，躬执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获车驰驷送陵庙，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武官肄兵习战陈之仪，斩牲之礼名曰刘，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陈，名曰乘之。
臣按：汉承秦制，三时不讲，惟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陈进退，名曰乘之，而东汉所肄者乃六十四陈，盖六十四陈即八陈演之为八八六十四也。所谓纁刘，即武帝时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之媵也。媵音刘，刘杀也，盖欲习战陈之法，先斩牲以为礼也。
灵帝中平五年，诏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陈。天子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进驻小华盖下，礼毕，帝躬擐甲胄介马，行陈三匝而还。
盖勋曰：“先王耀德不观兵，今寇在远而设近陈，不足以昭果毅，秪黩武耳。”
唐制，仲冬之月讲武于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请讲武，兵部承诏，遂命将帅简军士，除地为场，四出立五表，又别巉地于北厢南向为车驾停观之处。前三日，尚舍奉御设大次及御座于巉所，建旗为和门如方色，都巉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威仪悉备，大将以下各有统帅，大将被甲乘马，教战队之法。凡教为陈，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其还则反之，长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钲鼓，刀楯在前行，持槊者次之，弓箭为后行，旗卧即跪、旗举即起，声鼓即进、鸣金即止。讲武之日，皇帝乘革辂至巉所，兵部尚书介胄乘马奉引，入自都巉北和门，至大次，在位者皆再拜，谒者引诸州使人、鸿胪引蕃客立于大次，四方观者立于都巉，骑士仗外四周，然后讲武。吹大角三通，中军将各以鞞令鼓，二军俱击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将立于旗鼓之东、西面，诸军将立于其南、北面，以听大将誓，左右三军各长史二人振铎，分循以警众，诸果毅各以誓词告其所部，遂声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从皆行，及表击钲，骑从乃止，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骤徒趋，及表乃止。东军一鼓举青旗为直陈，西军亦鼓举白旗为方陈以应之，次南军亦鼓举赤旗为锐陈，东军亦鼓举黑旗为曲陈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黄旗为圜陈，西军亦鼓而举青旗为直陈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白旗为方陈，东军亦鼓而举赤旗为锐陈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黑旗为曲陈，西军亦鼓而举黄旗为圜陈以应之。凡军先举者为客，后举者为主，从五行相胜之法为陈以应之，每变陈，二军各选刀楯士五十人挑战，第一第二挑战迭为勇怯之状，第三挑战为敌均之势，第四第五挑战为胜败之形，每将变陈，先鼓而为直陈，然后变从余陈之法。五陈毕，两军俱为直陈，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声鼓，举旗，士众皆起，骑驰徒走，左右军俱至中表相拟击而还，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复其初。侍中跪奏，请观骑军，骑军皆如步军之法，每军各八骑挑战，五陈毕，大击鼓而前，盘马相拟击而罢，遂投旅，侍中奏礼毕，乃还。
臣按：教阅之法备于《周礼》，在春夏有振旅、茇舍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阅之制，中春振旅王执路鼓，中秋治兵王载太常，盖一岁四时之教，天子再临焉。文武无二道，六礼之中军居其一，我国家凡百礼制皆循古典，独于军礼所谓简众讲武者缺焉，岁时虽有教阅，然止是命将肄习坐作进退之节而车驾不亲临焉。请下礼官讲究《周礼》及汉、唐、宋遗制，本《开元礼》仪注而增损之，以为一代讲武之礼，每岁冬月一行焉，以复古礼以讲武事，以作士气以备一代之制。
