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
率性之道之义【传道之统 体道之要 衍道之实 明道之功 害道之防 杂道之辨】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朱熹曰：“历数，帝王相传之次第，犹四时气节之先后也。允，信也。中者，无过不及之名。”
胡一桂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事事物物，莫不有一中道。举天下与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际，不过曰允执厥中。圣经中之为义，亦自尧发之。然则开万世圣学之源者，尧之功顾不巨乎？”
臣良胜曰：“道者，率性而已。性中只有仁义礼智信，未有所谓中也。但人之有性，皆禀天地阴阳五行之理，阴阳愆伏，而五行自有偏胜，则人于性分岂得皆中？故偏于阳而过刚，偏于阴而过柔，得木气多者偏于仁，火气多者偏于礼，金气多者偏于义，水气多者偏于智，土气多者偏于信。一属于偏，虽不可不谓之性，而不足以言道矣。故于性分之理各得中而允执不移，蕴之为德行，发之为事业，道之大全也。尧禅舜以天下，示以膺历数、保天禄之要，一中之外无余道矣。”
《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蔡沈曰：“心者，人之知觉，主于中而应于外者也。指其发于形气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难公，故危；道心难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杂以形气之私，一以守之，而纯乎礼义之正，道心常为之主，而人心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执其中矣。尧之告舜，但曰允执厥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详言之。盖古之圣贤，将以天下与人，未尝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传之，其见于经者如此。后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臣良胜曰：“道至尧舜而极，本之为圣贤之学，用之为帝王之治，而三圣相传，守此一中而已矣。盖天之生人，一本也。所以为尧舜者，此心；其为途人者，亦此心。存乎理则为道心，交于欲则为人心，其实只是一心也。尧舜亦有人心，而理胜乎欲；途人亦有道心，而欲夺乎理。理欲之别，天地之隔也。自尧执中之训，而后有建中建极之论；自尧舜精一之传，而后有协一、纯一、一贯之统，皆不外乎一心。故曰：道学也者，心学之谓也。”
《洪范》曰：“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蔡沈曰：“洪范九畴，原出于天，禹能顺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书于洛，禹则之以为洪范九畴，此彝伦所以叙也。彝伦之叙，即九畴之所叙者也。”
臣良胜曰：“帝王兴道致治，至简至易者也。尧曰执中，舜曰精一，皆不外乎一心。禹之彝伦攸叙，则日用常行之道也。九畴之列，以建用皇极为主，次居于五，又在九数之中，以一御八，居中制外，是亦一中而已。《易》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帝王之道之治，岂在于高远难行之为哉？”
《仲虺之诰》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
蔡沈曰：“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则民不能以自中，而礼义者，所以建中者也。义者，心之裁制；礼者，理之节文。以义制事，则事得其宜；以礼制心，则心得其宜。内外合德，而中道立。如此，则非特有以建中于民，而垂之后世，亦绰绰乎有余裕矣。”
《周颂》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子思子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
程颐曰：“天道不已，文王纯于天道，亦不已。纯则无二无杂，不已则无间断先后。”
《泰誓》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蔡沈曰：“天地生物而厚于人，生人而厚于圣人，其所以厚于圣人者，亦惟欲其君长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
臣良胜曰：“天地父母斯民之心，仁也；人君父母斯民之心，仁也。武王誓师之词首及于此，则其顺天应人，以任斯道之责者，亦救民之仁也。”
《洪范》曰：“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蔡沈曰：“天子之于庶民，性一而已。庶民于极之敷言，是训是行，则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华也。曰者，民之词也。谓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亲之之意；谓之王者，指其君长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长乎我者如此其至也。”
臣良胜曰：“武王道德之光，而民得近之，建极、敷极之效也。”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朱熹曰：“三王者，禹也，汤也，文武也。时异势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则其理初不异矣。”
臣良胜曰：“思者，圣功之本。思则睿，睿则圣矣。周公所以圣者，兼三王，施四事，制礼作乐，有大勋于天下，皆原于心之思也。”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朱熹曰：“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朱熹曰：“惟知言，则有以明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疑；养气，则有以配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此其所以当大任而不动心也。”
臣良胜曰：“心者，性命道德之主也；气者，心之发也；言者，心之宣也。知者，以别取舍之几，而气循所养；养气以达刚大之体，而心安于正。此孟子所以闲先圣之道，直以承三圣者自任，皆由于不动心也。岂特当齐卿相之任而已哉？”
周敦颐曰：“无极而太极。”
朱熹曰：“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作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
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颐（正叔）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臣良胜曰：“韩愈著《原道》而云：‘孟轲死，不得其传。’将以己有排斥佛老之言，可当孟子之后，故往往假借。荀卿在轲、雄之间，又曰：‘孟氏醇乎醇，荀与扬大醇而小疵。’其意谓荀、扬可以班孟氏，则己可以继孟氏无疑也。然不知三品之说既不识性，序学止于诚意，君子谓之无头学问，而可以与道之统乎？至朱熹序《中庸》，亦曰：‘再传得孟氏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末则云：‘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词若自谦，而隐然以道统自任。故论者有谓其集诸儒之大成，但其自言曰：‘熹觉于义理不敢胡乱说，而紧要为己多不得力。’刘定之曰：‘周之精，程之正，固非有待于熹而后能全其所缺，中其所偏。’斯定论也。臣序传道之统，孟氏之后，继以周、程，而不及韩愈、朱熹者，愈止因文见道，时或蔽焉；熹之学出程门，自杨时、罗仲素、李侗及熹，号为闽学，与张载称关中之一学，其实皆周、程之绪也。故有孔子在焉，而颜、曾不可以言统。臣盖窃取于斯，况学之道统、治之正统，其严一也，敢易言哉！”
