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先生说辞学之组织及理论最为精密，古今殆无其比。其学说之基础，建于其哲学思想及方法论之上，具详前章由是推演及于学说之全体，无处不表露其哲学方法之运用。严格论之，此种哲学的思想及方法实为说辞学上不可分之一部分。不过，《鬼谷子》之学固不只说辞学之一部，尚有权谋学之其他一部，亦同时应用。其同一之哲学思想及方法，故不得不因研究之方便上析而为二，盖非得已也。
《鬼谷子》书于说辞学上为专门的叙述者，有“捭阖”、“反应”、“内揵”、“飞箝”、“权”、“损兑”及“中经”，凡七篇，其他各篇则侧重权谋学方面，间亦有及于说辞学者。要之，《鬼谷子》书其泰半皆为说辞之学。说辞学之完成，独立成为一种专科，盖始于《鬼谷子》。此殆确定不疑之事实也。
说辞学之组织
《鬼谷子》说辞学之组织论理最严密，立说最精确，系统最分明。每一法则之确立，则以一篇阐其义，其篇名所示，即其法则上广义之名称也。法则一立，则在全书中随时阐发应用，与近代科学之组织无殊。周秦诸子中如此书组织之精密谨严者，殆罕其匹，谓非吾国往古精神科学上之绝作，不可得也。
大抵鬼谷先生说辞学之组织，由其哲学上之原理出发，以建立其各部分的法则，由其法则以论述其理法。其间虽亦有极重要之方法，同着一篇之中，而为篇名所掩而未及者，咸附于此项法则之下。鬼谷先生之组织此数项法则，常有其极精密之生理的、心理的、论理的基础，故其理论皆极精当不移，而其组织系统之上大别之可判为二部：一曰一般的原理，即生理、心理、论理上诸法则，《鬼谷子》哲学上之思想及方法也；一曰捭阖的原理，即论究说辞上之形式、实质之内容，及其适用上之法则者也。前者为普遍的，后者为特殊的；前者为基础的，后者为应用的。此其别也。
《鬼谷子》说辞学上之组织系统，兹详细分析其内容，约如下表：
上表所列（1）一般的原理上其生理上、心理上、论理上诸基础法则，其相互的关系与权谋学相同，实为说、权二学共同之基础，此不复述。（2）捭阖的原理上，说辞之形式的内容其普通的分类，则与孔门之言语学其组织上有极相密切之关系。虽其分类较为严密，不若孔子分类之广，要皆取材于孔门。如“佞言”，孔子所非，以为“焉用佞”者也，《鬼谷子》则曰“谄而干忠”；如“谀言”，孔子所恶，以为“巧言令色”者也，而《鬼谷子》则曰“博而干智”；如“平言”，孔子之誉史鱼以为直者也，而《鬼谷子》则曰“决而干勇”；如“戚言”，孔子所称为“邦有道，危言危行”者也，而《鬼谷子》则曰“权而干信”；如“静言”，孔子所谓“法语之言，改之为贵”者也，而《鬼谷子》则曰“反而干胜”。此其命名设辞间有异同，要其分类法之渊源本诸孔氏，殆无疑义。按《尧典》“静言庸违”，蔡沈《集传》“静则能言”、“用则违背”，“静言”之由来较古，《鬼谷子》之取义殆本于此，盖择胜义而从之者也。
次心理的分类，鬼谷先生别之为五，其言曰：
“曰病，曰恐，曰忧，曰怒，曰喜。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恐者，肠绝而无主也；忧者，闭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动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无要也。”
《权》篇
按诸《易·系辞传》之言曰：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此六辞者，五病之变也。叛者恐，故其辞惭；疑者忧，故其辞枝；躁者怒，故其辞多；诬善者病，故其辞游；失其守者宣散而无要，故其辞屈。鬼谷立辞之名主于性情，《易传》则注目于对方之事态，事实上虽无极大之分别，而鬼谷先生则为说辞学上之组织，故选择分类比较精严，不若《易传》之失于滥也。又按《大学传》言：“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宋人以为《大学传》为曾子作，近代学者或多持疑义，要为汉初学者传述战国时孔门之学，殆无容疑。证以《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之说，其言实互相发明，由此足征性情之学孔门固详乎言之者。《大学传》虽使即为汉人之书，然其作者述学态度之谨慎，固未悖于真也。观此可明以性情为基础之心理的分类法，比较上实为进步的。诚以语言学之组织，其心理上之要素盖居其半，苟由心理上出发，则其分类之基点易于齐一而精密也。
复次应用的分类。《鬼谷子》别之为四：一曰饰言，二曰利辞，三曰成义，四曰难言。凡兹四者，咸释其义。其言曰：
“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权》篇
欲明此四义，当先明“说”的意义。《权》篇又曰：“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所谓资之者，以其说资人也。“资者，取也”，“人之所藉也”，段玉裁《说文注》曰：“资者，人之所藉也。”《周礼注》曰：“资，取也。”《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故由“说”之目的言，则所以资于人，使得其所凭籍以为用也。故说辞之用不惮多方以相晓，反覆以相难，终冀达其目的而后已。由此出分四类之义，自显而易明。按《韩诗外传》言：
“夫繁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悖，数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则论便然后害生也。”
韩婴传《诗》学，去战国未远，此故言语科之孑遗也。其言“繁文”者，“饰言”也；“饰辞”者，“利辞”也；“数譬”者，“成义”也；“外人之身”者，“难言”也。四者陈义若一，与鬼谷之学若合符节，以《韩传》释四类，意显词豁，无遗义矣。
