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赵汸 撰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书元年,自隐公始;《春秋》书王正月,亦自隐公始。元年云者,谨人君继世体元之始也;王正月者,谨天下奉周正朔之始也。一则存一国之体,一则存一王之体,《春秋》严矣。

无骇帅师入极,柔会宋公盟于折【隐二年、桓十一年】

《春秋》以前,征伐之权不下于大夫也,而大夫专兵自无骇之帅师入极始;《春秋》以前,礼乐之权不下于大夫也,而大夫专盟自柔之会宋公盟于折始。圣人于无骇去其氏者,谨大夫专兵之始也;于柔去其氏者,谨大夫专盟之始也。

齐侯、宋公会于北杏,宋、齐伐郳【庄十三年、十五年】

伯主专天下礼乐之权,自齐桓北杏之会始;伯主专天下征伐之权,自齐桓伐郳之役始。《春秋》于北杏之会,书四国之君者,谨其从伯之始,所以不与伯主以礼乐之权也;于伐郳之役,加宋于齐之上者,谨其搂诸侯之始,所以不与伯主以征伐之权也。

齐侯、郑伯盟于石门,蔡侯、郑伯盟于邓【隐三年、桓二年】

齐、楚争郑之势成于庄、僖之世,而其机萌于隐、桓之时。《春秋》书石门之盟者,谨郑从齐之始也;书于邓之会者,谨郑惧楚之始也。

滕侯、薛侯来朝,公及齐侯、郑伯入许【隐十一年】

《春秋》书朝三十六,而滕、薛之朝为之始;灭国三十六,而灭许为之始。是邦交、兵交之变也。非天子不旅见于诸侯,而旅见于诸侯可乎?许无罪而覆宗亡国,至分为东西偏,亦亡矣。《春秋》特以旅见书,忧朝觐之始变也;不以灭许书,而以入许书,忧封建之始坏也。是特笔,也是隐辞也。

公至自唐,公至自伐郑【桓二年、十六年】

戎盟唐而至自唐,为致会之始;伐郑至自伐郑,为致伐之始。交戎人于会盟者,非义之礼也;纳厉公于会伐者,非义也,威也。鲁虽有非义之礼,而《春秋》则不忍亏中国之礼,故书至自唐,危之也;鲁虽有非义之威,而《春秋》则不忍亏中国之威,故书至自伐,不得意,皆谨始之书也。

季孙行父(止)战于鞌,季孙宿、叔老(止)会于向

《春秋》以来,大夫帅师者有矣,未有四卿帅师者也。四卿帅师,自成公二年于鞌之战始;大夫列会者有矣,未有二卿列会者。二卿列会,自襄公十四年于向之会始。《春秋》之法,将称元帅,使举上客,而二卿列会、四卿帅师,所以著大夫之张也,亦所以谨其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西狩获麟。

《春秋》之作,所以明王道者也。大而礼乐刑政,圣人盖律之以文武成康之盛;小而纪纲法度,圣人亦律之以文武成康之盛也。盖甚欲王道之复行于天下也。作始于王正月之一语,以王道正《春秋》之始也,以为由是而尚可以为成康之盛也。奈何天下之事,不能尽如圣人之意,内而诸侯不奉一王之法,外而四裔不奉一人之法,然犹未有以知王道之果不可行也。至于麟出焉,然后知王道之无征也,绝笔于西狩获麟之一语,以天道正《春秋》之终也,以为占之于天,必将有战国之衰也。

齐、郑盟于石门,荆败蔡师于莘,晋师、虞师灭下阳,吴伐郯,于越败吴于檇李,齐国书帅师及吴战于艾陵,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楚公子申帅师伐陈,于越入吴,晋魏曼多帅师侵卫。

成《春秋》二百年之世变者,齐为之首也,楚为之次也,其次晋也,其次吴也,越又其次者也。天下无齐、晋、楚、吴、越,《春秋》不作可也。石门之盟,齐患之始也;败蔡之师,楚患之始也;下阳之灭,晋患之始也;伐郯之役,吴患之始也;檇李之败,越患之始也;艾陵之战,齐患之终也;黄池之会,吴患之终也;伐陈之役,楚患之终也;入吴之举,越患之终也;侵卫之举,晋患之终也。然世变之始来也,三五强国纷纭纵横,犹相望于二百年间,此《春秋》之所以犹得为《春秋》者也。及世变之已极也,三五强国交举迭作,遂见于不数年之间,此《春秋》之所以不可复为《春秋》者也。

陈人、蔡人从王伐郑,齐侯、卫侯伐晋【桓五年、哀元年】。

《春秋》之所以始也,为天下之无王也;《春秋》之所以终也,为天下之无伯也。《春秋》之初,周为天下之共主,而郑伯不朝,至勤王之伐,则天下无王之祸,郑实为之也。《春秋》之终,晋为中国伯主,而齐景不服,至敢晋国之伐,则天下无伯之祸,齐实为之也。一则无王,一则无伯,此固《春秋》之所以始终也。

陈人、秦人从王伐郑,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春秋》之所以得为《春秋》之初者,以王室犹能自立于天下,而诸侯犹知以臣从君之义也;《春秋》之所以遂为《春秋》之终者,以王室不能自立于天下,而不能不有赖于臣下之扶持也。始则从王,终则以王,亦可见为《春秋》世变之始终矣。

莒人入向,郑人伐卫,楚公子申伐陈,于越入吴。

《春秋》书入国之事凡二十有一,而始于入向,终于入吴;书伐国之事凡二百十有三,而始于伐卫,终于伐陈。圣人于莒人以入向书,于郑人以伐卫书者,所以正世变之始也;于越以入吴书,于楚人以伐陈书者,所以正世变之终也。

郑伯使弟语来盟,齐高子来盟,楚屈完来盟于师,卫侯使孙良夫来盟。

来盟不书,而《春秋》必书郑语、齐高子、卫良夫之来盟者,所以详内录也;来盟不书,而《春秋》必书楚屈完之来盟者,所以为大中夏也。详内录者,备一国之体也;大中夏者,体天下之变也。

郑人来输平,宋人及楚人平,暨齐平,及齐平,及郑平。平不书,必有关于我鲁而后书,外平不书,必有关于天下之大事而后书。由郑人之输平以至于暨齐平及郑平之事,皆无关于天下之大事者也,而《春秋》必书之者,以其有关于我鲁也。来输平之后,暨齐平之前,其事非有关于我鲁者也,而《春秋》亦必书之者,以其有关于天下之大事也。

及宋人盟于宿,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及高傒盟于防,及晋处父盟。

及盟未有不书其人之姓氏者,书其人之姓氏者,义系于其人也。若盟宿而书宋人,则微者而名氏未登于史册也;盟防而书高傒,盟晋而书处父,则意在抑二子之敢于上抗也。不书其人之姓氏者,义不系于其人也。于蔇之盟,上不同于宿之盟,下不同于高傒、处父之例,《春秋》盖深恶大夫之专而谨其自齐始也。

