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五百里甸服。
蔡沈曰：“甸服，畿内之地也。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臣按：传谓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则是方千里矣。
《汉志》：周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
章氏（失其名）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远郊百里，郊为乡，六乡百里，通十为同，同为百里者十，提封九万井、九十万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属三万六千井地，除公田九分之一为五十万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为三十五万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赋一乘，积六乡为千乘，而余率七家赋一兵，积六乡为七万五千人，此六军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国皆如乡之法，畿方千里，为千里者十，如乡之除为三百五十万四千夫，赋车千乘、卒七十五万人。为六军者十此通畿之师也，大司徒递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则终身无过一再给公上事，盖先王忠厚之志，更劳均逸，不欲穷民之力也。古者畿内之兵不出，所以重内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诸侯入耳，或遣上公帅王赋，亦不过元戎十乘以先启行也。”
臣按：古者兵出于农，天子之兵出于六军，六军之兵出于六乡，其出而为士、卒、旅、军、师者即其居而为比、闾、党、旅、州、乡者也。甸服千里之间，其所赋之兵而所出之税自足以给之，无劳远餫，内足以卫王室，而外足以镇压天下之大、四夷之远，非若后世签军于远方则人不土著而易于消耗，列军以长屯则人无别业而难于供亿。后世有志于三代之盛者，壮根本、安国家以为千万世不拔之基者，尚有考于斯。
汉《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师，武帝更名执金吾。
易祓曰：“南军以卫宫城而乃调之于郡国，北军以护京城而乃调之三辅，抑何轻重远近之不伦欤？盖郡国去京师为甚远，民情无所适莫而缓急为可恃，故以之卫宫城；三辅距京师为甚迩，民情有闾里坟墓族属之爱而利害必不相弃，故以之护京城，其防微杜渐之意深矣。”
臣按：史谓北军中尉主之，掌京城门内之兵，军而谓之北，对南言也。南军卫宫取之郡国，北军卫京取之三辅，说者有防微杜渐之意，臣窃以为卫京之兵取之近辅极是，臣于“军旅之制”条已节约汉唐遗意，妄为朝廷处置矣。若夫卫宫而取郡国之兵，恐未为得策，夫以疏外之兵、无乡土亲属之顾恋，而使之番上执戟以卫王宫，无事则已，一有事焉安能保其无外顾之心乎？我朝宿卫之兵用世将以统士卒，其虑深而远矣。
汉《百官表》：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中尉。
易祓曰：“北军番上与南军等，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夫中尉乃天子北军之统帅，而其属乃左右京辅都尉等，其所调亦左右京辅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风，右即冯翊，京即京兆，谓之三辅，三辅之委寄固重于郡国矣，而所领兵事则非郡国之比。盖汉太守谓之郡将，兼领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职，在王国则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辅则异是矣，夹辅京国，错列畿甸，其势为甚逼则兵权为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属郡卒而特属中尉之北军，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黄霸尹京兆，发骑士诣北军，以马不适士劾乏军兴连贬秩，则知左右京辅兵卒皆番上北军而属中尉也。”
臣按：此所谓都尉乃京辅之都尉也，与主南军都尉者不同。
唐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为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六年，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太宗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其隶于卫也，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以隶东宫六率。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
林駉曰：“汉之畿兵始为番上，至其后也番上变为长屯，长屯变而远征，而畿兵之制坏矣。唐之畿兵始为府卫，至其后也府卫变为长从，长从变为禁军，而畿兵之制坏矣。此汉、唐内兵三变之由也。”
臣按：三代以下之兵制，惟唐府兵最为近古，臣既略仿其制一、制二具于“军伍之制”条下，而此复详其制如此，以见京畿之屯莫良于府兵也。然一代有一代之制，祖宗所行者子孙不可轻改，要必不违时王之制，不拂斯民之情，而又不失古人之意，然后议之者无罪，而行之者可久而无弊也。仰惟国家建国于燕兵强马健之地，诚不以臣卑而愚而弃其言，则杜牧所谓天下之大命者端在于此矣，况唐人行之至百年而中变，而吾之为此乃于百年之后始创行之，而凡其平日军卫之屯守、有司之管领一切如旧，而于其间减去徭役、征科，乃民心之所愿欲者也。伏惟圣明留神审察，所以为圣子神孙立万年不拔之基者，未必不在兹焉。