此外，说辞学上之实质的内容，及适用上诸法则，均由“捭阖”的原则演绎而生：“反应”的法则以求情理之真伪，“内揵”的法则以结人我之亲交，“飞箝”的法则以制事势之枢机，其他关于本身的地位、对方的情态及环境的事态上诸法则，则均以具体的、心理的、事实之理想为之基础，以分别诸类之人与事而为之说法，以为应用上之标准。凡此诸法则，具详下节说辞学之方法中，兹不多及。
由此以论《鬼谷子》说辞学之组织、系统及分类，其严密精详丝毫不减于今日之精神科学。古今政治思想家能具有此种条理者，未或多觏；政治上之纯理的研究精密至此，而后世竟湮没而不彰，斯真人类政治学术上之一阨也已。
说辞学之根本观念——捭阖的原理
说辞学上之根本观念，鬼谷先生名之曰“捭阖”，其言曰：
“捭阖者，天地之道……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按原文“天地之道”句下有“捭阖者”三字，系因前后文误衍，兹据曲园先生《古书疑义举例》五“涉上下文而衍例”删去。
“捭阖者，道之大化。……吉凶天命系焉。”以上《捭阖》篇。按原文“道之大化”句下有“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二语，此系错简，其义不可通，兹考正，详见拙著考正本。
“捭阖”的原理为说辞学全部之第一原理。故《鬼谷子》不惮为之详细解释，严立界说，以树其学术上组织之骨干，故其言曰：
“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荣显、名誉、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捭阖》篇
此其解释与界说，义至显明，由此而后“捭阖”之意义始赋有“阴阳”二性，而“阴阳”二字遂离开《易》学上之见解，完全为说辞学上之术语。故其言曰：“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即其义也。然依《鬼谷子》之哲学思想解释其所谓“道者，一其纪也”，《本经》道始于一，化而为二则曰“阴阳”，以“阴阳之开阖”《捭阖》篇观其法象之变化，以确立其根本之原则，此其思想之本源，与《易·系辞》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理想意义完全一致。至其捭阖的意象，则取于易、老两家之学。
《易·系辞传》曰：
“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干，一闽一辟谓之变。”
以上《易·系辞》
老聃亦曰：
“天门开阖，能无雌乎？”今本《老子》第十章
按今本《老子》此言疑有讹误，考敦煌写本作“天门开阖而为雌”，曲园先生言：“唐《景龙碑》作‘天门开阖，能为雌’，其义并胜，当从之。”曲园先生之言是也。
其后《鬼谷子》所言“动静虚实之理”，《反应》篇“刚柔张弛”《捭阖》篇之道，亦全本于此。愈推演而愈广，愈变化而愈奇，则“奇正”、“离合”、“取予”、“出入”、“益损”、“去就”、“倍反”、“高下”、“得失”、“进退”、“是非”、“重毁”、“亲疏”、“爱憎”等散见全书各篇之中者，凡其界说所未详及，皆由此原则推变应用而生。此种纯粹的二元论之组织异常坚密，毫无罅隙可寻，故《鬼谷子》再三郑重以释其义、立其说，非无故也。
第一目 名实
捭阖的原理之成立，有数种必备之要素。《鬼谷子》之言曰：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捭阖》篇
“循名而为实，安而完；名实相生，反相为情。故曰名当则生于实，实生于理，理生于名实之德，德生于和，和生于当。”《符言》篇
命名者，说辞学上树辞立说不可不具之要素也。自孔子始倡正名之说，复传《春秋》之学，后之为学者遂以命名为第一要义。《左氏传》言“名以制义”，《易·系辞传》亦言“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申子》亦言“圣人贵名之正也，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又《韩非子》引《申子》曰：“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又《尸子·分篇》言“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申不害、尸佼均与鬼谷子同时并世，《左传》、《易·系辞传》之成则略先《鬼谷子》。观此诸家学说，可征其时正名之学其在学术上之地位极为重要，后此遂开“别墨”之辩学，惠施、公孙龙辈之名学，庄周之无名论矣。此“捭阖”的原则之第一要素也。
第二目 同异
捭阖的原理之第二要素，厥名曰“同异”。盖名制既定，事义始彰，于是研究事理之法乃在于同异之“审察”。按《易·睽》彖曰“万物睽而其事类同”，又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同异之察，盖始于《易》，王弼所谓“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明爻通变》篇此其解释意殆近是。至《鬼谷子》则曰：
“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捭阖》篇“听真伪，知同异，得其情诈。”《反应》篇
“立势制事，必先察同异之党，别是非之语。”
《飞箝》篇
“钩箝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飞箝》篇
所谓同异者，推理作用之第一义也，在鬼谷先生哲学的方法论上名之曰“类”。“类”者，即以别同异之方法也。同其同者，异其异者，皆曰“类”，故鬼谷之知的法则始于“以类知”，终于以类行也。关于“类”的法则，详前章第二节《鬼谷子之心理的哲学》。凡政治上之事势，苟能察其同异之原则，其立辞说事必不致错迕而不入。由是而事理可明，“虚实”可见，“离合”可决，变化可知，“立势制事”之权可操于己，“同情异诚”之辞可说于人，此《捭阖》的原理之第二要素也。