及高傒盟于防,及晋处父盟,及晋荀庚盟,及卫孙良夫盟。

及盟而言其地者,盟于国都之外也,高傒之盟是也;及盟而不书其地者,盟于吾国之都也,荀庚、良夫之盟是也。至若处父之盟,则与高傒盟防相似,而非荀庚、良夫之比矣。《春秋》书之,不例于高傒盟防之法,而例于荀庚、良夫之法者,不忍使我公往晋而与处父盟矣。

晋侯【云云】伐秦,公至自伐秦。

《春秋》之法,前事大则以前事致,后事大则以后事致。晋文会温之后,诸侯有围许之师,围许之事盖大于会温也。《春秋》致围许而不致会温,非以围许之事为大也,以诸侯犹能奉王法也。成公如京之后,诸侯有伐秦之举,伐秦之事不大于如京也。《春秋》致伐秦而不致如京,非以伐秦之事为大也,以诸侯为急于徇伯主也。

公会齐侯【止】侵蔡,遂伐楚,公至自伐楚;公会齐侯【止】伐郑,诸侯遂救许,公至自伐郑。

中国之患,楚为之,齐桓是以有伐楚之师,而伐楚之先,则有侵蔡之役;楚人之患,郑为之,齐桓是以有伐郑之师,而伐郑之后,则有救许之役。《春秋》前则不以侵蔡致,而以伐楚致者,以伐楚之事为大于侵蔡也,圣人恶楚之心甚于恶蔡也;后则不以救许致,而以伐郑致者,非以伐郑之义为大于救许也,圣人恶郑之心甚于恶许也。

遂伐楚,盟于召陵,公至自伐楚;公会晋侯【止】伐郑,会于萧鱼,公至自会【僖四年、襄十一年】。

《春秋》于齐桓,不致以盟于召陵而致以伐楚者,圣人以齐桓之所以服楚者,在于八国之伐有以挫其志,而不在于召陵之盟有以得其心也。盖王贡不供,受以为罪,有不待于召陵之盟之日也。于晋悼,不致以伐郑之师而致于萧鱼者,圣人以晋悼之所以服郑者,在于萧鱼之会有以怀其心,而不在伐郑之师有以挫其志也。盖乐器车甲以赂晋侯,有以待于萧鱼既会之时也。君子观乎我鲁告至之书,而二伯成功之实,为不可掩矣。

侵蔡,遂伐楚,公至自伐楚;公如京师,遂会晋侯【止】伐秦,公至自伐秦【僖四年、成十三年】。

齐桓以侵蔡、伐楚二事出疆,而告至之书,《春秋》舍前事而录后事者,圣人非以蔡人附楚扰夏之罪为可恕也,以齐桓之本志在于伐楚也。晋厉以如京、伐秦二事出疆,而告至之书,《春秋》舍前事而录后事者,圣人非以相率朝王之事为非礼也,以晋厉之本志在于伐秦也。

遂伐楚,盟于召陵,公会刘子、晋侯【止】于召陵。侵楚既伐之后而有盟,则盟者所以收伐之功也;未伐之先而有会,则会者所以开伐之端也。齐桓帅诸侯以伐楚,而后为召陵之盟,则召陵之盟不过收遂伐之成功,而非以谋诸侯之不协也;晋昭合诸侯以伐楚,而先为召陵之会,则先为召陵之会所以谋诸侯之不协,而非以收侵楚之成功也。

公会齐侯、宋公【止】侵蔡,遂伐楚;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僖四年、文三年】。

终《春秋》一经,伐楚之书,惟齐桓与晋襄有之耳。圣人不以侵蔡系之伐楚之下,而加于其上者,以伐楚为因侵蔡而行也,所以著桓公之御外服者为有其道也;不以救江加之伐楚之上,而系之其下者,非以救江为因伐楚而行也,所以著晋襄之救与国为非其道也。

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叔孙豹救晋次于雍榆【僖元年、襄二十三年】。

不曰救邢次于聂北,而以救邢系于次之下者,盖后言救,则是犹有救患之行,圣人以为桓之救邢终不至如他人之以次而遂无心以救患者也。不曰次于雍榆以救晋,而以救晋加于次之上者,盖后不言救,则是终无救患之心,圣人以为豹之救晋不能如齐桓之既次而犹有心于救患者也。观于《春秋》书次先后之异,而其心同异可知矣。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僖三年、文十三年】

不雨,每时而一书者,闵雨也;不雨,历时而总书者,不忧雨也。春秋喜其有志乎民,故春不雨而书,夏不雨而书,辞繁而不削者,以著其勤于民也;春秋恶其无志乎民,故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而书,辞简而不赘者,以著其慢于民也。惟其闵雨,故夏四月之下继之曰不雨;惟其不忧雨,故秋七月而下不书不雨。笔削之旨明矣。

遂伐楚,次于陉,次于厥貉,伐麋。【僖四年、文十年】

不言次于陉伐楚,而以伐楚系于次陉之上者,盖既伐之后而次,则其次为有整兵慎战之意;不言伐麋次于厥貉,而以厥貉加于伐麋之上者,盖未伐之先而次,则其次为声威恐人之意。齐桓以伐楚之后而次于陉,而君子以其次为善者,以齐为能修文告以感敌也;楚子未伐麋之先次于厥貉,而君子不以其次为善者,以楚为藏祸心以凭夏也。

公救成,至,遇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

救成而至,遇其事与救晋次于雍榆无以大相远也,而春秋于救成以至遇书,而不以次书者,圣人以为襄公之于成实有救之之心,第畏齐而不敢进,非终无此心而外为是以欺人也;于救晋以次于雍榆书,而不以至书者,圣人以为襄公之于晋实无救之之心,第欲掠取为义之名,非畏齐而不敢进者之比也。盖至者,至此之谓也,他日之进固未可知也;次者,止此而已,他日之不进固可前知也。

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遂次于匡;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

后言次而先序三国之师,是三国之次于聂北以救邢而次也;先言次而后举救徐之大夫,是诸侯之次于匡不以救徐而次也。以救邢而次者,伯主拯患之不笃也;不以救徐而次者,伯主号令之不严也。拯患之不笃而号令之犹严,此所以为伯主之始;号令之不严而拯患之不不笃,此所以为伯业之终。

齐师、宋师次于郎;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次于郎,齐创伯之难也;次于厥貉,楚争伯之难也。人心之始不忍于无王而决于从伯,故齐桓创伯之为难;人心之终不忍于无王而决于从夷,故楚子之争伯为难。惟齐桓之创伯难,故以次于郎书;惟楚子之争伯难,故以次于厥貉书。盖次者,人心不决于去就之义也。

