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现代思潮的范围很广，有政治思潮、教育思潮、社会思潮等等。本文所述仅限于中国现代的哲学思潮。不过哲学思潮是主潮，其他思潮都得受哲学思潮的支配，所以批判了现代哲学思潮，也就批判了现代思潮的主潮。
首先说到批判，批判绝非简单的赞成这个，反对那个，拥护这个，推翻那个之谓，真正的批判建基于研究和了解上面，与有作用的主观的党同伐异不同。只要本于客观的研究，同情的了解，对于一思潮自能作公正的批评。这好像学生之对于老师，先是虚心受教，终可青出于蓝。外在的批判，最不足重视，因为这种批判的态度是主观的，内容是肤浅的，结论是偏狭的。我们要的是内在批评，也即自我批判，由于被批判的对象本身有缺点，乃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加以忠实的批判。这种批判乃是被批判者自身的困难的解除，矛盾的克服，与主观的赞成反对不同；严格说来，不是我们要去批判他，而是他本身缺点的自己暴露。
至于“思潮”也与个人的“思想”不同，思潮是一社会在某一段时期中所共有的思想蔚为风气，个人被其影响而不自觉，所以凡称思潮的思想，便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能支配各个人的行为。思潮不是少数人的思想，而是社会共有的思想。而在这思想的大潮流中，往往有少数人为其代言人。哲学思潮亦有其代言人，此即当代的大哲学家。
社会上发生一种思潮，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有种种原因，作为此思潮发生的背景。大体上说，一个思潮的发生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思想本身的发展演变，一方面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思想本身的发展演变恰如潮水之后浪推前浪，新思潮的发生是解决思想本身所发生的问题，因为旧思想有偏颇缺陷，新思潮乃得起而代之。新思潮是旧思潮所孕育激励起来的，同时也是旧思潮的反动与否定。至于社会上有迫切问题待解决时，其为新思潮的刺激，更是很明显的事，这时思潮是主动的，为应付环境而产生的，这也可以说是产生思想的外在原因，而上面思潮引起思潮则可称为产生思潮的内在原因。
现代思潮所波及的区域也不只限于中国，其根源其影响往往是世界性的。我们现在要剖析批判的现代思潮，一是胡适等所提倡的实用主义。此主义在西洋最初由詹姆士、杜威等为倡导人，在五四运动前后十年支配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直接间接都受此思想的影响，而所谓新文化运动，更是这个思想的高潮。跟着实用主义，我们要批评的第二个现代思潮便是辩证唯物论，这个思潮开始传播于1924年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北伐、大革命之初，盛行于“九一八”事变时政府采取不抵抗态度，国共分裂后很长一段时间［2］。实用主义的政治背景是自由主义，亦即当时大家所崇奉的“德先生”或民主主义，胡适先生亦曾自标其政治主张为“新自由主义”。至于辩证唯物论的政治背景是共产主义，那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要批评的第三种现代思潮，很难确定究属于何派。我们只可称之为正宗哲学。这是哲学上较大的一派，也可说是有历史渊源的哲学或古典的哲学，其出发点在于人类性情之正，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础上。其内容也中正持平，不偏于任何方面。在我个人看来，这派哲学将会有较大发展的，现在只是初起萌芽，而其政治背景也比较接近于知难行易的《孙文学说》——所谓建国方略中的心理建设的一派。［3］
二、实验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剖析［4］
现在先说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可以说是美国人的哲学，因为美国人开辟新大陆，需要很多工程实业方面的努力，实用主义就是这种努力的理论基础。所以实用主义可以说是工程师的哲学，是一种垦荒的哲学，主动、主干、主实用、主冒险，以实验科学为基础，将科学的实验精神扩大来讲人生，讲宇宙，讲哲学。这种哲学在美国为实验主义，提倡动手动脚，在英国则有经验主义，注重感觉经验的观察社会生活的阅历。在德国另有体验主义，体验是精神生活的体察，故德国所产生的哲学近于精神哲学，与实验主义均有不同。关于实验主义，可分三方面来说：
