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
平天下之义【创业之治 守成之治 中兴之治 经常之治】
咸彖曰：“天地感而万物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程颐曰：“天地二气交感而化生万物，圣人至诚以感亿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圣人感之也。观天地交感化生万物之理，与圣人感人心以致和平之道，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感通之理，默而观之可也。”
系辞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朱熹曰：“成位谓成人之位，其中谓天地之中。至此，则体道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可以与天地参矣。”
臣良胜曰：“圣人之生，得天地理气之精也；圣人之位，代天地生成之位也。而其所以参天地者，一法天地简易之道也。天以易知，非徒易也，以其无所为而为，虽有所为犹谓之易也；地以简能，非徒简也，以其有所因而成，虽有所成犹谓之简也。是故天地运化，圣人成能，其理一也。”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尹氏曰：“天道之大，无为而成，唯尧则之以治天下，故民无得而称，所可名者，其功业文章，巍然焕然而已。”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朱熹曰：“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舜绍尧之后，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既无所为，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
臣良胜曰：“尧之则天，舜之恭己，即所谓简易之理也。其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犹天地也。是则所谓性之也。故杨时曰：‘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率是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禹贡》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蔡沈曰：“禹平水土，定土赋，建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当此之时，惟敬德以先天下，则天下自不能违越我之所行也。”
臣良胜曰：“地平天成，万世永赖，禹所以治平天下，盖有功之可言，非若尧舜之可以无为而治也。即如治水之事，乃开辟以来未除之害，鲧治之九年，绩用弗成，禹继之而八年于外，三过门而不入，胼手胝足，乃克告成。自非德为之先，则民力之作劳，民心之弗顺，民言之胥动而距行者，或亦未免也。今而东渐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非盛德之感，何以至此。”
《太甲》曰：“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庙，罔不祗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
蔡沈曰：“伊尹言成汤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庙，无不敬肃，故天视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抚安万邦。”
《大明》诗曰：“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朱熹曰：“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谓敬也。文王之德于此为盛，昭明，怀来，回邪也。方国，四方来附之国也。”
《下武》诗曰：“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朱熹曰：“言天下之人皆爱戴武王以为天子，而所以应之，惟以顺德，是武王能长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臣良胜曰：“禹、汤、文、武所以治天下者，皆以德为之先也，是所以为易简之道也。”
汉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剖符作誓，丹书铁券，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而规模弘远矣。
班彪《王命论》曰：“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趋时如响起，当食吐哺，纳子房之谋，跣足挥洗，揖郦生之语，悟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阵，拔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贤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
唐太宗问侍臣曰：“帝王创业与守成孰难？” 房玄龄曰：“草昧之初，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 魏征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 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魏征与吾共安天下，尝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与诸公慎之。”
