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个阶级 (二)亲口承认古代学术的阶级性 (三)又只认派别不认阶级 (四)老子出生的时代问题 (五)反革命的老子 (六)老子的“最大功劳”! (七)弥缝工作中的漏洞 (八)又用照例的方法对付杨朱 (九)“打蛇打在七寸上” (一○)庄子反对摇动封建制度的工商业 (一一)庄子为什么是“守旧党的祖师”? (一二)“哲学史……变成灵异记”! (一三)“马生人”是“中紧理论”么? (一四)为什么抛弃第二种佐证? (一五)庄子的名学怎能与黑格尔的思想方式相比拟?

第七,胡博士论“孔子老子以前二三百年”的思潮既不从阶级的观点出发,而他论孔老和诸子的哲学更是如此。可是他不独没有否认阶级的存在,而他所说出的阶级比国内任何人要多上几倍。例如他在《哲学史》中说古代有五种社会阶级,即王,诸侯,大夫,士,庶人;在《白话文学史》中又新提出五个(自然是不成话),即

清客阶级,

文人阶级,

绅士阶级,

智识阶级,

和尚阶级。

当他讲杜威的教育哲学(见《胡适文存》卷二)时且说:

“古代的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阶级。古代的知识论和道德论都受有这种阶级制度的影响,所以论知识便有心与身,灵魂与肉体,心与物,经验与理性等等分别。论道德便有内与外,动机与结果,义与利,责任与兴趣等等分别。教育学说也受了这种影响,把知与行,道德与智慧,学校内的功课与学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两截不相联贯的事。

他既明知道古代(其实何止古代)一切学术思想都受阶级的影响,而他在《哲学史》中不独提及阶级两字至十六次之多,并且承认当时“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么,讲诸子哲学时,便应当将他们的阶级性弄清楚,说明白,才算得源源本本,有条不紊。不意关于这一点,他完全没有做到,不,完全没有企图这样去做。

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不外又是几派。当他讲孔子的时代时,说“那时代的反动大约有三种”:

第一,极端的破坏派,如老子邓析是。

第二,极端的厌世派,如晨门,荷蒉,丈人,长沮,桀溺是。

第三,积极的救世派,如孔子是。

什么是“破坏派”,“厌世派”,“救世派”,究竟是隶属于那几个阶级呢?划分阶级最多,并明知哲学不过是一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胡博士便缄口不言。单是这一点已足证明他的《哲学史大纲》的肤浅,这样一部书要想“使中国哲学史变色,岂非痴人说梦!

第八,《哲学史大纲》用两章叙述中国哲学怀胎时代的时势和思潮,而其所怀的第一胎是老子。梁启超以为“《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因举出六个可疑之点:(一)照《史记》的说法,老子既为孔子先辈,他的儿子宗即不能捱得到做魏将(因魏列为诸国,在孔子卒后六七十年),当汉景武时,他的八代孙即不能和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二)孔子,墨子孟子始终没有提及老子;(三)就令承认孔子会向老聃这个人问过礼,然照《礼记·曾子问篇》看,此人是一个拘谨守礼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四)《史记》关于老子的纪述,什有八九是从庄子中《天道》,《天运》,《外物》三篇杂凑而成,那些故事有些说是属于老聃,有些属于老莱子,连主名都没有确定;(五)老子“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是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一类的话太自由,太激烈,不像春秋时人说的;(六)老子书中所用“侯王”,“王侯”,“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一类成语,不像春秋时人所有;“仁义”两字对举,这本是孟子的专卖品;又“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一类的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的感觉;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系战国时的官名。他后来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又补充一点,说《老子》“书中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文,似是难儒家;有‘不尚贤,使民不争,’等文,似是难墨家;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文,似是难法家。”

我以为这些理由都是很充足的,尽可依照梁氏的话,确定《老子》一书为战国末年的作品。因为除这大批的证据外,我们还可补充几点:(一)这寥寥五千言的《道德经》两言“不贵难得之货”,又说“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身与货孰多”?所谓货就是商品,这种再三鄙视商品的话应是针对着商业发达的战国说的;(二)所有“民多利器,……人多伎巧……法令滋彰”,等语应是技术进步,法令繁多的战国时代的写照;(三)书中的词句简练,易于记诵,应为盛行作经(如,《韩非子·内储说》,《外储说》等经和《墨经》之类)的战国末期的产物。由此看来,胡博士所说的古代哲学的第一胎,“中国哲学的始祖”,便没有一点真实性了。

