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朙喆，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之法。門人三千，㒺不昭達，臨終之曰，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竝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朙世。而屈原履忠被讒，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敎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投，經書分卷，孝章卽位，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攺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爲之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顚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靑，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巳，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茍欲求進，强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朙，而損其清潔者也。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焱，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巳，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璦琚也。夕㩜洲之宿莽，則易濳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蕐而敶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蕐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㒺極，永不刋滅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