曾巩曰：“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效，而不得与先王并者，法令之行，拟之先王未纯也；礼乐之具，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行战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取，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裔万古所未及以致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太宗之为政于天下，得失如此。”
臣良胜曰：“唐太宗，创业之主也，而迹兼守成；汉光武，中兴之主也，而志同创业，才略相当，亦有惭德，而太宗甚焉。”
宋太宗既诛李筠、李重进等，诏赵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十二君，僭窃相踵，斗战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兵，建国家久长之计，其道何如？” 普对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无他，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臣良胜曰：“宋祖所以建天下之治，赵普所以辅天下之治，莫大于收藩镇之权。前可以洗五季之弊，后可以肇四百年之基。自是一兵一民、贯钱斛谷，皆朝廷主之，文吏掌之。君子谓其始也，足以戢奸雄之变，而其后也，亦渐无以御外敌之骄。持衡之势，轻重然也。若其深长之虑，尤有见于迁都之议。其初幸洛阳，都民垂白者曰：‘我辈少经乱离，不图今日复见太平天子仪卫。’帝欲留都，而晋王谏止。太祖曰：‘迁河东未已，终当都长安。且曰：据榆山之胜，而去省冗兵，循用汉故事，以安天下。’呜呼！此策果行，则南渡之祸必免矣。盖天下利害，每慎于切身，西都则迩敌，迩敌则有惧心，惧则善心生，而所以为谋者日密。惟其远敌，是以缓祸，缓而怠，怠而忘之。故曰：‘待尔家议论定，吾已过河矣。’是亦死地而后生，亡地而后存，不独兵家之法为然。臣幸其收兵之谋成于赵普，而恨迁都之议阻于晋王也。”
元世祖召史天泽问治道，天泽具疏言：“当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郡，霈恩泽以安反侧，退贪婪以任贤能，颁俸禄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 悉听之次第举行。
臣丘濬曰：“呜呼！世道极变之大有三：曰臣而僭君之位也，妇而当阳之刚也，小人而败君子之成功也。自秦汉以来，僭君之位有莽、温焉，然其恶犹显著也；当阳之位有武曌焉，然其罪犹共见也。至于国家大计，所赖一二公忠体国之君子，相与谟谋于庙堂之上，而彼小人者，阴贼险诐，或忌其勋名，或虑其不便于己，乃从中而挠败之，致事偾于崇朝，而祸延于百世。呜呼！有国者可不慎哉！”
圣祖谓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借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怠惰荒宁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以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阴？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则庶事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励自勉，达旦则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祗畏天命，不敢故尔。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堕，元首丛脞，民何所赖？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尔群臣但能以此为勉，朕无忧已。”
臣良胜曰：“天何为哉？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日月星辰之运，风雷雨露之施，何莫而非乾健不息者为之也。惟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惟有所为而后可以无为。圣人之言如天也。臣也，饮江河止于知足，绘天地难于为容也。”
圣祖御东阁，宋濂、王祎进讲《大学》传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复言之。圣祖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亲父母，人心既归，则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君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
臣良胜曰：“濂等反复于有人有土者，后非众罔与守邦，民为天下本也。陈谟之意，臣道之当然也。圣祖归重于修德者，何以守位？曰仁德为天下先也。正己之意，君道之当然也。此上下交而德业成也。”
