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太宰九赋，其七曰关市之赋（关以征其货之出入，市以征其货之所在）。大府掌九赋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
廛人，凡珍异之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
王安石曰：“关市，商旅所会。共王膳服者，百物珍异于此乎在故也。夫以关市待王之膳服，凶荒札丧，关市无征，而王于是时亦不举而素服也。”
陈傅良曰：“王之膳服仅取具于关市，古者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其税入视他至薄也、不常获也。以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经费之九一，又取其至薄不常获者如是足矣，而司市又严为国君、夫人、世子、命夫妇过市之法，苟有过用于上则大臣尽规，苟有过取于下则有司守法，而后人主常立于无过之地，此又先王之深意。”
臣按：成周盛时，关市之征用以供王之膳服而已，非若后世以之供凡国用也。王之膳服，关市之所有王则用焉，不出关市之外而别有所求，是以当时之君所以为衣食者皆与民同，非若后世巧为制造，一服之费至用百夫之衣，一味之费至用百人之食也。
司关（关谓境上之门）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自外入者通之门与市，自内出者通之门与关），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征谓税而正之，廛谓舍而禁之），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设入）、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傅出之，国凶（荒年）札（疾疫死亡）则无关门之征，犹几（察也）。
臣按：关市有征税始此。我朝每府立税课司，州县各立为局，设官以征商税，凡商贾欲赍货贿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券，是即《周礼》节傅之遗制也。盖节以验其物，傅以书其数也。
《王制》：“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
朱熹曰：“廛，市宅也。市廛而不征，谓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赋，如今质赁铺面相似，更不征其所货之物。关谓道路之关，市谓都邑之市。讥，察也；征，税也。关市之吏，察异服异言之人而不征商贾之税也。”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关市讥而不征。”又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
张载曰：“或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盖逐末者多则廛以抑之，少则不必廛也。”
臣按：古者于众途所会之地则立关以限其出入，于庶民所聚之地则立市以通其有无，所以兼济之而足其用度。凡若此者无非以利民而已，后世则专用之以利国，非古人意矣。
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朱熹曰：“龙断，冈垄之断而高也，孟子释龙断之说如此。治之，谓治其争讼。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谓罔罗取之也。从而征之，谓人恶其专利，故就征其税，后世缘此遂征商人也。”
臣按：孟子此言可见古人立为关市之本意，其意恶人逐末而专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之也。匹夫而私登龙断以罔利，既得此而又望彼，尚为士人之所贱，彼读圣贤书、儒其衣冠如王安石之徒，乃亦为贱丈夫之所为，其贻讥于天下后世而为人之贱也宜矣。后世君子以道事君者，尚其鉴诸。
汉高祖时，凡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自为私奉养，不领于天下经费。又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叶梦得曰：“高祖禁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绮纻、罽（毛布也）、操兵乘骑马，其后又禁毋得为吏与名田，凡民一等，商贾独倍其贱之至矣，敦本抑末，亦后世所不能行也。”
臣按：汉初去古未远，其行抑商之政犹有古意。夫市肆之所入不以为经费、商贾之服用不许其过侈可也，然捐市税以予封君、重商税以致困辱则过矣。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贾。
马廷鸾曰：“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后，即位甫一纪耳，征利已至于此，然则府库之积其可恃哉。”臣按：后世税商贾车船令出算始此。
宋太祖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毋得发箧搜索。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毋得擅改更增及创收。
陈傅良曰：“太祖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凡州县不敢专擅创取，动辄奏禀取旨行下。”太宗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哲宗元祐八年，商人载米入京粜者有力胜税，权蠲之。
