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
《九经之义》【来百工 柔远人 怀诸侯】
《兑彖》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 程颐曰：“君子之道，其说于民，如天地之施，感于其心而说（悦）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则民心说（悦）随而忘其劳；率之犯难，则民心说（悦）服于义而不恤其死。”
臣良胜曰：“养民之道，在爱其力。工役之兴，民劳瘅瘁，然而亦有说（悦）焉而忘之者，盖其平日所以爱养之者，无非悦怿之地也。惟其说（悦）之，是以‘来’之；惟其‘来’之，是以趋之；惟其趋之，是以忘之。故古之役民可任也者，家三人而岁不过三日，则其赋于民者简矣，民安有不悦而忘之者哉？”
《系辞》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臣良胜曰：“凡役皆工也，而宫室之工最其大者。然圣人初制，取其足以庇风雨而已，取其安于壮固而已，是故其役于民者无几也。后世则殿陛尊严，门观深密，龙楼雉帐，桂寝椒房，穷极富丽，已不胜其烦者。至若秦建阿房，可以坐万人；隋宫一柱之费数十万工，宜其自速灭亡之祸矣。”
《舜典》曰：“畴若予工？” 佥曰：“垂哉！”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
蔡沉曰：“若，顺其理而治之也。《曲礼》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周礼》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塼埴之工，皆是也。帝问谁能顺治于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庄子》曰：‘攦工倕之指’，即此也。殳、斨、伯与，三臣名也。殳以积竹为兵，建兵车者；斨，方凿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为名，殳、斨岂能为二器者与？往哉！汝谐者，往哉！汝和其职也。”
臣良胜曰：“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矧于天子，其所以供宗庙、宫寝、舆服、御之用者，又非若寻常工役之比。然天下事物各有其理，而凡人艺能各有所长，一顺其理，则物物各中其则；一和其职，则人人各尽其才，奇技淫巧之惑不兴，妒贤嫉能之患自息，而百工熙矣。”
《绵》诗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朱熹曰：“赋也。司空掌营国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绳所以为直，凡营度位处，皆先以绳正之，既正则束版而筑也。缩，束也；载，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筑讫，则升下而上以相承载也。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屋室为后。翼翼，严正也。”
臣良胜曰：“安土重迁，情也。迁都，重事也。违宗庙，弃社稷，委朝市，振（震）族属，失久宅之田里，惮新造之工役，皆人力之所不堪，而人情之所难强也。故盘庚以天子之尊，徙都邑之民，违害就利，去危即安，而世家大族胥动浮言，必丁宁反复，播告之备而后定，其难若此。太公去豳迁岐，民如归市，至于作室，鼛鼓弗胜，其易若此。何也？盖商有天下，世济贤王，民安于治，而水患之来，犹冀朝夕之幸免，安而驱之以劳，是宜其为难也。周之始封于邰，密迩戎翟，迨于其后，吞噬日肆，公刘迁豳，民既易从，大王又遭獯鬻之侵，不获一息宁居，危而易之以安，是宜其为易也。矧太王仁德，固结人心，尚何以工役为烦哉？”
《灵台》诗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朱熹曰：“国之有台，所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逸也。文王之台，方其经度营表之际，而庶民子来作之，所以不终日而成也。虽文王心恐烦民，戒令勿亟，而民心乐之，如子趋父事，不召而来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此之谓也。’”
《文王有声》诗曰：“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事？贻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朱熹曰：“镐京犹在丰水下流，故取以起兴。言丰水犹有芑，武王岂无所事乎？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则武王之事也。谋及其孙，则子可以无事矣。”
臣良胜曰：“武王末受命，其所以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固多所事，而亟迁镐京，去文王所作丰邑才二十五里，是非有所谓违害就利者，无亦有择于风气之完，水土之厚，民物之便，将诒于万世之谋，故不惮于一时之役也。故诗人谓之以燕翼子，虽或违先人之意，有不避者，诒谋孙子，己之心亦先人之心也，是之谓西周。其克商也，迁九鼎于洛邑，故曰：‘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洛伊，母（毋）远天室。’其后周公之营洛者，亦武王之志也，是之谓东周。创业之君所以为后谋者，慎于建都如此。夫周自后稷封邰，公刘治邠，太王居岐，文王作丰，武王迁镐，又欲宅洛以为末世永安之图，譬则富室厚赀，以数十年之经营而后卜宅，子孙不幸而败，生息耗敝，而不鬻故宅，人亦未敢傲然轻之，将谓有所振也。周平王一有犬戎之祸，遂议东迁，君子谓之一败而鬻宅子也，是宜其不振也。然则何以不亡？洛都固武王之志，亦成王周公之业也。不然，则若魏惠迁大梁，楚昭迁郢，项襄迁陈，考烈迁寿春，汉末之长安，宋末之临安，未或不亡者也。议者谓惟汉高祖之迁关中，光武之都南阳，我文皇之迁北平，当盛而举，择而居之，即武王作镐，周公营洛之意，所以为万世之谋也。”
《新作南门》
胡安国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创始也。其曰‘南门’，南非一门也。书‘新作南门’，讥用民力于所不当为也。”
臣良胜曰：“鲁以周公之勋，受成王之赐，故礼文僭侈，先公习用其故，未有创为僭拟如僖公之作南门者。僖公贤君也，何以有是？意者季孙之所为也。僖公以成风事季友而得立，故赐友汶阳之田及费，俾世为卿，遂致成风为夫人，则友之为也。友以素贤，终身未敢动于恶。友卒数月，而行父继之。僖公方在丧，而专兵灭项，浸不用公之命，越三年而有南门之作，是必行父导使为之。夫既以诸侯而僭天子，则已之；以大夫而僭诸侯，固其所也，复何所惮乎？观僖之修泮宫，复閟宫，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则其导谀行僭，假礼畜奸，亦故知也。是故奸雄之欲无礼于其国，或先为非礼以导君，行父之作南门是也；或为非礼以动民意，如之大搜是也；或济其好，或启其欲，或徇其名，或制其心，固不独行于愚暗，亦有因其高明如鲁僖公者。惟人主有以察之，而制之于始，则不堕其术中矣。”
宋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功。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 子罕闻之，亲执朴以行筑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避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 讴者乃止。或问其故，子罕曰：“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
臣良胜曰：“子罕可谓善分君宰之谤矣。昔齐桓公多内宠，立宫中七市，宫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不谏，而作三归以掩君过，君子每不之与也。人臣于君过则当谏，谏而不用则当去，若曲为污行以分谤，亦怀禄固宠者之为，知者为之，贤者不为也。惟是之务，以知免也，而后逢君长君之恶者，得以为口实矣。”
石言于晋魏榆。晋侯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 对曰：“石不能言，或冯焉。不然，民听滥也。抑臣又闻之曰：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雕尽，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于是晋侯方筑虒祁之宫。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臣良胜曰：“物无知者，必曰草木，其发生开落，荣悴犹有知也。至于石，信其顽朴，一无所知，今而工役敝民，亦有所感冯而言者。人之与物，其初之生，皆一气也。人不敢言，有托物以言之者矣；人不能言，有托物以言之者矣。晋筑虒祁之宫，崇侈为甚，叔向为卿，乃不之谏，石言之，师旷言之，而称曰‘君子哉’，则非不知其可言也。及诸侯往落，而齐侯中壶有志，代兴乃言曰：‘诸侯贰矣，不可以不示威，治兵建旆。’恶是何言也？可言而不言，是谓不忠；不可言而言，是谓不知。叔向贤者也，臣故责备之焉。”
《王制》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
陈澔曰：“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壮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之使民，虽少壮但责以老者之功程，虽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饮食，宽厚之至也。”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程颐曰：“圣人言虽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过此。”
