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权谋学之原理，建于其哲学的思想及方法论之基础之上。溯其渊源，始于吕尚《周书》，详于老聃学说，具于孔门《易》学，变于孙子兵略，而组织完成于鬼谷先生，纂述附衍于苏秦。其学说精深微妙，极形势张弛之理，尽权制变化之奇，古今殆无其比。高似孙以为“一代之雄”，信不诬也。
今本《鬼谷子》书于权谋学为专门之叙说者，有“抵巇”、“忤合”、“揣”、“摩”、“谋”、“决”、“符言”暨《本经》“分威”、“散势”、“转圆”、“损兑”、“持枢”等凡十二篇，类皆以权谋之纯理的研究为主。此外各篇虽无在不有权谋学上之理论杂错其中，惟大致均以说辞学之叙论为主体，故不具列。至此十二篇之中，间有及说辞学者，亦以其体用的不可分之关系，而附带及之云耳。
权谋学之组织
鬼谷先生于权谋学上之组织，当为之树立各个之法则，分列篇目，或附篇中，各为说明，与其说辞学之组织无殊。惟《揣》、《摩》二篇为苏秦作品，虽究其内容多为推衍师学而作，然其学说自具有特殊之地位。不过苏子阐述师学，引伸发明，独著此二篇以附于师说之后，足知其学之大体本于鬼谷，要无疑义。观《揣》篇首节之论量权（见前章第三节“量权的法则”中所引），其要义均先见于《捭阖》、《飞箝》、《忤合》诸篇中，虽以《揣篇》为较详尽，而实为重复迭见之作可征，此文断为苏子自己作品，故不害其为重复，否则鬼谷先生之学说以其论理之精密，不宜有此重复之作也。故兹篇亦以列于权谋学系统之下，为组成其学说全体之一部，盖以明其师徒传述之迹也。惟揣摩之学纯以情欲上之变态为其推考之对象，故其法则不外由心理上测定隐微、检索情欲之方法，亦可谓为政治心理学之一部。此与鬼谷权谋学上之心理的基础关系极为密切，若舍弃其说，则无以窥政略学之藩奥。
《鬼谷子》权谋学上之组织系统，兹详细分晰其内容如下表。
上表所列一般的原理上生理、心理、论理的基础均为说、权二学组织共同之基点，具见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此为其哲学上之理论及方法之本旨，无待烦说。此外，依次类分，除上述政治心理上之基础，即揣摩的学说为苏子之学说，自具有特殊之地位外，由权谋学之根本观念——即抵巇的原理——出分，约可别为形式的方面与实质的方面两部。形式方面盖就权谋上之形式，由纯理的分析其内容也；实质方面盖就事变上之适应的法则而论，其实质之内容也。前者为纯理的，后者为事实的；前者为主体的，后者为对方的，此其别也。至其内容，详第三节、第四节，兹不具述。
权谋学之根本观念——抵巇的原理
权谋学上之根本观念，鬼谷先生名之曰抵巇，其言曰：
“〔圣人者，天地之使也。〕按本篇多错简，此句错简在后，误也。兹考正。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牙孽之谋，皆由抵巇。抵巇隙为道术。”《抵巇》篇
按“其施外兆萌牙孽之谋”句，义不可通，疑有讹误，待考
《鬼谷子》言“抵巇隙为道术”，此明示人以其权谋学上之第一原理为“抵巇”也。抵巇的界说，鬼谷子言之甚详尽，其言曰：
“巇者，罅也。按阮元跋读巇如呼，此古声训字之义也。罅者也。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巇之理也。——〔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牙巇罅。〕”
按此节原文中杂有错简，此节当连接上文，文理始鬯，兹考正。
此其树义严整，展转训释，豁然贯通，鬼谷权谋之学胥由此原理发生。何以言之抵巇者？当政治上之“时”与“事”、与“人”数项机会的凑合之际，而运用其谋略以取得政权之谓也。其中并含有积极的进行之意义，故由政治的普通环境言，则有适当的因应方略之义；故由危险的环境言，则有谋得相当的出路之义。易词以言之，抵巇的原理乃活动的、猛进的、积极的、自由的、适应的之政略上之原理也，故曰“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之谓也。由此言之，权谋学上之目的实以“抵巇”为其研究的对象，可抵之中又自有其进动之方向，如何而抵以塞之，如何而抵以却之，如何而抵以息之，如何而抵以匿之，如何而抵以得之，凡此皆须运用其适当的方法，由是而权谋学之方略论缘以发生。故《抵巇》篇又曰：
“圣人见萌牙巇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得〕原文误作“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塞〕原文误作“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按此二句原文上有错简，误也。此二句应连接上文，兹考正。
按“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原文作“塞”，误，当改作“得”；又“不可治，则抵而得之”，“得”字亦误，当作“塞”。本书原文二字错出，今正。
此其所论抵巇的动向之变化，其理各殊，则其所以为谋者自亦各有不同，此权谋学上各顶法则之所由立也。刘向《说苑》言“道逆时反，而后权谋生焉”，此之谓也。兹请分论抵巇的原理上之各项要素。
第一目 巇
“巇者，罅也。罅者，也。者，成大隙也。”此其展转互训，意义渐明。《飞箝》篇所谓“或伺候见而箝之，其事用抵巇”，所谓“”者，即“巇始有朕”之“朕”，故曰“伺候见”也。按《汉书·杜业传》“业因势而抵垝”，服虔曰“垝音义，苏秦书有此法”，“垝”即“巇”也。又颜师古注曰：“垝，毁也……一说读与‘戏’同，言击其危险之处，鬼谷有《抵巇》篇。”又陆佃注《鹖冠子》曰“中险司巇也”，是“巇”犹“险”也。又陶弘景注曰“巇，衅隙也”，陆佃亦曰“巇，间隙也”。《鹖冠子·天则》篇原文曰：“见间则以奇相御人之情也。”是“巇”者，间隙也，“”犹“间”也，由是言之，“巇”的意义本来为空间性，及其在政治上则兼有时间性，并赋有政治上的时会之意义。所谓政治上之时会者，以政象变化离合之际而觊得其间隙，以为政治活动之准据之谓也。故《抵巇》篇复曰：“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者，圣人也。”此言政治上之“巇隙”，犹言政治上之时会也。至“巇隙”之察，则以“捭阖”为用。捭阖的原理之演化，见前章第二节始于名实之理，察于同异之辨，制于事机之先，变于阖辟之外，决于危微之时。其理隐微，变化不测，运用之道，存乎其人，故曰“能用此道者，圣人也”。由此可见说辞学与权谋学相互关系之密切，其合组完成为政略学上之二大柱石，非无故也。此其要素一也。
第二目 抵
“巇始有朕”，见巇之朕而后可以“抵”。“抵”者，击实也。颜师古曰“抵，击也”，陶注曰“抵，击实也”，陶义为长。按杨子《法言》曰：“或问：‘蒯通抵韩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信闭，如其抵。’”是“抵”者，说而中其险要之谓也。又许氏《说文》“抵，挤也，挤排也，摧挤也”，《段注》曰“排而相比也”，又曰“《释诂》、《毛传》皆曰摧至也，即抵之义也”，是“抵”者，排而挤之之谓也。由是言之，“抵”的意义有立势以相排，及击而中其险要之二义，此其在政治上所谓“立势制事”《飞箝》篇之道也。司其巇，知其朕，及政治上之时会既至，则为张立形势，随事而制驭之，此即抵之术也。斯其要素二也。
第三目 反验
反验者，“反覆”的法则及符验的法则之应用的方法也。抵巇之理，必先求知，而求知之法，以论理上之“反覆”的法则，及“符验”的法则为其必经之阶段，故其言曰：“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抵巇》篇此其言“反”、“验”，盖兼论理上之二项法则以言，其详见本篇第四章。然“反验”并用，其法最为精密。杨子《法言》曰：“君子之言幽，必验乎明；远，必验乎近；大，必验乎小；微，必验乎著。”即此义也。