圣祖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亲为之注。既成，召太子赞善刘三吾曰：“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王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惕然，遂疏其义为注，朝夕省览。”
刘三吾对曰：“陛下留心是书，上明天道，下福生民，为万世开太平者也。”
臣良胜曰：“周公而上，其道行也，是为帝王传道之统；周公而下，其道明也，是为圣贤传道之统。然各举其盛，亦非所以能兼也。惟我圣祖建用皇极，敛福锡民，会极归极，已见荡荡平平之治道大行矣。又肆余力，阐明宗义，以示万世，真足以继二帝三王之治，承孔孟濂洛之学，作之君，作之师，统宗会元，亘古一见。顾金匮石室之藏，日星隐曜，云汉潜章，草茅下士，未获庄诵宸编，而谕示三吾数语，钩玄提要，殆尽之矣。三吾善赞，字字实录，愚臣何敢赞哉！”
文皇出一书示翰林学士胡广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唐虞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然简帙浩繁，未易遽领其要。帝王之学，但得其要，笃信而力行之，足以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于今当进学，朕欲使其知要，庶几将来太平之望。秦汉以下，教皇太子者，多以黄老、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悉录圣贤之言，若执中、建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
胡广等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
文皇曰：“然。” 遂名曰《圣学心法》。
臣良胜曰：“文皇《圣学心法》一书，虽云以示太子，乃所以示法天下而传后世也。太子者，治安天下之本也。所以治安天下者，道也。故凡言道者，皆以治安天下为至也。若以执中、建中建极为真传，则有以继往圣之绝学；以黄老、申韩、刑名、术数为非道，则有以辟末学之迷途。道统之传，固有所归矣。”
右衍传道之统
《系辞传》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程颐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亦是万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为道，成性存存，道无体义无方也。”
臣良胜曰：“天地只设位上下，而变化流行，生育之妙行乎其间，则天地本是虚位，必有此人，方成天地；人必有性，方成为人；性必有存存之功，不失其本成之性，方谓之道。既成乎道，圣人所以效天法地，而崇德广业者在是矣。”
《系辞下传》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
臣良胜曰：“天之道，阴阳尽之矣；地之道，刚柔尽之矣；人之所以为人者，性也。率性则谓之道，性中有仁义礼智，而此言仁义以立人道者，仁者体也，义者用也。仁义未足以尽性，而体用则足以尽道也。体用一原，隐显无间，则天地之道皆在圣人，故曰兼三才而两之也。”
《文言》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朱熹曰：“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是也，故足以为事之干。”
《太甲》曰：“有言逆于尔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尔志，必求诸非道。”
蔡沈曰：“鲠直之言，人所难受；巽顺之言，人所易从。于其所难受者，必求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于其所易从者，必求诸非道，不可遽以逊志而听之。”
臣良胜曰：“人心之动，言以宣之，是君子之枢机也。所以动天地，感鬼神，至微而不可恶也，至动而不可乱也。岂惟立言以成志者必归诸道，而听言以成己者亦归诸道。伊尹、召奭告其君者，不出乎此。人君之言出乎身，加乎民，一言之道，而天下之治存焉；一言非道，而天下之乱存焉，可不慎乎？”
《旅獒》曰：“志以道宁，言以道接。”
蔡沈曰：“己之志以道而宁，则不至于妄发；人之言以道而接，则不至于妄接受。存乎中者，所以应乎外；制乎外，所以养其中。古昔圣贤相授之心法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朱熹曰：“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弘其道，道不能弘其人也。”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程颐曰：“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闻道，虽死可也。”
臣良胜曰：“道者，一理也。一理贯乎万事，故事事有道也。若朝闻道，则夕以处死而可，事有大于死生之际者乎？此而可处，则天下无难处之事矣。”
苏辙曰：“苟今日闻道，虽死而不乱，自是一理。”
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朱熹曰：“君子、小人以位言，子游所称，盖夫子所尝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学道也。”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程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之以礼，则亦可以不畔道矣。”
臣良胜曰：“礼者，天理也，即道也。其节文仪则有载于文者，故君子博学于文者，乃所以约之礼也。本末兼该，于道何背之有？故颜子闻夫子博文约礼之教，即所谓克己复礼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
朱熹曰：“君子务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契心通，自然而得之于己也。自得于己，则所以处之者安固而不摇；处之安固，则所藉者深而无尽；所藉者深，则日用之闲取之至近，无所往而不值其所资之本也。”
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尔，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朱熹曰：“道不难知，若归而求之，事亲敬长之闲，则性分之内万理皆备，随处发见，无不可师。”
真德秀曰：“世之言尧舜者，往往失之过高，故孟子直以一言蔽之曰：孝弟而已矣。谓其止于是也。夫孝而爱亲，长而爱兄，人性所同，为尧舜者尽此性而已矣。”
臣良胜曰：“尧舜之外无余道矣，孝弟之外无尧舜矣。是孝弟者，人之良知也，人之良能也，无不可为之者。人君欲为尧舜，又何以他求哉？”
《学记》曰：“虽有嘉谷，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陈澔曰：“学然后知不足，谓师资于人，方知己所未至也；教然后知困，谓无以应人之求，则自知困辱也。自反，知反求而已；自强，则有黾勉倍进之意。教学相长，谓我之教人与资人皆相为长益也。”
