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 趙汸 編
論春秋述作本旨
前漢藝文志：「凡春秋二十三家。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澤謂此篇叙孔子作春秋與左丘明觀國史之説，大得之，又謂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此説尤當。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于策，須先禀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又書則皆在大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據策書事體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蓋當時史法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欲乘此機，託之以正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脩改？史官若不禀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大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爲，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决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禀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也。
夫子見周衰，紀綱廢壞，平王以下，王室遂微。自此，伯者迭興，其勢盛彊。雖桓、文有輔翼尊周之功，然爲義不盡，寡弱王室。計其一時之盛，雖若可觀，然大抵苟且一時，誠不足以善其後。是故齊之伯也，釋晉里克及魯慶父。弑君之罪而不誅，君臣之道，遂以陵替。晉之伯也，削王室之地，召王于温，而使諸侯朝之。名分之壞，孰有甚於此者？襄公以後，雖數世爲諸侯長，然觀其施設，大抵皆緩篡弑之罪，縱人臣之惡，開禍亂之門。逮其末世，釁起蕭牆，堅冰已至，於是韓、趙、魏、智氏力敵，而分晉之兆乃成。田氏得志於齊，而篡滅之惡已著。魯之公室，亦遂衰微，大夫失權，陪臣執命。推原其弊之始，雖欲不罪齊桓、晉文，得乎？觀齊、晉之寬縱不討弑君之罪，後之子孫亦因此而亡，則報應之理，曷嘗不明？利欲之末流，其害如此。嗚呼！齊、晉之事，既已莫救，而來者效尤不已。天下之大，有臣無君，禮義消亡，風俗頽弊，日趨日下，莫知所止。聖人憂焉，遠則激於陳恒，近則傷於麟獲。雖有變魯至道，興東周之志，而未嘗有一日之權，是以不獲。已而觀乎國史，以作春秋。書既成，而亂臣賊子懼焉，則其效驗著於當時，而功用行乎百世。禮以濟其怒，仁以行其權。用大智，而天下後世莫能知其心即堯舜之心，其事近乎湯武之事，不動聲色，而使讀者莫不敬懼心服。不言而化，不疾而速，不怒而威，揭綱常於一朝，叙彝倫於萬世，方諸湯武，顧不盛歟！
周自平王東遷，微弱不振。至孔子時，微弱已甚。孔子雖聖人，然在當時，不過魯之臣子，周之陪臣也。憫周之衰而拯救之，故託魯史以明大義於天下，以周之法而治周之諸侯爾。吾觀聖人拳拳於周室，常有興東周之心，而於文王、周公，蓋夢想若將見之，其心於周室至矣。學者當虚心以求聖人，則庶幾有以得聖人之心，而後春秋之正説可得而伸也。史紀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大抵聖人未嘗不褒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孟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謂無其位而不敢當，故謙辭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王者賞功罰罪，雖或不當，然猶是號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壞，夏、商皆然，惟東周自平王微弱，不復能制馭諸侯，而後上下之分陵替，禮義幾於澌盡。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時天子能統諸侯故也；始於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植綱常也。
春秋皆是處變，常者易處，而變者難處，故春秋非聖人不能作。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是看春秋之要。孔門高弟，惟顔、曾學力已到庶幾可與權者，此外如有子，亦頗知通變，游、夏雖高弟，却恐未及。春秋兼正、變，然大抵變多於正，多是從權，故非聖人不能作，非孟子、諸大賢不能透徹，公、穀費盡心思，無大益也。
