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子言术，慎子言势，商君言法。《史记》谓商君“学刑名之术”，申子“学黄老而主刑名”，是法生于刑名而术本于黄老之证。庄子称“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于不得已”，是慎到亦道家之流裔。斯数子者，前乎韩非之法家也。
韩非师事荀卿，兼修老子之术，集法家之大成，而又兼采诸家之长者矣。《汉志》列韩非于法家。校以商君之书，则韩之所长，偏在于术。道家南面之术，得韩而益明。韩非法治思想，大体承继商君而修正之，然发明法意，大畅厥辞，商君之法得之而益显。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韩非诋仁义、毁先王，考其辞诚多悖谬，责其实则韩非之言有为而言之也。以危弱之韩而当虎狼之秦，常有不可终日之慨，故明法术以先之，而期致近功，世而后仁，诚不及俟，欲一天下于战耕，故不得不废仁义而贱文学。韩子之言，亦一时之权也。
荀卿之言曰：“凝聚之为难。”韩非之术，非凝聚之道也。道无常胜，取守不同术，使秦一天下之后，而非为之谋，乌知其不异于彼所云耶？信赏必罚，万世长保之具也，百家不能废。法家之异于余子者，盖在彼不在此。然其言有补于治术者多，非徒可观，实有可取者焉。
法
《定法篇》曰：“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人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韩子自释法义也。法之起远矣，其有明文可稽者，在于唐虞。《吕刑》虽不具科条，而《孝经》言：“五刑之属三千。”《吕氏春秋》言：“周威公去苛令三十九物。”故《汉志》云：“法家者流，盖出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法饬罚。’此其所长也。”是法者古人有之，末世废弛，而法家特明之耳。法之不行，由于阿亲遗远，以喜怒为法令，而不得其平，故法家救之以一断于法。
《有度篇》曰：“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峻法，所以凌过游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人主所以为天下贵者，为其能制人而无所制于人；所以为天下服者，为其公而不党，无所阿私。法之所贵，在乎无私。释法而任心，难乎其不颓也。人主释法，则群奸乘之，终则制于人也。《用人篇》曰：“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此言法之利也。国未尝无法也，而在其能奉法否耳。“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奉法者，即弃智去心之谓。《大体篇》曰：“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是韩非之学，非惟言术取于道家，即为法之意亦本黄老，非前之法家所能及也。
韩非言法贵在能行，而不在文网之密，使民避刑就赏，以成以刑止刑之效。《用人篇》曰：“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故贤者劝赏而不见子胥之祸，不肖者少罪而不见伛剖背，盲者处平而不遇深溪，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古之人曰：‘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语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释三易之数，而行一难知之心。如此则怒积于上，而怨积于下，以积怒而御积怨，则两危矣。”是韩子明法，本以救任心之失，所以结上下之恩，而使上下交得也。虽常有父子夫妇皆不可信之心，其卒未尝欲使父子夫妇之相仇也。《守道篇》曰：“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故民劝极力而乐尽情，此之谓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极于权衡，而务至于任鄙；战士出死，而愿为贲、育；守道者皆怀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节。用力者为任鄙，战如贲、育，中为金石，则君人者高枕而守己完矣。”是以韩非用法，归于虚无，虚无而后得其平也。《解老篇》曰：“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所贵乎虚无者，为其不任心耳。《用人篇》曰：“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故法家之所长，在于无偏颇，而韩非又能济之以虚无，以神其用，其他虽有蔽短，此之为是，则百世可师也。
法家所以为人诟病者，曰严刑峻罚、刻薄寡恩。韩子言法，务在使民避罚就赏，犯法不宥，即儒家之以仁为教，亦未尝舍此而用苟且之政，韩子亦以厚诛薄罪为非《用人》，虽严何害？厚诛薄罪，商君之法也，韩非虽称之，取其能以刑止刑之意，而不必同其厚诛薄罪也。《孟子》书“桃应问‘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一章，此法家诘儒者之言也。孟子亦曰：“执之而已。”其归则“窃父而逃”。使皋陶穷究之，舜亦无可如何，故虽儒家亦未尝不专断于法，而独谓法家为酷，岂知言哉？桓范之言曰：“夫商鞅、申、韩之徒，其能也，贵尚谲诈，务行苛克，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焉。”其言近之也。
韩非学老子之术，与商君之专以逆民为务者，又稍有别。道家守自然，贵因仍，以百姓之心为心者也。《功名篇》曰：“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得势位则不推进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岂非韩非守自然、顺人心之明证乎？而韩非尝云民智之不可师用而贵变法，何也？盖民智浅薄，安于故常，而所谓民意者，又往往为奸人所利用，故当其敝也，即天道之穷而当复者也，故变化实所以顺天道。所谓民意，即趋利远害而已，岂蠢愚之民意哉？故为之兴利除患，即顺民意。《南面篇》曰：“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无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无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更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是韩子之意，变与不变，在可与不可，正治而已。是道家无为而无不为之意。伊、吕、管仲皆道家先师，知道家所恶在乎不知妄作，故曰无为，而又曰无不为，韩非其知之也。《解老篇》曰：“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人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然则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大矣。”是韩非之所谓当变者，皆顺自然，因人情，不可不变者矣。
商君言法之当变，与韩子无殊，而学理之阐发，则相去远矣。
术
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窃其国而盗其民，春秋以来数见不鲜之事。其故皆由无法以治臣，无术以知奸，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无国而无法，然法未必信。法之不信，由上坏之也。法苟信也，而无术以知奸，则奸臣将窃其法而济其私。圣知之法为盗贼之械，为虎傅翼，安得不择人而食乎？韩子者，教大盗者也。大盗出则小偷止，非所以保民乎哉？故韩子之言术，所以御臣，而非所以畜民。少恩，无伤矣。
