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溪县知县顾奎光撰
桓、宣继弑而书即位者，外援既定，内位既固，从容成礼，无复危疑畏惮之心，可以见乱贼之得志也。
桓公元年三月，公会郑伯于垂，即书郑伯以璧假许田，所以结郑也。宣公元年夏，书公会齐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齐，即书齐人取济西田，所以赂齐也。此与会于稷以成宋乱，取郜大鼎于宋，皆同。盖乱贼所畏不在强大，而在无欲。
晋赵盾帅师救陈，下书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会晋师于棐林伐郑。言伐郑，故书会晋师，而赵盾已见于上文，不必复书赵盾，文自简明谨礼。于会诸说俱可不必。晋虽大国，独当一楚，犹或不敌，复加以秦，则晋不支矣。故晋与秦合而楚败，楚与秦合而晋败。殽之后，秦晋报复纷然，自是晋之全力在秦，而不在楚。至楚人灭庸，而秦楚之交合矣。赵穿侵崇求成，益为失策，不能合秦以拒楚，而怒秦以资楚，舛矣。
经不书师败绩而书获其君与将者，韩原之获晋侯，郑获蔡公子燮，盖君与将虽见获，而师徒不至大崩也。其书败其师而获君与将者，以蔡侯献舞归，获莒挐，获宋华元，获陈夏啮，获齐国书，皆师先败而君将复见获者也。或疑岂有君将见获而师徒不至大崩者？不知韩之战，晋戎马还泞而止，是以见获，而秦伯亦几为晋止，为庆郑所误耳，是晋侯虽获而师未动也。传叙城濮之战，楚惟中军不败；邲之战，晋惟下军获全，始书败绩，则知书败与否，皆据实而言，但君将见获，败亦可想见矣。赵盾舍灵公而欲立公子雍，秉国者如此，便是大事糊涂。令狐以后，秦晋之构兵，盾为之也。其执政偏颇，绝无执守，内不得于君，而外不竞于敌。三传所纪，如鉏麑、弥明、灵辄等事，人艳称之，吾谓厚施养士，使君侧左右皆为之死党，后来游侠气习已开于此。桃园之贼，即赵氏羽翼，穿特为之首耳。
盾于赵穿，曲徇其意，正欲得其死力。如求成于秦，而反伐其与国，秦非畏晋者，安得成？盾非不知此，以穿欲得兵柄，故遂使之。侵郑之役，合诸侯之师，力非不足，而去之，亦缘君臣相图，意不在郑，弑械于此成矣。其亡也，以君委穿而已，且中立不成，则奔；成，则复。穿愚而盾巧矣。亡不越境，而非谓越境讨贼，遂可免罪。即使盾归罪于穿，执而戮之，终无以自解。刘氏【敞】谓盾之免与不免，在乎讨与不讨，而不在越与不越，此未是。司马昭即斩贾充，亦何以谢天下，何况成济？
鲁宣继弑，齐惠亦继弑，故宣之立，不事晋而事齐。郑襄继弑，晋成亦继弑，故襄之立，不附楚而附晋。所谓同恶相济。
齐侯止公以叔姬免【五年春】，晋侯止公以赂免，鲁本望国，至是辱甚矣【黑壤之盟在七年冬】。
仲遂之卒，上书公子，下书氏及名，互详之也。春秋未尝贬，曷为不贬？遂之恶无待于贬也。
弑君大恶，天地所不容载，非文字间贬斥得蔽其辜。故文姜、哀姜犹称夫人、小君，庆父、仲遂犹称公子，正欲天下后世见其为夫人、公子，罪乃益重，若不书，与常人等耳。文姜孙齐，不书姜氏；哀姜丧归，不书姜，恐是遗阙，姑为说之耳。
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胡传曰：“着咎征焉。” 此说为胜。潦车载蓑笠，士犹备之，岂有葬君母而无备者？宣公亲母，且由以得立，未必苟简从事，不克葬，则雨甚矣。弑君逐嫡，而居然正夫人之位，生荣死哀，岂复有天道乎？雨甚水至，逾时淹日，不能成礼，亦足觇天人之理矣。宣公三年，楚侵郑书人；四年，伐郑书爵。胡氏曰：“与之也。” 归生有可讨之罪，而楚非讨罪之师，春秋安得与之乎？五年，伐郑书人；九年，伐郑又书爵。胡氏曰：“下书晋郤缺帅师救郑，则知其非与之。” 然则四年伐郑果可为与乎？吾谓楚之伐郑，皆非予词，君行则书爵，大夫行则称人耳。若晋郤缺帅师救郑，与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同意，有救之名，无救之实力，不足畏，德不足怀，救江而江灭，救郑而郑叛，犹之弗救而已。春秋愤楚之凭陵而书救，以解嘲耳，故十年，楚伐郑，士会之救遂不书，盖谓晋救不足为有无也。
楚人杀陈夏征舒，予楚也。合下入陈、纳孔宁、仪行父二事观之，固未尝以讨贼予楚。盖自征舒言之，则弑君之贼，虽蛮夷戎狄，亦得明正其罪，而又伤王法之不申，伯威之不竞，此书杀征舒意也。自楚言之，则既有利心，复纳乱臣以间之，若正本清源，二人当与征舒同辟，一杀一纳，于义何居？书入、书纳，可见楚之非伯讨矣。
左氏叙邲之战，说楚之所以胜，在晋人口中叙出；晋之所以败，在楚人口中叙出。其叙楚之胜，在楚之不欲战处见之；叙晋之败，在晋之或欲战或不欲战处见之，不必看到交锋接刃，己自胜负了然。
晋杀其大夫先縠，不正其邲之罪，而加以召狄者何也？桓子请死，而士贞子救之，若赵穿、魏锜皆无讨焉，则无辞以诛縠，故置邲事不问，而以召狄中之，可见縠之刚愎，不容于晋矣。
