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蒙》：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吐活反）桎梏，以往吝。
程颐曰：“发下民之蒙，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而教导之。自古圣王为治，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虽圣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尝偏废也。”
臣按：桎梏，刑具也。六经言刑具，始于《蒙》之初六。
《坎》：上六，系用徽（索三股曰徽）罝（两股曰釭），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程颐曰：“上六以阴柔而居险之极，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狱为喻，如系缚之以徽罝，囚置于丛棘之中。阴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
臣按：坎为刑狱，荀《九家易》坎为丛棘，传曰“丛棘如今之棘寺”。《蒙》《坎》二卦，圣人作《易》皆取象于刑狱，是知圣人为治不能以不用刑，此盖天地自然之理，本诸阴阳，合诸爻象，非人为之私也，虽若不得已而为之，而为之亦自不容已。盖人生不能无欲，欲胜而理微，教之而不从，而不继之以刑则人欲肆矣。圣人作《易》以扶阳抑阴，而取象于刑狱，岂无意哉？
《噬嗑》：初九，屦校灭趾，无咎。
程颐曰：“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为受刑之人，当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轻。校，木械也。其过小，故屦之于足，以灭伤其趾。人有小过，校而灭其趾，则当惩惧不敢进于恶矣。”
上九，何（去声）校灭耳，凶。
程颐曰：“上过乎尊位，无位者也，故为受刑者，居卦之终，是其间大噬之极也，《系辞》所谓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灭其耳，凶可知矣。何负也？谓在颈也。”
丘富国曰：“初上无位为受刑之人，初过小而在下，为用狱之始，故以屦校灭趾为象；上恶极而怙终，为用狱之终，故以何校灭耳为象。”
臣按：《易》之作以道阴阳而于天下之事无不备，刑之用非为政之先务，而《易》之于刑屡屡言之，非徒言其理，而刑之具亦无不有焉。《蒙》之初六以桎梏，言械其手足者也；《坎》之上六以徽纆，言系缚其身者也；《噬嗑》之初与上以校，言械其颈与足者也。是知天下之物、人世之用，无一不出于阴阳之理，非但十三卦之制器尚象也。
《舜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孔颖达曰：“刑用鞭久矣，《周礼》条狼氏誓大夫曰”敢不关，鞭五百“，《左传》有鞭徒人费圉人荦，子玉使鞭七人，卫侯鞭师曹三百。治官事之刑，有不治者鞭之，量状加之，未必有数也。夏楚二物可以扑挞，重者鞭之，轻者挞之。”
《益稷》曰：挞以记之。
蔡沈曰：“挞，扑也，即‘扑作教刑’者。盖惩之使记而不忘也。”臣按：后世笞刑盖始于此。《学记》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郑玄曰：“夏，稻也；楚，刑也。”
《周礼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寘（置也）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
郑玄曰：“圜土，狱城也。聚罢民其中，困苦以教之为善也。民不湣作劳，有似于罢。害人，谓其邪恶已有过失丽于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系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施职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书其罪恶于大方版，著于背。反于中国，谓舍之还于故乡里也，司圜职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齿者，谓不得以年次列于平民。出，谓逃亡也。”
臣按：郑氏谓“圜土，狱城也”，牢狱之见于经典者始此。夫古之置狱，所以聚罢憋之人而教之，夜则禁之以困苦其心，昼则役之以困苦其身，使之因患以思往咎而生善念也，非若后世置狱，恐人之逸而禁锢之比也。圜土而为大司寇所亲掌，则亦今世刑部自置狱焉。