围宋彭城,遂城虎牢。

以伯主攘外患、安中国之地,非外服所可得专;以伯讨不服从之国,则天下之险非诸侯之所得私。是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为宋讨,则还系之宋;虎牢本郑地也,伯主当讨郑,则不系之郑。一笔一削,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夺之正也。

臧孙辰告籴于齐;公子遂如楚乞师。

不曰如齐告籴,而曰告籴于齐,盖先言告籴,则其情急,后言告籴,则其情缓。圣人急其辞于告籴之书者,深讥鲁之君臣政事不修,遇事苟且,非所以为国也;不曰乞师于楚,而曰如楚乞师,盖先言乞师,则其情急,后言乞师,则其情缓。圣人缓其词于乞师之书者,不忍言中国之诸侯有求于荆楚如此其急也。

围宋彭城,围戚。

不曰围彭城,而曰宋彭城者,不与荆楚取中国之地以与叛臣也;不曰围卫而止曰戚者,不与齐、卫二国之大夫助子以围父也。春秋之微意也。

诸侯城缘陵;仲孙羯会晋荀盈【云云】城杞。

齐桓之城杞也,公其心于救天下之患者也;晋平之城杞也,私其心救一国之患者也。惟夫公其心于救天下之患,故缘陵之城以诸侯书,其意若曰:诸侯同心于救天下之患,其书不可以一二序也;惟夫私其心救一国之患,故城杞之城列序诸侯,其意若曰:诸侯无心于救一国之患,其书不容以先后序也。均之为城杞也,而春秋所书若此,得非以公心救患者非私心救患者所可比耶?

戍陈,戍郑,虎牢。

悼公之戍陈也,实欲断荆楚之路以为陈蔽也,非驻师扼险以恐陈也;悼公之戍郑也,实欲驻师扼险以逼郑也,非断荆楚之路以为郑蔽也。悼公之志在于断荆楚之路以蔽陈,故春秋戍陈而不斥其地者,若曰:公之所戍在于一国,所以大公之为也;悼公之志在于驻师扼险以逼郑,故春秋书戍郑而直称虎牢者,若曰:公之所戍在于一邑,所以小公之为也。

齐师、宋师、曹师城邢,城楚丘。

邢危而安之,是方伯恤患之义也;当为而为也。卫亡而存之,是天子封国之权也;不当为而为之也。春秋言城邢而不书夷仪者,以天下大义可自伯主出也;言城楚丘而不言卫者,以天下大权不可不自天子出也。

公朝于王所;公如京师。

僖公之朝王也,不于京师之地而于王所,似非圣人之所与也,而春秋则不以王所非其所之故而大书朝者,以僖公之心诚于朝王也;成公之朝王也,不于王所而于京师之地,宜圣人所深予也,而春秋则不以朝王于京师之故而直书如者,以成公之心为不诚于朝王也。朝者,以臣事君之礼也;僖公之事周为其王,岂成公之比乎?如者,列国相朝之礼也;成公之视周如列国,又岂僖公之比乎?

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公如齐,仲孙蔑如京师。

僖公之于周也,有公子遂如京师之事;宣公之于周也,有仲孙蔑如京师之事。僖公之于周曰如,于晋曰如,不过昧轻重之等而一概施之耳,而先如京师后如晋国,固未尝失先后之序也;宣公之先如齐国后如京师,不惟失先后之序也,而君如齐臣如周,殆失轻重之等而倒行逆施之矣。

公如齐,公如晋,公如京师,公如楚。

如者,列国相朝之谓也。齐、楚为天下伯主,鲁公之朝,以朝书可也,而乃以如书者,圣人以为齐、晋虽强且大,爵则同列,故也。至于王室,则非齐、晋比矣,鲁君之朝,以朝书之,谁曰不宜,而亦以如书者,圣人以为鲁之所以事周者,无异于事伯,故也。至于楚,则固不可以上侔周室,而下与齐、晋同日而语者也。鲁之朝也,削而不书可也,而亦以如书之者,圣人以为鲁之所以事楚者,殆无异于事周,故也。视王室如列国,视楚国如王室,春秋盖不能不致憾于秉礼之鲁云。

天王使周公来聘,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取济西田;公子遂如晋。

天王使冢宰来聘,其为礼盖甚厚也,鲁于周室亦宜视施为报矣。而公子遂之如京师,乃以二事出,所以报乎周者于是为不专焉。晋侯以济西之田归我,其为利甚微也,鲁人于此视施为报可也,而公子遂之如晋,不闻以二事出,所以报乎晋者于是为甚专焉。圣人比而书之,所以著鲁之慢王畏伯也。

公如京师,公自京师遂会诸侯【止】伐秦,公至自伐秦。周天子也,可以言朝,不可以言如;如京,大事也,不可以不致,而乃以伐秦小事致。春秋书如京师者,以为诸侯之徇私而忘公也,是以原其从伯之实也。

诸侯城缘陵,大夫盟溴梁。

缘陵之城,伯主在也,春秋以伯主书也,盖未害也。乃以诸侯自城书而不以伯主列序者,以为天下于是而后无伯主也。天下非果无伯主也,而所以为伯主者,皆天下之诸侯也。溴梁之盟,诸侯在也,春秋以诸侯书也,亦未过害也。乃以大夫书而不系于诸侯者,以为天下于是而后无诸侯也,天下非果无诸侯也,而所以为诸侯者,皆天下之大夫也。自缘陵既城而齐伯衰,溴梁既盟而晋伯微矣。

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宋公、陈侯【云云】会晋师于棐林,伐郑。

晋以大夫主盟多矣,而未尝直以晋大夫为言者,独至于扈之盟,则大书诸侯于上,而于晋大夫不纪其名,圣人盖以为于是之时,大夫专盟,天下已不知晋之有君也。晋以大夫主征伐者亦多矣,而未尝不斥言大夫之名氏者,独至棐林之役,则列序诸侯,而以会晋师为文,圣人盖以为当此之时,晋付其权于大夫,而天下惟知晋之有大夫也。天下不知晋之有君,非天下之小变也;天下惟知晋之有大夫,非天下之细故也。考当时行事之迹,究春秋笔削之旨,斯可以见圣人忧世变之心矣。

盟鸡泽,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会溴梁,大夫盟。鸡泽之盟,晋人伯业方盛之日也。伯业方盛,则盟誓之权虽大夫而统其权者犹在诸侯。既盟而陈使袁侨如会,则书曰: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以大夫归之诸侯,以诸侯为犹能统其权也。溴梁之盟,晋人伯业已衰之日也。伯业已衰,则盟誓之权既付之诸大夫,而诸侯失政,则无以统其权矣。故诸侯皆在而使诸侯之大夫自相为盟,则书曰:大夫盟矣,不以大夫归之诸侯,以诸侯无以统其权也。