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槊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槊解幡，三通，旗槊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进。右校击钲，队少却，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左校击钲，少却，右校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复击钲，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钲，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弛弓匣刃，二通，旗槊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
臣按：此唐府军教阅之法。
玄宗先天二年十月，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列大陈于长川，坐作进退以金鼓之声节之，帝亲擐戎服，持大枪立于陈前。以亏失军容坐兵部尚书郭元振于纛下，将斩之，宰臣跪于马前谏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虽违军令，不可加刑。”乃舍之，流新州。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以草军仪有失，斩之。众以元帅及礼官得罪，诸节度颇亦失序，惟左军节度薛纳及解琬军不动，上令轻骑召纳等，至军门不得入，礼毕，特加慰劳。
开元八年八月，敕：“四方虽安不可忘战，故《周礼》以军禁纠邦国，以蒐狩习戎旅，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宜差使于两京及诸州简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勇，不须限以蕃汉，皆放番役差科，惟令团伍教练，辨其旗物，简其车徒，习攻取进退之方，陈威仪贵贱之等，俾少长有礼，疾徐有节，将以伐叛怀服、保大定功，协于师贞，以弘武备。”
臣按：唐玄宗嗣位未久，即行讲武，其后又诏两京诸州简选教练，其不忘武备有如此者。
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讲武于近郊，六军之容甚盛。帝每御讲武殿亲临教阅，其法刻木为箭镞，裹以毡罽，命强者两两相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梃为马楇，施诸韦槊，俾驰骑相击，取其尤胜者各分等级以迁隶之，自是师旅皆精锐。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诏筑讲武堂于西郊。九月，大阅，上与从官登而观焉。是冬，又观飞山兵射连弩、发机石于台下。又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于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强平射者为上等，艰于引满者别为一等，其诸浅软者又为一等，各量其材力而迁隶之。至道元年，又阅禁旅，有挽强至一石五斗，连三十发而有余力，又令骑兵、步兵各数百东西列陈，挽强彀弩，视其进退发矢如一、容止中节，上曰：“此殿庭间数百人耳，犹兵威可观，况堂堂之陈、数万成列者乎？”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间，故知武事不可弛而为讲校如此。
太宗选军中勇士教以剑舞，皆能掷剑凌空，绕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赐宴，乃出以示之，凡数百辈袒裼鼓噪，挺刃而入，各献其技，霜锋雪锷飞跃满空。及亲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剑舞前导，观者神耸。
臣按：秦人以讲武为角抵之戏，则太宗此举不为无所本也。是虽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慑伏外夷，使彼知我中国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能，不敢自恃其猛鸷而轻我中国也。后世所谓角抵之戏日巧一日，其间有妙捷如神者，非积以岁月之久、演试之勤，不能造其极如此也，习成之后止以资人笑乐，顾于训练军伍之法苟应故事，有同儿戏，是以真为假而以假为真也。今日操练军士，诚使驰马击刺者皆能如优人之角抵，每遇外夷朝贡燕享之际，出以示之，使彼目眩而神耸，是亦不战而屈人之兵之一计。
真宗咸平二年，大阅诸军，诏有司择地于含晖门外之东武村为广场，凭高为台，台上设屋、构行宫。其夜三鼓，殿前侍卫马步诸军分出诸门，诘旦，帝乘马从官并戎服至行宫，诸军陈于台前，左右相向，步骑交属，亘二十里，诸班卫士翼从于后。有司奏成列，帝升台东向御戎帐，召从臣坐观之，殿前都指挥使执五方旗以节进退，又于两陈中起候台相望，使人执旗如台上之数以相应。初举黄旗，诸军旅拜，举赤旗则骑进，举青旗则步进，每旗动则鼓骇士噪，声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举白旗，诸军复再拜，呼万岁，有司奏陈坚而整，士勇而厉，欲再举，诏止之，遂举黑旗以振旅。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阅诸军陈法，言者谓：“诸军止教坐作进退，虽整肃可观，然临敌难用，请自今遣官阅陈毕，令解镫以弩弓射，营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阅习。”诏行之陕西、河东、河北路。是岁，诏教士不衽金甲，缓急不足以应敌，自今诸军各予铠甲十、马甲五，令迭披带，又命诸军班听习杂武技，勿辄禁止。