《乐记》曰：“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陈澔曰：“君子之乐道，犹小人之乐欲。君子以道制欲，故坦荡荡；小人徇欲忘道，故长戚戚。”
臣良胜曰：“天理、人欲同行异情，而消长之几，闲不容发。故天理纯全，人欲销尽，天君泰然，百体从令，何乐如之？人欲日炽，天理日消，不火而热，不冰而寒，何惑如之？故学而得其道者，天下之至乐也。昔汉光武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太子见其勤劳，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光武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彼所事者，章句之末耳，犹乐而忘疲，使有闻于大道之要，其乐又当何如？’”
周敦颐曰：“圣可学乎？” 曰：“可。”“有要乎？” 曰：“有。”“请问焉。” 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朱熹曰：“周子只说‘一者无欲也’这话头高，率急难凑泊，常人如何便得无欲？故伊川只说‘敬’字教人，只就敬上捱去，庶几执捉得定，有个下手处。”
程颢曰：“昔受学于周茂叔，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臣良胜曰：“天理存，则无欲也。所以无欲，则心有主也。有主则无，无欲则静，静虚则动直而公明至矣。”
圣祖谓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隐辟之语。至如《出师表》，亦何尝雕刻成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
臣良胜曰：“文者，道之著也。圣祖所论，因末以求本，即小以知大，故示人作文之意，乃入道之方也。有诸中者，必形诸外，道积于躬，然后发之于文者皆道也。道者，塞乎天地，贯乎古今。既明于道德，则时务罔有不通，蕴为盛德，发为大业，皆是物也。傅说告于高宗曰：‘人求多闻，惟求建事。’是学道本以建事，不足以建事者，非学也，亦非道也。故为文明道，以通当世之务，道之备也。大哉皇言，愚臣佩服久矣，深愧未能而愿学焉。”
文皇谓侍臣曰：“朕昨闲暇作书，爱制笔精好，甚称人意，因叹匠艺如此，岂是生而能之？亦由精学所致。今之学者不及古人，皆由自怠之过。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精诚以造其极。今人卤莽厌烦，用力未至，便谓求道之难，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获乎？”
臣良胜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古之贤君，有以建屋、弓矢喻治道者，皆其末也。仰惟文皇因笔制精妙而悟大道之学在于精勤，精则择之审矣，勤则守之固矣，道岂远乎哉？”
右衍体道之要
《尧典》曰：“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蔡沈曰：“放勋者，总言尧之德业也。钦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让，以其行实而言也。至于被四表格上下，则放勋之所极也。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舜典》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
蔡沈曰：“尧既有光华，而舜又有光华可合于尧，因言其目，则深沉而有知，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诚信而笃实，有此四者，幽潜之德上闻于尧，尧乃命之以职位也。”
《大禹谟》曰：“禹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蔡沈曰：“惠顺，迪道；逆反，道者也。惠迪从逆，犹曰顺善从恶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应于善恶，犹影响之出于形声也。”
臣良胜曰：“道一也，在天之为吉凶者，此道也；在人之为顺逆者，此道也。惟人之道与天相为流通，故天之道应人，仿于影响也。然若禹之惠迪，非以要吉，其不从逆，非以避凶，亦惟因其本然之理而尽其当然之道尔。故其所以声为律，身为度者，道之顺于己者，其当然也；菲饮食而致孝鬼神，恶衣服而致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沟洫，道之顺于事者，其当然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道之行于天下者，亦当然也。夫岂以吉凶祸福而为之从违也哉？”
《思齐》诗曰：“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斁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闻亦式，不谏亦入。”
朱熹曰：“文王在闺门之内，则极其和，在宗庙之中，则极其敬，虽居幽隐，亦常若有临之者，虽无厌斁，亦常有所守焉。其纯一不已，盖如此。故其大难虽不殄绝，而光大亦无玷缺，虽事之无前闻者，而亦无不合于法度，虽无谏诤之者，亦未尝不入于善，所谓性与天合是也。”
臣良胜曰：“德者，行道而有得之名。尧之德，上则于天；舜之德，上协于尧，一本其性之自然者尔。孟子所谓性之之圣也。若大禹、文王者，其近于性之者与？”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朱熹曰：“盘，沐浴之盘也。铭，铭其器以自警之词也。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
臣良胜曰：“成汤克治之功至是密矣，所以为顾諟明命之则也。然日新之义，仲虺尝以告汤曰：‘德日新，万邦惟怀。’伊尹又述以戒太甲曰：‘始终惟一时，乃日新。’则汤之铭词得于左右二相者多矣。若人主自圣而废交修之道，其可乎哉？”
《武王践祚》三日，召师尚父面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 曰：“在丹书。” 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 武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而戒书于席之四端为铭。
真德秀曰：“武王之克商也，访洪范于箕子，其始践祚也，又访丹书于太公，可谓急于闻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与义之二言，盖敬则万善俱立，怠则万善俱废，义则理为之主，欲则物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圣人已致谨于此矣。武王闻之，惕若戒惧，而铭之器物以自警焉。盖心斯须不存，而怠与欲得乘其隙也。其后孔子赞易于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先儒释之曰：‘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盖敬则此心无私邪之累，内之所以直也；义则事事物物各得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黄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欤？”
《说命》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