第三目 先
捭阖的原理之第三要素，厥名曰“先”。“先”者，主治于未然者也。鬼谷先生学说之全体，力倡其“先”的学说，究其渊源，殆绍述孔子“先觉”、“先施”之遗说者也。故论述其说辞学之根本原理，此项“先”的要素尤不可忽。按老聃之学主于“后”，曰“不敢为天下先”；《鬼谷子》则不然，其书开宗明义即曰“为众生之先”，此其学说上根本不同之点也。大抵《鬼谷子》主先之学约可析为四类，依其程序如次：
（一）先察。如《飞箝》篇言“立势制事，必先察同异之党”之类是也。
（二）先知。如《忤合》篇言“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又《本经》言“将欲用之于人，必先知其养志”、“圣人之道，先知存亡，乃知转圆而从方”之类是也。
（三）先定。如《反应》篇言“动作言默，与此出入……皆以先定为之法则”，“己不先定，牧人不正。……已审先定，以牧人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之类是也。
（四）先为。如《捭阖》篇言“为众生之先”、“离合有守，先从其志”、“为万事之先”之类是也。
凡兹“先察”、“先知”、“先定”、“先为”四项程序，皆言于事之未然之前，而行其观察、认识、判断、实行之谓也。按之《孙子》十三篇所言：
“后人发，先人至。”《军争》篇
“先夺其所爱则听矣。”
“先其所爱，微与之期。”以上《九地》篇
“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军争》篇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之知敌之情者也。”
“凡军之所欲击……必先知其守将。”以上《用间》篇
可见两家学说上之观念完全相同。至《孟子》所言“先知”、“先觉”，意亦相合。不过《鬼谷子》之学完全在政治上着眼，其意味自有不同耳。总之，《鬼谷子》主先之学，要以“制事于机先”为其根本之原理。自此种学风大开，而后《荀子》则言“先虑之，早谋之”，《非相》篇韩非亦言“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解老》篇由此可见战国时代学风之扇播，其趋势固可知矣。此“捭阖”的原理之第三要素也。
第四目 变
捭阖的原理之第四要素，厥名曰“变”。变化之学，本于《周易》。《易·系辞传》曰“一阖一辟之谓变”，“化而裁之谓之变”，“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变者，动也，动而化随之，故《鬼谷子》曰：
“捭阖者，天地之道……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
至变而化之，则阴阳互用、动静相生，“阳还终阴，阴极反阳”。《捭阖》篇其道无穷，要视其所“御”者何如以为之制而已，故《鬼谷子》曰：
“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
“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捭阖》篇
此言捭阖的法则，其变化之用无穷也。
然变化有“眹”，要在“先”“见”，故《鬼谷子》曰：
“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眹焉。”
“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以上《捭阖》篇
此则以“先”御“变”之学说也。
顾“变”的方法，事原人为，其应用于捭阖的原理之上者，有二：
（一）变象比。《鬼谷子》曰：
“其不言无比，乃为之变，以象动之，以报其心。”“古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还听之。”以上《反应》篇
此论立言之术有时而穷，必变其象比，然后得其情实也。
（二）变言说。《鬼谷子》曰：
“夫内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乃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以变求内者，若管取揵。言往者，先顺辞也；说来者，以变言也。善变者审知地势，乃通于天，以化四时，使鬼神，合于阴阳。”《内揵》篇
此言说人之策有不合，则违事失人，不免乖戻，故必变其说、顺其辞也。
凡此变的学说，皆以阐明致用于“捭阖”的原理之上者也，此“捭阖”的原理之第四要素也。
第五目 微
捭阖的原理之第五要素，厥名曰“微”。“微”者，危微之学也，其说本出于易、道两家。《易·系辞传》曰：
“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
又《荀子》引《道经》曰：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解蔽》篇
按伪《古文尚书》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句，疑汉人本《荀子》引《道经》语，伪作，故不具引。
此其说亦见称于《孙子》，《孙子》曰：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虚实》篇
按《通典》作“微乎微微，至于无形；神乎神神，至于无声”；《御览》作“微乎微乎，故能隐于常形；神乎神乎，故能为敌之司命”。
至《鬼谷子》则曰：
“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捭阖》篇
鬼谷先生以“周”、“密”释“微”之用，至其体则曰“与道相追”，盖本之《道经》之遗说也。危微之学，亘于《鬼谷子》全部学说之中，并为政略学之中心学说，此“捭阖”的原理之第五要素也。
