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八 离娄下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在东方夷服之地。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旧邑,近畎夷。毕郢,近丰镐,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得志行乎中国,谓舜为天子,文王为方伯,得行其道于天下也。符节,以玉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则左右相合以为信也。若合符节,言其同也。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无不同也。○范氏曰:“言圣人之生,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其道则一也。”

合符节者,心之理也。

末节已推开说,是“揆”之尽。

“揆一”固是道一,然与“道”字不同,一即道也,揆之无不同,正于事理上见。孟子立说皆从实证,如三子不同道而趋一,先列其平生,及所谓一则仁也,趋非仁也。此章之所谓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无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国”句,人直作其道一也,则疏矣。

度之而无不同,故人皆可为舜文。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乘,去声。溱,音臻。洧,荣美反。○子产,郑大夫公孙侨也。溱洧,二水名也。子产见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车载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惠,谓私恩小利。政,则有公平正大之体,纲纪法度之施焉。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桥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桥也。舆梁,可通车舆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盖农功已毕,可用民力,又时将寒沍,水有桥梁,则民不患于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辟,与闢同。焉,于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礼阍人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则出行之际,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为过。况国中之水,当涉者众,岂能悉以乘舆济之哉?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悦其意,则人多日少,亦不足于用矣。诸葛武侯尝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世乱泽竭,民不聊生,为连帅方伯者,能搏击贪暴,兴举废堕,则民生实被其仁;若煦煦孑孑,以壶餐为德,平反为能,而纵舍大奸慝,食人而不问,此失大臣之职,虽清谨自守,口惠流传,其实与浚民病国者同罪也。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礼衰薄,至于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则其于群臣,可谓邈然无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体,恩义之至也。如犬马则轻贱之,然犹有豢养之恩焉。国人,犹言路人,言无怨无德也。土芥,则践踏之而已矣,斩艾之而已矣,其贱恶之又甚矣。寇雠之报,不亦宜乎?”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为,去声,下为之同。○仪礼曰:“以道去君而未绝者,服齐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礼为问。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导之出疆,防剽掠也。先于其所往,称道其贤,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后收其田禄里居,前此犹望其归也。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极,穷也。穷之于其所往之国,如晋锢栾盈也。○潘兴嗣曰:“孟子告齐王之言,犹孔子对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浑然也。盖圣贤之别如此。”杨氏曰:“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孟子为齐王深言报施之道,使知为君者不可不以礼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处,则岂处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盖如此。”

君臣以义合,合则为君臣,不合则可去,与朋友之伦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恶,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礼,非君臣之变也。只为后世封建废为郡县,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绝,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但以权法相制,而君子行义之道几亡矣!其有言及去字者,谐臣媚子,辄以二心大逆律之,不知古君臣相接之礼当然也。

后世人臣,只多与十万缗塞破屋子,便称身荷国恩矣,谏行言听,膏泽下民,与彼却无干涉。

有礼,是旧君自尽之道,其情文笃至如此,所以起“为之服”义。若说做规例故事,即成虚套;若说惟恐天下人议其薄,即成矫饰;若说所以劝诱招致,即成权术,如何能感人为服哉!大概人才说着礼,便多摆设在外面,自晋人以后,读书人眼孔,只得如此。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言君子当见几而作,祸已迫,则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张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当以正君为急,此章直戒人君,义亦小异耳。”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则随事而顺理,因时而处宜,岂为是哉?

道个“礼”,便具变化之理;道个“义”,便具神明之用。

大人察理之精,又与大贤以下不同,所谓“可与权者”也。

礼便是事之理,义便是时之宜,礼义之原虽在吾心,然无其事、非其时,礼义亦无从见一有事、一当时,便有个礼义在,分拆不得。若说以礼从事,以义徇时,却早是两件也。有是迹,即有是心,所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在其人之为之者,亦自其心认以为礼义而误,故曰“察理不精”,非拘迹者乃为非礼非义,而会之心者方为真礼义也。良知家看得天下一切有为之迹,皆是外假,惟吾心之知觉,为良知,为天理,是即名礼义,不知圣贤之礼义,正在事与时上看事得其理,时中其宜,吾心之礼义乃完;若于事与时察之不精,凭心妄断,冥行自是,正所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也,此处正须辨析。

不为非礼义之礼义,言其于礼义知之极精也。平常中自有至精之礼义,奇异脱略中亦多非礼义之礼义,岂必不事小节,惊骇非常,而后为大人之礼义哉!在外面有非,在里面亦有非,大处有非,小处亦有非,惟穷理知至乃为大人耳。若只到得晋人“礼岂为我辈设”队下,何足与语大人?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乐,音洛。○无过不及之谓中,足以有为之谓才。养,谓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贤,谓中而才者也。乐有贤父兄者,乐其终能成己也。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贤,遂遽绝之而不能教,则吾亦过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间,能几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程子曰:“有不为,知所择也。惟能有不为,是以可以有为。无所不为者,安能有所为邪?”