宋徽宗熙宁四年，于京畿四面置辅郡，以颖昌为南辅，以襄邑县建名辅州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诏四辅屏翰京师，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万人为额。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于四近之地立为辅郡，所以为京师屏翰也。汉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唐亦以华州、同州、凤翔为辅，而宋初未遑建立，至于徽宗时亦于畿郡立为四辅焉，每辅则屯兵二万人为额。我朝建国江南，于凤阳屯重兵，凡京师军皆散于江北、滁和等处为屯田，虽不名辅而俨然有蕃屏之意。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统，遂建都于此，其初犹以行在为名而立一行部以总之，其后遍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门如旧制，凡京卫之兵皆分其半以来，并起江南富民以实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则是万万年不拔之基永定于此矣，然而畿甸之间犹未有辅郡，盖有待也。臣按，汉、唐、宋之辅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则以形胜要害为固，盖汉、唐都长安，宋都汴梁，皆去边地辽远，非若我朝都燕，则自以都城为北边捍蔽，北最近而东次之、西又次之而南为最远焉。请如汉、唐、宋故事立为辅郡，以宣府为北辅因其旧而加以蕃守之军，俾守国之北门；其东也以永平为辅，以守松亭一带关隘及扼辽在要害；其西也以易州为辅，或真定，以守紫荆一带关隘；其南则以临清为辅，坐镇闸河而总扼河南、山东之冲；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两京之咽喉。每处屯重兵一二万，量其轻重缓急以多寡其数，罢两直隶、河南、山东上京操备班军，因近屯守以为京师之屏蔽，遇京师有事则调发焉。夫自古为国者必固外以蔽内，居重以驭轻，譬则人之家居必有藩篱、墙壁，然后堂室坚固，内呼而外应，若设关捩然，有所动于中而四面之机毕应之，然后盗之利吾财者不敢轻侵犯焉。近年以来，起调两直隶、河南、山东军赴京上班操备，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旧班未回，城池虽设而队伍空缺者有之，幸而无事则已，万一有不逞之徒乘虚为乱，将何以支持之？倘立为辅郡，因近屯守，则军士遂室家之愿而生息日蕃，国家省转输之劳而调发易集，边方足备御之具而关隘有守，如此，则都城巩固、宗社尊安矣。万一臣言可采，见之施行，其于国计不为无补。
以上京辅之屯
▲郡国之守
周制，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臣按：封建以前之国，即秦汉以来之郡，名制虽异而其实则同。
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湿卤也）、城池邑居、园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
臣按：周制，百乘之家即秦汉以来之一县，千乘之国即秦汉以来之一郡。
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连帅州牧之设，盖以小大相维，阶级相承，所以合其散而统其异也。汉、唐、宋郡国虽皆有兵，然散而无统，惟本朝制兵府州，若县要害之处皆立卫所，而又于总会之处立为都指挥使司以统之焉，盖有得于周人连帅、州牧之遗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汉兴踵秦，置材官于郡国。
易祓曰：“汉不特置材官而已，《汉官仪》曰：‘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盖三者之兵各随其地之所宜也。”
列郡、王国、侯国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本守典武职甲兵，其在王国者则内史比郡守中尉、北都尉，侯国亦有相秩氏，天子令长其郡国之兵，必有虎符而后可发。
臣按：昔人谓侯国之兵既属之郡，而王国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皆所以防微杜渐以尊京师也。我朝于亲藩皆设护卫，然惟给其使令而不许其调遣，遇国家有事亦起焉，其防微杜渐以尊京师之意同符汉世。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军府，析关中为十二道，以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校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关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六十二，河东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东道置府十，陇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六，江南道置府二，剑南道置府十，岭南道置府三十，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号。
臣按：此唐朝府兵之制，非但京畿有之，而天下十道凡州郡莫不皆有也。
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而谓其兵为方镇。
臣按：节度使之兵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天宝以后王室日卑，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陈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十余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镇起而唐之威令不复行矣，假使唐之君臣恒存高祖、太宗府兵之制而不变，岂有是哉？史臣谓方镇之兵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赋非天子有，既其盛也，号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无尺地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以至亡灭。噫，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毋轻变祖宗之法制而外授人以兵柄，以成尾大不掉之患哉。