第一，实验主义教人要养成一种实验室的态度。这种态度要人随时随地注重问题的发生，然后针对此问题提出种种可能解决此问题的假设。最后动手动脚用实验来说明某个假设可以解决某个问题。这种态度无疑是想用行为去证明理论，用工作来解决问题。实验主义者以为人类的思想起于环境上困难的发生。思想是从应付环境的动作中产生出来的。以知识出于行为原是实验主义中最健康的观点，这与中山先生“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的思想暗中符合［5］。实验主义注重行固然是对的，但他们不知道，行为之注重有知难行易作其根本的前提，可是胡适等固然在提倡实验，却又反对知难行易，提出所谓“知难行亦不易”之说。他们不知道知是主，行是从，我们必须在知难行易、知主行从的原则下谈行为，谈知行合一，谈实验。实验精神之另一方面是冒险精神，但是冒险不能不有远见。哥伦布的探险，亦并不是毫无知见作指导的。即以实验本身而论，亦必在实验以前有假设，有计划，无假设无计划的实验是盲目的试猜。无远见的冒险便是鲁莽或铤而走险。这一点实验主义似乎没有看清楚。
第二，实验主义所用的方法是考核实际效果，循名责实的方法，也可叫做实效主义。这派哲学家往往不问理论本身是否颠扑不破，而只问该理论所发生的效果如何。这就是所谓注重“兑现价值”（cash value）。只要一个理论发生了好的实际效果，这理论便是对的，否则便是不对的。本来考核实际效果，也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常用、所不能不用的方法。用实际效果来考察思想的价值，也不失为判断思想真伪一种外在标准。不过应用这个标准是有着相当限度，而真理的标准也绝不是全部系于实际效果之有无这一点上，过分地全部地以实际效果为理论真伪的标准，便会流于急功好利之见。因为有许多事效果既非一时可见，亦难有确定的形相可寻，注重实际效果的人往往流于近视而缺乏远见，并且考核效果是从外部迹象来批评知识，譬如一人患病，医生去开一药方，常人无法判断这药方对不对，只有看病人依照此药方服药之后的效果如何，病好即说此药方好，病不好，即说此药方不好。但一个内行的医生详诊病情，一看药方，即知此药方好不好，并且可以说明其所以然之理。足见从实际效果去考核真伪，往往是外行人的看法。根本上我们还当从理论本身来考核其是非。
第三，实验主义注重实用：在实验主义者看来，一切理论对个人、社会、人生，有用的就是好的，无用的便是坏的。有用即真，无用即伪，他们提出“实用”为改善政治社会的标准。征服自然和改良社会原是实验主义的两大目标，而在消极方面反对宗教迷信，玄学奥妙，所以实验主义者也可称为实用主义者。有用的被承认，无用的被抛弃。凡对现实社会无用的典章制度一概推翻。所以在“五四”时代，他们要推翻旧礼教，因为旧礼教不适用于新时代；他们要打倒孔家店，因为在他们看来孔子思想已无用了。宋明有理学而宋明国势衰弱，亡于异族，所以他们反对理学。他们反对古文，提倡白话文，因为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文是有用的活文字。他们甚至反对哲学，因为哲学无用。其实以用来作判断真伪和品评价值的标准亦一样的失之表面，即以语文问题来说，古文之被扬弃，语体文之应提倡，尚有别的内在理由，初不必用狭义的实用主义去说明。并且凡有用的东西，都是“工具”。而我们做事最先考虑的，倒不是工具，而是理想和目的，先问应该不应该，其次再问有用无用。做事应以道义为重，实用其次。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做事，往往不一定满足个人实用的需要，最重要的还在于满足精神生活的要求。假如人生一切行为皆以实用为准，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人品的尊严何在？
由于实验主义者重行轻知，重近功忽远效，重功利轻道义，故其在理论上乏坚实的系统，在主义上无确定的信仰。在他们的目光中，一切都是假设，随时可以改变。所以其理论是消极的破坏意义居多，积极的建设意义很少。理论和行为，都缺乏建设精神。所以实验主义者，没有坚定的信仰，没有革命的方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谈主义，多谈问题”正是实验主义者最率直的自白。这种零碎片段的作风，其结局在哲学上不能成立伟大的系统，在行为上无团体的组织，无坚定不移的理想和信仰。故不论在政治方面、理论方面，都不能满足青年精神生活的要求。于是有一派思潮代之而起，使青年有了一个坚定的信仰，形成了具体的组织；还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方案。当着这个新思潮，实用主义是无法抗拒，只有退让，这个新思潮便是辩证唯物论。
三、辩证唯物论的剖析［6］