此其要素三也。
第四目 因化
因化者，深察政治上变化之迹象，豫决其未然之理，循其变化之将然而推进之之谓也。此为权谋学上最精要之部份，盖权谋之用，取挹无穷，其变要在“因化”，必“豫审其变化”，《捭阖》篇因而裁之，则进退、得失、去就、倍反，其权制在我，所谓“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忤合》篇即此理也。故《抵巇》篇曰“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又曰“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即谓是也。至《忤合》篇言“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亦释此义也。此其要素四也。
第五目 时
时者，时机也，抵巇的原理之先决的条件也。时机与事实之关系，常互为因果，时机可以生事势，事势亦可以转换时机，其间转变之机盖在人为，顾亦有非人力所能及者，此则谓之世运。此譬之战争之起，有缘于误会而发，斯原为人力所可避免，而卒不可避，则此种政治上之变象，只可名之曰世运。世运者，政治上之时间，非人力所能为谋者也。故《抵巇》篇曰“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此之谓也。大抵鬼谷之学以因时变化为原则，司马迁《自序》所引逸文曰“圣人不朽，时变自守”，按今本无此文，《索隐》曰“此出鬼谷子”，盖逸文也。此其学固以随时势之变迁而讲求适应环境之方略为其基点，此与《国语》所引范蠡之言曰“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荀子·天论》曰“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假之”，《韩非子》所言“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说苑》所言“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至时之极，间不容息”，其义完全相符。至于“深隐待时”之说，盖非得已，此鬼谷先生之所以终隐林下也。按《荀子·宥坐》篇引孔子曰“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又《孟子》亦曰“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待时之说，殆儒家之学说也。又《论语》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又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据此，则“深隐待时”之说均出于孔门，然孔子即非能躬践其说者，故周游列国，冀以求合。若是则深隐
之行固非政治家应有之态度也，其不幸而出此，固非得已也。此其要素五也。
备斯五要，而后抵巇的原理始克成立，此权谋学上之根本观念也。
权谋学之方式
权谋学之形式的方法，其法则有三：一曰三仪，二曰决疑，三曰转圆。凡此三项法则，皆从主观上决定其方式者也。此种抽象的研究，纯粹离开权谋上之实际的方略，而讨究其法则之方式，亦可谓之权谋学之纯理的方法论。然此种方式之成立，有其先决之条件三：
（一）求因。因者，事实的原因也。因果律之支配为政治上任何不能反对之事实。凡事之因果不明，则其变化未由推测；变化既不可测，自无法以求其适当之因应方略，则计谋自失其准据而未由决定矣。故凡决策定计，其第一之先决问题为求因；求得其因，则其所据以行推理之前提不妄，而其智略之所施始能时措其宜。《谋》篇有言曰“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此之谓也。斯其先决之条件一也。
（二）求情。情者，实也，此其义与“声闻过情”之情的意义相同。“人之欲也”。许氏《说文》曰：“情，人之阴气有欲者。”董仲舒曰：“情者，人之欲也，人欲之谓情。”《礼记》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荀子·正名》以“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又曰：“欲者，情之应也，所欲以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故由人类之需要言，其政治上之欲望固不能外乎人情，必得求人之实情；以知其同异，而后能知彼知己，而后权谋之设施其对象乃始无误无悖，此求情之法之所以必要也。本节上文所引《鬼谷子》之言暨《谋》篇言“察同异之分”，《捭阖》篇言“微捭其所言，以求其利”，此皆求情之学说也。按《荀子·非相》篇言“以人度人，以情度情”，《吕氏春秋·审分》篇言“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亦此义也。斯其先决条件二也。
（三）意会。意会者，权谋学上之主观的方法也，其在人格论上则名曰“实意”。《本经》曰“计谋之虑，务在实意，实意必从心术始”，此之谓也。其在思考之程序上，则名之曰“意虑”，又曰“意虑交会”。均见《本经》意者，个别的观念也；虑者，各个观念的联合之推考作用也；“意虑交会”者，概念之联合作用也。概念之联合，为心理上构成意识的现象之主要的因素，为论理上构成论理方式之根本的要素，为权谋上决定方略之枢要的基础，故其法不惮于繁复，不苟于武断。故《本经》曰：“故信心术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虑之交会，听之候之也……意虑不会，则听不审矣；候之不得，计谋失矣。”此所谓“听候”者，即意会上之重要方法也。蒯彻说韩信曰“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其言即谓是也。斯其先决之条件三也。
审斯三义，实为权谋学上之基本的方法，无论任何方式，无不具斯三法，以为其组织上之主要的条件。不论形式的方法、实际的方略，无不皆然。此权谋学之方法论之要义也。
三义既明，请进论其形式的方法之法则。
第一目 三仪的法则
三仪的法则者，权谋学上决策发机之要术也。“仪者，度也”，墨子谈辩学所谓“言必立仪”，“仪亦法也”，权谋学之方法厥名曰“三仪”。《谋》篇之言曰：
“凡谋有道……审得其情，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壅’，按秦校本作“壅”，宋《道藏》本作“拥”。始于古之所从。”
“三仪”者，形式上之主要方法也。谋策之发，必先决定其形式，《鬼谷子》之定式别之为三，“曰上、曰中、曰下”。上者，上计也，考度上智之思虑，研究其所取之步骤，决定其适应之方略，是之谓上；中者，中计也，中人之材能智识之所及，其程限有一定，其矩镬有所同，其趣舍有必至，从而决其策之所向，是之谓中；下者，下计也，下愚之人材术短浅，识虑有限，闻见未广，思察未周，失于审度，误于取舍，悖则倍其义，暴则忘其理，利则勇于进而忘其患，害则急于避而丧其守，凡此其人动静可知，谋策易决，是之谓下。三策所立，人情俱至，周而察之，事会可知。此鬼谷子立谋之术，而“三仪”的法则之要义也。兹据《史记·黥布列传》所记，列其方式如次：