真德秀曰：“王人所以求多闻者，是惟立事而已。学必施于事，然后为有用之学，不然，则所闻虽多，果何为哉？”
臣良胜曰：“帝王之学与儒生异，以之治己，则积道；以之治人，则建事。积道又建事之本也。故高宗旁求得傅说，欲其交修以终甘盘之学。说所告者，求多闻以建事，道积于厥躬而已。盖多闻具于古训，必资于学，典学务于逊敏，乃裕于道。道之所获，则建之事者可以久安长治，而监示先王成宪，亦无愆矣。是说于此将以成汤之道望之高宗，高宗亦曰：‘罔俾阿衡专美有商。’亦将以伊尹望说矣。君臣志望若此，是以上下交而德业成也。”
《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
朱熹曰：“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继之，又能不敢康宁，而其夙夜积德以承借天命者，又宏深而静密，是能继续光明文武之业，而尽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
臣良胜曰：“成王幼冲嗣位，德性未成，流言偶惑，致周公狼跋以东。当时未必终为令主，及其悔悟，亲迎周公以归，陈无逸歌，豳风作，立政所以交修于成王者甚至，故缉熙于学，日有所就，月有所将，遂成文武之德，有若此诗之所颂者。及其顾命垂绝之际，被冕服见百官，谆谆告谕嗣子，无冒贡于非几，都是圣贤切要之言，保治经远之略，先儒谓其有得于周公者深矣，信哉！”
圣祖内殿成命博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鉴戒者，书于壁间，又问宋濂曰：“帝王之学何书最要？” 对曰：“请读真德秀《大学衍义》。” 命侍臣书于两庑壁间，时睇观之，谓濂曰：“朕之为君，上畏天，下畏兆民，兢兢业业，不敢自逸。”
濂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慎终如始，天下幸甚。”
臣良胜曰：“汤武身之者也，其干干惕若，见于铭器者若此。高宗于说，成王于旦，交修以成，亦庶几焉。惟我圣祖典则日省，即汤武之铭也；兢业自畏，即尧舜之心也；咨于宋濂而启沃之者，亦将以傅周之益望之也。其殆同汤武之学而禀尧舜之性也欤？”
昔学士解缙进呈《正心讲义》，文皇览之至再，谕缙等曰：“人君诚不可以有所好乐，一有好乐，泥而不返，则欲必胜理。盖心能静虚，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自然纯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尝不以管束此心为切。”
臣良胜曰：“人之所存者道，道之所存者心，心之所存者天理。天理之存于心者，而欲不得以胜之，则明镜止水，遇物之来，应之有余矣。文皇谕解缙谓退朝默坐以管束此心，是近里着己实际工夫，体道之要，舍此复何为哉？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右衍行道之实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程颐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故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
臣良胜曰：“道器不相离也。凡物可以喻道，何必于水？凡水可以喻道，何必于川？夫子于此示人之意微矣。道之在天下，犹水之行地中也。水或澄而为渊，蓄而为渚，停而为沼，荡而为湖，虽皆足以见道，而道体无穷之象若有遗焉。故惟川水之逝，可以状之。逝者，去而不返之名，故人死则谓之逝。他水或流或返，皆不可必，而川水直急，更无返者，故指川之流曰：其逝有如此夫，不舍昼夜。道体之无穷若是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张栻曰：“譬之五谷，知者知其可食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乐者嗜之而饱者也。知而不能好，则是知之未至也；好而不能乐，则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学者所以自强而不息也与！”
臣良胜曰：“学道一也，知而后好，好而后乐，此入道之序有不可易也。知则必好，好则必乐，此造道之妙有不能自已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程颐曰：“孔子盛时，梦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志虑衰而不可以有为也。盖存道者，心无老少之异；而行道者，身老则衰也。”
臣良胜曰：“圣人之心未尝一日忘天下，故一息之存而志不懈也。舜、汤、文、武皆百岁犹汲汲皇皇于天下，孔子归鲁在哀公十一年，时年六十八矣，而删述六经方所有事，至七十三而卒。岂谓志虑果衰，遂无周公之梦耶？无亦叹当时不能用，而道终有不可行尔。”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朱熹曰：“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程颢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又尝作《颜子所好何学论》曰：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故学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而已矣。然必先明诸心之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焉。若颜子之非礼勿视、听、言、动，不迁怒，贰过，则其好之之笃，学之之道也。”
臣良胜曰：“尝闻程颐为讲官，每于言外附己意以感动人主。时讲此章，同列问曰：‘此则如何措意？’颐曰：‘颜子大贤也，其贫如此，季氏不义而富于周公，鲁君用舍如此，则政事可知。然则人君观孔、颜之乐道者，亦必有以概于中矣。’”
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朱熹曰：“道虽无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
程颐曰：“动容貌，举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礼，暴慢斯远矣；正颜色，则不妄，斯近信矣；出辞气，正由中出，斯远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也。”
臣良胜曰：“孔门之学，惟曾氏之传得其宗，以其切于正身而不外求也。盖其平生用力只在于此，是以全归而免。故启手足以示门人，又以斯言告之敬子也。意斯时虽寝疾而未至于甚，及其既革，闻童子华而睆之言，易其箦而卒。先儒谓其不以死生之变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心。”
** 曾子居卫，捉襟肘见，纳履踵决，曳縱而歌声满天地。其耕于鲁，鲁公使人馈之邑，不受，曰：‘吾闻受人之物者常畏人，与人以物者常骄人。纵君之赐不吾骄矣，臣岂能无畏乎？’”
臣良胜曰：“曾子之安贫守道若此，皆只是内重而见外轻也。”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朱熹曰：“气质清明，无物欲之累，则性之四德根本于心，其积之盛，则发而著见于外，不待言而无不喻也。”
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何叔京曰：“战国之时，圣贤道否，天下不复见其德业之盛，但见奸巧之徒得志横行，气焰可畏，遂以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观之，是乃妾妇之道尔，何足道哉！”