春秋本是一貫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萬事，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學春秋者，竟未知其爲一貫也。
春秋如正例、變例之實，此是澤破近代諸儒春秋不用例之説。三傳皆用例，雖未必盡合聖人，然不中不遠。近時説者，則以爲夫子春秋非用例，若如此，則夫子作春秋，止是隨事記録，止如今人之寫日記簿相似，有何意義？惟其有正例、變例，方可推求聖人本意，且如某年、某時、某月、某日、某國、某人滅某國，此分明是惡其以無罪滅人之國；又如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此人雖有罪，然是公族，觀聖人之意，是以恩録，不以罪殺恩，所以示敦睦宗族，忠厚之道，亦是以二子，故此是變例。如此看，方稍得聖人之心。若説聖人止備録，使人自見，則但是史官皆可爲，何以見得春秋非聖人不能作？又嘗見近世作宰相者，用人之際，不肯拘例，曰：「若用例，則一堂吏亦可爲宰相。」此説固是，然亦偶遇可以不拘例之人則可，若一切皆不用例，則有司又何所守乎？春秋之不可無例，亦猶是也。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夫子感麟之出不以其時，虚其應而失其歸，又傷己之不遇，無以自見於世，乃據魯史而作春秋，以治亂臣賊子奸名犯分之罪。其夏適有陳恒弑簡公之事，夫子若釋而不問，何以誅姦凶於既往、遏亂賊於方來乎？所以雖已致仕，不敢憚煩，特重其事，沐浴而朝，告於三子，請正討賊之義。魯之君臣雖不從，然亂臣賊子始知所懼，而後討賊之義例始定。然事雖不行，而爲惡者已知所懼，惴惴焉亦惟恐人之議己，是夫子一告之頃，已足以匡天下之亂矣。此沐浴告君，所以爲二百四十二年討賊之義例也。
陳恒之事，魯若任孔子，亦不得不用魯衆加齊半之説，蓋聖人德義雖孚於人，然亦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豈得全然不論兵力？故當斟酌事情與彊弱之勢以告君也。
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始脩春秋，明年子路卒，又明年孔子卒，則是此書成得年歲間，而孔子没也。當時門弟子，見者必少，蓋此書亦難以泛然視人，想夫子没後，弟子方見之。
論魯史策書遺法
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爲説。若左氏所説，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贊者，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然不同故也。
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此杜氏説。大抵春秋時，史法頗難，爲史官者，亦只當直書，中間違禮、得禮皆有之，亦是時使之然。記事者只得如是，不可律以夫子書法。見夫子簡嚴，便謂史法，非是也。夫子之春秋，不可以史法觀。後世作史者只當用史法，不可模擬聖人也。胸中權度不如聖人，則予奪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當直書爲得體。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於典禮者尚少，故夫子截自惠公以後者，所以撥亂也。
春秋書法，自書契以來所無。舊史固是周公之遺法，然常法也，王政不綱，而後怪證[1]百出，弑父與君，無所不有，而紀綱法度，俱已蕩然。分限既踰，無一合於古者，而史法始難乎紀載矣。若非聖人删修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亂穢雜，而無所折衷矣，天下後世，安所取正哉？
凡史官書法與刑官論刑，大體固不異。如趙盾之事，以法言之，則穿爲元惡，盾若不知情，當只坐中途聞難而復不討賊爲罪，然此罪亦已應誅，蓋元惡若與盾非族黨，盾亦不能逃匿庇凶逆之罪，其迹亦當與知情同。今穿既是盾之族黨，盾若誅穿，尚難以自明，况庇而不誅，則盾與穿同惡同罪矣。以位言之，則盾爲執政之卿；以族屬言之，則盾爲從父，是固不可得而末减者。若以董狐書法言之，則爲國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不論知情與否，皆同弑君，書穿則盾之罪不明，書盾則與穿同論。史法與論刑，其實亦不大相遠也。
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爾，無有伐國、滅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既壞，史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餘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即位，是先君失禮，爲魯亂之本。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歸仲子之賵，則失禮顯然。祭伯來，則不稱使。舉一年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
