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杨朱与墨家之关系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史记·滑稽传》）《淮南子·氾论篇》曰：“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是故周季之六艺百家，皆言治之书也。即今之所谓政论，或政治论也。但未至成为如今之科学，有所谓政治科之专书者。故总包万有，不论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皆在其内，遂成庞然大物耳。
世界各国之政治史，莫不先有政治之事实，而后有政治之理论，即必先有历史而后有科学也。故周季之政论，有其由来，一曰远因，二曰近因。
《礼记·礼运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此远因也。大同者，传贤制也。小康者，传子制也。然此不过政体之区别，而政治之事实又混淆不能分也。不独儒家孔子为然，虽百家亦然也。
《说苑·政理篇》：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五年，伯禽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难？”对曰：“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
此近因也。春秋之世，齐首霸，而宋、晋、秦、楚、吴、越继之，此所以王政微而霸政昌也。于是六艺为王政之遗蜕，而百家由霸政以流衍。然王政亲亲，而六艺与传子制结合；霸政尊贤，而百家与传贤制接近。此又其异也。
吾家亭林曰：“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日知录》十三）
此所谓文武之道者，王政而已矣。夷考其实，则周人宗法之色彩浓烈，大封同姓于天下，而亦间之以异姓，无非伯叔甥舅也。伯叔者，今之所谓父系制也。甥舅者，今之所谓母系制而实即舅系制也。以此为骨干，而经纬之以诗书礼乐，则儒家六艺所以从周也。然经春秋二百四十年之战乱，而破毁尽矣。于是百家竞起。孟子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此儒家孟子固诵法六艺而仇视百家者也。
然则百家皆霸政而尽属武人派欤？则又不尽然也。孔、墨、杨三子皆鲁产也。鲁固王政之宗国也，其皆非武人派，不待言也。然其各不同，又何也。则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杨、墨二子盖中缺一齐家之条件者也，此其一也。孔、墨、杨三子皆反对武人霸政各不同，而杨、墨又各不同，此其二也。兹试为分析杨、墨之同异如次 ：
一
二
墨——不得为子之事杨——一妻一妾不治
个人接近社会同
墨——非攻，善守御
杨——不入危城，不处军旅
反对武人有差别
大抵孔子生于春秋之世，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故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远瞻大同，而不自觉其偏倾于小康也。墨子生春秋末、战国初，时势又异矣，故主张“圣人不得为子之事”。（《墨子·大取篇》）杨朱更在墨子之后，故有妻妾而且不治矣。然则孟子更在杨朱之后而愿学孔子，案之时局，岂非王政之弩末哉？
是故政论与时世有密切之关系。孔、墨、杨三子之不同，亦时世为之也。孟子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韩子曰：“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则知杨、墨二子大受一代之欢迎，其事实当为杨、墨二子个人接近于国家社会之主义大流行。良以此主义能应时世之需要，而发挥人人心底之本真，对于乱离不堪之生活，而与以相当之安慰者也。何则，乱离之世，迫于战祸弥漫，民无宁日，往往不遑顾恤其家。更有其他关系，则家之组织，女位其中心，而女不必尽贤。生子贤愚又不可必，往往贤者少而不肖者多。孔子已叹“女子小人为难养”，且孔氏有三世出妻之骇闻。岂孔氏以多出妻，而仅得保其一线宗祀之延欤？杨、墨二子或目击其事，故墨子则倡“不得为子之事”，而杨朱亦有“妻妾不治”，正未可知。然于此不能不谓儒家近于传子制，而杨、墨倾向于传贤矣。
更以进化言之，则凡一民族之发达，其政治必先由贵族专权而后及于平民参政，此一例也。其智识必先由一二圣哲而后及于多数贤才，此二例也。其心理必先见他人而后见及自己，此三例也。自春秋贵族政体之破裂，而后贤士竞进。初犹老、孔二子传道讲学，其后乃百家蜂起。然犹墨家之利他主义先出，而后杨朱之利己主义继之。此亦一有趣之事，堪值注目者也。
