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之世，孟、荀为儒家钜子，服膺孔子，以重其言；校以孔氏之学，虽不离宗，要因时为制，各有所偏胜，可谓善学已矣。《论》《孟》二书，后世语录之类，语焉弗详，可以见大纲，而不足以尽委曲，盖其体制使之然矣。
荀卿明王道，述礼乐，因世所需，大畅厥辞，儒家之用，于是乎咸在，举而措诸天下不难。惟孟氏所详，在于礼乐之源；荀卿所尚，在于礼乐之迹，一性于礼，一取于礼。性则有本，取则有用。根于心与利于事，偏其反矣，而又有相辅之效焉。告子昌仁内义外之教，且见訾于孟氏，考荀子之言，抑又加甚，其殆有为而发者耶？荀卿隆礼，资于外形，不务内心，论心不如择术，荀卿之旨也。以为天下之物，苟纳之于礼而合，足矣。礼本人情，荀卿非不知之，盖当功利盛行之世，人务近功，不皇隆高。孟子之论，根本之言；饥渴之害，不知正味。故荀卿截断上源，以礼为律令，而为富强之原，以当世皆务于富强，难卒以仁义动之，此其方便之术矣。是以二子之道虽一，而所以行道之径则殊，不可不审矣。
百家争鸣，各思以其学易天下，孟子徒辟之而已，荀卿则资之以建其术，还以其术攻人之术，故言儒效，当以荀卿为闳远；然其流弊亦称是，斯其底矣。
礼
礼者，仁心之发于事之节文。礼者，仁之用；仁者，礼之本。《记》曰：“褅尝之礼，所以仁昭穆。郊社之礼，所以仁鬼神。”谓此也。孟子论葬礼之起曰：“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蘽梩而掩之。”此谓礼由中出，非自外作。
荀氏言礼，则曰：“起于圣王，生于君子。”而性恶之论，由是以起。《性恶篇》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又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此极端之外作说也。其立此说者，《性恶篇》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其所以立此说者，《性恶篇》曰：“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也；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也。”综上诸说，可知荀卿立言之旨，在于隆礼，然其弊也，则戕贼人以为仁义，无以释道家仁义非性之难。
《性恶篇》辨性伪之界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也。”其说之不通可见也。既生于圣人，非生于圣人之性乎？故凡同类相似，是以立性善之说，荀卿非不知之也，《大略篇》曰：“礼以顺人心为本。”又曰：“凡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军旅饰威也。”《礼论篇》曰：“称情而立文。”又曰：“两情者，人生固有端焉。”由是言之，礼义之文，虽圣人为之，岂得谓非出于性情哉？荀卿有为而言之也。
荀卿所重，在于教化，故曰“起礼义以化性”。孟子虽言性善，而必资于择术存养，以尽其性，其归又未或不同也。孔、孟详于礼之原，而未畅言其用，仁义虚而礼制实，故荀卿隆礼义而杀《诗》《书》。《劝学篇》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又曰：“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礼论篇》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此亦以性恶为根据而起之说也。自性善言之，则礼起于人性之所不能自已，故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由仁义行者也。荀卿之所谓礼者，行仁义者也。一出于自然，一出于强制。自然者，仁之熟也。强制者，使之归于自然。孟子曰：“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乌知其非有也。”荀卿专就此言之耳。《礼论篇》曰：“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是荀子非不知性情，恐性情之不可恃也。
礼起于圣王，隆礼即所以法先王也。战国之世，不由礼久矣，侵夺之害，刑政之苛，人伦之废，胥由无礼，故荀卿论政，一反之古。《王制篇》曰：“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器械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复古者，所以反今，其器则礼制是也。
论 政
荀卿论政，《王制》其总汇也。尚法而以人救法之穷，与执于一端者异，此儒家之所同也。后世以为儒家尚人治而废法治者，欺德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法者死物，待人而举，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之意耳，非废法也。而荀卿阐明其义，《王制篇》曰：“故法而不议，则法之不至者必废；职而不通，则职之所不及者必队。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法家一断于法，此法而不议也；越职而有功则罚，此职而不通也。儒家者，欲求其至善者也，非废法之谓。
荀卿论立君之道，以分为归。《富国篇》曰：“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君道篇》曰：“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孔、孟言立君，皆本于天，而荀卿则本于人，此荀卿之进于孔、孟者也。若其所以立君之道，则无不同。为君之要，莫先于正身，而以身率下。《君道篇》曰：“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儒家言政，必自上始，与法家之详于驭下而无以正君者殊也。《君道篇》曰：“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此言治国之大经也，而其所执则礼而已。
为君之道，莫难于任人，南面之术，孔、孟所不详，荀子亦有资于道家。《王制篇》曰：“威严猛厉而不好假道人，则下畏恐而不亲，周闭而不竭，若是则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和解调通，好假道人，而无所凝止之，则奸言并至，尝试之说锋起，若是则听大事烦，是又伤之也。”儒家以身率下，臣下则勉而为之，而又恐无以别诚伪，故于道家南面之术亦有所取。而《正论篇》之非“主道利周”，则又反道家之说也。于此之间，莫之所从，则惟有取信于便嬖。《君道篇》曰：“故人主必将有便嬖左右足信者。”其智与后世人主之亲幸宦官无异，盖知人则哲，惟帝其难。南面之术，亦不过示人规矩，不必能使人巧。
富国强兵，当世之所务也，而其富强之道则非，故孔、孟罕言，防其原也。荀卿知此不足以救其弊，而思有以易之。《富国篇》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又曰：“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大略篇》曰：“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王霸篇》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此荀卿富国之大纲也。其富国之道，与孔、孟同，曰均、曰分、曰节而已。彼当世所谓富者，则异乎是。《富国篇》曰：“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王制篇》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篋。”儒家之富，以富民也。民富则交利，反则俱伤，富同而所以富者异也。《王制》曰：“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荀卿之所强者，利而不利之，而使之自服，所以为凝聚之道也。《议兵篇》曰：“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斯儒家强兵之道，所以异于法家也。荀卿明富强之效，出于礼义，而当时言富强者之敝，显然可见，微荀卿之言，以明王道之可行，孔、孟之言几于画饼而不可啖矣。