及晋处父盟,公孙敖会晋士縠盟于垂陇。

前此未有大夫盟鲁者也,自处父始,他日却犨、荀庚祖述于此矣。前此亦未有大夫出主诸侯会盟者也,自士縠始,他日大夫盟鸡泽、盟溴梁又以此为口实矣。处父及盟不书公,所以存望国之君之体也,不使晋大夫强于望国之君也,况公如晋不书,其为鲁会也可知矣。士縠书于诸侯之下,所以存列国之君之体也,不使晋大夫加于外国之君也。以宋书公、陈书侯、郑书伯,其尊君卑臣也可知矣。

遂伐楚,诸侯遂围许。

楚之为国,毕献方物之礼盖亦有闻也,而王贡不入,包茅不供,齐是以有遂伐之师。春秋之世之伐诸侯者多矣,未有伐当其罪如此者,故春秋于此以继事之辞书,而书遂。许之为国,班瑞辑瑞之礼盖亦有闻也,而践土不朝,河阳不会,是以有遂围之讨。春秋之世之围诸侯者多矣,未有围当其罪如此者,故春秋于此亦以继事之辞书,而书遂。

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齐侯伐卫,遂伐晋。

如京之与如晋,其事为孰重?伐卫之与伐晋,其事为孰大?公子遂之如京师,礼也,而如京师之后继以如晋,则于礼非矣。齐庄公之伐卫,未害也,而伐卫之后继以伐晋,则为罪大矣。春秋不以如京如晋并书,而以如晋为遂事者,著鲁之敢于无王也,以为自是而后天下将不知有王也。不以伐卫伐晋并书,而以伐晋为遂者,责齐之敢于无伯也,以为自是而后天下将不知有伯也。

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公如京师,遂会晋侯【止】伐秦。公子遂之如京师,本以如晋之后而后有行也,而春秋不以如京师为遂事,而以如晋为遂事者,以明聘王之事为大于聘伯,所以为人臣之礼也。成公之如京师,本以伐秦之故而后有行也,而春秋不以如京师为遂事,而以伐秦为遂事者,以明朝王之事为大于伐秦,亦所以存人臣之礼也。

公会齐侯、宋公【止】侵蔡,遂伐楚;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齐之伯,王室之忧也;楚之伯,中国之忧也。齐桓之侵蔡伐楚,春秋不各书之,而以伐楚侵蔡之为遂事者,所以著齐桓之伯也,以为自是而后征伐诸侯的权专于齐桓也。楚庄之侵陈侵宋,春秋不各书之,而以侵宋侵陈之为遂事者,所以著楚庄之伯也,以为自是而后征伐诸侯的权专于楚庄,为中国之忧方大,圣人安得不致微意于遂之一字乎?

齐侯伐卫,遂伐晋;晋士鞅侵郑,遂侵卫。

晋自文公既伯以来,世主夏盟,未有敢伐之者也,而伐晋之师首见于齐庄复伯之时。卫自晋之为伯以后,世事伯主,未有忍伐之者也,而伐卫之师首见于晋定不能为伯之日。春秋于伐晋书遂者,所以著齐人之果于伐盟主也,以盟主而果于伐之,则其果于伐他国者从可知矣。侵卫而书以遂者,所以著晋人之果于伐与国也,以与国而果于伐之,则其果于伐他国者又可知矣。

遂及齐侯、宋公盟,遂如晋【庄十九年、僖三十年】。

春秋之书遂一也,而有善恶存焉,亦观其行事之是非而已矣。利害出于一时,而制之于千里之外,当此时而不遂不可也,上不足以利国,下不足以利民,可以复命而后请,当此时而遂不可也。公子结将及齐、宋盟而书遂者,圣人盖曰:大夫出疆,可以专安国家利社稷之事也。公子遂如京修聘,因以如晋而书遂者,圣人盖曰:大夫骄蹇而自专,则公不得为政矣。均之为书遂也,而褒贬不同,君子则考其行事之当否则见之矣。

公会王人、齐侯【止】盟于洮;会王人【止】盟于翟泉。

齐桓于洮所盟者,实王朝之下士也,非王朝之卿士也。春秋以王人书者,直其辞以著其实也,以桓公为能尽尊王之礼也。晋文翟泉之所盟者,实王朝之卿士也,春秋亦以王人书者,婉其辞以隐其实也,以文公不能尽尊王之礼也。考其事迹之异,而观其书法之同,亦可见圣人之意矣。

盟于鹿上,会于黄池【僖二十一年、哀十三年】。

鹿上之盟,三伯为盟之时也。春秋不以三伯之辞书之者,隐其事于不书,以见当时之去齐桓之伯犹未远也。黄池之会,两伯为会之时也。春秋遂以两伯之辞书之者,著其事于大书,以见当时之去文悼之伯已远也。齐桓之伯未远,而世道之变有三伯交主夏盟之事,圣人于是盖不忍于有言也。文悼之伯已远,而世道之变化有两伯并主诸侯之事,圣人于是盖不容于无言也。

公会晋侯【云云】,吴人于戚,会于宋;豹及大夫盟于宋【襄五年、襄二十七年】。

襄公五年于戚之会,晋与其盟也,春秋止书会,不书盟者,以前乎此,吴未尝争伯于中国也。二十七年于宋之会,晋与楚盟也,春秋既书会,又书盟者,以为前乎此,楚盖尝争伯于中国也。吴未尝有争伯中国之事,而其端见于戚之会,圣人诚有所不忍书也。楚盖尝有争伯中国之事,而其事极于宋之会,圣人诚不容于不书也。吴楚之盟,不可与列国之盟齿,亦可以见圣人之忧心矣。

齐侯次五氏【定九年】,次垂葭【十三年】;齐侯、卫侯伐晋【哀元年】。定公季年,齐、卫已有叛伯伐晋之师,而春秋止书次,不书伐者,以为犹可以不书也。哀公元年,齐、卫又有叛伯伐晋之师,而春秋不书次,大书伐者,以为不可以不书也。齐、卫叛晋,中国于是乎无盟主矣。夷仪之伐,河内之师,圣人诚有所不忍书也。哀公既立,春秋于是将绝笔矣。干侯之师,棘蒲之役,圣人不得不书也。均之为叛伯伐晋之师也,而春秋或书或不书,亦可见圣人忧世之心也。

晋、秦战于河曲【文十二年】,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

河曲之战,晋、秦四五十年兵争之终也;诸、郓之城,莒、鲁百余年兵争之始也。秦、晋四五十年之兵争,终于河曲之一战,而春秋以诸、郓书,而不系之莒者,兵争方始,诚不忍于有言也。圣人于此则曰:秦、晋者,他日兵争已极之莒、鲁也;莒、鲁者,前日兵争方始之秦、晋也。或要其终,或究其始,斯可以观春秋书诸侯兵争之事矣。