臣良胜曰：“为政者，爱养斯民，在重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教化行，则风俗美矣。故夫子言治道，敬信以正其志，节爱以厚其生，然后使之而必以时焉。所谓时者，有岁时也，有时势也。故龙见而戒事，火见而致用，水星正而栽，日至而毕，此审于岁时而使者也。韩昭侯作南门，屈宜臼曰：‘不时。’所谓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利时不利时。前年秦拔宜阳，今年旱，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所谓时诎而举嬴者，此审于时势而使者也。君子谓役不违时，又当分财用，平版干，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址，揣厚薄，仍沟洫，具糇粮，度有司，董工命日，不愆于素，然后为爱养斯民之道也。呜呼！民力、民时，其当慎重有如此哉！”
孔子入后稷之庙，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
臣良胜曰：“老氏有言：‘为天下谿，为天下谷，为天下君。’其原盖出于此。老氏无足取也，而斯言有不可废者。人君至尊无上，固以下人为难也。昔楚子入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是金人者，置周后稷之庙，则凡嗣君致礼于祖庙，必将亲绳于祖武，睹斯人而诵斯铭，固若祖宗之灵有以命之，必将有警于心，而无敢以君上人矣。无上则必下，能下则能君矣。《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盈者，上之谓也；谦者，下之谓也。周公之政，其后也弱而后亡，其以是哉！”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问于守庙曰：“此何器？” 对曰：“此为宥坐之器。” 孔子曰：“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故常置之坐侧。” 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 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呼！夫物乌有满而不覆者哉？” 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乎？” 子曰：“聪明睿知，守之以愚；功盖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之谓损之又损之道也。”
臣良胜曰：“宥坐之器，凡君当置之也，而必曰‘明君以为至诫’，明者易于满也。亦观诸月，三五而盈，则明之极矣，亦满之极矣；三五而缺，盖亦自然之数也。魏武得荆州而张松见忽，唐庄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二君皆明者也，盖亦明之为累也。人君而知谦之必益，满之必损，则戒满之有器，而持盈之有道，斯明之至也。呜呼！制器尚象，圣人有取于《易》也。金人置于后稷之庙，百世不迁者也；欹器置于鲁桓之庙，亦三桓所自出，将以不毁者也。是器也，将以为世守而世戒者，视之奇技淫巧，有不侔矣。”
汉高祖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上悦。
臣良胜曰：“谋臣策士之所为，众人固有不识也。萧何治家，不治垣屋，欲后世师其俭，更欲以侈导上，决不为也。然则何居？关中可都，娄敬曰：‘此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张良曰：‘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项羽入咸阳，宫殿烧毁，乃思东归，遂失大势。高祖起丰沛，而诸将多山东人，何尝一日忘洛阳哉？高祖虽于五年夏之关中，时宫殿未成，寄治于栎阳尔。秋征臧荼，复至洛；六年取韩信，还又至洛；七年自征韩信，自洛归，宫阙始成。高祖自栎阳徙治而后都长安之心始固。然则何之为是，顺适其意，以成大计，故假词曰‘欲无令后世加’尔，是则何之深意，高祖亦由其术中而不得窥其秘也。汉史书‘上说’二字以终之意，亦远矣。虽然，是非臣之说也，盖闻之刘安世云。”
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尝恐羞之，何以台为？”
唐太宗问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 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 帝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谏其渐。” 贞观六年，公卿奏依礼曰：“季夏之月，可以处台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上。” 曰：“朕有气病，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固请竟不许。”
宋太祖尝令后苑造薰笼，数日不至，责怒左右。对以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复依方下制造，乃进御。以经历诸处行遣，至速须数日。太祖怒曰：“谁做这般条贯来约束我？” 左右曰：“可问宰相。” 上曰：“呼赵学究来。” 赵普既至，上曰：“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 普曰：“此是自来条贯，盖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历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 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若无薰笼，是甚小事也。”
臣良胜曰：“国家工费，直是不赀。然若文帝惜费之防，太宗防事之渐，唐臣假礼以导侈，宋臣立法以防奢，玩味于斯，是台阁之小者必慎也，况其大者乎？器物之用者必慎也，况其异者乎？”
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圣祖谓廷臣曰：“唐虞之时，宫室朴素，后世穷极侈丽，习尚华美，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使吾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决不为之。”
宋国公冯胜督建周王殿宇开封府，敕谕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麦耳。近闻尔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当播种之时，而役之，是夺其时也。过此则天寒地冻，种不得入土，来年何以续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农时。朕封建诸子，将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夺民时，朕恐小民之怨咨也。敕至，其即放还，俟农隙之时赴工未晚也。”
圣祖赐临濠造作军士衣米，谕中书省臣曰：“忧人者常体其心，爱人者每惜其力。朕常亲军旅，备知其疾苦。凡有兴造，未免资军民之力，土木之工亦甚难集。朕每造一膳，即思天下军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军民之寒。今临冬兴作之士，宜加给米一石，衣一袭，庶不至饥寒也。”
谕工部曰：“曩以边境未宁，兵甲未弛，故集天下工匠隶于京师，其中有以疾病致死者，不能归葬，深可悯也。尔工部即遣人收其遗骸，函送其家，各以钞七锭给其妻子，瘗之，著为令。”
江西行省以陈友谅镂金床进，圣祖观之，谓侍臣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以其一床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 即命毁之。
司天台进元氏所制水晶宫漏，备极工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圣祖览之，谓侍臣曰：“废万几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灭亡？” 立命碎之。
臣良胜曰：“尝闻宋儒胡安国曰：‘鲁僖公尝修泮宫，复閟宫，奚斯董其役，史克颂其事，《春秋》不书者，宗庙以祀其祖考，学校以教国之子弟，虽用民力，不可废也。’我圣祖诸役，或以宅中图大，或以报本追远，或以贻谋燕翼，或以分建屏翰，皆义之所当为者，而闵闵焉，惟恐伤民之力，耗民之财，妨民之时，又加赐以厚其生，归祔以厚其死，而恤及其后，是之谓人道，使人示万世子孙法也。至于胜国奇技淫巧，器用一切毁而不用，示万世子孙戒也，而国奢示俭，国俭示礼，转移导化之机，固有行乎其间矣。”
永乐初，建北京，采宫殿材木于东南，命夏原吉督视运送，于号令中备矜恤之意。
初迁北都，军储未充，文皇命平江伯陈瑄董运百万石从海道给之，建百万仓于直沽城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之。海溢坍没堤岸，起扬之海门，历通泰抵盐城八百里，发卒四十万修之。既罢海运，复济宁、临清河始通南北，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免风涛之患，就湖筑堤十里以便引舟，浚仪真、瓜步二坝，凿吕梁、徐州二洪，筑沛县刁阳湖、济宁南望湖、扬州高邮湖堤内凿渠四十里以通舟行，建桥以便陆行，自徐至兖魏相水高下建闸四十有七以时启闭，于淮建常盈仓五十区贮江南输粟，建徐州、临清、通州仓以便转输，滨河置铺舍五百六十八，置卒守使导舟行，缘堤凿井树木为永世利焉。