宋人及楚人平【宣十五年夏】。左传言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而起之，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公羊言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二传不同，公羊语为可信。子反为大将军，中守备防卫必然严 密，何以夜入登床如无人焉？果尔，则必如后世剑侠之术也，异矣。
春秋书饥、书有年，重民命也。桓、宣书有年，说者【胡氏、孙氏】以为不宜有，夫其君是恶其民何罪？此正见天心之仁爱耳，复何异乎？汪氏【克宽】曰：“幸其仅有年也。” 得之矣。亲戚间财帛交际，若我贫彼富，不可不分明；我富彼贫，又太分明，不得锱铢计较，纵是分所应得，亦能致怨。
宣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围宋，至十五年五月而后宋及楚平，其服宋也，可谓难矣。宋人告急，晋安得不救？而伯宗之言曰：“天方授楚，未可与争。” 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 君其待之。晋本畏楚，而伯宗复以此言佐之，晋益不振矣。楚虽强，而顿兵坚城之下，已逾半载，师老财匮，势如弩末，使晋救之，未必不退，而包羞忍耻，不敢出师，顺天者存，果如是乎？书宋人及楚人平，所以伤中夏之无盟主，而讥晋也。说春秋者乃以专政擅名罪华元、子反，岂识轻重哉？
楚围宋而晋不救，于是宋未下而鲁先降矣【十五年春，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使晋能救宋，鲁犹有所恃也。
孟献子谋鲁，荐贿以求免，其恇懦无策，与伯宗同，而一则以礼意文之，一则以天意诿之，故谋国者论时势，不容以盛衰强弱委之天意，而不知自强；论道理，又不可将珠玉皮币之事视为以小事大之礼，后世若汉唐之和亲，宋之岁币，孟献子之故智也。宋之偏安，伯宗之故智也。二人言皆可听，而误国不小。
断道之盟【宣十七年】，五国之君皆在，故书爵，非予之而贵之也。外楚既无事实，谋齐亦出私愤，何予之而贵之有【予之赵氏鹏飞说，贵之家氏铉翁说】。
宣公即位以来，事齐甚至，末年乃谋伐之，必不堪其诛求也。依人自立者，必受其敝，以力服人者，必反为仇。石晋之于契丹，亦犹是矣。
宣公弑立，而叔肸非之，织屦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禄。与之财，则曰：“我足矣。”《谷梁》以为通恩，胡氏以为明亲亲、厉不轨，其贤于《春秋》宜也。书字必赐氏也，胡氏以不用事不见经为疑，非也。不食其食矣，其不用事可知也。赐氏自是宣公之恩，叔肸有不得而辞者，未有君不赐氏，《春秋》贤之而特加以字者也。叔肸以加字为贤，则仲遂当去字为贬，遂不可去字，则肸亦不可加，故断其为宣公赐也。
鲁肸、卫鱄皆公弟之贤者，卫献无信，故去之；鲁宣有恩，故留之，所遇异也。杨氏【士勋】以《春秋》字肸而名鱄，强分优劣，非是。然则仲遂亦字，谓遂贤于鱄，可乎？
楚子旅书卒，不书葬。《公羊》以为辟其号，是也。孙氏【复】曰：“贬之也。”《春秋》于列国之君，不备礼不书葬，不往会不书葬，皆非贬词。如贬之，则于吴、楚并不书卒可矣，何独不书其葬哉？
宣公薨，而归父逐。《谷梁》曰：“捐殡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 胡氏曰：“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 论固正矣，然使旧主耄昏，奸权擅柄，新君嗣政，大憝不除，而执三年无改之说，袭其秕政，用其私人，因循而莫敢动，何以明赏罚而新号令？若归父，则固不必逐，而逐之若是亟者，以欲去三桓之怨也。行父始不能治仲遂之恶而比之，继不能忍归父之怨而逐之，则是为死君而已矣。
鞌之战【成公二年】，四卿并将，扫境兴师，大夫气焰赫然而公室卑矣。然亦不独鲁也，战鞌之后，即为袁娄之盟，征伐者大夫，会盟者亦大夫，虽其来有渐，而是役实一大关目也。
自鞌以后，六年侵宋，则仲孙蔑、叔孙侨如；昭公十年伐莒，则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定公八年侵卫，则季孙斯、仲孙何忌；哀公二年伐邾，则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而鞍之役尚有臧孙许、公孙婴齐，伐莒之役尚有叔弓，余则无非三家者。故大夫擅兵，自翚帅师而已，然若兵柄悉属三家，则自此始耳。
成公以前，民犹公家之民，兵犹公家之兵，故师则命帅，将必属卿。至是则各自为帅，有专属而无兼统，故分则独出，合则并出。然三家之中，季孙为主，后此书并将，无有不合季孙者，惟六年侵宋不预耳。