臣良胜曰：“景春之问，盖将以仪衍为孟子，望孟子之答，盖亦薄仪衍而不为，是亦内重而外轻，得深而诱小。故曰：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周敦颐养心亭说曰：“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予谓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致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朱熹曰：“诚立，谓实体安固；明通，谓实用流行。”
臣良胜曰：“周子平生力学，只在养心，养心只在无欲，作圣之功莫要于此。或有问于朱子曰：‘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则是合不当如此者，如私欲之类。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然则欲不能无，若能制其非所欲而欲者，正是无私欲，凡其所欲皆可欲之谓善也。但制欲甚难，在人君尤难。’真德秀尝告君曰：‘宫室之欲其安，膳服之欲其美，与夫妃嫔侍御之奉，观逸游畋之乐，此人心之发也。是心无主而无裁制，则物日滋，其去桀纣不远矣。知富贵之不可恃而将之以忧勤，知骄侈之不可肆而节之以恭俭，知妨酒厚味为迷心之鸩毒，思所以御之，知淫声美色为伐性之斧斤，思所以远之，此道心之发也。是心为主而无以汩丧，则理义日充，其去尧舜不远矣。私欲者，人心也；制欲者，道心也。制而寡，寡而无，惟圣人为然。臣故敢以德秀之言为万一助云。”
黄庭坚曰：“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
朱熹曰：“延平先生每诵此言，以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
程颢言于朝曰：“其道必本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励，渐磨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
程颐撰行状曰：“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人也如阳春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
圣祖与学士陶安等论学术曰：“邪说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自非豪杰之见，不能决去之也。战国之时，纵横之徒肆为邪说，游说诸侯，急于功利者多从其说，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亡，此诚何益。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天下乌得而治安。”
对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圣祖曰：“仁义治天下之本也。贾生论秦之亡，不行仁义之道。夫秦习战国之余弊，又安得知此也。”
臣良胜曰：“莠生于苗而害苗者，莠也。莠不除，苗其病矣。故农夫是耘是耨，闵闵焉望苗之长而莠之不去也。邪说害道而思以去之，何以异此。故孟子一辟杨墨，功配于禹；韩愈一辟佛老，功追于孟。谓其去邪庶几以存正也。圣祖论学而深辟邪说，而拔本塞源，谓治必本之仁义之正道也。正道明而邪说无所容入矣。明道之功岂特韩孟之伦已哉。”
永乐二年，杨士奇进呈文华殿讲义，文皇览之称善，因曰：“先儒谓尧典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学皆具。”
士奇对曰：“诚如圣谕，尧舜禹汤文武数圣人，凡修诸躬，施于家国天下，皆大学之理。”
文皇曰：“孟子道性善，必举尧舜，尔等于讲说道理，必举前古为证，庶几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学贵切己实用，讲说之际，一切浮泛无益之语勿用。”
臣良胜曰：“帝王言治道者，自尧典始也；圣贤言治道者，自大学始也。二书相为表里，皆本诸身以施之天下也。非圣人聪明睿智而达治道，何能察识而直示宗纲若此。且命讲臣援古为证，又命必切己实用，即所谓征而信，信而从，博厚高明悠久以配天地，皆是理也。一时儒雅仰承道教，亦何幸逢兹盛哉。”
右衍明道之功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范浚曰：“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
臣良胜曰：“天下之道，一则纯，二则杂。纯则同，杂则异。所谓异者，以其异于同也。大同之道，若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推之天下无所不通。一有异制，则通都一轨，自有不可行者，此其所以为害也。如杨氏亦欲为义，而非大同之义，故卒以害义；墨氏亦欲为仁，而非大同之仁，故卒以害仁。非特自害，且将蔓延天下后世而害无已也。君子救世卫道之心，必有以攻治之，以已其害。尝闻程颢有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是皆正道之榛芜，圣门之闭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深有得于夫子言外之意。”
孟轲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朱熹曰：“邪说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圣贤，如春秋之法，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讨之，不必士师也。圣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
臣良胜曰：“战国之时，处士横议，若游士鼓辩，谈天雕龙，坚白同异，炙毂过髡，纵横开阖，为害亦繁。而孟子独严于杨墨者，何也？凡是非善恶相反，有如黑白水火，夫人能别之，纵有误者十一于千百，害犹浅也。若杨墨者，以为学仁义也，仁义夫岂不善，而似是之非，贤者亦且惑之。故当时杨墨塞途，将率（帅）天下为禽兽，孟子辞而辟之，自以承于三圣。韩愈推其功不在禹下，而著《孔墨之论》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以愈之贤且有惑焉，况其下乎？由是观之，益见孟子之功为大矣。”
葛玄《道德经序》曰：“老聃托神于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号曰老子。老子之号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无衰老之期。大道不行，西游天下，关令尹喜曰：‘大道将隐乎？愿为著书。’乃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经焉。”
司马迁曰：“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
韩愈曰：“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圣祖御西庑，大臣皆坐侍，指《大学衍义》中言司马迁论黄老事，令宋濂讲析，俾在坐者听之。濂既如诏，设言曰：“汉武嗜神仙之术，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罚以震服之。臣以为人主能以义理养性，则邪说不能侵；兴学校以教民，则祸乱无从而作矣。”
臣良胜曰：“异端之说，易于惑人，而最深者莫若老子。盖以仁义为说，以道德为名，而一以简便从事，夫谁不惑？且曹参以收宁一之效，汉文以成富庶之功，虽史迁亦以与儒并论，而莫为之上下也。惟我圣祖省观《衍义》，则于真德秀直指其弊，至于惑乱世主，斫丧生民者，已洞然不惑于中，又令宋濂讲析以谕大臣，盖不欲独善一身，而欲兼善于众也。濂又能仰承德意，推及以辟神仙、申韩之术，有是君则有是臣矣。”
