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
逹道之义【父子之常 父子之变 父子之戒】
《五子之歌》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
蔡沈曰：“典，犹周之六典；则，犹周之八则，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钧与石，五权之最重者也。关，通，以见彼此通同，无析阅之意；和，平，以见人情两平，无乖争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临天下，典则法度所以贻后世者如此，至于钧石之设，所以一天下之轻重者，王府亦有之，其为子孙后世虑，可谓详且远矣。”
《伊训》曰：“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
臣良胜曰：“自家天下而后，所以贻孙谋、燕翼子者，要道也。乃若商王敷求哲人，尤大要也。自商以前，为虞夏所用之人，不过一二世族，八元八恺，则高辛、高阳氏之才子，舜、禹、稷、契，世系均出黄帝。商以后，为周武王兄弟九人为显诸侯，而毕召亦以同姓为上公，吕望、苏公，三恪之外，异姓之贤亦鲜矣。凡民论官，司马不过州闾族党，出掌入治之职，孔门弟子仕者，止于大夫家臣，是亦求贤之道未之广也。惟汤立贤无方，以为贻后之大训，故伊尹告于太甲者，莫大于此。是故终商之世，伊尹、仲虺、莱朱、伊陟、巫咸、傅说、祖己、祖伊，皆以逺大之贤，得尽其用。汤之孙子中兴，历世七王之泽，入人之深，周既革命，而人心思商，历再世而后定，虽周目之为顽民，在商不失为义士，此振古所未有者。哲人贻后，其效有若此哉！禹、汤皆身致太平者，禹之贻后以法，汤之贻后以人。君子曰：‘有治人，无治法。’臣愿圣明决择轻重而并施之，则贻以万世之太平也。”
《文王》诗曰：“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
朱熹曰：“文王非有所勉也，纯亦不已，而人见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没，而其令闻犹不已也。令闻不已，是以上帝敷锡于周，维文王孙子，则使之本宗百世为天子，支庶百世为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与周匹休焉。”
臣良胜曰：“文王之贻后者，以其德也，视人与法尤为要矣。夫文王之德，非以永令闻也，文王令闻，非以徼后福也，所谓无所为而为之者与天为一也。是以于昭于天，陟降左右，而天之厚之，不于其身，而及其孙子，为天子，为诸侯，延及百世，至其所以辅孙子者，亦波及焉。在天则因材而笃，在文王则德厚而流光，皆无所为而为之者也。故曰：‘瑟彼玉瓒，黄流在中。明宝器不荐于亵味，黄流不注于瓦缶。盛德必享于禄寿，福泽不降于淫人。’天人一理，相为流通，断可识矣。”
《假乐》诗曰：“干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朱熹曰：“言王者干禄而得百福，故其子孙之蕃，至于千亿，适为天子，庶为诸侯，无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臣良胜曰：“王者福禄得于天者，可谓极矣，而享厚之报，尚有流及于子孙者，固在于蕃，尤在于贤也。子孙所以为贤者，非自贤也，亦守先王之旧章，贤其先王之贤，乃所以为贤也。先王创业垂统，功德并懋，越历艰险，安危成败，皆身亲而熟虑之者，故典则贻谋，必度其子可世守而能行之者，所谓可继而可传也。惟子孙自贤而或小前人所为，故有作聪明以乱旧章者，谄谀并进，法度纷更，倾覆颠危，而先王之泽亦因以斩矣。故商之孙子，其丽不亿，惟纣自贤，故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莫是听，大命以倾。然则子孙非能守法为贤，虽多何为哉！文王之后，有若武王之圣，而周公称之，亦曰：‘丕承哉武王烈而已。’君子知纣之所以亡，武王之所以兴，则知先王之所以贻子孙者，欲其何所法哉！”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朱熹曰：“震，动也。一阳始生于二阴之下，震而动也。其象为雷，其属为长子。震有亨道，震来，当震之来时也。虩虩，恐惧惊顾之貌。震惊百里，以雷言。匕，所以举鼎实；鬯，以秬黍酒和郁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丧匕鬯，以长子言也。此卦之占，所以为恐惧则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矣。”
臣良胜曰：“干一索而得男为震，是干，天子之卦也；震，天子长子之卦也。一人元良，万邦以贞。长子虽未居位，而为天子之贰，将有天下国家之责，非知所恐惧，而以势位为乐，则未免有骄纵之失；徒知恐惧，而不以诚敬为主，亦未免为柔懦之归。故曰：‘震惊百里，不失匕鬯。’长子主祀，匕鬯其所有事者，震而惊及百里，震之极也。当此震惧，而所事之匕鬯，犹能不失其常度，非诚敬在躬，有不能也，是亦几于烈风雷雨弗迷，长子之道于是为至。他日为天子，而措之天下，固所优为也。文王于震彖训垂戒若此，而周公象词亦曰：‘君子以恐惧修省。’何长子之道，以恐惧为首务也？盖崇高天位，惟骄泰与期，而畏惧若无所庸者，世禄之家，鲜由礼义，矧天子之子乎？禹之示训曰：‘予临万民，若朽索之驭六马。’成汤抚有万方，曰：‘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皆惧也，此文王周公垂训之微旨也。”
《伊训》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蔡沈曰：“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谨也。谨始之道，孝弟而已。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诏之，立爱敬于此，而形爱敬于彼，亲吾亲以及人之亲，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始于家，达于国，终而措之天下矣。”
《蓼莪》诗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臣良胜曰：“读《蓼莪》诗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盖贤人君子，理义以养心，师友以资识，其所以为孝，固亦有得于性命之理者。闾阎野夫、武人孺子，夫何所学？但求其鞠育抚养之劬劳，而思其属毛离里之所受，天性之真，蔼然呈露，所谓不学而知，不学而能者，此诗之所以可兴也。是凡人之受恩于父母者，若是其大也。若卿大夫之子，又受家于父母也；诸侯之子，又受国于父母也；天子之子，又受天下于父母也，其恩尤厚，又何德以为报乎？”
《孝经》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臣良胜曰：“明王事父母，固所以明察天地之理，然必能明察天地之理，而后尽事父母之道也。盖天地万物之父母也，吾父母天地之子也，天下人物亦天地之子也。吾视父母犹天地也，则视天地之所子者，皆吾父母之子者，故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况天地父母，至公无私，其所望于子以事之者，亦至公无私也。惟其公也，则菽水之奉，在所欢也；特羊之荐，在所享也。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若必遂其私，而有所僭、有所假焉，岂天地父母之心哉？”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尔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臣良胜曰：“孔门弟子曾参以孝称，而夫子开示之者，以先王之至德要道也。夫德而谓之至德，道而谓之要道，所以立德，所以成教，不外乎孝而已矣。其所以为孝，顺于天下而已矣。夫以一人之孝而顺于天下者，顺于理而已矣。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一心之理，天下人心之理也。吾之心顺，天下之心亦顺也；吾之理顺，天下之理亦顺也。故有顺于一人而逆于天下，不可以言顺也；逆于一人而顺于天下，不害其为顺也。一人或系于私，而天下之理则公也。故君子之为孝，不以顺己而以顺理，不以顺一人而以顺天下，成于己而为德，施于天下而为教，民用和睦，又何上下之怨怼者乎？”
《祭义》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臣良胜曰：“孝者，百行之本，其所以行之，固亦多端也。尊亲者，孟子所谓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是养为至孝，而非为下也。然有分焉，若鲁用天子礼乐，而三家以雍彻，亦得谓之尊亲己乎？弗辱云者，若曾子所谓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皆辱及其亲也。然有纳污含垢，囚服变形，蹈刃膏野，世方以为大辱，亦将谓之辱亲己乎？养之下者，口体之谓也，如先意承志，谕之以道，若文王食上在视寒暖，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亦谓之下可乎？”
又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
陈澔曰：“庶人思父母之慈爱，而忘己躬耕之劳，可谓用力矣，此其下能养之事也。诸侯、卿大夫、士尊重于仁，安行于义，功劳足以及物，可谓用劳矣，此其次弗辱之事也。博施，谓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备物，谓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可谓不匮矣，此即大孝尊亲之事也。”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朱熹曰：“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耳，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