孟子此言真勘得人心术学问尽。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动以豪杰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顾小节”,此为作用权变。试问作用权变之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推其本领,止云“非义道一介不取与”;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诸侯、有天下,非作用权变尽头乎?然推其同处,止云“行一不义,杀一不辜,皆所不为”。由是观之,圣贤门下,岂有靡所不为之豪杰哉?惟禅与良知家,自谓门风广大,无所不可,故此一流下梢,无不收拾其中,反谓程朱淡薄,留人不住,遂皆归彼而仇此。但观今日诋毁程朱之学者,察其生平,未有不靡所不为者也。

“不为”“有为”四字虚活,随人所见高下移动,如不事生产而成大业之类,一错解,其极如沈袾宏之七笔勾[1],有不为人伦,而后可成佛作祖矣。故朱子引张子仁义之说以实之。但此个关系,正在所见上辨,故程子下“知所择”三字。朱子曰:“横渠先生云:不为不仁,则可以为仁;不为不义,则可以为义。”

人必见道分明,而后能肩荷重任,有所不为,则于公私义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间,灼然截然,无毫发疑蔽,故可以有为,非仅谓淡泊宁静,却纷守素也。程子“知所择”三字,义极精,道极大。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此亦有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已,犹太也。杨氏曰:“言圣人所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称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行,去声。○必,犹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于信果,但义之所在,则必从之,卒亦未尝不信果也。○尹氏云:“主于义,则信果在其中矣;主于信果,则未必合义。”王勉曰:“若不合于义而不信不果,则妄人尔。”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看“者也”句法,是指示诱人使近,而“不失”二字,中藏有扩充知能实际,若体认不真,竟堕良知家坑堑矣。

“其”字即在“大人”身上说。

“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实,非扬大人之神奇也。道个“不失”,正从学问扩充经纶精细处看出,非赞其不学不虑也。曰“不失”,谓全其赤子时纯一无伪之体,非以赤子之心作比喻也。后人讲来浑是庄列瞿昙之说,如所云婴儿与婆婆和和者,直与孟子之道冰炭矣。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养,去声。○事生固当爱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于送死,则人道之大变。孝子之事亲,舍是无以用其力矣。故尤以为大事,而必诚必信,不使少有后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诣也。深造之者,进而不已之意。道,则其进为之方也。资,犹借也。左右,身之两旁,言至近而非一处也。逢,犹值也。原,本也,水之来处也。言君子务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识心通,自然而得之于己也。自得于己,则所以处之者安固而不摇;处之安固,则所借者深远而无尽;所借者深,则日用之间取之至近,无所往而不值其所资之本也。○程子曰:“学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潜心积虑,优游餍饫于其间,然后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则是私己而已,终不足以得之也。”

“深造”有刻入意,有积渐意,有不已意。

“深造以道”有两层义,“以道”是为学次第条目工夫,“深造”乃进取不已。玩语意,两层中又侧重在“以道”上,故注下“而必以其道者”句,其意甚明。盖必“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不则“深造”个甚!人多略“以道”而单讲“深造”,即有及之者,亦泛说得个渐进意,如云君子深造之以渐,不知注中“进为之方”“方”字,确有实事在,此处看得混帐,下面尽他说玄说妙,都无是处。

“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子正鞭策人做以道深造工夫,非教人忽然寻个“自得”也。脱却“深造”讲“自得”既非,脱却“以道”讲“深造”亦非。

学者到左右逢源,直是一团天理受用不穷,然要非勉强安排之所能致也。只涵泳三“则”字神情,便有默识心通,自然而得气象。

到左右逢源处,更不分内外精粗,亦不见生熟甘苦之迹,却自不离故处。

“自得”之中,其火候固自不同,及到左右逢原地位,又只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极。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言所以博学于文而详说其理者,非欲以夸多而斗靡也;欲其融会贯通,有以反而说到至约之地耳。盖承上章之意而言,学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径约也。

学必至反约乃为自得,然非博而详说,则无由约也。

“博”“约”是对待尽头,其中用力却在“详说”,说之会通处即“约”,非博之外别寻个约也。博而不详说,与不博同病,顿悟直指,与训诂记诵,总无是处。今人每谓学何必讲,只行去便是,不知其行处都是错也,不然,夫子何以又忧学之不讲乎?即以文章喻之,空疏与饾饤总谓之不通,通者约也,空疏则无可讲究,饾饤则不知讲究,多读书而精讲究,则通矣。

博学详说,非旁杂之谓。

有谓聪明之有馀者,抑之使但从事于身心,其气必有所不降,惟纵之使往而无所睹,则力已疲而意亦悔。先生曰:“圣贤日苦误人如是,万一力不疲,意不悔,岂不陷之耶?直是乱道!”

