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 泰伯篇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周大王之长子。至德，谓德之至极，无以复加者也。三让，谓固逊也。无得而称，其逊隐微，无迹可见也。盖大王三子：长泰伯，次仲雍，次季历。大王之时，商道浸衰，而周日强大。季历又生子昌，有圣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于是大王乃立季历，传国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为文王。文王崩，子发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当商周之际，固足以朝诸侯有天下矣，乃弃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则其德之至极为何如哉！盖其心即夷齐扣马之心，而事之难处有甚焉者，宜夫子之叹息而赞美之也。泰伯不从，事见春秋传。
论文王至德，便讥武王非圣人；论泰伯至德，便要周旋太王不曾翦商，连此章注语，亦老大不以为然，此正后儒满肚皮后世私心，不可与论圣人也。三代以前，原无谋取天下之事，无论圣人如太王、武王，即当时庸众诸侯，曾有谋取天下不成，而事败伏诛者乎？固不必以此疑太王也。翦商二字，是就周家功德人材与太王作为规模而言。三代圣人，皆以天命人心为重，有天下为轻，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为，太王、武王同也。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诸侯、有天下，泰伯之所同，而泰伯不为，此泰伯之所以为至德也。故太王翦商，武王伐纣，与后世取天下心肠，天悬地隔。竖儒先看得翦商伐纣，与后世取天下无异，故朱子与陈同甫论汉唐之君，不可以接三代，宁可千年架漏，正为此也。若谓太王迁岐在小乙之世，高宗复兴者六十年，不可谓衰！此皆后世取天下议论也。殷之衰也，始于雍己，而兴于太戊；至仲丁、外壬复衰，而再兴于祖乙；至南庚复衰，而三兴于盘庚；小辛复衰，而四兴于武丁；至祖庚、祖甲一衰，不可复矣！此商家兴衰始末也。然则太王迁岐之时，商已四衰矣。武丁虽贤，仅足以支六十年；周家积功累仁，其兴勃焉。天命人心之际，圣如太王，有不知之者乎？且古之兴衰，论德不论势，德盛而归之者多则为兴，德失而归之者少则为衰。文王三分有二，原是纣之天下，未尝割据而有也，然则太王德盛而人归，其为翦商何疑？善乎朱子之言曰：泰伯之心即夷齐之心，天地之常经也。太王之心，即武王之心，古今之通义也。圣人未尝说一边不是，须见得二者并行而不相悖乃善。此义非特今之庸儒不知，其误实始于元儒金仁山，仁山又得之王鲁斋。鲁斋求其说而不得，则曰，朱子用古注，未及改也。及语录与注吻合，则仁山又曰，语录出门人所记，恐不足以证集注。呜呼！朱子之学之失传，岂待今日哉！仁山金氏曰：“按诗太王‘实始翦商’，不过谓周家翦商之业，自太王始基之耳。且太王迁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立[1]，殷道中兴者六十年，历祖庚祖乙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时商未衰也，太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况太王前日，犹能奔国于狄人侵豳之时，而今日乃欲取天下于商家未乱之日，太王之心，决不若此其悖也。”
君臣之义，原为天下而有，太王为天下而翦商，武王为天下而伐纣，泰伯为天下而让位，王季为天下而受命，其义一也。故诗曰：“帝作邦作对，自泰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作邦作对”而曰自泰伯，则泰伯之宜有天下可知；称王季则曰友兄锡光受禄，言承泰伯之意，能笃周之庆，而受天命，以彰其知人之明，为让德之光，则翦商亦泰伯所遗也。泰伯自不欲为，且见王季之足以有为，故三让以自全耳。朱子谓：“太王欲立贤子圣孙，为其道足以济天下，非有爱憎利欲之私也。故泰伯去之不为狷，王季受之不为贪。”又云：“论其志，则文王固高于武王，而泰伯所处又高于文王；论其事则泰伯王季文武皆处圣人之不得已，而泰伯尤表里无憾。”又云：“二者须见得道并行而不相悖乃善。”合此数条观之，足以见集注之无疑，金仁山不明此义，自以其人欲之心胸，妄疑古圣人之大义，与后世取天下并论，不知此中正相反。太王翦商，子孙以此颂其祖而不为嫌，岂数百年中圣君贤相、名卿学士，无一人知修饰订正之，而待今日为之斡旋洗刷乎？盖事出天理，本无可讳避也。若莽操之篡夺，必以功德禅让自文，今欲为太王去翦商之名，是以莽操见识看太王也，乃反议集注未改。此以庸夫之腹度圣人耳，岂足与读集注哉！
有谓迁岐时文王未生。曰：此是金仁山说。要之未有文，看太王王季气局，也定翦商矣。