辩证唯物论在中国萌芽于苏俄的十月革命，1924年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北伐大革命之初，盛行于“九一八”事变后及抗战期间［7］，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曾受此思潮的影响。那时的中国学术界，既没有重要的典籍出版，又没有伟大的哲学家领导，但青年求知的饥渴，不因此而稍衰；于是由日本传译过来的辩证唯物论的书籍遂充斥坊间，占据着一般青年的思想了。这情形不但中国如此，即欧美先进国家亦如此。意大利有一个新黑格尔学派的大哲学家克罗齐，自述其年轻时代研读马克思而笃信其说，至于狂热，历许多年才把他自己的思想转变过来。而以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等环境来看，青年之倾向此理论自无足怪。因为当时青年情志上需要一个信仰，以为精神的归宿，行为的指针。辩证唯物论便恰好提供了一个主义的信仰，不能从实用主义那里得到。不但这样，这新思潮既有实际的方案，又有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为其模范，国内又有严密坚固的政治组织，凡此都是不能从实用主义那里得到的。在理论方面，辩证唯物论也自成体系，有一整套的公式，以使人就范。同时辩证唯物论又有科学的基础，此即19世纪最发达的历史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足见辩证唯物论之吸引青年决不是偶然的。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内容，可分下面几点来检讨：
第一，有的人误以为［8］物质在于意识之先，先有物质，后有心灵。人类文明的历史只有几千年，但宇宙的历史已有几百万年，所以先有物质后有心灵的说法，乃是科学常识。以个人来说，身体属于物质，思想属于意识。但思想起于神经系统，思想为神经系统所决定，亦即为物质所决定。物质决定意识，身体决定心灵，即存在决定意识。这都是生理学的事实，任何哲学家都不能反对的科学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是辩证唯物论［9］。科学的事实和哲学的理论不同。哲学要问在理论上逻辑上什么东西最根本最重要：什么东西是核心，是命脉？以战争为例，战争的核心是战略政略。一切军械运用都要受战略政略的支配，战争的背景是政略，战争的命脉是士气。这些才是根本的。以建国为例，建国缺不了心理建设，如国民没有共同信仰，没有向上精神，试问国如何建起？又如革命先要革心，心是革命的根本。又如做人先要立乎其大者，什么是大？人格是大。所以人的根本，是人格，不是身体。就以思想而论，思想的丰啬不在乎脑髓之多少，而要问其是否合理，有无内容。所以“真理”才是思想的根本。关于思想的根本，也是一个逻辑问题，不是一个生理问题。只有机械的或庸俗的唯物论所从事者，才仅是［10］传播科学常识，对于逻辑毫未触及。反之，不是唯物论的哲学家，也从来不否认物质的存在。不过所谓物质，一定是经过思考的物质，所谓不可离心而言物。一块黑板是客观的黑板，因为大家公认它是一块黑板。易言之，黑板之所以为客观的黑板，因其建筑在人们共同的主观基础上。离开主观，没有客观。凡是“客”的东西，一定要经过“观”。宇宙自然是客观的，因为我们大家对它有共同的了解，共同的认识，若大家不能认识，无有“观”，则世界即不成其为“客观”世界了。又有一些［11］唯物论者，认为先是物质决定意识，迨意识发展到了相当阶段，即反过来决定物质，是为意识对于物质的反作用。此说已流为心物交感论，这已不纯全是［12］唯物论的立场了。
第二，辩证唯物论者所倡言的辩证法，原是哲学中的一个主要思想方法。为哲学家所共有，而非任何一派所能包办。易言之，辩证法是一种方法。杜威说，不用辩证法来讨论哲学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辩证法决不能限于一宗一派。辩证法产生的历史乃哲学家研究人类感情生活后所发现的一个通理。情感生活是矛盾的，是相反相成的，爱极而恨、乐极生悲，便是情感起伏的例子。又如诗有节奏，正因为诗是情感的表现，因此有人说辩证逻辑便是情感逻辑。又有人称辩证逻辑为爱的逻辑，由辩证法来研究情感生活是最适宜的，用来研究自然界，有时便不免有穿凿附会、削足适履的地方。黑格尔亦曾应用辩证法来建立他的《自然哲学》的体系，并列举机械作用、化学作用和有机作用为自然的辩证发展的三个阶段。各国新黑格尔派哲学家大都不很重视，甚或反对。他们大都认为［13］，只有把辩证法应用到精神生活、内心生活上去，才见其生动活泼。