昔之邪说,但有约而无博,近知其说之不通,又变为先约而后博,谓圣门一贯,是初入门工夫。得此头脑在手,然后去格物穷理,自以为包罗巧妙,不知其与圣贤所言,处处悖谬,学者平心体会,自见其妄,不须深辨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声。○服人者,欲以取胜于人;养人者,欲其同归于善。盖心之公私小异,而人之向背顿殊,学者于此不可以不审也。

战国惟以并吞为事,诸侯相尚以力,其所效法并是桓文之粗者,故上孟以力德言,此章即前意而深之。讲到桓文精处,凡其定周朝王,急内攘外,无非以善服人,到底谁肯服来?此直说得精微,辨得王霸彻。霸以桓文为极,王以汤文为极,皆主诸侯服诸侯言,故“人”字断,指诸侯讲。

孟子服人,皆言王霸之辨,故朱子云:“以善服人,如张华谋吴,恐其更立令主之类;养人,如汤遗葛牛羊为之耕之类,张南轩亦以齐桓首止、晋文践土证‘服人’,则‘人’字自当指诸侯言为是。”

“养”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归,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谓也。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或曰:“天下之言无有实不祥者,惟蔽贤为不祥之实。”或曰:“言而无实者不祥,故蔽贤为不祥之实。”二说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阙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亟,去吏反。○亟,数也。水哉水哉,叹美之辞。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舍、放,皆上声。○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涌出之貌。不舍昼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满也。科,坎也。言其进以渐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渐进以至于海;如人有实行,则亦不已而渐进以至于极也。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浍,古外反。涸,下各反。闻,去声。○集,聚也。浍,田间水道也。涸,乾也。如人无实行,而暴得虚誉,不能长久也。声闻,名誉也。情,实也。耻者,耻其无实而将不继也。林氏曰:“徐子之为人,必有躐等干誉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邹氏曰:“孔子之称水,其旨微矣。孟子独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尝以闻达告子张矣,达者有本之谓也,闻则无本之谓也。然则学者其可以不务本乎?”

从原而渐进而放海,节节有工夫境界。

只是说水,而雨未即水也。雨所以为水者,似雨为水之本矣,而雨之来无端,此无本之水之始耳,未可以为即是水,而固不得谓水之本也。人之得声闻亦必有其因,而因即无本,犹夫雨也不可谓声闻之本情也。

“声闻过情”便已足耻,固不必俟其溃败决裂也,然溃败决裂必随其后,如响之于声,影之于形,所以君子不敢蒙过情之名,此方是圣贤为己之学。

君子之耻,本不为爱护声闻,因涸可立待,而益加儆动耳。

“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古人之所谓声闻也。今人以臭腐尴尬之物亦名之为声闻,已足耻矣,况又有不实者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几希,少也。庶,众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耳。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众人不知此而去之,则名虽为人,而实无以异于禽兽。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战兢惕厉,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物,事物也。明,则有以识其理也。人伦,说见前篇。察,则有以尽其理之详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伦尤切于身,故其知之有详略之异。在舜则皆生而知之也。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则仁义已根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出。非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所谓安而行之也。此则圣人之事,不待存之,而无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圣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义行,存者能之。”

“几希”,只言所争无多耳,村学究竟解作“实”字,遂有云几希之统者,岂不大谬!