具兹五项要素，而后捭阖的原理乃克成立，由是而其原理之演化始具有极重要之意义。由其适用之对象与范围之不同，而捭阖之道、变化之方各有不同，故《鬼谷子》曰“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纳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斯即其义也。此说辞学上之根本观念也。
说辞学之实质的方法
《鬼谷子》说辞学之方法，为说辞学上主要的部分，约可析之为二部：第一部为说辞的实质上之法则，第二部为说辞的适用上之法则。兹分论其实质的方法如次。
第一目 反应的法则
据前章第三节《鬼谷子之经验的哲学》所述，反覆的法则为《鬼谷子》论理上之普遍的方法，其在说辞学上则曰“反应”。“反应”的法则者，盖由反复之论理的方法变易其见地而言者也，故于反覆之外，研究事理之方不得不求对方之“应”验，以为复核事理之必要的方法，不如此则真理不明、误会滋多也。盖反覆者，求之于己；反应者，并验之于人。有诸己，更求诸人，则事理之确凿与否始可判明无疑也。故《反应》篇曰：
“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
此“反应的法则”之原理也。按今本《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四十章又曰“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此其文并简古韵、依古声，殆老子原始学说之一部分也。《鬼谷子》“反覆”的法则之确立，及“反应”的法则之演化，其受老子学说之影响观此可见。又按《韩非子·扬权》篇曰：“凡听之道，以其所出，反以为之入。……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此则直释《鬼谷子》之言，无复余义。此外，《淮南子·汜论训》言：
“圣人者，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而立功，物动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行之而无所困。”
《淮南子》书成虽在汉世，其书杂纂百家言，述学明理要为近真，此论为战国政略家之遗教，其论《反应》，义至明了，亦可为鬼谷《反应篇》作一注脚。其后徐幹《中论》言：
“反之覆之，钻之核之，然后彼之所怀者竭。”
此则并“反复”而言者也。其言“钻之核之”，亦钻核其应验于事实者如何之旨也。徐氏达识，盖亦深于《鬼谷子》之学者，观此数家之言，“反应”之法则的理论可以大明矣。
由是进求其“反应”的法则上说辞之应用，鬼谷别为四个阶段，曰“象比”、曰“反辞”、曰“重袭”、曰“审牧”。兹分析论述之如次。
（一）象比法。《反应》篇曰：“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己反往，彼覆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
又曰：“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其所谓“象”者，盖取于《易》象，《易·系辞》曰“象者，像也”，又曰：“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其所谓“比”者，亦见于《易》。《易》曰“比，辅也”，《易》彖引伸其义则例也、类也。象比之法引用于“反应”的法则上，为一切说辞上之轨范，凡理之所及，象事比辞、取类索形，多张其辞以为之网，此象比之法其第一阶段也。
按《管子·七法》曰：“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管子》书非一时一人之笔，其书之成，盖在战国中世之后。据此言，是比亦象也。其释“象”的意义，含义甚广，断在鬼谷之后。以其义混，故不具引。
（二）反辞法。《反应》篇又曰：“其不言无比，乃为之变……古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 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还听之。”“反辞”者，变象比之辞也。变的要义详见本章第一节第四目，象比之正则宜获对方之“反应”，然或有例外，“其不言无比”者，则不能不为之变其象比以复求之，是曰“反辞”。按《韩非子》言：
“倒言反事以尝所疑，则奸情得。”《内储》
韩非此言盖指特殊的事态之下之“反辞”的应用而言，非通例也。然韩非固私淑鬼谷之学者也，此其说亦足以资鬼谷子“反辞”法之例证矣。此反辞之法其第二阶段也。
（三）重袭法。《反应》篇又曰：“重之袭之，反之覆之，万事不失其辞。”重袭者，言象比与反辞之应用，宜于多方重袭其方式，并变换其方法，或反或覆，务求详审，不悖事情之谓也。此重袭之法其第三阶段也。
（四）审牧法。《捭阖》篇曰：“夫贤不肖、智愚、勇怯有差，乃可捭，乃可阖，……无为以牧之。”《反应》篇曰：“以象动之，以报其心，见其情，随而牧之……古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又《反应》篇曰：“己不先定，牧人不正。……己审先定，以牧人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审牧者，心理上操治之术也，其主体在于“无为”。“无为”者，“致虚静”者也。唯其“虚静”，故能详审正理、因事制宜，“以牧人策，而无形容”，此鬼谷学术之本旨也。按《吕氏春秋》言：
“按真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审分》篇
吕氏斯言，虽未能尽阐鬼谷之说，然其意犹是也。此审牧之法其第四阶段也。
具此四阶段，而后“反应”的法则以立。
第二目 内揵的法则