掌囚（主拘系刑杀者）掌守盗贼，凡囚者。上罪梏鳦（音拱）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鳦，有爵者桎，以待弊（犹幽也）罪。
郑玄曰：“凡囚者，谓非盗贼，自以他罪拘者也。鳦者，两手共一木也。桎梏者，两手各一木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鳦，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虽有上罪，或鳦或桎而已。”
贾公彦曰：“五刑之人，三木之囚，重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王之同族及有爵禄重罪，亦著一而已，以其尊之故也。”
臣按：三木者，鳦、桎、梏也。重囚兼用其三，轻者惟一桎而已。兹三者之木皆加于手足者也，《易》所谓何（上声）校则木之在颈者，故谓之何焉。夫刑狱之具加诸囚者，恐其亡逸也。校以灭其耳，使其无所听闻；梏以系其手，使其不能执持；桎以系其足，使其不能行履。先王岂故为是以苦夫人哉？惩夫已犯者，所以戒夫未犯者，而使之不再犯也。
汉高后四年，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
臣按：诏狱之名始于此。然其狱犹属之廷尉，则典其狱者犹刑官也，其后乃有上林诏狱，则是置狱于苑囿中，若卢诏狱则是置狱于少府之属，不复典于刑官矣。夫人君奉天讨以诛有罪，乃承天意以安生人，非一己之私也，有罪者当与众弃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焉，何至别为诏狱以系罪人哉？后世因之，往往于法狱之外别为诏狱，加罪人以非法之刑，非天讨之公矣，亦岂所谓与众弃之者哉？
汉景帝中六年，定棰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棰长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谓行杖者不得更易人也），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如淳曰：“当笞者笞臀，然则先时笞背也。”
臣按：后世用竹为刑具始此，盖虞时所用以为扑者夏楚也。景帝于即位之初即减笞法，然其数犹多，或笞未毕而人已死矣。至是又下诏，减三百为二百、二百为一百，因是定棰令，而用二臣之请，更笞背为笞臀，自是笞者得全。呜呼，自废肉刑之后，易刀锯以竹棰，所以全人之身也。景帝定为令，凡笞所用之质、所制之度、所行之人、所施之处皆详悉具著，以示天下后世，以此为防，后世犹有巧为之具、倍为之度，用所不可用之人、施所不当施之处，其惨固有甚于肉刑者，此在仁圣之朝所当禁革，是亦不忍之政之一端也。
章帝元和元年，诏曰：“律云‘掠（问也）者唯得榜（击也）、笞、立（立谓立而考讯之）’，又令丙，棰长短有数。自往者大狱以来，掠考多酷钻钻之属，惨苦无极，念其痛毒，怵然动心，《书》云‘鞭作官刑’，岂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狱，明为其禁。”
臣按：章帝居安富尊荣之地，而虑念及于狴犴之苦，且云“念其毒痛，怵然动心”，仁人之言也。
献帝建安中，议者欲复肉刑，孔融议曰：“古者淳厖，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纣斫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类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离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雎之骨立、卫武之初筵、魏尚之守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其言。
臣按：自文帝废肉刑，至是盖三百年，一旦欲复之，难矣。孔融之议专为惜人，是即所谓虽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者也。肉刑有五，宫居其一，乃其中尤惨者也四，刑止毒其身，宫刑乃绝其世，人之有生，承传禅续，其来有非一世，而一旦绝之于其身，岂非人生大惨哉？自汉文帝废肉刑，后有议欲复之者，仁人君子必痛止之。夫于人之有罪者尚不忍戕其生、绝其世，乃有一种悖天无亲之徒，自宫其身以求进，以祖宗百世之脉、云仍万世之传而易一身之富宠，岁月如流，人生几何，胡不思之甚邪？愚民无知而自落陷阱，上之人亦恬然视之而不加禁止，何哉？兹亦斁彝伦、败风化、感伤和气之一端，有国者所当严为之禁而罪其主使用力之人，是亦不忍人之政之大者也。
唐制，囚二十日一讯，三讯而止，数不过二百。凡杖皆长三尺五寸，削去节目，讯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有半。死罪绞而加纽。官品勋阶第七者锁禁之。轻罪及十岁以下、八十以上者，废疾、侏儒，皆颂（音松）系以待断。