阳桥之役，王卒尽行，楚以众胜，而晋亦避之，故侵卫书师，盟蜀书人，皆著其众也。人楚，故并列国之卿，人之又以见服从楚者众也。中云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见侵卫、盟蜀者为婴齐也，非贬词，盖不待贬耳。三年伐郑，晋、宋、卫、曹并书爵，则以其君自行，亦非予词。夫冬盟蜀，则即楚而背晋【在十一月】；春伐郑，则即背楚而即晋【正月】，反覆无常，二三其德，难乎其立国矣。屡书公而不讳，亦危之也。郯伯姬来归，杞叔姬来归，皆见出也，虽未审其事，然为不安于国则同。叔姬之归，杞伯先来朝，而后复逆其丧者，杞素畏鲁，故未敢决绝耳，未见叔姬之优于伯姬也。虫牢之盟，《左氏》曰：“郑服也。” 郑以讼许不胜，急而求合，非力屈而服，非心悦而服，虽汲汲为此盟，而必不能固矣。吴伐郯【成公七年春】，家氏【铉翁】曰：“贵郯而贱吴也。” 夫吴为太伯之后，而周章武王所封，何贱焉？孙氏【复】曰：“恶其僭号也。” 是时楚僭王号，方主夏盟，《春秋》书子、书卒，业已与诸夏同，何独恶吴之僭号？其书国者，始通上国，犹略之之词，逮盟会渐数，故至襄五年于戚，则书吴人；襄十年书吴子卒，则详之矣。楚见于经，始亦称荆【庄公十年九月书荆败蔡师于莘】，至庄公二十三年书荆人，僖元年书楚人，四年书楚屈完，二十一年书楚子，亦渐详也。蛮夷渐盛，交于诸夏，而无攘却之者，圣人忧而伤之则有之矣。若曰书国、书人皆为恶斥之词，则其强盛之时，尤当痛绝，不应严于前而恕于后也。以书国为贱，以书爵为贵，则盂之会、黄池之会，可谓贵之乎？
吴与楚敌已久，蛮夷自相攻伐，圣人弗责也。至是则兵连上国矣，故以伐郯始，犹楚之见经以败蔡师于莘始也。
《易》首乾坤，《诗》始《关雎》，《书》重厘降，《礼》谨大昏，《春秋》为国史，于男女夫妇之间，未尝不反覆致意，以其为人伦之始也。故于纳币、亲迎、致女、逆女、来媵、来归，苟非得礼，为常事莫不悉书，于大美大恶，则尤言重词，不嫌其详。于文姜，则详之【如会禚、享祝丘之类】，志淫也；于哀姜，则详之【如纳币、观社、遇谷、盟扈之类】，志乱也。内女之贤，详书之者，纪叔姬媵也，而书归、书卒、书葬；宋伯姬尤详，凡七见经，皆以其守贞而全义也。此不特见史法详略之宜，而圣人重男女夫妇之节，亦显然矣。
孔氏【颖达】云：“史称有屠岸贾者，有宠于灵公，此时为司寇，追论赵盾弑君之事，诛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而灭其族。案三年传，栾书将下军，则于时朔已死矣，同、括为庄姬所谮，此年见杀【成公八年】，赵朔不得与同、括俱死也。于时晋君明，诸臣强，无容有屠岸贾辄厕其间，得如此专恣。” 又说云：“公孙杵臼取他儿代武死，程婴匿武于山中，居十五年，因晋侯有疾，韩厥乃请立武为赵氏后。” 与《左传》背违，马迁妄说，不可从也。汪【克宽】氏曰：“《史记》称屠岸贾诛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皆灭其族，而《春秋》止书杀同、括，不书杀朔、婴，则不惟与传抵牾，亦且与经相戾。” 此据经驳史，尤无可疑。《左氏》于赵氏事，如鉏麑、提弥明、灵辄辈皆记之，岂有杵臼、程婴所为略不一及，而其事又非寻常，不容泯泯反覆核之，史所言恐无稽也。
使召伯来锡公命，称天子，益知天王之称王非贬词也。孔氏【颖达】曰：“称天王者二十五，称王者六，称天子者一，王称并行，传无异说，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称也。生而赐氏者三：季友、仲遂、叔肸也；以父字为氏者一：仲婴齐也。皆变礼，故书之。”
晋侯执曹伯归之于京师，书爵者，书其归京师为天讨也。虽伯主必能尊王而后可以讨罪，晋侯是举能正己矣。负刍弑立，稽三载而执之，则缓；列之会而执之，则谲。《春秋》善善从长，无不足之词，盖初时诸侯请讨，晋以伐秦为劳，请俟他年，此与之会，负刍不敢不至，因而执之，则不兴师旅，罪人斯得，皆有息民之意焉，此《春秋》之所恕也。
公如京师【成十三年三月】，因伐秦也。不书朝王，必其不成朝王之礼也。宣伯欲赐，请先使王以行人之礼礼焉，孟献子从王，以为介，而重贿之。是时凌替已甚，更不如河阳、践土时矣。王待诸侯之臣若此，则诸侯可知，当时局景，岂特下堂而已。若使朝王成礼，虽以他事至，而存之二百四十年，以志饩羊之意，未必非《春秋》所乐书也。故传言朝王，而经不书。
子鱼让宋襄，公子西让楚昭，子良让郑襄，子臧让负刍，季札让僚及光，皆能敝屣千乘者，而子臧、季札尤称其贤。然较争夺、篡弑之人，虽过百倍，而反使争夺、篡弑者偃然得志，君父大仇不复关念，惟知归洁其身，非圣贤所许也。晋人执负刍，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其将亡也，国人皆将从之，外为大国所与，内为国人所归，而不能正负刍之罪，是其守节适以成就乱贼而已。鲁两婴齐，仲婴齐，仲遂之子也；公孙婴齐，叔肸之子也。叔老、叔弓、叔辄、叔鞅，始以叔为氏，而婴齐称公孙，故知以王父字为氏者正也，仲婴齐其变也。