惟是墨家之利他主义，乃最高之利他主义，而非下等之利他主义也。何谓下等之利他主义？如殉夫、殉君，虽犬马亦有殉主之节义也。杨朱乃最高之利己主义，而非下等之利己主义也。何谓下等之利己主义？如草窃奸宄，虽禽兽亦多偷盗之行为也。
抑又论之，《荀子·富国篇》曰：“凡攻人者非以为名，则案以为利也。不然，则忿之也。”若墨子之攻孔子，杨子之攻墨子，孟子之攻杨子，将为名耶？利耶？抑忿之也？然墨、孟二子书具在：墨子有《非儒篇》及其他诸篇；孟子非杨，亦散见诸篇中。皆对于所非者，有直接之攻击。今真杨朱书亡，惟《淮南子》曰：“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则杨朱非墨子，而对于所非者，所施直接之攻击，仅此可考而已。虽案今存《墨子》书，篇目甚多。而杨朱所攻者，当必不止此《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四篇目之事。然此四篇目，即墨家之四大主义也。兹为严格评论起见，先讨论杨朱何以攻此墨家四大主义，以见杨、墨两家之交涉，理由安在？
一，墨子之兼爱主义，乃墨子之所以为兼王也。（孔子为文王，见《论语·子罕篇》。墨子为兼王，见《墨子·亲士篇》。）而杨朱“为我贵己”，足以对破之而有余。换言之，即以让王对破墨子之兼王也。盖为我贵己者，即老子所云：“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而庄子因以作《在宥篇》及《让王篇》者也。
二，墨子之尚贤主义，而杨朱亦以“为我贵己”对破之而有余。杨朱固尝曰：“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也。”正即老子所云：“不尚贤，使民不争。”又云：“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杨朱为老子入室弟子，故其道术同也。
三，墨子之右鬼主义，则杨朱以“全性保真”对破之而有余。凡保养生命，终其天年者，则虽死而其鬼不为厉。故老子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夫何右鬼之有哉？
四，墨子之非命主义，而杨朱亦以“全性保真”对破之而有余。全性者即全性命之情也。凡道家皆主张天下之人莫不安其性命之情。故老子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则杨朱恶得而不反对非命之说哉？
杨朱非墨子，对此四大主义，既有可求之理由，则杨、墨取舍不同，而引起是非之争。虽真杨朱书亡，要可窥见一斑矣。然此外尚有杨、墨对辩之问题，庄子称“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杨、墨是已”，似杨、墨两家辩论之方式，总不出乎坚白、同异。然吾观墨子著《辩经》四篇，原有为周季辩者公用之性质。盖自孔子已称“辩者有言，离坚白、若县”，是必《辩经》虽成于墨子之手，而其中实多采当世辩者公用之方式。则杨朱之辩察法，亦自不能越其范围也。故鲁胜《墨辩注叙》曰：“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形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由此言之，则继承墨学者，固宗师《辩经》以自成一家；而反对墨家者，亦转据《墨经》以反唇相稽也。然则杨、墨对诘，亘相攻辩，谓杨朱正即据《墨经》而反唇相稽，亦无不可也。且检《墨经》，复确有与杨朱之全性主义吻合无间者，如次：
《经上篇》
（二五章）：平，知无欲恶也。[说]平，惔然。
《经下篇》
（四四章）：无欲恶之为益，损也，说在宜。[说]无，欲恶，伤生损寿，说以少连。
（四五章）：损而不害，说在余。[说]损，饱者去余，适足不害。能害，饱。
（八一章）：取，下以求上也，说在泽。[说]取，高下以善不善为度，不若山。泽处下善于处上，下所谓（通为）上也。
此皆与杨朱之为我主义，绝对同调者也。则杨、墨反唇相稽，此尤不可为杨朱所据之好资料哉？
且墨子书之《辩经》而外，尚有《大取》《小取》两篇。孟子曰“杨子取为我”，庄子亦言“杨、墨趣舍”（《天地篇》云“趣舍声色以柴其内”）。而《淮南子》则言“趋舍”（《氾论篇》云“趋舍人异”），案取、趣、趋三字，异文而同义。则杨朱取为我，又正对于墨家之《大取》，而为显然之表示也。何则，《小取》乃辩论之方式也，而《大取》乃主义之表示也；故谓杨朱之取为我，乃其《大取》也。然则此可证杨、墨二家主义，尽可不同，而辩论之手段，则杨亦无以复加于墨也。犹之墨者之徒，相与为辨，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终不能决也。故韩子曰：“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乱世而卒不决”，岂不信哉？