“淮南王布反，上召诸将问计……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
上记《史记》之文，三仪的法式之实例也。
然三仪之法，其正则也。至其变则，则为权谋学理想上之根本方式，《鬼谷子》名之曰“奇”。“奇”者，异也，正之反也。以今语释之，变异之方式斯谓之“奇”。其言“奇不知其所壅”，犹言“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谋》篇“流而不止”，故“不知其所壅”。壅者，塞也，陶注释蔽，其义尚晦。按《道藏》本作“拥”，疑“拥”、“壅”古以声近通假。《说文》“拥，也；，也；，夹也。”古作“裹夹”，今谓“怀挟”，宋本作“拥”，义亦未圆。鬼谷之言奇正，与《孙子》十三篇所言意义相同，《孙子》所谓“运兵奇谋，为不可测”，“奇正之变，不可胜穷”，胥此义也。然鬼谷子奇正之法出于三仪，所谓“参以立焉，以生奇”是也。三仪为正，正变则为奇，循是流变，苟其不止，义固不穷。兹以图表示其方式如下：
由上表观之，鬼谷所谓“奇流而不止”，及孙子所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其义自明。然在实例上何者为奇，何者为正，此可以《史记·孙膑庞涓列传》文举其例如次：
正：“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
上文所记者，正也，其在三仪的方式如次：
三策已立，奇于是生，故接观其下文曰：
“孙膑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
孙膑斯言，是主采其上策，而以晚救为利者也。由是而奇以立，其方式当如下：
奇：“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
此其所谓奇，盖缘于正而生，由上策之决行而更加以变化，即所谓“参以立焉，以生奇”者是也。由是而奇之用乃至于无穷，而与兵略相参。阴许韩使而遣之，一也；救韩而直走魏都，二也；入魏地而日减其灶以示怯，三也；度马陵可伏兵乃斫树以致敌，四也。以其非本书之范围，故不具引，可参阅《史记》原文。此三仪的法则上之变则也。
第二目 决疑的法则
决疑的法则，亦权谋学上主观的法则也。事苟怀疑而不能决，则权谋将无所施，而事理之变亦且莫测，“疑事无功”，“蓄疑败谋”，此理之常也。蒯彻有言曰：
“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毫厘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史记·淮阴候列传》
由是言之，疑生于心，必害于其事，是故疑必待决而后谋成事集。顾疑何以决？此则有其必备之客观的条件，曰“利”，曰“害”。利害者，事实上所发生之关系之结果也。此种结果之在人我之间，乃始有其主观的认识，于是始命利者以为“福”，害者以为“患”。因其主观的认识而后遂有感情的“好恶”发生，由是以知人情之好恶，盖根据其客观的事实上利害之认识，苟其认识不明，“意会”不及，则疑义始生。《荀子·解蔽》篇言“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也”，荀子之说是也。故决疑之法，首在阐明事实上利害之立场，而后事理始明，疑乃可决。故《决》篇有言曰：
“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有患，害至于诱也，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利〕原文作“奇”，误，据下文当为“利”字之误，兹正。之所托，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有使离害者，此事之失。”
此决疑的法则上之客观的条件也。
然决疑的法则之成立，《鬼谷子》尝于主观上别之为五个标准方法：（一）曰阳，（二）曰阴，（三）曰信，（四）曰蔽，（五）曰平。据此五法，以解决政治上一切疑难问题，其言曰：
“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按本文用韵，此“匿”字当系“慝”字之误，德、贼、慝韵。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阳〔励〕“励”字义不可通，“”、“”形近，疑为“动”字之误。按许氏《说文》引《周书》曰“用劢相我邦家，读与厉同”，疑因“励”、“劢”通假而误，盖以枢机为用，则当言动，不当言励也。待考。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枢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决》篇
凡兹五法，“决情定疑”之标准法则也。兹分论之如次：
（一）阳德。阳德者，事襮于外，“言动于一”，即所谓“阳动于一言也”。理直词壮，义之所至，福利生焉者，则可以阳德决之也。
（二）阴贼。阴贼者，其谋阴，其辞枝，《易·系辞》所谓“中心疑者，其辞枝”者是也。理隐于衷，“言动于二”，即所谓“阴动于二言”也，二者，地之数也，阴卦之象也，支离之义也，不信之言也。则可以阴贼决之也。《庄子》言“析交离亲谓之贼”，语见《渔父》篇，或疑《渔父》为伪作，要是庄子弟子所为，盖掇古训以成篇者。此其析义甚古，非战国时人断不能为此语。《庄子》之义是也。
（三）信诚。信诚者，“言为可复”，“诚中形外”，以相要结者，则可以信诚决之也。
（四）蔽慝。原文作“匿”，误，今考正。蔽慝者，恶匿于心，言尚奸伪，则可以蔽慝决之也。《庄子》言“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慝”，亦见《渔父》篇，此亦战国古训遗文也，故备引之。庄说是也。
（五）平素。平素者，道之常也，理之顺也。“盈科而不舍昼夜”者，若是则可以平素决之也。按《淮南子》言“平者，道之素也”，《诠言训》贾谊《新书》言“平素而无设施也”，其说近是。
上述五法之应用，以“平素”为之枢机，而前四法为其活用之标准，故曰“平素枢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此之谓也。按此文原有讹夺，平素枢机句中当有“为之”二字，于义始通。陶注拘于成文，故于此节所释义多牵强，其言“君道无为，故以平素为主；臣道有为，故以枢机为用。一也，二也，平素也，枢机也，四者其所施为必精微而契妙”，此其言竟不知其义何在。
凡斯五法，均主观上之必要的条件也，于是决疑的法则之形式的方法乃可得言。《决》篇又言曰：
“于是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
此决疑的法则上之方式之定义也。据此，决疑的方式当为四段法。兹举《赵策》苏子始合从说赵王之辞为例，如次：
“度”——“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
“验”——“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
“参”——“故夫谋人之主，伐人之国，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愿大王慎无出于口也……大王与秦，则秦必弱韩、魏；与齐，则齐必弱楚、魏。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楚弱则无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计也。”