许氏《说文》“攑，举也”，段玉裁《注》曰：“《上林赋》、《毛诗笺》、《汉书音义》、《通俗文》皆作揵，揵即此攑篆也’字从手、举，会意。邱言切，十四部。”又《玉篇》列字次第“下扬上，作攑，邱言切，举也”，此“揵”之本字本义也。至《内揵》篇陶弘景注曰：“揵者，持之令固也”，陶注释义当是本《说文》“掔，固也”之义。《段注》曰“掔之言坚也、紧也，谓手持之固也。苦闲切，十四部。”“揵”、“掔”二字音近部同，疑古相通借，陶注特释其一，非通义也。又按《内揵》篇之言曰：
“以变求内者，若管取揵。”
又曰：
“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开。”
此其所言之“揵”字，均当作“键”。《周礼》“司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诸经多借“键”为“揵”，而《周礼·司门》作“管蹇”，郑元云“蹇，读为键”，即此键字也。《说文》“键，铉也”，《段注》曰：“谓鼎扃也，以木横关鼎耳而举之……故谓之关键。渠偃切，十四部。”又《说文》：“铉，所以举鼎也。”是“揵”、“键”二字皆含有举的意义，此陶注所略而未及者也。余故谓《内揵》篇之“揵”字原文均当作“键”，“键”、“楗”、“揵”、篆作“攑”“掔”四字均以声近部同，古相通借，故其义引伸而滋多，不足异也。由是言之，“内揵”
的法则其意义乃可得论。《鬼谷子》曰：
“内者，进说辞；揵者，揵所谋也。”《内揵》篇
此内揵的法则之界说也。换言之，即谓举其所谋以进其说辞之谓也，此其说辞之实质的内容，厥为内揵的谋略，非本节范围所及。详见下章兹论其说辞之形式的法则上之内容，其阶段有三：
（一）隐度法。《内揵》篇曰：“凡说者务隐度，计事者务循顺。阴虑可否，明言得失，此御其志。”“隐度”者，隐度其事之中理而后说也，此说辞学上“内揵”的法则之心理的基础也。按《吕氏春秋》之言曰：“凡君子之说也，非苟辩也……必中理而后说也。”《怀宠》篇又曰：“善说者，言尽理而得失利害定。”《开春》篇皆此义也。
（二）顺辞法。《内揵》篇又曰：“言往者，先顺辞也。”顺辞者，内揵的法则上所以进说辞之第二种步骤也。上文引“计事者，务循顺”，循顺以为辞，则其辞必不见非逆而易入矣。然何以曰先耶？《内揵》篇又曰：“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此之谓先顺辞也。
（三）变言法。《内揵》篇又曰：“说来者，以变言也。”变言者，于事之未然，先究其时之所宜以求其变，而后说者也，说详本章第一节第四目故由内揵的法则上言，此为第三种步骤。由是进行“以变求内”，则其事始集，而“内揵”的法则以立。
第三目 飞箝的法则
说辞之应用，以内揵的法则为经，以飞箝的法则为纬。内揵的法则的适用，常与飞箝的法则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离。大抵说辞上之工作，其第一部以内揵的法则任之，而完成工作之第二部则为飞箝的法则之适用。其间恒相接合、各尽其用，故在说辞学上论，虽可析而为二，而应用上则二者之关系致相密接、无可分也。必明乎此义，而后知“飞箝”的法则在说辞学上关系之重要。
按飞箝的意义，许氏《说文》曰“飞，鸟翥也”，“翥，飞举也”，《方言》亦曰：“翥，举也。”“箝，籋也”，“籋，箝也”。《段注》曰：“箝，胁持也，以竹胁持之曰箝，以铁有所劫束曰钳，书史多通用。”又曰：“箝、籋二字双声，夹取之器曰籋。”由是释之，是飞举而胁持之谓也。又按《意林》录《六韬》曰：“辩言巧辞，善毁善誉者，名之曰间谍飞言之士。”《意林》书本之六朝旧本，此虽未可证其为《汉志》《六韬》之原本，要之，非唐代以后之《六韬》伪本无疑。今本《六韬》文中间多古词奥义，断为战国时代遗说，为后世纂取成文，故或披沙简金，不无所得也。兹《意林》所引“间谍飞言”之说，当即战国遗说，以与《鬼谷子》参证，则“飞箝”之意义自可大明。陶弘景注谓“飞谓作声誉以飞扬之”，其说非也。由是论之，“飞箝”的法则云者，谓飞举其言以箝束之之谓也。《鬼谷子》于此项法则之内容，别其阶段为四：
（一）隐括法。隐括法之前题建于论理学之上，其基础则为前章所述之量权的法则。以量权的法则实施之结果，其在说辞学之飞箝的法则上，名之曰“隐括”。此与《内揵》的法则上之“隐度”有同一之心理的推度作用，不过“隐度”法稍形简单，而“隐括”法则较复杂。犹之推理作用，则“隐度”者应用其一个方式以行断定，而“隐括”者则应用数个方式以行其复杂之推断，此其异也。大抵“隐括”法可谓之为归纳的方法，故其程限以不抵触事实为其必要的条件，故《飞箝》篇曰：
“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制事，必先察同异之党，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
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飞箝》篇
此飞箝的法则上之第一阶段也。
（二）先征法。先征法者，说辞上之证验作用也。《飞箝》篇曰：
“其不可善者，或先征之，而后重累。”
陶注释以为“征召”之义，误也。按《论语》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又《中庸》曰：“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以征为信，此鬼谷之说所由本也。“飞箝”的法则上以征验之辞为先，以求其辞之人人而信之也，此其第二阶段也。
（三）累毁法。《飞箝》篇曰：“或先重累而后毁之，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飞箝》篇。此段接上文（二）先征法所引之言。“累毁”法者，“飞箝”的法则上最晦涩而最扼要之部份也。
按《说文》曰“重，厚也”，《段注》曰：“厚斯重矣，引伸之，为郑重重叠，古只平声，无去声。”又《荀子》杨倞注曰：“重色、重味，言重多也。直用反。”又《说文》曰：“絫，增也。一曰絫，十黍之重也。”《段注》曰：“增者，益也，凡增益谓之积絫。絫，隶作累，累行而絫废，古书时见絫字。”此重累之本字、本义也。