“几希”二字,前辈谓是形容少字义,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然如时解动云存心,则更谬矣!本注谓“全其性”,尹氏总注谓“存天理”,后章注谓“天理常存”,未常有存心之说。所谓“忧勤惕厉”,亦说“存”字,不指所存者也。

“存之”“之”字指“几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即下章总注“忧勤惕厉”之意,亦谓列圣以此去存之耳,非谓存此忧勤惕厉之心也。

不但包贯下章帝王师相,实孟子自任道统之重在此。“存之”二字,正有忧危心事惕厉工夫。

明察虽生知不废功力,看中庸“大智”节自明。

舜之“由仁义行”,如规矩之于方圆,合下便如此。只缘圣人践形,其耳目口鼻四肢,浑是一团天理,所以如此,人着意推高大舜,便似以仁义为糟粕蝉蟾,却又错了。要之舜便是仁义,不是仁义之上更有舜之精妙在也。

生安只在明察由行处不同,庶物人伦仁义,人人未尝亏欠。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恶、好,皆去声。○战国策曰:“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书曰:“禹拜昌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执,谓守而不失。中者,无过不及之名。方,犹类也。立贤无方,惟贤则立之于位,不问其类也。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而,读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视之犹若有伤;道已至矣,而望之犹若未见。圣人之爱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满足,终日乾乾之心也。武王不泄迩,不忘远。泄,狎也。迩者人所易狎而不泄,远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汤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条之事也。时异势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则其理初不异矣。坐以待旦,急于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历叙群圣以继之;而各举其一事,以见其忧勤惕厉之意。盖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称,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谓武王不能执中立贤,汤却泄迩忘远也。人谓各举其盛,亦非也,圣人亦无不盛。”

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尚是利害第二层义,只当下便有间,是圣人存心之密。

迩远所指者广,故不下注脚,朱子云“通人与事而言”,其义该矣。有谓岐丰迩,邶鄘卫远,始克商迩,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远,直是粗凿。或者又欲尽空而归之心体,更入邪禅矣。又有谓武王不只此一事,不可粘定迩远,亦不然。程子云云,恐人执煞,反疑圣人互有得失,故于言外发此意耳,非谓不泄迩忘远可作通融影子话头也。

远迩,有人有地、有事有候,不泄不忘,正指圣人心法精微无所不到处。

此心同,此理同,二语人多误混。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甚不同,所谓心同者,只同其忧勤惕厉处;所谓理同者,只同此事物当然之则。圣人正于不同处推求得尽,执两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为真同。孟子说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圣人相传本天之学也。异流本心起教,便将此不同之心认为良知天理,自以为凭此施设,无非圣人作用,更不须讲究事物之理,傲然横冲直撞,可以宇宙由我,不知只此一点空疏无忌惮之心,已与圣人绝远。心既不同矣,何从而得理之同乎!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因而笔削之。始于鲁隐公之元年,实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乘,去声。梼,音逃。杌,音兀。○乘义未详。赵氏以为兴于田赋乘马之事。或曰:“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名之也。”梼杌,恶兽名,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取记恶垂戒之义也。春秋者,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此三者皆其所记册书之名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之时,五霸迭兴,而桓文为盛。史,史官也。窃取者,谦辞也。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意亦如此。盖言断之在己,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历叙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

“王者之迹熄”,不是说诗因迹熄而诗亡。诗亡后王者之事不行,其是非得失,无复著于天下,传于后世,故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所以存王迹之熄,非以继诗教也。如专为诗教亡而作,则孔子自有删诗之功,与春秋无涉,人但讲经义相比附代起,失其旨矣。若谓诗教则至今不亡,当时那得亡?故注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正以见王迹之熄也。

春秋继王迹,不是继诗。诗亡只是天子下夷于诸侯,而雅降为风。所以降为风,缘天子无政教号令行于天下,不过王国一国之诗,故只可列风而不可入雅也。若谓诗篇亡,则东迁后之诗仍有,若谓诗教亡,则孔子自有删诗之功,春秋不可以存诗教也;即雅降为风,亦道理自然不可易,不然,圣人删正诗教,何难升风而为雅?盖升降之故在政教号令,不在诗也。

诗亡只是王迹熄之征,不重诗也,若谓诗与春秋义例并重,则孔子未尝不删诗,诗何尝亡哉?王风降而雅亡,政教号令更无行者,此春秋所以存王迹,非继诗也。

王迹熄后,诗尚多见于经者,不可谓诗竟亡也,第雅亡而王国之书降为风耳。其降也亦非删诗者能降之,盖王政不行,则朝廷无制作,公卿无献纳,独有民俗歌谣犹存,不得不系之风也。

人见注中“雅亡”二字,便道诗以雅为尊,可谓粗矣。雅亡者,王降为风也。王降为风而雅亡,因政教号令不行于天下也。春秋存王者政教号令之道,所谓其义窃取也,于诗何与哉?若谓继诗经,则全诗当存,岂独雅耶?