“决”——“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六国，从亲以摈畔秦，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以盟之，约曰：‘……诸侯有先背约者，五国共伐之。’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如是则伯业成矣。”
此四段法之组织最为精密，殆为纯粹的经验主义思想之结晶。其应用方法中无时不运用其全部政略学之论理的方法，故其学说之影响于时代思潮至深且巨。其后庄周所谓：
“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天下》篇
荀卿所谓：
“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大略》篇
凡此庄、荀二家，均皆绍袭其说，可征其说之在当时为一最有力之思潮无疑。
至于决疑的法则，其在客观的事实上有为常人所难决者，其事例凡四。《决》篇中列举其例曰：
“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则决之；不用费力而易成者，可则决之；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为之者，可则决之；去患者，可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
按“王公大人”一语，四字连称，《墨子·尚贤》篇中凡数见，此为战国时代之通语，即此可证鬼谷书之为战国时代作品无疑。
上举四例，词义显豁，不待剖释。然“以疑决疑，决必不当”，《荀子·解蔽》篇事实上固有万难而进退维谷、靡审所决者，《鬼谷子》乃为之说曰：
“故先王乃用蓍龟者，以自决也。”《决》篇
蓍龟者，卜筮之法也。箕子《洪范》言：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卜筮之法，盖以神道设教以决众情，而使齐一其步骤者也。“智莫大于弃疑”，《荀子·议兵》篇疑必有所决，托之蓍龟，盖殷人之遗教也。然孔子固殷人之后也，据王充《论衡》引孔子曰：
“蓍，耆也；龟者，旧也。狐疑之事，当问耆旧蓍龟，未可取神也，取其名耳。”
《论衡》又曰：
“武王伐纣，卜筮大凶。太公推蓍蹈龟，曰：‘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
仲任达识，陈义甚高，可谓卓解其言是也。要之，蓍龟者，决疑的法则上之形式的方法也。考殷人遗制，主卜者当以蓍旧，其识广，其学博，其智高，其以神道设教，称命于天者，盖以决情定疑、平纠纷、息众议，其道固别有在也。
第三目 转圆的法则
“转圆者，无穷之计也。”《本经》经文圆者，浑圆也，《说文》：“圆，圜全也。”体物之形以为义也。依论理之顺序，此项法则当附于三仪的法则之下；然其所以有独立的价值者，其性质、其方式固自有特殊之点，而其运用则为政略学上全体之关系，故在形式的方法言，此项法则为贯通的方法。换言之，即将主观的条理、客观的事实、将然的事变、未来的计划打成一片，以其条理而组织成一整个系统之计划是也。故《本经》又曰：
“无穷者必有圣人之心，以原不测之智；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故圣人怀此之用，转圆而求其合，故与造化者为始，动作无不包大道，以观神明之域。〕按此数句错简在后，其文均依古韵，兹考正。而神道混沌为一，以变论万类，说义无穷。”《本经》经说
此其义即所谓“一以贯之”的计划，以一承万，以类统变，譬圆之转，其义无穷也，是为转圆的法则。
转圆的法则上之客观的条件，鬼谷子别之为六，其言曰：
“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天地无极，人事无穷，各以成其类，见其计谋，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也。〕”
按此数句错简，见前文所引，此亦依古韵。此文当与上文“事类不同”相接，兹改正。
据此文，则转圆的客观条件一曰“圆”，二曰“方”，三曰“阴”，四曰“阳”，五曰“吉”，六曰“凶”。此种分类皆依客观的事实之性质，而判其着于事势之外形者曰“圆”、曰“方”，其蕴于事实之内容者曰“阴”、曰“阳”，其见于事变的结果者曰“吉”、曰“凶”。凡是分类，均建筑于其哲学上二元论之上，实则为反正的二分法之变相，故其性质上虽有六个之不同，而在实际上只有二个相反的定型，即“圆”与“方”是也。盖由圆方之变而为阴阳，由阴阳而变为吉凶，皆其类也。故曰其分为六，其实有二，此之谓也。
由是言之，圆、方二者实为转圆的法则上之定型，阴阳、吉凶特其变型。变型可以类引分，定型则为法则上之原理，此客观的条件上所宜明辨者也。
转圆的法则上之方式，一完全的五段法也。《本经》曰：
“圆者，所以合语；方者，所以错事。转化者，所以观计谋；接物者，所以观进退之意。皆见其会，乃为要结以接其说也。”《本经》经说
此其言可析为五段：曰“圆”，曰“方”，曰“转化”，曰“接物”，曰“要结”。此种五段法，其本质纯粹以权谋学为之骨干，而以说辞学为其适用之工具。前章说辞学之原理所以未之及者，以其为权谋学上转圆的法则之方式，故宁略之于彼而著之于此。要之，此为说、权二学结合而成为政略学之根本组织，故上文所言贯通政略学全体之关系即谓是也。兹请分论五段法上之意义如次：
（一）圆。“圆者，所以合语。”合语者，言其权变之谋，犹浑圆之圜随对方之形势而动，语无悖违，是为合语。是之谓圆，其第一段也。
（二）方。“方者，所以错事。”错事者，事实既形，理有所自，察其所由，以知其所安，随事而制其宜，是为错事。是之谓方，其第二段也。
（三）转化。“转化者，所以观计谋。”观计谋者，所谓“先知”也，“因事物之会，观〔时势〕之宜，以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忤合》篇，篇文“时势”二字，原文作“天时”。是之谓转化，其第三段也。
（四）接物。“接物者，所以观进退之意。”接物者，接触于事实也；进退者，事势之变也。政治上之形势，常以其环境之变迁而政略之策动、行藏、取舍以之而异，故必接之于物，考之于事而后明。是之谓接物，其第四段也。
（五）要结。“皆见其会，乃为要结以接其说也。”会者，会通也，“交会”也，关系之连结之中点也。总前四段之法，皆有以知其会通，乃为之归纳其关系，以接其说。是之谓要结，其第五段也。
审斯五段，政略学上之总经也。其法之用，以权谋之转而不穷，以说辞之辩而愈伟。兹以《燕策》苏子将为从北说燕文侯之辞为例，列举其式如左：
圆：“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此所谓天府之国也。”
方：“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矣。大王知其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南也。”
转化：“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难也。”
接物：“且乎秦之攻燕也，踰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国策》原文作“发兴号令”，文误，兹依《史记》改正。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众军于东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国都矣。”