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亦自顯然易見。三桓是桓公、文姜之子，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不有怒？然却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説。澤嘗謂此處是看春秋緊關，若透得此關，則春秋甚易説，不透此關，則縱饒説得好，亦多是彊説而已。
説春秋，必須兼考史家記載之法，不可專據經文也。若專據經文而不考史，則如滅項之類，如何見得？
史者，事也。經者，理也。先儒於春秋，亦多所益，而莫能總其要歸，其於史官記載之體，聖人筆削之法，蓋未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於經則失之於史，得之於史則失之於經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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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證」，四庫本作「誕」。
論三傳得失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在史官者，則丘明作傳；在高弟者，則一再傳而爲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間有訛；在高弟者，則不見事實，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間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酌而論之，則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理間有可觀，則雖説得大公至正，於經實少所益，是經雖存而實亡也，况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則春秋益不可曉矣，故舍事實而求經，自公羊、穀梁以後，又不知其幾公羊、穀梁也，然則春秋之道，何時而可明邪？
左丘明，或謂姓左丘名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其名。澤謂去古既遠，此以爲是，彼以爲非，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則夫子修春秋，蓋是徧閲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始可筆削。雖聖人平日於諸國事，已素熟於胸中，然觀聖人入大廟，每事問，蓋不厭其詳審，况筆削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夫子於此，尤當詳審也。又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嘗爲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自歸魯以後，知其已老，道之不行，始志於此。其作此經，蓋不過時歲間耳，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如是之速哉？切[1]謂夫子聖德已孚於人，魯之春秋，雖史官亦知其舛謬，非聖人莫能刊正，是以適投其機，而夫子得以筆削也。觀夫子與魯樂官論樂，則知樂之所以正，亦樂官有以推贊之。又或出於時君之意，亦未可知也。然策書是事之綱，不厭其略，特其節目之詳，必須熟於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以示學者，則雖高弟亦猝未能曉，若在史官，則雖亦未能盡得聖人旨意，然比之於不諳悉本末者，大有逕庭矣。故切[2]獨妄意從杜元凱之説，以爲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雖識見常不及，然聖賢大分，亦多如此。
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人是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閲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如此之篤。
左氏乃是春秋時文字，或以爲戰國時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時文體。戰國文字粗豪，賈誼、司馬遷尚有餘習，而公羊、穀梁則正是戰國時文字耳。左氏固是後出，然文字豐潤，頗帶華艶，漢初亦所不尚，至劉歆始好之。其列於學宫最後，大抵其文字近禮記，而最繁富耳。
後漢書成於范曄[3]之手，便有晉、宋間簡潔意思。堯、舜三代之史，成於司馬遷，便有秦、漢間粗豪意思。若以爲左氏是戰國時人，則文字全無戰國意思，如戰國書戰伐之類，皆大與左傳不同，如所謂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擊等字，皆左傳所無，如「將軍」字，亦只後來方一見，蓋此時「將軍」之稱方著耳。
