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 趙汸 編
論漢唐宋諸儒得失
周末及秦漢間，用刑刻急，士多習文法，故説春秋者，往往流爲刻急，如公孫弘以春秋之法繩臣下，唯知苛刻而已，其於經旨安在？
史記趙世家：「孔子聞趙鞅不請晉君，而誅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澤謂若依史遷之説以説春秋，則輾轉迷誤聖經，更無可通之期，且形容得聖人不過是一直史，亦可謂不知體矣。諸儒説春秋，其失大抵如此。
三傳重於漢而輕於唐，自韓退之「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爲盧同發，而啖、趙、陸氏及孫泰山之學爲時所尚，故歐陽公説趙盾事，皆不用三傳，而三傳愈輕矣。蓋啖公佐始疑左傳爲作俑之首，而喜攻左傳者，常佐佑其説，左氏又不幸，誠有所短，諸公遂因其所短，併其所長，厭棄之。觀伊川於論語中有一二事，皆不取三傳，則其不信左氏亦多矣。夫不取左氏，而並不用二傳，則固應多用新説。
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虚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虚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爲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或謂先儒泛論大義，今皆指爲虚辭，毋乃矯激之甚歟？曰：自唐以來説春秋者，高遠之辭日勝。高遠之辭日勝，則經旨當明矣。而春秋訖無定論，乃更盡疑三傳，並與經之時月，皆欲變易之，則其末流又當何如乎？故皆一切斷以虚辭，將使學春秋者，黜其聰明，而專務簡要，此斂華就實之説也。
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内兵則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説。澤謂捨左氏可據之事實，而從穀梁臆度之文，非能明春秋者，且謂「内兵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其説尤誤。蓋此是鄭求魯、紀以與四國戰，而以王爵序先後耳。紀，侯爵，位在鄭伯之上，安在以紀爲主乎？此事止當據左氏經傳尋其端緒。桓公欲平宋、鄭，故一歲之内三與宋公會盟。及龜之會，宋公不從，而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此魯、鄭伐宋之本也。故武父之盟既畢，經書「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未得志，故明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如此則紀自是魯與鄭之與國耳，豈可謂紀與齊戰，而又謂「内兵以紀爲主」乎？故傳又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宋爲鄭所伐，故十四年冬，經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左氏之事，深可據焉。故謂紀與齊讎，而爲此戰者，臆度之辭，非事實也。
先儒云：「春秋者，聖人之刑書。」謂春秋不用刑亦不可。然若專以此求春秋，則是聖人尚刑，不尚德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又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獨見大意，其次則莊周亦説得較平，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最説得好。
凡説春秋，不可惑虚辭，當務求切實，若胸中無主，更惑虚辭，則終無所得矣。如杜元凱春秋序大意儘明，然求其切實，則與序文不相稱，蓋解經文時或錯謬。杜氏且如此，况其他乎？董仲舒説春秋，大義誠可觀，然在澤亦止作虚辭看，蓋仲舒學公羊者也，焉能改於其失？既未能改於其失，則去經旨亦遠矣。所説雖善，豈不近於虚辭乎？所謂切實者，謂於聖人所書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觀其實有所見否也。如杜氏釋正月不書王，云：「失不班曆。」此是實無所見。夫不書王者，罪諸侯也。今云不班曆，則是更貶王室，義轉錯謬矣。此是求其切實，而不得經旨者也。所謂虚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本是古今之通義，人人所知，未是切要之法。