《史记》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阅，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苏轼曰：“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苏辙曰：“圣人之道，处于可不可之际，遂从而实之，是以其说万变而不可穷；老聃、庄周从而虚之，是以其说汗漫而不可语。今将辨夫仲尼、老庄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虚实之可用与否而已矣。盖天下固有物者，有物而相遭，则固亦有事矣。是故圣人从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实之事，则于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为？至区区焉求其有而纳之于无，则其用力不已甚劳矣哉！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夫老聃、庄周亦近于中庸而无忌惮者哉！”
司马迁曰：“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其惨礉少恩。（此处补充‘其惨礉少恩’使语句完整，描述韩非子学说特点）”
汉武帝幸泰山，修封禅，祀明堂，见群臣，乃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劳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于百姓者，悉罢之。” 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请皆罢遣之。” 上曰：“大鸿胪言是也。” 于是悉罢方士侯神人者。自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神仙，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真德秀曰：“神仙之说，自战国始，燕齐之君尝求之不验矣，而秦始皇复求之；秦皇求之不验矣，而汉孝武复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爽，而长生不死之欲一动于中，遂为方士所愚，犹玩婴儿于股掌之上，岂不异哉！然迷而能复，犹贤于秦皇之终不悟云。”
汉明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爱之。后魏世祖时，道士寇谦之自言遇神人李君，授以图箓真经，其中数编李君手笔也，献于上，朝野多未信，崔浩独以师事之。
崔浩劝魏主尽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从之。塔庙之（存者亦皆毁之。此处补充使文意完整，说明对塔庙的处理情况）受戒时，宣政殿奉敕，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故毁道经以佛灭道之终事也。夫其异说惑人，求利益也，楚王英首奉佛者，乃以反逆诛；崔浩首崇道者，以诋讦刑。所谓利益果安在哉？其自为道不生不灭也，魏之道胜则灭僧，元之僧胜则灭道，自相吞噬，所谓不生灭者果安在哉？审乎此，其说不攻而破矣。但明帝尊师讲学，崔浩研精经术，魏世祖、元世祖亦英杰之主，迷惑不悟若此，故先儒云：异端之说何以惑人？以其愚暗，今之惑人，因其高明，臣之举此，亦责备贤者，为后世虑者深且远也。
圣祖谓宋濂曰：“帝王当晏安之时，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国治民安，心旷神怡，即神仙也。” 濂对曰：“汉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异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贤辅天下，其有不治乎？”
臣良胜曰：“神仙之说，其来久矣，德秀谓始于战国，本汉郊祀志叙齐威、燕昭求蓬莱、方丈、瀛洲三山而言。但列御寇著《穆天子传》云：周穆王乘八骏，欲使天下皆有车辙马迹焉，升昆仑之丘，遂宾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作天子谣。《春秋传》亦云：楚子革（能知天道，使君无失德。此处补充使语句完整，可根据上下文推测楚子革相关事迹表述方向）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业，仁以临民，使万物得所，四裔咸宾，光昭祖业，传之子孙，可以为孝，何必事佛乃为孝乎？”
臣良胜曰：“人君卓然有见，不惑异道，惟唐太宗与我文皇而已。太宗所言虽正，而尧舜周孔之道，惭德为多；文皇于敬以奉天，勤以守业，仁以临民，允蹈实践之矣。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则文皇有功于斯道，其大矣哉！自夫邪说惑人，甚于洪水猛兽之灾，忲于夷狄相残之祸，而佛教又邪说之著者，程氏谓其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故其害为尤甚。老聃著《道德经》，假之关尹之占曰：紫气浮关，应有圣人应之。其后庄周、列御寇从而宗之，其养生之术则神仙方技宗之，阴谋之术则申商韩非宗之，矫厉之言而放荡者宗之，缪愆之言而清谈者宗之，若天书云篆又其粗迹者尔。佛经初至，才二十三章，缄之兰台石室，其像绘之清凉台而已。灵帝始祠之宫中，至石勒于佛图澄、苻坚于沙门道安、姚兴之于鸠摩罗什，遂尊以师礼。梁武设无遮大会，舍身为厮役矣；唐代宗于禁中饭僧，宪宗迎佛骨至京，入宫不忌，元之帝师遂干大政，至发宋陵以足珍玩，截理宗颅为饮器，不可言矣。夫老氏之祸也，博而广；佛氏之祸也，专而深。君子不知斯祸之为烈，何以知文皇斯言之为功哉？”
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丹书，着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符命之起，自此始矣。
汉光武召冯异问四方动静，异曰：“更始必败，宗庙之忧在于大王。” 会儒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来诣，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遂即位，由是信符多以决定嫌疑。桓谭上疏曰：“凡人之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今诸巧慧小才、技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符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可不远抑之哉？”
唐太宗密问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 对曰：“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矣。” 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 对曰：“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也。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已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孙无遗类矣。” 上乃止。