诗亡,只是迹熄之征,王教不复行于天下,故春秋之义不得不取,诗与春秋本无关连也,强为牵合,徒见支离。近世儒臣解经,援春秋诗易,分配凑合以为巧,亦好奇之过,于义实无所取。

春秋固为诛乱臣、讨贼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举许多典章制度在,故注云“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义始完备。自苏明允著春秋论,只说得是非赏罚,今人往往脱却半边。

义者何?即王者也。王者何?天也。天者何?即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也。东维子自谓得史义,而正统一论,惑于一时之私,而不知百世不易之道,正反春秋之义而犹啜啜于当时,以瑕戮人,不知其非,非侯城生之辨论,千古岂复有春秋乎?故论史学,当先明“义”字,自迁固以来,但知有“事”“文”二字耳。

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时之义,实举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所存者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难孔子之事亦不止春秋。继上章而言其大者,故从王迹说起,盖诸经为孔子之教,而春秋则孔子之政也。

此章是一篇春秋缘起,大意尽更了然。圣人心事,明白显易本如是,后来学春秋者,无虑数十百家,皆穿凿傅会,只向一字半字寻活计,说得圣人朝三暮四,神头鬼脑,不成个分段。以胡文定之严正,犹且不免,朱子所以谓“只恐地中夫子家奴出来,说夫子当时意不如是”尔。

解春秋依胡氏讲,褒贬予夺,不无难通之处,然其大指正大,说自不朽。后人指摘一二龃龉节目,便欲尽废其说,谓孔子止用鲁史旧文,据事直书,毫无所更改,然则春秋只一鲁史之功耳。即乘与梼杌,亦何尝不据事直书,而是非自见者,岂亦得比于春秋乎?看孟子此章下二节,其理昭然,乃为攻胡氏而并疑及孔子,更可笑也。

谓春秋逐字褒贬,如先儒之说,固不无穿凿傅会之失,然后儒一举而空之,谓因史文无损益,是又因噎废食也。圣人笔削,必无丝毫之不当其衡,但事远义湮,自难以后世律例为断耳。

后世如温公之通鉴,史例也,朱子之纲目,经例也。温公只详于记载,至于尊攘予夺之义,全未见在,得朱子纲目凡例一卷,而后大义炳如日星,朱子于通鉴又何尝辨一事、翻一案以为异同也。要知才经圣人手中,便可为天下万世之法,后人读“星陨如雨”传,便要求未删春秋,岂不是痴人说梦耶!须知未删春秋,也只是今之春秋耳。

古人说经各有所发明,然其发明都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来,故门户不同,而指归画一,总以群言淆乱,故折衷于正耳。今人未望见古人墙壁,便好论经学,必翻驳先儒,逞其穿凿傅会之臆说,是既正之后,又生淆乱,正孟子所谓“一治一乱”也。学术之坏,总由不信先儒真知力行耳,何尝有遵先儒之经说而得过者乎?故余每见今人著书说经,便心知其非。

诗教之所以关王迹,正与春秋义同。褒贬并列而赏罚存,贞淫并列而劝惩见,其义一也。鄙儒乃以诗为有贞而无淫,则春秋亦当著忠孝而隐乱臣贼子矣。[2]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泽,犹言流风馀韵也。父子相继为一世,三十年亦为一世。斩,绝也。大约君子小人之泽,五世而绝也。杨氏曰:“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服穷则遗泽寖微,故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私,犹窃也。淑,善也。李氏以为方言是也。人,谓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时,方百四十馀年,而孟子已老。然则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虽未得亲受业于孔子之门,然圣人之泽尚存,犹有能传其学者。故我得闻孔子之道于人,而私窃以善其身,盖推尊孔子而自谦之辞也。○此又承上三章,历叙舜禹,至于周孔,而以是终之。其辞虽谦,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辞者矣。

圣人之泽,不在“五世而斩”例内,孟子只取其去圣之近耳。

历叙群圣,至此自任得统意,已自分明,却仍归尊孔子,谓幸而世近有传人,得闻大道,其自任意,正在自谦处,即末章“世未远、居甚近”意,正在自谦处领会。上一句,似有恨于不及亲炙,而当时亲炙者,未有足与斯道之传。直待孟子以私淑当见知之任,与末章世未远、居甚近意相照,此旨隐然言表。[3]

看“私淑诸人”四字,则曾思以来,虽源流井然,不足当此任也明矣。朱子之学,受之延平,推而上之,豫章龟山,亦源流井然,然序统则直承程子,盖龟山豫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

玩两“也”字,有歉恨意,有欣幸意,有自解以兴起后世意。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先言可以者,略见而自许之辞也;后言可以无者,深察而自疑之辞也。过取固害于廉,然过与亦反害其惠,过死亦反害其勇,盖过犹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华受五秉之粟,是伤廉也;冉子与之,是伤惠也;子路之死于卫,是伤勇也。”