今有人能誦此説，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亦莫知所措矣。故凡一切紛紜錯雜之説，誠亂人意。若胸中無主，既爲三傳所惑，又益以二注及啖、趙、孫泰山、胡文定諸公參差不齊之論，則經旨何時而可明歟？如孫泰山云：「春秋有貶而無褒。」若據此解經，則不勝舛謬。又或以爲，春秋皆是有過則書，亦豈有此理？惟孟子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最爲平正，不失之偏。澤所以多取左氏、杜預者，以其稍平，不甚矯激，可因以推求經旨，但世人多惑於韓退之諸人之論，不肯深信，是以徒學其文辭，而於經實無所推明耳。昔有問於程子：「左氏可信否？」曰：「未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此言本公正，但學者素疑左氏，又得程子此言，轉更疑惑。如「元年春，王正月」，自古未有説用夏正者，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説，是春秋第一義，已不信左傳矣。時月既不可信，則一部左傳所載事實，皆可目爲虚妄，豈但不可全信而已哉？且三傳皆是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可廢，不但左傳也。先儒説春秋，大義雖可觀，及夷考其事，則所説多不合聖人意者，蓋先儒不曾深考書法，所以翻致乖異。左氏、杜預，欲求書法而未得，然比之諸家，尚有繩凖。近世諸儒，雖務明大義，而書法未明，故大義亦晦。
諸儒説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屈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若胡文定諸公是也。夫其屈經也，不言可知其失矣；而屈傳者，亦未必真合於經。如曰「經文脱漏」經誤之類，是屈經也，然不知有未嘗脱漏、未嘗誤者存。如君氏爲尹氏，仲子非桓母之類，是屈傳也，而不知傳之事實，有不可誣者。
春秋、周易二書，大旨皆失傳，然周易於教義，雖未甚明，亦未甚失，蓋周易所失者象學，象學不傳，則無以窺見聖人精神、心術之妙，而易之所謂不測之神者，不可得見，然而於世教未甚害也。若春秋，則自孔子没，大義即乖。左氏雖見國史，然其舛謬亦自不少，况公、穀乎？故春秋一經，開卷即有同異，如書元年春王正月，只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意見自殊。及至近世，又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爲聖經之害，莫此爲甚。其間先儒之説，害義傷教者，不可枚舉，是春秋雖具存，而本旨既失，遂無以識聖人維持世教之實，而其謬説足爲世教之害者不少焉。
近世士大夫，多闢先儒春秋用周正之説，以爲時不可改，甚者至以爲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岐釋以周正，晦菴亦從趙岐，而近世説者，以趙岐爲非，則是並晦菴皆非之矣。此是本無所見，而妄生事端，以疑惑聖經，爲害不細。前世士大夫學問，却未見有如此者。又見一説，以爲正月者，是魯之正月。魯，諸侯也。諸侯正朔禀於天子，安得有正月？彼蓋嫌杜氏王周正月，以爲周不曾改月，焉得有王正？故讀王字歇句，而以正月爲魯侯即位之首月，其説妄誕不可解矣。審如此，何不去却「王」字，以見明白乎？據其説，添一「王」字是爲尊王，而不與上下文相屬，不成文理矣。
春秋「王正月」，三傳及三家之注，同是周正建子之月，别無異辭。惟近代二百年間，始有夏時之説。胡文定公云：「以夏時冠周月。」蔡九峯云：「商、周不改月。」蔡西山説亦同。尹和靖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云：「其大綱見於此，而條目見於春秋。」於是三傳愈不可信，而夏正之説起矣。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説，文定春秋説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個“行夏之時”四個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説“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菴之説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春秋遵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説，蔡氏雖自謂晦菴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説，亦引商、秦爲證，是不改月之説，開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按胡氏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月」，最害大義，於聖經之累不小。