《大明日历序略》曰：“太祖挺生于南服，而致一统，华裔之盛，自天开地辟以来，惟上为然。其功高万古，一也；元季绎骚，奋起于民间，以图自全，初无黄屋左纛之念，继闵生民涂炭，始取土地于群雄之手，而安辑之，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战百胜，未尝挫衄，以至继天出治，经纶大经，皆由一心运量，文臣武将，不过仰受成算而已，其独秉全智，三也；钦畏天命，一动一静，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于心目，有赫其临，甚至不敢仰视，惠鲜小民，复恐一夫不获，其于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内，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畏法，无敢恃宠以病民，貂珰之辈，惟给扫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绝无之，其家法之严，五也；兵戎国之大权，悉归之朝廷，有事征伐，则诏大帅佩将印领之，既旋，则上章绥归士卒，单身还第，其兵政有统，六也。”
臣良胜曰：“史臣赞汉祖之兴有五，是以其取天下者言也；先儒谓宋祖家法度越古今者五，是以其守天下者言也。我圣祖以汉祖所以取者取之，以宋祖所以守者守之，殆恐日历所记所序尚有不尽名言者也。圣子神孙，苟思所以取之之难，则知所以守之之不易，祖述宪章，又何事于他求哉？归而求之，有余师矣。”
右衍创业之治
《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蔡沈曰：“威暴殄之也，侮轻忽之也。鲧汩五行而殛死，况于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弃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轻忽不敬，废弃正朔，虐下背上，获罪于天，用剿绝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罚而已。”
臣良胜曰：“孟子言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而初立即有有扈之师。史记谓启立有扈不服，而孔颖达附会其说，谓尧舜受禅，启独继父，故不服，是大不然。舜初受禅之时，亦有有苗之伐，又岂以受禅而不服耶？盖天下治乱，每每相寻，尧舜禹三圣继治且数百年，而有扈之逆命适在启立之初，启能奉天行罚，是即克诘戎兵，迹禹方夏，此继治之大者也。能胜乎此，则其率旧章，守先业，乃所优为者尔。”
《太甲》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允德，实万世无疆之休。”
蔡沈曰：“太甲不义，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岂人力所至？盖天命眷商，阴诱其衷，故嗣王能终其德。向也汤绪几坠，今其自是有永，岂不为万世无疆之休乎？”
臣良胜曰：“天地之道为大矣，阴阳之气为正矣，然而清宁或不能恒，愆伏时有所倚。故《豳风・七月》之诗言藏冰之道，而《周官》凌人之职，藏周用遍，亦能燮调愆伏，以和阴阳之气，以顺天地之道也。然则人君不能无过，亦在大臣调燮而改之，则复于无过矣。成汤圣人也，亦曰改过不吝。太甲既曰欲败度，纵败礼，而伊尹正之，翻然改过，君子谓其如日月昏蚀，一复其旧光采，炫耀万景俱新，不在成王之下。然则人君不可自弃于过而不知图改，人臣亦不可委君于过而谓其不及改也。故曰：‘吾君不能谓之贼。’”
《闵予小子》诗曰：“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维予小子，夙夜敬止。于乎皇王，继序思不忘。”
朱熹曰：“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见其陟降于庭，犹所谓见尧于墙，见尧于羹也。皇王兼指文武也。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思继此序而不忘尔。”
《康王之诰》曰：“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继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
蔡沈曰：“天子称同姓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藩屏者，意盖在我之后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几相与顾绥尔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虽身守国在外，乃心当常在王室，用奉上之忧勤，其顺承之，毋贻我稚子之耻也。”
臣良胜曰：“创业之治，君用乎臣者也；守成之治，君资乎臣者也。创业之主，重于法天；守成之主，重于法祖。法祖亦所以法天也。盖祖之所法以为治者，天也，其理一也。成康继治，汲汲访咨于臣，一则曰继绪皇王，一则曰服先王，无一毫自圣而轻臣下之心，是以四方宾服，海内晏然，百姓兴于礼乐，刑措不用，有唐虞之风。呜呼！文武成康，圣贤相继二百余年，重熙累洽，卜年七百之历，宜其过矣。”
汉文帝躬修渊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罪疑者轻，是以刑罚太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焉。
《叙传》曰：“太宗穆穆允恭，渊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农不供贡，罪不收孥，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
《汉书》曰：“孔子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网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庶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胡寅曰：“文景养民厚矣，稽诸仲尼之言，则亦庶富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谓孝文恭俭，景帝遵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窃以为不然，文帝宽厚长者，以德化民，无事则谦抑如不能，有难则英气奋发；景帝刻薄任数，以诈力下御，平居则诛赏肆行，缓急则懦惧失措，其大致悬绝如此，独节俭不妄费，育民以致丰富一事为克遵前业矣。夫岂可与成康同德美称哉？”
