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三卷，始见于《隋志》，而班《志》不录。新旧《唐书》均以为苏秦撰，乐壹注及王应麟《玉海·汉书艺文志考证》，亦以为苏秦书。乐注见前，王应麟谓：“《史记正义》《战国策》云：‘乃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鬼谷子有阴符之术，有《揣》及《摩》二篇，乃苏秦书明矣。”考刘向《说苑·善说》篇已引《鬼谷子》，其文曰：“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其《权谋》篇所称述，亦均镕会鬼谷子之言。兹引证之，比较如下。
刘向领校中秘时，有诏求天下遗书。成帝三年八月。固曾亲读《鬼谷》全书者，其著录已在《汉书·艺文志》之前。其后向子歆继之，始传《七略》，班固因为《艺文志》。可见《鬼谷子》故存于西汉以前，此其明证一。
又按《淮南子·汜论训》曰：“忤而后合，谓之知权。”又曰：“圣人之言，先忤而后合。”《淮南子》历引此言，凡四五见。“忤合”为《鬼谷》书篇，反忤求合，固纵横家之心传也。又《淮南子》一书，乃综合先秦诸子百家言，多依诸子旧文。其时必曾见《鬼谷》书无疑。考淮南王安于汉武元狩元年反诛，是在汉武之前，鬼谷之书具传于世矣。此其二证。
次，《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故曰：圣人不朽，时变自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索隐》曰：“此出《鬼谷子》，迁引之以成其章，故称故曰。”如《索隐》所证引，可为《鬼谷》书存于西汉前之第三证。
次，扬子《法言》曰：“苏秦、张仪学乎鬼谷术。”又曰：“或问：‘蒯通抵韩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信闭，如其抵！’曰：‘巇可抵乎？’曰：‘贤者司礼，小人司巇，况拊键乎？’”雄与歆同时，其言“贤者司礼，小人司巇”，固儒者排斥异端之言，不足为训。然其时雄固熟诵鬼谷子《抵巇》篇无疑，不然则抵巇之原理不如是之精熟也。此可为歆前《鬼谷子》具在之第四证。
次，《汉书·杜业传》传赞：“业因势而抵陒。”服虔曰：“抵音纸。陒音羲。苏秦书有此法。”颜师古注：“抵，击也；陒，毁也，……亦险也。……鬼谷有《抵巇》篇。”杜业，汉成帝时人，与刘同时，班赞用《鬼谷》书语，而谓其时可无其书，毋乃不合论理。此可为第五证。
然班固述刘氏父子之学，因歆所传《七略》而为《艺文志》，何以独漏《鬼谷子》不载，此必有故。尝考刘向校录遗书，据《汉书·艺文志》叙：“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鬼谷子》书在向时，或虽在中秘，而未经向奏录，故其子歆奏上《七略》时，哀帝建平元年。西元前六年。于父所作，悉入著录，而独遗《鬼谷》者此也。至班固作《艺文志》，全录《七略》。据班氏《艺文志》自注：“固于《七略》所录，有出无入，有省无补，而独无删。”故《艺文志》之不录其书，非无故也。又考向子歆好《左氏春秋》《毛诗》《周礼》《古文尚书》，并传孔氏古文之学。《歆传》。歆，妄人也。尝改名秀，以应谶文，以继统受命自居。于古书多窜改，务合己意。其人专欲自是，已非复乃父为学之忠实。《鬼谷子》书之不见录，或在其时已误指为苏子之作，删并于苏子书；否则为歆所斥为异端而排抑之。二者苟有一于是，则《鬼谷》书之湮而不彰，理自可见矣。然则《鬼谷》书固向所目睹而未经奏录之书也。讵能以歆、固所未收，遂指以为伪作，不亦谬乎？吾尝谓《鬼谷子》一书，不特传于汉世，亦具存于晋、齐、梁之世，而后传于隋，始见著录。请举其说。
一、郭璞《登楼赋》曰：“揖首阳之二老，招鬼谷之隐士。”又《游仙诗》曰：“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璞，晋初时人也。又考宋道藏本《持枢》篇陶注，陶宏景注，或谓为尹知章注。尝一称“元亮曰”。元亮，晋陶渊明也。宏景称其先世，故略其姓而称其字，由此可证此书具传于晋世，未尝中断也。
