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初，董仲舒对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又曰：“养士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对，亡应书者（谓无应举贤良文学之诏书），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大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臣按：汉兴，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
元朔元年，公孙弘为学官，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才’。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以及外。今陛下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
臣按：前此博士虽各以经授徒，而无考察试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孙弘请为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谓兴太学者，此也。汉以后有太学始此，而史不明书其事，说者谓武帝未尝筑宫以居之，然考《三辅黄图》，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则太学实建于此。
班固曰：“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
臣按：今世由郡县学生岁贡而进学于大学，三代以前已有此制也。
唐太宗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高丽、百济、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臣按：立学建师，非但以教诲生徒，亦以一道德也。周人备四代之学，后世既有太学、国子监，而又有四门学，似不为过。而又置书、算等博士，书、算乃六艺之一，成周叙之于六德、六行之后，德行本也，文艺末也，本末不备何以为学，岂可颛颛设官而教以艺哉？若夫屯营之士、蕃夷之子弟，其来入学者亦当杂之于多士之中，从师讲解，使之薰陶渐染，相观而善，不必各给以博士也。
唐制，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
臣按：郡县有学始北魏献文时，而其生徒有数亦于是时始也。唐制，天下都督、天下县学，校有生徒，各因其州县之等第而定其数，每岁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史志所谓由学校者曰生徒是已。我朝于府、州、县各立学，府学廪膳生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其增广生则不拘额数。夫圣人之于人，非不欲人人教而养之也，顾势有所不能尽也，于是择其尤者而笃厚之，非谓一郡一邑之人才止于此也，地有小大、人有众寡，养之者虽各有数，而教之者则无其限焉。教之养之至于大成而后贡之，而又有科目拔于常贡之外，虽然承平日久，人才日多，人才所当养者又不可拘拘于故常也，且如今松江之华亭、江右之临川，人民里数多至七百，而汉中之平利、广右之恭城止于一二里，其生徒之数乃无异焉，请如唐制，因其郡邑人民多少之数而定为养士之额。
阳城为国子司业，引诸生告之曰：“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诸生有久不省亲者乎？”明日辞城还养者二十辈，有三年不归侍者，斥之。
臣按：阳城为此言以告诸生，则是唐无归省之令。我朝学规，每三年一次归省，著在令甲，一日不容过，则是我祖宗以孝为训，前代所不及也。窃观自古学制之规范，皆出自有司看详处置，惟我朝学规出自圣祖所定，凡师友之义分与所当为及不当为，一切禁令无不委曲详尽，圣祖之心真如日月之照临，无处不到，雨露之沾霈，无一或遗也。
宋仁宗庆历中，范仲淹等建议请兴学校、本行实，乃诏州县立学。时胡瑗教学于苏湖，是时方尚词赋，独湖学以经义时务，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择通经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由讲习有素也。至是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瑗法以为太学法，著为令。
臣按：三代以后文治首称宋朝，然其立学乃在四世之后，自其开国至是几八十年矣。我圣祖以岁戊申开国，明年即诏天下府州县立学，其太学之立乃在未登极之前三年岁乙巳也。方其初立学也，惟许存仁为博士以专学事，四年升学为四品，始设祭酒，即拜存仁为之。存仁，元儒许谦之孙，谦承考亭正学，而存仁承上命以为教，一宗朱氏之学，学者非六经、四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所谓全体大用之学者也。所谓治事者固已在乎经义之中，一时学校之士无不明经者，经明以之治事，凡所谓水利、边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为二，则是以体用为二事，而非圣贤之学矣。
神宗熙宁八年，诏诸州学官先赴学士院试大义五道，取优通者选差。元丰元年，诏诸路州学官共五十三员。
马端临曰：“元丰中，大兴学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员，盖重师儒之官，不肯轻授滥设故也。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试中而后授，则与入馆合翰苑者同科，其遴选至矣。”