胡安国曰：“尝反复真宗首末论之，景德以前，足为继世之贤君；祥符以后，不过为矫诬上天之主。吕氏云：景德以前之相，吕端、张齐贤、李沆、吕蒙正、毕士安、寇准、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贤为最；祥符以后之相，王钦若、陈尧叟、冯拯、丁谓、曹利用皆小人，而钦若之奸邪为最。虽有向敏中、李迪二贤，已不逾时而去矣。吁！以数君子成之，不见其有余；以一小人败之，不见其不足。相道有关于君德之成败如此夫！”
臣良胜曰：“宋太宗削平海内功烈炳然，继世之君，斯亦贤者，但其负兄篡国，不可以言继统矣。故有取于真宗、仁宗也。”
宋仁宗遗制下日，虽深山穷谷，莫不奔走悲号而不能止。
吕仲曰：“我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泽，刑以不杀为威，财以不畜为富，兵以不用为功，人才以不作聪明为贤，以宽厚待民，以恩礼待士夫，而以至诚待异国，此苏文忠公谓社稷长远，终必赖之。”
元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平居服御质素，澹然无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有司奏大辟，为之惨怛者久之。
臣良胜曰：“蒙古之性素习以惨戮为恒，若是可以言仁者，固有取也。”
文皇外严内仁，而雄才大略，条理精密，知人善任使，推诚待下，听言之际，明睿所照，不待其尽，洞见底蕴，临机刚果，裁制大事，数语而决，与下人言，开心写诚，表里明白。盖唐虞三代以来，若汉之高帝、世祖，唐之太宗，宋之太祖，其宽明大度，聪明文武，闳远之规，干刚之用，皆兼而有之。
右衍守成之治
夏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而抚其官职。夏有旧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举兵灭浞，立少康。少康使其臣女艾灭浇于过，使其子后杼灭豷于戈，乃归故都。于是夏道复兴，诸侯来朝。
胡一桂曰：“少康崎岖乱离之间，复禹迹，还旧都，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而有夏中兴焉。后之言中兴者，当自少康始。少康，其中兴之贤君；靡，其中兴之贤臣乎！”
胡安国曰：“在《易》之困曰：‘困亨，因困穷而致亨也。’夫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此正愤悱自强之时，而夏少康、卫文公、越勾践、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选也。”
《无逸》曰：“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
蔡沈曰：“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时，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间，与小民出入同处，故于小民稼穑艰难，备尝之也。雍，和也，发言和顺，当于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礼乐教化蔚然于安居乐业之中也。汉文帝与民休息，谓之靖则可，谓之嘉则不可。小大无时或怨者，万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发于身；嘉靖者，和之发于政；无怨者，和之著于民也。高宗无逸之实如此，故亦有享国永年之效也。”
周宣王时，召公、周公辅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王命方叔征伐玁狁，申伯、仲山甫顺天下，更失理喻德教，举遗士，海内翕然向风，诸侯复宗周。
臣良胜曰：“宣王侧身修行，兴衰拨乱，王化复行，诚中兴之令主也。但其不借千亩，虢公谏之弗纳也；料民太原，仲山甫谏之弗纳也；杀杜伯非罪，左儒争之曰：‘尔别君而异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顺友以违君。’率并左儒杀之。夫其愎谏而至于杀其臣，仅免于身，子幽王嗣立，遂罹犬戎之祸，是亦宣王有以遗其忧者也。”
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羌戎乖乱，推亡固存，伸威北讨，呼韩慕义，稽颡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裔，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吕祖谦曰：“观宣帝之为君，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其所以功光祖宗，业垂后嗣者，盖励精之效，初非申韩之功也。至于用恭显而启元帝之信宦者，贵许史而启成帝之任外戚，杀赵盖韩杨而启哀帝之诛大臣，开三大衅，终以亡国，此岂非择术不审之流弊乎？故论其功，则为中兴之君；论其罪，则为基祸之主，其功罪相半，盖失于欲速而用申韩也。”
光武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他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