又《战国策》引语曰“论不修心，议不累物”，又曰“辍而弃之，怨而累之”。又刘向《说苑》曰：“天将与之，必先苦之；天将毁之，必先累之。”“毁”与“累”对举，此亦战国时代之言，而刘向引用之者也。凡此所引之累字，其古义均宜释作“解”字之义。按曲园先生《古书疑义举例》曰：“《礼记·曲礼》篇‘为大夫累之’，按累之，犹解之，累、解本叠韵字。《荀子·富国》篇‘则和调累解’，累、解二字同义……缓言之曰累解，急言之曰累。”曲园之言是也，此则“累”字之变义也。由此以言“重累”者，多方为之解释之义也。陶注释之以为“都状其材术所有”，《飞箝》篇注其说殊未安，此特陶氏以己意释之而已，非古训也。
至“毁”的意义，《说文》曰“毁，缺也”，《段注》日：“缺者，器破也，因为凡破之称。”是所谓毁者，举其缺失而言之谓也，陶注释之以为“就其材术短者訾毁之”，意近是矣。古义既明，请论其法。
累毁法者，说辞上之积极的方式也，此为飞箝的法则上之主要的方法。其方式之运用恒随事态为变迁，要以活用为原则。盖苟遇有个性强固而城府深密之对手，即鬼谷所谓“其不可善者”，则其方式之活用直如岳武穆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固不可以言传者也。然其变化之用，简言之有三：（1）先征实其言，而后多方为之解释，所谓“先征之而后重累”也；（2）或先于多方为之解释，而后举其缺失，所谓“或先重累而后毁之”也；（3）或即于多方解释之中备论其缺失，或随于举其缺失之时即为之多方解释，所谓“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也。凡兹三者，以用为变，此其第三阶段也。
（四）钩箝法。《飞箝》篇曰：“钩箝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钩箝法者，即捭阖的原理之演用于说辞学上而赋以专名者也。其所谓“乍同乍异”者，即前第一节所引“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其义相同，由性质上言，是曰“捭阖”；由运用上言，斯曰“钩箝”。说详第一节此其第四阶段也。
综兹四法，是曰飞箝。此犹在说辞学上言之耳，至其实质内容，则亦以权谋学为经，说详下章，兹不具论。
说辞学之适用的方法
第一目 关于个人的地位关系适用之法则
说辞之施，以个人的本身之地位不同，而其适用之方法遂以悬殊，此其地位之自觉，须有主观之直觉的判断为衡，此中有甚深微妙之关系，须凭主观上最高点之观察，而后始能悟解者。换言之，即非老谋深算、髙瞻远瞩者，不能于其本身的地位有超然之自觉，则其说辞之内容自不能有适当之规定也。兹请分论关于本身的地位适用之方法如次。
（一）说内法。《谋》篇之言曰“外亲而内疏者，说内……”此“说内”法之定义也。“说内”法者，言度其本身所处之地位、与对方之关系，如关系未深而身处近密，外虽亲善内实疏远者，则为之说其内也。虽然，何法以说其内乎？《内揵》篇曰“以变求内，若管取揵”，此所谓“变”，即以“说内”者也。然何以须说内乎？《内揵》篇又曰“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唯其不合于志，故须求内，故又曰“欲合者用内”，此即所以求其合也。由是更进而求之“内揵”的法则，则“揵而内合”《内揵篇》之法行，而“说内”之义益显矣。若其不然，苟从其反面言，则如《谋》篇所谓“其身内，而言外者，疏”矣。此谓其言之“外”与其本身的地位之“内”不能适应其关系也。换言之，即在此种场合宜行“说内”之法，而乃“说外”，则必见疏远也。是即《淮南子》所谓“物或近之而远”，《人间训》即此义也。此说内之法一也。
（二）说外法。《谋》篇又曰“内亲而外疏者，说外……”，此“说外”法之定义也。“说外”法者，言度其本身所处之地位、与对方之关系，如关系既深，而“周泽未渥”，《韩非子》语内实亲善外示疏远者，则为之说其外也。虽然，何法以说其外乎？《内揵》篇曰“内自得而外不留者，说而飞之”，此所谓“说而飞之”，即谓以飞言箝束之，是即以“说外”者也。然何以须说外乎？《内揵》篇又曰“远而亲者，有阴德也”，顾虽有阴德而不见用者，则亦《内揵》篇所谓“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策既不得，则更当求其外，故又曰“欲去者用外”。外者，远也，许氏《说文》是即所以“说外”者也。由是更进而求之“飞箝”的法则，“度权量能……征远来近”，《飞箝》篇则“说外”之义明矣。若其不然，苟从反面言，则如《谋》篇所谓“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矣。此亦谓其言之“深”与其本身所处之地位相迕，在此场合当行“说外”之法而不行，故必致身危也。是即《淮南子》所谓“说听计当而身疏”《人间训》者，亦斯义也。此“说外”之法二也。
（三）因说法。《权》篇之言曰：“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此“因说”之法也。“因”的意义谓“循理”也，《符言》曰“圣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循理，故能久长”，此之谓也。按《吕氏春秋》言：
“善说者……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俱长，……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顺说》篇
吕氏此说，其释因说之法，陈义显明，无待烦言。由是观之，战国说辞学上因说法之重要即此可见矣。此因说之法三也。
按《慎子》书文多驳杂，近代学者疑为杂录所成，殆近是。其书言“天道因为大……因者，因人之情也，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其释因的意义与《吕氏春秋》若合符节。又按《鹖冠子》书近人多疑其伪作，然其书中颇多古词奥义，或系先秦遗文为伪作者篡取以实其伪书，亦在意中。其《学问》篇言“见变而命之，因其所为而定之，若心无形，灵辞虽搏捆，不知所之”，此节完全为纵横家言，断非汉代以后所能伪作，此其义直绍鬼谷，可为鬼谷因说法作一注脚。