臣良胜曰：“繄我圣祖积累之深，足宏文皇经济之略。工役之兴，莫重于迁北都，而天下不知其害；莫烦于通运河，而天下不失其利。盖定都以镇北冲，所以弭万世之害也；通运以制国用，所以享万世之利也。其时文武臣工，有如原吉、如瑄者，足以祗承从事，通变宜民，是谓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臣尝考汉唐初都长安，与西北之敌密迩，其后亡也。东汉则在洛阳，南唐则在江南，宋远（阙）都汴（阙）。
南宋之亡又在临安。大段敌患迩，则惧心生，惧心生则防之者日慎，慎所以能安也；敌患远，则怠心生，怠心生则忽之者日肆，肆所以必危也。故曰：‘无怠无荒，四方来王。’文皇所以自南迁北向，迩于敌者，真高万古之见，贻万世之安也。至于漕河直达京师，省民节费，迨十之九，视秦汉之运率三十钟而至一钟者，为利既博，视元海运委民命于波涛鱼龙之区者，去害为远。议者恒为过虑，谓喉嗌或梗，万一借海道以济变，殊不思元当盛时，海运时至，及其衰败，则以蟒衣赐张士诚、方国珍，仅得百一之偿，既而升斗不发。若果喉嗌有梗，国不可为，奸雄有如士诚、方国珍者，海道适资彼内侵之道尔。以此计彼，孰利孰害，必有能辨之者。若云海道无所不通，是则固然。文皇时海运百万抵直沽、尹儿湾，秦时运负海粟以给北边，吴徐承自海率舟师入齐，汉武自会稽道海入闽，是燕可达齐，齐可达吴，吴可达闽，闽可达粤，但计利害，终未可重物而轻人也，亦未可弃常而图变也。方今漕政日废，军民困穷，或谓畿辅郡邑开田废地，广召江南之民，因高就下，相宜开种，或引河为渠，或因洼为沼，使旱有所备，潦有所归，纵是逃民遗业，亦许坐户代耕，止令上供赋税，毋假复业，毋争年丰谷贱，官籴运京，可省漕粟之半，折价以为籴本，视元儒虞集所议圩海为田，为费大减，为效尤速。至于通州厚储及郑村坝上等仓，正坐宋人牟駞冈之弊，郭药师以击毬窥见虚实，后引金人据之，刍茭有余，京城坐困，杞人之忧恒切于此。今惠通河于春夏闲月陆续转运入京，亦为思患预防之计，阴夺奸雄窥伺之心。即如己巳之变，议者焚弃通仓殆数百万，策亦晚矣。迂陋不知长策，冒昧附陈，伏惟圣明裁察。”
永乐元年三月，有司言殷太师比干墓及祠圯坏，请发民修理。上从之，因谕侍臣曰：“君子为国不为身，故犯颜谏诤，死且不避；小人为身不为国，惟谗谄面谀以苟富贵。明君乐谏诤而国以兴，昏君乐谗谄而国以亡。桀纣杀龙逢、比干，明效具在，而后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鉴覆辙，国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为戒，尔等当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几共保祖宗之洪业。”
江西饶州府言鄱阳康山忠臣祠坏，请命修理。文皇谓侍臣曰：“此皆首佐皇考成帝业者也，不幸遇艰难，效忠奋义以死。昔人盛德百世祀，今不数年而庙坏不治，岂报德劝功之道？今国家于异代忠义之臣，犹致礼其祠墓，况皇考股肱牙爪之臣哉？礼父母所爱亦爱之，况有功于国乎？” 遂命工部遣官督修，仍谕所司岁时严祀礼，守庙者悉复其家。
臣良胜曰：“事无常形，礼有义起，法有时制，未可以执一论也。祖宗最慎工役，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可不止，皆视理义之当然。若修忠臣之祠，严佐命之祀，是也。至论君子敢谏而明君乐谏，足以示万世之忠；父母所爱亦爱，足以示万世之孝矣。”
《右衍来百工之义》
《舜典》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蔡沉曰：“王政以食为首，农事以时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违农时也。柔者，宽而抚之也；能者，扰而习之也。远近之势如此，先其略而后其详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难，拒絶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恶之人也。言当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奸恶也。凡此五者，处之各得其宜，则不特中国乂安，虽蛮夷之国，亦相率而服从。”
臣良胜曰：“天无所不覆也，地无所不载也。虽至于旃裘毳幕之地，雕题漆齿之乡，其生育长养于覆载之间，与中国无异，其心之灵，知是非善恶，亦人性也。故帝王顺治生民，既遂远附、迩安，进善絶恶，必有以体天地覆载之德【阙】
故圣王之治，外本乎内也，又何以虚内事外为哉？”
《大禹谟》曰：“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蔡沉曰：“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师而始敷，苗之来格，非以舞干羽而后至。史臣以禹班师，弛其威武，专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适当其时，故作史者因即其实，以形容有虞之德，数千载之下，犹可以是而想其一时之气象也。”
《旅獒》曰：“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
蔡沉曰：“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谨德，四夷咸宾，其所贡献，惟服食器用而已，言无异物也。”
《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颐曰：“九三当既济之时，以刚居刚，用刚之至也。既济而用刚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惟圣贤之君则可，若骋威武，忿不服，贪土地，则残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为之，则以贪愤私意也，非贪愤则莫肯为也。三年克之，见其劳惫之甚。圣人因九三当既济而用刚，发此义以示人，为法为戒，岂浅见所能及也。”
《六月》诗曰：“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朱熹曰：“凡车从后视之如轾，从前视之如轩，然后适调也。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穷追也。先王治夷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时大将也。宪，法也。非文无以附众，非武无以威敌，能文能武，则万邦以之为法矣。”
臣良胜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何能去兵。诛讨不庭，有不能以德来者，故不得已而有征伐之举。然若苗民逆命，舜禹敷文德以来之；鬼方之伐，三年乃克；玁狁薄伐，亦至大原而止。以威服夷，终非圣王之所尚也。又况师，危道也。器具未备，以其卒与敌也；士卒未习，以其将与敌也；将非其人，以其国与敌也。宣王六月之师，车如轩轾，戎车整矣，壮而佶闲，戎马壮矣，戌卒有一月三捷之心矣，大将有文武为宪之吉甫矣。以此遇敌，何敌不御；以此进攻，何攻不克。况玁狁侵及镐京，又门庭之寇，所必御者，亦薄伐之，又于大原而止，其慎于用师如此，此宣王所以为中兴之令主也，吉甫所以为文武之将也，此所以为万世御敌之上策也。”
《齐人伐山戎》
胡安国曰：“北戎病燕，职贡不至。桓公内无固国，外无从诸侯，越千里之险，为燕辟地，可谓能修方伯连帅之职矣。何以讥之乎？桓不务德，勤兵远伐，不正王法以讥其罪，则将开后世之君劳中国而事外夷，舍近攻而贵远略，困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故特贬而称人，以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
汉武帝时，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 上召公卿问，韩安国曰：“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故遣刘敬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臣窃以为弗击便。” 恢曰：“不然。高帝身披坚执锐，行几十年，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死，此仁人之所隐也。故曰击之便。” 上从恢议。
苏轼曰：“王恢与韩安国论匈奴于上前，至三往复。安国初持不可击甚坚，后乃云‘意者有他谬巧，可以擒之，则臣不可知也’。安国揣知主意所向，故自屈其议以顺恢尔。不然，安国所论，殆天下所以存亡者，岂计于谬巧哉？安国少贬其论，兵连祸结，至汉几亡，可以为后世君子之戒。”
《罢田轮台诏》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阙，毋乏武备而已。”
真德秀曰：“此武帝悔过之书也。其事有四：益民赋一，田轮台二，募囚徒送匈奴使者三，明封侯赏以报忿四方。帝志盛气壮时，闻群臣此请，必锐然从之矣。更变知难，乃始悔艾。帝之齿已六十九，虽徙义弗早，然汉家社稷几危而实安，实有赖焉。”
臣良胜曰：“武帝之开边患，始于马邑之议，终于轮台之诏。虽帝之矜能自大，原始要终，皆臣下之罪也。严安书曰：‘今欲徇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龙城，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夫惟人臣一有所利，而人主恒有所欲。欲期于中，中先于试。主之欲有所贪也，试之以利者进矣；有所淫也，试之以色者进矣；有所怠也，试之以游者进矣；有所忍也，试之以杀者进矣；有所骄也，试之以誉者进矣；有所侈也，试之以土木者进矣；有所伐也，试之以兵革者进矣；有所诞也，试之以神仙者进矣；有所夸也，试之以祥瑞者进矣。人主一心，其欲甚众，凿秘巧，施其术，以求试于一中者，日且万也。故武帝雄才大略，几续亡秦，皆起于马邑之一试尔。呜呼！人臣自享其利而不顾其君负怨于天下，取讥于万世，如汉廷之公卿者，观此亦为之少省矣。”