苏轼曰：“世祖上惩韩彭之难，中鉴七国之变，下悼王氏之祸，于是尽侯诸将，而不以任事，裁减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权，以为前世之弊尽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权盛，而党锢之难起，士大夫相与扼腕而游谈者，以为天子一日诛宦官而解党锢，则天下犹可以无事。于是外召诸将，而内胁其君，宦官既诛，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汉。汉之所以忧者，凡六变，而其乱与亡，辄出于其所不忧，而终不可备。由此观之，治乱存亡之势，其皆有以取之，抑将不可推，如江河之推移，其势自有以相激，而不可救，与其所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为之也。”
昭烈章武元年，蜀中传言汉帝已遇害，于是汉中王发丧制服，谥曰孝愍皇帝。夏四月，即位于武担之南，大赦，改元，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立宗庙，祫祭高皇帝以下。
臣良胜曰：“昭烈之所以能中兴者，大端见于草庐之言曰：‘奸臣窃命，欲信大义于天下。’自是帝王器度，所谓他人千言万语说不尽，只此两言而决之，无遗蕴矣。且尝于刘表坐中流涕曰：‘平常身不离鞍马，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如流，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尔。’有如是之才，有如是之志，安得不兴？然于此益见封建为有道之长，而高祖贻谋之善也。惩秦孤立，大封同姓，文景继而行之，光武之兴，出于长沙定王之后，昭烈之兴，出于中山靖王之后，仆者虽在人之所共知，而兴者乃出于人之所不见，故奸雄窥窃神器，垂涎染指，卒莫敢动，盖惧宗室之胄，有如光武、昭烈者出于其间，是故英雄犹有所辅，而奸邪盖有所惮也。”
唐宪宗时，李师道所养客说师道曰：“天子所以锐意诛蔡者，武元衡赞之也。请密往刺之，元衡死，则他相不敢主其谋，争劝天子罢兵矣。” 师道资给遣之。六月，天尚未明，元衡入朝，所居靖安坊东门，有贼自暗中杀之，取其颅骨而去，又入通化坊，击裴度，伤其首，度毡帽厚，得不死，京城大骇，宰相出入，加金吾骑士。或请罢度官，以安恒郓之心，上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纪纲，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 以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 上以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
臣良胜曰：“唐宪宗所以称中兴者，只此平淮蔡一事，而淮蔡所以平者，用裴度一人。昔韩愈上言曰：‘淮西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然则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尔。’今观用一度足破二贼之言，则淮蔡功惟断乃成，有信然者矣。未几，而皇甫镈、程异以言利得幸，裴度以朋党见疑，求仙迎佛，卒以弑终，分明为两截人，利令智昏，有如是哉！”
宋高宗谓赵鼎曰：“近将士致勇争先，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 鼎谢曰：“皆出圣断，臣何力之有焉。” 或问鼎曰：“金人倾国来攻，众皆汹惧，公独言不足畏何也？” 鼎曰：“敌众虽盛，然以刘豫邀而来，非其本心，战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 帝语张浚曰：“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社稷之幸。”
臣良胜曰：“高宗为康王时，质于金，左右惊震，而意思安闲，射命中，金疑其将家子，还之。及汴京失守，复遣往质，亦不辞，此其器略，足称中兴之任。有李纲、张浚、赵鼎之相，宗泽、韩世忠、刘锜、岳飞之将，竟不能建中兴之绩者，前阻于迁议，则黄潜善、汪伯彦为之也；后阻于和议，则秦桧为之也。高宗首杀陈东、欧阳彻，以失天下士大夫之心，张浚杀曲端，秦桧杀岳飞，以失天下将士之心，故桀纣之失天下，失其心也如此，而谓天佐中兴，为社稷之幸，乃为不幸也。”
右衍中兴之治
《系辞》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朱熹曰：“乾坤变化而无为。”
臣良胜曰：“《易》之制器尚象，此最大者，以其器御而制治也。然则伏羲时已作《易》矣，衣裳之制犹有未立，历神农至黄帝、尧舜而后垂衣裳以治天下。盖创制变制在圣人犹以为难也，故必通变而民不倦，神化而民宜之，乃能变通以垂久。然则伏羲、神农未变衣裳之制，亦时未可变尔。程颐谓据如此事，只是一个圣人都做得了，然必须数圣人然后成，亦因时而已。衣裳之制，上下之辨，天地之位也；元黄之采，天地之色也。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皆于是乎辨，是以定民志而天下治也。是衣裳制于黄帝，至舜乃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彩章施于五色，作服。是神农以前非不能为黄衣玄裳之制也，必至黄帝而后制；尧以前非不能为五彩五色之服也，必至舜而后备。是皆神化之道，亦至是而后适变通之宜。尔后世人君动有制作，其亦审于宜民之意而后可。”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朱熹曰：“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
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