即抛开这一点不讲,专就他所描写的老子考究一下,也全失去这位“老太爷”的本来面目。他在“革命家之老子”一个标题下说道: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

他于是引出老子一批话和《伐檀》,《硕鼠》,《苕之华》等诗去对比,自以为是源流分明。其实老子是旧统治阶级(即封建地主)和旧贵族的代表,完全反对危害封建制度的。所以他是一个反动分子而非革命家。他代表统治阶级最明显的说法是: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他为着拥护封建贵族的利益,极力反对工商业,甚至于不惜主张回到封建最初自给自足的形态上去,所以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乘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试问像这样旧制度的反动代表和革命的《伐檀》,《硕鼠》两诗有什么渊源?!他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并不是替被压迫的人民主张利益,不过眼见商人的兼并,新地主的鲸吞(详情见后),予旧贵族和封建地主以莫大的打击,而当局复好作好为,征取浩繁,不能像封建盛世一样轻徭薄税,使人民得安居乐业,不起为乱,摇动封建制度的基础,特发几句牢骚,这与《伐檀》,《硕鼠》的抗议完全不同。至于他所谓“民不畏死”和“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是看见人民已经置生死于度外,要起来革命,特警告当局勿一味惨杀,免得火上加油,引起更大的风波,所以有“奈何以死惧之”的痛言,这与《苕之华》的“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这篇诗是破落的贵族极端厌世的消极表现,与被压迫的人民造反作乱的具有积极精神截然不同。可是我们的胡博士竟东拉西扯,牵强附会,将它们各各配合起来,作为互相影响的证据,本领固然不小,只是不值读者一粲!

老子的政治学说是反动的(我所谓反动是开倒车的意思,胡博士所谓反动仅指一种反响讲,所以他一方面称老子“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又称“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这样用法,殊嫌混淆),他的哲学是绝对的唯心论,什么“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什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都是没有根据,玄之义玄的把戏,和客观的真理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可是把戏映入胡博士的眼中,便变成稀世之宝,所以说:

“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

宣言“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又承认“那绝对博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的大的士对于老子所假设的这个“抽象的观念”的“道”不知道为什么又这样热心称赞,许为他的“最大功劳”?这是不是自相矛盾了?

此外,老子所谓“天地不仁”,所谓“无名之朴”,所谓“无为”,所谓“不争”,都是反映着一个垂死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贵族的愤恨,反动,消极,软弱的意识,没有什么微妙的大道理在里面。可是胡博士因为不从阶级的观点出发,不明白老子立论的来源,遂用自己的意思代为解释,什么“打破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呀,什么“那个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呀,什么“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呀,什么“狂风吹不断柳絮,齿落而舌长存”呀,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可惜一个不小心,漏出一个大破绽,就是:

“老子对于社会政治有两种学说:一是毁坏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强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

胡博士应当知道,这两种学说是绝不兼容的:要毁掉一切已经存在的文物制度,须用极严厉的干涉政策,经过长久的时间,才办得到(其实这种开倒车的干法,虽有极严厉的干涉政策,也不会成功),这和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恰恰相反。所以要实现第一种学说,便当抛弃第二种学说,反之,要实现第二种学说,便当抛弃第一种学说。即此一端,已足表现老子的种种说法只是一些泄愤或无聊的话,本来没有精密的系统,虽有胡博士为之穿凿附会,极力弥缝,也终不能掩其大漏洞了。

第九,战国时封建制度的破灭既成已定之局,无可挽回,则旧贵族和封建地主自然要因找不着出路而趋于悲观厌世。杨朱就是一个好例。孟子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的学说所以能盛行一时,正因其能代表破落贵族的心理,故人争归之。不过他的著作没有传世,《列子》书中虽有《杨朱篇》,但这是东晋晚出的伪书,因此此篇也有些成问题。胡博士根据《杨朱篇》来讲杨朱的哲学,照例又说,这“也是那个时势的产儿。当时的社会政治都是很纷乱的。战事连年不休,人民痛苦不堪。这种时代发生一种极端消极的哲学,是很自然的事。”其实若不将阶级关系弄清楚,专用“纷乱”,“战争”,“痛苦”,等字眼去说明这个“时势的产儿”的背景,决不会达到目的,因为这些字眼可以应用于当时每个哲学家的身上,然绝对不能说明,同样的“纷乱”,“战争”,“痛苦”,何以使老子,杨朱,庄子等成为反动派(某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认为“老子……杨子……庄子……的思想多少都是向着革命性,殊欠正确),孔子,墨子等成为改进派,陈仲子,许行等成为革命派。惟有从阶级的观点着眼,便可以明白个中的真相,因为第一种人是代表旧贵族和旧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当旧制度日趋崩溃而不可救药时,他们只有出于反动,厌世,或出世一途;第二种人中的孔子是代表士和新兴的地主阶级,墨子是代表小有产的农工阶级的(详情见后),当新势力日形发展时,他们的改造论便愈谈得起劲;第三种人是代表最下层的无产阶级(当然和现在所谓无产阶级不同,说详后)的,当这种人民的痛苦日深时,他们的刻苦自励也日进。要这样去分析,才算是“打蛇打在七寸上”,如果照胡博士的办法,那就无异“隔靴搔痒”!

