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典》：咨，十有二牧（养民之官），曰食哉惟时。
朱熹曰：“王政以食为首，农事以时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违农时也。”
臣按：君之所以治者以民，民之所以生者以食，食之所以足者以农，农之所以耕者以时，人君所以设为州牧以子养乎民，使之得以遂其生。欲遂其生，日食不可阙；欲足其食，农时不可违，此帝舜所以咨牧而必以食为先而勉之以时也。
帝曰：“弃，黎民阻饥（厄也），汝后稷，播（布也）时百谷。”
臣按：帝舜于咨四岳求奋事功熙帝载之后，即首命弃以仍其旧职，而后继之敷教明刑之官，则农事在所重而当先可知矣。
周公作《无逸》曰：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蔡沈曰：“农之依田犹鱼之依水、木之依土，鱼无水则死，木无土则枯，民非稼穑则无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于后稷。四民之事莫劳于稼穑，生民之功莫盛于稼穑，周公发《无逸》之训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臣按：人君兢兢然所以居其身于无时暇逸之地者，必先知夫稼穑之艰难也。备尝其艰难之事而后居于逸乐之地，则知小人之所依矣。小人所依在乎稼穑，为人上者乌可纵己之欲以妨农事而使之失其所依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安民之功）、田功（养民之功）。孔颖达曰：“就田功知稼穑之艰难。”
臣按：文王卑服，犹禹所谓恶衣服也。文王于衣服之奉所性不存，专意于安民、养民之功，然不谓养民而谓之田者，周家以农事开国，自公刘以来咸以稼穑为事，而文王尤专心田事，即是以为养民之功也。
《周颂》曰：嗟嗟臣工（群臣百官），敬尔在公（公家）。王厘（赐也）尔成（成法），来咨来茹（度也）。嗟嗟保介（农官之副），维莫之春（夏正三月）。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三岁田）。于皇（叹美之辞）来牟（麦也），将受厥明（上帝之明赐也）。明昭上帝，迄（至也）用康年（丰年也）。命我众人（甸徒），庤（具也）乃钱（铫也）镈（锄也，二者皆田器），奄观铚（获禾短镰）艾（获也）。
严粲曰：“既嗟叹而告臣工，又嗟叹而戒保介，皆以重农之意告之也。”
臣按：此周成王戒农官之诗，凡命他官皆无诗，而命农官独有者，盖以农者王政之本，周家以此开国，故重其事也。成周盛时，其播时百谷之事具有成法，群臣百官容或有不尽知者，故于戒饬之际致其深叹之言，而且加以敬之一辞，俾其详考夫先王之成法以为三农之劝相，既不可失其时，又不可失其度，自耕种以至于收获无一不循其序，凡旧田与夫新田无一不得其宜，官则尽其劝相之功，民则致其耕治之力，一一皆如先王成法可也。呜呼，先王之世尽心于农事者如此，秦、汉以来岂复有事哉？
《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其诗曰：噫嘻（叹辞）成王，既昭（明也）假（格也）尔（田官也）。率时（是也）农夫，播厥百谷。骏（大也）发（耕也）尔私（私田），终三十里（万夫之田内方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两人并耕）。
臣按：我朝学士朱善谓此诗举成王之谥，则成王以后之诗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后王复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时农夫，农官之职也。播厥百谷，农夫之事也。终三十里，欲其地之无遗利也。十千维耦，欲其人之无遗力也。吁，古之帝王致力于农事也如此，后世之君听民自耕自获，所以命官以治之者征租赋、督力役而已，能勿扰之使其得以尽力南亩已为幸矣，况求其戒敕农官劝相农民勤勤恳恳如是夫？
《周礼》：遂师巡其稼穑（春种曰稼，秋敛曰穑），而移用其民（谓此遂之民移用于彼遂也），以救其时事（谓如水潦暴至之类合力救之）。
遂大夫正岁简（阅也）稼器（耒耜之类），修稼政。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举民之贤者能者），明其有功者（农功之修者则明之），属其地治者（属，聚也。地事之治者）。
县正趣（催促也）其稼事（谓耕耘、收敛之事）而赏罚之（勤者赏之，怠者罚之）。长趣其耕耨，稽其女功（劝织事也）。
里宰以岁时合耦于锄（耦并耕也），以治稼穑趣其耕耨，行其秩叙（秩谓多寡，叙谓先后）。
司稼掌巡（行视）邦野之稼而辨穜（先种后熟）稑（后种先熟）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所宜种之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闾。