據所引商、秦不改月爲證，是周亦未嘗改月。據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時。又云：「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舛誤最甚，蓋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含糊兩端，故雖主周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是以徒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不通，古人注釋縱謬，却不至此。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杜氏曰：「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傳云「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杜氏謂：「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澤謂：「苗者，五稼在田之通稱。」孟子云：「宋人閔其苗之不長。」又曰：「惡莠，恐其亂苗。」漢書「立苗欲疏」，唐史稱「青苗」，皆謂此也。今此書「無麥苗」，記異耳。一穀不登不書，而或書無麥者，以舊穀既没，新穀未登，此時麥爲民食之最重，故特書也。今此是斗建午之月，當是水與雨會，故麥熟未得斂，而四月已種之穀成苗，亦爲水所漂。又是年本不熟麥，而又與水會，並穀苗皆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年一見，所以爲異。此年不書饑者，蓋水亦旋退，更種他穀之故。今之世，謂春秋用夏正者，則以麥、苗爲一物，謂秋水漂殺麥之苗也。澤謂：若以爲夏正，則種麥成苗在先，水至在後，當是九月之水。九月而始大水，古今罕有之事，一不通也。經書無麥苗，又書大無麥禾，皆是據收成之後，計有無而書。若以爲九月無麥之苗，則所繫未重，經决不書，二不通也。設令是五六月水，至八九月未退，不曾種麥，故書無麥苗，亦已可疑，况書秋大水，若以爲建戌之月，則水之害亦止於秋，至冬十月，則水已退，二麥尚可種，豈得遽云無麥苗乎？[1]三不通也。
據三傳，商、周皆改月。據豳風，則三正之説，實不可破。若據周禮，則建子之正，以之布政、讀法。夏正，夏時謂之正歲，以施之民事，初不相妨。若按史記，則周家建子改正之説甚明，自可以破近代學者妄引商書之牽合。今學者若辨得，看史記則周家改時月自明，但一向雷同是非，如侏儒觀戲，更不暇考耳。
史記秦紀書「冬十月」，故先儒皆謂商、周不改月。以澤觀之，史記年月甚有法，諸公亦看得未詳，所以致誤，但看年表等書，便見史遷詳密處，若曉得其法，然後可决春秋之疑也。
莊公元年，不書即位，當據公羊傳爲正。其言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何休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公羊此義當矣。穀梁則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其説雖正，然不及公羊。蓋據公羊，則知是聖人所改。據穀梁，則是作史者皆當如此書，故知公羊之義爲得。所以必須似此推校者，蓋公羊之義正。則胡文定「爲世子必誓於王爲諸侯。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春秋絀而不書」其説太矯激，非正矣。夫莊公爲太子，蓋已誓於天子，天子已知其應立。及君薨，則太子嗣位，嗣位而告喪、告葬，歷三代，蓋已有定例。方其告喪、告葬，天子使來歸賵，此是舊典應如此。及周之衰，賵贈錫命之禮，雖有遲速，或至全闕，然嗣子承統，必告天子，當已在告喪之時，决無不請命，擅有其國之理。又設令世子嗣位、告葬，雖未獲天子之命，然如期而葬，名正言順，先君既以禮葬，嗣子名亦已達於天子矣，豈可以爲擅有其國乎？惟不書即位，當是夫子所削，蓋桓公以去年十二月葬，則莊公必用踰年改元之禮，夫子以爲，父死於外，子當隱痛，故不書即位，此公羊之義所以爲得，文定之説失之太過也。