真德秀曰：“父母之颜色，有愠有舒，为人子者，所当潜观默察，其色愉，则其心乐，固可以自慰，若其色有异焉，其可不兢兢焉自省且自责乎？庆云甘雨，天之喜也；迅雷烈风，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于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地，察之可不谨乎？知此而后知色难之义。”
臣良胜曰：“由熹言，人子事亲之色，常欲其和而安也，有所未安，和之未至也；由德秀言，人子承亲之色，常欲其和而乐也，有所未乐，和之有违也。合是二者，而事亲之道备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曰：“以太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太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
程颐曰：“书子同生，圣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乱也。子同者，桓之嫡长子也。于其始生即书之，其位固已定矣。”
臣良胜曰：“嫡子之生，其礼之重若此。子也者，亲之枝也，敢不重乎？至于命名之义，其详若此，尤不可不慎也。晋穆侯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其后晋乱，而成师封于曲沃，是为桓叔，弑哀侯而有国，又荐赂厘王，命之以服师。服之言于是乎验矣。至若汉武既立太子，而昭帝以十四月生，乃命钩弋之门曰尧母，奸臣逆探君意所属，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蛊之祸，此尤足为永鉴也。”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韩愈曰：“或问曰：‘尧舜传诸贤，禹传诸子，信乎？’曰：‘然。’‘然则禹之贤不及尧舜也与？’曰：‘不然。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后世争之之乱也。尧舜之利民也，大禹之虑民也深。’‘然则尧舜何以不忧后世？’曰：‘舜如尧，尧传之；禹如舜，舜传之。得其人而传之，尧舜也；无其人，虑其患而不传者，禹也。舜不能以传禹尧为不知人，禹不能以传子舜为不知人。尧以传舜为忧后世，禹以传子为虑后世。’‘禹之虑也，则深矣。传之子而不淑，则奈何？’曰：‘时益以难理，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则虽不遇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天之生大圣也，不数；其生大恶也，亦不数。传诸人，得大圣然后人莫敢争；传诸子，得大恶然后人受其乱。禹之后四百年然后得桀，亦四百年然后得汤与伊尹。汤与伊尹不可待而传也，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孰若传诸子，虽不得贤，犹可守法。’‘孟子之所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为，圣人不苟私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臣良胜曰：“官天下者，尧舜非常之举也；家天下者，大禹常行之道也。尝考之史，黄帝之位传之少昊子也，少昊传之颛顼，则黄帝孙也，颛顼传之帝喾，则少昊孙也，帝喾传之挚，少子也，挚废而尊尧，则帝喾仲子也。是尧舜之先，子孙世次相传以为常也。至尧舜之传贤，以朱均之不肖，或以贻天下忧，而舜禹之圣，足以继尧舜之治也。然则传子之事，非禹肇之者也。尧舜之事，二圣非常之举也；禹之事，万世常行之事也。若使世世有非常之传，则人人怀非分之望，乱益滋矣。”
汉文帝元年，有司请早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用此道也。今子启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 乃许之。吕祖谦曰：“景帝年三十二即位，然则文帝之元年，景帝方十岁尔。平勃所以亟请建太子者，惩惠帝继嗣不明之祸也。文帝所以固让者，盖践祚之初，惧不克胜，所言皆发于中心，非好名也。”
臣良胜曰：“太子，天下之本也，建之不可不豫也；大位，奸邪之窥也，建之不可不慎也。文帝即位才数月，有司建白与帝谦让，真德秀以为可后世法也。臣尝考帝对有司之言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辅朕，岂为不预哉？’斯言一闻，而三国觊觎之端于是兆矣，太子疑忌之心于是生矣。其后淮南于帝不终于爱，景帝既立，吴楚首叛，是七国之祸已萌于豫立太子时矣，岂必晁错激成之哉？文帝贤主也，建储盛事也，谦让美德也，而命词之误，几为宗社之忧，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文王世子》曰：“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贾谊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故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师保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则不然，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臣良胜曰：“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以教成王也。然则成王日有所就，月有所将，缉熙单心，以基宥密，卒为令主，则周公之教之然也。况当时召公为太保，太公为太师，伯禽受挞，而所以善成王者，日至也。夫安得不日进于善乎？仲尼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污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优为之也。汉文既立太子，而贾谊陈治安之策，乃及于此，必以其时辅教景帝之道有未备也。故当时吴王太子侍饮博，以争道，故引博局提杀之，遂启反衅。晁错又复进说曰：‘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帝善之，拜错为太子家令，是以养成刻薄之性，尽发术数之邪。既立太子荣，无罪废之，而轻许梁王以传位，卒以生祸，错亦躬受其惨刑，并顾命之臣如亚夫者，亦以鞅鞅诛。君子每咎文帝贻谋未善，而大惜谊言之不行也。夫世子之法，养其理于中而应之于外也；保傅之篇，制其欲于外而保其中也；辅道之方，斯其尽之。人主教谕太子，欲建三代有道之长，盍于此致意焉。”
唐太宗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曰：‘尔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鹘，无远不至，常使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尔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臣良胜曰：“太宗之所以教太子者，可谓备且要矣，盖有惩于承干之废，是以不惜任过而恳切若是也。且尝语侍臣曰：‘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船，则曰：水以载舟，亦以覆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正，后从谏圣，可谓无所不用其言也。及有疾，则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尔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俟我死，尔用为仆射，亲任之，亦可谓无所不贻之谋也。’太子既立，是为高宗，以忌日诣寺，纳武才人为昭仪，是其为太子侍宫中，见而悦之，烝淫之志，畜之久矣。及立为后，又成于世勣‘陛下家事’之一言，唐之子孙屠戮几尽，则太宗所以教而贻之久者，果何益哉？胡安国曰：‘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高宗之纳才人，正巢刺王妃之遗范也。范祖禹曰：‘以是心待其臣，利禄之士可得而使也，贤者不可得而致也。’故凡教太子而以空言，若玄宗有《承华要略》之书，未几，一日杀三子而不为怪，又况托孤寄命，不择豪杰而付之，反覆无耻之世勣，何足以副所望哉？”
宋太宗谓寇准曰：“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 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 帝曰：“襄王可乎？” 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 遂立为皇太子，庙见还宫，京师民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 帝闻之不怿，召准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 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 帝悟，命李至、李沆并兼宾客，诏太子事以师傅礼，每见必先拜，至等不敢当，上表辞谢，诏答曰：“朕旁稽古训，肇建承华，用选端良，资于辅导，借卿宿望，委以调护，盖将勖以谦冲，故乃异其礼数，勿饰当仁之让，副余知子之心。” 至等相率谢。