唐太宗征高丽还京师，江夏王道宗、薛万彻等招谕铁勒诸部酋长，请入朝。上大喜，诏曰：“夷戎与天地俱生，上皇并列，流殃构祸，乃自运初，朕聊命偏师，遂擒颉利，始恢庙略，已灭延陀，铁勒百万万户，散处北漠，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闻。宜备礼告庙，仍颁示普天。”
范祖禹曰：“太宗不得志于东夷而欲收功于比荒，因延陀破亡，以兵临之，势如振槁，左衽之民解辫内属，自以为开辟以来未之有也。殊不思域外隔绝之氓，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为郡县，是慕虚名而受实害也。且得之既以为功，则失之必以为耻，其失不在于己，则在于子孙。故有征讨之劳，馈饷之扰，民不堪命，而继之以亡，隋炀帝是也。太宗矜其功能，好大无穷，华夷中外，欲其为一，非所以遗后嗣驭外国之道，此当以为戒者，不可慕也。”
魏相谏伐匈奴书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间者匈奴未有犯于边境，今闻欲兴师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兵也。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芥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严尤策曰：“夷狄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周宣王时，玁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玁狁之侵，犹蚊虻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疲弊，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今天下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忧之。”
房玄龄遗表曰：“边鄙贱类，不足待以仁义，责以常礼。古者以方外畜之。陛下每决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槥车抱枯骨，椎心掩泣，其所以变动阴阳，伤害和气，实天下之痛也。臣愿下沛然之诏，许高丽自新，即臣死骨不朽。”
臣良胜曰：“古今勤兵于远者众矣，臣独举汉武帝、唐太宗者，二君皆才武杰出，其复平城之仇，雪臣民之耻，名既正矣，师将纪律，亦近世无伦，伟功茂绩，汉至幕南无王庭，唐至四夷郡县，若足以垂耀万世。然其虚内事外，几于不戢自焚，二君亦自悔之，况天下后世之议乎？三臣之言，已尽兵革之忧，班固云：‘介胄之士，则言征伐，尚鉴于兹。’”
《坎彖》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臣良胜曰：“自家天下之后，而守天下之策立矣。至于设险守国，固末世之议，亦君子所不废也。孔子发此义于坎坎陷之际，亦将以重险为足恃也。故虞之夏阳、赵之上党、魏之安邑、燕之榆关、吴之西陵、秦之函谷、蜀之剑阁，皆曰‘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在中国邻境，亦有必守以为固者，况中外之大防，其山川之险要，城垒之坚完，可视之为末务而不知谨乎？”
秦始皇巡北边，卢生入海还，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 始皇乃遣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隋炀帝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毕。
臣良胜曰：“长城之守，至今为防边之利，而秦、隋适当其弊，遂至于亡，何也？盖天地间本有此界限，至秦、隋而后备，不然，疆场之防弛矣。臣谓秦、隋之所以亡，其故多也，岂真以长城哉？秦法如毛，人心久失，阿房宫之建，取之锱铢，用之泥沙；隋暴嗣秦，盗钱至死，显仁宫之修，运米载兵，死者相枕，其无益之费于长城者，又数倍也。使其他无营制而仁爱及民，则筑城之役，未必非保民利也。况先始皇而筑者，秦昭王自陇西以至上郡，燕武灵王自代阴山以至高阙，其后燕破东胡，自辽东以至襄平，皆筑长城以拒敌矣。先臣邱濬曰：‘继秦者皆因其已城之势，稍加修补之功，世世不废，安知天下后世不赖之以界限外内也哉？’臣故曰：‘君子不以成败论事也。’”
唐景龙间，张仁愿于河北筑三受降城，三堞相距各四百里，其北皆大碛，置烽火千八百所，自是敌人不敢逾山牧马。
宋庆历间，范仲淹以庆州西北马铺砦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欲城，度贼必争，密遣其子纯佑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版筑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顺城也。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盗益少。
李牧尝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享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为约曰：“匈奴入盗，则急收保，有敢捕贼者斩。” 如是数岁，无所亡失，匈奴皆以为怯，边士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单于奔走十余岁不敢近赵边。
赵充国上屯田奏曰：“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茭藁，调度甚广，徭役不息，恐生他变，且羌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臣愿罢骑兵，留步兵万三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处，浚沟渠，人二十亩，省大费。”
曹玮知镇戎军时，陕西岁取边人为弓箭手，玮以塞上废地募人为之，若干亩出一卒，至其种敛，为发州兵戍守，边赖以安，所募皆为精兵，使驰射较强弱，胜者与田二顷，再更秋课，市一马，马必胜甲，然后官籍之，则加田五十亩至三百人以上，团为一指挥，择要害处为筑堡，使自堑其地为方田，缳之，立马社，众为出钱市马，开边壕，山险因其峭绝治之，使足限敌后，皆为法，敌闻曹玮姓名，即以手加额。
种世衡初至清涧城，逼近贼境，守备单弱，刍粮俱乏，世衡以官钱贷商旅，使通货赢其利，未几，仓廪皆实，教吏民习射，虽僧道妇人亦习，以银为的，中者辄与之，或事徭役，射中得优式，有过失，射中释之，数年遂成富强，延州诸寨中独不请益兵粮而自足。
臣良胜曰：“守边将吏多贤，独举法效于古而可施之今者录之，然皆上之人任之专久，而不制以法，乃克有勋，如李牧便宜置吏，市租皆听经费，故得死士力，后世少有出入，文吏有以绳之一议建置，将以变更启衅，从法议矣，如是而望张范李赵曹种之得策，可乎？”
《王制》曰：“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方氏曰：“以言语之不通也，则必达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则必通其欲。必欲达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译则不可，故先王设官以掌之。”
刘氏曰：“寄者，寓也，以其言之难通，如寄托其意于事物，而后能通之；象，像也，如以意仿像其形似而通之，周官象胥是也；狄，犹逖也，鞮，戎狄屦名，犹履也，远履其事而知其言意之所在而通之，周官鞮屦氏亦以通其声歌，而以舞者所履为名；译，释也，谓以彼此言语相誊释而通之也，越裳氏重九译而朝是也。”
汉光武时，西域诸国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归。莎车王贤知都护不至，击破鄯善，攻杀龟兹王。鄯善王安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帝报曰：“今使者求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南西北自在也。” 于是鄯善、车师复附。
班固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防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遭值文景恭默养民，五世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二郡；感蒟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巂；闻天马、葡萄，则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开苑囿，广宫室，盛帷帐，美服玩，设酒池肉林，以享四夷之客，作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
江统《徙戎论》曰：“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西北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是以有道之君牧夷戎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革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敝，迁之畿服，士庶狎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庶，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怨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犬马充肥，则有噬啮，况于仇雠，能不为变，但顾其强弱，势力不逮尔。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疆宇纤芥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