同时辩证法是不能颠倒的，因为辩证法是整个的东西，其本身是一定的。马克思以之研究物质，黑格尔以之研究心灵，一个注重经济生活，一个注重精神生活，两人只是应用不同，而不是根本的不同。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本身有过很大的贡献，所以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很高。马克思只是应用辩证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政治、经济等科学，特别用来搞革命。他也承认在哲学上多少来源于黑格尔。若把辩证法看成一把刀，那么黑格尔用之剖解脏腑，马克思用之割治外症。所以马克思并没有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我们要研究辩证法还当多读康德、黑格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哲学史上对辩证法有过贡献的哲学家的著作。
所以就辩证唯物论言，它并不只是把科学的常识加以玄学化、独断化，通过生活体验与祖国的社会改革、革命实践相结合才是辩证唯物论，才是活学活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4］现在再来看看大家所常说的三大定律。
三大定律的第一条是对立的统一。这原是辩证法最根本的一条原则，平常所谓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相反而相成，都是这条原则的变相。宇宙间的事，必须一张一弛调和起来才能成功，种种相反的东西如身与心、知与行、主与客，都是对立的，可又是统一的，在这种对立中，有主有从。如身心对立中，心是主身是从；知行对立中，知是主行是从。这种对立的统一，也便是矛盾的调解，冲突的克服，需要精神的努力。只有精神才能使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物质绝不能统一对立的，这条基本原则我曾称之为辩证观，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观点。而辩证唯物论者不见得有更多更好的发挥。
辩证法的第二原则即所谓否定之否定。一般的说法，都以为否定之否定是无限的否定。乙否定甲，丙否定乙，丁又否定丙，以至无穷。这是坏的无限。实际上第一个否定，只是形式对立，第二个否定是矛盾的统一，否定之否定为“合”，而达到正反之合，至“合”而矛盾解除，也是较高一阶段的正。凡是矛盾的东西都是有缺陷的，有片面性的。［15］因为真理是不矛盾的，实际上，真的东西并不怕被否定。真理本身是矛盾思想的解除。譬如兄弟相争，原是一个矛盾，但以全家庭和谐友好［16］为标准，此矛盾即可解除，所以只有真否定伪，伪不能否定真，全体否定部分，部分不能否定全体。
辩证法的第三原则是质量互转。这条原则也可以说是应用辩证法去讨论自然事物。量的变化过程到一定阶段会引起质变或飞跃。［17］黑格尔并没有说质量互转是辩证法之一定律。其实黑格尔根本就没有说辩证法有什么呆板的定律或公式。他以为量的渐变，到了相当阶段就会引起质的突变。如积劳成疾，积怨成仇，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例子。本来，从量变到质变是一个科学事实，可是从质变到量变也可以说明某些自然科学上的现象，但黑格尔特别强调事物变化的目的性。［18］黑格尔的本来意思是“质变是目的，量变是手段”，在此意义下质变以量变为手段。目的决定手段，手段趋赴目的。从量变到质变既是科学的事实，所以科学便以量做研究的对象，并以量来解释质。但照逻辑来讲，质量是相对的，有质必有量，有量必有质，质和量相反而相成，质量的统一就是尺度，也是对立的统一的一个例子。所以质量的关系，原是可以用辩证法来研究的一个问题，它们的对立，不是僵死的，也有互相转化，自身辩证发展的过程［19］。
以上种种说明了辩证唯物论哲学的方法论，许多都是承继黑格尔而来［20］。不过辩证唯物论主要观点还是它的历史哲学，辩证唯物论的历史哲学就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论。在其全部理论中，发生的影响最大，也最易为人所接受。而其观点也较新，对于历史哲学也可算是一个新贡献。唯物史观的物不是指纯粹的自然物，如电子原子的运动。其所谓物，乃是广义的物，泛指社会的经济事实、经济现象、生产制度，所以也有人称之谓经济史观。我们试加以同情的了解，唯物史观也可以说是一种外观法。外观法是研究一个问题所以发生的外表现象，如地方背景、时代背景等。唯物史观就是注重社会背景的一种历史观，它认为一人的思想行为，受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所支配，所以要研究某个思想之所以发生，不要从思想的本身里去找其原因，要从思想外面去找其原因。这是一种客观或外观的研究。所以有人说，要看一人的道德，只要看一人的账簿，看其银钱出入之来路去路，便可知道此人的道德生活是高尚还是卑下。