要结：“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国必无患矣。”
综观上述转圆的五段方法之应用，其义要在持变，故由吉而趋凶，由凶而转吉，皆以“先知”为之枢机。尽其变以致其用，研其理以致其功，以圆方为其形，以五段为其用，运用之妙常寓于无形，此则转圆的法则之极轨也。
权谋学之方法
权谋学上之实质的内容，为其方法论之全部亘于政略上全体之组织，无乎而不在。盖立势制事、揵合分威，咸依自然齐一律及因果律、反对律之定理，而进展固自有其一定之程序。由其程序之变易，遂有种种史实可据以立为方法，此其理论上之基础自益显明，毋俟繁释。大抵一种事实之发生，其前则有直接、间接之原因，其始则有时间、空间之位置，其存续则有环境、趋向之变异，其将来则有分合、变化之结果。以此递相推衍，因可为果，果复为因，以至于无穷。而事理之极，自可执其一端以知其本末，譬犹几何学上之一点，此其一点自含有科学之意义，由点而线，而面，而立体，而轨迹，而三角，无不可求，是故与其他若干之雨点、尘点、渍点以及种种之点显著异象。故由政略上谈权谋学之方法，除上节所述形式的方法之外，其实质的方法，实为昔贤所谓由凡入圣、由愚趋哲之必要的涂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其道鲜不由是，不过此在人生哲学上仅为其一部，而在精神的科学上则弥漫于政治社会学之全体。此种超理论之实质的方法，盖纯本于史实，殆为纯粹的历史之产物，其组织、其条理、其方式，若依科学上之法则，自可分类条析，以立政略的哲学之基础。兹请分别具论之如次。
第一目 捭阖的法则
上文第五章述说辞学根本之观念，以捭阖的原理为其出发点，其界说及内容均以说辞学为范围。然说辞之应用，原为人类表示其政治思想之某一种方式，其所以运用此项方式，而使之必能于其预定之范围内达到其本来希望之目的，则在政治思想上之本身亦自有其实质的方法。易词以明之，政治思想上之进展方向及程途，为决定其政治运命之锁钥，除去政治思想上所采之主义、政策而外，其本质均为政略。此政略云者，即以指示其政治上进展方向及程途者也。由是区别故在政治思想之实质上，其政略之方法仍自有准确之程序可循，此则完全离开说辞学之范围，而为权谋学上实质的方法论矣。二者制名虽同，范围全异，特以原书于说、权二学之叙述常不可分，故同以“捭阖”为其统名。要其界说内容均不相蒙，本节所论即完全超越于说辞学之外，而为纯粹的政略思想之本体论也。
权谋学上之捭阖的法则，其范围较隘。翕辟之变，腾于口说，著于思虑。思虑之程，厥有定准，时曰捭阖。捭阖之义，析之至明，兹更别其实质上之方法为两个阶段如下：
（一）实利法。实利法者，捭阖的政略之第一阶段也。《鬼谷子》之言曰：
“审定有无，以〔求〕据下文增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
虚实者，对方形势真相之所寄也。虚者以形，实者蓄势，张弛变化，随事转移，故必审定其有无，而后虚者不隐，而实者不掩。斯其方法纯以言语方式之变化为用，在实施之际并运用捭阖的、反覆的两法则，以求其真际，故对方之形势自然涌现，所谓“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即此义也。由是实情既得，趋向可知，利之所在，诘之则弗言其欲害之所归，阖之斯尽其隐，故又曰“贵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也。实利之法虽有先后，而义相联络，析之若两事，而其法则一。此政略上捭阖的法则之第一阶段也。
出纳法。出纳法者，取予行藏之道也。《鬼谷子》曰：
“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纳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
凡政治的现象之变化，随时随地而其决策不同，故善谋虑者，必预睹政象之因果，而总持其开阖之关键。其抉择之标准固不能外乎第一阶段所行之实利的方法，然其临机设变之方则在于第二阶段，故同一“捭”也，而有“出”、“纳”之异；同一“阖”也，而有“取”、“去”之殊，此非捭阖的体不同，而其用则变也。
所谓“捭而出之”者，开其谋而使之出也，如诸葛亮之教刘琦是也。刘琦尝与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不对。后乃与亮升楼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子口，而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会黄祖死，琦遂求代其任，遂出为江夏太守。（事见《通鉴》）“捭而纳之”者，启其谋而使之入也，如苏子之纳张仪于秦是也。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亲，然恐秦之攻诸侯，败约后负，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曰：“子始与苏秦善，今秦已当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愿？”张仪于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得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能渠能乎！”（语见《史记·张仪列传》）纳者，入也，古多假纳为内，内亦入也。陶注释为“纳而藏之”，非也。“阖而取之”者，闭其谋以取之，如任章之教魏桓子骄智伯以取其地是也。智伯索地于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无故索地，邻国必恐；重欲无厌，天下必惧。君予之地，智伯必憍。憍而轻敌，邻国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知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君不如与之，以骄知伯。君何释以天下图知氏，而独以吾国为知氏质乎？”君曰：“善。”乃与之万家之邑一。（语见《魏策》）“阖而去之”者，键其谋而去之也，如张仪之说秦武王以去秦入梁是也。秦武王立，张仪惧诛，谓武王曰：“为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地。今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举兵伐之。故仪愿乞不肖身而之梁，齐必举兵而伐之。齐、梁之兵速于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王曰：“善。”乃具革车三十乘，纳之梁。（语见《齐策》）凡是
出纳去取，应变无方，因事制宜，视乎其人而已。然《鬼谷子》一归纳之于捭阖的法则之内，是则学有专至，取义自殊，要其为权谋学上之第一原则，固无容疑也。
第二目 内揵的法则
内揵的本义，前章说辞学上论之綦详，然依权谋学上之见地，其界说自与说辞学有别。权谋学上之内揵的法则者，谓上下亲疏之际、远近用舍之间，固有其素结本始之道，论述其方法，是曰内揵的法则。按《庄子·庚桑楚》篇曰：
“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将内揵；内韄者不可缪而捉，将外揵。外内韄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许氏《说文》：“获，佩刀系也。”《广韵》云：“佩刀饰。”《庄子音义》引《三仓》云：“佩刀靶韦也。”李云：“缚也。”