臣按：《周礼》，周公致太平之书也。周家自后稷以来以农为国，故周公于《书》既作《无逸》以为其君告，使其知小民之所依而不敢逸豫；又于《诗》作《豳颂》以为其君诵，使其知王业之所起而不敢荒宁。及其作《周官》也，一书之间设官分职，其间为农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穑，或以简稼器，趋其耕耨，辨其种类，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叙，悬其法式，又于三岁大比以兴其治田之，亦如大比之兴贤能焉，或诛或赏、或兴或废，无非以为农事而已。噫，周公之辅成王，陈言以献忠于上者，惓惓以稼穑为言；建官以分治于下者，谆谆以农事为急，其知本乎！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上辛也）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郊后吉日也），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参乘之人）保介（衣甲也）之御（御，车也）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执耒而进谓之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
又曰：王命布农事，命田（田畯也）舍（居也）东郊，皆修封疆（田之限域），审端径术（术与遂通，田间沟洫也），善相（视也）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臣按：天子籍田千亩，收其谷为祭祀之粢盛，故曰帝籍。谓之籍者，借也，天子执耒而进，然后借民力以终之也。古之天子非无人可耕也，而必躬为之者，岂专为供上帝之粢盛哉？亦以为天下之农民帅先尔。天子既身为之帅先，又必命田畯之官居郊野之外以督其耕，修其封疆以防其交争，审端径术以通其水道，善相丘陵、阪险、原隰以相其地势高下、险易、燥湿，土地各有所宜，五谷各有所殖，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达其理，皆须田畯躬亲教饬之以定其准，使得其平定其直使得其正，则农民无所疑惑也。吁，以九重之上、万乘之尊犹且躬为之耕，则夫闾阎小民岂有不兴起也哉？
季春之月，天子乃荐鞠衣（色如鞠花之黄）于先帝（荐衣以祈蚕）。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簿也）植（槌也）籧（席之粗者）筐（筥之方者，四者皆蚕具），后妃齐戒亲东乡（去）躬桑，禁妇女毋观（使不得为容观之饰），省妇使（咸省其他役）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毋有敢惰。
孟夏之月，蚕事毕，后妃献茧（后妃受内命妇之献），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茧之多寡以叶为均齐）。
《祭义》：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君皮弁素积，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岁既单（尽也）矣，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夫人缫以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祭统》：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读作缁）服。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
张栻曰：“周家建国，自后稷以农事为务，历世相传，其君子则重稼穑之事，其室家则躬织之勤，相与咨嗟叹息，服习乎艰难，咏歌其劳苦，此实王业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见于《诗》有若《七月》，皆言农桑之候也；其见于《书》有若《无逸》，则欲其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传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乱常起于骄肆，使为国者每念乎稼穑之劳，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织之事，则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严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怀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饥寒若己饥寒之也，是心常存则骄矜放肆何自而生，岂非治之所由兴也欤？美哉，周之家法也。其后幽王惑褒姒而废正后，以召犬戎之祸，而诗人刺之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盖推其祸端，良由稼穑、织之事不闻于耳、不动于心，以至于此。故诵《葛覃》‘服之无斁’之章则知周之所以兴，诵‘休其蚕织’之章则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岂不较著乎？”
臣按：天子之尊，非无可耕之人也，而必躬耕以供宗庙之粢盛；后妃之贵，非无可织之人也，而必躬蚕以为祭祀之服饰。所以然者，非但身致其诚信以事神明而已也，亦将以其身为天下农夫蚕妇之帅先也。由是畎亩之间、闾阎之下，闻其风教者莫不曰以天子之尊、后妃之贵犹不废耒耜、机杼之业，况吾侪小人乎？夫然将见田里无不耕之夫、室家无不织之女，人人有业、家家务本，自然无游手之民、末作之技，家给而人足，盗息而讼简，民所以为生者益固，国所以藏富者益厚矣。张栻以为王业之根本于是乎在，然推其根本之所以立则又在乎朝廷之上、宫闱之间，其言深至切要，所谓“帝王所传心法之要端在乎此”，诚非虚语也。伏望明主于燕闲之暇留神垂览，天下人民不胜大愿。
