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周、鲁之关系
周季百家并作，大师几如“过江名士多于鲫”，而老子尤为大师之大师，其事迹见《史记》本传，余既别有《老子列传考释》，及《老子年表》以详之。兹第揭要而言曰，老子先孔子而生，后孔子而卒。其卒年盖在战国前期，周显王初载，故得与杨朱年事相接，而发生师弟之关系也。
且老子所以为大师之大师者，尤以孔子、杨子皆一代之大师，而同出老子之门下也。孔子者，春秋一代之大师也。杨子者，战国一代之大师也。而老子偏以寿考，为春秋、战国两代学术之中枢，孔、杨两大师之先河，岂非卓绝千古之怪哲哉？老子本姓李名耳，字聃，而周季诸子书皆称曰老聃、曰老子，独不称其姓名，即此一端，可见当世社会之推崇，亦已情见乎辞矣。《老子》六十六章曰：“天下乐推而不厌”，考诸其生平，则其言也信。《礼记·中庸篇》：孔子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此其语意中，大有人在，舍老子其畴克当此“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八字考语哉？昔唐虞命契为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宽”，盖老子实得其道。重以享大寿考，故教泽绵长，莫与伦比。宜乎为天下后世所宗仰，隐然若一大教主，终战国之世而不少衰哉？
夫鲁者，周公之国也。周公有大功劳，成王赐鲁备物典策。及周之衰，鲁独秉周礼，遂为列国文化之冠。孔子、墨子既皆鲁人，今又推得杨子亦当为鲁人。是其圣哲辈出，非他国之人所能望其项背，岂偶然哉？孔子之先，宋人也。其后奔鲁，生孔子，详《史记·世家》。《通志·氏族略》引《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后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然《吕览·慎大篇》高诱注曰：“墨子名翟，鲁人也。”孙诒让曰：“《墨子·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又《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并墨子为鲁人之塙证。”张纯一亦力持此说。具详二家所著《墨子间诂》及《墨子间诂笺》两书中。可见后世姓氏之书，多不足据。惟杨朱仅有南之沛一事，及其气质与孔子近，冠服与墨子同，可推定为鲁人。盖杨朱迹近逸民，遗事无多，故所可考者，止此已耳。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殆可为衰周之鲁诵之。物华天宝者，得周赐备物典策也。人杰地灵者，孔、墨、杨三哲同萃于一国也。就中墨子学于史角之后，盖与老子无交涉，然亦尝称引其“道冲而用之又不盈”一语。《韩诗外传》且以老、墨并称，则有无关系，正未可断言也。而孔、杨二子学于老聃，古籍信而有征，试先言孔子。
《史记·老子传》：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
《庄子·天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谓藏十二经也）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盖其职掌征集所藏之史也）有老聃者，免而归居。（然老聃后复官周，为太史。）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十二经有三说：一谓《易》上下经，加《十翼》，为十二经也；二谓《春秋》十二公经也；三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加六纬为十二经也。然第一说为近理，孔子于将殁一二年，作成《春秋》，则六经未完，何来六纬，更何来十二公经？且下文明云“要在仁义”，《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其明证也。盖孔子作《易》，先于《春秋》也）。老聃中其说（中止孔子之说），曰：“大谩（谩、蔓通，谓冗蔓太多也），愿闻其要。”（要即不谩也）孔子曰：“要在仁义。”（《易翼》于仁义，不惮反复言之。）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仁义为有记之性，而老聃所重者，在无记之性。）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此儒家之要旨，屡见于《易》。）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此与《墨子·经下》四一章之问法正合。）孔子曰：“中心物恺（与物恺乐也），兼爱无私（不私一己），此仁义之情也。”（情，实也，性不可见，征之于情实而自见也。）老聃曰：“意（同噫）！几乎后言！（后起之言，非本性也。）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有无相生，充虚互易，此老子用名家法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牧，养也。）则天地固有常矣，（寒暑运行，是其常也。）日月固有明矣，（日月代明，是其明也。）星辰固有列也，（星斗错落，是其列也。）禽兽固有群矣，（道德之至，与鸟兽同群。）树木固有立矣。（道德之至，偕草木无知。）夫子亦放德而行（放，依也），循道而趋，已至矣。（至，极也。）又何偈偈乎揭仁义（偈偈，用力貌。揭，举也，以仁义为揭橥也），若击鼓而求亡子焉。（子逃亡而击鼓求之。）意（同噫）！夫子之乱人性也。”