臣邱濬曰：“昔人有言，晋之亡，大率中原半为敌居。刘渊，劲敌也，而居晋阳；石勒，羯也，而居上党；姚氏，羌也，而居扶风；苻坚，氐也，而居临渭；慕容，鲜卑也，而居昌黎。种族日蕃，其居处饮食，日趋于安，惟其桀暴贪悍，乐斗喜乱之志态，则无时而可变也。是以刘渊一倡，而并雍之众，乘时四起，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争之场者，几二百年。呜呼！后之人思为国家远虑者，其尚为子孙计，预有以杜绝消弭之，无谓彼既久处中国，必无后患，而轻忽之哉！晋之事可鉴也已。”
臣良胜曰：“居敌于内地，始于汉武统之所论，则魏兴之事也。徙戎之论，始于郭钦统，盖引而申论之也。浑邪王降之时，汉发车二万乘以迎之，县官赀马不得，欲斩长安令，乃命降者居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为五属国。至羌胡、鲜卑降者，汉魏皆居之关中。晋武太康初，已杀害长史，渐为民患，而郭钦之疏，竟不见用，君子已知五戎之乱不可制也。覆车在前，晋鉴不远。唐太宗复从温彦博议，准汉武故事，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左置定襄，右置云中，愿入居长安者数万家。夫汉一线之绪尚存，之远竟为刘渊所贼，则西北之遗孽也。唐祚几移于禄山之祸，则营州牧竖皆蕃将也。则受其蔽者，岂特晋哉？呜呼！前人不鉴，又后人哀之，臣恐前人之不鉴，非前人，而后人之复哀后人也。”
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吐蕃维州副使悉坦谋请降，已遣兵入据其城，且陈出师之利。” 百官集议，皆请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上以为然，诏德裕以其城归吐蕃，执悉坦谋及所与偕来者，悉归之，吐蕃尽诛之于境上。”
臣良胜曰：“君子不登叛人，僧孺之议是也。但维州，唐故地也，天宝中改维州郡，明皇自陕幸蜀，此其喉嗌要害，失而复之，未为不可，君子执论，固当右德裕而下僧孺矣。或者谓德裕以李宗闵议切父吉甫之政，遂相倾斥，而分牛李之党，故凡李之议，牛辄抑不行，大臣不为国谋，而专以党同伐异为能，罪亦大矣。臣观德裕，达于国体者，使非故地，而通秦蜀之要害，决不为贪广地，以开边隙之拙谋也。异时，黠戛斯来言取安西，德裕以为不可，曰：‘假令安西可得，即须置都护以万人往戍，何所兴废，何道馈挽？彼天德、振武，于京师犹近，力犹恐不足，况七千里安西哉？即安西而有所不取，则维州之受，必有以策其可取而无疑也。’”
宋真宗时，诏群臣议灵州弃守之宜。杨亿即日奏以为：“比贼方黠，其财犹丰，未可以岁月破也，须废弃灵州，退保环庆，然后以计困之尔。” 帝访于左右辅臣，咸以为灵武乃必争之地，苟失之，则沿边诸州亦不可保，帝颇然之。宰相李沆奏曰：“继迁贼不死，灵州必非朝廷所有，莫若遣使密召州将，使部分军民，空垒而归，如此，则关右之民息肩矣。”
吕中曰：“灵州之议，当以辅臣之言为是，而李沆、杨亿之言为非。”
臣良胜曰：“君子不以人废言也，辅臣之言，独尽利岂害？杨亿、李沆当局故迷，而旁观亦有圣算，惜乎其不能用也。汉灵帝时，西羌与边卒乱陇右，司徒以为宜弃凉州。议郎李燮曰：‘斩司徒，天下以安，凉州，天下冲要，国家藩卫，牧御失人，使一州叛逆，崔烈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臣窃惑焉。若烈不知是极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噫！凉州之不可弃，犹灵州之必当守也。故何亮上安边书曰：‘灵武地方千里，舍之则戎狄之地广且饶，一患也；西域戎狄合而为一，二患也；冀地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战马咸取足乎西戎，今既合而为一，夏贼不许诸戎货马，未知马从何来，五患也。’观是书，则当时固有定论矣。”
富弼使契丹，契丹主曰：“吾祖宗故地，当见还尔。” 弼曰：“晋以卢龙赂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地，皆异代事，若各求地，岂北朝之利哉？” 契丹主召弼同猎，引弼马自近，谓曰：“得地则欢好可久。” 弼反复陈其不可状，且言：“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
辽使萧禧来言疆宇，神宗问王安石，安石对曰：“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乃诏于分水岭为界，东西失地七百里，遂为异日兴兵之端云。
臣良胜曰：“内外之辨，固辨也；疆域之辨，亦辨也。在故地，则当世守；在要地，不可轻弃。富弼于辽，折其求地，慑其气，而服其心矣。安石所以辅神宗者，厌薄祖宗，所以欲图富强，以鞭笞强敌，乃降心敛手，无故而削七百里之故地，终宋之世，何能复其尺寸，而顾以将欲取之大言欺主，独不内愧于心乎？”
魏绛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震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兵甲不烦，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 公悦，使魏绛盟诸戎。
臣良胜曰：“和戎自绛始也，行而既效，悼公以是征赏赐，金石之乐矣。然绛之意，非以和戎为永利也。晋当中衰，而迩于戎，时天下之大敌，而争伯者在楚，敌楚未可，而复事于戎，则腹背皆兵矣。虽有智者，其何以应之哉？其为此者，消众敌而畜力，以当大敌，权宜之术也。后世狃于苟安，恒以绛为得策而效之，致有假兵来援，中夏被毒，如肃宗之于回纥，信而结盟，臣主防耻，如德宗之于尚结赞，皆五利之说，有以误之也。悲夫！”
汉高帝八年，匈奴冒顿数苦北边，上患之。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诚能以嫡长公主妻之，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哉？” 九年，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以妻单于，使刘敬结和亲约。
司马光曰：“建信侯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序，惟仁义之人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顿哉？盖上世帝王之御戎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且冒顿视其父如路人而杀之，奚有于妇翁？建信侯之术，固已疏矣，况鲁元已为赵后，又可夺乎？”
臣丘濬曰：“夫以创业之君，任百战之将，驭戎岂无他策，而必以所爱以遗所恶哉？盖高帝因刘敬之言，刘敬本魏绛之说，后世遂祖之以为驭戎上策。夫以闺阃窈窕之姿，为语言不通之配，田舍翁溺所爱者，尚不忍也，孰谓英雄之主如汉高祖、唐太宗者，乃忍为之哉？盖其慕割爱为民之名，而不明内外之分、人伦之理，故也。”
汉文帝遗匈奴书曰：“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并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犀毗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
贾谊曰：“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慢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缯帛以奉之，是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
班固《匈奴传赞》曰：“久矣，夷狄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人持所见，各有异同，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要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自汉兴至于今，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武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
昔刘敬约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而单于反加骄倨。至于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奋，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验也。
仲舒亲见四世之事，仍欲复守旧文，颇增其约，与之厚币，以没溺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当孝武时，虽征伐克捷，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乎？此不合当时之言也。
夫边城不选守边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厉长城，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孝宣之世，乘武帝奋击之威，值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后六十余载，遭王莽篡位，始开边隙，单于由是归怨，自绝边境之祸，构矣。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世之固，而偷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矣。”