《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臣良胜曰：“天地无为而气自运也，圣人无为而化自成也。故大同之治，主治于上，从治于下，皆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说者以五帝为大同，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小康，为非圣人之言也。然天地气运愈厚，则愈长；愈长，则愈生；愈生，则愈薄。伯之不迨于王，王之不迨于帝，帝之不迨于皇，自然节限，邵雍于《经世书》推算有不能易者也。洪荒之世，譬之沃土，土而生木，而根荄，而枝叶，而畅茂，而花实，实而繁，繁而稀，稀而小，小而枝叶先瘁，瘁而枯，枯而根伤，地力且尽。即如天地，其初混沌，既而开辟而生人物，穷极而天地亦有蔽塞。是故古今有不相及，亦气数使然。其最可见者于文义间识之，观唐虞之书，则三代训诰不可并也；观孔孟之文，则先秦两汉不足言矣；观唐史，不若汉史；宋史，不若唐史；元史，不若宋史。岂人性禀学术有异乎哉？天地之气得于人者亦自渐薄，岂独治道为然哉？虽然，君子任治以理，不可委之数也。”
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
陈澔曰：“非意之谓，非以私意臆度而为之也，必是知其有此七情也，故开辟其十义之途而使之忠之，明达其利与患之所在而使之知所趋、知所避，然后能使之为一家、为一人也。”
臣良胜曰：“天下、中国，亿兆其人，其生于天地则一心也。心之属气则为情，属理则为义。徇情而失义，则利害昏矣，否则无不自明者。圣人知天下、中国之心犹己也，以己之情度人之情，以己之义达人之义，以己之所利知人之利而聚之，以己之所害知人之害而远之，则天下、中国运之一心而有余矣。”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臣良胜曰：“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元士嫡子与凡民之俊秀者，皆有天下、国家之责，故其所以为学者，皆以明明德于天下为极致也。然其用力之地，则自格物致知始。盖天下、国家与吾身皆物也，天与人心之知足以具众理，而天下、国家与吾身运之一心之知，皆吾心之知也。惟不能格此物，则不能致吾之知，而所以治身以施之天下、国家者，皆自昧矣。若此物理皆明，而心之全知独秉，则所以诚意、正心以修吾身，而施之国家、天下，举而措之尔。”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朱熹曰：“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所生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众人虽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识而推之政事之间。惟圣人全体此心，随感而应，故其所行无非不忍人之政也。”
孟子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朱熹曰：“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臣良胜曰：“孟子七篇无非仁义之说，而仁义所以用者，无非治天下之道也。所谓仁者，不忍人之心也；推之以为政者，义也。然是心夫人之所必有，推而极之，则尧舜之治亦不过善推此心之所为而已矣。然恐人不尽知，又指所易见者示之曰：乍见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恻隐之心，是不忍也。若视天下犹夫孺子也，又安有一夫不被其泽，一物不得其所者哉？”
《国语》曰：“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古之王者，德政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考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有正之尽戒之术也。”
臣良胜曰：“唐虞君臣相与，都俞吁咈，未有谏之名也。至禹而后，悬器以待天下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颂者摇鼗，然尚未有谏之官也。然则古者谏无官，欲其人皆有谏而无所限，又赏之而使谏，夫安得不兴？后世以谏名官，则固限之以职，谏复不听而或罚之，夫安得不逸？善乎唐高祖语杜正伦等曰：‘我闻神龙可扰以驯，然颔下有逆鳞，婴者死，人君亦有之，卿等遂犯吾鳞，裨阙失，朕岂虑有危亡哉？思卿至此，故举酒以相乐。’呜呼！人臣进谏亦难矣，而人主每以受谏为难，亦独何哉？”
贾谊曰：“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
臣良胜曰：“天下之道二，出乎此则入乎彼矣。于事则有善恶，于人则有忠邪，于极则有安危治乱而已。如其所举者善而所用者忠，虽未必治，而所以治者正在也；所举者恶而所用者邪，虽未必乱，而所以乱者在是也。与治同道，罔不安；与乱同道，罔不危。明者睹于未萌，是故有重于取舍之审也。然而所以审而决之，非苟然也，亦必有道也。臣闻程颐有言曰：‘君道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正忠邪之分，趋道之正，又在君志先定。定志者，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先王之政为必可法而已。’呜呼！由贾谊之言，则有以决取舍之几；由程颐之言，斯有以端取舍之本。”
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长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
臣良胜曰：“仲舒之意，重于端之一字。端者，事之初也。事行于末，视其初意，固有违之者矣。王者德刑以象阴阳，虽若并用，及其用也，而刑胜于德者居多。是以求其端于天，则制刑之物皆不使胜于德，故曰‘刑期于无刑’也。《春秋传》曰：‘爵赏以类天之生育，刑罚以类天之震曜。’夫震曜者，非以杀物也，雷行天曰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雷之动，和之极而万物皆甲坼也。是故刑以禁暴以行仁也，刑以治恶以安善也，刑以靖乱以制治也。于刑之之中，恒存德之之意，此则大冬严寒，成物之终为生物之始，德刑之大用也，王道之大成也。仲舒谓积于空虚无用之地，臣故思以广其说。”