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胡先生曰：「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以敗爲榮，似非正義。又王師尚不諱敗績，魯，諸侯也，敗績亦安得不書？又「公敗齊師於長勺」，云：「齊師伐魯，經不書伐，責魯也。詐戰曰敗，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澤謂：桓公死於齊，莊公不能復讎，及讎人貫盈而死於弑，國内無主，而僖公之子糾逃難於魯，魯納之，又不能集事，乾時之敗，狼狽而歸。鮑叔帥師來脅殺子糾，譎取管仲，當是之時，魯幾於不能國矣。公若不敗齊師于長勺，敗宋師于乘丘，又敗宋師于鄑，則亦何以立國？君子於此，當恕人之情，抑彊扶弱，豈得更復責魯？故知立論不可失之太過。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胡先生曰：「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據此説最爲平正，意不執滯。蓋在前，讎無可通之理，及襄既以惡死，納糾之事，亦已在所可爲。糾乃僖公之子，不得稱讎，惜魯力不足以納耳。桓公既立，以魯納糾之故交兵，互有勝負。既而爲柯之盟，齊、魯始平。自此之後，不當復言讎矣。夫姦淫之罪，止在其身，豈可遷怒乎糾與小白？既是僖之子，故柯盟無所諱也。
胡文定公春秋傳用舊説者多好，如子同生，只據左氏傳發明，自然正大，其曰：「此世子也。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皆正當之論。
按林少穎曰：「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由是而推，則魯之用禘，止行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文王耳。文王即周公所自出故也。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爲之，閔公乃於莊公廟行之，其僭禮甚矣。」林氏之説，即趙伯循之説。趙氏誤取禮記斷章，澤已辯之於禮經大典矣。今按此尊文王爲所自出，而以周公配，則實舛謬不可解。緣魯自有文王廟，謂之周廟，其周公之廟，謂之太廟。今於周公廟禘享文王，則當於周公廟迎文王主，以就食於周公，以尊就卑、以父就子，恐無此理，故澤直截斷以爲不然。據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是迎六廟之主，以就食於太祖。以卑就尊，於禮爲順，實無尊就卑之禮也。若曰於周廟禘文王，迎周公以配，則禮尚順，但亦恐太僭，蓋絶類王者。又况遍尋傳記，亦無文王廟禘祭事，學者於此當闕疑，安得率意而言也？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蓋言惟王者然後有禘。禘者，謂於始祖之廟禘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不言群廟者，以下文諸侯、大夫、士推之，從可知也。蓋諸侯則四親廟而上及太祖，天子則自親廟而上及始祖之所自出。其義甚明，非謂止於祖廟祭所自出，而群廟皆不與也。周公廟自合子孫以祭，則謂之禘，經書禘于太廟是也。若文王廟，則以四時舉常祀，理應特祭，若應禘之歲，或可迎周公主於周廟，以配享文王，如此則禮意不舛。然魯禘乃是變禮，不皆與天子同。
先儒謂魯禘非禮，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澤以爲據禮記，夏、商諸侯皆有禘祭，是時祭之名。周始廢諸侯禘祭，而獨魯周公得行此禮者，是以殷諸侯之盛祭與之，所以示不臣。周公用殷禮，則於周不爲僭，此是成王斟酌禮意，所以殊異周公。然雖用殷禮，亦是五歲一修，非常歲之祀。其後周室既衰，始僭用於群公之廟，所以孔子稱魯之郊禘非禮者，爲此也。郊之非禮，是平王時魯請于周天子，使史角賜以此禮。曰：「然則何以知魯周公廟禘祭之爲殷禮乎？」曰：「諸侯禘祭，本是殷禮，所以周公之牲是白牡，故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是殷牲，周公用之。騂剛是周牲，伯禽用之。因此又知魯太廟祀周公，伯禽以下皆與，此即殷時諸侯禘祭之制，周人以其太盛，逼近天子，故代之以禴，禴則從薄，薄則不合祭，而於當祫之歲，舉祫祭焉。鄭氏云：“三歲一祫。”若魯則當祫之，歲禘于周公，此爲最異耳，然雖是殷禘禮，而三歲一修，或云魯三歲一祫、五歲一禘，但魯公以下，雖皆與祭而禮秩視周公則皆降，其後諸公始皆用僭禮。」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林少穎取公羊之説，謂：「以妾爲妻云致夫人者，時君之夫人也。