《国语》：周宣王即位，不藉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繁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古者太史顺时（视也）土，阳瘅（厚也）愤（积也）盈，土气震发，农祥（房星也）晨正（立春之日晨中于中），日月底于天庙（营室），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二月朔日），阳气俱烝，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灾也），谷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春官）以命我司事（主农事官）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祓除），监农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藉，命农大夫咸戒农用。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齐宫，百官御事，各三日。王乃淳濯飨醴，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祼鬯，乃行，百吏、庶人毕从。及藉，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藉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垡，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其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司徒省民，太师监之。毕，宰夫陈飨，膳宰监之。膳夫赞王，王歆大牢，班尝之，庶人终食。是日也，瞽率、音官以省风土。廪于藉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于农。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众也）曰：‘徇（行也），农师一之（先往），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枿，不解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时也，王事唯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
臣按：《诗序》“《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笺言：“藉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藉。”疏谓：“王一耕之而使庶民芸芓终之，是借民者借此甸师之徒也。”《汉书》注韦昭亦以借民力为言，臣瓒谓：“帝躬耕为天下先，不得以假借为称。藉谓蹈藉也。”颜师古是瓒说，引宣王不藉千亩虢文公谏为证明其非假借也。以臣观之，二说相须其义始备。夫以千亩之田，非一人一日所能尽，意其始也蹈藉田亩以躬三推之仪，终也假借民力以终千亩之制尔。自周以后迄于唐、宋，此礼不废，然耕藉田者必祀先农。我列圣躬祀先农行藉田礼如古制，非徒以供宗庙之粢盛，实所以重农事以劝相天下之民，使兴起农功也。
汉文帝二年正月，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九月，又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文帝又诏皇后亲桑以奉祭服，为天下先。
景帝后二年，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工也）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大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
臣按：成周之后，最重农者莫如汉，文、景二帝尤惓惓焉，非徒有是虚文也，而减租之诏岁下，虽以武帝之穷奢好武，下至舟车皆有算，而于田租则未尝有加焉，兹则所谓诚于悯农之实惠也。自是而后，君非不耕藉田，后非不亲蚕，非不下悯农之诏，非不敕守令以劝相，然皆尚虚文而已，非实惠也，是故农不必劝也，能无扰之足矣。善乎，柳宗元之言曰：“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缲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臣愿仁圣在上，思王业之所本，念小人之所依，禁游惰则为之者众，省繇役则不夺其时，减租赋则不罄所有，是虽不下悯农之诏而人皆知其有悯念之心，不设劝农之官而人皆受其劝相之惠，田里小民不胜多幸。”
晁错言于文帝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则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又曰：“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臣按：晁错以此告于文帝，欲其为民开资财之道，所以开之之要在于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而已。而其末又言“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务农在于贵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人君诚贵五谷而贱金玉，民知人君所贵在此，则咸知所贵重矣。九重之上诚躬行节俭而捐弃金玉，切切焉劝农桑、抑末作，则天下之民咸趋于南亩而惟农之是务矣。