真宗春秋高，未建储君，卫尉寺丞陈执中进《演要》三篇，以早定天下根本为说。翌日，帝以他事示辅臣，皆赞曰：“善。” 帝指袖中曰：“又有善于此者，乃《演要》也。” 逾月，立皇太子，作《元良箴》以赐之。后皇子就学于资善堂，以张士逊、崔遵度为王友。士逊一日谒王旦，称皇子学书有法，旦曰：“公为王友，职止于是耶？”
臣良胜曰：“宋太宗、真宗相继建储，答诏、赐箴，李至、李沆之当礼师傅，王旦之责望王友，与陈执中之建议，寇准之决策，均可为后世法矣。是以真仁承统，近五十年，仁厚之泽，培益基业，刑以不杀为威，财以不畜为富，兵以不用为功，人才以不作聪明为贤，以宽厚待民，以恩礼待士，以至诚待外国。苏轼有云：‘社稷长远，终必赖之。’此辅教太子之效若此明也，人君可不知所务乎？至若寇准之言，尤为药石者，曰：‘谋及妇人、中官、近臣，不可也。’昔雍纠以厉公之命图祭仲，雍姬知之，以告仲而杀之，厉公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晋文公问原守于寺人，得赵衰，柳宗元谓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皆始于此，则凡国事谋及若人，皆不可也，况建储君之大事乎？唐玄宗之杀子，谋及于惠妃，其后忽忽不乐，而高力士问其故，乃曰：‘汝我家老仆，岂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岂非以郎君未定邪？’玄宗以立子谋及妇人、中官，其后若之何也？臣故曰：寇准之言尤为药石也。”
圣祖命詹同取东宫官制观之，谓同等曰：“朕今立东宫官，取廷臣勋德老成，动有典则者，若新进之贤，亦选择参用。夫举贤任才，立国之本；崇德尚齿，尊贤之道。辅导得人，人各尽职，故合抱之木，必以授良匠；万金之璧，不以付拙工。” 同对曰：“陛下立法垂宪之意，实深远矣。” 于是以李善长等皆兼东宫官，谕善长等曰：“朕于东宫官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问太子，间有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宾客、谕德等官，以辅太子德性，且选名儒为之宾友。昔周公告成王，首以克诘戎兵；召公告康王，首以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溺于安逸，军旅之事，多忽而不务，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臣良胜曰：“立法创制，裁自一心，备上古之至善，绝近世之弊端，若斯举是已。以勋德老臣兼东宫官，即《文王世子》所谓太傅在前，少傅在后也。当成王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傅，太公为师，皆文武之旧勋也。别置府僚，自唐太宗始，招选茂异，谓之十八学士，如登瀛洲，其后嫌隙僚佐多外迁。及迁杜如晦、房玄龄，曰：‘余人不足惜，如晦王佐之才。’太宗遂决异志，而建成、元吉之祸成矣。贞元中，王伾、王叔文得幸东宫，宰相听其指使，亦有永贞之变。征往事以思圣制，真洞视万古者也。至举周、召所以告君安不忘危，尤足以示圣子神孙之法，为臣下者亦当服膺而弗失也。”
圣祖谓皇太子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修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臣良胜曰：“圣祖之所以谕皇太子者如此，其所以谕官僚者如彼，仰承懿训，是以上下交修德业，大成以有今日隆平之盛。”
圣祖退朝，皇太子与诸王侍，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奢俭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为儆戒。” 又命工画古孝行及自身所经历艰难、起义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谓侍臣曰：“朕家本业农，祖父皆长者，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今图此者，使后世观之，知王业艰难也。” 詹同顿首曰：“陛下昭德垂训，若此为切。” 圣祖曰：“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侈靡，不知祖宗积累之难，吾示之以此，朝夕览观，庶有所儆也。”
臣良胜曰：“大禹有训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周公之戒成王，陈无逸，作《豳风》诗，虽以重农，亦以见周家积功累仁，本于农事，开国其艰难如此，子孙可不思所以慎保之哉？圣祖垂训，义兼之矣。”
永乐元年，文皇御顺天门，命侍臣辑自古以来嘉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为书，以授长子，且曰：“昔尧试舜，自慎徽五典，至纳于大麓，历试诸艰，乃命以位。舜生长民间，躬亲稼穑，尧尚试之如此。朕今令长子守北京，亲庶务，虽吏案奏牍，皆躬阅之，以知为臣之难也，日后庶可为人君也。”
永乐二年，《文华宝鉴》成，文皇御奉天门，召皇太子授之，曰：“修身治人之要，具于此书。昔尧舜相传，惟曰允执厥中，帝王之道，贵乎知要，使足为法，尔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文皇顾翰林学士解缙曰：“朕皇考训戒太子，尝采经传格言，为书，名曰《储君昭鉴录》。今朕此书稍充广之，益以皇考圣谟大训，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法，诚能守此，足为贤君。昔秦始皇教皇太子以法律，晋元帝授太子以韩非书，帝王之道，废而不讲，此所以乱亡。朕此书皆大经大法，卿等兼辅东宫，从容闲暇，亦当以此为说，庶几成其德业，他日不失为守成之令主。”
臣良胜曰：“太子者，帝王之贰也，其所以预养之者，上承之于亲，下辅之于臣，固将以举帝王之道也。帝王之道，至尧舜而极矣，故不以尧舜望太子，非父道之至也；不以尧舜辅太子，亦臣道之贼也。文皇二书以授皇子，皆所谓尧舜之道也。其命缙等以从容陈说者，亦尧舜之道也。且臣闻所谓皇子，即仁皇也。圣资夙成，而圣祖默而授之，爱而教之，亦有素矣。尝命阅中外臣民章奏，独取其切于兵民疾苦及关宗社者白之，圣祖览之称善，其间有一语一字之谬者，悉置之，圣祖指示之曰：‘尔忽之邪？’对曰：‘顾小过失不足天听。’圣祖喜曰：‘犹有君人之度哉！’又尝问之：‘尧九年之水，汤七年之旱，当时百姓何恃？’对曰：‘恃圣人有恤民之政尔。’自是益见重，是在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也。于时皇太孙无他恙，文皇居潜邸，而圣祖所以待仁皇者若此，盖已有为天下择尧舜之君矣，天命人心之微妙，岂有一毫己意于其间哉？惜乎龙驭早宾，天下不得久被尧舜之泽，盖臣民之不幸也。”
文皇谕群臣曰：“凡开创之主，谋虑深远，作一事必筹度数日乃行，亦欲子孙世守之，故诗书所载后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于警戒后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此皆老成之言。后世轻佻谄谀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见，导嗣君改更祖法，嗣君不明，以为能而宠任之，徇小人之邪，至于法敝民叛，而丧其社稷者有之矣，岂可不以为戒？”
臣良胜曰：“文皇创业守成并臻于盛，故有以洞烛人情，精炼事理，故其所示训，专专以克守成法为言，既有以儆嗣君，亦有以戒人臣也。从古轻改祖法，必曰宋之神宗，然其所以误之者，安石‘祖宗不足法’之言也。其党又若吕惠卿者，放言无忌，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有五年一变者，有三十年一变者。’司马光力辨其非，且曰：‘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神宗信向既偏，以天下公论谓之流俗，内而太后有言，则曰：‘群臣惟安石为国家当事亲，而岐王有言，则曰：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是以顾命大臣、侍从台谏、州县之言，徒以取祸，增其势尔，卒以产忧，遂亡北宋。哲宗嗣位，吕大防特列祖宗所行事：亲、事长、治内、待外戚、尚俭、勤身、尚礼、宽仁八法以进，曰：‘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大防。’陈善最得所以开导嗣君，惜其不得陈于神宗之朝尔。今夫巨室之子，亦多阔视轻人，若言及祖父，虽至悻戾，必不敢显非而力訾者，亦至性也。尝有酗号于市，怒邻伤类，有人曰：‘而祖父至，则必少戢，而随以归矣。’臣谓使当时有如大防数十辈，神宗之志，庶亦有可变者乎？呜呼！我祖宗彝训具在，小大臣工以安石、惠卿为戒，以吕大防为法，则我祖宗之法，可以万世无变也。臣于衍义，必取祖宗言行为折衷者，犬马之诚，窃有取大防之意，圣明留意，天下幸甚，万世幸甚。”
圣祖定鼎金陵，遣使召宋濂至，授皇太子经，后以疾告还家，赐金帛，皇太子致赠有加，濂上笺谢，奉书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读书，毋怠惰，毋骄纵，进修德业，以副天下之望，圣祖览书甚喜，召太子语以书意，且赐书答。又尝从容谓濂等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与论议，庶广识见，幸喜调护之。” 濂致仕至家，即拜表称谢，仍上笺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国之要，圣祖赐诏褒答云：“忠良之臣，勋业既著，文章必传，功成身退，惟先生独全。”