以公無逆女，夫人至之文，則知妾媵而立爲夫人。致之太廟，以當廟見之禮。」此説恐非是。據春秋，惟哀公以妾爲夫人，僖公之時，猶秉周禮，不應全不畏公論，而顯然致妾於太廟。又齊桓時爲霸主，桓公之命曰「無以妾爲妻」，豈有切近與齊世婚莫如魯，又是周公之後，乃公然廢周禮，違霸主之命，而以妾媵爲妻？恐實無此事。又古者諸侯娶而後有妾媵，所謂一娶九女也。今以妾媵爲妻，是僖公嘗正娶矣。然則僖公果娶何國之女乎？據僖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候于陽穀。又十有七年，經書：「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然則此夫人姜氏再書于經者，豈所謂妾媵耶？其不可信必矣。詩人頌僖公曰：「令妻壽母。」若以妾媵爲夫人，豈所謂令妻乎？又傳嘗譏哀公立妾爲夫人曰：「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矣。」如此則哀公以前未嘗有以妾爲妻者，故知當據左氏事實，以禘而致哀姜，著失禮爲正。
林氏曰：「三傳謂虞、虢爲諸侯，愚以爲非。夫當時諸侯，無小大遠近，皆與魯有朝聘之交、喪葬之及與盟會征伐，虞、虢若實諸侯，安得六十餘年未嘗有事書于經乎？周封諸侯，唯宋以王者之後得封公，其他雖周公、太公之子，亦不過侯爵，虞公安得特封公乎？凡國名必取之於其地。今云虞者，獨取於其字，豈諸侯乎？然則虞公者何人耶？曰天子三公，如周公、祭公之類也。虢君亦然。雖於經無見，然左傳謂之虢公醜，則又何以知其非諸侯乎？凡經書滅國，必曰滅某國；奪邑，則曰取某邑。虢實列國，則何不云滅國，而曰滅下陽乎？故知下陽者，虢公之采地，非國也。不曰晉取者，天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云滅，使若國然。故虞亦不云滅，而但云晉人執虞公。聖人意者，不忍周室之衰，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而微文以見意，猶王敗于鄭，而經乃云陳人、蔡人從王伐鄭，與茅戎戰而敗，經不書戰，而云敗績于茅戎之類也。前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者，罪虞爲首惡也。此書晉人執虞公者，見晉執天子之三公，不道之甚矣。」
林少穎有春秋説數十處，然大抵不純，其書時日月下篇最善。其言曰：「或曰經之書月、書日，豈都無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經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編年爲書，故必書日月以次事之先後。若事無巨細，書月、書日，則事紊而無條矣。勢必先爲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之，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書時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何？人事則朝聘、會遇、侵地、伐國、逆女、乞師，災異則螟、水、旱、無冰、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所謂急者何？祭祀、盟戰，外諸侯、内大夫卒，災異、日食、地震、星隕、火災之類，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間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且日食當日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内大夫卒，亦當日者也，自隱至宣，時有不日者，蓋世遠而簡編有不完者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侯幾百處，書日者數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亦須彼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日焉，然則葬多不以日告者，不可必其日也。以魯國猶有雨不克葬者二，况他國乎？或曰葬而來告，豈有據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晉侯獳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還自晉。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也。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書日以謹惡，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焉。”則以知尊王律諸侯，誅叛黜僭，此出於聖人修經之法也。若夫編年以著代書時日月，以别事之同異，皆循舊史而無所增損焉。」林氏書時月日凡兩篇，此篇最當理，故録以備觀覧。