以上三法各有其特定之场合以为展用之条件，苟或错误，则其事不立。此关于个人的地位、关系，适用之法则一也。
第二目 关于对方的情态适用之法则
关于对方的情态适用之法则，以对方的情态之异状而各具有特殊的方法。《鬼谷子》尝具体言之，曰：
“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权》篇
按“愚”字，原文作“过”，依《邓析子》作“愚”，“过"字误也。别本作“通”’，秦恩复注谓当作“进”，“进”字于义亦未安，故依《邓析子》改正。
凡此九法，皆以对方之情态不同而立言，其法则亦因之而异。兹分析论之如次。
（一）曰“博”。博者，“繁称文辞”之谓也，盖“与智者言，将此以明之也”。均见《权》篇其言“繁言而不乱”，《权》篇亦此义也。是即《韩诗外传》所谓“繁文以相假”也。
（二）曰“辨”。辨者，别也。徐幹《中论》言“辨之为言别也’为其善分别事类而明处之也”，又曰“辨之言，必约以至，不烦而论……使论者各尽得其愿而与之得解”，《覈辩》篇即此义也。
（三）曰“要”。要者，要言不烦之谓也。鬼谷所谓“终日言，不失其类”，类者，辞之要理也，故亦曰“观要得理”均见《权》篇也。又《礼记》引孔子曰“君子不以辞尽人”，《表记》亦谓得辞之要也。
（四）曰“势”。势者，形势也，即《本经》所谓“势者，利害之决，权变之威”也。《孙子》有言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篇此其义亦即《飞箝》所言“立势制事”也。荀悦《汉纪》言“言形，则大体得失之数备；言势，则临时进退之机审”，是其义也。
（五）曰“高”。高者，名高也，言其崇也。见《说文》富者，啬于财而慕高名，故以高辞动之也，此《谋》篇所谓“高而动之”也。按“高”字《邓析子》文作“豪”，秦恩复注以“从邓析子作‘豪’为是”，非也。
（六）曰“利”。利者，财利也，即《谋》篇所谓“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之利也。《权》篇亦曰“利辞者，轻论也”，“利辞”之义即谓言利之辞也。
（七）曰“谦”。谦者，撝谦也，《易》之卦辞也。案《邓析子》无此言，疑为战国时附衍之词。
（八）曰“敢”。敢者，果敢也，果决也，“几危之决”也。《本经谋篇》所谓“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此与勇者言之法也。
（九）曰“锐”。锐者，芒也，见《说文》锋芒之利也。愚者短于智术，闇于事理，故必以锋芒犀利之辞进，此《权》篇所谓“与不智者言，将此以教之而甚难为”者也。
九法之变，存乎其人。审而后进，度而后言，符而后应，庶其无悖。
第三目 关于环境的事态适用之法则
关于环境的事态适用之法则，具见《中经》，盖以环境的事态之适应为原则者也。《中经》之词甚详晰，无俟繁释，兹言其要点如次。
（一）形象法。《中经》所谓“见形为容，象体为貌”，即形象法之定义也。《荀子》曰“色从然后可与言道之致”，“色从”者，即形象之先见者也。《淮南子》曰“说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缪称训》又徐幹《中论》引孔子曰“唯君子，然后贵其言、贵其色”，均此义也。惟《中经》此节文有脱误，颇滋异论，兹考正其言如次。《鬼谷子》曰：
“有守之人，目不视非，耳不听邪，言必《诗》、《书》，行不僻淫，以道为形，以听为容，貌庄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隐情塞隙[微]而[去]之。”
按本文末句原作“而去之”，疑有脱误。《摩篇》言：“微摩之以其所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应也，必有为之。故‘微’而去之，是谓塞窌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据此，则本文脱“微”字，故补正。又按刘向《说苑》言：“是以贤人闭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后合，故言无不听，行无见疑。”刘向所谓“闭智塞能”，即“隐情塞隙”也，盖待其人然后合也。刘向《说苑》曾引《鬼谷子》之言，今本《鬼谷子》无此文，见逸文所引。向此说盖亦本之《鬼谷子》可知。按《说苑》曰：“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谓贤者也，为国计揣微测隐，所谓躬无过策者也。”其言“揣微测隐”，亦本之《鬼谷子·揣篇》所谓“测隐揣情”者，此又其一证也。尝疑“去”字为“待”字之误，此亦一说也。至其所谓“微”者，即前文所引“微摩之以其所欲”也。清儒卢文弨《跋鬼谷子》丑诋此文，以为“有守之人，非辩士所能撼”，则何解于《忤合》篇之言乎？《忤合》篇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即“微而待之”之义也。卢说狂谬，不足论也。
（二）和音法。和音者，“闻声和音”也，谓“声气不同，则恩爱不接”也。故声以“宫”为主，以“和”为贵，“音不和则悲”，“声散伤丑害”，其“言必逆于耳也”。均见《中经》
（三）解斗法。解斗者，“解仇斗隙”也，“谓解羸微之仇。斗隙者，斗强也”。此谓“强隙既斗，称胜者高其功，盛其势；弱者哀其负，伤其卑，污其名，耻其宗。故胜者斗其功势，苟进而不知退；弱者闻哀其负，见其伤，则强大力倍死而[为]是也”。文见《中经》，“为”字据注增。
（四）缀去法。缀去者，谓“缀己之繋言，使有余思也”。《中经》“繋”当作“系”，六朝以后假“繋”为“系”。“系者，县也”，见《说文》“垂统于上而承于下也”，《段注》引申为凡总持之称，谓以系言缀其人之去，使其留思也。《中经》此文多讹误难读，兹考正其文曰：