刘向曰：“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贵之；仁之所在，天下爱之；义之所在，天下畏之。”
臣良胜曰：“汉之刘向为最贤者也，向之言斯为最粹者也。初以望之荐引，给事于中，而成帝方以宏恭、石显明习朝章，专宠无比，所谓‘刑余周召，法律诗书’，而道德仁义之言，宜乎枘凿之不入矣。未几，望之下狱，而向亦无以自容，故又有言曰：‘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是皆有为言之也，而成帝竟不知悟，其不足以有为可知矣。君子谓王政君之宠成于成帝之世，而王莽篡汉由于政君，是故亡汉者成帝，非哀平也。”
扬雄曰：“天下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为远，治之在心，不亦近乎？”
臣良胜曰：“扬雄见道之言，此其最者也。然道者，心所具之理而行之者也。心即道，道即心也。言心不言道，则无政矣；言道不言心，则无本矣。故曰‘以仁心仁闻而行先王之道’是也。”
诸葛亮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臣良胜曰：“读《出师表》而不为之流涕者，其为人必不忠也。盖亮之平生大节，惟见于二表，表之肯綮，大义惟在于此数言，非特以决汉之兴亡，殆往古之断案，后世之龟鉴也。然此特其言尔，若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又其事业之本。先儒谓其有王佐之心，不独以其言已也。”
陆贽曰：“君天下者，以天下之心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尽天下之情。”
臣良胜曰：“苏轼尝言陆贽奏议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乎道德，若斯言是也。盖天之立君，非为君也，为天下也，则天之心本以公也。人君视天下为公，乃所以奉天之公也。若使天下志有不通而情有不尽，皆自私其耳目也。私其耳目，由私其心也；私其心，由以天下为己私也。此盖荡荡平平之道，陆贽何以语德宗也？人君而不以王道自任，非君也；人臣而不以王道望其君，非臣也。德宗以苛刻为能，而陆贽之言则忠厚也；德宗以猜忌为术，而陆贽之言则推诚也；德宗好用兵，而陆贽之言则消兵也；德宗善畜积，而陆贽之言则散财也。有臣如此，而忠州之行，一斥不复，陆贽亦何负于学，何负于天子也哉？”
韩愈曰：“善医者，不视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计天下者，不计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之治乱而已矣。”
臣良胜曰：“尝闻苏轼上书神宗曰：‘世有尪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尪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持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危，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噫！味愈之言，则有以审死生治乱之几矣；味轼之言，则有以制死生治乱之道矣。”
刘蕡曰：“为君者，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近必正人。”
臣良胜曰：“刘蕡之试策，直节正论，冠绝古今，其切要之论，则在近正人也。正人得近，则所以正君者自有其道，而正言、正道相因而善，故曰‘一正君而国定矣’。蕡之意盖在于劝主远绝宦竖，有司畏惮意以抑之，是以当时有‘刘蕡下第，我辈登科，宁无颜厚之叹’。噫！斯言一开，流布万世，荣于状元宰相多矣。后以指刘蕡为戒，而迎合新法、和议以取上第者，所得能几何哉？”
欧阳修曰：“为人君者，以细务而责人，专大事而独断，此致治之要术也；纳一言而可用，虽众说不得以阻之，此力行之果断也。知此二者，天下无难治矣。”
臣良胜曰：“天下之治，非一人之治也；天下之言，非一人之言也。修之事宋，当仁宗、英宗之时，庸有主威未断，事或阻于众议，如濮王典礼者是。修乃一人之言，非所以为天下之治也。尧之禅舜，事孰有大于此，而咨四岳，既荐舜而复试之，岂以独断为贤乎？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龟筮，岂不以阻众说者为是乎？唐太宗征辽似独断矣，而终悔不从魏征之言；宋神宗之新法似无阻矣，卒有误于安石之僻。故臣未敢以修之言为然。”
邵雍曰：“圣人所以能立无过之地者，以其善事乎心者也。”
臣良胜曰：“心者，天君也，天君泰然，百体从令，故善事乎心，则身之无过也必矣。然无身过易，无心过难；恒人之无过易，人君之无过难。恒人之过，辱于一身；人君之过，播及于天下矣。宴安肇荒淫之迹，珍异启奢泰之端，沾词辟侥幸之途，顾语来谗贼之口，名器导僭逼之防，威福移陵替之渐，是故人主立无过之地，视恒人万倍其难，所以善事乎心者，必万倍其功而后可也。”
程颢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臣良胜曰：“治道公案，历千万世，只此两言断决无遗议矣。所谓道者，即得天理之正极，人心之安，无所为而为之者，王者之道也；法者，假仁义之偏，建事为之末，有所为而为之者，霸者之术也。若程颢者，诚有得于圣贤之学，欲效于时，以为帝王之治者，故常陈十事于朝，曰师傅，曰六官，曰经略，曰乡党，曰贡士，曰兵役，曰民食，曰四民，曰山泽，曰分数。且言曰：‘无古今，无治乱，如生民之理有穷，则圣人之法可改。苟若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徇名而遂废其实，此则陋儒之见，何足以论治道哉？’呜呼！以周程而不得行于北宋，以孔孟而不得行于东周，岂非天未欲平治也哉？”