同样，要知道一个人的思想，也要从各方面去观察。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社会思想之发生，也都有其外在的原因，此外在的原因也即经济的原因。这种看法本身并不能说错，但不能因为外观法不错，就说内观法错了。所谓内观法便是从思想本身去看思想。内观法是比较深刻的看法，而两个看法其实可以并行不悖。同时，不论内观外观都从全体观而来。所谓全体观即从全体来看部分。因为从部分来看部分，总有缺陷，不如从全体来看部分来得完全。在这意义下，已经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全体决定部分了。有了全体观的成就可知道外观内观均有所偏，只有从内外两方面来看，才能深刻而彻底。不过，内观注重本质，比较接近“本观”或“观全”罢了。
唯物史观的另一意义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指人们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而言［21］。生活的上层如宗教、艺术、哲学，第二层是道德、政治、法律，第三层即最下层物质基础是经济制度、物质环境。唯物史观者，以为上层建筑完全受物质条件所决定。只要经济制度一改变，法律、政治、宗教、艺术都会随之改变，要想改革思想，便要从改革经济下手。要有政治革命先须发动经济革命。一切都从经济出发，这是唯物史观全部思想的根本要点。在我们看来，经济始终是工具，上层的生活才是目的，我们固然不否认工具的重要，但我们更注意目的的重要。经济原不是自天而降的东西，不能自己发展，更不能自己创造，尤不能自来自去。譬如物价上涨原是经济现象，但其背后有奸商操纵和执政者的人谋不臧。一切经济生活的后面，必有创造经济的主人翁。中国古语说一丝一粟当思来处不易，可见经济上的财富，一定要经过精神的努力，流血流汗才能得到。所谓物质文明，也是道德和知识努力的收获。经济资料既为人所创造，故为人所支配，所以归根结底不是经济支配人，而是人在支配经济，我们表面上受经济支配，实际上受经济背后的主人翁支配。譬如购买钟表后，我们才能养成守时习惯，并能节省时间，表面上我们的行为好像受钟表的支配，实际上，当初我之所以买钟表，正因为我想要养成守时的习惯和节省时间，所以归根结底是我们利用钟表，不是钟表决定我们。［22］
唯物史观的另一意思，以为一部人类史是阶级斗争史。初期社会为自由民与奴隶之争，封建社会为地主与农奴之争。到近代工业社会，则变为雇主与被雇者斗争，整部历史始终有着两个敌对阶级在斗争，这种看法本可以在历史哲学中作为一种可供参考的说法［23］。但是历史上的斗争并不限于阶级，我们也可说历史是观念的斗争、民族的斗争，譬如即以前后两次世界大战来说，就很难以阶级斗争四字来解释清楚。
辩证唯物论注重［24］以外界的环境来解释人类的生活。在民族方面，也忽略了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只承认经济条件能支配一切，只要在游牧时代，一切民族便都是游牧民族；只要在封建时代，一切民族都是农业民族。可是民族的精神，民族本性的事业是绝对不容否认的，若把民族复兴问题单纯看成一个经济问题，不惟忽略了事实，也忽略了民族复兴的根本要义。在西洋近代，太注重个人主义，而其民族主义也流为帝国主义，提倡这种学说，或可收补偏救弊之效，可是在中国，环境不同。中国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和异族侵凌下，处处均促使个性湮没，民族意识衰颓，现在正在清醒重振的时候，正需要发扬个性，恢复民族精神才对。唯物论者自称是注重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的，但在中国问题上，也同样认清中国问题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才好［25］。
从哲学方面讲，辩证唯物论也是［26］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但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的贡献，并不在提倡科学，亦不在研究哲学，且亦未倡导纯正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使人民的思想更开明。其力量所在，乃是满足青年情志的要求，给一部分喜于热烈行动精神的青年，以政治的信仰、理论的原则［27］和信条。所以它不一定［28］代表真正的学术兴趣，满足青年真正的求知欲。在这种情形下，第三种现代思潮自会代之而起，此即古典［29］哲学。
四、古典哲学的新展望［30］