周世宗一日于宫中箧笥得一木牌，题曰：“点检为天子。” 世宗每见臣下方面大耳者必杀之，而宋太祖为点检日侍傍而不之觉。
臣良胜曰：“昔张衡以谶记之说起于汉哀平之间，即指莽贼石文符命之事也。然莽之作伪，又祖胜广鱼帛之书，实奸雄欺世之拙谋也。儒生奉赤伏符者，无亦西汉逸民遭乱自匿，知光武以帝胄中兴复汉长安，故假是说以坚其志尔，遂深信表章，有同圣典，命三公定郊祀，断封禅，议灵台，率以是决。桓谭一言，讥其非经，遂大怒，以为非圣无法。至唐太宗以谶杀李君羡，非淳风善言，则喋血何止禁门已也。世宗无能忌于点检，如其方面大耳之见杀者，独何辜哉？推原其端，则俗儒之罪也。史氏文胜而诬以稷契之生有异，牵合附会，遂以文王之生有赤爵衔书之瑞，武王之兴有白鱼火鸟之符，马融辈引以释经，谬妄殊甚，刘歆因之致名公孙述因之僭乱，启篡夺之萌，阶杀戮之祸，可胜痛哉！欧阳修尝乞诏儒臣悉取群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可谓忧深虑远矣。”
唐宪宗诏天下求方士，皇甫镈荐山人李泌能治长生药，其后服药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邻上言：“药以愈疾，非朝夕常饵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气，殆非五脏所能胜也。古者君饮药臣先尝之，乞令制药者先饵一年，则真伪可辨矣。” 上怒，贬邻江陵令。上服丹多躁怒，左右宦者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一日上暴崩，人以为内侍陈志弑逆云。
永乐十五年，通政司言瓯宁人进金丹及方书，谕之曰：“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无令更欺人也。”
臣良胜曰：“尊居人主，富贵已极，无求不得，无欲不遂，惟有不死之说足以动之。若神仙、鬼神、道、佛，无有形影，功效弗彰，能远之者犹或疑贰。至于丹砂服食，旦夕着效，自非至达，鲜不溺之。故先世惑于方士，何止百十，而独举宪宗者，以皇甫镈之奸，投隙以进，裴邻之谏，明切以尽，宪宗立致躁暴，罹弑逆之祸，可为明戒故也。若我文皇拒绝奸徒，丹令自食，正得裴邻止惑之要，而又毁方书以拔祸本，真超出千古之见也。盖死生之际，人所甚难。程颐曰：‘吾受气甚薄，正以偷安忍死为可愧尔。’朱熹曰：‘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但曰偷生，讵能安，终不以为无是理也。’惟真德秀乃曰：‘春夏不能长春夏而有秋冬，旦昼不能长旦昼而有暮夜，阖辟之循环往来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荣必易之以瘁，盛必继之以衰，有终则有始，有杀则有生，此万物之情也。人在天地间，是亦一物尔，而神仙之学者曰：吾能长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呜呼，尽之矣，愚复何言哉？”
羊祜从甥王衍诣祜论事，词甚清辨，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顾谓宾客曰：“王夷甫方当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 王衍为尚书令，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之人多慕效之，与弟澄好品评人物，举世以为仪准。少时，山涛见之，嗟叹良久，曰：“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未必非此人也。”
桓温自江陵北伐，与僚属登平乘楼望中原，叹曰：“遂使神州陆沉，百郡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苏辙曰：“汉之儒者，虽不闻道，而能守礼，故在朝廷则危言，在乡党则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相乘不已，而虚无放荡之论盈于朝野，何晏、邓飏导其源，阮籍父子涨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乱天下。要其终，皆以济邪佞成淫欲，恶礼法之绳其奸也。”
臣良胜曰：“晋亡于外裔，而自亡于无礼。中国之异于外裔，有礼也。晋之无礼，清谈者废之也。清谈之流，如庾亮、如何晏、如殷浩、如阮籍，何可胜责。臣独详于衍者，山涛识之，尚在晋未平吴之先；桓温责之，已在汉已迁晋之后。羊祜兴晋之人未死，而王衍灭晋之人已生，明者睹于未萌，况已著乎？《易》曰：‘履霜坚冰至。’辨之早也。及其流风播荡，寝已成俗，虽贤者未免受变而不之觉。若王导、谢安，江东之望，导置艳姬别室，悍妻窘辱，自执玉麈，操短辕车以往驰驱，周道不以为愧；谢安挟妓登山，自任为达，期功不废丝竹，故人之谏有不受也。当时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实；居身以放浊为通，仕进以苟得为贤，当官以地坐为最。独傅咸一纠邪正，遂以俗夫哗之，而怀愍昏愚，其何以挽末流之弊？臣谓横议之祸交于七国，清谈之祸遍于六朝，其归一也。衍之罪，岂特亡晋已哉！”
右衍害道之防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赵岐曰：“五霸，齐桓、晋文、宋襄、秦穆、楚庄也。”
戊辰，诸侯盟于葵丘。
胡安国曰：“会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书之重，词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毋曲防，毋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以是为尽禁矣。诸侯咸谕乎桓公之志，盖束牲载书而不歃血也。是故会盟同地再言葵丘，美之也。”
臣良胜曰：“五霸齐桓为盛，齐桓之霸葵丘为盛。观其当宰孔赐胙而将后命曰：‘毋下拜。’曰：‘天威不违颜咫尺，下拜登受，雍容礼节，且不敢以盟词渎孔，何其盛也！’宰孔归，遇晋侯，则曰：‘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未几而叛者九国，卒如所料，何也？王道之所以吹弹不破，只是有本也。故文王南国之化，自刑于寡妻始。桓公三王姬、徐嬴、祭姬皆无子，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生雍。桓公属孝公于宋襄，以为嗣，而雍巫有宠，卫共姬因寺人貂荐羞，亦许之立武孟。闺门本原之地，溃乱若此，而固欲以易树子、妾为妻为诸侯禁，是犹木拔其本，虽枝叶蔽亏，人固知其不日以瘁矣。至其寝疾，求食不得，蒙袂以死，曰：‘何面目见仲父！’殓葬且不如期，兵戈交乱其国，岂但不及东略与九国之叛而已乎！”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
胡安国曰：“泓之战，宋襄公不厄人于险，不鼓不成列，先儒以为至仁大义，虽文王之战不能过也。而春秋不与，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顺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不仁非义，襄公敢为，而独爱重伤于二毛，则亦何异盗跖以分均出后为仁义，陈仲子以避兄离母居于陵为廉乎？”
《谷梁传》曰：“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信？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
臣良胜曰：“尝考襄公之素，其初让国于目夷，曰：‘长且仁。’目夷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其母既归，思之而弗敢迎，作《河广》之诗，亦守母出庙绝之礼，本原之地似亦可观。兹以假言仁义，取兵败身伤之辱，《谷梁子》盖矜其时势之阻于道也。不然，襄于尊王攘夷之功，一莫之建，君子侪之桓文之列，岂无谓哉？”