钟离之会，通吴以牵楚也。
范文子，其大臣乎！忧深而虑远，伐郑之役【成十六年】，则曰：“若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惟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 盖逆知必有楚师矣。及战于鄢陵，则曰：“夫合诸侯非吾所能也，以遗能者；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 又曰：“惟圣人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鄢陵之返，至于祈死而死，盖厉公之侈，栾郤之不协，外嬖与诸大夫之相争，势必作难，而又胜楚以益其疾，故鄢陵之胜，晋君臣之祸也。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春秋》诸臣惟文子知此意，贤哉！
《谷梁》曰：“四体偏废曰败。” 此言败则目也，其说固矣。《春秋》书败绩者，其君皆折肱伤股乎？
伐郑之役，王臣始从伐【成十六年秋】，自尹子而后，以诸侯用王师，而王臣奔走，与诸国大夫无异，此又一变也。非挟天子以令诸侯，乃挟诸侯以令天子矣。高氏【闶】谓其扶义以令天下，岂不谬哉？
王臣从伐，自刘康公、成肃公从伐秦始，至尹武公同伐郑，经始书之，继是复伐郑，则尹、单二公并预，柯陵之盟，歃血要言，王官与列卿夷矣。然首止、葵丘会而不盟，翟泉为盟之始，此则从伐而同盟之始【僖公八年洮之盟，王人与焉，会者也，且王室有困难，故无讥焉】。
晋弑其君州蒲，称国以弑，不得其主名也。或本国史官书之，或鲁史书之，则圣人因之，否则不得而悬坐也。董狐、南史所以可贵。
行父，乱贼之尤也，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小善耳，岂足掩其大恶哉！仲遂弑君，而人谓之贼，行父与于弑君，而人谓之忠，欺世盗名，又甚于遂矣。
简王崩于九月辛酉，讣告未及，邾子之朝晋、卫之聘，皆无贬焉，此亦幸耳。当时诸侯，即讣告已及，亦岂能因闻丧而辍朝聘哉？杨氏【士勋】谓鲁是有礼之国，焉得受之，不知鲁非昔日之鲁，《春秋》时天王之待鲁为最殷勤，而鲁之事天子极偃蹇落穆，特较之射王中肩、首犯不韪者稍愈耳。
孔氏【颖达】曰：“经云六月庚辰郑伯睔卒，传言七月庚辰郑伯睔卒，杜以长历校之，此年六月壬寅朔，其月无庚辰，七月壬申朔，九日得庚辰，则传与历合，知传是而经误也。经在当时，日月不应误，意是传写讹耳，其它残脱舛漏，亦不能无，读经者不可概忽，为传疑，亦不可强生别解也。”
遂城虎牢，扼吭拊背，得地利之胜者也。然悼公即位，诸侯大睦，故能逼郑以制楚，盖先得人和矣。
襄四年，公如晋，请属鄫，晋侯许之。五年，穆叔觌鄫世子巫于晋，九月，穆叔以属鄫为不利，使鄫大夫听命于会。六年，莒人灭鄫，鲁既属鄫，而不能庇，故晋人以为讨。《春秋》鄫极弱小，宋人用之，邾人戕之，其受凌虐亦无如鄫者。至是见灭于莒，非必如《谷梁》立异姓以莅祭祀之说也。小国互相并吞，而大国莫正其罪，利其赂，则请为属；不利，则听其亡，鲁岂有字小之义乎？晋不讨莒而讨鲁，未为偏也。
季友赐费在僖元年，至襄七年，南遗为宰，始城费，自后，南蒯以费叛【昭十二年】，弗狃以费叛【定八年】，至定十二年，堕之，大夫方张，陪臣继叛，此天道也。
晋栾书、中行偃弑君，而书晋弑，则漏其主名矣，然犹知其为弑也。郑公子騑弑君，而以疟疾赴，竟若非弑者，然乱贼益巧，而史益无直笔矣。
初税亩【宣十五年】，始征私田也。用田赋【哀十二年】，则又加征矣。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什收其一【杜氏预说，合于哀公二犹不足之言，故朱子从之。《谷梁》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是尚未至什而取二，故杜说为长。”】已为什而取二。至哀公托名军用，加敛于田数之多寡不可知，要之又多于税亩矣。古者田出租，里出赋，赋之本义，专为出军。租取民财，田主供之；赋取民力，商贾之里巷供之。《国语》孔子对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近，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六百四十斛，秉刍二百四十斗，出米十六斗，不过是也。先王以为足。” 