二、梁代庾仲容《子略》，今在《意林》。见马总《意林·篇目序》。据《意林》录马钧字德衡，齐明帝时人。《物理论》口铭全文，均出《鬼谷子·捭阖》篇。盖因鬼谷子之言，以镕制成铭者，兹举其例证，比较于次。《物理论》又言：“指南车，见《鬼谷子》。”今宋本《谋》篇有：“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语可证南齐时，此书亦流传民间。
三、梁代刘勰《文心雕龙》言：“转丸骋其巧辞，飞箝伏其精术。”转丸、飞箝皆《鬼谷》篇名，此岂不见原文可以云尔乎。又庾钞《子略》有《鬼谷子》，今《意林》悉依其篇目，亦录有《鬼谷子》。又陶宏景注《鬼谷子》，陶亦梁武时人，海宁周广业以为陶注笔法，绝似《管子》注，断为尹知章注，其言容有一部份可信。然其注称“元亮曰”，书其字略其姓，则此书一部必出陶注，亦无可疑之事实也。然则梁世此书具传，固信而有征矣。
由此观之，此书历代流传，未尝中绝，不得谓为晚出，亦不得谓为伪托。何以言之，此书之组织，条理系统，原理方法皆秩然有序，先秦诸子罕有其比；其词义古茂，韵依古声，断非后世所能依托者。汪中《经义新知录》断为非后人伪撰，所见至卓。清儒仪征阮元谓：“《鬼谷子》中多韵语，其《抵巇》篇，巇者，罅也，读巇如呼，合古声训字之义，非后人所能依托。其篇名有‘飞箝’，按《周礼·春官·典同》，微声韽，后郑读为飞钻涅韽之韽，箝、钻同字，贾疏即引《鬼谷子》证之。”阮言是也，后世第以班《志》不录而疑之，苟一博考，必有以明其不然也。
余尝疑此书大体为苏秦纂述师说之作，在西汉之末世，已误乱为苏子书。计《鬼谷子》凡二十三篇，合苏子说秦连横、说燕赵魏楚韩齐合纵共七篇，又说齐秦各一篇，凡九篇，余均考定苏子游说之词，均为苏秦书，说详于后。合为三十二篇，适与《汉志·苏子》篇数相符。疑班《志》不录《鬼谷》，必在刘歆手时已误合为苏子书矣。刘向博览天下遗书，明明录引《鬼谷子》之言，何缘而中绝，谓非歆误合之而何。总之，《鬼谷子》为苏秦纂述师说之书，间有窜入己作之处，如《揣》《摩》两篇及《阴符》说解等是。至其游说之辞，则苏子之成文藁草也。一述一作，人同事异，故易混淆。兹请举其说。
一、按《战国策》言：“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期年揣摩成。”高诱注云，“简，汰也；练，濯也。濯治《阴符》中奇异之谋，以为揣摩。”然则揣摩成者，当是苏子所著《揣》《摩》等篇篇成之谓。按《揣》篇中于量权一节，极详明。较之《鬼谷》原书《飞箝》《忤合》诸篇所言，文增意复，若是《鬼谷》传述之文，必无若是之重赘，可征其为苏子之作无疑。余故疑《鬼谷》书中《揣》《摩》篇断为秦自作，以补师说所未及者。否则不必言“简练”，不必言“成”，理至明了也。苏子失意于秦，其归而发愤研究，著书述学，断在此“期年”之内。日人武义内雄《老子原始》，疑此书为《汉志》所录《苏子》三十二篇之节略本，以《秦策》及《史记》为证，其言近是。武进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亦以《汉志》“苏子”为总名，《鬼谷子》十四篇即在三十二篇之中，其意见与余完全相同。至《战国策》称“太公阴符”，疑其文即在《鬼谷》书《本经》之中。细诵《本经阴符七篇》之前文，文特古奥，断非战国时文字，其后析论解说，殆皆为苏子说解之词，溯文寻义，理甚显明。又《符言》一篇，与《管子·九守》篇及《邓析子》中文多相同。余疑此文，故为《太公阴符》之文，齐《史记》固有之，后人编《管子》，遂录之，而《邓析子》书亦多录取。所谓符言者，明言为阴符之言，必系苏子手录之书。考其文奇古，多依古韵，必为周书口诵之文无疑。