伯夷叩马，武王伐商，俱是圣人天理极至中事。太王原非阴谋，只是辞不得；泰伯原非谓商不可翦，只是自不欲承当，两者本自合辙，说坏一边固非，周旋两边亦非也。孟子谓“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诸侯、有天下”，如俗儒言，则凡圣人得百里而君，即非朝廷之福，即非至德，不则孟子之言悖矣！王鲁斋、金仁山皆不识此理。
泰伯于古今之通义，天地之常经，实见得并行而不相悖，但这边事自有人承当，自己斟酌却须如是乃安，而行之又极尽其善，所以为至德。若泰伯原只见得一边道理，又何须云“以天下让”耶？
三让则让之诚，以天下则让之大，而又隐晦其迹，非有为名之累，所以为至。逃父文身，本非正理，必须行权，乃为得中，故曰“处君臣父子之变”，此“变”字言礼之变，非变故之变也。
圣人之德之至，皆是从变处看出，盖人之处变每易有不尽分处，而能变而不失其权，此圣人之所以为至德也。太王之翦商，固古今之通义，而泰伯之不从，又天地之常经，所谓即夷齐叩马之心，而难处有甚焉者。时解只道得泰伯曲意弥缝，仅存注中“泯其迹”三字，不见此义，则其与许务臧札相去几何？
父子君臣，其义一也，惟泰伯不能两全，所以为难。
“无得而称”，不是民之不能称泰伯，亦不是泰伯不使民称，只是其行甚高，所谓知我其天也，其迹又泯，所谓荡荡无名也，民虽欲举一端以颂之，不可得耳。
泰伯在武丁时，即早知天命去留，此其所以无得而称，而德极其至也。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葸，丝里反。绞，古卯反。○葸，畏惧貌。绞，急切也。无礼则无节文，故有四者之弊。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君子，谓在上之人也。兴，起也。偷，薄也。○张子曰：“人道知所先后，则恭不劳、慎不葸、勇不乱、直不绞，民化而德厚矣。”○吴氏曰：“君子以下，当自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节与上文不相蒙，而与首篇慎终追远之意相类，吴说近是。
此言四者皆德行之美，而无礼以节之，则有是弊耳，非言由礼而生恭慎勇直也。且“恭”字义犹近之，下三句又如何例说得去！
有谓有礼则简故不劳。先生曰：“礼自有繁者，繁亦不劳，劳非繁难之谓，恭而有礼，亦非简之谓。大礼必简，言礼之大者多简耳，非礼主于简也。”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启，开也。曾子平日以为身体受于父母，不敢毁伤，故于此使弟子开其衾而视之。诗小旻之篇。战战，恐惧。兢兢，戒谨。临渊，恐坠；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门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难如此；至于将死，而后知其得免于毁伤也。小子，门人也。语毕而又呼之，以致反复丁宁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没，为终其事也，故曾子以全归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曾子临终而启手足，为是故也。非有得于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体犹不可亏也，况亏其行以辱其亲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孟敬子，鲁大夫仲孙氏，名捷。问之者，问其疾也。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鸟畏死，故鸣哀。人穷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谦辞，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识之也。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远、近，并去声。○贵，犹重也。容貌，举一身而言。暴，粗厉也。慢，放肆也。信，实也。正颜色而近信，则非色庄也。辞，言语。气，声气也。鄙，凡陋也。倍，与背同，谓背理也。笾，竹豆。豆，木豆。言道虽无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为政之本，学者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颠沛之违者也。若夫笾豆之事，器数之末，道之全体固无不该，然其分则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动容貌，举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礼，暴慢斯远矣。正颜色则不妄，斯近信矣。出辞气，正由中出，斯远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尹氏曰：“养于中则见于外，曾子盖以修己为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细，则有司存焉。”