吾所以举此老、孔问答一段公案者，一则老子所以为一代大师之大师，与其身任周守藏室之史，不无有关也。又一则道、儒两家根本不同，老子之所以排斥儒、墨，与孟子之所以排斥杨、墨，即此可以窥见端倪也。夫孔子何以必西藏书于周室，盖孔子尝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文王演《易》上下经，而孔子作《十翼》，合成十二经，欲藏诸周室，则可通行于天下万世也。《易·系辞传》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此孔问于老一段话，不过“要在仁义”，正可见其与十二经中语，针锋相对也。然老子不许者，其学术思想与孔子所慕者，完全不同也。《老子》十八章曰：“大道废，有仁义。”此大道者，何道也？即《礼记·礼运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云云者是也。而仁义者则即三代小康之术也。故老子叹曰：“噫！几乎后言也！”然孔子盖自受老子之教，而亦追慕五帝之大道，所以有《礼运》一段文字也。其后杨朱问于老聃，所称“学道不倦”，亦即学此大道也。
不第此也，孔子、杨朱同学于老聃，而老聃教训此孔、杨二子者又大略相似也。试分述于下节。
第二节 老聃破除孔、杨二子之智辩
一曰孔子、杨朱同学于老聃，关于智辩之问答相似，如下：
《庄子·天地篇》：夫子问于老聃曰（夫子即孔子，下文之丘字可证）：“有人治道若相放（放，反也，《释文》本作方，通用字，并也，正反二者相并也），可不可，然不然。（以不可为可，以不然为然，即相反也，《庄子·天下篇》曰“以反人为实”。）辨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论语》，孔子曰“不曰坚乎，磨而不粼；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是坚白亦为习用语。县，俗作悬。，籀文宇，屋檐也。若悬之檐宇，在目前，甚明白也。）若是，则可谓圣人乎。”（圣人即明王也，老子曰“圣人之治”。）老聃曰：“是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胥，谓胥徒也。易，治也。技，技工也，如今之技师。系，缀也，属也，如作文亦曰缀文属文。胥徒供役治事，技工尽职作业，皆劳形苦心。）执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来。（留，一本作，一本作狸，皆之借用字，能啮执牛之狗而成愁思者，及猿狙之便提而来自山林。失其本处，皆以有才能而被系缚也，系狗以供猎用，系猿狙则为弄猴之戏。）丘（呼孔子名而语之），予告若而所不能闻，与而所不能言。（予，老聃自称也。若而一声之转，故可连言曰若而，亦可单言曰若，曰而，皆训汝也。）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众，（有头有脚而无心知无耳闻者，众庶也。）有形者与无形无状而皆存者尽无。（有形者人也，无形无状者道也，人能与道并存者无有也。）其动止也，其死生也，其废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言芸芸万物之动静生死废兴，不过后起之现象，非其本来之所以然。）有治在人（在，存也，察也，《老子》四十九章曰“圣人在天下”，《庄子·在宥篇》曰“闻在宥天下”），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物矣，并其自然之天而亦忘之，则人我两忘，故曰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入天门，与天为一，此圣人之治也。）