宋太祖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
臣按：唐虞三代以来俱用肉刑，至汉文帝始废肉刑用笞，其原盖权舆虞刑之鞭扑也，除死罪外，自墨、劓以下率以笞代之。然未为笞令，所棰之具无常物，所棰之处无定在，景帝定棰令，棰之制始用竹，受棰之处专在臀。魏晋南北朝其君臣仁暴不同，其俗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同，隋文帝始定为今之五刑，凡前代考讯之具若大棒、束杖、车辐、鞋底之类尽除不用。唐宋因之，制为刑具，各有等第。本朝于《大明律》卷首作为横图以纪狱具，笞，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径一分七厘；讯杖，大头径四分五厘、小头径三分五厘，以上皆以荆为之，长俱三尺五寸；枷以干木为之，长五尺五寸，头阔一尺五寸，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杖以下有差杻，长一尺六寸、厚一寸；铁索长一丈，镣重二斤。凡为笞杖皆削去节目，用官降较板较勘如式，然后用之，不许用筋胶诸物装钉，应决者用小头臀受，其大小厚薄视唐略等，比宋则尤为轻焉。祖宗好生之仁，虽为恶之罪人惟恐或有所伤，而为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德浃于民心，百年于兹。近年以来，乃有等酷虐之吏恣为刑具，如夹棍、脑袴、烙铁之类，名数不一，非独有以违祖宗之法，实有以伤天地之和，伏乞圣明申明旧制，凡内外有因袭承用者，悉令弃毁，然禁之必自内始，敢有仍前故用，即以所制者加之，庶使太祖皇帝慎罚之意、恤刑之仁所以著于律文者，万世之下恒如一日，所以恢皇仁于九有、绵国祚于万年者，端在于斯。
宋之诏狱本以纠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见。初，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狱小则开封府、大理寺鞫治焉。神宗以来，凡一时承诏置推者谓之制勘院，事出中书则曰推勘院，狱已乃罢。自熙宁二年，命都官郎中沈衡鞫知杭州祖无择于秀州，内侍乘驿追逮，自是诏狱屡兴。南渡后，秦桧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
臣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天下之法当出于一，帝王之心无偏无党，犯于有司当付有司治之。宋人于常狱之外而又有诏狱以纠大奸慝，其后遂使权臣假之以中伤异己者，一时内外臣民知有权臣而不知有天子，几至于潜移国祚。呜呼，国家常制，自有掌刑之官、原设之狱，罪无大小皆有所司，又何用别开旁门，使权归于一人，祸及于百姓哉？然是时犹必经中书，事已即休，而犹未至于专设一司、任一人而又付之以访缉之权也。呜呼，此弊端之最大者，尚幸操得其柄、用得其人而未至于大肆，然圣王立法常为中制，此等之事有之不若无也。
元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谓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谓之杖刑，其徒法年数、杖数相附丽为加减，盐徒盗贼既决而又镣之，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死刑则有斩而无绞，恶逆之极者又有凌迟处死之法焉。
臣按：自隋唐以来除去前代惨刻之刑，死罪惟有斩、绞二者，至元人又加之以凌迟处死之法焉。所谓凌迟处死，即前代所谓剐也，前代虽于法外有用之者，然不著于刑书，著于刑书始于元焉。其笞杖每十数必加以七者，其初本欲减以轻刑也，其后承误反以为加焉。大德间王约上言：“国朝之制，笞杖十减为七，今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又不当加十也。”则其立法之始意可见矣。本朝之制，凡受罪者有《大诰》减一等，事与之同而意与之异，然彼但减杖数尔，我圣祖之意，盖悯夫臣民之受罪者不知天理之不可违、王法之不可犯，故罹于刑宪而不自知也，俾其因天书之一帙减罪名之一等，咸知所感发而益加惩创，不至于再犯也。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信乎其然哉！然历岁既久，名存实亡，殊失圣祖垂训仁民之意，乞敕内庭缮写重刊，颁行天下，凡法司有犯罪者，俱要亲写一本送官收贮，无者加一等，如圣诰所谕。法司积之既多，给与两监监生，俾其熟读以为鉴戒，是亦因刑弼教之一也。
以上制刑狱之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