文皇一日召杨士奇问东宫所行如何，士奇以孝敬对，使言其实，对曰：“有事宗庙，祭器皆亲阅，车驾北征，不敢宁居，恒日中昃始食，驾还而后能安。” 文皇曰：“此子道当然。” 士奇曰：“古圣贤亦皆尽其当然者耳。” 后举侍皇太孙讲读，众以仪智为老，士奇曰：“仪智道理明，执守正，精神不衰老，成正大，廷臣未见其比。” 文皇喜曰：“智虽老，识大体，能直言不阿，向言日食宜免贺，朕知之，可谓得人矣。” 文皇召试胡俨，称旨授翰林院检讨、侍讲直内阁，升春坊谕德，文皇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讲，掌翰林院事，辅皇太孙监国，俨在内阁遇有故问，必从容审度而后对，及兼宫僚，在讲筵凡古今治乱得失，必反复敷陈，以图裨益，以外艰去，诏起复，道过南京，见东宫，询及民情，所对切时务。
臣良胜曰：“古者辅导太子，必选端良孝弟、博闻有道之士，若祖宗推任宫僚，如宋濂、杨士奇、胡俨及士奇之荐仪智，乃其人矣。君德治道之本，有由然哉。”
文皇命蹇义为皇太子詹事，义委曲周悉，所言无不信用，车驾巡守北京，命皇太子监国，中外庶务，惟诸王及远方所奏请诣行在，余悉启闻处分，夏原吉扈从，兼行在礼部、都察院事，车驾亲征北，皇嫡长孙留守北京，原吉辅导，修举庶务，京师肃然。
臣良胜曰：“唐高祖立秦王为太子，诏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处决，然后奏闻，彼秦王推刃同气，挟而居之，高祖所以委之者，实非其心，无足法也。宋真宗时，命太子开资善堂亲政，而皇后裁决于内，丁谓用事于外，几以成隙，惟王曾正色立朝，而调和其间，乃得永仁宗太平之治。祖宗监国留守之命，因事以行，大非唐制可拟，而辅导以付老成之人，如蹇义、夏原吉者，虽无内外之隙，亦足以继王曾之美矣。”
《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内竖曰：“安。” 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武王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脱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间。
汉文帝居代时，母薄太后尝病三年，帝为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仁孝闻于天下。
唐高宗为太子时，尝从幸翠华宫，太宗苦痢增剧，太子侍疾，旬日之间，发有变白者，太宗泣曰：“吾闻古之孝者，不过文王，今数日不食，昼夜不离吾侧，口尝汤药，盛年发则变白，尔之孝殆过文王矣，吾虽殒没，亦无所恨。” 臣良胜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此类是也。文武之孝，古今以为极致，今观文帝、高宗之孝，是亦文武之孝也，文武之孝，是亦尧舜之孝也，其所以自尽其良知良能者一也，若其终身成就全德，固未可以一节尽之者。”
《下武》诗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朱熹曰：“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为四方之法者，以其长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为法耳，若有时而忘，则其孝者伪耳，何足法哉？”
汉高祖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披坚执锐，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王侯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为太上皇。”
唐太宗时，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破之，突厥颉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惊，战于阴山，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露布以闻，擒颉利送京师，上御顺天楼，盛陈文物，引见上皇，闻之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能灭突厥，吾付托得人，复何忧哉？”
臣良胜曰：“武王之所以为达孝者，以其能缵三后之绪，而追王之礼因之以成也。然其所以能然者，以永言于孝思也，谓之永者，永之而不忘也，兴于此有滞于彼，不可以言永也，行于今有遗于后，不可以言永也。若汉祖尊归于父，唐宗雪耻于亲，亦缵绪而有成者，但当项羽置太公于俎上时，曰：‘必烹而翁，愿分一杯羹。’此岂人子之心哉？故曰：‘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为也。’彼何所料项羽之不杀而太公得遂其归乎？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至于拾往言而较仲业，不足责者，高祖之耻，太宗为之也，不自以为过，而归辱于其亲，曰：‘往昔，太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曾不自反，曰：其初臣而借兵者，果父之志乎？抑已之志乎？况父母所爱，亦爱之，至于犬马，尽然，建成、元吉，父之子也，同气不恤，而推刃及之，尚何有于亲哉？汉祖、唐宗自以为孝，视之永言孝思，则愧多矣，虽然，彤管之什，有取节焉，二君固英杰之主也哉。”
《顾命》曰：“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 蔡沈曰：“乱，治也，威者，有威可畏，仪者，有仪可象，举一身之则而言也。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动作威仪之则，成王思夫人之所以为人者，自治于威仪尔，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于外求也，贡，进也，成王又言，群臣其无以元子而冒进于不善之几也，盖几者，动之微而善恶之所由分也，非几则发于不善而陷于恶矣，威仪举其着于外者而勉之也，非几举其发于中者而戒之也，威仪之治，皆本于一念一虑之微，可不谨乎？孔子所谓知几，子思所谓谨独，周子所谓几善恶者，皆致意于斯也。”
《康王之诰》曰：“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
蔡沈曰：“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谥，故曰新陟王。毕，尽也；协，和也。好恶在理不在我，故能尽合其赏之所当赏，罚之所当罚，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后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张皇六师，大戒戎备，无废坏我文武艰难寡德之基命也。”
臣良胜曰：“人君嗣世，而大臣陈戒以遗休后人，无坠先业为首务，所谓前有所述，后有所传，能为之子，能为之父，义兼之矣。然而他务未遑，先于赏罚兵戎者，盖新君继统，人心未一，非赏罚无以励之，非兵戎无以震之。此帝启所以有《甘誓》，少康所以有《胤征》也。况成康之际，商顽未靖，三监首叛出于近亲，淮夷、徐戎、奄土、妹邦卒未帖服，虽以成王之贤，周公之圣，积数十年未之丕变，视之《召诰》《洛诰》《酒诰》《多士》《多方》之命可想见矣。周公既没，复命君陈，康王之世，再命毕公，尚拳拳以怙侈防义为虑，则在当时赏罚虽明，而兵戎之备诚有不可缓者。是故克诘戎兵、张皇六师之训，周公、召公审时度势而为之言也。继世之主习于宴安，欲不言兵固不可也；若托言周、召，故欲恃兵以毒天下，亦未可也。夫以成王之受终易代，而所以遗命于臣子者若此，内外之交修，康王之继体守成，而所以陈戒于臣子者若此文武之并用，此其四十余年刑措不用之治所以成也。”
汉兴，接秦之弊，自天子不得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地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官。天下之经费，潜转山东，以给中都官，岁不过四十万石。继以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赀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聚，防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臣良胜曰：“父子相承，并臻治效，班固谓周云成康，汉云文景，信也。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但胡寅有云：文帝宽厚长者，以德化民，无事则谦抑，而不能有难则英气奋发；景帝刻薄任数，以诈力御下，平居则诛赏肆行，缓急则惴惧失措，其悬殊如此，独节俭一事为克遵前业，夫岂可以成康并美哉？然则守成之主，尚当以成康为法，毋曰为文景之富庶足哉！”
予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真德秀曰：“三年之丧，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夫以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正虽终身之丧，未足以舒无穷之悲，其所以三年而止者，特以圣人立为中制，使不可过焉耳。自汉文率言变古，始为易月之制，然详其遗诏，盖为吏民设。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岂非万世之罪人乎？其后晋武欲复古制，而厄于群臣之邪说，独后魏孝文断以不疑，孝文外国之主也，犹能行此，可以中国而弗若乎？”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朱熹曰：“高宗，商王武丁也。谅阴，天子居丧之名。总己，谓总摄己职。冢宰，太宰也。百官听于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宋孝宗祔高宗主于太庙，诏曰：“朕比下令，欲衰绖三年，群臣屡请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视事内殿。虽诏俟过祔庙，勉从所请，然稽诸典礼，心实未安，行之终制，乃为近古，宜体至意，勿得有请。”