三者修身之要，为为政之本，动正出，正有工夫，斯远斯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动正出之前，有居敬涵养，临动正出之际，有慎独省察，此修身之本于诚正也。
“斯”字合下，便须如此，所以可贵，其根本全在存养精熟，乃能得此。
朱子曰：“‘斯’字来得甚紧。”斯远暴慢，犹云便远暴慢。又云：“道之所以可贵，惟是动容貌自然便会远暴慢，正颜色自然便会近于信，出辞气自然便会远鄙倍，所以贵乎道者此也。”盖所以能一动正出而自然便会者，皆操存省察，无造次颠沛之违所致也。曾子举个现成样子，谓君子必须如此，“所贵”二字，即勉敬子以此三者操存省察。
“斯”“矣”二字，正见可贵，须知有半部大学，格致诚正修平，日用力工夫在。
“辞气”之“气”，即指言语之声音神韵，若云辞本于气，此“气”字则养气之气，有大小本末之不同。况此两字并联，亦不得横生出侧重“气”字之说。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校，计校也。友，马氏以为颜渊是也。颜子之心，惟知义理之无穷，不见物我之有间，故能如此。○谢氏曰：“不知有馀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为在己，失为在人，非几于无我者不能也。”
纯乎无我，圣人也。尚有人我一间在，颜子也。
“以能问于不能”二句，就学问上说；“有若无”二句，就器量上说。
颜子之不校，浑然无非天理；晋人情恕理遣，总是私心；唐人唾面自干，一发世情狡狯矣。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与，平声。○其才可以辅幼君、摄国政，其节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可谓君子矣。与，疑辞。也，决辞。设为问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节操如是，可谓君子矣。”
两“可以”在平时看。
君百里易，寄百里之命，则上下左右，事事有所嫌疑，周召尚有不相信处，可见难。
自万历以前，宰辅以相倾轧为一局；万历末年以后，以调停私传衣钵护持为一局；至启祯间，则兼此二恶为一局，总以夺人为巧，而己亦易夺，然其所夺者不过禄位耳，何大节之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宽广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可谓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谓远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又曰：“弘大刚毅，然后能胜重任而远到。”
弘毅所以为仁也，而弘毅之体即仁也，不仁不能为弘毅也。
弘毅原从仁出，不弘毅正是仁亏欠处。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在吾分内，仁也。宇宙不是两件事，故“弘毅”二字一滚说，拆开不得。第二句“而”字是侧串，非平对也。
秀才先不识“仁”字，枉读四书；识得“仁”字，则士者仁之具也，弘毅仁之用也，任仁之事也，道仁之运也，七穿八洞，何处不见此理。
子曰：“兴于诗，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立于礼，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成于乐。”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按内则，十年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则此三者，非小学传授之次，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为少矣，特以道学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故能兴起。今虽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况学者乎？是不得兴于诗也。古人自洒扫应对，以至冠、昏、丧、祭，莫不有礼。今皆废坏，是以人伦不明，治家无法，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之乐，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歌咏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
此三“于”字与“志道”章“于”字相似而实不同。彼“于”字是着力字，粘上一字读；此“于”字是指点字，粘下一字读。盖彼在工夫言，此在功效言，但将“兴”“立”“成”三字逗断，思之便见。