《庄子·应帝王篇》：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假托有人，实即杨朱自况也），嚮疾强梁（嚮、向通用字，志向也，趣向也。疾，截也，有所越截也，即心理学所谓过程也。梁借为勍，谓志向所经行者，坚强劲勍也），物徹疏明（徹、辙，古今字通也。谓观，物所通者，疏朗明达也），学道不勌（倦、勌，古今字），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明王即圣人也，老子答语中之圣人可证。）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言此只可为圣人之胥徒及技工，易亦即变易，如今之轮流换班做事。系亦即系属，如今之专门一科工作，故二者又有别也。）且曰虎豹之文来田，猿狙之便、执之狗来藉。（文，谓皮也，其皮有文采也。田，猎也。藉，系也。有文采者被猎，有才能者被系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仿佛汉高祖功狗功人之喻。）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己，谓我也，不从我出也。）化贷万物而民不恃；（贷，与也，《老子》四十一章曰“夫道，善贷且成”，二章曰“为而不恃”。）有莫举名（《老子》十七章曰“太上，下知有之”，三十二章曰“道常无名”），使物自喜；（《老子》二十章曰“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老子》十五章曰“微妙玄通，深不可测”，十一章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吾人欲读此文，须知明王圣人者，即三皇五帝三代以来所传统，治天下之予一人也。《庄子·天下篇》分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万民七等人，就事实而言之，则天人、神人、至人亦皆即圣人也。惟君子为未达一间，而鲁者礼义之邦、君子之国也。虽得周之备物典策，然究以侯国，其能传帝王之术者绝迹于境内。故孔子、杨朱咸有绍古明王、圣人之帝王思想，是以纷纷不惮向老子问道也。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传古来帝王之术者，此为正宗。故孔子、杨朱之愿为弟子者，犹后世道、释两教之徒弟，与今出洋之留学生也。且也老子之术，世名曰黄、老，《史记·孟子荀卿传》曰：“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术”，是其证也。汉初，更名曰黄帝、老子。《史记·陈丞相世家》、《外戚世家》、《乐毅传》、《日者传》，皆有此语，又可证也。黄、皇古字通用，故黄帝、老子者即皇帝、老子也。老者，长老也，至尊也。今俗犹习呼“皇帝老子”一语（其意四字并成一名，即至尊无上），而不知其由来至远也。是故，《汉书·艺文志》谓道家言“君人南面之术”者，信也。然又何与于“离坚白，合同异；然不然，可不可”之事耶？则道德、刑名二者本为一体一用之学。故孔子、杨朱咸天赋英材，笃生圣哲，皆初慕辨察为治，以为能正刑名，即可为帝王也。孔子之问“离坚白，若县”，即杨朱之问“物彻疏明”，吾于第一章已言之。且老子曰：“无私焉，乃私也。”正即可不可、然不然，名家充虚施易之法也。然而道家不限于此者，此不过一种对于物观透测之手段，尚非明王、圣人之真本领所在也。故老子之于孔、杨二子，咸各有进以益之。孔子之圣人，即杨朱之明王。圣人忘己而入于天，即明王之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抑何二子同事一师，而所问所答，几全同也。则大道本自要言而不烦，故无甚异同也。
其后孔子亟称尧曰：“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又称舜“无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而杨朱之全性保真者，亦即虚无无为也。此皆孔、杨二子奉教于老子所得之成绩，班班可考者也。
第三节 老聃教训孔、杨二子之道德
二曰孔子、杨朱同学于老子，关于德行之教训相似，如次：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史记》此处有误会，详余著《老子列传考释》中。）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老子》八十一章曰“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老子》八十一章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杨朱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
《史记·老子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谓驾车马而仕也）；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累即纍之省文，蓬首纍容也。《诗·卫风》曰“首如飞蓬”，《礼记·玉藻》曰“丧容纍纍”。）吾闻之：‘良贾深藏，外形（此二字据《索隐》引嵇康《高士传》增）若虚；君子盛德，貌若愚。’（《论语》，曾子曰“有若无，实若虚”，《大戴礼·曾子制言篇》曰“良贾深藏如虚，君子有盛教如无”。）