庄子持论虽深讥纵横家学说，然其说以外韄与内揵对举，内韄与外揵平列，词极古奥。其言“外韄者将内揵，内韄者将外揵”，是直纯粹纵横家言，可证战国时代内揵的学说尚有遗佚，为鬼谷所未及详者，盖藉庄子而传。由此更可以证论内揵的意义盖为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纯乎手腕的，而非辞说的。此则纯乎权谋学上之见地，而与说辞学上不同之点也。
内揵的法则者，变换环境、改造地位之方法也。论其方式，则有内揵、外揵二种。然举其要，斯曰内揵，其实不外两方面观点之不同，其方法则一也。然以二者方式之殊，其间转变因应之法遂可得言，故由内、外二揵法之外，而复有时变法存焉，此内揵的法则上之第三个方式也。兹分别叙论之如次。
（一）内揵法。内揵法者，依狭义解释，即内合法也。合者，结合也，鬼谷前文所谓“素结”者是也。故《内揵》篇曰：
“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
此即结合之义也。然何持以为结乎？古今际遇，事类繁夥，鬼谷析举其类为四，曰道德，曰党友，曰财货，曰采色。此四者，昔人所持以为结合之绳索也，取之以其道，则内合之能事已毕矣。《鬼谷子》书为纯粹言理之书，本乎科学分析之精神，以述素结之种类，虽未杂以伦理学上之见解，然在末章则斥言“小人比人，左道而用之，至能败家夺国”，其意固已显明。至财货采色之结合，虽为伦理上所非难，要为古今历史上不可避免之事责，亦无可讳言者也。
然结合之义，若就整个观察，则有互相为用、糅合而不可分之意义，故曰“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可征内合之法以“结”为其唯一之条件。“结”的手腕虽有种种之不同，而其精神可撷《吕氏春秋》之言以表示其全体之意义，吕氏《不广》篇曰：
“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与车。”
此即言结合之道若舟车之更相载也。舟与车之用同，而其适用之范围、地点则异，“能”托于“不能”，故能始终结合而无隙也。
然何以云“内”乎？身所立之环境、地位，有远近、亲疏之别，由远而近，由疏而亲，是曰“内”。内揵者，求其揵合于内，以近以亲者也。顾所以求内之方，依《礼志》之说曰：
“将有请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
语见《国语》所引，其说极古，此为古代内揵法之滥觞，是即求内之具体的方法也。故《内揵》篇曰：
“用其意，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
据此出入亲疏之道，其枢纽唯系于“用其意”一语，“用其意”者，即《礼志》之“先”、“用”之说，其意一也。
（二）外揵法。外揵法者，内揵法之反面，用诸内为内揵，用诸外为外揵。其原则同而方向异，形式同而取径亦异，此中关键，端视其环境、身分、地位之殊，而取径之方向自不能不于利害安危之间，慎择其比较安全而有利之一策以自处，故由内而外、由亲而疏、去此就彼、舍己从人，其法皆由外揵。故《内揵》篇曰：
“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
“用外”者，谓用外揵法也。又曰：
“上暗不治，下乱不寤，揵而反之。”
“揵而反之”者，反揵也；反揵者，内揵之反，是即外揵也。前文引《庄子》言：“内韄者，不可缪而捉，将外揵。”夫内既不能缪结，则隙末必生，虑于其始，慎守其终，故必将外揵以图自存。其势可因以为重者，则因之；其势不复并存者，则去之。此中何因何去，其判断纯在于主观，而所因所去则纯以外揵为其运用之手腕。其端至微，而其所系至巨，举其显例，若张仪之去秦，见前文注即其明效大验也。
（三）时变法。时变法者，内、外二揵法之活动的运用，以期适应于环境之变化，而取相当的手腕之方法也。质言之，即内、外二揵中互相转变之中间方法，而以切合于时间与环境为其必要的条件者也。其在《内揵》篇曰：
“方来应时，以合其谋。〔详思来揵，往应时当也。〕按此二语疑是战国时人注释之词，不当杂入本文。夫内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乃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以变求内者，若管取揵。言往者，先顺辞也；说来者，以变言也。善变者审知地势，乃通于天，以化四时，使鬼神，合于阴阳，而牧人民。见其谋事，知其志意。”
此文所言之“时”，为时间上之意义者，如“四时”是也。其兼有时间环境之意义者，如“应时”、“时宜”等是也。应时之义，晚周时代盛为学者所称道，如《孟子》所谓：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
又《国语》载范蠡之言曰：
“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惟恐弗及。”
又《吕氏春秋·不广》篇曰：
“智者之举事必因时。”
类此之说不胜枚举，要皆以“应时”为其主要的观点。至于时之所急切而需要者，厥义曰“时宜”。《国语》所称：
“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
此谓时宜，即适应环境之义，因环境之所适宜而选择其适当方略之谓也。然适当之方略不只一端，原视对方之主观而转移。对方之主观苟以情感或理智之偏向，而有特殊之我见，则其所取择之目标自以不同，故虽曰“时宜”，而有合、有不合者，此为事实上当然之结果，无可如何者也。故欲排除事实上之障碍，而推行内外二揵之法，则不得不有“时变”法以剂其变矣。故曰“夫内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乃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以变求内者，若管取揵”，此之谓也。
求变之法，附有二项条件，一曰时宜，二曰从便。夫前策虽切时宜，而未能内合，则必有其不可施行之理由在，故必更从其便者以求其变。《韩非子》曰：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韩非“备变”之说语简字异，而意则同，备变亦求变也。以此参证，足明“时变”法之义蕴矣。按《鹖冠子·天则》篇曰“变而后可以见时”，《鹖冠子》虽伪书，然此语的是战国时人遗说，此并可参证。
第三目 飞箝的法则
飞箝的意义，前章论之綦详，此其法则之本质，为权谋学上最重要的方法。除去其说辞学形式的方面之理解，所以制事立势、操纵取予，其机皆系于此。故在权谋学上抵巇的原理上言，如在“巇始有朕”之际，则其基本上之工作，即须为之揣立形势，以制置其事。此种必要之手腕，是曰飞箝。飞箝的法则，固不只在说辞学上发挥最大之效用，而实为政略上实质的内容中之极重要之一部，故研究中国政略学者，不能不于质料上讨论其方法，始能窥其全貌。依鬼谷子之理想，权谋学上飞箝的法则中，除适用一般的原理而外，即“类知”、“反覆”、“符应”、“量权”等诸论理的法则。并完全将说辞学上本法则之诸法即“隐括”法、“先征”法、“累毁”法、“钩箝”法。活动运用，以为其质料之一部，取之无尽，用之无穷，皆极其变，详见前章然后乃分两个阶段，以组成其法则。兹分论之如次。
（一）立势法。《飞箝》篇曰：
“立势制事，必先察同异之党，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引钩箝之辞，飞而箝之。”
又曰：