“故接贞信者，称其行，厉其志，言原文有可字，误。为可复，会之期〔可〕，〔善〕一本作“喜”，接上句读，误。以他人之庶引验，以结往明疑，疑宋《道藏》本作“疑疑”，秦恩复校本作“款款”，疑秦校本系因注而误。而去之。”
案《论语》言“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此可复之义也。本文“言可为可复会之期喜”，字句错乱，殊不成义，曲园先生《古书疑义举例》“字句错乱例”引《大戴记·小辨》等“礼乐而力忠信其君其习可乎”，谓当作“君其习礼乐而力忠信，其可乎”，此例是也。本文错乱，句读亦误，兹并考正。又按《说文》有两“疑”字，一作“”，训惑也，此“结往明”之“”也；一作“”，训定也，如《诗·大雅》“靡所止疑，云何徂往”，《庄子》“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疑”字均作定解，盖含有安静之义，此“而去之”之“”也，此一解也。又按《荀子·非十二子》篇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此“疑疑”之义也。或疑本文当作“以结往明[疑]，疑疑而去之”，文中原有三个“疑”字，脱去其一，此亦合于曲园先生字因两句相连而误脱之例，说亦可通，此二解也。至陶注“明己疑疑至诚”，秦校为“款款”，即据以校正本文，说似可通。然“款”篆作“”，与“”字形似易误，且依秦校，本文文义亦殊未安也。
（五）却语法。“却语者，察伺短也”，即《权》篇所谓“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钓者，求也；几者，微也，谓求察其隐微也，此其义完全相同。至论其法则，曰：“言多必有数短之处，识其短验之，动以忌讳，示以时禁，[无见己之所不能于多方之人]，此文原系末句，盖错简也，兹考正。其人因以怀惧，然后结信以安其心，收语盖藏而却之。”斯其术也。
（六）摄心法。摄心者，结人之心也。《内揵》篇所谓“素结本始”，《谋》篇所谓“结比而无隙”者是也。此其法曰“逢好学伎术者，则为之称远方，原文“方”字作接下句读，误也，兹考正。验之以道，惊以奇怪，人系其心于己。效之于人，验[之于往，复]乱其前，吾归诚于[彼]。”此节文有讹夺，原文作“验去乱其前”，语不成义，末句“吾归诚于己”，尤不可通，兹据陶注文增补改正。此其术也。
（七）守义法。“守义者，谓守以[仁]原文作“人”字，误也。义，探心在内以合者也。”此其法曰探心，《鬼谷子》曰：“探心，深得其主也。从外制内，事有系由而随之也。[遭淫酒色者，为之术音乐，动之以为必死生日少之忧。喜以自所不见之事，终以可观澜漫之命，使有后会。]”本文错简，置于“摄心”节下，误也，兹考正。其言“遭淫酒色者，为之术音乐，动之以为必死生日少之忧”，此所谓守以仁义，探心以合者也。义者，宜也，随其宜而制之，系而随之，所谓“喜以自所不见之事……使有后会”也。明言“后会”，则为不合而去者言也。
凡兹七法，始于形象，终于守义，盖以仁义自守，此鬼谷绍孔氏之学之显证也。故其结论曰：“小人比人，则左道而用之，至能败家夺国。非贤智，不能守家以义，守国以道。”此固昌言其学之以道义为主体，而说辞为用也。卢抱经之论无的放矢，适征其浅识已耳。
结 论
以上各章所论，鬼谷先生政略的哲学之思想概见于此矣。
据史策所记，《揣》、《摩》二篇为苏秦简练所得，详见本篇第二章《鬼谷子真伪考》其为苏子创作甚明。此为权谋学上极重要之部分，吾故列之于组织系统之下；又以其为纯粹苏子所创，故详述于编下，兹不具论。
次《符言》一篇，其体裁、文气均与全书各篇不类，显为《阴符》原文，而苏子摘其要言，附之于篇者。陶宏景注以谓“发言必验，有若符契，故曰符言”，非也。故《管子·九守》篇所述主位、主明、主听、主赏、主问、主因、主周、主参、督名各节，均与《鬼谷子·符言》篇章次大致从同。至文字间有异同，要为辗转传授及传钞之广而致歧异者，断断无疑。余尝疑齐史记所载《太公阴符》之言，而为战国末时人录以入《管子》，故其言多有同者。鬼谷尝为齐客，苏秦亦仕终于齐，齐人之学类宗太公，故谓《符言》为《阴符》之言，殆可信也。又考《管子·势》篇之言，其与《符言》相应者如次：
又按宋钞本《六弢》文中与《符言》篇有极相同者，兹并列于次：
或疑《六弢》为伪书，《六弢》信伪，其非《汉志》之旧无疑。然其文中多与《鬼谷子·符言》、《管子·九守》各篇从同，由是观之，或不无古训杂厕其中，即此足见《符言》为太公遗说，而非鬼谷子独有之学说，已可取信。
又按《老子》曰：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第十五章
此为纯粹“安徐正静，以待倾损”之学说，老子此说必本《周书》可知。由是言之，虽谓《符言》一篇为非鬼谷作品可也。虽然，苏子传鬼谷先生之学，其纂述厥师平昔乐诵之辞，以著于篇，要亦事理之常。不过《符言》所论均为政略家所应具之态度、能力及条件，而非政略学上所讨究之内容，故吾于权谋学上均阙而不论，职此故也。
至前章所论“分威”、“散势”两法则，虽出于《本经阴符》，依史策所记，宜为苏子说解之词，详见第二章《鬼谷子真伪考》然其说之渊源，不能谓与鬼谷毫无关系。阴符之学，原为太公兵权谋之一部，自非苏子个人所创作。然而鬼谷传齐学，直入太公之堂奥，抉其精义，以创政略学之规模，故论述权谋学之结构，自不能忘其主要的法则而不论，故具著于篇，殆亦苏子尊其师说之本意也。
要之，鬼谷先生之政略的哲学思想，就其原理上各部分综合观察，其相互的关系约如下表。
举凡鬼谷先生政略的哲学之原理部分，均著于上表。其中唯说辞学上对于个人的地位、关系暨对方的情态及
鬼谷先生政略的哲学思想系统关系表
环境的事态等所适用之法则等，均缺而未列。诚以此为单纯施用之方法，非原理的部分，故不具列也。
由是观之，鬼谷先生政略的哲学之构成，固具有极精密之组织，非战国并世诸哲所能望其项背者。然独以历代伪儒之排斥，遂抑而不彰，斯殆我国政学界之不幸也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