臣按：礼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祖宗以来最重教官之选，往往取之耆儒宿学，其后科目兴，乃取之乙榜举人，其有优异者不次擢居显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奋。既皆以道自重，而一时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人既乐为之，莫不谨身饬行以示教，严立规范以为教，善人多而风俗美，朝廷得人之用，皆由师道之立也。近世师儒之职日轻，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礼，而乙科举人多不屑就，乃取岁贡之士为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谓教法者荡然矣。臣窃以为，国家要务莫急于储贤，储贤必先于教养，所以代君以施教养者师儒之职也，其任若轻而实重。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选，假如一府并其州共有十学，该设教官三十五员，不分教训职名，一郡所选教官苟足以分摄各学，不必备员，朝廷既遴选其人不肯轻授，人得之以为难，自然贵重，官既不多，所以供亿者稍足而彼亦不厌其禄薄矣。仍敕有司申明宪纲，以礼待之，坐以听讲，不行跪礼，违者坐以风宪失职之罪，如此，则教官得人，教官得人则生徒充业，而国家有得人之效，所以成世务、寿国脉，此其基也。
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总二千四百。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间岁一舍试补上舍生，封弥、誊录如贡举法，而上舍试则学官不与考较。公试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参以所书行艺，与籍者升内舍，内舍试入优平二等参以行义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俱平若一优一否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
马端临曰：“古人所谓中年考较、九年大成者，进德修业之事也。至汉人之补博士弟子员，则只限以通一经而后授之官，唐人之法尚仿佛如此。至宋熙丰后立三舍之法，则不过试之以浮靡之文而诱之以利禄之途，然明经必至于通一艺，试文而必至于历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国家虽未尝严其法制、稽其去留而为士者内耻于习业之未精、外诱于荣途之可慕，其坐学之日自不容不久。”
臣按：大学之教，所以聚天下贤才使之讲明经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业，以为天下国家之用，非颛颛以计岁月、较高下以为仕进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学，中年考较，必至于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后用之。月书季考，程颐尚以为教之使争，夫何士子尚在学校之中，遽已立为升进之法，比之私试，等第其文，其为争也尤大焉，是岂三代明伦之教、古人大学之法哉？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员三等高下，凡通四书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条畅者升修道诚心堂，一年半之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许积分，积分之法，孟月试本经义，仲月试论及内科诏诰章表一，季月试史策及判语二，每试文理俱优与一分，理优文劣者与半分，文理纰缪者无分，岁内积至八分者为及格，与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肆业，一如科举之制。其后此制不用，监生惟计年月先后拨出六部诸司，历事三阅月，所司考其勤谨，奏送吏部附选，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写本写诰者，就中选能书者充，此大学出身之资格也。方其在学校时，每月之中会讲背书皆有定日，每季一试惟第高下以为激劝之方，而于出身无所关预，又轮差于内外诸司，俾其习为政事，半年回学，昼则趣事于各司，夕则归宿于斋舍，优游之以岁月，琢磨之以义理，约束之以规法，廪食学校则俾其习经史，历肄各司则俾其习政法，遇大比科许其就试，其为教法可谓本末兼举矣。近年以来，为边事起之，故建议者欲存省京储以备急用，始为依亲之例，教法稍变祖宗之旧，今疆埸无事，储蓄日充，请敕所司申明旧法，以复祖宗养士之旧。
高宗绍兴八年，叶林上言：“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建太学；元帝兴于江左，一年而建太学。光武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于教养，未尝以恢复馈饷为解。今中兴国祚，驻跸东南，百司庶府经营略备，若起太学，计官吏、生徒之费不过一观察使之月俸，愿谋之大臣，咨之宿学，亟复盛典，以昌文治。”
臣按：太学之设，教养生徒以为国家之用，其所关系至重，张载有言，人才出，国将昌，子孙才族将大。国家之有贤才犹人家之有子孙也，所以培养之者，乌可以不加之意哉？祖宗养贤之制，视前代为盛，各门设宣课司以收商税，尽以为供给士子之费，设典簿以掌钱粮，设掌馔以司饮食。其膳夫三更五点不起，有误会馔，责罚三罚，处以极刑；监丞、典簿、掌馔管吏不严，重加责罚。呜呼，圣祖草创之初，事多未备，其所以廪养多士者已如此其周密，况列圣相承，承平日久，顾所以养士者反不如草创之初，可乎？臣请申明祖宗旧制，复会馔以养太学之士，是亦圣孝继志述事之大节也。
程颢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及百执事悉心推访有明先王之道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次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于京师，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励、渐摩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德取材识明达可进于善者，使日受其业，择其学明德尊者为太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择士入学，县升之州，州宾兴于太学，太学聚而教之，岁论其贤者能者于朝，凡选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洁、居家孝弟有廉耻礼让、通明学业晓达治道者。”