二、马总《意林》录《鬼谷子》序曰：“周时有豪士，隐居鬼谷，自号鬼谷先生，无乡族里姓名字。”乐壹注云：“此苏秦作书记之也。……”乐氏明言苏秦作书记之，可征其为纂述师说无疑，高似孙《子略》亦称：“苏秦所记以为周时有豪士，……”同前文。云云，明为秦记，可知秦之学受于鬼谷先生，其说确无可疑。亦均详见前文所征引。而乐氏遽以私意释之曰：“鬼之言远，犹司马相如假无是公云尔。”又曰：“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其说既无所本，亦反其前说。司马相如假无是公，乃汉世事例，岂足以概战国。在春秋、战国之世，托古改制，盛极一时。庄子所称：“重言十七。”重言者，借重古人以立言之谓也。韩非所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皆可见当时托古改制之风，极为普遍。《战国策称》：“秦得《太公阴符》之谋，……期年揣摩成。……”然则秦果假托，盍不托之太公，而谓乃以子虚乌有以著其说乎，必不然矣。又其时士以学不称师为羞，按荀子《修身》篇：“非师是无师也。”《吕氏春秋》：“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之于朝，君子不与之交友。”可证尊重师说，为当时风尚。秦、仪之学于鬼谷，古今无异辞，此自事实，秦等固不能讳其师说甚明。
三、史迁列传谓：“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又曰：“苏秦之弟曰代，代弟厉，见兄显，亦皆学。”《苏秦列传》文。余谓代、厉所学，学于其兄秦也。由此可证秦固有学传于世，其谓为世所讳者，讳其阴谋而已，非谓讳其师学也。大抵治纵横之学者，尚阴谋，擅形势，飞箝忤合，反覆纵横，主于周密，制于未形，其所学固不欲人知之，其所行尤不乐人道之，非特人以为讳，抑其学者且自讳之矣。而况秦以反间死于其术，其学之见讳于世，不亦宜乎。尤非谓其兄弟相传之师学，亦以为讳也。仪、秦受鬼谷之学，具见前文。而况事实上固有箕裘相袭之史实，足资取证乎。见《苏秦列传》未述代、厉游说事迹，及《国策》代、厉游说各国之词，不一而足。余尝谓《鬼谷子》书，为秦纂述其师说之作。章实斋学诚曰：“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传其书；至战国，而守师传之道此言口耳之传也。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之竹帛焉。”章氏之言是也。鬼谷之学传于苏子，苏子撰述其义，以著之竹帛，传之两弟，盖无可疑之事实也。是故其文较简奥古朴，篇多韵语，盖当时口耳传诵之文也。其为秦纂述师说何疑。
按江都秦恩复序谓：“《汉书》别有《苏子》三十二篇，其文与《鬼谷》不类。”秦说所谓不类者，盖据《太平御览》所引《苏子》而言。考《御览》所引，见《意林》者实为苏淳所作，非苏秦也，秦说亦误。
又按《太平御览》引《苏子》曰：“天子坐九重之内，树塞其门，旅以翳明，衡以隐听，鸾以抑驰。”《后汉·王符传》注引苏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宅于桐叶耳，其与几何。”又《御览》引《苏子》曰：“兰以芳自烧，膏以肥自焫，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此言见马总《意林》所引《苏子》十八卷，名淳，卫人也。《御览》所引文字相同，当是苏淳之作。《鬼谷子篇目考》误为苏秦，盖未深考耳。
四、苏子游说之辞，皆其成文藁草，而《史》《策》录之者也。《汉志·苏子》三十二篇者，除误合《鬼谷》之二十三篇外，皆苏子游说之词也。何以明之？苏子师事鬼谷先生，鬼谷子《揣》篇言：“揣情饰言，成文章而后论之。”此明教人以说人之法，须先成文章而后论之也。姑无论《鬼谷子》是否苏秦撰，如其是也，秦不能自畔其说。不然，秦既纂录师说，以教两弟，秦亦不能倍其师说也，明甚。吾故谓苏子说辞之著于《国策》旧文者，皆苏子成文藁草也。详考《国策》苏子说辩凡十余章，据《史记》言：“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疑其文可信为苏子书只九篇说秦连横、说燕赵魏楚韩齐合从各一篇，又说齐秦各一篇，共九篇。而已。其他或代、厉之词，而附之秦；或为《史》《策》记事之词；或疑而附之，如史迁所云。要之，秦书故具存于世，世第未之深考而已。《隋志·张子》十篇，按仪说各国之词数略相符，余另有考定，兹不详及。
