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四圣、二凶之颠倒
作伪者之人头畜鸣，廉耻道丧，尤莫甚于其颠倒名实，黜四圣而崇二凶，为悖谬已极。盖以媚当世无道之君主，其逢君之恶，罪不容于诛矣。
《伪杨朱篇》：杨朱曰：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然而舜耕于河阳，陶于雷泽，四体不得暂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爱，弟妹之所不亲；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尧之禅，年已长，智已衰。商钧不才，禅位于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穷毒者也。鲧治水土，绩用不就，殛诸羽山。禹纂业事雠，惟荒土功，子产不字，过门不入；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禅，卑宫室，美绂冕，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忧苦者也。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公摄天子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居东三年，诛兄放弟，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危惧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桀借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娱，穷意虑之所为，熙熙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逸荡者也。纣亦借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于倾宫，纵欲于长夜，不以礼义自苦，熙熙然以至于诛。此天民之放纵者也。彼二凶也，生有从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弗知，此与株块奚以异矣。彼四圣虽美之所归，苦以至终，同归于死矣。彼二凶虽恶之所归，乐以至终，亦同归于死矣。
此作伪者厚诬杨朱，无待赘言。然不辨则不明也，杨朱学道者，五帝之大道也。及禹而大道已隐，故杨朱见梁王，称尧、舜不称舜、禹；此以舜、禹并称，不合者一也。杨朱问明王之治于老聃，明王莫如尧、舜，故见梁王，则称尧、舜以自况；此忽反对舜，不合者二也。杨朱与孔子同师老聃，则为同门之抗颜行，何至以周公、孔子之圣并称；此乃以周、孔之圣并称，不类当时语，不合者三也。杨朱言治天下如运诸掌，治天下者舜、禹也，乱天下者桀、纣也，是岂肯反对舜、禹而崇拜桀、纣，不合者四也。杨朱与墨翟咸利跂以救世，宁不与舜、禹、周、孔之劳同视，其死也，固有万世之名；而其生也，岂无一日之欢。此忽反对舜、禹、周、孔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不合者五也。杨朱、墨翟盛名亘于战国一代，二百五十年间，则杨朱以及身享大名，又且及其子孙与徒众矣，何至视死后之身如株块，虽名之所加，无有所以知，不合者六也。即此六者，已足征作伪者夫子自道，于杨朱何与哉！
盖作伪者生于魏晋之世，魏文帝之放荡，父子聚麀（事见《世说新语》）；晋武帝之荒淫，羊车宰命。是亦当世之桀、纣也。然何至于如桀、纣甘愿亡国败家而不恤，此所以作伪者逢君之恶，为罪不容于诛也。且果如所言，死后之身，如株块然，名之所加，无有所以知。不悟名实者，原本人情。人之恒情，莫不乐生而恶死，莫不乐圣而恶愚。故人情莫不乐舜、禹、周、孔四圣之寿终，而恶桀、纣二凶之放诛。是以四圣者，名也；舜、禹、周、孔者，实也。二凶者，名也；桀、纣者，实也。此正顺适人情而所以为名正其实者也，名教纲常不外此也。自非凶残已极，愍不畏死，鲜有肯出于反常逆性之所为者也。然则作伪者狂悖性成，恬不知耻，而敢于假冒杨朱，造作悖词，笔之于书，岂非千古无此出于余窍之秽声耶？（余窍二字，见伪《仲尼篇》，此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至于出语不伦，文理不通，犹其余事，《庄子·天下篇》称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四者之别甚明。惟《孟子·尽心篇》称有天民大人者，此忽以舜、禹、周公均称天人，孔子、桀、纣均称天民，是出语不伦者一也。前既艳羡尧、舜之伪让，此又反对舜、禹之忧劳，前后矛盾，如出两人，是文理不通者二也。顾世犹有谓“伪《杨朱篇》并不以放纵情欲为鹄的”，则此侈陈桀、纣逸乐之谓何？岂尚可掩饰乎？
第二节 管夷吾、晏平仲之诬反
作伪者崇桀、纣以媚其无道君主之不足，而又厚诬管、晏，以媚其宰辅大臣为当世之权要者。
《伪杨朱篇》：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凡此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管夷吾曰：“吾既告子养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将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闻之。”平仲曰：“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进之矣。”
此作伪者矫造之言，案诸《管子·立政九败解篇》之原文，则正所谓以生养而非养生者也。晏平仲尚俭，乃曰“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棺”，尤必无此理之言。直是作伪者于管、晏之书尚未寓目，而妄肆诬噬倒栽，亦何益矣。且使宰辅大臣而侈于恣肆耳目鼻口体意之所欲，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赵孟之语偷，不如是之甚也。呜呼，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亦魏晋一期之妖言也。下逮江左六朝，中原板荡，神州陆沉，自非有此等沦于畜道之人生观为之导火线，则何至成如彼其一大乱之局哉？
第三节 子产、邓析之窜乱
厚诬管、晏之不足，而又厚诬及子产、邓析，则将以媚当时之世贵及文学之徒也。