扬雄《谏绝单于书》曰：“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以秦皇之强，蒙恬之威，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及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高皇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
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单于，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世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为不一劳者不久逸，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饥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尔，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
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服称臣，然尚羁縻之不专制，自此以后，欲朝者不拒，不想要者不强。今单于归义，奈何疑而隙之，使有恨心，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 书奏，天子悟焉。
臣良胜曰：“和戎之说，大行于汉，故言议之臣亦盛于汉。高帝初欲伐，败而后和；文帝守于和，愤而欲伐；有武帝之功伐，而后有宣元成哀之臣服。高、文、武帝当匈奴之强，宣元成哀值匈奴之内乱。观贾谊、班固之论，则无备而安之一于议和，不可也；观扬雄之书，既服而隙之，使之不和，不可也。”
宋真宗时，契丹次澶州，帝自将御之，次澶州，悉以军事付寇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畏悦。已而契丹数千骑来薄城下，逆击之，斩获太半，乃引去。帝还行宫，留准居北城上。曹利用自契丹还，言契丹欲得关南地。帝曰：“所言归地事，极无名，若必要求，朕当决战；若欲货财，汉以玉帛赐单于，有故事，宜许之。” 准不欲赂之以货财，且欲要其称臣及献幽蓟之地，因画策以进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敌且生心矣。” 准欲击之，使只轮不返。帝方厌兵，曰：“数十年当有捍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可也。” 复遣曹利用议岁币，竟以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定和议，南朝为兄，北朝为弟，交誓约，各解兵归。
陈莹中曰：“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准之功，不在于主亲征之说，而在于当时画策欲百年无事之计。向使其言获用，不惟无庆历之悔，亦无靖康之祸矣。”
臣良胜曰：“准之策，盖有见于汉之故也。汉武之先，有公主下嫁，岁致金缯之辱；汉武之后，有稽颡称藩，佩印赞谒之盛。强敌之性，纵之则佚，制之则伏，畏战而求和，和不可恃，战胜而后和，和必可久。故澶渊之和，幸有薄城之一胜，是以能固；不幸而不获大胜，是以不能久也。且真宗之主和议久矣，是故非准仓卒之言所能移也。曹彬疾时，尝访以契丹事宜，彬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犹委经营和好。’真宗曰：‘此事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呜呼！岂知和之一字，终始为宋宗社之大累也哉！”
宋高宗绍兴十二年，策进士于射殿，赐陈诚之、秦熺等及第，南省擢熺第一，桧以为嫌，故以诚之为首，以其策专主和议云。以孟忠厚为迎奉梓宫礼仪使，王次翁为奉迎两宫礼仪使。金使刘筈来，以衮冕圭册册帝为大宋皇帝。
《宋史断》曰：“宋于金，则书奉表称臣；金于宋，则书以衮冕来册帝。中国屈于外藩，至是极矣。”
臣丘濬曰：“呜呼！帝者，中国所自立，上受天命，而下应人心者也。所传者二帝二王之统，所践者祖宗列圣之阼。况高宗被衮冕即皇帝位，郊天享庙，君国子民，至是已十六年矣，乃始受金人之封册，被其衮冕，以为大宋皇帝。抑不知自此以前，所被者何等服，所称者何等号耶？呜呼！宋之国统，至是极矣，天理人伦，于是乎扫地，天冠地履，于是乎倒置，秦桧之罪，上通于天矣。”
洪武元年，圣祖将发汴梁，大将军徐达等自陈桥入辞，乃谕之曰：“朕与公等率众渡江，誓除祸乱，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战斗于矢石之间，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人为群雄所苦，死亡流离，遍于道路，天监在兹，朕不敢怠，故命尔等帅师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艰苦。昔元起沙漠，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国，将及百年，今其子孙怠荒，罔恤民难，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兵戈相加，视如仇雠，大肆荼戮，逆天虐民，朕实不忍，尔诸将帅，当以为戒，克城之日，毋虏掠，毋焚荡，毋妄杀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罚无赦。【阙】
得而治哉！尔民其体之。如蒙古、色目，虽非【阙】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臣刘基曰：“冬寒之极，必有阳春；湍激之下，必有深潭；十乱之后，必有大治。理则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鸱张狼顾之豪，弥满山泽，万姓鱼喁，无所吁告，天乃命我皇帝，肃将威武，代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湖，再伐而举全吴，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东越南闽悉归版图，于是肆伐中原，拾宋掇秦，挈赵挟燕，兵锋未至，声闻先及，神慑鬼栗，匍匐俯伏，玄菟、青海、昆仑、大漠、交趾、鐻耳之国，莫不献琛奉表，稽首阙下，无敢后者。【阙】”
洪武十八年，五开山獠为乱，命信国公汤和率师讨之，扫其窟。和入朝乞骸骨，上喜，为造第于凤阳，谓之曰：“日本小虏，屡援东海，卿虽老，强为朕行，视要害地，筑城增垒，以固守备。” 遂筑海上数十城，民四丁取其一为兵，以守之。
云南梁王拒险弗宾，礼部侍郎王祎奉命招谕，祎见梁王君臣，以天命人心、从违吉凶之道，反覆开谕，王已有降意，会元后嗣有自立于沙漠，遣使托克托，欲连兵拒命，因以危言迫梁王杀公以固其志。托克托欲以威屈祎，祎骂曰：“天讫尔元命，我朝实代之，汝如爝火余烬，尚欲与日月争光邪？” 顾谓梁王曰：“尔朝杀我，大兵夕至矣。” 遂被害。后命平西侯沐英、副颍国公傅友德征之，梁王驻兵白石江拒守，英败其军，擒达里麻，得甲士二万，马万匹，梁王死滇池岛，中分兵下乌撒、澂江，擒大理酋段世雄，云南大定，留王镇守，辨方物，定贡赋，疏节目，以宁使其人。于是麓川、缅甸、车里、八百皆内附，圣祖深倚信之，曰：“使我无西南之忧者，英之功也。”
永乐初，西北诸夷来贡，命光禄卿赐食，既罢，礼部尚书李至刚曰：“西北诸夷，陛下抚绥，皆已向化，边境已宁。” 文皇曰：“人尝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问于夷狄？抚之有道，未必不来，虎至暴，扰之能使驯帖，况夷亦饥食渴饮，具人心者，何不可驯哉？但有来者，推诚待之尔。”
文皇北征，驻跸上庄堡，宁阳侯陈懋为前锋，遇鞑靼王额森托噶率妻子部属来归，懋以入见，额森托噶遥望天颜，尚有惧色，文皇命稍前与语，备述诚悃，久愿来归，但为阿鲁台牵制，今幸见陛下，是天赐臣再生之日也。文皇曰：“中外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尔。今顺天道而来，君臣相与共享富贵，勿忧。” 额森托噶及部属皆叩首呼万岁，命悉赐酒馔，额森托噶退谓所亲曰：“大明皇帝真吾主也，舍此何适？” 文皇谕文武群臣曰：“远人来归，宜有以旌异之，其封额森托噶为忠勇王，赐姓名曰金忠。” 额森托噶之来归也，其甥巴图罕实赞之，遂授巴图罕都督，俱赐冠带及织金袭衣，遂赐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羞悉辍以赐之，宴罢，御用金杯等物亦辄赐之，于是左右皆赞美功德之盛。文皇曰：“昔唐突厥颉利朝太宗，言中外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边境无虞，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臣良胜曰：“呜呼休哉！我祖宗驭外之道，于古之至善者，兼统条贯，而会于一也。人之恒言，大上以德，其次以战、以守、以辨和，斯下矣。有战而示之不战，有守而择其可守，有辨而不殊于辨德以来之，诚以安之，有抚绥而无议和，有谦下而无矜喜，至赐姓而不混于天潢，视汉赐刘、唐赐李、宋赐赵姓者不伦，位次侯下，视待以不臣而位诸王上者尤有体焉。呜呼休哉！”