晦菴先生所以不主張春秋學者，蓋三傳已有異同，而諸家又無定説，所以答門人問，云：「諸家春秋解，某信不及。胡文定公春秋解，某亦信不及。知得聖人意思是如此否？」又謂：「學春秋者多穿鑿。」嘗謂學者曰：「今如此穿鑿，説亦不妨。只恐一旦地中得孔子家奴出來，説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耳。」又曰：「春秋自難理會。」又曰：「此生不敢問。」又門人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个王正月，便説不去。」又曰：「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按先生前後答門人之説，大略如此。所以先生終不肯解春秋者，亦由衆説不齊之故。然亦須曉先生微意，蓋説春秋者，多泥褒貶，先生主意，不欲泥褒貶，是欲矯諸家之失。孫明復説有貶無褒，先生則云：「“晉士匄帥師伐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分明是與他。」是欲正孫明復之失。又當時説者尚新奇，故獨取蘇子由、吕居仁説得較平，是不取過高之失。又如定三傳是非，便見三傳之失。不取諸家，便見諸家之失。此等處亦已分明，但當時胡文定公春秋方爲時所尚，先生若解此經，須是看得處處完備乃可，如此則亦甚難，然先生於大意已得之。澤之用工亦大略如先生所説。又先生謂左氏見國史，事可據，澤亦只依據左氏事實，别無他巧。又澤今日理整此書，亦是伊川、晦菴欲爲而不及者，所以自謂是補續先儒未了之工也。
春秋所以難説者，蓋是去古既遠，多失事情。然公、穀去古甚邇，而訛錯已不一，况其他乎？如魯隱、桓，齊子糾、小白，雖歷世大儒，亦莫能通其説。據何休，以桓母是右媵，隱母是左媵。據澤説，桓母是失禮再娶而非媵。子糾之死，則據論語子路問管仲之事，夫子不答所問，而專論管仲之功。子貢有疑於夫子之言，故又問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可謂善問矣，而夫子亦殊不答所問，乃更推大管仲之功，至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言。學者疑之，而皆不得其説。集注引程子之説以釋疑，以澤所見，此不過用後世大夫、士、庶人之禮，以定尊卑，以斷春秋諸侯，恐未能釋疑而更增疑耳。不知古者諸侯立子，自有定論，乃是論其母之貴賤，初不以年，唯立適而後論年耳。故公羊傳曰：「立子以貴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其義甚明。必如此而後可以杜争端，定民志，是故庶子雖甚長且賢，可以爲君，而適子甚幼，未堪國事，然聖人禮制乃在幼適，而庶長不論也。
春秋關涉大義最緊切者有二事，桓公、子糾，齊陳恒是也。古人立子，皆須論其母之貴賤。諸侯一娶九女，皆有一定之班序。據左傳，齊桓，衛姬之子。杜氏曰：「衛姬，齊僖公妾。」又曰：「子糾，桓公庶兄。」史記亦同。子糾母，魯女。既是魯女，則位次不卑，當在衛姬之上。伊川既不信左傳，而專以年長斷其當立，又不復論其母之貴賤，然則適夫人無子，而媵妾皆有子，倘賤妾有子，而年又長，則當立賤妾之子乎？足以見當時禮制之必不然矣。夫媵妾既多，貴賤無等，寵子争立，而無禮以爲之裁制，將如之何？故九女班序之制，决不可易，聖人所以辯上下而定民志，古人用之，安可廢也？娣媵之見於經者，如堯之二女，其一即娣。紀叔姬是從姊而嫁，亦娣也。伯姬歸于宋，經書三國來媵，則媵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則娣之見於經者，又如此。何休注公羊之説，蓋雖衆多，然於其中，須有上下、貴賤、少長，如無適子而立妾子，則各隨其母之貴賤，而不專以年。若如伊川，以桓公是兄，則以桓公爲當立，而不知非諸侯立子之制也。夫宫閫之制，若非班序、貴賤之分素定，則亦常爲亂階，故何休立子之制，説春秋者决不可廢也。伊川固不屑於此。若澤則不過依三傳可據之文，探諸家禮意之合於人情者，而又别尋向上工夫，則如桓公、子糾之事，亦已明白，初不在於翻倒傳注，而别爲之説也。桓公、子糾事在春秋經傳甚可解，在論語則甚難，既未有人曉得，只當闕疑爲是。所謂向上工夫者，今且略説，蓋古人立子論適不論年長，縱不是適，亦須論其母貴賤。