古典哲学，至今尚未成为时代潮流，但社会上的要求已很迫切，因为青年在理论方面要求贯彻，在精神方面要求满足。能达到此目的的，也只有纯正的古典哲学。这种纯正的哲学比以上两种更旧。因为在西洋，这代表希腊哲学的主潮，而近代的古典哲学也远在19世纪以前。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的哲学实在都是反对古典哲学而后起的一种哲学思潮。同时，这种古典哲学也可说比上面两种哲学更新，因为古典哲学的内容势必是扬弃前两者而加以新发挥的哲学，这种哲学也可以称为“唯心论”（参看拙著《近代唯心论简释》），因为其理论建筑在精神科学的基础上面，所谓精神科学，是指道德史、宗教史、艺术史而言，以研究人类精神历史为主。在中国要提倡这种哲学，必须很忠实地把握西洋文化，但又不是纯粹的抄袭，而是加以融汇发挥。所以这种新哲学仍可以称为中国的哲学，本来中国的古典哲学与西方的古典哲学是能融汇贯通的、并进的、合流的。过去我们不能接受西洋的古典哲学，也就不能发挥中国的古典哲学。在西洋，最伟大的古典哲学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31］、康德、黑格尔等。在中国则有孔、孟、老、庄、程、朱、陆、王［32］。又譬如中国的政治哲学，主张为政以德，西洋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主张政治的基础为正义。西洋正宗哲学家注重法律不违道德，中国儒家所讲的法治也与申韩之术不同，而以礼治、德治、人治为基础。儒家以人性为善，苏格拉底认无人居心作恶，亚里士多德以人为理性的动物，康德以人为目的，而非手段。所以从各方面来看，这两种思想是相合的，所以中国古典哲学的发挥和西洋古典哲学的融化，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请参看拙著“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思想与时代》第一期）。
新的中国哲学，主张一切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精神的基础上。没有精神，什么都没有。也只有精神的基础才有最巩固的基础。革命要革心，知人贵相知心，甚至战争也以攻心为上。当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返国时，迎接他的人问他向国外借得了多少外债回来，他说：“我现在是一钱莫名，所带回来的就是一点革命精神。”而这点精神一直绵延到今天，作为北伐的基础、抗战的基础、建国的基础，所以我们的新哲学绝不反对物质建设，而是要求建筑在精神基础上的物质建设。事实上要开发物质，征服物质，亦非有精神不可。我们要工业化中国，要努力研究科学，都要求我们作精神上的努力。在政治方面讲，古典哲学相当于新儒家的思想，所以也竭力提倡法治，不过古典哲学所要求的法治是建立在德治、人治、礼治的基础上的法治，绝不立于急功好利、刻核寡恩的申韩式法治。古典哲学也不是不要实用，但是要求实用建筑在超实用的基础上。如工程师、实业家为社会谋福利，对于工程师、实业家个人说是超实用的，是服务人群的，是为他人谋求实际利益而满足个人精神上的需要的，尽管实用，但其目的是富于理想和精神情操的。再以抗战建国来说，单纯的抄袭西洋绝不够，必须建筑在自己的精神基础上。这也可以说是从本质着手，从根本着手。
在中国兴起的新哲学，可以说是中国的民族哲学，但也可为全世界所接受。譬如孔孟的哲学是中国哲学，但也能为西洋人接受，所以这种哲学是普遍的哲学、典型的哲学、模范的哲学。但是这种哲学又是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相符合的。［33］
最后，凡是一个哲学家，与政治家总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往往互相了解，互相呼应，终必殊途而同归。这情形正同诗人在诗中表达的思想，可与哲学家的思想暗合一样。因为一个政治家亦可以有他对宇宙人生的根本看法，如果与哲学家的思想默契，则用哲学思想发挥出来就成为一种哲学系统。同样，一个哲学家也可以有其政治见解，这种见解如果可行，则用政治方法实行出来，亦就成为实际政治。在这意义下，以哲学来讲任何哲学，都有一个理想的政治人物为其哲学理想所欲培养的人品准绳。易言之，每个哲学家都创造了他理想的人物，如孔子的理想人物为周公，孟子的理想为孔子，南北朝玄学家的理想政治家为谢安，朱熹哲学的理想人物为道德学问兼备的宰相，如王安石、司马光之流，黑格尔的理想人物为歌德和拿破仑。我们的新哲学当然亦有理想人物作为向往的目标，这无疑地便是积四十年之革命、百折不回、创制民国的孙中山先生了。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古典哲学。而在这个意义中，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下，才有所谓真正的中国自己的、表现时代精神的创新的真正哲学［34］。