兹为欲明了杨、墨之关系，而更总括其同异，如次：
杨、墨之同
一，立德：仁义之德，见庄子。
二，察辨：坚白同异，见同上。
三，离跂：奔走救世，见同上。
四，盛服：皮弁、鹬冠、搢笏、绅修，见同上。五，高行：皆以富贵为伤行，见杨朱语及墨子书。
杨、墨之异
一二
墨，兼爱‖最高之利他主义
杨，为我‖最高之利己主义
墨，赴汤蹈刃，死不旋踵‖以死救天下
杨，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以生救天下
吾操笔而述至此，不禁喟然叹曰：战国纷争，用兵无宁日，若杨、墨二子者，皆命世之救主，为解除或缓和此兵祸而生者也。墨家犹是诛而非攻，至于善守御以反对攻者之暴行。而杨朱则并攻诛而一律反对之，是以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盖可见其用意所在矣。宜乎孟、韩二子大声叫绝杨朱、墨翟与天下之关系，以中分天下之优势，而享一代之大名，绵亘战国二百五十年，而未尝稍衰也。惟杨、墨二哲既直抚时世之背景而倡言立说，一至夫时移境迁，不得不稍稍下落。而千年以还，竟湮没不彰者，亦时世为之也。然一值其时，又将复活。当今之世，非其时乎？
第二节 杨朱与道家之关系
杨朱学于老聃。老聃者，道家之宗也。则不但杨朱与道家有甚深之关系，抑且杨家本即道家。观夫《吕览》所记老聃、关尹、子列子、阳生，皆与以特殊之敬称可证也。然杨朱之取为我，而主张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者，诚道家之行也。惟至与墨家对辩是非，则又道家之所不许也。
吾人因道家而联想及于太公《六韬》曰：“博文辩辞，高行论议，而非时俗，此奸人也。”（《群书治要》与今本异）则道家与法家同一禁人辩也。故《老子》八十一章曰“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庄子·齐物论》篇曰“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宜乎庄子对杨、墨是非之争，而大声斥言“钳杨、墨之口”也。惜杨、墨争辩之时，老子盖已殁矣；不然，何以不见老子之训杨朱乎。
且老庄不讳兵事。老子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庄子·徐无鬼篇》曰：“偃兵者，造兵之本也。”皆其不讳言用兵之证也。而杨氏则不入危城、不处军旅，此又所以与老庄异也。
至于庄子称杨、墨皆外立其德，稽诸襄二十四年《左氏传》曰：“古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是杨朱高行属于太上立德，亦以其竞名而为庄子所不许也。庄子又称杨、墨“趣舍声色以柴其内，皮弁、鹬冠、搢笏、绅修以约其外”，兹解释之：
（1）趣舍声色：韩子《奸劫弑臣篇》曰：“凡人之大体，取舍是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是杨、墨以取舍异而相非也。而声色者，语声须色也，名声物色也。坚白同异，所以表现其取舍皆由中出者也。故曰柴其内。
（2）皮弁、鹬冠、搢笏、绅修：韩子《显学篇》曰“盛容服而饰辩说”，则可想见杨、墨当年之丰采，不减于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以周流列国也。昔三代之王，皮弁素积，以鹿皮为之。鹬、古字通。《说苑·修文篇》曰“知天道者冠”，《说文》引《礼记》作“知天道者冠鹬”，可证。盖杨朱、墨翟之冠，皆以皮弁为质，而饰以鹬羽者也。《说文》又云“能正三军者搢笏”，《晋书·舆服志》曰“古者贵贱皆执笏，有事则搢之于腰带”，此正即所谓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庄子·天下篇》）故鲁国笃生孔、墨、杨三哲，即此冠服，可为确证矣。
然则微庄子攻杨、墨，而真杨朱几不可复见于后世。则其攻之也，不适以誉之乎？虽然，观于《吕览》称老聃、关尹、子列子、阳生，而不及庄子，大概以其非老聃直接传统之人，则庄子亦何足重哉？然杨子《法言》以“庄、杨荡而不法”并称，盖又以让王同论矣。
第三节 杨朱与儒家之关系
杨朱与儒家发生关系，一为子莫，二为孟子，三为荀子。