留正曰：“以日易月之论，发于应劭，陋儒习之，其后遂断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礼既已大坏，虽有明知之君，贤哲之辅，惮于更张，因循相袭，良可叹也。寿皇慕亲之孝，根于天性，事亡之敬，发于至诚，虽圣躬以不毁之年，群臣屡致易服之请，而睿志先定，断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衰绖三年，以终丧制，千载以来一人而已。于乎，圣哉！”
《祭义》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称讳如见亲，祀之忠也，如见亲之所爱，如欲色然，其文王与？”
陈澔曰：“如不欲生，似欲随之死也。宗庙之礼，上不讳下，故有称讳之时，如祭高祖，则不讳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亲平生所爱之物，如见亲有欲之之色也。”
唐太宗谓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以为乐，在朕反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欢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也。《诗》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
臣良胜曰：“曾子有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文王于亲忌日为终身之哀也。真德秀曰：‘古之圣王，能尽此道者，其惟文王乎？盖难乎其继也。夫岂皆不念其亲哉？亦以远而忘尔。’唐太宗于人伦大节，惭德最多，若以生日而哀及其亲，却自文王忌日之丧触类而长之，斯大善也，胡可以瑕掩瑜哉？其后明皇以乾曜辈阿谄，遂立千秋节名，移社以就之，令天下宴乐，真德秀又谓近世士夫，以尊君之礼而事权臣，馈遗之珍，歌颂之侈，末流之弊，莫之能救，是若太宗之哀慕者，亦难乎其继也。”
汉和帝时，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险阻，死者相继。时临武长唐羌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羞献，本以荐宗庙，苟有伤害，岂爱人之本？其敕令大官，后勿复受献。”
臣良胜曰：“天子之孝，生必备养，祭必备物，所以昭德之所致，亦孝子慈孙，不以天下俭亲，无所不用其诚也。今而于人有所伤，则亲存之日，必有不安于心；物变其味，则亲存之日，必有不适于口。若和帝之罢献，未必不为顺亲之心，为大孝也。但当事者假贡献为结纳之地，当权者以受献为规取之地，一言不便，往往以荐庙借口，而人君世主，不敢以亲故而自形于薄，往往信之，不敢议罢，则和帝之事，亦可法者也。”
圣祖尝命懿文太子及诸王往凤阳祭皇陵，恻然命之曰：“吾祖宗去世既远，吾父母又相继早亡，每念劬劳鞠育之恩，惟有感恸而已。今日虽尊为天子，富有四海，欲至敬尽孝，为一日之奉，不可得已，哀慕之情，昊天罔极。今凤阳陵寝所在，特命尔等躬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尔等敬之。” 因悲咽不自胜，太子诸王皆感泣。文皇将诣孝陵，有司请具法驾，文皇曰：“不用，但以骑士数人前导。” 已而顾侍臣曰：“明日皇考升遐之日，正属感慕之时，何用法驾？非为辟除道路，则前导骑士亦可不用。”
臣良胜曰：“我祖宗纯孝天至，使德秀生于今日，必将曰：‘毋俾文王专美有周矣。’”
右衍父子之常
《大禹谟》曰：“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只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
蔡沈曰：“舜耕历山，往于田之时，以不获顺于父母之故而日号泣于旻天，于其父母，盖怨慕之深也。负罪，自负其罪，不敢以为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为父母之慝也。舜以诚孝感格，虽瞽瞍顽愚，亦且信顺之，即孟子所谓底豫也。”
臣良胜曰：“自古圣帝明王，独称舜为大孝者，以其处父子之至变，而能顺其度，以归于常也。昔曾子谓公明仪曰：‘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也。’瞽瞍允若是谕于道，而烝烝日进于善矣。”
《二子乘舟》诗曰：“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朱熹曰：“旧说以为，宣公纳伋之妻，是为宣姜，生寿及朔。朔与宣姜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贼又杀之。国人伤之，而作是诗也。”
臣良胜曰：“天下之性一也，人莫不有父子之亲也，而有宣公夺妇而杀子；人莫不有兄弟之义也，而有朔之党母而杀兄。以宣之父而有伋之子，以朔之弟而有寿之兄，其善恶何相远哉？天道于此，良有深意，若泾而以渭浊者然。伋、寿之贤，有足伤悼，而宣公与朔之罪益不可逭矣。不有蹈火剖心之祸，夏台、羑里之囚，夏商之咎，于盈于贯，不有庄姜正静自守，而庄公狂惑之迹，亦几泯矣。岂惟父子兄弟然哉？”
《檀弓》曰：“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辞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生，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共世子也。”
陈澔曰：“申生自经而死，陷父于不义，不得为孝，但得谥共而已。”
长乐陈栎曰：“申生于亲可言而不言，于义可逃而不逃，且谓天下岂有无父之国，以至于忘其躬之不悯，而恤其国家之多难，不顾死生之大节，而且谨再拜之末仪，是共而已，非孝也。”
臣良胜曰：“申生不幸与伋、寿皆处父子之大变者，但不能若舜谕亲于道尔。其礼节雍容，言论雅正，不忍伤君之心，而尚欲谋父之国，辞于狐突，隐然托国于重耳，君子亦悲其志可也，尚何责之于无已乎？其谥曰共，敬共君臣父子之礼也。天下无不是父也，子以父死而谥之孝，又何所置其父哉？此或谥议之微意也。”
《国语》王子晋曰：“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遂称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存孙，四岳从之，高高下下，防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沉气，火无灾燀，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胡一桂曰：“禹伤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伟绩，克盖前愆，禹之心从可识矣。故于宗庙则致其孝，于祭服则致其美，于沟洫则尽其力，宁饮食之菲，衣服之恶，宫室之卑，皆不敢暇顾者，其心诚不忍一日安于天子之常奉也。味吾夫子无间然之言，深有以识禹之心者乎？吁，孝也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中心仁爱，诚敬之至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一孝立而万善从之，其于立功也，夫何有？”
《蔡仲之命》曰：“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率乃祖文王之彝训，无若尔考之违王命。”
臣良胜曰：“三叔流言，实违成王之命，是谓不忠，其所以然者，是不能率文王之彝训也，是谓不孝。仲能不违王命，可谓曰忠，能盖前人之愆，可谓曰孝。由是而绳祖武，由是而贻后谋，皆仲率德改行之美，周公之心，无非欲其同归于治也，亦所以率文王之彝训也乎？”
《汉书》赞曰：“炎正中微，大盗移国，九县飙回，三精雾塞，人厌淫祚，神思反德，光武诞命，灵贶自甄，沉几先物，深略纬文，防邑百万，貔虎为群，长毂雷野，高锋彗云，英威既震，新都自焚，光刘庸代，纷纭梁赵，三河未澄，四关重扰，神旌乃顾，递行天讨，金汤失险，车书共道，灵庆既启，人谋咸赞，明明庙谟，断断雄断，于赫有命，系隆我汉。” 吕祖谦曰：“高祖创西汉，光武创东汉，皆是创业垂统，以为一代之规模体统，以大要论之，高祖识大体，其间条目品节，有疏陋处，光武条目品节甚详悉，然大体却遗，所以两汉风声气习，宽窄厚薄，大抵不同。”
《唐书》赞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佞，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宪宗刚明果断，自即位初，慨然发奋，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自斩吴元济，诸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则其为优劣，不待较而可知也。”
范祖禹曰：“宪宗伐叛讨逆，威令复张，而变生近习，身陷大祸，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为深戒哉？”