由是观之，此书纂述于秦，以传于代、厉，代、厉末流遂以传于世。故或以为苏秦撰，其实非也。述作之间，固有异也。迨至西汉之末世，始误合于苏子书。江都秦恩复序有言：“汉书纵横家别有《苏子》三十二篇，……使苏秦托名鬼谷，班固何以略而不注。”则知固之前，两书已误合为一必矣。
上文所述，于《鬼谷》书之真伪，考证既明。于此复有一义，为研究战国诸子学说所当详审者，则战国诸子书之体裁是也。大抵古代著述之体裁，以“子”冠其一家一派之学，殆始于战国。章实斋学诚曰：“……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后事，韩非之载其李斯驳议是也。庄子《让王》《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托，非伪托也，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耳。《晏氏春秋》，柳氏以为墨者之言，非以晏子为墨，好墨学者述晏子以名其书，犹《孟子》之《告子》《万章》名其篇也。……诸子之奋起，由于道术既裂，而各以聪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推衍其学术而传之其徒焉。苟足显其术而立其宗，而援述于前，与附衍于后者，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文史通义·言公上》。章氏之言是也。古人之历史观念，与著作者之观念，非不判明。不过为学者各以援述附衍，以为其师说之补充，冀以彰其师学，以“显其术而立其宗”，而完成其学派独立之工作。无论其为自由附加，或伪作之随时窜入，要之此种状态，固为战国学派之事实也。故现在所有多数题为战国以前某某子之书，实系某某子一派之书，不当视为某某子一人之书。例如《墨子》《庄子》，要当视为墨学或庄学丛书。参阅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四二。盖所谓某某子者，代表其一家一派之思想系统，成之非一人，述之非一世也。《鬼谷子书》亦然。其书为代表战国时政略学家之思想或谓纵横家，其实非也。之书。据吾考定为苏秦述其师学之作。其中有为鬼谷传诵于弟子之言，书中凡古韵之文均是也；有为苏秦自撰之篇，如《揣》《摩》及《阴符》说解是也；有为苏子纂集吕尚、《周书》之言，如《符言》之录自《齐太公阴符》
是也；其他如《抵巇》篇中，亦有战国晚年纵横家窜入之词，如“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等句，系解释上文之注脚，疑系传写之误，否则为战国末世时注文，误窜为正文无疑。其他后人注释之文，误为正文者，亦非绝无。其详著于本篇，兹不赘。由今观之，吾人研究其学，虽或能考定其作者及时世，要亦不能忽略其书之体裁，此则读者所当详察者也。
时代地域与学说发生之关系
鬼谷先生生于战国初期，其学说之成熟殆在初、中二期之间。此其时代，七国并立，“海内争于战功”，《史记》文贵族阶级渐已凌夷，地方文化充分发展，平民阶级中智识份子渐多，列国竞争极烈，人才辈起，处士声价日增，书籍之传播甚广，学术进步极速。其时大都会发生，各国交通渐趋便利，各地方远道游学、交换智识之风极炽，凡此种种环境，均为其时伟大思想家产生之远因。孟子所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即其时代之情形也。据司马迁《六国表序》言：“三国……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矫称蠭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其论纵横家之起源与时代背景之关系，与《淮南子·要略》略同。