有国者，利器也，不可以示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人非尧、舜，岂能视天下如敝屣？充其极也，天下无可亲之人，父子夫妇之恩，皆为利诱。《备内篇》曰：“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其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其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太子而立奚齐。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父子夫妻之恩，不可诬也。贼乱之事生于内者，史不绝书，亦奸之一门。塞其门，则乱止。
君位者，势之所寄，与常人殊，可制人而不可制于人。恩与术，是之谓两行。韩子谓奸有八而劫有三，欲禁八奸、绝三劫，舍术莫为功。《和氏篇》曰：“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八说篇》曰：“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显学篇》曰：“不求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外储说左下》曰：“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天下固有不叛之臣、不欺之士，恃其不叛不欺，而叛欺起于其间；恃吾之不可欺叛，则欺叛者止，而况不欺不叛者哉？《六反篇》曰：“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韩非主法禁而不重教化，故云然尔。
《定法篇》曰：“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抦，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是则所谓术者，即持法之具耳。故曰“人主之所执”。其道出于道家“秉要执本，清虚自守”之术。《主道篇》曰：“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扬权篇》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以待之，彼自以之。”《解老篇》曰：“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夫虚也则不见，不见则不可尝试；秉要则有度，有度以临之，则方圆长短毕见，而无所逃矣。《八说篇》曰：“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无思无虑，挈前言而责后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责智者之所难，故智虑力劳不用而国治也。”韩非之言术，大略如是，盖深有得于老子者矣。
孔、孟不详君人之术，而明教化，正人伦；荀卿虽有取于道家，说见前。然周闭之义，与儒家以身率物者不相容；故非主道利周之说，韩非则两得之也。《难三》曰：“法者，编著之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以偶众端，而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百姓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言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此殆有鉴于其师之说而发者与？法显则下知所从，术隐则莫敢欺匿，韩非于治术独深，老子之术待之而益明也。
韩非与儒家论政之异，重君与重臣而已。儒家以贤人格君心之非，韩非则以君率臣于法。韩非恶大臣太重，左右太贵，群臣比周，而制其主，故术尚焉。韩非谓“愚者之所易”者，不用知巧之谓耳，果愚者之所易哉？君不能制事，故必假之以事，而势亦随之。势之所在，即众之所归，虽欲不比周，得乎？君以其言授之事，因以其事责其功，功之能当其事与否，君人深居九重，曷能知之？权臣指鹿为马，则小臣以为牝马，人主独奈之何？恃吾之不可欺叛，则重在我，不在人，明君则治，暗君则乱，明君不世出，则乱世相踵矣。儒家重在臣，君能用贤则国治，然而所任未必贤也。惟懦家重教化，其本固也，虽当庸暗之主，独可稍安。韩非专恃法术以愚民，如畜虎狼于国中，饲养乏术，必将食人，无或幸免。故曰教化与法术，皆治之具也，可偏废哉。儒家不重法术，法家则废教化。儒家以修身为治平根本，故详于君人之修养；法家不知务此，而惟言法术，是不知本也。韩非动曰“无为无欲”“去好去恶”，此至善之境也，岂可以一朝企哉？人主不能正身，而欲行术，则徒枉杀忠良而已。苟以仁义立其本，以法术神其用，其于治术庶几近之矣。
韩非所以为治者，法也；所以持法者，术也；所以行法者，势也；势之所寄，刑、德二柄也。《难势篇》曰：“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二柄篇》曰：“明主之所导治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外储说右》曰：“主卖官爵，臣卖知力。”故韩非之视人如物，随其宰割。势位刑赏，百家弗能易也。然而专恃势位刑赏以为治，可以为治乎哉？赏有所不能劝，罚有所不止，赏有所不及，而法有所遗，则穷于术也。凡此皆由本之不固，而希取近功，故秦法虽存，而秦之乱亡固非刑赏之所能息也。
周末诸子各思以其学易天下，鼓舞者甚，而伪托者多，故韩非痛绝之。《忠孝篇》曰：“今夫尚贤任智无常，逆道也。”此绝其人也。又曰：“故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此绝其术也。韩非言治，颇有得于老子“居其实，不居其华”之意，故曰“正治而已”，曰“寄治乱于法术”，盖当群言淆乱之际，阴用其言，则有补于治；显用其言，则人臣得恃以要主，而伪托者至也。其精神颇有可取，惟其敝短，琴瑟专一，绌百家而一之于法，害又甚矣。使不以名号相召，而惟实事求是，耳目口鼻兼用而不使兼摄，主操其券，臣献其功，不犹愈于此耶？故韩非之术多一时兼并之权，而未皇久远之策也。
耕 战
耕战，有国者之所贵，然而非一于耕战而息众技也。自商君以之强秦，遂为法家唯一之政策，韩非之言，因于商君者也。
《五蠹篇》曰：“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利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以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显学篇》曰：“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无军劳，而显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其意期于一民于耕战而已，故外此皆为无用。
《五蠹篇》曰：“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而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愈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此盖不明于其师“农工于农，而不可以为农师”之理耳。文学之士，可少而不可绝也。仁义修行，国之宝也，复何害于耕战。以仁义修行之士耕，则勤力而奉上；以仁义修行之士战，则杀身以卫国。彼夫以仁义修行之名而坐收显荣者，岂仁义修行之士哉？辨而去之可也，以伪而绝真不可也。
《定法篇》曰：“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是一于耕战之弊，韩非未尝不知，特以危弱之韩，而欲致近功，乃出于斯道。故以为韩非之言，多有可取，方之于药，则救急之良药，而非可常服之药也。后儒尊之绌之，多嫌失实，鲜足称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