臣按：颢之此言可谓端本澄源之论。夫国家之治由乎政事修举，政事修举由乎人才众多，人才众多由乎师道得人也。必欲师道得人，必须推访延聘，然今日儒科大兴，士乐仕进而草泽遗贤固有，然不若在学校科目者为多，请就今科贡之法以行古推访之意。今制于进士乙科中取州县教职，于教职秩满者选太学师儒，行之既久，固难顿革，今后遇有博士、助教等官员缺，与其非人而滥授，不若虚其职而摄之为愈也，许令执政及近侍臣僚具实保荐天下郡县教官，果德业充备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然后授之，不必俟其秩满也。会试所取苟文理平通者即列在乙榜，不问其愿否，但年三十以上者俱送太学，俾其坐堂半年以上、公堂试中三次者具名送部，仍留在监食廪肆业，遇缺挨次取选，其岁贡到监有愿教职者，免其杂差，三次考中者送选如举人例。如此，既不失朝廷之制，而于程氏之意亦庶乎得之矣。
程颐看详学制，大概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镌解额以去利诱，省繁文以专委任，励行捡以厚风教。
臣按：前代学制不定，屡下学官看详本朝学规，盖自国初已定，至今遵守不敢有所更易。程颐看详学制，请改试为课，臣窃以为试课两不相妨，逐日使之作课以为常程，每季合试以为激劝，恐不为过，但须如颐所谓召学生当面点抹教其未至，又于其中有违背经旨、立意索隐而为钩棘之语者则面谕之，使其改正。如此，非但可以正其习尚，亦可因之以端其志趣矣。
程颐曰：“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择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复之农亩。盖士农不易业，既入学则不治农，然后士农判。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大学，至四十方仕，其间自有二十五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须去趋善，便自此成德。后之人自童稚间已有汲汲趋利之心，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后志定。”
臣按：程氏此言，见得古人教人及其为学志专一而不分，后世一切诱之以利，而学者亦是因利而为学，此人才所以不古若而治道日趋于下也。朱熹曰：“小学教之以事，大学教之以理。”
臣按：所谓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类；教之以理，如格物致知所以为忠信孝弟者。
朱熹《学校议》曰：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滥缪之恩，以塞利诱之涂。盖古之太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来者为义而不为利。
又曰：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及其学之既成，则又兴其贤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当是之时，理义休明，风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选无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学校之官所以为政事之本、道德之归，而不可以一日废焉者也。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存而其实不举，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虽以汉唐之盛隆而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
臣按：朱熹谓“古之大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来者为义而不为利”，臣窃以为仁义未尝不利，士之自学校而升之大学也，或以岁贡，或以科目，或以大臣之子，其所以游太学者，养之饩廪，处之斋舍，临之以师儒朋友，约束之以法制规矩，彼果何所为而来哉？固将以希禄食干爵位以为父母之养、乡里之荣，以行己之所志也，其心未尝无所利，苟无所利，孰肯去乡井、捐亲戚以从事于客游哉？但在上之人所以处置之何如耳。为学莫大于明经，立身莫先于忠孝，有矩范以镇其浮，有资限以抑其躁，有考校以试其进，如是，则凡在学之士彼以利而来，吾以义而教，彼能行吾之义则彼所谓利者从而得矣，则天下之士孰不愿游于吾之学哉？
朱熹《感兴诗》曰：圣人司教化，黉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训，善端得深培。天序既昭陈，人文亦褰开。云何百代下，学绝教养乖。群居竞葩藻，争先冠伦魁。淳风久沦丧，扰扰胡为哉？
熊刚大曰：“此篇论大学之教。盖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于其本者加意，故设学教育惟以天理人伦为重，文艺之间特余力游意云耳。后世于其末者用功，故设学教育惟以文词葩藻为尚，天理人伦曾不讲明，此朱子所以深叹也。”
朱熹《大学章句序》曰：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臣按：自古论小学、大学之教未有详明如此者，由是观之，可见学校之教根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三皇五帝以来已有之，不过因民生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修之以为教，非本无是理而强以之而率民也。后世不知教事之为重而往往从事于政治、刑法之间，间有为之者，亦是慕其名而无其实，立人以为师徒充其位，聚人以为徒徒冒其名，治道所以不古若者，其病根实在于是。有志于三代之隆者必自立教始，欲立教者必自学校始，伏惟圣神留意。
吕祖谦曰：“学校之设非为士之贫而养之也，又非欲群其类而习为文辞也。不农不商，若何而可以为士？非老非释，若何而可以为儒？事亲从兄，当以何者为法？希圣慕贤，当自何门而入？道德性命之理，当如何而明？治乱兴衰之故，当何由而达？考之古以为得失之鉴，验之今以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当用心也。自孔门高弟犹勤勤于问仁、问孝、问智、问政，所以为士请之于师，辨之于友，后世之士不逮远矣，傥离群索居而蔽其所习，则固陋乖僻无自进于道，圣人忧之，著为成书以诏万世，教养渐摩以俾之讲习，立师儒之官以董正之，此开设学校之本意也。”
臣按：先王开设学校之本意，吕氏言之尽矣。教者必知此然后知所以立教，学者必知此然后知所以为学。
以上设学校以立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