臣按：议者谓诸军止教坐作进退，虽整肃可观，临敌难用，可谓切中教阅之弊。夫战必用兵而五兵皆莫利于弓矢，故操练以弓矢为大用，请凡军士各执一器如枪刀之类，然皆必兼以弓矢焉，是则长短之兵各具于一人矣，每月三操之际而以一日专习长兵，校其能否高下以为赏罚，必全军皆善射之人，则可以无敌于天下矣。又人情由难及易易，由轻入重难，今之操兵者往往不擐甲而轻衣，而所执之兵又用轻物代之，一日遇敌骤加以厚甲、重器，必至于颠踬矣，此亦操兵者之所当知。
种世衡知环州，课吏民射，有过失射中则释其罪，有辞某事、请某事辄因中否而予夺之，人人自厉，皆精于射，自是数年敌不近环境。
仁宗时，赋近畿户出马备边，民以为病，沈括言：“北地多马而人习骑战，犹中国之工强弩也。今舍我之长技，强所不能，何以取胜？又边人习兵惟以挽强定最，而未必贯革，谓宜以射远入坚为法。”
吴玠论所以制胜金人之策，谓：“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
臣按：自古以弓弩为中国之长技，古之名将所以守边御敌者往往以是取胜，载之史册可考也。沈括谓“舍我之长技，强所不能，何以取胜”，吴玠谓“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使其冲突不能相及”，观二人言，则知中国技之所长者诚在于射，然非教之有素而激劝之有方，则亦不能使之射远入坚而洞重甲也，请以常时教阅之外，许边将用种世衡课吏民射法，于过失之轻者、差役之冗者以射中否为赏罚操纵，则人人自励，皆精于射而中国之兵无敌于天下矣。
张方平言于仁宗曰：“臣闻太祖训齐诸军，法制甚严，军人不得衣皂，岂有红紫之服？葱韭不得入营门，岂知鱼肉之味？每请月粮时，营在城西者即于城东支，营在城东者即于城西给之，须令自负以劳役之。今则异矣，臣尝入朝，见诸军帅从卒一例新紫罗衫、红罗把肚、白绫蒨、丝鞋、青纱帽，拖长绅带，鲜华烂然，计其所受廪给不足一身之费，若有妻子争得不饥寒？此军情所以易动也。”
臣按：军情所以易动者由其无恒心也，何也？盖上之所以给予之者有限而下之所以用度者不赀，用度不赀则衣食不给，衣食不给则无恒心矣，用无恒心之人以待不可测之变，欲保其临事不变，难矣。宋太祖起自戎伍，熟知军情，所以训齐之者其严如此，然不得衣红紫可也，而亦不许衣皂及葱韭不得入营门则甚矣，无故不许群饮可也。
欧阳修言于仁宗曰：“数年以来，点兵不绝，然有点兵之虚名而无得兵之实数，新集之兵所在教习，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将领之才，所教者无旗鼓之节，往来州县，愁叹嗷嗷，既多多病小怯之人，又无训齐精练之法，此有教兵之虚名而无训兵之实艺也。”
臣按：修此言切中时弊。
神宗元丰三年，诏枢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又官号、物名、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今枢密院检详官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
朱熹曰：“陈者定也，八陈图中有奇正，前面虽未整，猝然遇敌，次列便已成正军矣。”又曰：“大凡有兵须有陈，不成有许多兵马相战斗只滚作一团排作一行，必须左右前后部伍行陈各有条理方得。”
臣按：行军不可无陈，而陈法必有据依，自昔以来所传者虽多，然皆以八陈图为得其法。说者谓八陈始于黄帝用之以破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陈图于鱼腹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桓温见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此即九军陈法，隋韩擒虎得其法以授李靖，靖为六花陈以变九军之法。大抵八陈即九军，九军者六陈也，宋蔡元定为《八陈图说》，朱子谓其分开方图陈法不相混杂，亦有取，而又尝与之论陈法，元定曰：“譬如一个十分雄壮人与一个四五分人厮打，雄壮的只有力，四五分的却识相打法，对副雄壮的更不费力，只指点将去，这见得八陈之法有以寡敌众之理。”由此言观之，则训练之间不可不知古人陈法也明矣。
哲宗元祐元年，司谏苏辙言：“诸道禁军日夜按习武艺，将兵皆蚤晚两教，新募之士或终日不得休息。今平居无事，朝夕虐之以教阅，使无遗力以治生事，衣食殚尽，憔悴无聊，缓急安得其死？请使禁军除新募未习之兵，其余止一教。”朝请郎任公裕言：“军中诵习新法，愚懵者颇以为苦，夫射志于中而击刺格斗期于胜，岂必尽能如法？”
臣按：军士之所以善战，非但熟于技亦必养其力，非但养其力亦必得其心，苟于无事之时未战而先失其心、耗其力，一旦驱之以御敌，心不在焉而气力不足以继之，彼虽熟于技而精于艺，而不为吾用用之而不尽其心，亦安能成功哉？本朝之制，每月三操而于极寒极暑之候皆停焉，其为法也可谓得中矣。