「臘」字，考字書，别無他義，只是臘祭耳，從巤者，蓋取狩獵爲義。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如三王之王，不知帝世，已有此名，至禹始定爲有天下之稱也。後儒不深思，則謂秦始稱臘，學者便據此以疑左傳，此何可信哉？韋昭謂古「車」字音尺奢反[4]，居音。其誤皆類此。
戴宏序春秋傳授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據此則公羊氏五世傳春秋，若然，則左氏是史官，又當是世史，其末年傳文，亦當是子孫所續，故通謂之左氏傳，理或當然。
穀梁如蔡人殺陳佗，曰：「何以知其是陳君也？两下相殺不道。」又如二年，宋督弑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亦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凡若此類，皆是用測度之辭。蓋是當來得之傳聞，不曾親見國史，是國史難得見之一驗。又公羊是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訛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是有傳授，然自傳授之師，已皆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非史官則不能如此；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公羊襄公元年，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與穆姜，則不知其爲宣夫人歟？成夫人歟？」他如此類甚多，此乃不見國史之明驗，故二傳事，多不可據。
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爲楚人，此執一偏之説，而未嘗虚心以求故也。凡作史，必須識大綱領，周雖微弱，終爲天下宗主，故當時作史，必須先識周事，其次莫如晉、楚，國大而各有所屬，若得晉、楚之事則諸國之事，自然易舉矣。然晉、楚之事詳於周者，蓋周室微弱，號令不及於諸侯，而事權皆出於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也。他國如齊、如鄭、如宋、如衛，事亦最詳，齊是魯鄰，鄭亦同姓，事關齊、晉、楚諸大國，宋是先代之後，衛是兄弟之國，交際之分深，故事亦最詳也。如秦、如吴，事頗略，後来吴事稍詳者，漸以彊大，侵陵中國，而魯常與之會盟故也。當來丘明作傳，以明孔子之經，若不博采諸國之史，則此傳何由可成？今却以爲載楚事詳，遂謂之楚人，其亦未嘗深求其故，祗見其可笑耳。今止以晉、楚之事言之，則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及趙武、屈建、公子圍爲宋之盟，均載晉、楚之事，辭意之間多與晉而抑楚，而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其與諸國盟會事最爲多，而謂楚事最詳，其亦不思之甚。凡疑左氏，他説似此甚多，然亦不足深辯也。
説春秋者，多病左氏浮誇，然其間豈無真實？苟能略浮誇而取真實，則其有益於經者，亦自不少也。學者最忌雷同是非，世人多譏左氏，而澤於左氏往往多有所得，故不敢非之。
左氏援經繫傳，後人見其有乖忤處，多不信其傳，豈可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特不知左氏，亦並不知經。[5]
魯隱公不書即位，穀梁謂之讓桓不正，左氏以爲攝，而不明斷其是非。然既謂之攝，是有先君之命，非諸大夫扳而立之也。應立而讓，則謂之讓；不應立，故謂之攝。桓母素貴，稱夫人故也。惠公晚年再娶，雖是失禮，然須是有王命，然後可以成其爲夫人，所以經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室知有仲子者，是將娶之時，已請命于王。王之此舉，雖亦失禮，然乃是爲桓公之地以見桓母素貴，則桓公當立耳。又據左氏，「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如此，則惠公已立桓公爲太子，隱公之立，不過承父命，攝以奉桓，安得謂之讓哉？
宋武公生仲子，以手文之瑞，故魯欲聘爲夫人。然惠公前已娶孟子，蓋已數十年，及晚而再娶仲子，既不可有两適，又難同姪娣，又非是待年於父母家。當時宋人蓋要魯以爲夫人。魯之娶仲子，蓋已先告於天子。若不獲命，則宋人必不與。天子既許，魯乃以夫人禮聘之，則仲子必素貴，與隱母不同。此雖失禮，然却是事之情實。何休以爲隱母是左媵，桓母是右媵，亦不過測度之辭，此亦非是。隱母乃是媵，桓母是失禮再娶耳。既娶而生桓公，未幾而惠公没。隱公之攝，實出於先君之命，使之攝而俟桓長。傳稱惠公之薨，有宋師，太子少，是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夫桓公既已正太子之位，則隱公之攝，乃父命明矣。然則隱雖欲不讓，烏得而不讓乎？又宋魯爲婚姻，而惠公未葬，宋來伐喪，此何故也？豈非以桓公、仲子故邪？夫太子少而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内有國人歸嚮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隱果不賢，亦未敢遽奪之也，而况隱之志本能讓乎？穀梁以爲讓桓不正，此不知當時事情，若在當時，必導隱公爲亂，非殺桓公母子不可得國，而隱亦終必不免。此穀梁春秋開卷第一義，最謬者也。若從左氏、公羊，則合事情，而隱之賢終可取。