第一，子莫。孟子痛诋杨朱、墨翟而并诋及子莫曰：“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则是子莫盖执杨、墨两端而用其中，完全取调和主义者也。孟子犹诋其无权，则不以权而得中之执中为权，而必以极端排斥，至视同无父无君之禽兽，乃为权也。然则子莫采取调和主义，不能不谓为儒家对于杨、墨能尽友谊之一流，而非若孟子取仇视之态度者也。然子莫何人？自来无确解。
赵岐注云：“子莫，鲁之贤人也。”惜语焉不详。近儒孙诒让谓牟、莫一声之转，当即魏公子牟。（详见《籀庼述林》）则与赵氏之说大异，余谓非也。《说苑·修文篇》：公孟子高见颛孙子莫曰：“敢问君子之礼何如？”颛孙子莫曰：“去尔外厉与尔内色，胜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此曾子当即曾参，与子夏同享大寿者也。）此公孟子高当即《孟子·万章篇》之公明高，赵岐注所谓曾子弟子者是也。明、孟通用字，《禹贡》孟猪亦作明都可证。单名曰高，加子曰子高，亦古人称字之通例也。孟子不举其姓而单称其字曰子莫，盖以其为儒家之前辈而敬之也。然则此子莫即颛孙子莫，而与曾子为同辈行，必七十子之徒也。赵岐曰鲁之贤人，或即指此颛孙子莫，亦未可知。夫执两端而用其中者，本孔子所以美舜之大智者也。必子莫效之，故对于杨、墨两家各趋极端之学说，亦有所执两用中于其间也。第观其告公孟子高语，则可知有见于道心者深矣。而孟子并诋为贼道，岂理也哉？
第二，孟子。孟子斥杨、墨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则孟子穷极丑诋，直屏斥之于人类以外，姑无论所诋之当否，第观其出词粗暴，已未免不类学人之态度矣。更返观杨朱为我，果是无君之禽兽否也。则此在老子言：“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庄子·天下篇》则以在位者为神圣明王，不在位者为玄圣素王。《礼记·礼运篇》亦载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夫固人人可得而为君也。人人可得而为君，则孰是无君者哉？孟子之出此暴论，殆未闻大道者也。曩尝疑孟子书中何以不一言及于老聃、庄周，而今同可推定其于学，犹有所未窥耳。
孟子又诋杨、墨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此皆攻击已甚之词，必非其实也。何以言之？“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一语，既不见于今存《墨子》书中，则所诋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一语，亦岂必出于杨朱所自言者哉？（伪《列子》文，辨见下篇。）虽《吕览》高诱注引孟子作“阳子拔体一毛”，《淮南子》高诱注又皆作“拔骭一毛”，然皆文字异同，无关宏旨。惟证以《淮南子》言：“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则以今论理Logic之方法而绳之，“不以物累形”一命题Prosition，换词而言之，即韩非所云：“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也。且韩子《五蠹篇》云：“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然则胫毛云者，固周季人之恒语也。此必当时杨朱之世评，诚有如韩非所云：“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者，其措词已近酷薄。然孟子更甚其词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为也”，则又非今论理学之换位Conversion，且变其词性而全异其语趣乎？盖谓曰：“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者”，以“天下大利”为句主Subject，以“不易其胫一毛”为说明Predicate，而孟子倒易之，以“拔一毛”为句主，以“不利天下”为说明，故曰换位也。夫杨朱见梁王曰“成大功者不小苛”，则当时世评，偏与之计较一毛，已嫌恶谑。而孟子更甚其词，则为恶谑之恶谑。故孟子弟子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
好辨”，亦见公道之自在人心哉！凡好辨者往往不自觉其失态，若孟子之辨言若是，千载而下，考信定论，诚不能不谓之失态也。
且孟子所言，亦未尝不有与全性保真之旨合者。
《孟子·梁惠王下篇》：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
《庄子·让王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其身，岂不惑哉？