古者教人，从小便以歌诗习礼乐为事，直至老死不辍，故能使人志意得广，筋骸强固，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此是甚气象！甚功用！其为兴立成皆不知其然而然，此其所以妙也。
诗礼乐，是古者教人躬行日习之事，非如后世士失其教，无其事而但从书本记诵也。看程子“古成材易，今成材难”一段，可见三代以后，人材之卑在此，三代之终不可复，亦在此。如徒以经而已，则今日诗礼乐之经，何尝不存乎？故此章说经学经教便错。
有问胡云峰云，无程子之说，后世不知成材之难，无真氏之说，真以人材为难矣。诗礼乐皆非吾心外物也，其说如何？曰：程子之说，见处极高，功用极大，三代以上圣人之道也。西山之说是就三代不可复以下，设个无聊方便法门耳，然充其义，则必至无诗礼乐亦得矣。不知能得诗礼乐之本，即无诗礼乐，亦能兴立成，此必大贤以上几之，岂可概之中人以下哉？三代圣人教人，必内外交养，本末全备。其为道也，自圣人至中人以下，皆不可废，故其时人材，及治平气象，与后世人材气象，天悬地隔，此有诗礼乐之兴立成，与无诗礼乐而强为兴立成，原自迥乎不同也。繇程子之言，使后有王者，必将讲求三代教人之法，庶几圣人之道得行。若云峰之言，则吾心自有诗礼乐，不必外求，使王者何以陶铸人材，兴起教化哉？要其弊，不出异端俗学二种。凡以此章为经学者，俗学之见也，彼看诗礼乐固自轻浅；以为心学者，异端之见也，彼亦看得诗礼乐轻浅。然俗学之轻浅，犹不敢畔道；若异端之轻浅，则敢于无忌惮矣。盖诗礼乐本天，兴立成本心，必心本于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谓吾心自有兴立成，吾心自有诗礼乐，即以心为天矣。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礼乐崩坏，然礼书犹有存者，制度文为尚可考寻，乐书则尽缺不存。后之为礼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乐尤甚焉。今世所行，大抵郑卫之音，杂以夷狄之声而已，适足以荡人心，坏风俗，何能有补乎？然礼乐之制虽亡，而礼乐之理则在，故乐记谓：制礼以治身[2]，致乐以治心，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庄敬者，礼之本也；和乐者，乐之本也。学者诚能以庄敬治其身，和乐养其心，则于礼乐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诗虽云难晓，今诸老先生发明其义，了然可知，如能反复涵咏，真可以感发兴起，则所谓兴于诗亦未尝不存也。”云峰胡氏曰：“无程子之说，后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难；无真氏之说，后世遂真以成材为难矣。况诗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间自然之礼乐，礼是敬，乐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民者，对士大夫以上而言，但将“民”字位分画清，则可不可之故了然矣。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却重知，同在庠序学校中，而由者为民，能知者即士大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此，其中稍有聪明者，先王即举而用之矣。
可使不可使，有只在民资质上说者，有只在圣王设教上说者，然惟民之资质如此，故圣王之设教亦然，偏靠一边不得。
“由”与“知”有两事，两“之”字原只一理。
两“之”字只是一理，“知”即是“由”中所以然之故，若看做两件，便是有所隐谩也。
“使由”处，圣人正用全副精神，所知之理已尽，在其中固非别有欺瞒，亦非断然不许明白也。
“可”字训“能”字，此是民自天生如此，非圣人有意于其间。才有意便是使，才使知便害事，强不知以为知，究竟无知者，正是不能使知也。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好，去声。○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
“好勇疾贫”，两者有其一皆足以造乱，缺其一不足以速乱。
勇与贫非乱也，好之疾之乃乱耳。然勇自生好，贫自生疾，则仍是两者为之，季代之失天下，多乃如之人为之也。呜呼！是谁之咎与？
史记一书，好勇疾贫之书也，其流为苏氏父子，降至罗贯中演义而极。近代乱原皆出于此，学者不可以不辨。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才美，谓智能技艺之美。骄，矜夸。吝，鄙啬也。○程子曰：“此甚言骄吝之不可也。盖有周公之德，则自无骄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骄吝焉，亦不足观矣。”又曰：“骄，气盈。吝，气歉。”愚谓骄吝虽有盈歉之殊，然其势常相因。盖骄者吝之枝叶，吝者骄之本根。故尝验之天下之人，未有骄而不吝，吝而不骄者也。