苏轼曰：“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贵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废，窃为圣世病之。”
臣按：民种五谷已纳租税，无可再赋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类，原无征算，故商贾货卖于关市也，官可税之，今民既纳租于官仓矣，而关市又征其税，岂非重哉？此不独非王政，亦非天理也。我朝制税课司局，不许税五谷及书籍纸札，其事虽微，其所关系甚大，王者之政、仁人之心也。（以上征商）
《酒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蔡沈曰：“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恶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书诰教之云。”
乃穆（敬也）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戒谨）庶邦庶士越少正（官之副贰）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蔡沈曰：“文王朝夕敕戒之曰：惟祭祀则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为大祭祀而已。”
文王诰教小子（少子之称）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职业者），无（毋同）彝（常也）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
蔡沈曰：“小子血气未定，尤易纵酒丧德，故文王专诰教之，毋常于酒，其饮惟于祭祀之时，然亦必以德将之，无至于醉也。”
臣按：先儒有言：“古之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上达，求诸阴之义也。后以其能养阳也，故用之以奉亲养老，又以其能合欢也，故用之于冠昏宾客，然曰宾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未尝过也。自禹饮仪狄之酒而疏之，宁不谓之太甚，已而亡国之君、败家之子接踵于后世，何莫由斯，然则文王之教不惟当明于妹邦，家写一通犹恐覆车之不戒也。”噫，兹言也，凡酒之为酒，所以为用及其所以为害皆具于此矣，有国家者可不戒哉。
矧汝刚制于酒。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失也）。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未定辞）杀。”
蔡沈曰：“汝之身所以为一国之视效者，可不谨于酒乎？故曰矧汝刚制于酒，刚果用力以制之也。群饮者，群聚而饮为奸恶者也。予其杀者，未必杀也，犹今法当斩者皆具狱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
臣按：苏轼有言：“自汉武帝以来至于今，皆有酒禁，严刑重赏而私酿终不能绝，周公独何以能禁之？曰周公无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责之学，乙笞其子而夺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噫，由苏氏此言而推之，非但禁酒一事，凡国家有所兴事造役莫不皆然。
《周礼》：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谓材食曲蘗之类），凡为公酒者亦如之。
臣按：周人设官以掌酒，凡以为祭祀、养老、奉宾而已，非以为日用常食之物也。
酒人掌为五齐（一曰泛、二曰醴、三曰盎、四曰缇、五曰沈）三酒（一曰事、二曰昔、三曰清）。臣按：凡祭祀天地、宗庙、社稷诸神，皆有五齐三酒。
萍氏（比其浮于水上）掌国之水禁，几酒（察非时饮者）、谨酒（使民节用酒）。
臣按：几酒则于饮酒微察其不节，即《酒诰》所谓“德将无醉”，以文王几酒而庶国之饮酒者皆有节也；谨酒则于用酒谨制其无度，即《酒诰》所谓“越庶国，饮惟祀”者，以文王谨酒而庶国之用酒者皆有度也。呜呼，天下之物最沈溺人者水也，而酒之为物，起风波于尊罍之中，其沈溺乎人殆有甚于水焉。《周礼》设官以萍人掌国之水禁，而并付之以几酒、谨酒之权，其意深矣。周之先王既设官以几谨乎酒，又作诰以示戒乎人，其后子孙乃至于沈酒淫浚而天下化之，以底于乱亡，酒之沈溺于人也如此。吁，可畏哉！
司虣（音暴）掌宪市之禁令，禁其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
臣按：司虣，市官之属；萍氏，刑官之属。成周既设刑官以几察其饮酒之人，然其所饮者多在市肆之中，而又立市官以禁戒之焉，其刑之严，乃至于搏而戮之。呜呼，古之圣王岂欲以是而禁绝人之饮食哉？盖民不食五谷则死，而酒之为酒，无之不至伤生，有之或至于致疾而乱性禁之诚，是也后世不徒不禁酿，而又设为楼馆于市肆中以诱致其饮以罔利，此岂圣明之世所宜有哉？
梁惠王觞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
臣按：大禹此言则酒乃亡国之物，而汉武帝顾用之以为兴国之利。噫，此圣狂之所以分欤。汉兴，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
文帝即位，赐民愊五日。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愊。后元年诏：“戒为酒醪，以靡谷。”