景帝后三年，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取其资以雇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臣按：“农，天下之本也”之一言者，文帝之诏凡三见焉，而景帝、武帝亦皆以是言冠于诏之先，汉人去古未远，犹知所重也。后世往往重珠玉而轻谷粟，是不知所重也。景帝此诏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其知所重矣乎。
以上论重民之事
▲宽民之力
《易兑》之彖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程颐曰：“君子之道其说于民，如天地之施，感于其心而说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则民心说随而忘其劳，率之以犯难则民心说服于义而不恤其死。说道之大，民莫不知劝，劝谓信之而勉力顺从人君之道。以人心说服为本，故圣人赞其大。”
臣按：此《兑》卦之彖辞。兑之义，说也。兑上为君，兑下为民，有君、民相说之象。人君之用民力必以说服为本，有事而欲与民趋之，则思曰此民所说乎不说乎？苟民心说也则先以趋之，则民知上之劳我所以逸我也，咸忘其为劳矣；有难而欲与民犯之，则民知上之死我所以生我也，咸忘其为死矣。人君之欲用民力，察夫事之理而得其正，体夫民之心而同其欲，必为天下而不为一家，必为众人而不为一己，然后为之则民无不劝勉顺从者矣。
《节》之彖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程颐曰：“圣人立制度以为节，故能不伤财害民。人欲之无穷也，苟非节以制度，则侈肆至于伤财、害民矣。”
臣按：此《节》卦之彖。节之为言有限而止也，为卦下兑上坎，泽上有水，其容有限，故为节。圣人体节之义则立为制度，量入为出，无过取，无泛用，宁损己而益人，不厉民以适己，则必不至于伤财，不伤财则不至于害民矣。
《诗灵台》之一章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朱熹曰：“国之有台，所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也。文王之台，方其经度营表之际而庶民已来作之，所以不终日而成也。虽文王心恐烦民，戒令勿亟而民心乐之，如子趋父事，不召自来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此之谓也。”
臣按：人君之用民力以兴土木之工，必若文王之作灵台将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然后为之，是其所以为此台者非专以适己，盖不得已、不得不为者也。故其虽用民力，民反欢乐之，若秦之阿房、汉之长杨、五柞则是劳民以奉己也，民安得而不怨恨之哉？民怨则国不安，危亡之兆也。
《周礼》：小司徒之职，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一夫受田百亩，七口以上授以上等之地），可任也者家三人（可任力役者每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二家共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正卒之外皆为羡卒），惟田与追胥竭作（惟田猎与逐捕、寇盗，则正卒、羡卒皆作）。
臣按：成周盛时，其役民也因其受田之高下以定其力役之多寡，故其事力相称而其为役也适平，及其徒役之起，又不过家用一人，非田猎与追胥不至于并行也，非若后世不复考其人之数、不复量其人之产，一切征发，乃至于尽室而行焉。
乡大夫之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七尺年二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六尺年十五）皆征之。其舍者（谓不征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旅师，凡新（新徙来者）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
臣按：成周力役之征必稽考其版籍之数，以辨其事力之任否，地近而役多者则征之迟而舍之早，地远而役少者则征之早而舍之迟，非若后世役民，往往劳近而宽远，政与古人相反也。是以自古明王尤轸念畿甸之民，无事之时常加宽恤，盖以有事之时必赖其用故也。然不独宽其国中之民而已，凡国之中贵而有爵者、贤而有德者、能而有才者、服劳公事者、老者、疾者皆复除之，与夫新之治则无征役，凶札之岁则无力政，凡此皆先王行役民之义而存仁民之心。
均人（凡均力役之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音均）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凶谓饥荒，札谓疾疫）则无力政（并与力政免之）。