胡传取《国语》，谓田以出粟为主，而足食；赋以出军为主，而足兵；弛力薄征，当以农民为急，而增赋竭作，不使末业者独幸而免也。观此，则用田赋者，乃令出粟者复出军，既失重本抑末之意，又更假军旅之名为聚敛之实，不过加征以足用耳【吕大圭曰：“陈君举谓以丘赋为未足，又以田赋之，田赋之者家一人以为兵也。然九夫为井，六十四井为甸，甸出革车一乘，则是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今几受田者皆出兵一人，比古七倍，恐加兵不至如是之甚。贾逵以为周制十六井赋戎马一匹、牛三头，今使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赋，是多于常赋十六倍，于理亦未然。”】《论语》有哀公问有若之言，是举宜出于哀公。然自襄十一年作三军，而民之属公者仅十二分中之五，至昭五年舍中军，公室无复有民矣。此虽哀公之意，亦三家为之，故季氏使冉求访于孔子，可见哀公不得而为主也。
初税亩首坏田制也，作丘甲首坏军制也。至用田赋，则田制、军制俱乱矣【于倍征后加征是乱田制，令出粟者出兵是乱军制】。《六书故》上取诸下曰赋。《禹贡》厥赋惟上，上错。注：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周礼》以九赋敛财贿，太宰八则，五曰赋贡。注：率出泉也，贡功也，九职之功所税也。是租亦云赋，故曰赋税。而计口率泉乃属兵赋【《周礼》辨其夫家之众寡与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即汉之口赋也】。《左传》言悉索敝赋，则以兵为赋。《汉刑法志》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始分赋税为二矣。
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一百四十四夫】，四丘为甸【五百七十六夫】。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为成，一成之赋：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五人为一甲，积四丘而具一乘，每丘出十有八人耳。作丘甲，则使一丘出一甲士、二十四步卒，而长毂、牛马之数亦加四之一，是每甸增一甲也【杜民谓使丘出一甸之赋太过】。此与用田赋不同，作丘甲专为益兵，而用田赋乃是加征耳【九夫为井，实则八家，盖去公田百亩矣，一丘应一百二十八家也】。税亩在宣公十五年，丘甲在成元年，逾三年耳。变乱先王成法，自其君始，而其臣遂无顾忌矣。成法既坏，则由是而作三军，舍中军无所不可，故公室之分，宣公先启之也。
鲁本有三军，而此言作者，分公室之始也。专擅改作不足责，而弱公强私之罪大。
始则三分其民，三家各得其一；继则四分其民，季氏独得其二。故作三军，而三家并强；舍中军，而季氏独强。邢丘之会【襄八年】，命朝聘之数也。大夫听命，已为过矣，况诸侯乎？胡氏曰：“朝聘事之大者，而使大夫听命，无乃以姑息爱人，而不由德乎？” 是不知晋命朝聘之数，为以天子自居，而欲使诸侯亲自俯首于坛坫之下，以成其僭妄也。《谷梁》曰：“见鲁之失正也。” 不知此正以公不与会稍为得体，以为失政，非也。陈氏【傅良】曰：“大夫不书，尊晋侯也。” 亦无此意，伯主尊大，自为典制，彼不尊周室，《春秋》何为独尊晋侯哉？晋侯亲发命，郑伯亲听命，则书晋侯、郑伯而已，无所庸其尊高。厚向戍辈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奉命惟谨，防之则书人而已，亦无所庸其贬。
溴梁之会【襄十六年】，高厚歌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 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大夫遂自盟。是大夫之盟，固有君命矣。孔氏【颖达】云：“君使之盟，非自专也。高厚是大夫，盟高厚，故使大夫无诸侯盟大夫之礼。”《公》《谷》《胡氏》皆以为诸侯失政，大夫不臣，殆未考本事，政在大夫，岂自今日始哉？
悼公三驾：襄十年秋，戍郑虎牢，一也；十一年秋，同盟于亳城北，二也；九月，会于萧鱼，三也。三驾而后得郑，诸侯之劳肄亦甚矣。盟则不如召陵，战则不如城濮，其得计者，在城虎牢以逼郑，而通吴以牵楚，故郑服而楚亦不争。其不与楚战，终是畏楚之意多，以为疲楚者，非也。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是则传所言周庙者，宗庙也，文王庙也；周公之庙者，祖庙也。诸侯不敢祖天子，而有文王庙，非礼也。