《吕览·审为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吾不忍为也。皆勉处矣！为吾臣与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以养害所养。’”杖策而去，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能尊生，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禄，则必重失之，生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
此三书所记，同一之事也。孟子亦承认“不以其所以养者害人”，即不以所以养者害所养也，是固全性保真之所为也。岂孟子自言之，即为合于仁义；而杨朱主张之，即当斥为无君大罪之禽兽，且加以不拔一毛之恶谑乎？
惟孟子亦有平情之谈，如曰“逃墨必归杨，逃杨必归儒”，是也。赵岐注曰：“墨翟之道，兼爱无亲疏之别，最为违礼。杨朱之道，为己爱身，尚得不敢毁伤之义。”此“不敢毁伤”语，出《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也。赵氏固尝见真杨朱书者，然则杨朱岂真禽兽哉？
要之，孟子，邹人也。邹于春秋之世，为邾娄，鲁之附庸小国也。《庄子·天下篇》曰“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则邹鲁同化久矣。然鲁为大国，故笃生孔、墨、杨三哲，虽颛孙子莫亦当为鲁人也。鲁不失为大国之风，圣哲辈出，兼容并包。而孟子毕竟不免为小国之人，器宇小而议论悍不顾理。宜其所宗者止一孔子，而所攻者止一鲁国之杨朱、墨翟及子莫。比于《庄子·天下篇》所论者，有鲁人墨翟、赵人慎到、齐人田骈、楚人老聃、宋人宋钘，诚足副天下之名实者，广狭悬殊也。其持论亦庄子精密而孟子粗疏，大有径庭也。姑无论孟子出言无状，穷极丑诋，多不合于今论理学上之推理法。尤以其欲如周公膺夷狄，用武力解决之，则益为卑劣矣。岂孟子自诩能用权，而权固可以滥用者。自宋以下，尊孟子过甚，而中国之学术，亦益以荒落矣。
第三，荀子。自荀子书称杨朱哭于衢涂，遂成艺林佳话。盖杨朱见衢涂而哭，与墨子见染丝而悲，同一悲天惘人之圣哲。然可比于后世所谓哭智，而决非笑智者，亦甚明矣。顾世有谓杨朱唱快乐主义者，抑何谬也？是徒受伪《列子·杨朱篇》之愚耳。
夫荀子不但不攻击杨朱，而反称道之者，同不第以杨朱本主唱“非墨子”者也。《荀子·君道篇》曰：“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闻为国也。”此则荀子之君道，与杨朱之明王，原无二致也。（第观《王霸篇》与《吕览·先己篇》合，已可明矣。）宜乎不以杨朱与墨子同视而攻之也。虽然，荀子此语，非一人之私言也。
《吕览·执一篇》：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詹子岂以国可无为哉？以为“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
然则詹何固尝先荀子言之矣。为身即修身也。且孟子亦有类似之文焉。
《孟子·离娄上篇》：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然则孟、荀盖皆有取于当世之恒言，以著书立说也。但孟子攻杨朱，荀子不攻杨朱。大抵孟子生于战国前期，其学识尚粗疏而多未周密。荀子生于战国末期，其观世远矣，故颇见取精用宏之造诣。然而荀子痛诋詹何，又不可不审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
此它嚣当即詹何，古音詹、冉同部，而冉声有那。丂一形之变，而声亦相转。故詹何可转为它嚣也。詹何、魏牟同确有纵情性之证者。
《庄子·让王篇》：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从读为纵），神无恶乎？（谓己之精神，应无嫌恶耶。）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
《吕览·审为篇》：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犹不能自胜也。”詹子曰：“不能自胜则纵之，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纵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