公会晋大夫盟于扈【文七年】,宋公、陈侯【止】会晋师于棐林。晋以大夫主诸侯之盟者旧矣,其事不始于扈之盟也。然流而至于扈之盟,圣人虽欲尽为之隐,而有不可得者,故变其常辞,以晋大夫书,若曰:自是而后,天下惟知晋之有大夫也。晋以大夫用诸侯之师者多矣,其原乃自棐林伐郑始也。其原始于棐林之役,圣人虽欲不为之隐,而不可得者,故变其常辞,而以晋师书,若曰:是役也,晋、卫未尝以大夫用诸侯之师也。以大夫主诸侯之盟,其事极于扈,而圣人不为之隐;以大夫用诸侯之师,其事始于棐林,而圣人犹为之隐,何也?盖棐林之役,犹前日以大夫主诸侯之盟之始,而于扈之役,犹后日以大夫用诸侯之师之终也。

蔡以吴及楚战于柏举,会于黄池【定四年、哀十三年】。

于蔡书 “以” 者,以蔡为用大国之兵也,是以书大国之辞书吴也。于黄池书 “会” 以及者,以吴与晋为两伯也,是以书伯者之辞书吴也。柏举之战,吴人欲争伯于中国之时也,而春秋止以书大国之词书之者,以为吴人争伯之时,犹可遏也。黄池之会,吴人与晋共主诸侯之时也,而春秋不以书大国之辞书,遂以书伯主之辞书之者,以为吴人争伯之势,于是为不可遏也。吴人争伯之势,犹可遏,而圣人止以待大国之礼待之者,不忍使吴伯中国也;吴人争伯之势,不可遏,而圣人遂以待伯主之礼待之者,不容不使吴伯中国也。

齐侯来献戎捷,楚人使宜申来献捷【庄三十一年、僖二十一年】。通春秋一体,献捷之事凡两书,一则齐人之献戎捷也,一则楚人之献宋捷也。齐之献戎捷,以远略而夸与国也;楚之献宋捷,以内侮威中国也。然而在齐可以俘戎名,在楚不可以俘宋名,此一王之大法也。春秋于齐献捷而书 “戎” 者,著其实也,著其实者,以齐可以俘戎也;于楚献捷不书 “宋” 者,没其实也,没其实者,不以楚得俘宋也。

遂会晋侯【止】伐秦,公会尹子、晋侯【止】伐郑,公会尹子、单子、晋侯【止】伐郑。

伐秦之役,二王卿在,而春秋不书刘子、成子会伐者,此隐于不书也,所以尊王室也。伐郑之役,王卿亦在,而世纪屡书尹子、单子主兵者,此显于屡书也,亦所以尊王室也。

宋人、齐人伐郳,会盟于齐【庄十五年、僖十九年】。

春秋之法,会盟、征伐以主者先,例之常也。伐郳之役,齐桓为志,非宋主兵也,而春秋不以齐主兵,而加宋于齐上者,不以中国征伐之权与齐也,以为以伯主而主诸侯,前乎齐桓之所未见也。盟齐之役,楚子为志,非陈主盟也,而春秋不以楚主盟,而加陈于楚上者,不以中国会盟之权予楚也,以为以荆楚而主夏盟,前乎是时之所未有也。

公孙敖会宋公【云云】,晋士縠盟于垂陇,叔老会郑伯,晋荀偃、卫宁殖、宋人伐许。

春秋之法,会盟、征伐以主者先。垂陇之盟,晋为伯主,则晋主也。晋主之,则曷为不先书晋而先书宋大夫?不可以先诸侯也。春秋以士縠序诸侯之下者,不以会盟之权予大夫,欲推而属之宋也。伐许之役,晋为伯主,则亦为之主也。晋主之,曷为不先书晋而先书郑大夫?不可以先诸侯也。春秋以荀偃序郑伯之下者,不以征伐之权予大夫,欲推而属之郑也。春秋之为书,所以正名而定分者也。

城楚丘,蔡侯庐归于蔡,陈吴归于陈。

卫尝灭矣,楚丘之城,齐桓复封之也。齐桓复封之,则其不言齐桓封卫何也?封国,天子之大权,不与齐桓以封卫者,以为天子之大权,不可得而自伯主出也。陈、蔡亦尝灭矣,庐、吴之归,楚平复封之也。楚平复封之,则其不言楚封陈、蔡者,以为天子之大权,不可逸而归于夷狄也。

宋、陈、卫【云云】会晋师于棐林,公会晋师于瓦。

终春秋十二公之世,不以晋大夫名氏书,而以晋师书者二,始于棐林,终于瓦。棐林之不以赵盾书何也?赵盾者,晋之大夫,大夫不可以敌诸侯者也。列序诸侯,而以会赵盾为文,则臣疑于君,不可以训,不若以晋师总言也。于瓦而不以晋士鞅书者,又何也?士鞅者,晋之大夫,大夫不可以敌人君者也。大书我公,而以会晋士鞅为文,则臣疑于君,不可以训,又不若以晋师书也。于此见春秋之谨于分也。

豹及大夫盟于宋【襄二十七年】,盟于皋鼬。

于宋之盟,楚主夏盟,而春秋隐之,使若为鲁主诸侯之盟者,其意若曰:于宋之盟虽楚主之,而楚为荆蛮,决不可以主中夏之盟,以叔孙豹及之者,推其权以属诸鲁也,以为中国不幸而有楚也。皋鼬之盟,晋主诸侯,而春秋隐之,使若为鲁主诸侯之盟者,其意若曰:皋鼬之盟虽晋主之,而晋政衰微,决不能以主诸侯之盟,故以我公及之者,推其权以与诸鲁也,以为中国不幸而无伯也。

宋人以齐、蔡、卫、陈伐郑,宋人、齐人、卫人伐郑。

宋以诸侯伐郑之役,伯主专诸侯之兵之端也;齐合宋、卫伐郑之役,伯主专诸侯之兵之始也。圣人于宋人书 “以” 者,不与宋人之以诸侯也,以为他日伯主专诸侯之兵,固始于此也。圣人序齐桓于宋下者,不与齐桓之专诸侯也,以为是伯主搂诸侯以专征伐之权始也。不与宋之以诸侯者,所以塞其源;不与齐之专诸侯者,所以防其流。塞其源,防其流,而后征伐之权,犹可以自王室出也。

秦人伐晋,晋处父伐楚以救江。

伐晋而秦伯成矣,春秋止以 “人” 书,不以 “伯” 书,不以伯权予秦也。伐楚救江,请师于周,而王叔下临,春秋止书处父,不书王叔,不以王命予伯主也。圣人盖曰:王命非伯权之资,而伯权非秦所可有也。