杜氏【谔】曰：“宣十八年录楚子旅卒者，甚其暴盛，此书吴子【乘即寿梦】卒，亦以其暴盛。” 此说无理，国君薨卒，来赴告则书之，否则不书，此常例也。若云甚其暴盛，则《春秋》书卒，如杞、邾、莒之君亦书，岂有暴盛意乎？盟会侵伐，其暴盛于生时为甚，何反于书卒而见之乎？
襄十三年春，公至自晋。传云：“孟献子书劳于庙，礼也。” 桓二年传曰：“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至舍爵策勋焉。” 公之如晋也，以朝且拜士鲂之辱，其事伯主卑恭已极，告事而已，何劳可书，而谓之礼乎？长樗之盟，孟献子相【襄三年夏】，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 恭不近礼，识者非之。献子有贤德，而不知事大之礼节，使其君屈体强大，仆仆道途，又自以为功，可谓无耻矣。
晋侯搜于绵上以治兵，士匄让荀偃，韩起让赵武，栾黡让韩起。传言晋国之民，是以大和，诸侯遂睦。其事在襄十三年至十四年春，会于向，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则云：“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 是与诸侯遂睦之语相背矣。及夏伐秦之役，荀偃欲战，栾黡径归，而栾鍼死，士鞅逐其不和如此，一年之间，事语不相应，自为矛盾，《左氏》可尽信乎？
卫侯出奔齐，以臣逐君，不可训也，故失国而不名。晋为伯主，当正林父之罪，而纳卫侯，乃听师旷、荀偃之言，反助林父而立剽政。邢既失，则齐人之贰，正不在假羽毛而弗归也。师旷之言似识道理，荀偃之言似识时势，此谓巧言乱德。
襄十九年八月，仲孙蔑卒；而二十年正月，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二十三年秋，仲孙速卒；而二十四年春，仲孙羯帅师侵齐。此不行三年丧之始。
季武子废弥（公鉏），立纥（悼子），而公鉏即为仲孙废秩，立羯。武子明知秩长当立，而无以答公鉏，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啖氏曰：“不言叛，为内讳也。” 非也。叛者，从其国言之，如卫孙林父、宋华亥、宋弟辰、晋赵鞅等是也。书来奔者，词系于鲁，而不系于邾，何由书叛？经书三叛人：襄二十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邾黑肱。皆季氏为逋逃之主，而公不在国也。季氏外倚强臣，内受叛臣，所谓同恶相济。
庄公之弑，晏婴不死。其言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此贾举、州绰之徒所以不得为死节也。然身为大臣，于君之失德，无谏诤之节；君之临危，无捍卫之谋略；及君既死，不能讨贼，复不能洁身而去，徒以婴言为贪生苟免之计，则害义矣。
宋公杀其世子痤【襄二十六年秋】。谗痤者伊戾也，杀痤者向戌也。大臣不贤，女寺得计，能使人君父子不能相保，而无敢明白其事者。江充之谗戾太子，使为宰相者能持重，而以田千秋之告武帝者入奏，帝未必不悟，乃仓皇发兵，至于两败。张九龄去而太子瑛死，李泌在而广宁王安。由是观之，大臣之系于国家，岂浅鲜哉？
向戌以弭兵为名，而晋楚之从交相见，自此南北两伯，而中夏诸侯皆南面朝楚，乃东西并帝之权舆也。故宋之会为春秋一大关键【襄二十七年夏】。
向戌之弭兵，又即战国合纵之始也，但此主通和，彼主拒秦耳，其游说列国，颇类苏秦。
宋之盟成于二十七年之秋，至明年，而宋、郑、陈、许皆旅见于楚，公留楚七月，至使亲襚，见辱如此，谓非向戌之罪乎？然晋已不竞，无能庇诸侯，其折而服从楚，亦势也。襄二十九年夏五月，阍弑吴子余祭，与吴子使札来聘，文不隔月。盖余祭使札在先，被弑在后，札之至鲁，未及闻丧，故请观周乐而后去。鲁据吴赴，则余祭弑在前，季札至在后，则追书于来聘之上。杜注、孔疏皆极明白。传言城杞在六月，而士鞅之聘杞子之盟俱在城杞之下，则札来在六月可知。春秋于夏五月下连系七件事，更不隔月者，盖若五月书吴子弑，六月书吴子使札，则将以札为夷昧所使，而君尚未葬，概行吉礼，益滋后人之疑矣。
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天王崩【灵王】，乙未，楚子昭卒。明年春王正月，书公在楚；夏五月，书公至自楚。不奔天王之丧，而送楚子之葬，何也？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冬十月，葬蔡景公，即书会于澶渊，宋灾，故不讨弑君之贼，而恤失火之灾，何故？公在楚，为天王崩而书，非以存君；宋灾，故为葬蔡景公而书，非为失信。
子野卒，而立裯。穆叔不欲，而季孙立之。盖立长、立贤，权臣所忌也。