宋制，军有禁军、有厢军、有乡军。国初尽选骁勇部送阙下以补禁卫，余留本城厢军者，诸州之镇兵也，各隶其州之本城，专以给役，内总于侍卫司；乡军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
臣按：宋朝州郡之兵，自元丰以后皆升同禁军，兵虽以禁名，其实皆非禁旅也。
凡诸州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马军、步军亦如之。马步军诸指挥各有使、副，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都头、副都头、厢军头、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置都监监押以领之，岁时简练焉。下州及军监但有牢城兵，则军校之职随宜裁制。
陈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不但以逸民户也，所以劳苦其身、违离其妻子，使习于南北风土之异，而不得坐食于本营，盖劳之则易使、散之则易养，此艺祖神谋也。三司禁旅就粮州郡，亦不得常坐食于京师。自列郡各置禁军，于是严差出占破之令而壮城（元丰于厢军内差壮城兵）作院，各置指挥，于是在军禁旅无就粮者，禁军在城防托而厢军亦升为禁军，不复戍役矣。养兵之费偏天下，虏人犯阙无能发一矢者，以不守祖宗旧章也。”
开宝八年，发渭州平原、藩源二县民治城壕，因立为保毅军弓箭手分镇戍寨，能自置马者免役，逃死以亲属代。
陈傅良曰：“此所谓义兵也。艺祖有志于民兵矣，咸平五年始置营升为禁军，其后浸有点差之令，韩琦为相，刺陕西义勇，司马光六上疏争之不听，已而新法行，遂罢强壮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内骚然，要之皆以刺配为军，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复也。”
臣按：前代州兵皆无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或选自户籍，或出自召募，或因有警而民团结，皆是因其土地之宜、随其民俗之便，或多或少，或废或置，不惟无常制，亦无常数。惟我国家自平定之初则立为卫所，以护卫州县，卫必五所，所必千军，而又分藩列阃以总制之而有都卫之设，其后也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文武并用，军民相安百有余年，其视汉、唐、宋之制可谓大备矣。然承平日久，兵备不能无弛，军伍不能无缺，旧例遇有缺伍，卫所差旗军于其原籍径行句补，其流之弊乃至所句至者反少于所遗之人，得不偿失，于是用言者计每岁分遣御史清句，然亦徒有其名，无益于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句之数以为黜陟，然亦徒害平民，无益军政。臣尝考历代之制，皆是草创之初，军伍数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滥之失，惟我朝则是先多而后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时而随事制置，惟我圣祖则斟酌古今，立为一代之制，使子孙百世遵守焉。方其初制为军伍也，内地多是抽丁垛集，边方多是有罪谪戍，岁月既久，奸弊日滋，或改换姓名，或变乱版籍，或潜行析户，或自私分居，彼此相隐，上下相蒙，遂至簿卷难清，挨究无迹，其间丁尽户绝者固亦有之，而正户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无也。为今之计，乞敕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卫所俱要造册，开具本卫若所原设额数若干、见今实在若干、缺伍若干，不问存亡，备细开造，具其籍贯及充军缘由，仍行户部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县亦要造册，开具各州县军户若干、见在充当者若干、挨无名籍者若干，彼此照对以见其实在之数，其卫所见在食粮者若干、缺伍不补者若干，兵部类以奏闻，会文武大臣集议，所缺必设何法然后得军伍足数以复国初之旧，必须不怫民情而致其生怨，不为民害而激其生变，讲明根究，至再至三，然后见之施行。如此，则佥论之中必有良法善计，不徒然也，夫天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有旧，而坏者又为之新制，则其用不穷矣，今日之军伍可谓旧而坏矣，失今而不为之制，吾恐日甚一日，积而至于无余，一旦有事而必欲用之，仓卒之际，其将噬脐无及矣。国家大事莫大于戎，国步之安危所系，运祚之修短所关，诚不可不加之意也。彼为具臣者不为远虑，其意只欲苟具目前，以贻其责于后人，盖以官非世有故也，若夫圣明之主承列圣之鸿业以传之万万世之圣子神孙，乌可不为之远虑哉？唐人有言，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彼淮蔡之土宇一州耳，固不可无断，矧此丕丕之基、万方之广、亿万年之久，其所以轸当宁之深念，法乾造之雄断者，又当何如哉？臣不胜惓惓。
仁宗庆历元年，张方平言：“民之所以惧籍为兵者，不唯锋刃矢石之难，且重去其乡土，终身于亲爱宗族永相隔绝也。今若番休递戍，终是不离本乡，冀望边事渐宁，即息肩安业。昔太宗籍两河之人以为乡兵，子孙识者亦悼其失业，盖不若因两河强壮使之捍边，壮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缺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又曰：“强壮弓手各在郡县，未去农业，若朝廷用汉代更之术，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战，递为防戍，则是农不去业、兵不乏备，不因帑廪之积，常得丁壮之人，今既籍为正兵，处之连营，则其衣食财用终身仰给县官矣。”
臣按：民之不愿为兵，诚有如方平所言者，而今世北方之人犹有乐为之者，而南方之人解以补伍有如弃市，然今天下卫所兵伍已失大半，必欲如立国之初签民为军，必致生变，苟因循不已则日甚一日，则恐所失者不止大半而已也。比年以来，遇有儆急，签点民丁贴助官军，守备其乡邑，已有成规，民之耳目既已惯熟，是亦备御一良法也。今后无事之时不须点集，倘遇荒歉灾变，必不得已然后起集，必须依旧以民壮为名，名之以民则民心不疑，不许巧立名称，另外差役远方调发，稍觉无事即便休息，决不可失信于民，敢有因而科敛差占事已不休者，坐以风宪犯赃之罪，合于上司及分巡官不为觉察者，罪亦如之。