《皇明祖训》曰：“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自揣量，来犯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鞑靼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臣良胜曰：“大哉圣言，懿哉圣心！以天地界限，自有定理，有中国必有四方，而身亲战阵，谋虑深长，是以示后之典，亲切如此。以文皇英略，盖古初封，逼塞经度，图回故定都，镇扼实其要冲，尝统六师出塞，仅得额森图罕之附，其后大宁故土，捐以为赏，而东邻之患，迫辽东之备，仅能抚赏，蓟州之备，益为单弱，云密外蔽，弃而不守，而西戎之势，合洮岷之守，遂为离析，甘肃之守，亦觉孤悬，东胜州既亡，黄河套既失，而北戎南牧，已无宁岁，至于交南郡县，竟莫之能为，而自委于汉弃珠崖之义，皆仰遵祖训，不敢易于言兵，故也。至英庙时，权奄王振误主决策，亲征厄于土木之变，益足以见圣谟之宏远矣。然则坐削故疆，自委要地，付之不省已乎？曰：祖训所谓选将练兵，时谨备之，盖有深意存也。夫以内治未修，外警有急，人臣不能效忠宣力，必烦天子之尊，下与夷狄为敌，虽彼残孽，亦策中国之无人也。故曰：将非其人，以其国与敌也；天子自将，是以身与敌也。然则寇准主澶渊之役，非与？夫以真宗闻曹彬垂绝之言曰：‘当屈节为天下苍生。’是以一意主和，奸邪如钦若辈，又有迁西蜀、江南之议，准以奋臂幸而有成，足以为解尔，孤注之说，不意奸臣以此为败准之策，若其取喻，盖亦未可尽非也。大抵将帅屡败，不过为边境之忧，天子一败，遂将为宗社之辱，英雄勇略，何如汉高，谋臣武将，何如陈平、樊哙，拥兵且数十万，而平城之辱，几于不免，况其他守成主哉！臣尝以为从古御戎，汉文帝最为得策，圣祖之见，盖出于此时，匈奴寇云中，烽火通甘泉，但遣兵屯飞狐、句注，命将出细柳、棘门、霸上，亲往劳之，边陲自足备御，而京师大为声援，戎知有备，而不敢轻举，将知应援，而有可恃，彼戎且自敝，而图归也必矣。圣祖谓选将练兵为谨备之策者，意不取之，必不与之也。若使边备废弛，而故疆要地，弃不之惜，一有议及，自度不任，而辄以不征远戎籍口，恐非为国之忠谋也。臣愚以为祖训所戒贪战功，无故兴师，致伤人命者，谓贪彼无用之地言也；曰边境密迩，累世战争，时谨备之，谓守我故有之地言也。今欲举偏言以隳全盛，臣恐非圣祖垂训之意，迂谬末议，未敢毕陈焉尔。右衍柔远人之义。”
《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朱熹曰：“地上有水，水比于地，不容有间。建国诸侯，亦先王所以比于天下而无间者也。”
臣良胜曰：“圣人之视天下一体也，故上之比下，下之比上，必若水地之无间，而后为一。此封建之制所以比天下，乃所以公天下也。公则久，故论者恒云：周封建而历年八百，秦废之而郡县二世而亡。惟柳宗元以为封建非圣人之意，势也，苏轼是之，遂谓秦建郡县足为万世法，胡寅折之，无遗论矣。但封建所以能久，郡县所以速亡，臣尚有以申其说焉。谓秦专以郡县速亡，则未然，而郡县固有速亡之势也；谓周专以封建而久，则未然，而封建固有长久之势也。何者？封建以天下分而为公，其封域之世守者，视之为私也；郡县聚天下而为私，其守宰之更代者，视之为公也。天下大数，为公之人不若为私者之众也，守公之器不若守私者之众也。人之亲，孰若父子，其饥寒忧乐、荣辱成败，相与共之，耕父之田，不若耕己之田之勤也，葺父之庐，不若葺己之庐之密也，用父之财，不若用己之财之啬也，则守宰于郡县，望其若诸侯自守之固，斯亦难矣。且其疆域世守，尺寸不移，纵有奸雄强暴，兼并邻弱，积岁月之劳，兵革之费，取一邑并一城，天子有讨之方伯有问之，敌国有挠之，邻国有救之，虽有齐桓、晋文之盛，兼数国而老且死矣，岂若后世一举兵而下数十城哉？是以历春秋争夺战斗，周拥虚器，莫之敢动，其假以率诸侯如桓文者，必以尊周为名，而后可以动众，况能并天下而取周也哉？此封建为制中国之利，所以能长久之道也。况夫天下所以败亡，一在中国，一在外藩，周之衰时，北戎之患，晋自当之，而不及周也；西戎之患，秦自当之，而不及周也；东夷之患，燕齐当之，而不及周也；南夷之患，荆楚、吴越当之，而不及周也。列数强国，自消肘腋之忧，而王室居中，绝无边陲之警，此封建为制戎夷之利，所以为长久之道也。宗元与轼谓封建非圣人意也，岂其然哉？”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程颐曰：“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诸侯能顺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国之侯也，故谓之康侯，是以享宠锡而见亲礼，昼日之间，三接见于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者，天子治于上者也，诸侯治于下者也，在下而顺附于大明之君，诸侯之象也。”
《旅獒》曰：“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无替厥服，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蔡沉曰：“昭示方物于异姓之诸侯，使之无废其职；分宝玉于同姓之诸侯，使之益厚其亲，如分陈以肃慎氏之矢，分鲁以夏后氏之璜之类。王者以其德之所致方物分赐诸侯，故诸侯亦不敢轻易其物，而以德视其物也。”
《顾命》曰：“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
蔡沉曰：“怀来驯扰，安宁劝导，皆君道所当尽者，合远迩大小而言，又以见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滞也。”
《蓼萧》诗曰：“蓼彼萧斯，零露瀼瀼。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
朱熹曰：“为龙为光，喜其德之词也。其德不爽，则寿考不忘矣。”
臣良胜曰：“天子燕飨来朝诸侯而歌此诗，既以并笑誉处为乐，而此以龙光之德为训者，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夫德者，寿之基也。皇极之道曰富、曰寿、曰康宁，必以攸好德终之，故惟不爽于龙光之德，而后寿考之不忘也。虽然，此常理也，亦有不得其常者，颜渊仁而不寿，其德在人，永永不忘，谓之寿可也。若其否德，如盗跖之寿，何足算乎？”
《彤弓》诗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
吕祖谦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献，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轻与人也；中心贶之，言其诚也，中心实欲贶之，非由外也；一朝飨之，言其速也，未尝有迟留顾惜之意也。后世视府藏为己私分，至有以武库兵赐弄臣者，则与受言藏之者异矣；赏赐非出于利诱，则迫于事势，至有朝赐铁券而暮屠戮者，则与中心贶之者异矣；屯膏吝赏，功臣解体，至有印刓而不忍与者，则与一朝飨之者异矣。”
臣良胜曰：“君臣势隔，其所以相通者，一心而已。《彤弓》之诗，只在中心贶之为要也。方弓人初献而藏，先有待功之心矣，及遇有功而心贶之，又何爱惜之焉。故凡锡予之恩，有一羽重于千钧，其心所与，彼亦心受之也；万金视之若无者，非心所与，亦非心受之也。非物视物，惟心视物，故一彤弓之赐，足以昭功懋赏，乃其心贶之，是以与之者为宠，而受之者为荣，敌忾之功所以益勤也。不然，裂土而王，不能制侯景之命；残炙之惠，阴铿亦获脱死之报也，谓之何哉？”
《王制》曰：“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
叶梦得曰：“内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视公侯子男，故亦通称诸侯也。内以世禄为主，而有贤者亦得世爵；外以世爵为主，而不贤者亦止于世禄。然则诸侯之子，自非大恶，犹得袭位，而公卿大夫之子，必贤而后爵，岂轻内而重外乎？盖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则出封为诸侯，是在外之世爵，乃在内之世禄臣也；至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为公卿，则在内之世禄者，或在外之世爵诸侯者，内外更易，而轻重所以均者，此先王之仁政也。”
《聘义》曰：“天子制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厉以礼。使者聘而误，主君弗亲飨食也，所以愧厉之也。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
吕大临曰：“上下不交，则天下无邦，人道之所以不能群也。故先王之御诸侯，使之相交以修其好，必使之相敬以全其交。其相交也，必求乎疏数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也；其相敬也，必相厉以礼，故使者之误，主君不亲飨食以愧厉之。然后仁达而礼行，外则四邻相亲而不相侵，内则君臣有义而不相陵也。先王制礼以善养人于无事之际，多为升降之文，酬酢之节，宾主有司有不可胜行之忧，先王未之有改者，盖以养其德意，使之安于是而有惮也。故不安于偷惰而安于行礼，不耻于相下而耻于无礼也。天子以是养诸侯，诸侯以是养其士大夫，上下交相养，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
武王追思先圣，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于营丘曰齐；封周公于曲阜曰鲁；召公奭于北燕；毕公高于毕；弟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叔振铎于曹；叔武于郕；叔处于霍。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
臣良胜曰：“兴灭国，继绝世，天下之民归心焉。武王封建，先圣贤之后，次功臣，次兄弟同姓，有贤贤，有庸庸，有亲亲，轻重有伦，内外屏翰。曹冏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众。’此之谓也。”
宣王欲得国子之能训导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 王曰：“何以知之？” 对曰：“肃恭明神，而敬事耉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 王曰：“然则能训治其民矣。” 乃命鲁孝公于夷宫。