此章大意，甚言骄吝之不可耳，不关才事。若谓有才者不可骄吝，岂无才者不妨骄吝乎？盖缘天下骄吝之病，大约生于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说，云即使才美，即使才美如周公，若一骄吝，则其本已坏，其才直馀事，何足观哉？况乎才未必美，美未必如周公，何以骄吝为也？
金正希云：骄吝非由才，乃其所以无才，故虽如周公，不足观也。圣人岂以一二行掩天下之真才哉！又云：骄吝者无周公之全才，而窃周公之馀才以自美者也。全才不骄不吝，馀才自骄自吝，馀才曷足观也哉？先生曰：“圣人本义，是极言骄吝之不可耳，未尝主才说。正为天下人重视才而轻骄吝，故尽其极，至于周公尚不足观，则才之轻于骄吝可知矣。正希意中只见得才之用大，而骄吝之害小，却正与圣义相背。即谓不骄吝乃成其才美，此亦是言后申明之说，非本节语也。如云全才自不骄吝，则周公之美，岂馀才哉？圣人此言亦欠商量矣。要之禅学以作用为性，如婆罗提所言“八出现”者，遍该法界，故举其体为无善无恶，则其用但有知觉运动。陆子静得之，专重精神魄力，故其教极护短才字。凡为其学者，说内则至于至无，说外则但有极粗之作用耳。惟其于体中打去善字，则用处善从何生？不得已为世法周旋善字，终成假合。故重才而轻骄吝，正为骄吝之不可，亦是事理两障上知解也。王伯安谓苏、张是圣人之资，窥见良知妙用；李卓吾称曹操、冯道为圣贤活佛，皆是此旨。”
骄吝生于才，无才则何骄吝之有？韩子所云“傲虽凶德，必有恃而后行”，谢上蔡所谓“去个‘矜’字不得”者也。然世间骄吝之人，尽有不必有才者，但当责其骄吝，不当丑其无才，假令有才而即可以宽假骄吝之罪，则于周公之才之美，当何如耶？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易，去声。○谷，禄也。至，疑当作志。为学之久，而不求禄，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杨氏曰：“虽子张之贤，犹以干禄为问，况其下者乎？然则三年学而不至于谷，宜不易得也。”
“不至”非必不得谷也，无暇分心及此耳；“不易得”非必无其人也，此世界中难得耳。
科举种子不好，朱子已叹之矣。或云“古人学虑志谷，今人以学求谷”，予谓直是无学耳。时文非学也，今且连时文都弄做不尴尬东西，那得有学耶？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好，去声。○笃，厚而力也。不笃信，则不能好学；然笃信而不好学，则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则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则亦徒死而已。盖守死者笃信之效，善道者好学之功。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见，贤遍反。○君子见危授命，则仕危邦者无可去之义，在外则不入可也。乱邦未危，而刑政纪纲紊矣，故洁其身而去之。天下，举一世而言。无道，则隐其身而不见也。此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碌碌庸人，不足以为士矣，可耻之甚也。○晁氏曰：“有学有守，而去就之义洁，出处之分明，然后为君子之全德也。”
首二句，平分四件，错综互看，更相为用。
逢太平盛世，谁不弹冠思奋者？此不足当“则见”二字也。“则”字之前极重难，本领有毫厘不足，见不得“见”字之际极轻快；本领向来蓄积无疑，到此更不消推敲打点，若有毫厘未足也，则不得。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则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问而告者则有矣。”
不在不谋，合下理当如此，而利害在其中。启祯间以山人而横议疆埸，处士而遥持朝政，门户互相掎灭，而败亡随之，出位之谋，其祸烈如此。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挚，音至。雎，七余反。○师挚，鲁乐师名挚也。乱，乐之卒章也。史记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卫反鲁而正乐，适师挚在官之初，故乐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音空。○侗，无知貌。愿，谨厚也。悾悾，无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绝之之辞，亦不屑之教诲也。○苏氏曰：“天之生物，气质不齐。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则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驯。有是病而无是德，则天下之弃才也。”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言人之为学，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犹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学者当如是也。○程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不得放过。才说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两语相生，两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鞭紧一步耳。惟其精勤是生恐惧，惟其恐惧愈加精勤，一时如此，终身如此，非有前后际也。讲章妄分未得已得，真痴人恶梦矣！