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宋公【云云】会晋师于棐林,伐郑;侵郑,遂侵宋。楚人之争伯权也;会棐林,伐郑,赵盾之专伯权也。春秋不以秦可杂伯权,故书侵不书伐,所以抑之也;春秋不以大夫主伯权,故书会晋师不书会赵盾,亦所以抑之也。圣人之所以若是者,欲以正内外之分,上下之纲也。

晋侯伐卫,晋处父伐楚以救江。

晋襄之伐卫也,先行礼于王室也;处父之伐楚也,上告王室也。春秋书伐卫而不书朝王于温,圣人不欲以伯权间王室之礼也;春秋书处父而不书王叔桓公,圣人不欲以王命予伯国之盛也。盖尊王大义,不可以伯权而屈王室之命,不可以伯威而损,所以两不书也。

处父伐楚救江,公会晋、宋于黑壤。

伐楚救江,止书处父帅师,是征伐之权不自天子出也,故王叔桓公不书,不以主征伐为得也,不以王命予晋侯也,所以全一王之体也。会于黑壤,止书公会,是礼乐之权不自天子在也,故王叔桓公不书,不以主盟会为得也,不以王命予晋侯也,亦以全一王之法也。

齐人伐卫,公会晋侯【止】盟于践土。

齐桓伯天下,则征伐之权之专于桓公必矣,而伐卫之役,天王又使召伯厚赐齐侯命,则吾恐自是而后,征伐之权于是不自王室出也。晋文伯天下,则礼乐之权之专于文公也必矣,践土之盟,天王又使王子虎策命诸侯,则吾恐自是而后,礼乐之权于是不自王室出也。春秋止书伐卫,不书赐命,不忍以王命予齐桓也;止书践土,不书会命,不忍以王命予晋文也。

狄伐郑,遂会晋侯【止】伐秦。

襄王以狄师伐郑,不书天王赐命,若狄自伐然,讳之也,所以存王室之体也,以王室用外裔于中夏为不可言也。晋厉以王师伐秦,不书刘成会伐,若诸侯自伐然,讳之也,亦所以存王室之终也,以伯主侪列卿于列国不可言也。

公会宋公【止】于袤,伐郑;宋公、陈侯【止】于棐林,伐郑。春秋之法,一美一恶,不嫌同辞,故有以地而后伐为疑辞者,亦有以地而后伐为美词者。四国伐郑,先会于袤,而春秋以其会为疑词者,所以著四国之疑于为义,而果于为不义也。六国伐郑,会晋棐林,而春秋以其会为美词者,所以著五国知郑人之罪为不可赦也。

公会齐侯【云云】,会世子于首止,诸侯盟首止;会于咸,诸侯城缘陵。

首止之会,同于尊王,而诸侯之势大合也;于咸之会,同于谋杞,而诸侯之势已散也。惟其诸侯之势合,故首止之盟,复举诸侯者,所以著诸侯之合也;惟其诸侯之势散,故缘陵之城,复举诸侯者,所以著诸侯之散也。著诸侯之合而书诸侯者,若曰:同心协力,不可以一二叙也;著诸侯之散而书诸侯者,若曰:虽至不齐,不可以先后序也。一美一恶,无嫌于同也。

公及齐侯、宋公【止】会王世子于首止,叔孙侨如【止】会吴于钟离。

王世子不可以下同诸侯之会,而首止之会,世子在焉,圣人以为不可以训,故书 “及” 以会者,使若为王世子在是,而诸侯自往会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外裔不可以与诸侯之会,而钟离之会,吴人在焉,圣人以为不可以训,故书 “会” 以会者,使若为诸侯在是,而吴人自来会焉,示不可得而同也。均之为殊会也,而褒贬若是班者,一美一恶,无嫌于同也。

公会宰周公、齐侯【止】于葵丘,诸侯盟于葵丘;公会刘子、晋侯【止】于平丘,同盟于平丘。

会盟同地,再言葵丘,书之重,词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存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申以五命,大明王禁,而诸侯咸喻桓公之志,束牲载书,而不歃血,是故会盟同地,再言葵丘,美之也。会盟同地,再言平丘,书之重,词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存焉。平丘之盟,恶之大者也,主盟中国,奉承齐牺,而矜其威力,恐迫诸侯以逞其私忿,是故会盟同地,再言平丘,恶之也。

齐师【止】城邢,仲孙何忌【止】城成周。

城诸侯之国,而以国书者,法之常也;城王者之都,而亦以国书者,例之变也。夷仪之城,齐桓伯天下之日也,春秋不以城夷仪书,而书城邢者,以为邢国犹能自立于天下,足以与诸侯并也。成周之城,晋昭伯天下之日也,春秋不以城京师书,而书成周者,以为周室不能自立于诸侯之上,不过与列国等也。均之以为国书也,而褒贬若此,得不以王室之大尽乎天下,而诸侯之大止于一国乎?

不郊,犹三望;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

春秋书 “犹” 一也,而其义有二焉,亦观其行事之是非而已矣。曰如此而犹如此者,甚之之辞;曰不如此而犹如此者,幸之之辞也。鲁人不郊而望祭山川,春秋书之以 “犹” 者,以为鲁之郊祭已为非礼,而况三望乎?书之曰 “犹”,所以甚其可已而不已也。鲁人不告闰月而朝于宗庙,春秋书以 “犹” 者,圣人以告月之礼虽不可复见,而其朝则犹可识也,书之曰 “犹”,所以幸其可已而犹未已也。

楚子【止】、淮夷会于申,楚子、蔡侯【止】、越人伐吴。

春秋内诸夏而外四裔,而昭公四年于申之会,淮夷在焉,春秋不殊会之者,以为楚灵结其强暴,威胁中夏,以为申之会,而中国诸侯俯首听命,莫之或违,是在会诸侯皆畏慑其行也。昭公五年伐吴之役,于越在焉,春秋骤进于中国者,以为楚灵大振兵威,执信讨罪,以为伐吴之役,而微若于越,非索赋受职不敢或后,是越人之善与中国无以大异也。均之为不殊会外裔也,而褒贬若是班者,春秋盖曰:所为恶,则中国不殊于外裔;所为善,则外裔可进于中国也。

遂伐楚,处父伐楚救江,侵楚。

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伯主加兵于楚之事凡三,而圣人则以为莫善于齐桓,莫不善於晋定,而晋襄则上虽不能及齐桓,下犹不至如晋定者也。于齐桓书 “遂伐楚”,书法之一变也,而问胶舟、责包茅之师,为善之善者也;于晋襄书 “伐楚以救江”,书法之再变也,以 “防王叔、门方城” 之师为未尽善也;于晋定不以 “伐楚” 书,而书 “侵楚”,书法之三变也,以晋之求货于蔡侯而不与以有为也。均之为加兵于楚也,而书法凡三变,圣人之心夫亦可见矣。