荀卿论政，有与法家相似而实不同者，一曰统制思想。《王制篇》曰：“故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又曰：“才行反时者，死无赦。”夫群言淆乱，则政令不行，故凡言政者，未有不一之者也。彼法家者，非徒统制而已，且绝学愚民，以便其私，此其所以异也。二曰信赏必罚。荀子虽尝以庆赏刑罚为言，然非所以先也。《议兵篇》曰：“故庆赏刑罚执诈之为道者，傭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彼法家者专恃刑赏以为治者也，故见斥于儒者，不知儒者之言，有对而发也。或者以李斯、韩非出于荀卿，而谓荀卿近于法家，异于孔、孟，则又过矣。
礼主明，分使群，故悬阶级，异上下，然而阶级之起，起于智愚，而非起于贵贱。贤能不待须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君子之德待小人而养，小人之力待君子而功，相须为用也。《富国篇》所谓“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两利之道也。君子以礼，小人以法。“礼不下庶人”，不责之以文也。“刑不上大夫”，耻以不肖居上也。王公子孙不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庶人子孙属于礼义，归之卿相士大夫。德称而后爵，能称而后官，无幸位也。然而大夫失职则幽，又非无刑，所以养其耻而称所举也。
论 学
荀卿论学，亦本于礼，重外形之学习，而不务内心之存养，与孔、孟小异。盖性善则性为主因，而学养为增上之因；性恶则师法礼义为主因，性从而化之，其归同而途殊焉。《劝学篇》曰：“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又曰：“君子身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故其学以礼为归，礼如绳墨，所以律己。《劝学篇》曰：“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契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之不可胜数也。”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殁而后止也。”又曰：“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此其底也。
荀子论修身之要，亦以礼为律。《修身篇》曰：“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其于治气养心，亦由礼以强制之。《修身篇》曰：“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泾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胥由礼义之强制而然。
孟子虽重外来之培养，而归于内心之自化，曰：“君子所性仁义礼知。”又曰：“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礼义与性，合而为一。盖荀子以性为天成，礼为人伪，故离而为二。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欲谓声色臭味之欲，求不必得，即所谓命者也。求之无厌，则性不存焉。所谓性者，仁义礼知也。欲逐外而性反内。孟子修养之术，在反求诸己而收外之放心。荀卿则由礼义以为权衡，《大略篇》曰：“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重于外之习染，故云然耳。《正名篇》曰：“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荀卿之意，欲之多寡，无关于治乱，要有以礼节之而已。故《正名篇》又曰：“心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又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卿以性情欲为得于天而所以止之之心，天乎人乎，将以为人耶，非学而能也。荀卿以性恶而起礼义，而不知礼义根于心，与孔、孟之异，即在于此。
孔、孟言天，有形象之天，有主宰之天，有自然之天。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此谓天人合一，自然之天也。性者，人之理；天者，天之理；故尽性则知天。荀子《天论》之所反者，主宰之天也。《天论篇》曰：“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卿之言，对阴阳小数者流而发，故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其意在与天地参，以人济天功。孟子所谓天者，玄学之天，天人合一，故孟子之学，以尽性知天为极致。荀子之学，以人代天功为极致。一就性言，一就事言，区以别矣。
论心性
荀子之于心性，与孟子极相反者，在其离心而言性也。故言心则同，言性则异。
《解蔽篇》曰：“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后可道。”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又曰：“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正名篇》曰：“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又曰：“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此以知觉处为心，与孟子同。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又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向，惟心之谓与。”皆以知觉为心也。
《正名篇》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又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性恶篇》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论篇》曰：“性者，本始材朴也。”荀卿以欲为情之应，情为性之质，欲恶则性恶。孟子言尽心知性，心性虽异，故不可离，性者不虑而得，心者缘官而知，知有是非，非性之善耶？心之知也，岂待学待事耶？孟子所谓性，欲之正也，故曰：“可欲之谓善。”而其所谓欲者，则就无节之欲言也，故曰：“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尽其心者，思则得之也，故曰：“知其性也。”荀子离心性为二，而以欲之过节为性，故曰性恶。
荀卿亦未尝不知性为善也。《礼论篇》曰：“两情者，人生固有端焉。”此与孟子之言四端何以异矣。惟以隆礼义，重外忽内，故为性恶之说。《非相篇》曰：“论心莫如择术。”《正名篇》曰：“故知者论道而已矣。”此其立说之根本也。荀子虽言“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而其于内心之涵养，故不若外形之重，其弊滋多，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