苏辙进策于其君，有所谓安万民者，其别曰教战守；有所谓训兵旅者，其别曰倡勇敢。教战守之策曰：“生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毛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天下固不免于用兵，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陈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与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
臣按：苏氏之策，欲无事之时士大夫皆尚武勇、习兵法，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陈之节、役民之司盗者以击刺之术，岁终试之，较其胜负以为赏罚，一旦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臣窃以谓，今天下州郡，凡要害处皆设卫，所以养列屯坐食之官军以为民卫，民既出赋税以衣食之，而又使之执干戈以从事乎军旅，则民有辞矣，然则今日官军之外，民兵不可用欤？曰有事之秋，祸变有必至之理，彼此同之，于此教而用之非但为国，亦以为民也，彼又将何辞乎？不得已什伍之以协助官军，事已即休可也。
苏轼倡勇敢之策曰：“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天子无皆勇之将而将军无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奋而争先而致其死，则翻然者众矣，弓矢相及、剑盾相交，胜负之势未有所决，而三军之士属目于一夫之先登，则勃然者相继矣。谚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苟有以发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间而用其锋，是之谓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难得也，捐其妻子、弃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难能也，以难得之人行难能之事，此必有难报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将，将军必有所私之士，视其勇者而阴厚之，人之有异材者虽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异，自异而上不异之，则缓急不可望其为倡，故凡缓急而肯为倡者，必其上之所异也。”
臣按：苏轼此言真得夫激劝用人之道，但其所谓视其勇者而阴厚之，阴之为言，岂王道荡荡、光明正大之谓哉？臣窃以为其言虽不能无偏，而其策则为甚善，请如宋人厢禁军之制，分军为二等，择其一等强壮精锐者以为正军，以备征战之用，其次者以为副军，以应工作之役。军士每月支粮一石，其正军全支，副军每名减其二斗，有役则否，积其减下之数以为赏费。军士有材力过人试合式者定为赏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为上、五矢以上者为中则赏之，三四矢者为平不赏，不及二矢者有罚，合格者月支加米三斗或五斗，其他技能以此为准。用苏氏之策，校其技能而赏以倡之，得赏者既以自负，惟恐一旦不得赏，不徒失利而且为人所訾而益致其操习之功，彼不得赏者遇有缓急则责之曰“尔平日受厚赏，今日正尔报效之秋”，虽欲随众退避，不可得已。如是，则军士之中有才者为上所用，有勇者为上所私，缓急之际必有为众人之倡者矣。
胡寅言于高宗曰：“减汰其疲老病弱，升择其壮健骁勇，分屯在所，置营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选众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阶级之制以变其骄恣悍悖之习，然后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进战获酋人则厚赏，死则恤其妻孥，退溃则诛其身，降敌则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贷者乃治军之实也，无所别择一切安养姑息之，惟恐一夫变色不悦，幸无事则曰大幸矣，教习击刺有如聚戏，纪律荡然，虽其将帅不敢自保者，为治军之虚文也。”
臣按：寅所言治军虚实非但一时事也，人君以诚为治，凡事皆然，而于治军旅尤不可务虚文而不崇实效。
孝宗淳熙十四年，枢密同知赵雄奏：“昨日大阅，车甲鲜明，纪律严整，十万之众一一少壮。”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拣汰之法，其初谤议纷然，今诸军皆无老弱，乃见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众口难一，惟圣明不惑乃能集事。”
臣按：人君惟不惑于群议乃能成事，况军旅之事尤难于逆料遥度，往往有意外之变、报复之祸，人臣非真有为国之心者不敢建议，自非上人持志之坚、见理之的、临事之断，而不为群议所移动者鲜矣。赵雄谓“造事之初众口难一，惟圣明不惑乃能集事”，岂但拣汰一事然哉？
以上论简阅之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