蔡人【止】从王伐郑,公会晋侯、齐侯于温,仲孙何忌【止】城成周。

桓王讨郑之举,虽不能无赖以陈、蔡之师,而征伐之权犹自王室出也,是世道之一变也,王室犹可为也。迨至襄王之时,不能自靖其国之难,而有待于伯主、诸侯之谋,于是征伐之权降自诸侯出矣,是世道之再变也,然而靖之而已耳,王室犹可扶持也。迨至敬王之时,王室实蠢蠢焉,不惟不能自立,而京师之城且以伯主为依之主矣,是世道之三变也,于是王室为不可复扶持也。观乎王室之势日微于一日,可以见春秋之世变日下于一日也。

蔡人【止】从王伐郑,王人子突救卫,王师败绩于茅戎。终十二公之世,王师之见于经者为是三事焉。君子观其事迹之同异,亦可以见盛衰之故矣。伐郑之举,虽用之不当,而陈、蔡犹以从王书,圣人盖以为是时王室犹有可兴之机也;救卫之师,虽诸侯无从而王人之微,犹以子突书,圣人盖以王室于是时犹可以为天下之共主也;至于徐吾氏之役,不惟王室无制要荒之道,而败绩之事亦是大书而不隐焉,圣人盖以为王室于是时自失正于天下也。

公孙敖会宋公【止】盟于垂陇,叔孙豹及诸侯大夫及陈袁侨盟,大夫盟。

垂陇之盟,士縠莅也,春秋不以晋大夫书,而书其名氏者,以为盟誓之权虽付之大夫,而统其权者犹在晋君,是世道之一变也。鸡泽之盟,袁侨如会而叔孙豹与诸侯之大夫及之盟,春秋不列书其名氏,而总以诸侯之大夫为言,虽若大夫已专盟誓之权,而归大夫于诸侯,则大夫犹诸侯之臣也,是世道之再变也。迨至于溴梁之役,诸侯不在,大夫自盟,而春秋上不列序大夫之盟誓,中不系大夫于诸侯者,以为为政者皆天下之大夫,而天下于是为无诸侯也,是又世道之三变化也。

会陈人、蔡人、楚人盟于齐,楚子【止】盟于辰陵,公及楚人【止】盟于蜀。

于齐之盟,楚始与中国盟也,然而大国无与主盟载者,非楚世道其尚庶几,乎辰陵之盟,楚始主中夏之盟也,然而大国不至从之盟者,惟从楚之国,世道之忧犹未也。至于于蜀之盟,非于齐始与夏盟之比,而亦非辰陵始主夏盟之比矣,大国如齐、宋,小国如邾、莒,莫不奔走于刑牲歃血之下,则世道之忧方殷也。观乎会盟离合之道,而夷夏之盛衰可考矣。

公会【止】于琐泽,叔孙豹会晋、楚于宋,叔孙豹会晋、楚于虢。

琐泽之盟,晋人和楚之始也;于宋之会,晋人和楚之中也;于虢之会,晋人和楚之终也。其始也,隐楚人于不书,圣人以为天下之事犹可为,而晋伯犹可以扶持之也;其终也,又著楚于大书,圣人以为不惟天下之事不可复为,而晋之伯于是亦不可以扶持也矣。

叔孙豹救晋,郑驷弘救曹,吴救陈。

春秋之末世变盖有三焉:鲁之救晋,世道之一变也;郑之救曹,世道之再变也;吴之救陈,世道之三变也。其始也,伯主不能以自立而有待于诸侯之救;其中也,中国无伯主之可控告,而诸侯之自相救;其终也,中国不足以为中国,于是勾吴救陈矣。诸侯救伯主犹可也,诸侯救诸侯亦可也,至于吴人之救陈,则诸夏亦几于亡矣。

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

初税亩,田赋之一变也;作丘甲,田赋之再变也;用田赋,田赋之三变也。税田而书 “初” 者,以是为始变法也;丘甲而书 “作” 者,以是为不宜作也;田赋而书 “用” 者,以为不可用也。什一,天下之中正,而先王取民之良法也。税亩矣,丘甲作矣,田赋用矣,先王取民之良法于是而变易尽矣,此固圣人之所必诛,而不以法者也。

会齐侯【止】盟于幽,公会齐侯【止】同盟于幽,诸侯盟于首止。

幽之初盟,齐桓伯业未盛之日也,惟其未盛,故会不书公,而盟以 “同” 书;幽之再盟,齐桓伯业将盛之日也,惟其将盛,故盟书 “同”,而会不没公;首止之盟,则齐桓伯业既盛之日也,惟其既盛,故不叙诸侯,不必书 “同盟”,书 “盟” 而会不书公,是望国有疑于伯主也;会书公而盟上书 “同”,则望国虽无疑于伯主,而天下诸侯犹有未同也;至于不序诸国,不书 “同盟”,而直以 “诸侯盟” 大书焉,则以为凡为诸侯者于是而后无不同也。

盟于召陵,及国佐盟袁娄,叔孙豹及大夫及陈袁侨盟。召陵之盟,春秋泯齐桓之及于不书,书法之一变也,齐桓之待楚盖善之善也;袁娄之盟,春秋以及书,而没晋侯于不录,书法之再变也,晋景之待齐盖已不能如齐桓待楚之为善也;袁侨之盟,春秋不惟以及书,而且以及又及书,书法之三变也,晋悼之待陈不惟不能如齐桓之待楚,而亦不能如晋景之待齐也。其始也,不书 “及”;其中之书 “及”;其终也,书 “及” 以及,三变之法即是可知,而桓景悼待楚、齐、陈之得失于是而可见矣。

杞侯来朝,荆人来聘;杞伯来朝,楚椒来聘;杞子来朝,楚防罢来聘。

杞,夏禹之后也,其来朝也,以侯书也,一变而伯,再变而子,何也?大抵杞人违周之制礼,则弗与中国齿,愈趋愈下,圣人患之,故再夺其爵以示贬。楚,南方之夷也,其始聘也,以荆人书也,一变而书其臣之名,再变而书其名氏,何也?大抵楚虽僭王,其行也以礼,则可与中国齿,每进每善,圣人予之,故再进其法以示褒。

公如晋,卫侯会公于沓,公及晋侯盟,公还自晋,郑伯会公于棐。

文公之如晋也,假道于卫,卫侯闻之,故请平于晋。其请平也,是信已著而后至也,信未著而已至者,迫于患难而来也;信已著而后至者,慕于信义而来也。

公如齐,公至自齐,齐人归济西田;公如齐,公至自齐,齐人来归田。之先,宣公有如齐之举矣,齐人既归田之后,宣公又为如齐之举矣。始之如齐,患得之心为之也;终之如齐,患失之心为之也。宣公所以为国者,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故前后而不惮烦也。

会齐侯【止】同盟于幽,诸侯盟于葵丘,同盟于新城。伯业未盛,则书 “同盟”;伯业既盛,则不书 “同”;伯业方盛,则不书 “同”;伯业既衰,则书 “同盟”。此春秋之法也。葵丘之盟,齐桓伯业之极盛,而亦二百四十年间盟会之极盛者也。前乎葵丘,桓有于幽之盟矣,其盟也不可谓不盛也,而圣人之书之也以 “同” 书,是于幽之盟盖齐桓未盛之时也,不然,则圣人曷为不以书葵丘之法书之乎?后乎葵丘者有新城之盟矣,其盟也亦不可谓不盛也,而圣人之书之也以 “同” 书,是新城之盟盖晋伯既衰之时也,不然,则圣人曷为不以书葵丘之法书之乎?