程颐曰：“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纲，分正百职，顺天时以制事，至于创制立度，尽天下之事，治之法也。圣人治天下之道在此二端而已矣。”
臣良胜曰：“程颐之言，即程颢之意也。体用贵于一原，道法须于兼备。治非以道为本，则行于法者将无以信天下矣；治非以法为用，则深于道的将无以济天下矣。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关雎》《麟趾》之化，而行《周官》之法度，其于治也何有？”
张载曰：“能通天下之志者，为能感人心，圣人同乎人而无我，故能和平天下，莫盛于感人心。”
臣良胜曰：“生民有欲，所谓欲者，我之根也。夫惟视天下为我有也，则有我之为害也深矣；如以天下为天下有也，则无我之为感也深矣。是故天下之患，常生于有我。天子以天下为我，诸侯以一国为我，大夫以一家为我，士庶人以一身为我，我则私，私则利，利则害随之矣。若推其极，尧之禅舜，舜之禅禹，其有天下而不与也，皆无我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有我之为害哉？”
范祖禹曰：“圣人顺天理而感人心，敛天下之贤而聚之于朝，使之施其所有，为国之有，则贤者无不得其所，而民物亦无不得其所矣。”
臣良胜曰：“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天之生贤，以为君也。故为天养民者，天子之职也；为天子治民者，贤者之职也。故人君用贤，非为贤也，为民也；为民所以自为也。贤者之见用，非自为也，为民也；为民所以为君也。”
苏轼曰：“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争归之。”
臣良胜曰：“伯夷、太公一归西伯，则曰‘天下之父归之，而其子焉往’。英雄之才，虽未可云二老，其足以系天下之望一也。所以收之者何道也哉？所谓英雄者，非常之才，非常之才必有非常之主而后能用之，亦必有非常之礼而后能尽其用。彼常人者，禄之可富也，位之可贵也，予之可宠也，夺之可辱也，招之而可来，麾之而可去也，故随能而置列，程功而叙赏，皆可以为之制也。非常之才，富贵非其所欲也，宠辱非其所惊也，来去无期而死生之际有不可夺者也。故礼不备，不足以致之；遇之不殊，不足以使之知；不深，不足以结之恩；不隆，不足以感之。譬之养鹰，则一雉一鼠而饫以依人，千里之骥，非食之充其量而通其意，能尽其才也哉？故汉高于韩彭、黥布，未见尺寸之功，裂数千里而王之，其殆几于此矣。”
苏轼曰：“圣人之为天下，不务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顺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废之，故天下乐从其所为。”
臣良胜曰：“佑贤辅善，显忠遂良，圣人非有心命之也，五服五章，天命之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圣人非有心讨之也，五刑五用，天讨之也。然而天道冥冥，何所依据？观诸人心而已。人心顺，天意得矣，天之所助者顺，而况人乎？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众谓不可，适以召辱。是故君子立事，未论物理之是非，先观人情之向背。王安石以新法为人阻挠为恨，而程子曰：‘相公何故欲作此拂人心事？’安石无以为应，意辙之言是亦有为而发也。”
朱熹曰：“王者知有天而畏，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罚必行。”
臣良胜曰：“人君至尊无上者也，上之者惟天尔，天下无足畏也，畏之者亦惟天尔。然非徒畏也，动与天惟一尔，一有愆违，则与天不相似，非肖子矣。所以付托之者有所负，所以责望之者有所孤，则所以谴告之者至矣，可不畏哉？”
胡寅曰：“人君莫大乎修身，修身莫先于寡欲，欲诚不行，则心虚而善入，气平而理胜，动无非礼，事无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臣良胜曰：“唐虞之治，古今以为极隆，而伯益致戒，亦曰‘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则致盛治，保盛治，如唐虞者，修身寡欲之外无余事矣。夫人之身，一人之身也；人君则天下恃以为治乱者，则天下之身也。夫人之欲，一人之欲也；人君一心，则天下之求遂其欲者皆思以中之，则天下之欲也。是人君修身，乃以正天下之身，而其寡欲，乃以绝天下之欲，致治之原，孰大于此？”
圣祖谓礼部侍郎曾鲁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尧舜，观其授受，其要在允执厥中。后之儒者，讲之非不精，及见诸行事，往往背驰。” 鲁对曰：“尧舜以此道宰制万事，如执权衡，物之轻重、长短自不能逆，而皆得其常，所以致雍熙之治，后世鲜能此道，处事之际，欲求其至当，难矣。” 圣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无尧舜之心，欲施于政者有尧舜之治，决不可得也。”
戊戌十二月，辟儒士叶祖干、叶仪既至，祖干持《大学》以进，圣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乎此书。” 命剖析其义，祖干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圣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臣良胜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故欲求尧舜之治，必先尧舜之心，圣祖自得之师，心得之言也。至谓《大学》之道，惟在于平，一言以蔽之矣。是故论治之本，惟存于心之一字；论治之效，惟在于平之一字。古今言治理者，只此二字可以集大成矣，故以为终卷献焉。”
右衍经常之治
《中庸衍义》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