“或量能立势以钩之……”
立势者，飞箝的法则上最复杂的方法也。其应用纯以各种比较的观察为基础，察同异、别是非、定有无、知内外，皆“类知”的观察也；决安危、定亲疏，皆“量权”的观察也。按韩非子之言曰：
“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备内》篇
韩非斯言，亦同以复式的推考作用为政略上之基点，其学说之对象虽不同，而其方法则一也。此种复式的推考作用，其论断之结果是曰“立势”。立势者，创立形势、阐明其政治上之立场及环境上变迁之趋势之谓也。孙子有言曰：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始计》篇
因利制权者，即立势之方也，此飞箝的法则上之第一阶段也。
（二）飞缀法。《飞箝》篇又曰：
“用之于人，则量知能、权材力、料气势，为之枢机。飞以迎之，随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飞箝之缀也。用之于人，则空往而实来，缀而不失，
以究其辞，可箝而从，可箝而横。”
“飞缀”法者，权谋学上最灵活的手腕之运用之方法也。其应用则纯以人为对象，而先行其复式的推考作用，盖与“立势”法同，故“量智能、权材力、料气势”，以为其推考的方法。必其推考正确不误，则其方针、决定亦必适合对方之需要，而后为之枢机，庶可以飞缀于人而勿失。此其时义一经断释，意自显豁，了无余藴，然其法之实用，则尚有未易明晰者。所谓“飞以迎之，随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者，其言兹可深味。按庄子之言曰：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人间世》
庄子此言，盖深得政略上之三昧者，“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则“飞以迎之，随之，以箝和之”之义也。何以谓之和耶？即庄子所谓“婴儿”、“无町畦”、“无崖”、“无疵”之互相从和也。
庄子又言曰：
“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人间世》
庄子所谓“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者，即深知对方之真意，而以适宜的方法应付之之义也。以此诠释鬼谷先生“以意宜之”之说，堪称达解，此外更无余义矣。此飞箝的法则上之第二阶段也。
上述之二个阶段既具，而后飞箝的法则以立，惟实施之际，固仍以说辞为用，事实上未能须臾离耳。
第四目 忤合的法则
政略上之实质，以权谋学为其主体，而权谋学上之法则，除其与说辞学共同者外，如“内揵”的法则、“飞箝”的法则等是。尚有三个主要的法则，“忤合”其一也。由权谋学上之根本观念言，即抵巇的原理之出发点，其第一步即已踏入“忤合”的法则之范围，盖“抵巇隙为道术”，《抵巇》篇而道术之始，势不能不以求合于其政略上所悬之目的为归，否则无以展布其政治上之理论，而使之见诸实行。故以对方之结合为其必要之手段，而结合对方之手段自有巧妙之涂径，换言之，即不能舍“忤合”而有其他更适当的步骤，此忤合的法则所以为权谋学上主要的法则也。《忤合》篇曰：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
又曰：
“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
又曰：
“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以之求合。”
凡此所言“忤合”之义，已甚显明，然其法则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曰“反忤”，二曰“制事”。兹请分言之。
（一）反忤法。反忤法者，即前文所谓“必有反忤。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也。按《淮南子》曰：
“忤而后合，谓之知权。”《汜论训》
《淮南子》历引此言，非只一见，且复进而征之曰：
“圣人之言，先忤而后合。”
又曰：
“智者先忤而后合。”《主术训》
由斯可见“先忤后合”殆为道术之始，无可致疑。顾何以致忤？此必有其正义存焉。《吕氏春秋》曰：
“利不可两，忠不可兼。”《权勋》篇
唯其利之不可两，故利于彼而害于此；唯其忠之不可兼，故合于是而忤于彼。忤合之势既成，则主谋之计在所当决。《荀子》尝言曰：
“计者取所多，谋者从所可。”《正名》篇
计取其多，谋从所可，则忤合之法具，而权谋成。故集诸家之胜义，以之比较，则“反忤”法之真解灼然矣。
（二）制事法。《忤合》篇曰：
“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
制事者，以形势为其必要的条件。而形势之推迁、利害之症结、祸福之向背，固在人为，而人为之臧否，其枢机厥为“转化”。必有形势之转化，而后“因以制于事”，则其事始立，此制事之方也。故《谋》篇曰：
“变生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
制者，“制权”也。见《孙子·始计》篇由进退而生其权，操之于己，施之于人，求之于事。其方法万变而不穷，其应用无施而不可，鬼谷先生于此种方法尝为极明细之举例，兹约举数端如次。
第一例。曰：
“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不〕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
是〔谓〕因事而裁之。”《谋》篇
按“不可欺以〔不〕诚”句“不”字，及“是〔谓〕因事而裁之”句“谓”字，宋本原文均脱漏，而文义不可通，《荀子·大略》篇曰“知者明于事，达于数，不可以不诚事也”，荀子之义是也。谨为增正。
又按《鹖冠子·道端》篇曰：“临货分财使仁，犯患应难使勇，受言结辞使辨，虑事定计使智。”或疑《鹖冠子》为伪书，不足信，然此言盖本《鬼谷子》断断无疑。
使仁、使智、使勇，此三才的制事之方也，然其反例则为使愚、使不肖、使贪，此则三短的制事之方也。裁亦制也，故曰“因事而裁之”也。
第二例。曰：
“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
《谋》篇
因事为制者，依其事类之不同，而所以制之之道亦有异。以上六例，皆消极的应制之方也。按《左氏传》引：
“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
此亦因势之所重而抚成之也，此“因”说之渊源也。又按《慎子》曰：
“天道因为天……因也者，因人之情也……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谓之因。”
此因字之定义也。又《韩非子》曰：
“因其所为，各以自成。”
“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以上均见《扬权》篇
又《吕氏春秋》曰：
“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俱长，……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顺说》篇
韩非、吕氏所言，与鬼谷先生之说若合符节。事变有殊，随机应付，计莫善于“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所为各以自成”，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前述六例，特举其显要者而言耳。