臣按：愊之为言布也，王者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以为愊。自古以来皆有酒禁，而汉法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而又屡诏戒为酒醪以靡谷，民之得饮也盖鲜矣，故于时和岁丰或赐愊焉。夫禁其酿所以为义，赐之愊所以为仁，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汉时去古未远，犹有古意存焉。后世纵民之饮非仁也，因而取利非义也。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臣按：酒酤之禁虽不能行于平世，若遇凶荒米谷不继而一举行酿酒造曲之禁，是亦赈荒之一策也。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
吕祖谦曰：“周公作《酒诰》以告康叔，其刑之重至于‘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浸渍、伤德败性，不过导迪民彝、防闲私欲之意。至于《周官》之禁酒、禹之恶旨酒，皆是此意。及其再变如汉文为愊，景帝以岁旱禁民酤酒，与古人恐民伤德败性已自不同，恐有用为无用之物耗谷米，民食不足，此是再变，比之《酒诰》所谓非惟不敢，亦不暇，已无此意，然而犹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变，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设心大不同，不过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却自专其利耳。”
臣按：酒者以谷为之，县官既已取谷以为租税矣，及其造谷以为酒而又税之，则是一物而再税也，可乎？况古有酒禁，恐民沈酗以丧德、靡费以乏食耳，本无所利之也。汉武帝始为榷酤之法，谓之榷者，禁民酝酿，官自开置，独专其利如渡水之榷焉。是则古之禁酒惟恐民之饮，后世之禁酒惟恐民之不饮也。呜呼，武帝其作俑者欤。
昭帝元始六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乃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自占（占谓隐度其实）租，卖酒升四钱。
刘攽曰：“罢酤、占租、卖酒钱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谓令民卖酒以所得利占而输其租矣，占不以实则论如律也，租即卖酒之税，卖酒升四钱所以限民不得厚利耳。”
臣按：前此榷酒官自酿以卖也，至是以贤良文学言罢榷酤官，然犹听民自酿以卖，而官定其价，每升四钱，隐度其所卖之多寡以定其税，此即胡氏所谓使民自为之而量取其利也，后世税民酒始此。我朝于酒课不设务、不定额，民之开肆者即报官纳课，罢肆即已，姑为之禁而已，未尝借此以为经费如唐宋然也。
唐初无酒禁，肃宗乾元元年，以廪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德宗建中元年，罢酒税。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军费。
胡寅曰：“善政建于古圣王者，后世鲜克遵之；不善之政兴于聚敛之臣者，后世多不肯改。德宗尽罢酒税善矣，已而牟利最急，故知尽罢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为善也。”
宋初，诸路未尽禁酒，吴越之禁自钱氏始，京西禁自太平兴国二年，闽广至今无禁。
真宗诏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规，宜令计司立为定式，自今中外不得复议增课以图恩奖。”
臣按：酒之为物，古人造之以祀神、养老、宴宾，亦如笾豆之实，然非民生日用不可无之物也。仪狄始造酒，大禹饮之豫知后世必有因之以亡其国者，武王作诰以戒其臣下，至欲加以杀之之刑，古之圣王必不忍以口食之微戕人性命，而犹然者，法不严则禁不绝故也。自桑弘羊为榷酒取利之法，纵民自造而自饮，呜呼，所得几何，乃使天下国家受无穷之祸，遂至蚩蚩之民嗜其味之甘、忘其身之大，性以之乱、德以之败、父子以是而不相慈孝、兄弟以是而不相友爱、夫妇以是而相反目、朋友以是而相结怨，甚至家以之破、国以之亡，国家有所兴作，率因是以偾败者不可胜数，明君贤相何苦而不为之禁绝哉？且前代赖之以济国用，不禁尚有可诿者，况祖宗以仁义立国，不忍计民口食以为国用，如存其名，实无其利。臣愚以为，今日化民厚俗之急务，莫先于复三代圣王禁酤之良法，然法太严则不可行，法太宽则不能禁，况民以饮与食并嗜习已成性，甚乃有废食而专饮者，性嗜已久，一旦革之，良为不易，乞敕有司申明古典，革去额课，今后官吏军民之家并许私酿，然所酝酿者不许过五斗、相馈送者不许过二升、宴会不许过三巡、饮嗜不许至甚醉，开店以卖者有重刑，载酒以出者有严禁，凡民家所有甄窄之类尽行送官毁坏，不送者有罚，而又禁革造窄之木工、烧甄之窑户，定为限制，违者治罪。如此，则酒非富家不能造，而贫者无从以得酒，不畏法者虽欲纵情以自肆，而知礼守法者亦有所据依以节制之矣。若此者，虽非古人立法之本意，然亦因时制宜、足民化俗之一端也。迂儒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伏惟圣君贤辅相与折衷而施行之，天下臣民盖有阴受其赐者矣。
元武宗大德八年，大都酒课提举司设槽房一百所。九年，并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酝不许过二十五石之上。