两句总言学当如是耳。玩注中“既”字“又”字，则上句指进取之猛，下句又加儆策持守之严，微分次第，无内外之殊也，注恐人作两节工夫看，故下“其心”字耳。“如不及”亦就其心说，“犹恐失”固是心即有不失之功。在讲章分上句属功，下句属心，已落支离；又有变而尽归之心，尤为混帐！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与，去声。○巍巍，高大之貌。不与，犹言不相关，言其不以位为乐也。
古来帝王，皆不以天下动心，非独舜禹也。以匹夫而有天下，自舜禹始，却无几微沾带，此所以为舜禹耳。
有天下而不与，非轻天下之谓也。程子云：“今人于醉后或更加矜持者，是亦为酒所动也。”当知此义。
心有与处，才有不与处，舜禹须不是一齐放下，毫无挂碍也。看透不与真源，则忧勤胼胝，无非不与之意。
古之天子为天下忧勤，有劳苦而无佚乐，许务之流，畏忧苦而辞天下，是即与之心也。舜禹有天下极其忧勤劳苦，而仍是不与，此其所以巍巍也。
所谓与者，以有天下为乐，此后世帝王之私心，无一不然者也。人要说得高，并将事功都入不与中，不知圣人惟其为天下忧勤，所以不与。
不与不是轻视天下也，汉武闻不死之术，曰：“嗟乎！吾视弃妻子如敝屣耳。”此亦算有天下不与否？固无论战争吞并，纯是私意。看巢务薄四海，畸人胸中，正多一层沾滞耳。
只见得妙明圆净，本体如如不动，便是超出三界，此和尚之不与，与圣人毫无干涉。和尚反面，止与庸妄贪痴沉溺者争较圣凡，不知此正与庸妄同胎共命处。圣人反面，却正与英雄畸士及和尚等见识争较是非耳。盖圣人之不与，天也，道也，故其不与皆敬畏；异此而言不与，皆心也，止是心不与，却是无忌惮，其不与正看得天下极重。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唯，犹独也。则，犹准也。荡荡，广远之称也。言物之高大莫有过于天者，而独尧之德能与之准。故其德之广远，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成功，事业也。焕，光明之貌。文章，礼乐法度也。尧之德不可名，其可见者此尔。○尹氏曰：“天道之大，无为而成。唯尧则之以治天下，故民无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业文章巍然焕然而已。”
德有存主者，有潜布者。
“德”字兼内外说，如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是也。粗者说被暨，细者只说心，原扶一边倒一边矣。
“则”字是准则，非法则意。
“无能名”，不是相忘不言。
无能名若说做淡忘冥漠，便堕黄老家言，是无名，非无能名也。
上节言其德，故曰“民无能名”；下节指其勋业，正谓可得而名者此耳。仍要牵合无名则天，不分德业，一派混话，皆讲章不通之说。
德不可名，可见者此尔，是功业文章，乃民能名者也。仍归一无名，是老生常谈。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声。○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书泰誓之辞。马氏曰：“乱，治也。”十人，谓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一人谓文母。刘侍读以为子无臣母之义，盖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内。或曰：“乱本作乿，古治字也。”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称孔子者，上系武王君臣之际，记者谨之。才难，盖古语，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尧舜有天下之号。际，交会之间。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际，乃盛于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犹但有此数人尔，是才之难得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春秋传曰，“文王率商之畔国以事纣”，盖天下归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扬也。惟青、兖、冀，尚属纣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与之，人归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与泰伯，皆以至德称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断三分以下，别以孔子曰起之，而自为一章。”