莒人弑其君密州。程子曰：“莒子虐，国人弑之而立展舆，展舆非亲弑，是也。” 如传云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则弑君与父，不容不书，且经云密州，传云买朱鉏，显与经异，当以经为正。
宋之会，晋楚并伯；申之会【昭四年夏】，楚专会诸侯，而独伯矣。然鲁辞以祭，卫辞以疾，曹、邾辞以难，楚威虽盛，而诸侯之未肯甘心服从，犹可见也。在会而执徐子，盖欲以威诸侯；至秋而伐吴，则宋、郑、滕、小邾亦不与矣。
中军之舍【昭五年春】，乘叔孙豹之卒【豹卒于四年冬十二月】，不特卑公室，并以弱仲叔二家也。
惠墙伊戾之谗太子痤也，以坎牲加书，平公既知痤之冤，而烹伊戾矣。及寺人柳之谗华合比也，亦坎牲加书，平公又信之。一法再施，而又屡验，何以接踵蹈袭？平公明而复暗，佐无左师之聒，亦绝不为解也，此传之可疑者。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传曰：“齐求之也。” 若谓与燕平，则下云燕人行成，盟于濡上，且归燕姬，赂以瑶瓮、玉椟、斚耳，是燕求之，不应云齐求之。若云与鲁平，则齐鲁十数年中并无怨隙，自崔杼伐我北鄙之后【襄二十五年】，已有庆封之聘，未尝构怨，何事议和？即云昭公即位以来，未尝与齐通好，然但求通好，会可也，盟可也，何必言 “平” 乎？李氏【廉】谓下文又有叔孙莅盟，正与叔还莅盟之事相类。然郑人来输平【隐六年】，则平狐壤之怨；定十年及齐平，则平八年侵齐、伐鲁之怨；定十一年及郑平，则平六年侵郑、取匡之怨。独此与下莅盟后虽有属，而前则无根，以经文求之，则暨齐平即接上伐北燕为文，间时不间事，而叔孙莅盟在三月，公如楚之后，间事复间时，则以为燕齐平较优。
葬陈哀公，谁葬之？舆嬖袁克葬之，是未必成葬礼，诸侯未必敢往会葬，楚灵之暴，并未必能葬故君以示恩，而春秋书葬者，与下书会陈、陈灾同为特笔，以绌楚而存陈也。
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书楚子名，变例也。《公羊》曰：“绝之。”《胡氏》曰：“恶之。” 高氏【闶】曰：“同斥其名，以见其罪。” 同说皆是。然楚灵罪大极恶，非书名足以蔽辜【毛西河说】，实未得确然之义【春秋非失国而生名者，卫侯煅及楚子虔】。
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传皆以为非弑，诸儒释之又以不尝药为无解于弑，以合经文。然左氏言止奔晋，《谷梁》言止未逾年而死，其纪已有参差。吾谓春秋原情定罪，竟以许止、蔡般一例并书，未免漫无区别，欧阳公竟以止为弑君，非无见也。《公羊》曰：“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然则葬蔡景公，亦赦般乎？髠顽之弑，以疟疾赴；楚麇之弑，以疟疾赴，所以掩饰者，亦复略同。
曾子问曰：“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陈，闻天子崩、后之丧、君薨、夫人之丧，如之何？” 孔子曰：“废。” 然则是四者虽祭，亦告卿大夫之卒则不告也【《谷梁》言大夫之卒，虽祭礼皆告于君】。
《檀弓》：仲遂卒，犹绎。仲尼曰：“非礼也。卿卒，不绎。” 然则卿大夫之丧，正祭不可废，而绎祭可废也。何休言：“礼，大夫死，为废一时之祭，有事于庙而闻之者，去乐卒事，而闻之者，废绎。是故万入去籥，非礼之礼也。” 绎祭尚可废，岂去籥足以明待大臣之礼乎？叔弓盖莅事而卒于庙，非当祭而告也，去乐卒事乃礼之正，与去籥一失一得。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师葬景王，王室乱，此春秋特笔也。鲁之如京师者，止此矣，王室之乱，亦无复能安定之者矣。既伤无王，兼惜无伯，昔时子颓、子带之难，恃有桓文起而定之，今则两王并立，共主播迁，至四年之后，始为黄父之会，犹曰将待明年，怠敖至此，欲其勤王以求诸侯者，亦不可得，故特书王室乱，所以重责盟主，而兼及诸侯。
子朝告诸侯之词甚直，其言：“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图之。” 盖子朝是庶长，而王猛、敬王是太子母弟，刘单奉嫡以绌庶，尹毛奉长以绌幼，故子朝以齿序为辞。自春秋书王子猛卒，又书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然后天位大定，而庶长不得干嫡幼之分明矣。王城曰东都，对西京而言，此一东西周也。东都自平王东迁以来世居之，《洛诰》所谓 “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传所谓 “定鼎于郏鄏” 是也，亦名上都、成周、下都也。周公迁殷顽民于此，《洛诰》所谓 “卜瀍水东，亦惟洛食” 是也，而成周在王城东，故子朝据王城，敬王入成周，苌弘以敬王为东王，子朝为西王，此又一东西周也。敬王不居王城，晋率诸侯城成周，遂定都焉，则以下都为东周，而非郏鄏之旧矣。洎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曰河南桓公，乃前东都【即子朝所据称为西周】。威烈王时，桓公孙惠公复封其少子班于巩，曰东周惠公。韩赵即其所封分为二，显王寄居东周【巩也】，赧王复迁西周【东都也】，而周遂亡，此又一东西周，则又以巩为东周，而非下都矣。