臣按：宋朝东京酒务三十五，元于大都总置提举司一，设为槽房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酝不许过二十五石，总计日费七百五十石、月费二万二千五百石、岁费二十七万石。今日京师一岁所费恐不止此，且酿酒之米皆出江南，舟载车辇历数千万乃至于此。嗟夫，民生有欲，禁之犹恐其纵，乃设楼店以召致之使纵其欲，可乎？伦理以之而斁，政事以之而废，词讼奸盗以之而兴，是乃一不仁不义之举，兴祸起乱之端。伏愿圣明天子奋发刚断，毅然禁之，以革自汉以来千载深痼之弊，使万世以下良史书之以为善政，岂不韪欤。虽然，千年之事、万人之欲，乃欲一日而顿去之，良不易然者，必不得已而思其次，请亦如元人置司开槽京师五城，每城各为五槽，每槽日酝不许过十石，官吏军民之家遇有公私祭奠、昏冠礼会，许其先期具辞告官酤买，官为之券，券用花栏，中印文移，空其月日及所行礼会，临时填注，仍批其券曰“出本日不用”，每券不过一斗以下，价直必倍其本价，贵则酤者少矣，酤酒者执券为照，无券及多买多卖者各治以罪。（以上榷酤）
唐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曲务。
宋承五代之后，置诸州曲务。至道三年，再下酒曲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
宋诸郡有醋坊，元祐初，臣僚请罢榷醋。绍圣二年，翟思请诸郡醋坊日息调度之余悉归常平。元太宗立酒醋务坊场官，榷酤办课。
臣按：谷麦既已纳税，用谷以为酒又税之，造麦为曲以酝酒又税之，用米与糟以为醋又税之，是则谷麦一类，农耕以为食，官既取之，商籴于农以为酒、为曲、为醋，官又取之，此一物而三四出税也。呜呼！此皆末世之事，隆盛之时所无有也，是岂上天生物养民，人君代天子民之意哉？我朝不立酒曲务而惟摊其课于税务之中，而醋则自来无禁，凡唐宋以来苛征酷敛一切革之，其取于民也可谓宽矣。夫天生五谷以为民食，民无食则死，少食则不饱，民不可以一日而不饱，而可以终身而不醉，上之人何苦而必欲民之醉哉？乃至设务置官以司酒，至于所用为酒之曲亦司之焉，殊不思所以为醉之具即所以为饱之物也，去此以为彼，彼多则此少，必然之理也。太平无事之时，恐其败民之德，尚不可以不禁，兵荒凶札之岁，必至损民之食，乌可不严为之禁哉？禁酒之策，臣已具于前矣，若夫曲蘖之禁，民家自造不过斗者，请听民自为之，但不许其以交易货买。今天下造曲之处惟淮安一府靡麦为多，计其一年以石计者毋虑百万，且此府居两京之间、当南北之冲，纲运之上下必经于此，商贾之往来必由于此，一年之间般运于四方者不可胜计。呜呼，费民生日用之资以为醺酣荒亡之具，前代以国计故不得已而取其利，纵之可矣，而今日无所利之而亦莫之禁，臣不知其何故也。臣请敕所司严加禁约，于凡民间造曲器具悉令拆毁，与凡为之佣作者一切勒以归农，有犯以与私盐、伪钱同科。如此，则一年之间亦可存麦百余万石以资民食，民之所有即国之所有，是即古者所谓藏富于民者也。（以上曲醋）
《周礼》：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以烹者）刍（草）凡疏材（菜蔬之类）木材（可为宫室者）、凡畜聚之物。
臣按：疏材，草木之可食茹者；木材，木植之可为宫室器用者；薪以供烹饪；刍以饲畜类。四者皆出于野，必畜聚之以待不时之用也，故以委人掌之，后世疏果、竹木、柴薪有税，其原盖出于此。
唐德宗时，始用户部侍郎赵赞税天下竹木，十取其一，以为常平本。
臣按：后世竹木之税始此，然唐时所税者取其利以为常平本，今世则用之以为宫宇什器耳。我朝于凡天下关津去处，设抽分竹木局，抽分客商兴贩竹木柴炭等物，在京者令军卫自设场分收贮柴薪，按月给与禁军孤老等烧用，竹木等物堆垛在场，令各局按旬奏申知数，遇有用度，以凭计料、拣定度量支拨，在外场局则用各给所在之用。近年于太平之芜湖、荆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径遣工部属官亲临其地抽分变卖，取其价直银两解京以供工部缮造之费，免以科征于民，是诚良策。然商贩无常，难为定数，后来者务逾前人之数以侥能名，岁增一岁，无有纪极，窃恐后来之难继，商贾、折阅兴贩者不至而官与民两失其利，乞量为中制，因地定额，多者不以为优、不及数者不以为劣，庶几可以久行。（此言竹木）
汉宣帝五凤中，耿寿昌白增海租，萧望之言：“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与民，鱼乃出。”
臣按：后世鱼课其原出于此。我朝凡有河泊之处皆立官以司鱼课，岁有定额，河泊之所遍天下而惟湖广最多，一藩十二所四州共百四十余处而沔阳一州乃至有三十一处，岁纳课钞有定数，使钞法果行，所得亦不赀矣。今日非但鱼课，凡征商等课皆然，苟钞法通行则诸课皆得以资国之用，不然则是虚费官吏之俸，徒为下人之扰，而所得不足以偿所费也。（此言鱼课）
《元史》：额外之课凡三十有二，其一曰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场、五曰窑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门摊、八曰池塘、九曰蒲苇、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苇、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曲、十六曰鱼、十七曰漆、十八曰酵、十九曰山泽、二十曰荡、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鱼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苇、三十一曰姜、三十二曰白药。
臣按：《元史食货志》有所谓岁课山林川泽之产，若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碧甸子、铅锡、矾碱、竹木之类，其利最广者盐法、茶法、商税、市舶四者，外此又有所谓额外课凡三十二，谓之额外者，岁课皆有额而此课不在其额中也。呜呼，元有天下其取之民课额之名目乃至如此之多，当时之民其苦可知也。我朝一切削去，十存其一二，亦不闻国用之不足。臣意当时亦徒有此名目以为奸人之资而已，国家未必赖其用也，史书之以垂戒后世，以见其国脉之所以促有其因耳。呜呼，其尚永鉴之哉！
以上论征榷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