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先生近年有“古籍今注今译”的提议，嘉惠后学实在并非浅鲜。“今注”这两个字实在是十二年前，我对张晓峰先生注《资治通鉴》时所建议的，经过十一年的工夫，由我及朋友、学生合力完成，但后因并无充足的校刊费用能将全书刊行，于是，商诸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欣然答应为之完成。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也用“今注”这个名字。至于“今译”乃为王老先生所独创。我所担任的是《春秋左传今注今译》的编辑工作，对此书我当在序中略有说明。
（一）《隋书·经籍志》载有《春秋左氏解谊》三十一卷，汉九江太守服虔注。他所分卷数与杜预的《春秋左传经传集解》三十卷不同。杜预书亦载于《隋书·经籍志》，自唐作《正义》就用了他，遂为唐后学者通用书。今也照服虔例分为三十一卷，所不同的是庄公杜预只有一卷，而我分为二卷，其余如僖公三卷，襄公六卷，昭公七卷，与杜预相同。我固然不能详悉服虔的分卷方法，但我只能想到庄公可以分为二卷而已。
（二）至于《左氏春秋》的作者，是否即《论语·公冶长》篇之“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所说的左丘明？据姚鼐说：“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余考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夫魏绛在晋悼公时，甫佐新军，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郑之后，赐乐独以与绛？魏献子合诸侯于位之人，而述其为政之美，词不恤其夸，此岂信史所为论本事而为之传者耶？《国风》之魏，至季札时，亡久矣，与邶、鄘、郐等，而札胡独美之曰：‘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此与‘魏大名’‘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之谈，皆造饰以媚魏君者耳。又明主之称，乃三晋篡位后之称，非季札时所宜有，适以见其诬焉耳。自东汉以来，其书独重，世皆溺其文辞，宋儒颇知其言之不尽信，然遂以讥及左氏，则过矣。彼儒者亲承孔子学以授其徒，言亦约耳，乌知后人增饰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则以存贤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虽不必丘明所记，而固已足贵，君子择焉可也。”（见《左传补注序》）
（三）孔子《春秋》与《左氏春秋》实是两部书，所以顾炎武《日知录》也说：“《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交于中国，则以创列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一人明矣。”《左氏春秋》是集合各国的史书而成，此种议论实由唐朝赵匡发端，他在《春秋集传纂例》书中说：“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释《春秋》，传成以后，盖其弟子及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入传，或有虽入而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而成此书，以广异闻尔。”所说“集诸国之史”甚确，但说“以释春秋”则非，然较为《春秋》作传比较更近于真相。不如说它们是两部书更可靠。并且左丘明双姓与《左氏春秋》的左不同，所以朱熹在“语类”中就以为“左氏倚相之后”，所以后来记载楚事甚多。比如，隐公元年，《春秋》所记共七条，而《左氏春秋》就有十三条，有时也有《春秋》有而《左氏春秋》没有的。或是相反的时候。这些皆能证两书的不同。
细看《春秋》与《左氏春秋》皆开始自鲁隐公，而所书纪年只以晋国事而论，亦始于晋文侯，早过于曲沃庄伯，而杜预曾见过真本纪年，他在后序中说：“曲沃庄伯三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就是公元前七二二年，从此以后各国史料始见丰富，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事。观《诗经》中，《雅》多作于西周，彼时东方列国尚无《国风》，卫武公所作抑篇尚用《雅》的诗调，即因卫国尚无他自有的诗调。《国风》的开始在于平王东迁以后，由此可见。东迁是在公元前七七〇年。再以出土的铜器而论，东周时代者多属列国的作品，与西周铜器多属王室者不同。由此观之，东迁以后，文化中心也随着政治中心而渐向东方转移，列国的史料开始愈加发达，这也是自然的现象。《汉书·艺文志》尚载有《公羊外传》五十篇，《公羊杂记》八十三篇，《穀梁外传》二十篇，内容虽然不能详细知道，大约也是记载同《左氏春秋》相类的故事。
（四）再细研究，两书不太相连，并非如《公羊传》《穀梁传》为解释《春秋》而作。兹举一两条为例作证据，如桓公元年末尾说：（1）“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而二年开首就说：（2）“宋华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可见（1）同（2）两条本来相连，后经刘歆或杜预两书相合后，始有现在的现象。又如桓公五年：（1）“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六年就说：（2）“春，自曹来朝，书曰‘寔来’，不复其国也。”此类尚多，举此例以概其余。
所谓《左氏春秋》是“以列国之史参之”，这话甚有道理。比如，宋国事常举六官的姓名，晋事常举三军或六军帅佐的姓名，必是抄自宋晋各国史官所记载的材料。
至于汉以后又发生刘歆请立《左氏传》于学官的问题，见《汉书》三十六卷《楚元王传》，刘向是楚元王的玄孙，而刘歆是他的儿子。他移书太常博士书责让他们，他又将《左氏传》与《公羊》《穀梁》二传并列为释经的传。其实汉朝学官已近于功名的途径，多立一科目则旧者必有所畏惧，因此必引起争端，所谓“利禄之途，然也”就是这种理由，书甚长现在不能博引，阅者可翻《楚元王传》即能明白，所以在此不必细讲。出于这种原因，刘歆必须将《左氏春秋》改为《春秋左氏传》，而博士弟子必说“左氏不传春秋”，以不抵制。至西晋杜预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见杜预《春秋序》）遂成现行的体系，杜并解释为“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见上序中）以辨别两书的不同各点，而不欲说他们是两部书。自唐以后遂相仍而不改，此书也不好例外；若独创一格，反使读者莫名其妙了，只在序中略说明我的见解。
至于编纂的经过亦当略述如后，最初“今注”由我口述而由文长徐女士笔录，至于“今译”则由刘翠溶女士担任，这是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以前的情形。这时刘女士往美国哈佛大学读书，自隐公元年至僖公二十八年共九十一年，恰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三分之一相近。以后我自己写了几年就由我口述而由李敏慧女士笔录，辅以其妹李素贞襄助抄写，以底于成，特记于此并志对诸位的感谢。
1970年2月夏正元旦·高阳
李宗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