————————————————————
［1］ “剖析”旧版作“批判”。
［2］ “1924年……一段时间”旧版作“北伐成功，国共分裂的一段时间内，而盛行于‘九一八’前后十年间”。
［3］ “在我个人看来……”一段文字，旧版作“在我个人看来，这派哲学将要大大发展的，现在只是初起萌芽，而其政治背景也比较接近于三民主义，即比较与三民主义思想相符合，它也可以说是三民主义哲学，实在与三民主义来自同一根源”。
［4］ “剖析”旧版作“批判”。
［5］ 旧版此处下接“而与蒋先生力行哲学之不行不能知的说法也可以贯通”等文字。
［6］ “剖析”旧版作“批判”。
［7］ “在中国萌芽于……期间”旧版作“盛行于‘九一八’前后十年左右”。
［8］ “有的人误以为”旧版作“辩证法唯物论”。
［9］ “但这并不能说是辩证唯物论”旧版作“并不能称是哲学”。
［10］ “只有机械的……才仅是”旧版作“唯物论者所从事者，只是”。
［11］ 旧版此处下接“自命为新”等文字。
［12］ “这已不纯全是”旧版作“离开了”。
［13］ “黑格尔亦曾……大都以为”旧版作“黑格尔亦曾列机械作用，化学作用和有机作用为物质的辩证发展，即觉牵强”。
［14］ “马克思只是……才是活学活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版作下列几段文字：“马克思只是应用现成的方法，没有创新发明，所以在哲学上的地位，便远逊于黑格尔了。若把辩证法看成一把刀，那么黑格尔用之剖解脏腑，马克思用之割治外症。所以马克思并没有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我们要研究辩证法还当读黑格尔柏拉图的著作。读马克思的著作对于辩证法的学习，并无多大帮助。
“所以就唯物论言，辩证法唯物论只是把科学的常识加以玄学化独断化。就辩证法言，他们也只是现成地应用。”
［15］ “这是坏的无限……有片面性的”旧版作“实际上否定作用是有止境的，否定至‘合’而止，至‘合’而矛盾解除。凡是矛盾的东西不是真的”。
［16］ “友好”旧版作“或对父母行孝道”。
［17］ “这条原则……飞跃”旧版作“这条原则是辩证法唯物论者杜撰出来的”。
［18］ “也可以说明……目的性”旧版作“便在科学上找不出证据。所以质量并不能‘互’转”。
［19］ “它们的对立……过程”旧版作“既无所谓互转，其本身和辩证法也不相干”。
［20］ “的方法论……而来”旧版作“思想的贫乏”。
［21］ “物质基础……而言”旧版作“下层决定上层。上层下层指我们生活而言”。
［22］ 旧版此处下接“唯物史观的错误，就象这例中以为钟表决定了人的行为一样”等文字。
［23］ “作为……说法”旧版作“聊备一说。这种看法只是政治斗争中一个口号”。
［24］ “注重”旧版作“的根本缺点是忽略个性，忽略人格，将人与人的差别完全抹煞。只知”。
［25］ “也同样……才好”旧版作“他们都太没有认清中国问题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而只知抄袭外来的教条了”。
［26］ 旧版此处下接“玄学化了的经济学（所谓自然辩证法便是玄学化的自然科学）”等文字。
［27］ “原则”旧版作“简单公式”。
［28］ “不一定”旧版作“决不能”。
［29］ “古典”旧版作“正统”。
［30］ 旧版标题作“正统哲学与三民主义哲学的展望”。本节“古典哲学”旧版均作“正统哲学”。
［31］ “亚里士多德”为旧版所无。
［32］ 旧版此处下接“即儒家”等文字。
［33］ “又是……相符合的”旧版作下列几段文字：
“又一定和三民主义的精神相符合的，在这个意义下，这种新的正统哲学也可以说是三民主义哲学。
“三民主义哲学与三民主义科学的意义完全是类似的，所谓三民主义的科学者决不是在物理课本，或化学课本上加上一段总理遗教或一段总裁言论就成功三民主义科学了，三民主义的科学便是纯正的科学，为科学家正在研究的科学；同样三民主义的哲学，亦非党八股，而是纯正的正统哲学。因为三民主义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提倡纯正学术，容许学术自由的开明力量。三民主义是没有狭隘的御用的科学或哲学的。只要是货真价实的真科学，真哲学，都于三民主义有裨益，而为三民主义者所愿加培养，促其滋长的。中山先生说他的思想是承尧、舜、文、武、周公、孔、孟而来的正统思想，而我们所说的新哲学，亦必承此历史的传统，所以其内容势必能与三民主义的内容相合流。”
［34］ “才有……哲学”旧版作“才有所谓真正的三民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