臣良胜曰：“在《易》，蛊之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程颐谓子干父蛊之道，能堪其事，则为有子，必惕厉而能终吉也。光武、宪宗，可谓能干前人已坏之蛊者，然光武不任三公，而宪宗任非其人，是以废后易子，齐家之道以荒，好仙迎佛，保身之术益谬，皆非惕厉终吉之占也。然光武大度同于高祖，非宪宗所俦匹者焉。”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其妃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太任生子昌，有圣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二人乃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王季，修古公遗道，笃于仁义，诸侯顺之。王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
朱熹曰：“既作之邦，又与之贤君以嗣其业，盖自其初生泰伯、王季之时而已定矣。于是泰伯见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适吴不返，太王没而国传于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兴也。”
吴子使季札来聘。
胡安国曰：“按吴子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夷昧，札其季子也。寿梦贤季札，欲立以为嗣，札辞不可，然后立诸樊。樊既除丧，则致国于季子，季子又辞而去之。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约以次传，必立季子。故诸樊卒而余祭立，余祭卒而夷昧立，夷昧卒，则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节，辞位以避夷昧之子僚。僚既立，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尔。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季子宜有国也；如不从先君之命，则我宜立。僚乌得为君？’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曰：季子辞国以生乱，因其来聘而贬之，以明示法焉。”
臣良胜曰：“立子以嫡，立嫡以长，古今之通谊也。太王立少而兴，天为之也，故《皇矣》诗曰：‘帝作邦作对。’是也。若非太王之德，泰伯之让，王季之友，文王武王之圣，启隙召乱，虽以季子之贤，诸兄弟亦尚贤者，其争弑之祸犹若是也。故孔子于太王未有所赞，而独称泰伯曰：‘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也。’昔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仲山甫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慎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后戏立，鲁人杀之。然则废长立少，父有不行于子，君有不行于臣，惟有太王、泰伯、王季、文王之贤圣而后可。臣故亦以父子之变言之也。”
宋穆公疾，召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何词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也。” 对曰：“群臣愿奉冯也。” 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使公子冯出居于郑。” 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
臣良胜曰：“父子至亲也，享国大利也。天子利于天下，诸侯利于一国，卿大夫士庶人利于家，孰不愿归之子也？此古今天下之至情也。宋宣公以弟为贤，舍其子而以国让之弟穆公，穆公以光昭令德为贤，亦舍其子而归国于兄之子，是皆轻千乘之国之利，而一正于义，公天下之遗风也。君子亦有责备焉者，非所以劝贤也。纵曰未贤，视父子兄弟相争夺以为利者何如哉？彼殇公者，当宣公致国穆公，而已无所争，及穆公使冯居郑，曰：‘生无相见，死无相哀。’则言曰：‘先君之所以不与臣国而纳国于君者，以君可以为宗庙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子，而将致国于与夷，此非先君之意也。’殇公于此际，固亦父兄之心也。及其既君而变焉，遂忌冯而构祸于郑，曾不念穆公在位一日，一有忌心，则宋国安有殇公也哉？是故丧大善者，恶必积；忘大德者，咎必深；专大利者，殃必甚。殇公卒见弑于华督，而宋国乃归之冯，善恶之报，明矣哉！”
杜太后疾革，召赵普入受遗命，谓太祖曰：“尔知所以得天下乎？” 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积庆也。” 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故汝得至于此尔。万岁后当传位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以传德昭，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也。” 太祖泣曰：“敢不如教。”
刘安世曰：“以立后嗣言之，高帝、太宗所立皆其子，多少时处置不下，高帝即悲歌泣下，太宗不独泣，欲引刀自刺，无处置如此。我太祖自冒矢石取天下，自有魏王、齐王各长立奇伟，乃以天下与弟，且一命之卑，十金之产，尚欲与其子，况天下之富贵乎？此正诸佛菩萨用心，为生灵而来，既了此一大事，即脱然而归，不复为子孙计，此尧舜用心也。”
臣良胜曰：“太祖不利于天下，不私于其子，诚大道也。然太宗无宋穆之贤，而太祖不享宋宣之报，烛下斧声，且启万世之议，德昭、德芳并光美亦不得其死，其祸乃甚于僚、光视寿梦父子不可及矣。呜呼！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杞伯姬朝鲁，为子求妇，春秋犹罪其与于外事也，求妇之事不可与也，而杜后遗命乃欲专继统立君之事乎？君子有谓曹、高、向、孟之贤有所则效，臣则谓后位当阳，垂帘视政，乃其肇端也。太祖不从于义而从其命，谓之何哉？”
诸侯盟于首止。
胡安国曰：“王将以爱易世子，桓公有忧之，控大国，挟小国，盟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践祚，是为襄王，一举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臣良胜曰：“父子君臣，嫌疑祸难之际，此人所难言也。惠王宠爱庶孽，将有夺嫡之几，尚隐而未之发也。人臣之义，固有难以显言者。使桓公不请于王命，而自要盟于世子，是为乘内衅以要君；世子不禀于父命，而自往盟于诸侯，是借外援以胁父，恶莫大焉。惟世子当危疑之际，而齐桓有主盟之权，有请于王，而以世子之名归郑，则不待盟而惠王已知人心所向，世子之位不可得而易矣。故是盟，世子、桓公得请于王而为之，虽逆其志而违其命，犹以为美之大也。汉高以宠如意，欲易惠帝，子房曰：‘难以口舌争也。’乃招致四皓从太子游，高帝亦曰：‘羽翼既成，难动之矣。’子房之策，即桓公之意也，但齐桓盟在境外，世子必王命而后得行，四皓从太子在帝侧，则固有若出于偶然，然足以成大义而格君心之非，君子不嫌于专也。”
宋仁宗连失三王，臣下争以立储为言，包拯、范镇言尤激切。一日，韩琦怀《汉书・孔光传》以进，曰：“成帝无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之主，犹能如是，况陛下乎？” 时司马光、吕诲皆有请，韩琦进读二疏，未有所启，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谁可者？” 韩琦惶恐对曰：“此非臣辈所可议，当出自圣择。” 帝曰：“宫中尝养二子，少者甚纯近不慧，大者可也。” 琦请其名，帝以宗实告，议乃定。后仁宗崩，帝立。韩琦尝独见帝，曰：“太后待我少恩。” 琦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 帝大感悟。《龟鉴》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自魏公一倡，而欧阳继之，吕诲、王畴继之，司马光又数数继之，既以保佑之语勉太后，又以承顺之语勉太子，卒也，慈圣以慈称，英宗以孝闻，魏公之功，盖亦伟矣。他日，门人亲客燕坐从容，语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圣断，为天下计，皇太后母道内助之力，朝廷定议久矣，臣子何与焉？’劳而不伐，公之襟量，益可想见。久旱喜雨诗云：‘须信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若无。’公之口不言功，于此见之矣。”
宋高宗以皇嗣未立，语近臣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可悯。” 同知枢密院李回曰：“艺祖不以大位私其子，发于至诚，陛下为天下远虑，合于艺祖，可以昭格天命。” 遂诏选太祖七世孙伯琮，育禁中立为皇子。后逊位，太子固让不允，帝退居德寿宫，太子服袍履，步出祥曦门，冒雨掖辇以行，及宫门弗止，帝麾谢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还。明年改元隆兴，正月朔，帝朝于文德殿，遂朝于德寿宫，岁以为常。
胡安国曰：“建储之议，虽出于范宗尹之造膝，岳飞之密奏，张浚之建请，赵鼎之赞成，然以艺祖之后为嗣，则出于帝心之独断，而助以选人娄寅亮之一言，艺祖在天之灵，可以慰矣。异时揖逊之举，曾无系恋，所以为中兴治国平天下之根本者，不在是欤？”