穀梁謂隱公不當讓，此不逹禮之變，而亦不知當時事情。儒者生於後世，而追斷古事往往不合者，不逹事情故也。使穀梁生於斯時，則親見當時國人之情，知惠之貴桓，見桓母之存而國人貴之，隱公母事之，而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隱公讓桓之舉，實爲能遵先君之命，則自不敢如此説矣。若使穀梁生此時，見此事，而左右隱公，使之自立，則是導人爲不義。此説一萌，不論事之濟否，而隱公讓桓之美意壞盡矣，故儒者若欲追論古人，必若身親見之、親當之，則自然合事情，而無過論也。聖人所以異於人者，蓋雖一切以禮義爲斷，然未嘗迂遠而拂事情。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三代立子之法，必禮經之言也。
公羊以尹氏爲譏世卿，説春秋者往往從其説，而深闢左氏之妄。澤以爲經所書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創書。凡史書之法，告則書。假令果是尹氏，則所以得書於魯史者，以其來告故也，豈有譏刺之意哉？夫世卿固當時之弊，然其來已久，推而上之，則堯、舜、夏、商亦皆然，但側微者亦逹，隱德者必彰，不純用世家耳。世卿之弊，極於周末，人情亦皆厭之，故有譏世卿之説，然春秋治奸名犯分者耳，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周之世卿，則書一尹氏之死而乃深寓譏刺之意，豈不深險之甚哉？
古策書之體甚嚴，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天子之世卿，便須考究尹氏名某，既是周之卿，却爲何官？與魯有何交故，乃因卒而登載於魯之史策？既已不知來歷，又何以知其爲譏世卿？或曰尹氏者，天子之公卿，嘗與先君惠公有盟會，故本以名赴，而變文書氏以譏之耳。曰二百四十二年，策書之薨卒，惟夫人書氏，即無男子書氏之例。婦人所以書氏者，所以别同姓。若魯昭公、吴孟子，便不可赴同姓之國，故婦人以氏爲重。其天子之卿、大夫既卒，若與魯有故而來赴，只應曰某官某卒。若曰赴以尹氏而不稱名，則决無之。若曰赴本以名，而夫子特改稱氏以譏世卿，則是夫子始變動赴告策書之制，使二百四十二年之例忽改自王臣，不然則寓貶之意究属朦朧，使後人惑於男女不辨，夫子斷不出此也。[6]公羊、穀梁不見國史，故所載之事與左氏不同，亦多是臆度之辭耳。公、穀之訛，本非容心，蓋不見事實而得之傳聞，亦無足深咎。但後之學者，[7]既見左傳事實，則當依據，而諸家説者，乃更采二傳之事以釋經，如尹氏卒、夫人子氏薨是也。夫所謂尹氏者，謂天子之大夫，書此者，所以譏世卿也，而不知當時國史本無尹氏卒之事。又世卿，周中世以後之通弊，亦非朦朧書一尹氏所能救，聖人褒貶之法，豈若是深晦不明之甚哉？所謂夫人子氏卒者，穀梁以爲是隱公之妻，不知左氏據國史，子氏實非隱公之妻。所以知其非隱之妻者，隱公當國，凡事謙讓，不肯自謂爲君，故史不書即位，改葬惠公，公亦弗臨，衛侯來會葬，亦不相見。蓋皆承父之志，爲桓公之地，既已如此，無緣却以夫人禮喪其妻，又况惠公即無爲子娶宋女之事。惠公在位久，故先娶孟子，後娶仲子，以其是國君故也。隱特庶子耳，何得與父皆娶宋女乎？故知説春秋者，當據左氏事實，不當更惑他説。所以知「尹氏」當作「君氏」者，此蓋是省文法，猶曰君之母夫人某氏云爾。既不純用夫人禮，本難以書，而又以君故，不可不書，是以變其文而書法如此。所以知夫人子氏薨當是桓母者，惠之末年，再娶仲子，惠公之薨，仲子猶在。仲子素貴，當時臣下皆以君位當屬之桓公，故隱公攝以待桓公之年長而授焉，此三傳所通知，則仲子之卒，理應書之史策，無没而不書之理。若據公羊以爲是隱母，穀梁以爲是隱妻，則仲子之卒不見於經，是隱傲然自以爲君而黜桓，不得爲讓國矣。若據左氏，則惠公末年失禮再娶，娶而生桓公，未幾而公薨，蓋遺命使隱公攝而俟桓之長。隱攝之，明年，桓母卒，隱將成桓之爲君，故於桓母之卒，用夫人之禮。及免喪，則考仲子之宫，而初獻六羽焉，此最爲可信、可據，蓋由公、穀不見國史，未足深怪。後之學者既通考三傳，則當有所决擇，去其害義者，豈可故從不根之説，以瀆亂聖經乎？
「齊人伐衛，衞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若據經文，有何意義？及考左氏，然後知經文乃是罪齊，凡左氏有益於經，皆此類。