如晉人欲立長君，選擇群公子，亦先論其母。今既不知子糾之母貴賤，已是難斷，所以只當闕疑，但據穀梁先序公子糾，次説公子小白，公羊謂桓公爲篡，子糾貴，宜爲君，此是當時事情。又荀子謂桓公殺兄争國，則子糾是，於次應立。推尋到此，只見得桓公是篡，所以向上更有工夫，推到極處，則聖人之意自見，而論語方可説。又子路、子貢亦只曉得桓公是篡，蓋當時公論不直桓公，所以疑而問。公羊以桓公爲篡。今試立例以推之，謂如齊襄公是適長嗣位，子糾是齊僖右媵之子，桓母却非兩媵之數，乃是衆妾之子，則桓公是篡。若襄公是右媵或左媵之子，而與子糾同母，桓母却是衆妾，則桓公亦是篡。若子糾母是右媵，桓母是左媵，子糾於次亦應立。若子糾母是夫人娣姪，桓母却是兩媵娣姪，則子糾亦應立。此又是一節工夫，上面更有工夫。在澤推春秋如推校日曆相似，分毫不可差忒，推到盡處，自然見聖人之心。然亦有窮極推不得處，却須要悟，如桓公、子糾事，非悟則不化，不化則終礙理。
子糾之事，今更推未盡之説，謂如公子遂生稱公子遂，死稱仲遂，古人名字似此者不一。用此例之，則公子糾生，則以魯君故單稱糾，死稱子糾者，是閔之而稱子也。閔之而稱子，亦所以見桓公不當殺糾，是忍於賊害其同氣。又設令子糾是弟，則以諸侯之制言之，兄殺弟，而弟乃是應立之子，則自應坐篡奪之罪。今止以死書字例言之，則糾之死，是聖人所閔，殺糾者自應有罪，蓋因争國而殺，縱不是篡，亦是奪。或問何以分篡、奪？曰貴賤相去遠，而賤者乃立，則是篡，二傳謂桓公篡是也。貴賤相去不遠，或兩皆可立，而彊有力者得之，則是奪，伊川謂桓公以兄殺弟，亦其類也。所謂兩皆可立者，謂子糾若是姪之子而年幼，桓公是娣之子而年長，則二人必争立，勢無兩全。王道脩明之時，自應聽命於天子。今天子既不能治諸侯，則彊者必立，弱者必死。雖王制不行，而公義裁之，豈得無所曲直？設令是子糾立而殺桓公，其罪亦然，故用伊川之説推之，桓公終不免，罪在王法所當黜。若以二傳推之，則子糾長而貴，桓公是篡，無他説也。明者於此詳而察之，而又有所悟焉，則聖人書法始明，而論語召忽、管仲之疑釋然矣。
晦菴論里克一事，云：「後來殺奚齊、卓子，亦自快國人之意。且爲申生伸冤。」又讀胡文定公春秋，「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引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又曰：「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又讀「晉里克弑其君卓」，曰：「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澤謂里克實是已弑二君，不煩多説，獻公用荀息爲卓子傅。今里克殺荀息，只以大夫專殺，已是應誅，若更殺君之二子，則一身不足以償三罪，又何用設爲枝蔓之説，以求奇乎？先儒是要推本獻公殺申生之事，里克又是傅太子之人，其意欲爲重耳、夷吾之地，故疑里克可以不死，不知事變則情遷，在獻公時，則爲寵待淫嬖殺、逐諸子，絶滅綱常。在奚齊、卓子之時，則是繼世之君，爲臣子所弑，豈容執泥前事乎？澤於二禮，甚費考索，周易頗復象學，然猶不敢自以爲能，亦不敢多議先儒，唯春秋一經，先儒亂説，遂使聖人本旨，幾二千年而不明，故不得不以斯文爲己任也。
「公四不視朔。」杜氏謂：「十二公不視朔，唯此書者，以見公疾久，且明非詐。蓋當時齊欲與公會，而公有疾。齊侯曰：“請俟公間。”」杜氏所云，得其事情矣。四不視朔，則不視朔者四月耳，明疾愈則復常，非遂廢禮也，而論語集注乃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亦似失之太快。
嘗見吕氏説楚子麇卒，以爲楚靈王未嘗弑君，故經不書弑。此殊不解事。若如此，則是左氏妄加人以弑逆之罪，便當删去傳文若干。又此一事不可信，則其餘皆可棄擲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此事以爲貶楚不當納亂人，亦未嘗不可，但恐聖人所重在存國。唯不滅陳，故二子得納。此是聖人忠厚愛人，存亡繼絶，樂與人爲善者。若以爲貶，雖未必不通，然却狹了聖經也。蓋楚伐陳，本以討徵舒，納公孫寧、儀行父爲説，今殺徵舒而却縣陳，則二子無所歸，是楚食言矣。唯不滅陳，故二子得所歸，故詳書之，所以予楚。此是聖人用意深處，當精思之，不可只於皮膚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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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乎」，四庫本、通志堂本皆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