臣按：此即《王制》所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者也，然又因岁时之丰歉以定役数之多寡，是以三代盛时之民，以一人之身、八口之家，于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间无一日而不自营其私也，所以为公者仅三日焉耳。后世驱民于锋镝，起民以繇戍，聚民以工作，盖有一岁之间在官之日多而家居之日少，甚者乃至于终岁勤苦而无一日休者。呜呼，民亦不幸而不生于三代之前哉。虽然，万古此疆界、万古此人民也，上之人诚能清心省事，不穷奢而极欲，不好大而喜功，庶几人民享太平之福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胡安国曰：“书新作南门，讥用民力于所不当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时制者犹书于策，以见劳民为重事，而况轻用于所不当为者乎？”
臣按：人君之用民力，非不得已不可用也。盖君以养民为职，所以养之者非必人人而食之、家家而给之也，惜民之力而使之得以尽其力于私家，而有以为仰事俯育之资、养生送死之具，则君之职尽矣。孔子作《春秋》，于鲁僖之作泮宫则不书，复宫则不书，而于作南门则书之。不徒书之而且加以新作之辞，以见泮宫、宫乃鲁国之旧制，有以举之则不可废，虽欲不修不可得也，如此而用民力亦不为过，若夫南门，鲁国旧所无也，虽不作之亦无所加损，何必劳民力以为此无益之事，此圣人所以讥之欤？
《左传》：昭公十九年，楚人城州来，沈尹戍曰：“楚人必败。昔吴灭州来（在昭十三年），子旗请伐之，王（楚平王）曰吾未抚吾民，今（谓城州来也）亦如之而城州来以挑吴，能无败乎？”侍者（戍之侍者）曰：“王施（施恩德）舍（舍逋负）不倦，息民五年，可谓抚之矣。”戍曰：“吾闻民乐其性而无寇仇，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音疲）死转，忘寝与息，非抚之也。”
臣按：沈尹戍此言人君之欲用民力必先有以抚之，所以抚之之道在乎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盖用不节则必美衣食、厚用度、营宫室、广庙宇，财费于内、力疲于外，而民不安其居、不遂其生，劳苦罢困、死亡转徙，而林林而生、总总而处者皆不得乐其性，而且为吾之寇仇矣，为人上者可不畏哉？
哀公十一年，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政事）也，度于礼，施取于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丘十六井，是赋之常法）亦足矣。”
臣按：施取于厚即所谓食壮者之食也，事举其中即所谓任老者之事也，敛从其薄即所谓不厚敛于民也，此三言者圣人虽为季孙发而以告冉有，后世人主行事以礼、用民以宽，要当以是为法。
《王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
孔颖达曰：“《周礼》均人丰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无年旬用一日，年岁不同，虽丰不得过三日也。”
臣按：用民力如治城郭、涂巷、沟渠、宫庙之类，若师旅之事则不拘此制。又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
臣按：先儒谓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壮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之使民虽少壮但责以老者之功程，虽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饮食，宽厚之至也。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从政谓给公家之力役），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欲去者）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已来者）家期不从政。
臣按：昔人有言，夫人莫衰于老，莫苦于疾，莫忧于丧，莫劳于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从政焉。如是，则老耄者得以终其天年，废疾者得以全其身体，居丧者尽送终之礼，迁徙者无失所之虞，是亦仁政之一端也。
孔子曰：“张（张弓弦也）而不弛（落弓弦也），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臣按：此章孔子因子贡观蜡之问而以弓喻民以答之，谓弓之为器，久张而不弛则力必绝，如民久劳苦而不休息则其力必惫；久弛而不张则体必变，如民久休息而不劳苦则其志必逸。弓必有时而张如民必有时而劳，弓必有时而弛如民必有时而息。一于劳苦，民将不堪，虽文王、武王有所不能治也；一于逸乐则民将废业，则文王、武王必不为此也。然则果如之何而可？曰不久张以著其仁，不久弛以著其义。
子曰：“使民以时。”朱熹曰：“时谓农隙之时也。”
臣按：朱熹解此章谓时为农隙之时，至《孟子》不违农时章则又解曰农时谓春耕、夏耘、秋收之时，凡有兴作不违此时，至冬乃役之也。臣窃以谓岁时有早晚，气候有寒暑，农事有剧易，事体有缓急，人君遇有兴作，必当顺天之时、量事之势、适民之愿，苟堕指裂肌之时、烁石流金之候，农务方殷、饥寒切体而欲有所营为，可乎？所谓时者非但谓农时，各随时而量其可否可也。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王安石曰：“改作劳民伤财，在于得已，则不如仍旧贯之善。”