春秋難通者不一，只如單伯送王姬，經文與二傳亦不同，一以爲送王姬，一以爲逆王姬。又據左傳，則單伯是天子大夫，據二傳則單伯是魯大夫，魯使之逆王姬也。此一事，經、傳皆異，但左氏見國史，則魯實無單伯，實是周大夫耳。然書單伯送王姬在前，書築王姬之館于後，却又似是單伯逆王姬，爲是逆而後築館焉。於事亦似順，此春秋所以難説。及思之積一二十年，然後知左氏經傳爲是，此處頗有曲折，留以爲諸生學問辯難之地。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氏曰：「不稱姜，闕文。」此杜氏之失也。不稱姜，省文，從可知耳。又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爲已甚矣。」此語亦失之，哀姜以淫亂致慶父之禍，兩君遭弑，國幾於亡，魯不能容，出孫于邾，安可聽其稔惡不討乎？般及閔公皆其子，子無討母之理，然則權其宜，當屬之齊，故齊人殺哀姜不爲過。凡左氏之失類此，然其事却可據，不可因噎而廢食，斯善讀左傳者也。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曰：「譏以妾爲妻。」穀梁傳曰：「立妾之辭。」三傳所説不同，當以左傳爲是。二傳揣度，不足據也。按左氏，哀姜私于共仲，共仲因此遂欲自立。及共仲弑閔公，故哀姜孫于邾，齊人殺之，而以其尸歸。故僖公立，而請其尸於齊以葬。此皆事之情實，見于經傳者，具有血脉。但夫人雖得以禮葬，然於禮典，不應入廟與享。及八年禘祭，遂以夫人與享於廟，因致之于莊宫。左氏譏其非禮者，爲其不當致而致，違周公之禮也。夫夫人之薨焉，有不在寢者。不在寢，非姦則亂，故絶之，使不得配先君、與祭享。此聖人所以正家謹禮，垂訓于後。而僖公以區區之仁，違禮犯義。厚則厚矣，其如先君之禮法何？此事本末甚完，不可更從他説。
左傳趙盾事，首尾皆實，惟越境乃免，語意不備，故學者多疑之。若曰越境不反乃免，則語意備矣。又趙盾之罪，與欒書、中行偃不同。書、偃親爲弑逆，然經却又只書晉弑其君，又不曾書討弑君賊，當是時莫是書、偃爲政，[8]而别不曾討賊，則弑主非書、偃而何？此等處，雖欲不信左傳亦不可也。若歐公只據經文，則書、偃得免於弑君之罪，如此却出脱了多少惡逆之人。澤於此等處，用工數十年，甫乃得之，須俟一部春秋筆削本旨成，而後其説乃定。今固未可盡發其機也。
左氏「罪在寗氏」之説，澤數年前，猶深闢之，以爲甚贅。及後豁然既有所悟，然後知其謬誤乃在澤，不在左氏。然則讀書而不深思，乃率意譏議古人，大不可也。
公羊傳「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公羊此處有斷制，亦看得稍活，不窒滯。凡春秋最難明者，是篡弑。穀梁「陳殺其大夫洩冶」，「稱國以殺，殺無罪也」。澤謂穀梁此例，則不知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及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晉殺其大夫里克、晉殺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崔杼，不知如何分别，此春秋所以難説。
春秋所以難明者，蓋春秋是事，易涉訛謬。今同居一城府，城東之事，城西忽爾妄傳，况於春秋列國事最繁，傳聞者有遠近、詳略、真僞，或雜以好惡，即乖其實，如齊東野人之流，蓋不一而足也。公羊、穀梁所據之事，多出於流傳，非見國史，故二傳所載，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間却有老師宿儒相傳之格言，賴此二傳以傳於世，辯之亦易也。較之左傳記事有本末，真可以發明聖經，則相去天淵矣。
春秋當詳考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而三傳去聖未久，已多異同。如魯隱公不書即位，左氏、公羊以爲是攝，穀梁以爲讓桓不正，三者所見各不同。君氏卒，左氏以爲隱公之母，二傳以爲天子之卿。夫人子氏薨，一以爲惠公妾母，一以爲桓母仲子，一以爲是隱公之妻，遂使三世母妻不辯，汩亂人倫。説春秋之最謬，未有甚於人倫不辯者。僖公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一以爲立妾母爲夫人，見廟。一以爲哀姜有罪，既没，不得入廟，故因大禘而致之，使得與享。一以爲僖公立妾爲妻，因禘而廟見。蓋此一事，或以爲生，或以爲死，或以爲妾母，或以爲妾妻，或以爲適母哀姜，其間非無正説，但爲曲説所蔽耳。
據凡例，考國史，説三叛人名之類，此左氏有益於經。舉大義，正名分，君子大居正之類，此公羊有益於經。桓無王、定無正之類，此穀梁有益於經。
公羊名義亦多，如七缺之類，不可廢。所謂七缺者，如「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澤舊未見此説，却頗與之合。
晦菴言：「春秋制度大綱，左氏較可據，公、穀較難憑。」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又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是如此。」又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
朱子説三傳，以爲左氏見國史，但義理未明，公、穀大義正，却未見國史，此言最要切。又蘇子由教人讀左傳，只是據其事實，而以義理折衷，此亦最爲簡當，學春秋者，不可不知也。
* * *
[1] 「切」，四庫本作「」，通志堂本作「」。
[2] 「切」，四庫本作「」，通志堂本作「」。
[3] 「曄」，四庫本作「煜」。