臣刘定之曰：“孝宗之奉亲，考诸史氏所载，朝太上皇于德寿宫，从幸聚景园，无岁不然，无节不然，太上皇年七十，既加尊号，年八十，又加尊号，其文与情兼至，始与终无倦，可谓于子道无亏者矣。或谓孝宗以旁支入继大统，于其所后者，贻己以不赀之业，而传之无穷，感当奚如焉？感所以能孝也；虑其所后者以我为不亲，而勉以承之焉，勉所以能孝也；前者英宗之为人后未尽道，君子病之，今岂无惩焉？惩所以能孝也。非其心出于自然也。噫！是何言与？君子之取人也，取其归于善而已，率天下之子而群然于不善者，必此之言矣。抑高宗未甚衰耄，而遽倦于勤，付诸孝宗，非惟知子，亦知天意焉，天之意远矣。吾观于汉与宋而知，汉之德泽盛于文景，若武宣少仁恩者也，哀平短世，新都篡窃，而武宣苗裔陵替矣，于是景帝一子长沙定王之后起而为东汉，传二百年，一子中山靖王之后起而为蜀汉，传五十年，复汉旧物于再失之后；宋之基业本于艺祖，若太宗有惭德者也，北狩举族南渡，乏嗣，而太宗血属澌烬矣，于是艺祖一子德芳之后为孝宗，传三帝，一子德昭之后为理宗，传五帝，续宋帝系于再绝之余。夫善积余庆，恶积余殃，理之常也，圣人谓有家者，然则夫有天下者，其善恶之积亦大矣，而其庆殃之余，宜乎远矣，必有然而非诬矣，可不信哉？”
臣良胜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之天下，非人之天下也，故不得容一毫有意于其间也，故谓之神器，其与其受，皆天也。高宗元懿太子薨时，才二十三岁，布衣李时雨已有建储之议，其后以群臣建请而定议，才二十五岁，又归之太祖之后，享有上寿，备隆孝养，天之报也。仁宗四十四年，已有三王短世，后宫且就馆，宫中复养二子，而廷臣建请，如不待晷漏，皆视天下为公器，不必私于子也。或者谓英宗赞成多出曹后，以其姊女配意示亲恩，其后仁宗丧制未终，而濮议起事，多违忤，迁孤女于别宫，曹后乃泣告宰相曰：‘为无夫妇人作主，则畴昔预图其效安在？’至若汉成以飞燕为后，以女弟合德为昭仪，誓必娣有妹，他嫔御子杀之，成帝卒以无子，定陶王欣亦以赵氏娣弟延誉，乃得在选，哀平之世，赵氏无以令终。是故人君而得其常，则有子而早建；不得其常而择嗣，必付之天下之公，合天之意，不容一毫人意于其间而后可，否则，未有不遗他日之忧者。”
《黄鸟》诗曰：“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朱熹曰：“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秦穆于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为穆公遗命如此，而三子自杀以从，则三子亦不得无罪。今观临穴惴栗之言，则是康公从乱命，迫而纳之于圹，其罪有所归矣。”
臣良胜曰：“人子事亲，葬之以礼也，用殉非礼也。康公虽有父命，而君子蔽之，罪也。然臣子于君亲，其义一也。子之事亲，无犯无隐也；臣之事君，有犯无隐也。子于亲之乱命，犹所当权，则臣之于君，其可权也必矣。《黄鸟》之刺三良，亦有不能自免者，如穆公之命，义也，三良死生以之而不可渝也；非义也，三良死生争之而不可徇也。当穆公既殡之后，康公议葬之时，反覆陈义，以西秦殉葬之俗有可变，先君疾革之命不足从，则穆公不失为贤君，康公不失为孝子，三良不失为忠贤，先殉武公六十六人之冤可雪，今从穆公百七十人可免，后之始皇妃嫔工匠生闭墓中之事无再见矣。古今论三良者最多，曹植云：‘谁言捐躯易，杀身良独难。’王粲云：‘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陶潜云：‘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是皆许之死者也。李德裕则云：‘不可许以死，与梁丘据同议。’柳宗元云：‘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苏轼云：‘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是皆不许以死者也。然则臣也，何所取衷哉？昔陈干昔寝疾，命子尊己大为棺，曰：‘使二婢子夹我。’既死，尊己曰：‘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杀，事载礼经，君子不以为非也，则知康公、三良之不为是明矣。”
汉文帝遗诏曰：“朕闻之，盖天地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
光武作寿陵诏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臣良胜曰：“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固以厚为道也。而汉文帝方戒厚葬，光武取以为法，君子韪之，何也？尝闻宋文公之葬矣，始用蜃炭，益车马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此非有所不忍于死者，特欲夸耀淫侈无知之人尔。其后宋之桓魋为石椁，三年不成，孔子曰：‘丧不如速朽之为贵也。’至秦骊山之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奇玩悉致，文帝有戒于斯，制从简俭，故获全安。以此为法，而成帝作昌陵，攻治五年，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土恶，终不可成，寻诏罢之。光武之诏又将有戒于成帝者，流及后世，僭侈相承，若宋朝诸陵为元僧杨琏真伽所发，悉取宝玩，至断头颅为饮器，此厚葬为累，岂臣子所忍言哉？虽然，亦有不可不慎者，王曾谓丁谓曰：‘故移皇堂于绝地。’朱熹议孝宗山陵曰：‘寿皇圣德，衣冠之藏，当博求名山，不宜偏信台史，委之水泉沙砾之中。’然则臣子之欲厚其君亲，盖有在此而不在彼者，明达之主必有所抉择焉。”
《高宗肜日》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蔡沈曰：“王之职主于敬民而已，徼福于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独丰于昵庙乎？”
臣良胜曰：“葬亲以礼也，祭亲亦以礼也。礼则有中，以其意而有所厚薄焉者，皆非礼也。故人君事亲如事天，人臣事君如事亲，无非礼也。君而以非礼事天，必非圣人也，其能享帝也乎？臣而以非礼事君，必非正臣也，其能格君也乎？子而以非礼事亲，必非孝子也，其能悦亲也乎？子之视父，固为至亲也；父之视祖，犹吾也；祖之视高曾，犹吾也。自天视之，则祖宗莫非天之胤也。以高宗之贤，而有祀昵独丰之咎，遂致鼎雉之祥，祖己深以为戒，而克正其事，自兹以始，是以嘉靖殷邦，享国长久，有由然也。然则高宗之过，亦人之同情也，而其改过，则人之难能也，是亦变而反之正也，斯尚之哉！”
《卫人杀州吁于濮》
《左氏传》曰：“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楚杀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氏传》曰：“子南之子弃疾为王御士，王每见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尔所知也，国将讨焉，尔其居乎？’对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为。’王遂杀子南于朝，辕观起于四境。子南之臣谓弃疾请徙尸于朝，曰：‘君臣有礼，惟二三子。’三日，弃疾请尸，王许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如？’曰：‘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缢而死。”
臣良胜曰：“君子谓弃疾处父子之变，几于道矣，臣则独矜其不能尔。若父有逆志，则当预谏于其始，若非大恶，亦可曲全于其终。如王欲致讨，词浮于罪，则号泣哀诉以死明其不然可也；非大不讳，则请以君命谕使图改焉可也。何至隐匿，必成其君有诛父之惨哉？考《左氏》所载，以观起之宠，故非可必杀之罪也，《春秋》书杀，亦存子南之官，则子南何致必诛而不以听者，君子于弃疾，矜其不幸可也，矜其不能可也。呜呼！父子天性也，石碏之杀子，弃疾之杀父，又变之变者，故以是终焉。”
右衍父子之变
幽王嬖爱褒姒，生子伯服。褒姒与虢石父比，而谮申后、太子。王竟以虢石父、褒姒之谮，废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宜臼出奔申。太史伯阳曰：“祸成矣！” 王欲杀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与，王伐之。申侯与鄫人召西夷犬戎伐王，杀王于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室宝赂而去，王室乱。
胡安国曰：“何言乎王室乱？王者以天下为家，则以京师为室。京师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其作《鸱鸮》诗以遗成王，亦曰：‘既取我子，无毁我室。’皆指京师而言也。以京师为室，王畿为堂，诸夏为庭户，四夷为藩篱。治外者先自内，治远者先自近。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宠爱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乱者，其言王室乱，讥国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又曰：是非有出于人心者，不可以私爱是，亦不可以私恶非，卒归于公而止矣。景王宠爱子朝，将蕲以见是，而天下不以为是，疏薄子猛，将蕲以见非，而天下卒不以为非，徒设此心，两弃之也。庶孽凭宠，为群小所宗，而人心不附；嫡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群小不从。故伯服虽杀，而平王亦不能复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齐、卓子亦不能胜里克之兵，是两弃也。景王不鉴覆车，王猛、子朝之际，危亦甚矣。”