臣按：古人必不得已而后改作，非甚不得已必不肯快一己之私意，废前人之成功。安石能为此言，至其为相乃变祖宗之法，何哉？
鲁定公问于颜回曰：“子亦闻东野毕之善御乎？”对曰：“善则善矣，然其马将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对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是以舜无佚民、造父无佚马。今东野毕之御也，升马执辔衔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而犹乃求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义大矣，愿少进乎。”回曰：“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无危者也。”
臣按：《家语》此章，颜子谓舜不穷其民是以无佚民，由是推之，则桀纣穷其民所以有佚民，而致危亡之祸也可知已。后世人主，其尚无以苛政虐刑以穷其民哉。
汉高祖七年，民产子复勿事二岁。
宣帝地节四年，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
臣按：地节之诏即推广《王制》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之意，高帝七年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岂非古人保胎息之遗意欤？汉世去古未远，爱养元元之心犹有三代余风，已死也而悯其丧，未生也而保其胎，人君以此为政，则其国祚之长岂不宜哉。
以上论宽民之力
▲湣民之穷
《书大禹谟》：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真德秀曰：“易虐者不虐，易废者不废，皆自克艰一念为之。”
臣按：帝舜然禹克艰之言而及于无告困穷者，盖人君以一人而为亿兆人之父母，要必亿兆人皆得其所，然后一人克尽其道。君道厥惟艰哉，是以人君欲尽克艰之道、布德于有生之民非难，而施惠于无告之民为难也。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帝舜不敢谓其必能而归之于尧。孔子谓尧、舜以博施济众为病，亦此意欤？虽然，人君富有四海，苟恻然兴念则泽无不被矣，夫岂难事而必谓帝尧然后时克哉？噫！树艺者培其方长非难，而苏其枯槁为难；业医者已其疾病非难，而起其膏肓为难。后世帝王有志于尧、舜之治而思尽君道之难者，发政施仁乌可后此？
《无逸》：怀保小民，惠鲜鳏寡。
蔡沈曰：“于小民则怀保之，于鳏寡则惠鲜之。惠鲜者，鳏寡之人垂首丧气，赉予周给之使有生意。”
臣按：昔帝舜告大禹以帝尧克艰之道，而以不虐无告、不废困穷为言；今周公告成王以文王无逸之实，而以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为言。是知自古帝王所以克艰、其君而所以无逸者，必先于发政施仁，而所以发政施仁者必先于天民之无告者，前圣、后圣其揆一也。
《诗正月》篇：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朱熹曰：“乱世富人犹或可胜茕独甚矣，此孟子所以言发政施仁必先鳏寡孤独也。”
臣按：民之生也有富有贫，其富者虽不幸而孤独鳏寡，然犹有以为养生送死之具，惟夫既孤独鳏寡矣而又贫窭乏绝焉，生无以为生，死无以为死，其尤可哀哉。是以帝王之施仁政也，又于其中较其浅深而为之赒恤，使之均得其所焉。
《周礼》曰：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三曰振穷。郑玄曰：“天民之穷者有四，曰鳏、曰寡、曰孤、曰独。”
臣按：民之生也，少者赖父母以鞠之，老者赖子孙以养之，生有衣食之资，死有葬祭之具，则其生遂而不穷矣。然其所以遂其生者，实赖上之人为之制产立法，使之相生养、相保爱而不相弃背焉。然物不能以皆齐，命不能以皆偶，其间不能无幼弱而失怙恃、衰老而无所依傍者焉，非上之人弘保息之，政举振救之，令则彼何所控告以全其身命而尽其天年也哉？
《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臣按：大道之行谓唐虞之世也。当是之时，家给而人足，老安而少怀，乌有所谓无告废疾者哉？记礼者犹以此为言，以见天下为公之世无一人之不遂其生，则虽穷而无告、病而有疾者皆有所养焉，举隆古之盛以示后世之法，使凡有志于尧、舜之治者皆当以尧、舜之心为心。
《王制》：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皆有常饩。陈澔曰：“皆有常饩，谓君上养以饩廪有常制也。”
臣按：天下之民孰非天之所生，乃独于幼而无父、老而无子与夫无妻无夫者而谓之天民。吁，民固皆天生者也，而此四民者力不足以养其身、言不足以达其情，则是生于天而不能全天之生，尤天之所湣念者也。人君于此四等穷人而加惠焉，是乃所以补助天之所不逮者也。
《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
臣按：人之生也，全理气之性、具骨肉之躯，其生也有所养，其死也有所藏，则人之始终毕矣。苟死而暴露其骼胔，必生而冻馁其身体者也，仁人君子见之宁不恻然于心乎？此三代盛时所以因时而有掩骼埋胔之令也。
孟子曰：“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朱熹曰：“先王养民之政，导其妻子使之养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鳏寡孤独之人无父母妻子之养，则尤宜怜恤，故必先之也。”