会郑于垂,郑假许田,及郑伯盟,越。

未得许田之先,而为会,则为会之志出于郑庄,而不出于鲁;既得许田之后,而为盟,则为盟之志出于我鲁,而不出于郑庄。惟其志不出于我鲁,故春秋以 “会” 书,会者外为志也;惟其志出于我鲁,故春秋以 “及” 书,及者内为志也。

齐侯【止】会阳谷,遂伐楚,盟于召陵,及江黄,伐陈。

齐桓之于江黄也,未伐楚之先,则与之从事于阳谷之会,既盟楚之后,则与之从事于伐陈之役。盖功之未成,不容无以怀其心,是以为阳谷之会;功之既成,不容无以警其心,是以有伐陈之及。

齐人伐戎,齐人伐山戎,诸侯盟于葵丘,齐侯伐北戎。葵丘未盟以前,齐人有伐戎、伐山戎之事;葵丘既盟以后,齐桓有伐北戎之事。盖葵丘之盟,伯业之极盛,于是而伯业之衰亦始于是。葵丘以前之桓公有志于天下者也,故伐戎、伐山戎以公不以私;葵丘以后之桓公无志于天下者也,故伐北戎之事以私不以公。

宋人【止】伐郑,荆伐郑。

齐之伐郑,是伯图之将盛也;楚之伐郑,是荆蛮之骤强也。春秋抑伯图之将盛,故先书宋后书齐;春秋抑外侮之骤强,故不书楚止书荆。先书宋后书齐,以常辞正其公也;不书楚止书荆,以微辞正其名也。

会齐侯【止】同盟于幽,公追戎于济西。

天下不可以无王,而幽之初盟,鲁首事伯,中国不可以有外侮,而济西之追,鲁不知戎兵之至。春秋为忧王室而作,故幽不言公;春秋为忧中国而作,故济西不言来。幽不言公者,以隐辞存君臣之大经也;济西不言来者,以隐词存荆蛮之分也。

豹及大夫盟于宋,王正月,公在楚。

以中国而与荆蛮盟,已非矣,况以中国而朝楚乎?甚矣,鲁之非礼也!前书豹及诸侯大夫盟,为其嫌于无诸侯也,故书及;后书公在,楚公至自楚,为其嫌于无王室也,故书公在楚,见天下不可一日无王室也,亦不可一日无中国也。春秋忧世变之极,故特笔谨之,有不可以细故末节观者。

会吴于钟离,会吴于柤,会吴于向,会于黄池。

钟离、于柤、于向之役,会以 “会” 书,一书法也;黄池之役,会以 “及” 书,又一书法也。盖钟离、柤、向之役,晋为伯主,而吴人效顺,春秋一书,严内外之分,故书 “会” 又 “会” 以外之;至于黄池之役,则吴、晋两伯于天下,春秋抚天下之两伯,伤世变之已极,故书 “会” 又 “会” 以治之。此皆非细故也。

会吴于钟离,会吴于戚。

钟离之会,诸侯往与吴会,而以吴为主也;于戚之会,吴人来与诸侯会,而不敢为主也。惟诸侯往与吴会,而以吴为主,故贬而称国;惟吴人来与诸侯会,而不敢为主,故进而称人。均之为会吴也,而春秋所书若此,所以明内外之义也。

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天子使召伯成来赐命。

春秋特笔王命凡二:一称天王,一称天子;一书锡公命,一书赐命。襄王君臣加恩于人望之鲁,春秋之纪事虽特笔也,亦绝笔也。惟其为特笔,故称天王,称锡命,称天王者,天下之公也,以君与臣曰锡,是王政之犹重也;惟其为绝笔,故称天子,称赐命,称天子者,一人之私也,彼此相予曰赐,是王政之已轻也。

从王伐郑,王人子突救卫。

正刑讨罪,一王之大法也;分灾救患,一王之大典也。从王伐郑书者,以王室正刑讨罪之法犹足以耸动天下之诸侯也;庄王救卫之举,是匡灾之义也,春秋于王人以子突救卫书者,以王室救患分灾之典犹足以耸动天下的诸侯也。

滕薛来朝,滕子来朝,郳黎来来朝,小邾子来朝。

滕朝于隐,方以侯书,距桓公之初年,两三岁耳,而再朝之事,乃降而称子者,时王黜之也;郳朝于庄,方以名书,距僖公之初年,固未久,而再朝之书,乃进而称邾子者,时王爵之也。以时王而犹能黜降诸侯,爵命诸侯,此盖春秋之时,王室犹可以有为之时。自滕侯降而为滕子之后,而王室降黜诸侯之命不行于天下矣;自黎来为小邾之后,而王室爵命诸侯之典亦不行于天下矣。

会齐侯、宋公【止】同盟于幽,会陈公【止】盟于齐,会王人【止】于翟泉。

春秋假鲁以扶持世道之变者也。以伯主而主诸侯,前乎齐桓未之闻也,而肇于幽之盟;以荆蛮而与是盟,前乎楚未始有是也,而始于齐之役;以诸侯大夫而上盟王臣,前乎晋文未之闻也,而创自翟塔之会。使鲁而不与,则犹足以为世变中流之砥柱;使鲁而与,则世变盖有靡然纪极之忧。此春秋所以于是三盟没公不纪,使鲁之为不与是盟者也。

盟恶曹,盟鹿上,同盟于清丘。

恶曹之盟,中国未有伯之时也;鹿上之盟,中国始无伯之时也;清丘之盟,中国又将无伯之时也。圣人皆以人书之者,其意若曰:恶曹之盟是中国未伯而人自为盟之盟也;鹿上之盟是中国始无伯而人自为盟之盟也;清丘之盟又中国将无伯而人自为盟之盟也。非以是为众辞也,所以着其为人,而人各有心,不可得而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