又《哲学史大纲》讲杨朱的一篇夹在墨子和别墨两篇之间,使派别紊乱,系统不明,是编制上的一种错误,应将此篇改在别墨一篇之后和庄子一篇之前,才算妥当。

第十,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庄子和老子杨朱一样,是代表贵族和旧统治阶级的。所以在一方面他拥护君主,并要求回转到最初的封建时代,《天地篇》说:

“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亲,而万物之应备。……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

在另一方面他反对摇动封建制度的工商业,《德充符》说:

“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斵,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

《胠箧篇》说:

“擿玉毁珠,小盗不起。……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庄子既隶属于反动派,所以对于改进派的儒墨两家,施行攻击,斥为“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在宥篇》)同时他自己因为找不到出路,遂趋于所谓“出世主义”。他便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篇》)

胡博士批评庄子的学说,一则曰“这种极端‘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极端的守旧主义”,再则曰“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这是对的。但他不从阶级的观点立论,故只能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换句话说,他只知道庄子抱一种“极端守旧主义”,是“守旧党的祖师”,而不知道庄子为什么抱一种“极端守旧主义”,为什么是“守旧党的祖师”,所以他的持论是十分肤浅的。

其次他解释《庄子·寓言篇》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这几句话,也完全是牵强附会的。他以为: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禅’。”

这和从前的中国人把孔子“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的几句话比拟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说一样,都是犯了神经过敏的毛病。其实高唱唯心论的孔子庄子那里能真正转入唯物论,来体会“自然淘汰”和”物种由来”啊?即此一点,已足打破这些比附说而有余;况且在一切科学都不发达,只晓得讲什么“道”的古代,谁也不会注意到生物进化论,这是很自然的。否则拿胡博士自己的话来说:“哲学史便无学说先后演进的次序,竟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了!”

然他把《寓言篇》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解释得和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说一样,是以《至乐篇》的末章作为佐证的,就是:

“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笋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胡博士不征引这一段话则已,一征引这一段话,便将他所附会的话,一齐推翻了。他说“这些种子,得着水,……一层一层的进化,一直进到最高等的人类。这节文中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如今虽不可细考了,但是这个中坚理论是显而易见,毫无可疑的。”这一节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诚然不可细考,但马和人是不用细考可以确切认识的,试问“马生人”成其为“中坚理论”么?这样远于事实的胡说竟劳我们的大博士为之发挥光大,其用心良苦,不过是徒劳无功罢了!

但说到这里,我应当再声明一句。高唱“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庄子,决不肯正正经经,精精细细讲什么“生物进化论”,而他上面什么“为”,什么“生”,也决不是“生物进化论”,只是他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他这些话如果够得上“生物进化论”的资格,那他的《逍遥游》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变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段,也是绝好的“生物进化论”。胡博士为什么不一块儿征引出来,作为第二个佐证呢?就实际情形讲,庄子中这一类的说法不过是一些信手拈来的游戏文章。我们的大博士像煞有介事地称之为“生物进化论”,用全力加以发挥,实在是自己上了当啊!

此外,他以为庄子说的“彼〔即非是〕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等语和黑格尔(即《哲学史》所指的海智尔)思想进化的正反合三重进程式相符,更属奇谈。因为庄子的说法明明是指是非系相对的,原来没有一定,而黑氏的三重进程序则代表一种进步的,发展的观念,和前者相较,不独没有共同之点,并且还是完全相反的。我不懂胡博士何以具有一种比拟癖,好把一些不伦不类的事硬撮合在一块?!