《淮南子·道应篇》：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犹不能自胜。”詹子曰：“不能自胜，则从之。从之，神无怨乎？（怨当为恶之误）不能自胜而强弗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伪《文子·上德篇》袭《淮南》，不足据。）
此中山公子牟即魏牟也。以上三书所记对照而益明也。瞻、詹通用字。《吕览·重言篇》曰：“故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则詹何者，固一代之圣人也。世亦尝以与老聃并称者也。（老耽即老聃）第以“不能自胜则纵之”一语，遂为荀子所诋其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甚矣制行立说之不可不慎也！然而荀子不以诋老子，亦不以诋庄子，更不以诋杨朱，则老、庄、杨三子皆非其伦也。是故杨朱者决非纵情性、安恣睢而禽兽行，如今存伪《列子·杨朱篇》之所述者也。
况孟子尝诋杨朱为禽兽矣。假令杨朱果如伪《杨朱篇》之所述者，则孟子自将痛诋其纵恣情性之禽兽行，岂仅斥其为我无君之大罪而已哉？故第征之孟、荀书中，而已可决今存《杨朱篇》之伪，无疑义矣。
第四节 杨朱与杂家之关系
杨朱与法家，虽有韩非曾加讥评，而实无深切之关系，故可置弗论，而径论其与杂家之关系。杂家有二：其一为《吕览》之书，又一为《淮南》之书。
第一，《吕览》之书。吾前已言《吕览》一书，与杨朱有深切之关系矣。本出于吕不韦门客之手。吕不韦者，窃国之大盗也。以幸姬有孕，献秦王，是生吕政。后为秦始皇。吕窃嬴社，君子羞之。然其书绝不类其为人，则出于门客之手也。门客者，一时智能之士所萃也。传贤之说，战国甚嚣尘上。故其书倾向于传贤，而老聃、关尹、子列子、杨朱，明王大道之学统，遂为所假借。是以《吕览》十二纪之《孟春纪》，《本生》《贵己》二篇之后，即继以《贵公》《去私》二篇，则《吕览》全书之用意可知也。《士容论》曰：“古之与贤，非恶其子孙也，反其实也。”不尤肺肝如见乎？《说苑·至公篇》载秦始皇欲禅贤，可证当时传贤说之流行矣。且《吕览》复为救时之善言，《荀子·性恶篇》曰：“秦人之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第观宣太后之淫荡、始皇帝之暴戾，则秦俗可知矣。故《吕览》书中于节制情欲、修服礼义，不惮反复言之。宜其本名曰《吕氏春秋》哉？
至于《吕览》与杨朱书之关系，吾前已录其《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尽数》、《先己》六篇，直视如“准杨朱书”矣。就中并注明可疑为真杨朱书者如次：
一，《本生篇》：命之曰招蹶之机，烂肠之药，伐性之斧，与枚乘《七发》有其文，而数及杨朱合。
二，《重己篇》：达乎性命之情，与杨朱反对墨子非命合。
三，《贵生篇》：不以天下害其生者，可以托天下，与杨朱之明王合。死者无有所以知，与杨朱反对墨子右鬼合，而子华子年事亦与杨朱相接焉。
四，《情欲篇》：孙叔敖不得便生，与所谓庄周、杨朱荡而不法合。
五，《先己篇》：凡事之本，必先治身，与杨朱为我贵己合。淑人君子，其仪不忒，与杨朱皮弁、鹬冠、措笏、绅修合。而论五帝、三王、五伯，亦与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相通焉。
且《吕览》其他诸篇，亦多有可傅合者。然要皆不出推测之说，以真杨朱书既亡，终苦无可证明耳。
第二，《淮南》之书。亦出于淮南宾客之手。凡杂家皆兼儒墨、合名法，而一贯之以道家言，所以为统一之中枢也。然《吕览》表示其绍述老聃、关尹、子列子、杨朱之学统，而与以特殊之敬称。若《淮南》书则无有也。试取两书相较，则《吕览》之《孟春纪》，即托始于《本生篇》；而《淮南》全书乃托始于《原道篇》。是愈足明《吕览》与杨朱有关系，而《淮南》非其伦也。盖当时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而《淮南》书亦不能不受其影响也。然《淮南》生西汉初，去吕不韦门客之徒犹未远。宾客中自必有传杨朱之学者，故得见杨朱书。《氾论篇》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说林篇》曰：“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此一则揭举杨朱学说之要领，又一则采摭杨朱原书之成文也。（参照上篇第四章第二节）后世真杨朱书既亡，仅赖有此明文二则，可以窥见其当出自真杨朱书中。于是真杨朱可见，伪杨朱可辟。即攻杨朱如孟子，故出恶谑而过甚其词者，亦可以此正之。故杨朱信史之资料，当以《淮南》此文二则为第一。其价值之高，真不啻一字千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