真宗景德三年，镇戎军曹璋言：“有边民应募为弓弩手者，请给以闲田，蠲其徭役，有儆参以为正兵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诏人给田一顷，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
臣按：今州县军户多有丁尽户绝者，其人居宅田产必有承而受之者，除生前立契明卖者外，行清军御史会同布政司及府州县官挨究归官，有愿代其役者即给以本军绝户之田，若是边军就令以近就近，又行户部通行天下，凡没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后者，不分有无承佃，尽数刷出，照宋朝之例给民为军，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庆历二年，籍河北强壮拣为义勇，尽钞民丁增广其数，河东亦拣刺如河北法。其后议者论义勇为河北伏兵，以时讲习，无待储廪，得古者寓兵于农之意，惜其束于列郡，遗其大用，止以为城守之备，诚令守臣分领，以时阅习，寇至则翔集赴援。朝下其议，河北帅臣李昭亮等议曰：“昔唐泽潞留后李抱真籍户丁男三选其一，农隙则分曹角射，岁终都试以示赏罚，三年皆善射，举部下得劲卒二万，既无廪食府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是时称昭义步兵冠于诸军。此则近代之显效，而或者为民兵秪可城守，难备战陈，诚非通论，姑令在所点集训练，三二年间武艺稍精渐习行陈，遇有警得将如抱真者统驭，制其陈队，示以赏罚，何战敌不可哉？”
臣按：此前代点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东安抚使富弼言：“臣顷因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者至十余万，臣既悯其滨死，又防其为盗，遂募其伉健者以为厢兵，既而选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已类禁军，今止用厢军俸廪而得禁军之用，可使效死战斗而无骄横难制之患，此当世大利也。”诏分置青、莱、菑、徐、沂、密、淮阳七州。
臣按：此前代因饥荒募民为兵之明效，臣谨载其事宜于“固邦本恤民之患”条下。
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苏轼言：“河朔无事，军政少弛，将骄卒隋，缓急恐不可用，即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变。臣已戒饬本路将吏，申严赏罚，加意拊循，辄复用庞籍旧奏团结弓箭社法约束，稍加增损，别立条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劝惩。”
陈傅良曰：“条约弓箭社如庞籍、苏轼，则人情不扰而边备修矣，此今日所当讲也。”
臣按：庞籍所奏条约之法无可考，前此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县近山谷处，民间各有弓箭社及射猎人，习惯便利，与夷人无异”，盖因其俗而加以束约而为之法也。窃惟司马光于英宗时言太宗之时兵数不及当今十分之一，则是国初兵一而今十也，今日去太祖时不啻如治平之去建隆、开宝也，而我之内外兵数不及国初之什三四。在宋之人惟恐其多之至于冗，而储蓄不足以供，而我今日则惟恐其少而至于弱，警急无以为用；在宋之所以多者以其兵无定制，可以日增而召募刺配之纷，如我之所以少者，以其兵有定数不可以加，而逃亡死绝之无已。况今承平日久，百事废弛，譬则人之身，中年以后血气渐衰，肢体困惫，病虽未至于革而其势则骎骎将至矣，此正居安思危之日，思患豫防之时也，因事之势、察民之情、随时之宜以绵我国家灵长之祚，端有待于今日也。先儒有言，水未至也而虚为之防，水虽不至亦无所害，谓水不足忧，而不为之防，一旦水至则防无所及矣。今日天下之事最难处者莫此为难，臣日夜思之未得其要，故于“郡国之守”之下，既略序汉、唐、宋之事而备载曹玮以下数事，以为明时告，其中或有宜于今者，斟酌而用之，庶几有所补云。
胡安国言于钦宗曰：“自古及今，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昔东汉季年，王室多故，刘焉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刘表出襄阳、袁绍得冀、曹操取兖，争相割据，自此不复有王室矣。夫五大在边，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于理乃宜，欲乞于所置帅司，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之事，每岁终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严，即各帅所属守将逐急应援，如此，则既有拥卫王室之势，又无尾大不掉之虞。”
臣按：安国乞选择重臣付以在外兵权，以统属郡，以辅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时，陈俊卿为相，奏请：“应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为义民，授之弓弩，教以战陈，农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争之地，待敌至而决战，所有民兵各守其城，相为掎角，以壮声势。”又言曰：“国家养兵甚费，募兵甚难，惟有此策可守边面、可壮军势，而乐因循惮改作之人皆以扰民为辞，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无小扰？但守臣得人公心体国者，自不至大扰矣。”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则是民既出赋税以养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谓之不扰不可也。此等之议，非甚不得已切不可用。
以上论郡国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