[4] 「反」，原作「無」，四庫本、通志堂本皆同。經典釋文卷五引韋昭曰：「（車）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今據改。
[5] 「左氏援經繫傳……亦並不知經」，元刻本字迹模糊，今據通志堂本補，四庫本作「左氏之作傳也，後人見其有乖忤處，多不信其傳，豈可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惟不知左氏，亦並不知經」。
[6] 「使二百四十二年……夫子斷不出此也」，元刻本、通志堂本皆闕，據四庫本補。
[7] 「公羊、穀梁不見國史……但後之學者」，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8] 「越竟……爲政」，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補，四庫本作「越竟有罪乃免，則語意備矣。又趙盾之罪，與欒書、中行偃不同。書、偃親爲弑逆，然經却又只書晉弑其君，又不曾書討弑君賊，當是時莫是書、偃爲政」。
論古注得失
杜元凱作春秋經傳集解之外，自有釋例一部，凡地名之類，靡不皆有。此自前代經師，遞相傳授，所以可信，而學者開口只説貴王賤伯，内夏外夷[1]，尊君卑臣，如事物名件、地理遠近、風俗古今之類，皆置不問，如此則焉往而不疏謬乎？近嘗見一家解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謂是譏其遷延次宿，不急於救。若澤解此事，便須先考究雍榆地屬何國，去晉、魯遠近幾何。凡師出裹糧，所經過之國，勢須假道，告以救晉之故。又當考究當時救晉者有幾國。今經皆不書諸侯救晉，而獨魯遣豹，次于雍榆，豈得以遷延不救爲罪？且夫救晉者獲貶，則安居坐視者，率皆可褒乎？其非經旨决矣。其不足取信，抑又明矣。[2]推變例以正褒貶，信二傳而去異端，此杜元凱所得，可以爲法，[3]傳之萬世而無弊也。蓋事之異同，雖有其例，而必以義爲斷，方與聖經不背。[4]今人却去了「義」字，只説元凱以例説經，亦可歎也。
杜元凱説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背違經旨處，然穿鑿處却少。如説「春秋」二字，云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如説「東宫」二字，杜氏却云太子謙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宫。他人於此等處必不取，然澤却取之者，以其説簡質正大，有所包含，非穿鑿之比。
杜元凱信左氏，澤亦只是信左氏，但立意却微有不同，亦只是毫釐之差，中間却有大相遠處。年四十時，周正之説已分明。至四十五六，春秋忽大有所悟。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杜氏遂分春秋之事，以類相從，推之以合此五者。然不知有一事而備數義，杜氏蓋未之思也。凡此皆拘滯，而失春秋之大指焉。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此是予忽也。予忽，正也。世子則明當爲君；明當爲君，則突之彊暴簒奪可見矣。杜氏以爲貶忽，非也。
魯僖公夫人姜氏，杜氏以爲是齊桓公兄弟同出于齊僖。據傳則僖公即位之初，距齊僖之後四十年矣，元凱何不思之甚歟？若以爲是齊襄公女，則於適母哀姜爲妹，父子同娶於齊襄，亦恐無此理。若以爲是齊桓女，則於事體無嫌，何故經傳皆不載其事？又况齊女素貴，魯若無慶父之難，則僖公不過庶公子耳，彼豈肯嫁庶公子乎？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説者遂謂立妾爲妻，其誣罔甚矣。夫姜者，齊姓。僖公既未嘗娶于齊，何故有姜姓娣姪，立以爲妻乎？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則昭以前，皆須請命于周，無立妾之事。又傳稱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如此則謂僖立妾致廟以當廟見者，豈非誣罔之甚哉？曰：「然則此夫人姜氏兩書于經者，誰女也」？曰：「去古既遠，雖無明文可憑，然以意推之，疑是子糾之女耳。」子糾死，而其妻孥在魯。僖公爲庶公子，年長，故得聘其女焉。事既在前，經傳無由得見，然則姜氏自與齊桓爲讎，但僖公却又與齊桓共修伯業，以翼戴天子，所以同會齊侯于陽穀，[5]又會齊桓于卞，以桓公是叔父，焉可無勞？爲其舊有讎怨，故須久而後見。[6]此固無明文，但以胡文定推論哀姜事例之則，有可信之理耳。[7]蓋春秋是事，須先考事實，而後可以求經旨。若不得其事之實，而遽欲評論是非，則如杜氏之詳密，亦不免於誤也。
魯十二公，惟莊公、成公是適，然獨莊公經傳皆見，成公則經傳皆無明文，但據杜氏，以穆姜爲成公母，穆姜是宣公夫人，則成公當是適，然經既不書成公之生，則杜氏之説亦未可據也。又陸氏作音義，十二公惟成公不書母氏，蓋經傳無所據故也。然又有説春秋諸侯會盟征伐多故，設令是適長，而始生之時，君或在外，亦不得行舉子之禮，此又以事情知之。