胡安国曰：“昔毕高以父师而保厘东土，卫武以列国而入相于周，盖与后世出入均劳之意同。”
汉高帝六年，剖符封诸功臣，异姓为王者八人，列侯一百四十四人。
班固《诸侯王表》曰：“昔《诗》《书》述虞夏之际，舜禹受禅，积德累功，洽于百姓，摄位行政，考之于天，经数十年然后在位。殷周之王，乃由稷契修仁行义，历十余世至于汤武，然后放杀。秦起襄公，章文缪献孝昭严，稍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难也。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刃，钳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粤，用壹威权，为万世安。然十余年间，猛敌横发乎不虞，适戍强于五伯，闾阎逼于戎狄，响应疾于谤议，奋臂威于甲兵，向秦之禁，适所以资豪杰而速自毙也。是以汉无尺土之阶，由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书传所纪，未尝有焉。何则？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烈，今汉独收孤秦之弊，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故据汉受命，谱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统，乃以年数讫于孝文，异姓尽矣。”
臣丘濬曰：“古者爵有公侯伯子男，然既列之以爵，则必分之以土，使以莅其土，主其神，以君其民。自秦汉以来，始有封以郡邑之名，而惟奉朝请于朝，曾不一出国门者。汉之封爵，止于侯，而无有所谓公伯子男者，书于此以志其始。”
文帝令列侯之国诏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臣良胜曰：“汉初封异姓功臣，皆未就国，同姓诸王，则分裂天下大半。田肯谓秦得百二，齐得十二，非亲子弟莫可王齐，而吴王铸山煮海，资以强戾。主父偃建议于武帝朝曰：‘诸侯子弟十数，而适嗣代立，余无尺地之封，故诏令推恩分子弟邑，则藩国益分而子弟悉侯。’是为同姓分国之始。文帝此诏，是为异姓就国之始。”
宣帝封丙吉后诏曰：“盖闻褒有功，继绝统，所以重宗庙，广贤圣之路也。故博阳侯吉以旧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绝，朕甚怜之。夫善善及子孙，古今通谊也。其封吉孙中郎将、关内侯，是故博阳侯奉吉后。”
光武赐诸侯策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
封功臣诏曰：“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其罚之义。惟诸将策远功大，诚欲传之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其显功未酬，名籍未立，大鸿胪趣上，朕将差而录之。”
臣良胜曰：“右三诏义近古，词亦近古，故录之以为后世法。”
唐太宗时，诸王归藩，上与之别曰：“兄弟之情，岂不欲常相共处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尔。诸子尚可复有，兄弟不可复得。” 因流涕呜咽，不能已。
真德秀曰：“太宗此言，其殆有感于隐、巢之事乎？昆弟至情，虽不幸怵于利害，或有时而忘，然是理之真，终有不可掩者。使能因此心之发，而知夫天理之不可昧，则见之于事，必有充其实矣。惜太宗之不能也。”
唐宪宗遣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成、湘、兖、郓使者数辈见之，相顾失色，叹曰：“倔强者果何益乎？” 度为田兴陈君臣上下之义，兴听终夕不倦。
臣良胜曰：“唐之方镇，拟古诸侯，至于赐钱宣慰，不可以言怀柔之道矣。但宪宗当其难，裴度处其变，固亦有足称者。议者每谓方镇非能亡唐，唐自亡也。臣谓唐非自亡，奸邪亡之也。贞观之时，尝任蕃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皆以忠奋，一有文臣总制之。其后以积劳多入相，如郭元振、张说者，李林甫忌之，恐夺己权，乃请悉以蕃将代汉将，而安思顺、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遂为大将，而起天宝之祸。其后，成德则李宝臣，魏博田承嗣，相卫薛嵩，卢龙李怀仙，各收安史余党，拥劲兵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遂请袭封，朝廷不能制。虽在中域，藩臣实同蛮貊。宪宗刚明，辅以李绛、裴度，乃能谕河北，平淮蔡，终于复叛，而唐因以亡。然则自天宝迄建隆初，凡二百有七年，推原祸本，由李林甫以蕃将代汉将之故也。彼其用心，不过欲绝节度入相之阶，以久擅己权耳，而遂贻宗社之祸，断棺之戮，盖亦晚矣。”
宋太祖干德初，吴越王钱俶来朝，帝待之甚厚。晋王乃与中外臣僚表请留俶，帝曰：“俶职贡无阙，今又来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何以示信于天下也？” 俶辞归国，赐与金帛、名马，以黄绡封署文书一束付俶，曰：“候至国开之。” 俶开封，乃群臣请留五十余封，俶大惊，上表称谢。《元城语录》曰：“大哉太祖之神武也！既平孟蜀，而两浙钱王入朝，群臣争欲留之，圣意不允。晋王从容言及，太祖曰：‘二哥，你也出这言语，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恶，不容易留住这汉，候捉得河东薛王来，令纳土。至太平四年，河东既平，乃令钱王纳土。’先生曰：‘太祖此意何也？’仆曰：‘此所谓不欺善也。’先生曰：‘此固然，钱氏久据两浙，李氏不能侵，借使钱王纳土，使大将镇之，未必能用其民，须本朝兵去镇服，又未必能守，两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则两浙安归乎？此圣谟之宏远也。”
宋高宗绍兴元年，诏曰：“太祖皇帝创业垂统，德被万世，神祖诏封子孙一人为安定郡王世世勿绝，今其封不举，朕甚悯之。有司其上合封人名，遵故事施行。” 遂以燕懿王玄孙令畴袭封。
臣良胜曰：“高宗此诏，实天理民彝之不可泯焉者也。惟有此诏，而后有娄寅亮之请，有孝宗、理宗之立，德昭、德芳之后皆嗣帝业，以终太祖之统矣。”
洪武初，广东何真率其官属入朝，诏授真江西行省参政。圣祖谕之曰：“天下纷争，所谓豪杰有三：易乱为治者，上也；保民达变，识所归者，次也；负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论矣。顷者，师临闽粤，卿即输诚来归，不烦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按堵，可谓识时达变者矣。” 真叩首谢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圣上除暴乱以安天下，天命人归，四海景从。臣本外邦之人，始者逢乱，不过结聚乡民为保生之计，实无他志。今幸遇大明丽天，无幽不烛，臣愚岂敢上违天命。” 圣祖曰：“夫能不贾祸于生灵者，必世享其泽，朕嘉卿忠，念江西地近广东，用是特授江西行省参政，以表来归之诚。古云：‘令名，德之舆也。’令名既著，尚懋修厥德，以辅我国家。”
臣良胜曰：“按秦史，胡亥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佗遂行南海尉事。至汉文帝时，乃有赐尉佗书，入贡称藩而已。光武于窦融，亦赐书曰：‘必有任嚣教尉佗制七郡之计。’融既归，遂以为凉州牧。今何真所据，尉佗故国也，不烦檄谕而服，既服而官于近地，威德并行，视文帝、光武之为，远迈之矣。”
永乐五年，安南国陈王为黎季犛篡弑，文皇命新城侯张辅统兵八十万往问其罪。贼沿江列栅六七百里，水陆拒守。王师扼江口，破其坚壁，遂克多邦城，进攻交州，引兵蹙清化城，覆其巢穴，降夷民十余万，季犛遁入海。辅屯兵咸子关，贼袭我军，击败之，擒季犛并二子苍、澄，交南平。遂议复古郡县，都、布、按三司统镇之。辅还，进爵英国公。以刑部尚书黄福兼掌三司事，徇其所欲，革其所恶，劳辑训饬，戒郡邑吏修抚字之政。福以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改令区画，靡问纤巨，悉尽心焉。
臣良胜曰：“按《名臣录》所叙如右。尝读《五伦书》载，四年，文皇谕成国公朱能往征，有曰：‘陈日煃在我太祖高皇帝时，率先归顺，日煃死，其后王为贼臣黎季犛所弑，僭称大号，杀陈氏子孙殆尽。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抚治一方。’呜呼，大哉斯言！兴灭继绝，治乱持危，真古怀诸侯之道也。至五年而辅始讨平之，郡县其地，以福镇治之。七年而余孽简定煽乱，又命辅往讨，获之以归。九年，陈季扩假复陈氏后以叛，复命辅往讨，获之以归。福抚治几二十年，交人戴福如父，中官马骐怙恩肆虐，为福所抑，诬福有异志。文皇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寝其奏。仁庙驿召福还，以兵部尚书陈洽代治，马骐激变交人，复叛，命将帅讨之，载福以往，我师失利，福为贼所得，皆下马拜，馆礼如昔，津送北归。至宣庙初，交人乞立陈氏后，命大学士杨士奇与杨荣谋之，咸曰：‘十数年来，兵民困于交阯，极矣，汉弃珠崖，前史以为美，遂从其请求。至是而文皇择立陈氏复之，初命始行，安南职贡惟谨，南人无兵革之扰，已为百年利，圣谟宏远，臣故备陈之，若预阻外徼生事之心，则犬马之愚也。”
永乐七年，甘肃总兵何福奏托克托布哈率所部来归，命谕德杨荣往同福处置。西宁侯宋琥奏叛寇娄达衮逃居赤斤蒙古卫，将为边患，命丰城侯李彬剿之，且命杨荣往与计度可否。还奏曰：“天时冱寒，人疲马瘠，不可行，且小敌不足烦大军，无几，叛者复归。”
臣良胜曰：“我文皇英略盖世，而于怀绥边境，慎重如此，此所以收内外宁谧之效也。”
右衍怀诸侯之义
《中庸衍义》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