逄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逄,薄江反。恶,平声。○羿,有穷后羿也。逄蒙,羿之家众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后为家众所杀。愈,犹胜也。薄,言其罪差薄耳。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并音扶。去,上声。乘,去声。○之,语助也。仆,御也。尹公他亦卫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心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称也。金,镞也。扣轮出镞,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则必无逄蒙之祸。然夷羿篡弑之贼,蒙乃逆俦;庾斯虽全私恩,亦废公义。其事皆无足论者,孟子盖特以取友而言耳。

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义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

第二节,孟子引此止取善取友之得报,以证羿亦有罪之义,庾斯所处之是非,固不论也。

第二节只就“取友”上说,程子曰:“学不讲文义,全背远去,理会文义者,又滞泥不通,如子濯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师意,人却就上面理会事君之道,如何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美妇人。蒙,犹冒也。不洁,污秽之物也。掩鼻,恶其臭也。虽有恶人,齐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齐,侧皆反。○恶人,丑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丧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者也。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言事物之理,虽若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犹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也。然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矫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为恶、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恶、为,皆去声。○天下之理,本皆顺利,小智之人,务为穿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而导之,未尝以私智穿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润下之性而不为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虽高,星辰虽远,然求其已然之迹,则其运有常。虽千岁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于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岂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凿为哉?必言日至者,造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也。○程子曰:“此章专为智而发。”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若用小智而凿以自私,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程子之言,可谓深得此章之旨矣。

此章论智,非论性也。开口便道“天下之言性”,未尝言天下之性也,凿便是天下之言性,便是所恶于智者,只反覆说明此意。

此章谓为智而发,以开口便说“天下之言性也”,言性而不知言故,不知故之本利,即是不曾知性而穿凿以求胜耳。

或疑此章主言性,不专为智而发,不知从来言性者,孰不因用智穿凿错却。孟子言“四端”便是故,言“乍见入井”便是利,乃所以为大智也。然则程子专为智发之云,正对告子及荀杨韩苏诸言性者而说耳,奈何看成两件乎?况既知言性为主,便不是性为主矣。“智”字正从“言”字生来,如何以矛刺盾耶?

大意为智者而发,如金溪慈湖江门馀姚,其不识“性”字,总坐穿凿之病耳。

异端言性都从无处说,吾儒都从有处说,故孟子言性只就“情”字到推上去。

孟子言性只言情言端,正是故与利处。

故者以利为本,不是既有故又有利,只凡为故者必利,但言性者必当指其利处言之耳。凡人为恶必涩,为善必滑,为恶必曲,为善必直,乍见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恻隐之心,忽然而感,卒然而应,固非意之能使为不利,亦非意之能使为利也。荀子言“性恶”,只坐不知利,因不知有故耳。

荀子云“性恶”,彼亦以为故也,故必以利为本。

利不是人去做造出来,正是自然如此。

险阻艰难亦是利。

利,只是人之生也直。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公行子,齐大夫。右师,王欢也。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欢言,孟子独不与欢言,是简欢也。”简,略也。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朝,音潮。○是时齐卿大夫以君命吊,各有位次。若周礼,凡有爵者之丧礼,则职丧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历,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师未就位而进与之言,则右师历己之位矣;右师已就位而就与之言,则己历右师之位矣。孟子右师之位又不同阶,孟子不敢失此礼,故不与右师言也。

入门从右师看出,只有一右师;入门从诸臣看出,便有无数目中之右师。

众人意中,只有右师,无孟子。右师意中,有孟子,无众人。孟子意中,并无右师众人。聚在一堂之中,面目不同,意态亦别。

玩两“有”字,原不止两项,总是诸大夫无一不争趋进退耳。错综嘈杂,一堂如画。

“有进”二句,总形容当时诸大夫无不趋跄贡媚,只留出一孟子作案耳。拙笔便止写得两项人,“有”字“者”字都无描画矣。从两项中写出四面来,嘈啁杂沓,淋漓满堂,冷然有一孟子在旁,方与下“皆”字“独”字作照。吾见今日拜尘吠篱,尻高首下,至有为优伶舆隶之所不屑为者,风俗至此,亦君子之耻也。