説春秋，如杜預、范甯儘精詳，蓋猶是推究書法，有所憑依，特識見尚有未到，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近世説春秋，謂孔子用夏正。考之三傳，未嘗有夏正之意。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若果用夏正，則何氏自應張大其事，今其釋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惟「西狩獲麟」，解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詳其説，亦只謂孔子書狩於春者，以周之正月、二月是建子、丑之月，於夏時爲冬，故書狩。夫以春而書狩，此何氏所以謂之去周正而行夏時，蓋緣此年不書王正月而止書春，故何氏有此論。然以前二百四十一年，皆据周正以解公羊矣，獨此年有此論，亦所謂立異論之一者。又按何氏云：「絶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絶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又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没，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絶。”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衍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觀何氏此説，怪誕穿鑿，則無怪其於春秋之終而謂孔子改周正也。然何氏亦只謂此一年耳，而近世説春秋者，遂謂周不改時，又謂二百四十二年，皆用夏正，大失聖人尊王之旨，豈非何氏作俑之過哉？
「齊人取子糾，殺之。」穀梁以爲千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范甯序謂：「穀梁以不納子糾爲内惡，是仇讎可得而容。」又注引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8]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晩，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君釋之曰：「於讎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甯謂：「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晩，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内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内之大惡，不待貶絶，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内之言，傳或失之。」澤謂鄭君之説，雖或未備，然大抵却是委曲推究，與近世説春秋者不同。范氏「讎，無時而可與通」之説，雖若正大，然不察事之情實，而失之執滯也。若果不可通，則此後桓公伯諸侯四十餘年，率諸侯以尊王，魯亦常在其中，却如何説？夫鳥獸行，殺桓公者，齊襄也。齊襄之罪，王法所當誅。王室既不能誅，魯力又不足復讎，而襄公已爲國人所弑，則魯又如何欲遷怒餘人乎？子糾、桓公乃僖公之子，襄公之弟，聖人蓋恕魯力之不能復讎，而深責其不當與讎通，故已屢書而致其意矣。及讎人貫盈而自罹於禍，國内無主，魯若於此時奉糾而立之，誅其凶亂，則亦庶幾可以雪恥。此實無害於義，惟莊公之意，亦豈不欲如此，然第失事機，故非但無益，而更取敗耳。若如此看，則春秋始可通，而無執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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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夏外夷」，四庫本作「詳内略外」。
[2] 「其不足取信，抑又明矣」，元刻本、通志堂本皆闕，據四庫本補。
[3] 「推變例以正褒貶……可以爲法」，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4] 「傳之萬世而無弊也……方與聖經不背」，元刻本、通志堂本皆闕，據四庫本補。
[5] 「業，以翼戴天子，所以同會齊侯于陽穀」，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6] 「焉可無勞？……久而後見」，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補，四庫本作「焉可無勞？爲其夙有讎怨，故須久而後見」。
[7] 「論哀姜事例之則，有可信之理耳」，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8] 「郜」，四庫本作「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