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氏傅四部丛刊续编经部上海涵芬楼借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夲影印原书版匡高十七公分，宽十二公分。
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已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已所当叙；五礼弗庸，已所当秩；五服弗章，已所当命；五刑弗用，已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圣人以天自处，斯文之兴丧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叙先后之伦，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礼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劝。有罪者必贬，而恶自此可惩。其志存乎经世，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放龙蛇，驱虎豹，其大要则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谓此书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是故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绳准，皆在此书。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自先圣门人以文学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赞一辞，盖立义之精如此。去圣既远，欲因遗经窥测圣人之用，岂易能乎。然世有先后，人心之所同然一尔。苟得其所同然者，虽越宇宙，若见圣人亲炙之也，而春秋之权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说，按为国是，独于春秋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乱华，莫之遏也。噫！至此极矣。仲尼亲手笔削，拨乱反正之书，亦可以行矣。天纵圣学，崇信是经，乃于斯时，奉承诏旨，辄不自揆，谨述所闻，为之说以献。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述纲领，学春秋者必知纲领，然后众目有条而不紊。自孟轲氏而下，发明纲领者凡七家。今载七家精要之词于卷首，智者即词以观义，则思过半矣。
孟轲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又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庄周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也，圣人议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汉董仲舒记夫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诵其师说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春秋。董氏治公羊学。其自言曰：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秋，礼义之大宗也。
隋王通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舍则无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
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过而学春秋，则大意立矣。春秋之间，有功者未有大于四国者也，有过者亦未有大于四国者也。不先治四国之功过，则事无统理，不得圣人之心矣。
横渠张载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凿。
河南程颐曰：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又曰：五经如药方，春秋犹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穷理之要。学者只观春秋，亦可以尽道矣。又曰：春秋传为按经为断。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无大小，莫不书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极谨严，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韩子之言，深得其旨。又曰：夫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巳，经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而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而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矣。明类例春秋之文，有事同则词同者，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词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例外通类者，斯得之矣。谨始例：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当国大臣冢宰。必以其事告于庙，秉笔史官必以其事书于策，缘始终之义，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柩前定位之初，缘臣民之心，不可旷年无君，故不待于三年毕丧之后，逾年春正月，乃谨始之时，得理之中者也，于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谨始，本不可以不正，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无焉，则不书即位，隐庄、闵、僖四公是也。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卫侯晋发之，书曰卫人立晋，以见内无所承，上不请命者，虽国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时，诸侯皆不请王命矣。然承国于先君者，则得书即位，以别于内。复无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齐孺子荼发之。荼、幼固不当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陈乞虽流涕欲立长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虽不敢死，以别于内，复无所承者可也。然乱伦失正，则天王所当治，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卫侯朔发之。朔杀伋寿，受其父宣公之命。尝有国矣，然四国纳之则贬，王人拒之则褒，于以见虽有父命，而乱伦失正者，王法所宜绝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虽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义，亦将壅而不行。故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欲立戏，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鲁人杀戏，立括之子，诸侯由是不睦。圣人以此义，非尽伦者不能断也。又特于首止之盟发之。夫以王世子而出会诸侯，以列国诸侯而上与王世子会，此例之变也，而春秋许之。郑伯奉承王命，不与是盟，此礼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将以爱易储贰，桓公纠合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国本不摇，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所谓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者也。至是变而之正，以大义为主，而崇高之势不与焉，然后即位，谨始之义终矣，万世之大伦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圣人莫能修之，谓此类尔。叙传授传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见本末。公羊、榖梁词辨而义精。学经以传为按，则当阅左氏；玩词以义为主，则当习公榖。如载惠公元妃继室及仲子之归于鲁，即隐公兄弟嫡庶之辨，摄让之实，可按而知也，当阅左氏，谓此类也。若夫来赗仲子，以为豫凶事，则诬矣。王正月之为大一统，及我欲之暨，不得巳也，当习公羊氏谓此类也。若夫母以子贵，媵妾许称夫人，则乱矣。叚，弟也，弗谓弟，公子也弗谓公子，贱叚而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当习榖梁氏谓此类也。若夫曲生条例，以大夫日卒为正，则凿矣。万物纷错，悬诸天，众言淆乱折诸圣，要在反求于心，断之以理，精择而慎取之，则美玉之与武玞，必有能辨之者。自晋杜预、范宁、唐啖助、赵匡，此数子者，用力甚勤，时有所取，虽造宫墙之侧，几得其门而入，要皆未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预七家之列。七家所造，固自有浅深，独程氏尝为之传，然其说甚略，于意则引而不发，欲使后学慎思明辨，自得于耳目见闻之外者也。故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榖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