第三例。曰：
“摩而恐之，高而动之，微而[证]按宋本原文作“正”，误也，兹考正。之，符而应之，[壅]按宋本原文作“拥”，亦误，兹并改正。而塞之，乱而惑之，是询计谋。”《谋》篇
右举六例，纯就积极方面设计，测验对方之态度，而随时变换其对策，此盖攻势的政略之心传也。《孙子》曰：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始计》篇
斯固不止兵略之运用有然，而政略之运用亦无不然也。
第五目 分威的法则
分威的法则者，亦权谋学之主要的法则也。政略上之作用，由主观上言，宜使其所持之方略充分发挥其威力，则其政略上之进行之过程，自减少其若干之困难；而由客观上言，则亦必使对方感受精神之压迫，而分散其中心之注意，则“我专敌分”，《孙子·虚实》篇自可制胜于无形。故《本经》曰：
“分威者，神之覆也。故静〔意〕固志，按宋本原文“意”字在“志”下，误也，兹依秦校改正。神归其舍，则威覆盛矣。”
神覆者，谓其精神之弥漫充布也。《吕氏春秋》曰：“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本生》篇即其义也。其所讲威覆盛者，言充分发挥其精神上之威力也。按《韩非子》曰：
“喜见则德偿，怒见则威分”。《八经》
又曰：
“马惊于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辔䇲之严不足也，威分于出彘也。”《外储》
由此言之，威分则神散，则志衰，志衰则力弱，力弱则势败。政略者，精神上之建设事业也，神散、志衰、力弱、势败，将何恃以为功？故分威的法则之成立，非无故也。
分威的法则有其必具之二阶段，如次：
（一）威覆法。《本经》曰：
“威覆盛则内坚实，内坚实则莫当，莫当则能以分人之威，而动其势如其天。”
威覆法者，由主观的方面言者也。《中庸》有言曰：
“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
此立威之术也，盖精神的威力欲求其弥漫充布，以压迫对方，而使之屈服，则个性之修养自为首要之图，而意志之坚强，与智力之充实，尤为其必具之条件。非然者，固无以分人之威而动其势也。
（二）动变法。《本经》曰：
“以实取虚，以有取无，若以镒称铢。故动者必随，唱者必和。挠其一指，观其余次，动变见形，无能间者。审于唱和，以间见间，动变明而威可分也。”按本文与上文所引相衔接
动变法者，由客观的事实言者也。客观的事实常以环境之变异，及对方之意旨为转移，故欲觇其动变，不得不细审对方之表示，所谓“审于唱和，以间见间，动变明而威可分也”。然此不过消极的方法，苟欲积极的施展其动变之手腕，则其义固有在。
《本经》又曰：
“将欲动变，必先养志、伏意以视间。知其固实者，自养也；让己者，养人也。故神存兵亡，乃为之形势。”按“神存兵亡”句，“兵亡”义不可通，疑“兵”字有误，待考。
视间者，动变法之真髓也，而其条件有二：曰养志，养志法，详见第四章第二节。曰伏意，即所谓“静意固志”也。按《管子》有言曰：
“视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内必衰。”
《禁藏》篇
《管子》为战国时入纂辑之书，其时代先后虽无可考，要其所谓“视其所爱，以分其威”者，固视间之术，无可疑也。
要而言之，上述之两阶段，其法实互相衔结，以组成分威的法则，而其枢纽乃以“神存”为其主要的条件。必其人精神健全，心不分骛，转精伏意，而后巇隙始见，乃可得而抵也；否则虽欲以间视间，其道固末由也。
第六目 散势的法则
散势的法则者，亦权谋学上主要之法则也。虽政治上之事势分合聚散，常以利害为转移：利在于此，而害于彼，则大势已分而为二；利半、害半，则疑决未定，势必散而为三。反之，害于此，而利于彼，则向之形势相反者，必以其利害之共同而互相要结，以共取同一之态度，纵以攻守之方略不同，而其最终最大之目的实无异，致迨及形势转变之机倪一露，则向之疑决未定者，必蹶然以起，以投其解决事势之最后的一票。诚如是，则政治的趋势所以较然易睹。然政治者，人类理想上之结合的行为也，换言之，即精神的事业也。而人类精神之方向，恒以其努力之结果而时时可以转移其政略上之目的，故事变之来，恒有出于常规以外，而非一般人所及料者。盖亦有因少数人集中努力之结果，而时势遂为之推移故也。由是言之，则人类精神之努力之集中，盖为政治上之必要的方略。实施此种方略之方法，鬼谷先生谓之“散势”，其言曰：
“散势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间而动。威肃内盛，推间而行之，则势散。”《本经》
所谓“神之使”者，精神集中运用之谓也。所谓“推间而行之”者，间亦隙也。《荀子》杨倞注寻其隙末，推而行之，以散其势也。此散势的法则之本义也。案《荀子》曰“得间则散”，《强国》篇亦谓得间而后势散也。又《国语》载优施以枯菀说里克，使杀太子申生而立奚齐，里克不忍，旦而见平郑告之。
“平郑曰：‘子谓何？’曰：‘吾对以中立。’平郑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携之，多为之故，以变其志，志少疏，乃可间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谋也，彼有成矣，难以得间。’”
平郑之言，散势之术也，其法则之活用，多方进行，与鬼谷先生之言殆有极深切之关系。《鬼谷子》之言曰：
“夫散势者，心虚志溢。意[衰][威失]，精神不专，其言外而多变。故观其志意，为[之]度数，乃以揣说图事，尽圆方，齐长短，无[间]则不[行]。散势者，待间而动，动[而]势分矣。”按宋
本原文多讹误，凡[ ]者，均系考正文；□者，均系衍文，应删正。
以此文与《国语》相印证，《国语》称“多为之故，以变其志”者，即“为之度数，乃以揣说图事，尽圆方，齐长短”之义也；“志少疏乃可间”者，即“心虚志溢”之意也；“彼有成矣，难以得间”，即“无间则不行”之说也。由此观之，行间之法盖为散势的法则上之基本方法。孙子曰：
“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用间》篇
孙子五间之术，盖为兵略运用必要之手段。其分类之明晰，剖释之精辟，直与鬼谷先生用间之法互相呼应。
孙子又曰：
“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用间》篇
此与《本经》之言“故善思间者，必内精五气，外视虚实，动而不失分散之实”《散势》篇其精神完全一致，可征兵略之运用纯粹为政略上之一部分，与权谋学之出发点根本相同，而散势的法则亦为兵权谋共同思想之一，故其精神均集中于同一方面。孙子尝言曰：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兵势》篇
斯其义深切著明，唯其“求之于势”，故可以其危动而摇撼之，以其固而散分之，此则行间之术，而散势的法则之所由立也。
第七目 各项法则之相互的关系
总而言之，上述六项法则，在权谋学之方法论中，虽若分部别居，不相关涉，而在实际上之运用，则变化出奇，息息相关，无论时间之久暂、空间之隔阻、人事之变异，而其直接、间接之关系，殆无须臾之间可以丝毫分离者。故权谋学之方法论中所最应注意之一点，即各项法则之组合应用之复杂的关系是也。此种复杂组合关系，贯通于权谋学上之全体，其性质为一般的、普通的。无论权谋学上之方式如何变换，而其适用均以各项法则之相互的组合为必要，此则为治权谋学者所首当研审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