臣良胜曰：“三代以先，配嫡夺嗣以致祸者，不可胜纪。举幽王者，西周之所以亡也；举景王者，东周之所以乱也。”
秦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少子胡亥最爱，请从上，许之。西至平原津，病崩于沙丘。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秘之不发丧，独胡亥、赵高及宦者五六人知之。高与斯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数以不能辟地立功，上书诽谤将军蒙恬，不矫正，知其谋，皆赐死。扶苏自杀。亥至咸阳，发丧袭位。
苏轼曰：“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制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
隋文帝立晋王广为皇太子，天下地震。帝囚故太子勇于东宫，付太子广掌之。勇自以废非其罪，频请见上申冤，而广遏之。勇于是升树大叫，声闻帝所，冀得引见。杨素因言勇情志昏乱，为癫鬼所着，不可复收。帝以为然。真德秀曰：“隋文帝以术数取天下，其操制群下，亦以术数。至是，如聋如瞽，不复能自辨是非，而一废一立，只以为杨素等鬻卖之地耳。不知平时所谓术数者，果焉在耶？广既升储，又以勇付于其手，迨其垂没，乃始知广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言，则徒以杀其身而已矣。”
臣良胜曰：“三代而下，惑于谗邪，蛊于宫闱，而废长立少，如汉高、光，唐太宗、明皇，贤者亦复蹈祸，罔有惩戒，以其幸而保首领以没，或以致乱而未底于亡也。惟秦之取天下以威暴，隋之取天下以术数，扶苏之死，勇之废，出于斯、高、杨素之奸。始皇路殡，文帝弑，胡亥与广皆以二世而亡，若出一辙，此尤足为万世永鉴者。”
汉武帝为太子据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宾客多以异端进者。
司马光曰：“古之明王，教养太子，为之择方正端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使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从其所好。夫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情，宜太子之不终也。”
唐德宗立宣王诵为皇太子，翰林待诏王伾善书，山阴王叔文善棋，俱出入东宫，娱侍太子。叔文诡谲多计，王伾相依附，为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翰林学士韦执谊、陆淳、吕温、李景俭、韩华、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必死友。
臣良胜曰：“武帝居太子非其所，德宗辅太子非其均，于不善而已。夫乾称父也，坤称母也，故父母于子，犹天地之覆帱也，则风雨霜露，无非所以成之者。如其有所偏倚，则若天之所废，人固莫能兴之者矣。臣观戾太子非悻戾人也，迹其所为，非为异端惑者也。特以性宽厚，武帝以其不类己，而后用法，大臣皆不悦。钩弋宫生子，而名以尧母，画周公负成王图以赐霍光，则立少之意明甚。尝谏征伐，而帝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尔。’后宠既衰，虽大将军谕意，而太子久不自安，固知虽无失德，而巫蛊之祸，亦无以自免者。太子诵虽立，而以公主女为妃，主以厌祷囚责及太子，愿与离婚，寻亦议废，非李泌恳切之言，不爱身族，则舒王之立久矣。当是时，太子欲饮药求死，自是谓风疾不能言，未必非此故也。及嗣立，不能决事，而叔文辈轻佻预政，以致永贞之祸。是故人子有失于其亲之心，得罪于天也，何所逃哉？亲之于子，亦容之如天也，何使其子至于是哉？”
汉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乐。帝乃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可以娱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是岁，生成帝于甲馆画室，为世嫡皇孙。元帝初元元年，立为皇太子，即位，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臣良胜曰：“宣帝亲更巫蛊之祸，又继昌邑之废，而所以养太子者若此，其去武帝、德宗所失益远矣。政君之幸，生成帝，飞燕、合德继进，以无子而大权尽归王氏，以移汉祚。政君亲付之玺，谁之罪哉？宣仁皇后时，哲宗在禁中，闻有觅乳媪者，范祖禹、刘安世切谏进德爱身，又乞太后保护圣躬。太后曰：‘外间虚传也。’祖禹等对曰：‘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噫！是议也，亦有鉴于政君之事者乎？”
唐肃宗上元二年五月端午，山人李唐见上，上方抱幼女，谓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 对曰：“太上皇思见陛下，计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 上泫然泣下，然畏张后，尚不敢诣西内。明年，上皇崩。
范祖禹曰：“肃宗以太子讨贼，遂自称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讨禄山也？唐有天下几三百年，由汉以来，享国最为长久。然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古之王者，必正身齐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 真德秀曰：“肃宗之平长安也，上皇自蜀还都，曰：‘朕为五十年太平天子，不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此元结之颂所谓宗庙重安，二圣重欢者也，岂不盛哉？徒以内侍握兵，妄为离间，而迫迁之谋出焉。其所以然者，肃宗柔懦无断，故张后、辅国得以劫之，以天子之尊，而不能庇其父，使抑郁无聊，遂以致疾，肃宗之罪，于是通天矣。”
宋光宗与皇后幸玉津园，群臣请帝问疾重华宫，不从。寿皇疾大渐，群臣请帝问疾重华宫，不从。陈傅良乃缴上诰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率宰执进谏，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谏。罗点进曰：“寿皇疾势已危，不及今一见，后悔何及？” 寿皇崩，帝称疾。留正等奏云：“臣等连日造南山请对，不获，屡上札，不得报，今当率百官恭请，若皇帝不出，百官相与恸哭于宫门，恐人情骚动，为社稷忧，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暂就宫中成服。”
臣良胜曰：“肃宗不得终爱于父者，以张后制之也；光宗不得终礼于父者，以李后制之也。夫男子阳刚也，以阳而制于阴，以刚而制于柔，已失其所以为人之理，不可谓之人矣，尚何以为天下主乎？但肃宗感山人之言，尚有垂涕，视光宗不问疾成丧，虽宰臣不得请者，犹为有人心也。孝宗纯孝，以终继父高宗之丧，乃得逆子之报若此，非若玄宗遗忧于子者可论也。然则天道亦有僭乎？”
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胡安国曰：“按左氏，许悼公疟，戊辰，饮世子止之药卒。书曰‘弑其君’者，止不尝药也。古者，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夫子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馈药，曰：‘丘未达，不敢尝。’敬慎其身如此也，而于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父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盖言慎也。止不择医而轻用其药，药不先尝而误进于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心度之，世子弑君，欲速得其位，而止无此心，故曰‘我与夫弑者不立乎其位矣’，哭泣，歠饘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卒，无此心，故被以大恶而不受。自君子听之，止不尝药，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坚冰之渐，而春秋之所谨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恶而不得辞。书许世子弑君，乃除恶于微之意也。而或者顾以操刃而杀与不躬进药及进药而不尝三者罪当殊科，疑于三传之说，则误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为春秋，奚待于圣笔乎？墨翟兼爱，岂其无父；杨朱为我，岂其无君。孟轲氏辞而辟之，以为禽兽逼人，人将相食，后世推明其功，以为不在禹下，未有讥其过者。知此说，则知止不尝药，春秋以为弑君之罪矣。”
臣良胜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来渐矣。止以不尝药而书弑，谨其渐也，履霜而有坚冰之戒，春秋之微义也，亦当时之大公也。止之言曰：‘我与夫弑君者。’则许之赴告，鲁史书之，皆曰‘弑’矣。以此防民，犹有劫迁其父及不问疾成丧如肃宗、光宗者。夫止以不尝父药犹谓之弑，玄宗、孝宗由愤郁以疾而崩，则谓肃宗、光宗弑父也，亦宜。臣故并附为戒，以窃取于春秋之义。”
右衍父子之戒
《中庸衍义》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