昭公两朝晋，而一见止，五如晋，而四不得入，此失国出奔之由也。季氏所畏者晋，而无忌于齐，使公朝必见，盟会必与，睦于盟主，则季氏逐君，讵能晏然？惟意如结援晋臣，而恶公于晋，使晋视公藐然，若无而不复有敬礼之心，使公亦与晋愈疏，而不敢倚以自固，臣交日密，主势日孤，然后无君之心大逞，公虽流徙播迁，无复援而纳之者，季氏竟安意肆志，据有鲁国矣。故公之见辱于晋，正意如之谋，而薨于干侯张本也。
释春秋而责昭公，是以成败论人。假令鬷戾不救平子出亡，则将以刚果善断许之，而不复罪其轻发矣。公若、公果、公贲、郈氏、臧孙皆以私怨，若禘于襄公万者二人，而众万于季氏，则大夫之怨平子，乃公愤也。僚祖告公至于再三，而曰：“非小人所及。” 亦非一味轻举，特误以公果辈为可恃，而不知其亦侥幸于一胜耳。然伐季氏而入其门，无敢倒戈而御者，即孟叔二家观望不动，登台之请求惶急已甚，此际能有操纵，使孟叔不救，而听其出亡，未至一败涂地，是公之伐季氏，在不知人，而不可专责以逞私妄动也。
谗人以君侥幸，夺门诸臣是矣。
昭公入国甚易，而竟薨于干侯者，由齐、晋无助之者也。凡君出奔者，必立一君以为之敌，如郑之突、卫之叔武及剽皆是。而昭公既出，君仍虚位，未尝别立新主。意如虽强，然孟孙终不为助，而甚畏于晋。车马衣屦之馈，伪为周旋，晋定使荀跞一讯，词哀而理屈，不敢悍然出无君之言。较之祭仲、高渠弥、元咺、孙林父、宁喜辈，其恶不如。至若叔孙昭子、孟懿子皆欲纳公，未尝得罪通国，而卒不得归者，其不能自归，则为从者所劫；其不能正季氏之罪而归鲁君者，则在齐、晋之君皆昏弱，臣皆贪黩，而无勤恤之意也。梁丘据取货，而齐为季援矣；范献子取货，而晋为季援矣。景及顷、定皆瞢然无定见，纷纷之议，反若季氏逐君为顺天，而存昭公失国为逆天而亡者。伯图不竞，君臣之义益不明于天下。经书曰：“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齐侯使高张来唁公，晋侯使荀跞唁公于干侯。” 控于大邦，唁之而已。使在桓、文时，安得至此？此春秋所伤也。
公至自齐，居于郓。其设主以行告至之礼与否，不可知也。前年次于阳州，唁于野井，皆齐地。此书至自齐者，明郓之犹为鲁地也。然上言齐侯取郓，后言郓溃【二十九年】，见此一隅之地，犹借人之力有之，而卒不能有，自是削迹于鲁，而一民尺土非公有矣。
城成周，说者以为善列国，非也。王室之乱在昭公二十二年，逾年而晋有围郊之师，四年而晋有黄父之会及成周之城，阅十年矣，有怠慢若此，而谓之尊王勤王者乎？天王入于成周，无一字及晋纳王，见春秋之深恶晋矣。
公薨于干侯，甚意如之恶也。有君不事，致淹恤在外八年，而卒客死，其罪上通于天矣。其不敢篡，不敢别立君者，外惧讨，而内则孟叔不同心也。说春秋者反责昭公，可谓不识轻重。是必祭则寡人含羞忍垢，而老死牖下者，乃为贤也。是犹以高贵乡公为罪，而末减司马氏也。定公即位于六月戊辰，六月以前为昭，六月以后为定，然不可一年两君，而昭之薨在十二月，故即书定元年，仍是逾年改元之例。若昭薨于正月，则定虽六月即位，不得书定元年。
正月、二月无事故，书春王三月。左氏、公谷离而析之，故诸儒有正始而明王法，不与季氏颁朔之论。惟邵氏【宝】、赵氏【恒】、余氏【光】之说最简易，其竟不书正月者，昭公之丧未归，定公之位未定，故不欲如隐、庄、闵、僖之例，无事亦书，所以存其实也。
以不讨贼责定公，是又欲其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也，可谓不识时务【汪氏克宽以不讨贼责之】。而家氏【铉翁】并例定于篡，更深文矣。春秋但据事直书，书日者，见犹是殡而即位之常；书即位者，正以明嗣君继及之始，不与季之得专废立也。书法详明，岂有先罪定公之意？
定公初年，夫子不仕，是未有用之者。说者更谓昭定之际，子有所歉，故然。集注于 “子奚不为政” 亦及此意，实则非也。若云恶定公之立不正，与季氏之逐君，当始终痛绝，决志不仕，何以恶于初年，而恕于中叶？又何以恶平子，而恕桓子乎？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痛之也。距薨则八月，距丧归则逾月，又葬之墓道南，是不成乎为葬，而犹曰我君也。此鲁臣所泚颡也，我君而如此薨，如此丧归，又如此葬也，此圣人所痛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