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
胡安国曰：“周室东迁，所存者号与祭尔，其实不及一小国之诸侯。晋文之爵虽曰侯伯，而号令天下，几于改物，实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实也。与其名存实亡，犹愈于名实俱亡。是故天王下劳晋侯于践土，则削而不书，去其实以全名，所谓君道也，父道也。晋侯以臣召君，则书天王狩于河阳，正其名以统实，所谓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伦尚存而不灭矣。”
臣良胜曰：“晋文之业，最盛于践土之盟，而礼文可述，与齐桓葵丘之盟等。方其献楚俘而王享之，锡之命词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出入三觐以成礼焉。’东迁之后，王命不行于天下，而桓文之霸又为最盛。桓之赐胙，文之锡命，成君臣统体，春秋以尊王为本，故不得已而与桓文也。至于襄王下劳之事，臣窃疑焉。按传，作王宫于践土，乡役之三月，四月有城濮之战，五月而有践土之盟。岂襄王逆知晋会而预作王宫以待劳乎？且晋侯初志曰：‘欲求诸侯，莫如勤王。’岂敢恃功而要王亲劳以邀宠荣若是乎？意者王宫既成而王在焉，晋文有楚俘即王宫以献，王享之锡之命，名实固存焉尔。然则襄王实无下劳之嫌，非春秋削之也。”
《秦誓》曰：“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个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
蔡沈曰：“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曰：‘不可。’公辞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郑。晋襄公率师败秦师于殽，囚其三帅。穆公悔过，誓告群臣，史录为篇。昧昧而思者，深潜而静思，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
《黄鸟》诗曰：“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惟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朱熹曰：“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贻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贻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按《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从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夷狄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虽以秦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其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于如此，则莫知其为非也。呜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后始皇之葬，后宫皆令从死，工匠生闭墓中，尚何怪哉！”
臣良胜曰：“秦穆于桓文之功，一无见于中国，然得称为伯者，止以《秦誓》之作，能悔过改图，而思得休休容善之大臣也。孔子遂书与帝王述作并传，不特名列霸统而已。至读《黄鸟》之诗，则其收三良以殉，罪通天矣。当时从者百七十七人，使非三良在数，则《黄鸟》之诗无作，穆之罪隐与武公等尔。呜呼！善人天地之纪也，一思容之，则进之不已；一或虐之，则罪之不贷。圣贤之意微矣，惟圣明有以察之。”
楚子入陈。
胡安国曰：“按《左氏传》，楚子为夏氏乱故，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徵舒，辕诸栗门。而经先书杀，后书入者，予楚子之能讨贼故先之也。讨其贼为义，取其国为贪，舜、跖之相去远矣，其分乃在善与利尔。楚庄以义讨贼，勇于为善，舜之徒也；以贪取国，急于为利，跖之徒矣。为善与恶，特在一念须臾之间，而书法若此，《春秋》传心之要典，不可不察也。”
臣良胜曰：“楚庄之伯在此举尔，而义之不终，已不足贵。虽名为伯，而会盟征伐之权一归之晋，而不少假之者，《春秋》之微意也。桓、文之霸，有所从事，皆假尊周为名，楚庄则假威以蓄窥周之志尔。先是数年，尝伐陆浑之戎，遂观兵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山林川泽，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夫以庄之桀黠，伐随之后，既僭称王，其问鼎之言，隐然寇周之志矣。《春秋》不得已而与伯，以其犹知尊王也。若庄无王之甚，而与之以霸权，可乎哉？”
董仲舒曰：“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
真德秀曰：“孟子之后，能深辟五伯者，惟仲舒为然。”
汉宣帝太子仁柔好儒，尝侍燕，从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司马光曰：“王霸无异道，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钜细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
张栻曰：“王道如精金美玉，岂容杂也？杂之则是亦霸而已矣。”
程颢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用其私心，仿仁义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伯者崎岖反侧于曲迳之中，而卒不可以入尧舜之道。”
真德秀曰：“颢之言与孟子、仲舒之言相表里。”
圣祖御白虎殿，阅《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在侧。上顾谓濂等曰：“汉之治道不能纯乎三代者，其故何也？” 克仁对曰：“王霸之道杂故也。” 上曰：“高祖，创业之君，遭秦灭学之后，干戈争战之余，斯民憔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独念孝文为汉令主，当制礼作乐，以复三代之旧，乃逡巡未遑，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夫贤如汉文，而犹不为，将谁为之乎？帝王制作，贵于及时，三代之主，盖有其时而能为之，若汉文之有其时而不为也，可不惜哉！”
臣良胜曰：“伏读圣谕云汉之治道不能纯乎三代，则不满于杂霸之治，可以仰见纯之一字提出王道之纲，如指诸掌，即荀况所谓粹而王、杂而伯之别也。是以创业垂统，凡所制作，已足继三代之隆，无遗虑者，圣子神孙恪遵成宪，足保熙洽之治，而轻议变法者，不容于清明之朝矣。若夫宅心广渊，待时以举，而未克尽臻于隆古者，固亦有望于孝文之足汉治也。孔子称武王、周公为达孝，而曰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圣祖之心，即孔子之言也。故曰：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兴，又圣祖不言之懿训也哉！”
右术杂道之辨
《中庸衍义》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