《淮南子·要略》云：“晚世之时，六国诸侯，谿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与国，约重致质，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史迁、淮南其观点均注重时代的关系，故其判断极准确。及刘歆《七略》暨班固《汉书·艺文志》始立诸子出于王官之论。《班志》曰：“纵横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其后唐长孙无忌撰《隋书·经籍志》亦云：“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词令，以通上下之意者也。《汉书》以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强，临事而制，故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周官·掌交》：‘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万姓之聚，道王之德意志虑，使辟行之，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谕以九税之利，九仪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是也。佞人为之，则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贼害忠信，覆乱邦家。”刘、班、长孙之说，其言均相袭，实乃毫无根据之论。
大抵往古政家每一学派之建设，必各有其极复杂之原因：
（1）政治大势之转变与要求；（2）历代学说之遗传及素养；（3）时代思潮之刺激；（4）社会环境之变异；（5）研究真理之风盛行，学者为真理而求创造。凡斯五者，均为新学派创造之直接的原因。苟谓其独出一流，所见未免过隘，吾故谓司马、淮南之说是也。
次论地域与学术发生之关系。鬼谷先生者，楚人也，考《论语》所记“隐者”之流，依史迁之言，以为“多为孔子在楚时所遇”。楚人为新兴民族，不受周时中原文化之拘束，故其人多有新思想。鬼谷先生者，亦隐者也，其人早岁殆多忧患，晚年始成其学，故以隐逸终世。今观其学说，与地域上之关系盖甚显明。
（一）《易》学者，楚人之学也。《易》由商瞿传之楚馯臂子弘。其学先鬼谷，鬼谷之思想多本于此。
（二）据《史记·老聃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虽后世或以为疑。（1）《水经注》二十三引后汉王阜《老子圣母碑》谓其生于曲涡间；（2）《隶释》三载后汉边韶《老子铭》言为楚相县人；（3）《庄子·天运》篇晋司马彪《释文》言为陈国相人。其言虽不同，其地皆同。清儒姚鼐据《庄子》记事疑为沛人；汪中《考异》亦以《史记》所记为老莱子生地，误传为老子生地，两说互异。要之，道家盛于宋、楚则为事实也。考《孟荀列传》：“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二篇，田骈、接子皆有论焉。”班固、高诱注“慎到先申韩，申韩称之”，据顾实考其年世，自周安王元年至周显王四十七年，约当公元前四○一—前三二二年间，慎到、环渊同时，殆与鬼谷并世。环渊者，楚人，传老氏之学。姑无论老书之编纂于何时，要之老子学说从口诵而传之遗教，固已在鬼谷子之前，故鬼谷之学处处发现老聃学说思想之遗迹，此其地域上之关系然也。
（三）齐威、宣之际，厚聘招士，天下之士多集于临淄。故稷下学风之盛，冠于一时。其时齐国文化崇拜太公、管晏，重权谋、尚功利。据《史记·苏秦列传》，鬼谷游齐疑即在齐威王时，故其思想上感受齐学之处极多，至于苏秦则更不待言。
又据《汉书·儒林传》：“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孔门辞命之学由子贡而传于齐，此为任何不能反对之事实。鬼谷辞命之学其得之于齐，殆属可信。
由此以论鬼谷子学，其受齐、楚两地地方之影响固弥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