此辈为右师所厌,此孟子愈为右师所恨也。

欢原看得诸君子轻,故愈求得孟子重;原喜得皆与言浅,故恨得不与言深。[4]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以仁礼存心,言以是存于心而不忘也。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此仁礼之施。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礼之验。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横,去声,下同。○横逆,谓强暴不顺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与犹同,下仿此。○忠者,尽己之谓。我必不忠,恐所以爱敬人者,有所不尽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难,去声。○奚择,何异也。又何难焉,言不足与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夫,音扶。○乡人,乡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无后忧。

心是活物,有道有人,人从道则圣,道从人则狂。仁礼即道心也,以仁礼存心,即吾心中提起道心,为人心之主,非外面别取个仁礼以强制此心也。但“以”字说得着迹,“存”字讲得粗疏,反做成义外矣。

“以”“存”二字,人每以深求失之,犹云“其居心以是”耳。

悻悻于禽兽者,固褊中之小夫,即以禽兽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礼存心之君子也。君子三“自反”中,所以救拔禽兽者至矣,及其奚择、何难,君子甚悲甚痛,更思有安全驯制之道,原未尝于自反外,增一分自是绝物之念也。

有云,晏安败德,庶民之于禽兽,止为专图其便,而妄思自快自遂于天地之间,有志者所大悲。先生曰:“激昂刻厉,皆老学鞭辟刺骨见血之言。余尝于广座,闻人疾礼法而谈脱洒,因语之曰:‘今时上自贵人,下至贱者,其一生汲汲所愿慕而不可得全者,止孟子中九字耳。’问:‘何九字?’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5]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事见前篇。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食,音嗣。乐,音洛。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与犹同。○禹稷身任其职,故以为己责而救之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圣贤之心无所偏倚,随感而应,各尽其道。故使禹稷居颜子之地,则亦能乐颜子之乐;使颜子居禹稷之任,亦能忧禹稷之忧也。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发,而结缨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喻颜子也。○此章言圣贤心无不同,事则所遭或异;然处之各当其理,是乃所以为同也。尹氏曰:“当其可之谓时,前圣后圣,其心一也,故所遇皆尽善。”

“平世”“乱世”,只在圣贤失职不失职上看。

孔孟颜子只无用之之人耳,此所以为乱世也。

“禹思天下”四句,是推出所以“三过不入”之故,不是虚论圣人心事也。若虚论心事,颜子未尝不思,但无“由己”之急耳。

此“思”字是职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颜子之所同,职分之思,禹稷之所独,故“思”字须帖定“由己”讲,不帖饥溺讲。

有谓此与“割烹”章“思”字有别,彼是未任事之思,此是既任事之思,未任之思要见其重,故重在天下,既任之思要见其急,故重在己字。先生曰:“须知伊尹虽未任事,然已有个汤在,汤又有三聘在也。即是当平世也,华阴苏门,亦曰名世任道,吾不知之矣。故此二‘思’字,总在道当任事上看。”

“同道”下单说禹稷而不及颜子,此是孟子文章省文之妙,只用“是以如是其急也”一句,而颜子之所以不急已明。

正在时之异地之异处,看出道之同,颜之乐即禹稷之忧,所谓同也。此犹两人说,如伊尹畎亩之乐,即纳沟之忧,岂有异哉!

须知禹稷颜回同处在本领,有此本领,然后当平世能己饥己溺,当乱世能不改其乐;无此本领,便世用我,何以救斗?即闭户只成个闲人耳。

须看得“道”字分明,圣贤千变万化,只是其道一耳。故论圣贤者,当审其地以明其道为圣贤者,却只审其道之是非,而地之宜然自得,不专主审其地也。

上节说禹稷,更不申说颜子,知此节之专重颜子也。禹稷易地为颜易信,颜子易地为禹稷难信,故“皆”字语势侧在颜子。辨颜子者,孟子自处之道亦见。

禹稷对副,宜举孔子,而举颜子者何?孔子三月治鲁,人犹及信,颜子平生未见施为,尤难信也。禹稷同颜子人所易知,章意固侧重颜子耳。举颜子则孔子不消说,孔子不消说,则孟子自任可知矣。

大意侧重颜子之同禹稷,以禹稷之同颜子,天下晓然,不消说也,未必信颜子耳。颜子之急生民,其道固无歉,亦须易禹稷之地乃得,若谓箪瓢陋巷时,即是急生民,须推进一层说,不然,却看小了“道”字也。知道则急生民在其中,急生民不足以尽道。

通章大意,原为颜子一边人发,故语脉皆侧注这边。讲禹稷处显明,讲颜子处含酝,正是侧重也。披发缨冠只喻“急”字,“是以如是其急”,上文已说明,末两节正喻颜子之“是以如是其不急”,结明大意耳。