臣按：孟子此言即《无逸》所谓文王怀保惠鲜之实也。昔者明王制民之产，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其或不幸少而丧父、老而丧子、而无夫、而无妻焉，故其发之于政，施之于仁，汲汲然以此四者为先，惟恐后时而其人或阽于死亡，而吾之惠不得以及之也。
汉文帝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
宣帝诏曰：“鳏寡孤独、高年贫苦之民，朕所怜也。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其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
章帝诏曰：“盖人君者视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爱之教，匍匐之救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
臣按：汉世去古不远，其惠养斯民犹有古意。观文帝、宣帝、章帝兹三诏者，皆无上事而特下之，颛颛然以惠此无告之天民，其视魏晋以来因他事下诏而附列于条款之中者有间也。惟我圣祖登极之七年，特诏天下，其略曰：“曩因天下大乱，死者不可胜数，朕日夕虑上帝有责，思之再三，民间流离避乱，父南子北至今不能会聚，或子殁亲老而无养，亲殁子幼而无依，皆朕之过也。今诏天下有司具名以言朕，当惠居存养，使不失所。”噫，圣祖特下此诏，盖自汉帝三诏之后所仅有者也。
唐太宗贞观元年，赐民年八十以上有騑独鳏寡、疾病不能自存者米三斛。宋崇宁元年，诏诸路置安济坊。绍兴二年，诏临安府置养济院。
淳祐七年，创慈幼局。应遗弃小儿民间有愿收养者，官为倩贫妇就局乳视，官给钱米如令。
臣按：前此惠民之政及于无告者，往往因事而行，其置为院场以专惠之者，始见于此。我太祖开基之五年，诏天下郡县立孤老院，凡民之孤独残疾不能自生者许入院，官为赡养，每人月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给三分之二。寻又改孤老院为养济院，其初著之于令曰：“凡鳏寡孤独，每月给米，每岁给布，务在存恤，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常加体察。”既而著之于律，曰：“凡鳏寡孤独及废疾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不特乎此，其后也又申之以宪纲，曰：“存恤孤老，仁政所先，仰府州县所属，凡有鳏寡孤独、废疾无依之人俱收于养济院，常加存恤，合得衣粮依期按月支给，毋令失所。遇有疾病，督医治疗。”噫，列圣相承发政施仁，咸先于斯，凡颁诏条必申饬焉，可谓仁之至而义之尽矣。臣窃以谓，京城百万军民所聚，无告之民不可数计，有司拘于事例，必须赴告通政司，送户部下该管官司，取里邻结状，然后得与居养之列。文移上下，动经旬月，彼无告穷民岂能堪此？为今之计，乞敕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丐食之人，即拘集赴官，询其籍贯、居址，挨究有无亲属、产业，有产业者责之管业之人，有亲属者责之有服之亲，如果产业、亲属俱无，即发顺天府收入养济院居养。如此，则无告之民皆沾实惠，而衢路之间无悲号者矣。
绍兴十三年，诏下钱塘、仁和二县踏逐近城寺院充安济坊，籍定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及乞食之人，每人日支米一升、钱十文，小儿半之。
臣按：宋自南渡后建都临安，既于京府立养济院，又于两赤县以近城寺院充安置坊，籍定老幼贫乏、乞丐之食，日支米给钱以收养之。我朝于京府既立养济院，又于京城中东西就两僧寺官给薪米，爨熟以食贫丐之人，每寺日支米三石，恩至渥也。臣窃以谓，两寺之设日有所费，然两舍饭寺皆在僻静之地，易于作弊。臣请东寺移於崇文门大街、西寺移于宣武门大街人烟辏集处，每所差部属官一员专提调，光禄官一员司饭食，每当食时，兵马官兵沿街趣召给与木筹，依次散食，仍令巡城御史监视，有不如法及作弊者罪之。如此，非但贫穷得食，亦使街道肃清。虽然此事关系非小，京邑翼翼，四方之极，而使疲癃残疾之人扶老携幼，垂首丧气，匍匐于周道之傍，悲号于通衢之侧，辇毂之下耳目所及乃尚如此，何以示四远之观瞻，岂不贻外夷之讥笑？伏乞圣明降赐敕谕，榜于通衢，付其责于巡城御史、兵马司官，今后有匍匐悲号于道路者，坐以违制之罪。
崇宁三年，诏诸州县择高旷不毛之地置漏泽园，凡寺观寄留槥椟之无主者及暴露遗骸悉瘗其中，各置图籍、立记识，仍置屋以为祭奠之所，听亲属祭享，著为令。
臣按：先王之于民也，制为养生之法而使之得所养，有不得其养者则施之以惠鲜之政；制为藏死之具而使之得所藏，有不得其藏者则施之以掩埋之令，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圣祖于洪武三年虑天下贫民多以水火葬，有伤风化，下礼部议，礼部奏民间死丧不许焚化，贫穷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空地设为义冢以为瘗藏之所。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废弛，乞敕有司举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
以上论湣民之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