《伪杨朱篇》：子产相郑，专国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郑国以治，诸侯惮之。而有兄曰公孙朝，有弟曰公孙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钟，积曲成封，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于人鼻。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亲疏，存亡之哀乐也。虽水火兵刃交于前，弗知也。穆之后庭，比房数十，皆择稚齿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耽于色也，屏亲昵，绝交游，逃于后庭，以昼足夜，三月一出，意犹未惬。乡有处子之蛾姣者，必贿而招之，媒而挑之，弗获而后已。子产日夜以为戚，密造邓析而谋之，曰：“侨闻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国。此言自于近至于远也。侨为国则治矣，家则乱矣，其道逆邪？将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诏之。”邓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时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诱以礼义之尊乎？”子产用邓析之言，因闲以谒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子纳侨之言，则朝自悔而夕食禄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择之亦久矣，岂待若言而后识之哉！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为弗若死矣。为欲尽一生之观，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欲以说辞乱我之心，荣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怜哉？我又欲与若别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术而喻之，若反以彼术而教我哉？”子产忙然无以应之。他日以告邓析。邓析曰：“子与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谓子智者乎？郑国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此公孙朝、公孙穆，皆子虚乌有之人也。子产无此兄，亦无此弟。子产相郑甫三年，犹尚赖子皮之力助，岂容有如此好酒好色之兄弟哉！正不必稽诸《世本》《国语》《左氏传》《太史公书》皆无有，而后知其诬罔矣。且纵酒好色，恣情口腹，极意淫欲，而至于聚酒千钟，积曲成封，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于人鼻，其去于桀、纣之酒池糟丘者几何？岂郑小国之臣所能有也。更至于后庭女宠，比房数十，稚齿婑媠者充盈，亦岂小国之臣所能备也。乡有处子之娥姣者，必贿而招之，媒而挑之，此复成何世界？虽《郑风·溱洧》，士女相谑，赠以芍药，不过亦惟士与女，相对恋爱而已。若以一雄而占领群雌，比房数十，犹未餍足，尚敢贿招媒诱乡之处子，恐郑风淫乱，未至此极也。况桀、纣荒淫，王室大乱，岂朝、穆若是，而为能治内耶？顾作伪者颜厚三尺，昏无人理，尚敢假饰朝、穆之言曰：“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不知果若朝、穆所为两推之于天下，则天下将成万牲园之动物世界，男女之道绝矣，更何论君臣之道。且杨朱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比于朝、穆，岂不相去万里，而以伪朝、穆事，羼入伪《杨朱篇》中，又非牛头不对马面之文字哉！
尚有一事，伪刘向《叙录》言《力命篇》与《杨朱篇》乖背。然伪《力命篇》剿袭古书，则云“子产杀邓析”；伪《杨朱篇》伪造古事，则言“邓析以朝、穆真人告子产”，徒见其矛盾耳。
第四节 伯夷、展禽等之妄论
作伪者诬古之不足，而又妄论及伯夷、展禽等。
《伪杨朱篇》：杨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邮，以放饿死。展季非亡情，矜贞之邮，以放寡宗。清贞之误，善之若此。
杨朱曰：原宪窭于鲁，子贡殖于卫。原宪之窭损生，子贡之殖累身。然则窭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乐生，可在逸身。故善乐生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
此亦作伪者厚诬杨朱之言。《孟子·万章篇》曰：“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而此谓伯夷之清、展季之贞，（展季即柳下惠，见《庄子·盗跖篇》。）则谓柳下惠贞男（柳下惠贞男，见《家语·鲁男子事》），不若公孙穆之好色，故寡宗也。（寡宗，谓子姓不多。）况清贞善矣，而谓之诬善，则所谓善者，直恶耳。其妄一也。《吕览·本生篇》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贵者矣，由重生故也。”则惟贫贱，乃真养生。杨朱有三亩之园不能芸，赤贫甚矣，何至反对原宪。其妄二也。子贡货殖，聚而不散，必若公孙朝、穆之好酒好色，乃为逸乐其身。然杨朱既甚赤贫，又何以逸乐？其妄三也。然则世有取于“善乐生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二语者，同全未识得作伪者之用意也。
第五节 端木叔之虚构
妄论子贡之不足，而又矫造其后世，亦将以媚世贵也。
《伪杨朱篇》：卫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借其先赀，家累万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为，人意之所欲玩者，无不为也，无不玩也。墙屋台榭，园囿池沼，饮食车服，声乐嫔御，拟齐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听，目所欲视，口所欲尝，虽殊方偏国，非齐土之所产育者，无不必致之，犹藩墙之物也。及其游也，虽山川阻险，涂径修远，无不必之，犹人之行咫步也。宾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厨之下不绝烟火，堂庑之上不绝声乐。奉养之余，先散之宗族；宗族之余，次散之邑里；邑里之余，乃散之一国。行年六十，气干将衰，弃其家事，都散其库藏珍宝车服妾媵，一年之中尽焉，不为子孙留财。及其病也，无药石之储。及其死也，无瘗埋之资。一国之人受其施者，相与赋而藏之，反其子孙之财焉。禽滑釐闻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闻之，曰：“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为也，众意所惊，而诚理所取。卫之君子多以礼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此端木叔亦子虚乌有之人也。一则曰“子贡之世”，再则曰“辱祖德矣。”子贡货殖，孙曾能世其业，固不可考也。然区区家累万金，而欲墙屋台谢，园囿池沼，饮食车服，声乐嫔御等事，胥拟齐楚之君。试问齐楚之君，皆地方千里，或数千里，富有累千万金，岂区区家累万金者所能比拟耶？尤以卫在战国之世，国小已极，倾卫国之力以当齐楚之君，尚不足抵其百一。而端木叔不过卫之一富民，岂更能所欲则殊方偏国，非齐土（即中国）之所产育者无不致，并齐楚之君所不能致者亦致之耶？至于人为形气所拘，非鬼非神，岂能游则不问山川阻险，涂径修远，无不必之。试问战国之世，果有此大旅行家乎？果能容有此大旅行家乎？在此等发昏呓语之中，而又杂以散财得报之谈，然不如后世小说家言，为入情入理矣。端木叔既无其人，则禽滑釐、段干生亦必无其语，不待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