全理上已说尽,此只以喻言结之,两两相形,其义自见,是孟子文章酝藉处。

孟子只为出处立论,故止取颜子与禹稷较耳。若论其地不同,则禹之与稷,亦自不相通。若易地皆然,则尧舜皋契无不皆然也。[6]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匡章,齐人。通国,尽一国之人也。礼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好、养、从皆去声。很,胡恳反。○戮,羞辱也。很,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责以善而不相合,故为父所逐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贼,害也。朋友当相责以善。父子行之,则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为,去声。屏,必井反。养,去声。○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属,但为身不得近于父,故不敢受妻子之养,以自责罚。其心以为不如此,则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于众所恶而必察焉,可以见圣贤至公至仁之心矣。杨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与之绝耳。”

“是则章子已矣”,此句正对“通国皆称不孝”说,上文反覆辨白其不孝之冤,却说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还他本等,是不断之断;而孟子之与游、礼貌,是不绝,不是取之,亦已不答之答。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与,去声。○武城,鲁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门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诚恭敬也。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犹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尝舍于沈犹氏,时有负刍者作乱,来攻沈犹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与其难。言师宾不与臣同。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微,犹贱也。尹氏曰:“或远害,或死难,其事不同者,所处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系于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则皆能为之。”○孔氏曰:“古之圣贤,言行不同,事业亦异,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学者知此,则因所遇而应之;若权衡之称物,低昂屡变,而不害其为同也。”

储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瞷,古苋反。○储子,齐人也。瞷,窃视也。圣人亦人耳,岂有异于人哉?

或云,君臣之间,一怀伺察之心,则上之不能行其道,而下之不能安其身。况乎来瞷之人,非阴残之奄夫,则阘冗之末吏,颠倒是非,荧惑闻见。君子惴惴焉惟求免患,而小人外矫公忠之貌,内结左右之人,誉言日闻,而贤者之去决矣。先生曰:“看孟子答语,则齐王之使瞷,虽疑亦惊重高奇之疑,非忌猜苛核之疑也。此不但说坏齐王,并说得孟子答词亦权诈。然其发挥人君伺察臣下过失之害,直可作一则伟论,为黼扆之鉴。盖当时有大司马受一边帅荔枝金带,及他重贿,次日上殿,忽呼问昨某总兵金带花样佳乎?司马伏地不能对,奄掖之出,次日即疏告病去。又首辅玉带甚不堪,屡命易之。一日有鬻玉带者,玉色制作俱绝妙,门客估值以千数,而索价止三百金,群劝取之。相欲售,忽心动自止。一日朝退,骇谓门客曰:‘几为公等所误。今日主上所御,即前带也。’以是益荷隆眷。然司马虽非人,而相实权奸,伺察之无当而有大害如此。”[7]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施,音迤,又音易。墦,音燔。施施,如字。○章首当有“孟子曰”字,阙文也。良人,夫也。餍,饱也。显者,富贵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顾,望也。讪,怨詈也。施施,喜悦自得之貌。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观,今之求富贵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见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赵氏曰:“言今之求富贵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骄人于白日,与斯人何以异哉?”

或云:孟子特发此论,不是痛骂世人,还是悯惜之意居多。晨钟之击,山泉之响,使人猛下省发,急加荡涤,若一味骂倒,圣贤不如是绝人已甚。先生曰:“不然。骂至乞,痛骂之极矣,大声疾呼以痛骂之,人尚未之或醒,故痛骂正是悯惜,非绝人已甚也。骂至乞人而尚不是骂,必如何而谓之骂耶?昔人问乞恩例,程子曰:‘只为如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惯,动不动又是乞也。’以是观之,其不以乞为骂也亦久矣夫。”

人只是志趣不同,君子志贤杰,惟恐贤杰之不尽;小人志势利,惟恐势利之不尽。志贤杰不尽得,则读书尚友以求之;志势利不尽得,则钻刺攀援走空脱谎,直靡所不为矣。齐人尚属虚言,今人竟成行实。

未败露时之骄,满面都是富贵相,既败露后之骄,满面都是乞儿相,究竟富贵之于乞儿亦何分别!近来直以乞骄人,又骄术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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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袾宏 原作“宏袾”。按,沈袾宏即云棲袾宏,字佛慧,号莲池。

[2]此则据吕子评语卷三十一补。

[3]“正在自谦处领会”以下,据吕子评语卷三十一补。

[4]以上六则据吕子评语卷三十一补。

[5]此则据吕子评语卷三十一补。

[6]此则据吕子评语卷三十一补。

[7]此则据吕子评语卷三十一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