古语“才难”，是泛言，如“末世无人物，衰朝无遇合”，此通行议论；圣人所叹，却从舜武多才际会极盛时，尚且不易得如此，“难”字意又进一层。
圣人心胸大，所叹在古今运会衰隆，世道升降，纯是天理上事。后人所见，却止得后世英雄豪杰失路不得志心事，淋漓悲壮，只成自己功利，皆意气之私。看得圣人一生栖栖，亦止是这个念头，发为感慨，却是绝不相比附处。
先列舜武两案，后断周才之盛几于唐虞尽矣，忽称周之至德，若不相蒙，若有不言之隐，后世遂有疑武王非圣人者。不知有二服事，虽文王之事，而亦武王之心；吊民伐罪，虽武王之事，而亦文王之道，时有不得不然者耳。故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此“周”字兼武王，对唐虞而言，言不独周之才可以继唐虞，周之德亦未始逊于唐虞也。
武王顺天应人，不得已而为之，圣人之德也。文王可为而不为，圣人之至德也。武王牧野以前，亦同文之至德，后乃迫于时耳。不曰文而曰周，未尝除武王也。
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原从武王得天下追论至未有天下时，以见周才皆受命于德，此所以足继唐虞，非谓武专用才取天下，而文以至德不用才也。武王之九人多用于文王时，武王十三年亦以服事殷，只是大业以文王始盛，而服事之德亦以文王为至耳。
或曰三分以下自为一章，而集注仍旧，盖一并合说，正足以见文武皆圣德，而服事之德为至德，两义并行不悖。
有谓汤有惭德，仲虺作诰以释之，乃知革命之事，其君不能无愧于心，而其臣不然也。先生曰：“虺与汤皆为天理至道，欲明其义，正恐后世如公等误看，故惭之释之，非后世谋篡之私恶也。”
有谓周臣久欲代商，文王弗许耳。先生曰：“管仲狐偃霸诈之才，尚知劝其君以尊王，况周之十乱，皆文王所简炼陶铸，而武王周公继用之，以道德相辅，岂可以后世功名之士佐逆造乱之所为，揣测三代贤臣耶？此朱子所以极辨史学之害，以其中在心术也。”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间，去声。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间，罅隙也，谓指其罅隙而非议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谓享祀丰洁。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韦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沟洫，田间水道，以正疆界、备旱潦者也。或丰或俭，各适其宜，所以无罅隙之可议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杨氏曰：“薄于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饰者宗庙朝廷之礼，所谓有天下而不与也，夫何间然之有。”
禹与尧舜之圣同，尧舜较大，禹较精严，其分际正在此耳。“无间”只是事事恰好，注所谓“各适其宜”，正见其心法之密，动容周旋中礼，非盛德之至者，不能纤微都到也。
禹只是个禹，不曾为有间处修篱补漏，其无间亦不在此零星件系也。圣人极意形容其心法之密，到此尽处，都见全身耳。
人主浑纯阙失，其大者尚推勘不得，何暇及间？求至于间，则全体已无可议，只在细微尽头处，或犹有毫发之憾乎？而其无间如是，乃见其至。
“间”字是吹毛求疵意。
“间”是搜求罅隙之谓，故曰“吾无间然”，不是禹无间然也。
“无间然”者，言一无可议也，与“连得间矣”之“间”同，正在事端上说，不指心也。心之有间无间，如何见得？惟其事端之显易细微处，无一可议，则其全体大用之精密可知。归本心原是推进一层语，只好在末句中说，非首句开端意也。
“间然”若说向心体上，则是疑禹非圣人而可也，但是事为之末，四面八方比较将来，有丝毫不斗笋缝处，虽无伤于圣人全体，然已得间矣。如此看，方是求圣人之间然。
首末二句文法虽一，意却不同。首句从全体大段说，末句从三段推勘极致而深叹之，非复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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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 原作“之”，据论孟集注考证改。
[2]治身 原作“冶身”，据礼记改，下句“治心”同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