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作态之色，淫放之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老子》四十八章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庄子·寓言篇》：阳子居南之沛（今江苏徐州府沛县东，已详前章），老聃西游于秦（详中篇第四章，第一节），邀于郊（要、邀通用字，要之于路而在郊。盖有关梁之地，所必经行也。《孟子·梁惠王篇》曰“郊关之内”），至于梁而遇老子。（梁谓桥也，关梁也，《墨子·经上》五〇章曰“若人过梁”，亦谓桥也。）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此语可见杨朱为老子入室弟子，能得真传者，黄石公传张良书，亦不过曰“孺子可教也”），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功深矣）。至舍，进盥漱巾栉（一盥，二漱，三巾，四栉，凡四事，今人犹如此），脱屦户外，膝行而前。（请罪也）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闲，暇也），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过。”（过，失也。）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说文》曰“睢，仰目也。盱，张目也”。《史记·伯夷传》，暴戾恣睢，《正义》云“仰白目怒儿也”。《汉书·王莽传》，盱衡厉色，《注》云“举眉扬目也”），而谁与居。（谁与为居，盖观其眸子而知其胸中不似有德者，与戒孔子，去骄气、态色、多欲、淫志，正同。）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老子》四十一章文，故二十八章曰“知白守黑，知荣守辱”。）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闻教命也）其往也（杨朱偕老子同至舍），舍者迎将，（舍者，旅舍中之客也。将，进也。）其家公执席（家公，舍主人也），妻执巾栉，（妻，主妇也。）舍者避席，炀者避灶。（然火者亦避之，以上见杨朱大师之声威，旅舍主客咸尽敬礼。）其反也，（离沛而返国也）舍者与之争席矣。（故杨朱见梁王曰“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
吾人观此孔子、杨朱之气质，大略相同。故即据以为必皆鲁国人之要证也。盖鲁者，君子之国也。故曰：“正颜色，出辞气。”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此《鲁论》一书之宝训也。晏婴之指摘孔子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则老子之教训孔子，谓须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亦非无故矣。杨朱虽其事不详，然为我贵己者，不免予智自雄。势所必至，理有同然。且《庄子·天地篇》之指摘杨、墨曰：“趣舍、声色以柴其内，皮弁、鹬冠、搢笏、绅修以约其外。”则尤可证墨为鲁人而如是容服，必杨亦为鲁人而如是容服。岂非杨朱必为鲁人而无可疑哉？是老子之戒其睢盱，正不特杨朱之个性为然，亦实其所生之鲁国风俗习惯使然也。不然，何以孔子腾跃于前，墨也、杨也踵武接迹于后，三哲者之主义政见完全不同，而其气质偏独大略相似。是而欲不归之于其国俗所凝成之个性，乌乎可哉？大抵道家以虚己容物为德行之总要，而其目的则在待天下之人，乐推而不厌也。
第四节 孔、杨二子学道之优劣
孔子、杨朱同学于老聃，而其结果所得，于学道成绩之优劣，亦吾人所亟欲一研究而知之者也。是有三法以测知之。
第一，老聃见杨朱曰“始以汝为可教”，送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其语意之中，大有轻重，不能不谓杨优而孔劣也。
第二，杨朱两度奉教于老聃，咸立即蹴然改容，不留些许退转之余地，正不愧其自负“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可比明王”之豪语。断不若孔子闻老聃之教而未必即尽遵行也。（孔子至于列邦，必闻其政。子贡虽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然非盛容繁礼者，固不得与知政也。故以为未尽遵行也。）是在孔、杨二子之自身，亦不能不显有优劣之判也。
第三，《庄子》一书，分内篇外篇，显有内道家而外其他百家之意趣。则杨朱问道于老聃，在内篇之《应帝王篇》，明杨朱得道家帝王之术之正宗也。而孔子问道于老聃，在外篇之《天地篇》，明孔子犹为道家之旁门外道也。是《庄子》书之于孔、杨二子，早已显判优劣也。
然则吾人不能不谓杨朱确是老子之嫡派正宗，而孔子非其匹也。后世崇儒而黜百家，重视孔子而鄙视杨朱，未免“有眼不识泰山”矣。崔述曰：“道家之所谓黄、老者，即杨氏也。”（《孟子事实录》卷下）崔氏之书（《崔东壁遗书》）不尽足取，而此言非无一面之理由。然杨朱毕竟与老子不全同，让诸中篇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